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反对当代“花开不败”主义和传统形而上学

　　好一个“花开不败，花开不败啊！”。一篇所谓“励志”作文的复旦小资女“又臭又长”的牢骚赋、裹脚布，蔚为大观，好评如潮，也竟然拽出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这真是始料未及！

　　《花开不败》开的是谁家的花？又是怎么个不败法？稍有些批判理性的人都会看出，这花即是中国两千余年传统形而上学的大毒花，是自勾践以来的极端个人功欲主义（封建科举制是其最露骨的表现）的世界观、认识论；是武训式的只讲接受不讲反思批判的奴才式的愚昧奋斗观。因此说来，“花开不败”主义是勾践主义、武训主义；是吃饭主义、功欲主义、名校天堂主义。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之花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找到了它最适宜生长的“土壤”——城市（又何止是城市）小资情调者——从而不败。好一个花开，又好一个不败，如此这般，竟不见一字对其警觉批判，可想见其根深蒂固，何其毒也！

　　小资情调者是最容易得到满足的阶层，同时又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最不择手段、甚至于不惜毁灭自身。小资情调者在个体奋斗失败或浪漫情感失却之后，就很容易走向“少年维特”式的自我灭亡之路，这是由已经发生和即将要发生的我们周遭大量事例反复证明了的。（请参见笔者拙文《论自杀》）

　　小资情调者的一切追求归结起来其实就两点：幻想和“浪漫”。小资情调者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小资情调者，必须是要感觉高人一等的，即必须是要争得人上人的（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然，就是“290名的耻辱”，要“用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情与现实作最后的搏斗”，以至于挂上“杀进XX”的横幅、“默念几遍‘XX’，心情就会平静下来”。我们发现，勾践就是这样的“耻辱”与“搏斗”最生动地代言人。勾践绝非爱国主义者或复国主义者，勾践是把国家臣民当做工具的极端功欲主义者，是“可与共患难，不可共欢乐”以及“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发明人。勾践的奋斗观，所谓“卧薪尝胆”也只不过是在这个认识层面之上，一旦奋斗成功，也就要杀功臣。勾践的这等奋斗观和帝王政治被称颂了两千多年，早就该在历史的大酱缸中烂掉。现在却从新搬出这样的事例教育社会主义新人，真是岂有此理、荒唐之极！

　　当然，小资情调者如果没有勾践的“身世”，那就以一味奉迎、自我作践、奴性十足、卑躬屈膝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以求得阿Q式的安慰——这就是武训的方式。毛泽东曾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如武训者，其实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只讲接受，丝毫没有批判反抗的精神侏儒。我们说，任何一个时代之任何一个社会离开了批判（或者说学术性的批判），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就死了。青年人理应是善辩是非、能批判敢说话的主体，而在《花开不败》中，恰恰表现出武训主义的顽愚。《花开不败》中所描述的大量高三学生的生存事实应该当做一种揭露和批判出现，而不是全盘接受与赞扬。但作为泛娱乐化商业时代的产物——小资情调者——不希望认识也不能够认识。他们用武训主义的“陈词滥调”，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以及为这等幻想的奋斗，何其悲也！仿佛，中国的一切都是奴才主义、顺从主义、吃饭主义。殊不知人还是要有点精神才行！

　　老调子总归要唱完的，不是老调子用自己唱完了自己，就是在这唱中觉悟出新调子。像那等越王式的、武氏的花，还是快快败了的好；它要自己不败，那就只好强迫它败！我们可以不做理想主义者，我们亦非脱离现实主义者。但我们要做的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并行不悖。我们要做的现实主义者，是要在一定的认识水平上的现实主义者；是能够辨善恶、分美丑的现实主义者。说到底，小资情调者（特别是学生小资情调者），首先是作为受害者出现。他们受着商业化社会和日益管理技术化的戕害和“洗脑”，没办法也不得不认同“异化”本身。笔者无意给任何人扣任何帽子，笔者也没有权力扣帽子。笔者的意图是要找到当代“花开不败”主义的悠久历史形而上学传统，并且试图对这种现状和现状深处的历史传统进行整个的批判摧毁。既然“上帝死了”、“人死了”，颠覆传统形而上学唯我主义价值观，重立新的、创造的、人道的亦是真正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势在必行(像这样的花才是应当不败的）。而作为最敢思想、最激情、最无保守思想的青年人却圄于旧的、僵死的、毫无生命力的历史包袱中不得自拔，由此看来，大学精神的丧失实则是顺理成章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切进步效能在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教育体制的联合剿杀下行将就木，只有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和这种传统在今天的代表——“花开不败”主义——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总目的。这不是笔者的狂妄自大，而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