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文化大革命”

一、“穷人无能”

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整个社会只有大资产阶级具备宏观经济管理、大工业生产组织的“能力”。要维持社会化大生产运转，除了按资本主义方式，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别无选择。

假如法兰西当时不能维持社会化大生产运转，经济混乱，军火供应不上，很快就被别人灭了，因为同时期，英、法、德、俄都早已经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当时，拿破仑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维护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的共同利益。这大概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个实例。“决定”可表充分条件，也可表必要条件。在此处，“社会化大生产”是“拿破仑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必要条件之一。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只有大资产阶级具备宏观经济管理、大工业生产管理的能力”。

二、“穷人素质低”

为什么其它人，尤其是曾被拿破仑镇压的法国无产阶级没有这个能力？当时，对“穷人无能”问题普遍是从纯粹个体分析解释的：因为绝大多数穷人，比资本家“目光短浅、意志薄弱、缺乏理性、懒于学习”，假如穷人与资本家一样目光远大、意志坚强、理性充沛、热爱学习，具备资本家的能力，那就不是穷人了，总之，“穷人无能”是因为“穷人素质低”。从纯粹个体分析来看，这个观点既符合逻辑，也符合实证。牛顿、富兰克林、拉普拉斯就是穷人出身，后来不仅艰苦奋斗脱贫了，还成为令富人们钦佩、敬爱的人。尤其扫荡了欧洲大陆的拿破仑皇帝不是富人的孩子，使得这种纯粹个体分析的结论更有说服力。

三、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但人类社会偏偏总有些“异端”不满足于主流认识水平。“打工皇帝”们，个个都擅长通过胡思乱想，找到更有竞争力的方法。其中有位学徒出身的“打工皇帝”，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工作需要，都对探索“穷人素质低”这个原因的原因很感兴趣，他就是欧文。欧文把“集体环境”因素引入“穷人素质”问题研究，进行了多方面实验。

在农业方面，欧文用自己的经理人分红在美国购买了三万英亩土地，建立了十九个农庄，无偿提供给志愿者们，进行集体农庄实验。这方面的实验我没见过官方报导结果，但我听到的传言是：被骗光了，志愿者们最后鸟散了。

在工业方面，欧文提高工人工资，给予工人们种种福利，积极帮助特别有困难的工人，树立劳资合作风气。随着客观条件的改变，欧文手下的工人们“目光短浅、意志薄弱、缺乏理性、懒于学习”特点逐渐减少。当时，王公贵族、大小资本家、职业经理人、学者、善男信女都争相参观欧文的“模范工厂”，并一致做出好评。欧文倡导其它工厂也采取“模范工厂”方法，争取“社会共同进步”。可惜，其它工厂都不跟他学。为什么？因为“提高工人工资，给予工人福利”是需要钱的。欧文自己是工商管理天才，他能为企业获取到丰厚的超额利润，用部分超额利润，就能做实验。天才永远是个别，当时一般企业能获取到一般利润不被优质企业吞并都很艰难，假如一般工厂跟着学，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就会在竞争中破产。而当时其它工商管理天才，又并没有欧文同样的兴趣爱好。人各有所好，无可非议。例如，工商管理天才兴奋点在如何兼并其它企业，扩大自己企业规模，那在当时是“甘当螺丝钉”敬业爱岗的美德表现。而且欧文“积极帮助特别有困难的工人”也不是绝对的，对于旷工、酗酒、捣乱，经过一段时间帮助，仍屡教不改的工人，欧文在取得大多数工人认可后，照样把他们从企业里踢出去，任其自生自灭。

欧文实验表明：工人普遍“目光短浅、意志薄弱、缺乏理性、懒于学习”，与其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有关。这是因为工人普遍“目光短浅、意志薄弱、缺乏理性、懒于学习”，造成工人阶级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强化了“目光短浅、意志薄弱、缺乏理性、懒于学习”？还是因为工人阶级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造成工人普遍“目光短浅、意志薄弱、缺乏理性、懒于学习”？是环境造就人的素质，还是人的素质造就其环境？这成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四、“社会谋杀”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研究，指出：穷人处于被谋杀的境地。

“在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十五岁；在曼撤斯特，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了，……。”“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即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

当时，权利义务相对封建观念清晰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已经在欧洲确立，根据资产阶级法权，人由于被谋杀，而落入不幸境地，不应责备其无能。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按资产阶级法权，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穷人无能”、“穷人素质低”，不是穷人自身造成的。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仅不阻止这种社会谋杀，反倒维护这种社会谋杀。那就只好穷人自己反抗了，但穷人个体处于弱势，无力反抗。因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干什么？打破锁链，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党宣言》与“第一国际”就是那时的产物。

五、“强者革命”

“巴黎公社”是一次以无产者为主体的政权尝试。“巴黎公社”失败后，人们认识到，即使穷人团结起来，建立了政权，也无能维持政权。到底怎么办呢？

以波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右翼认为：退一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向资产阶级要求一些经济利益。资产阶级不答应，就罢工、游行，搞得资产阶级觉得不合算，就会给予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工人代表们还可以争取通过选举合法进入立法机构，制定有益工人的法规。

以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左翼认为：政权在别人手里，还是不可靠。即使是工人代表，按资产阶级的规则参与政治，难保会为工人阶级服务。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间派，居中调和。

三派当时都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穷人谋福利，当时欧洲穷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工人，所以三派共同组成了“工人国际”，即“第二国际”。目前欧洲国家的许多执政党，都源自“第二国际”。如：英国工党、挪威工党、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工党。连墨索里尼都曾经是“第二国际”成员，曾任意大利社会党省委书记，不过墨索里尼后来与“第二国际”左中右各派都不合，自己另立“法西斯”门派了。

其中列宁认为：只有通过“灌输”，无产者才能得解放。“灌输”分两个部分：（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列宁认为无产者由于其自身处境，无法产生其自身意识形态，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工联主义最多只能使得无产者暂时争取到一些经济利益，不能改变无产者被资产阶级奴役的现实，不改变这种现实，无产者的幸福还是无保障的。列宁的这个论断，后来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印证了，战争中为了各国资本扩张牺牲的炮灰，大部分是无产者。（2）夺取政权、维持政权的具体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治国用兵之术”。列宁号召：“想革命吗？那你就先成为个强者”！由谁灌输？最初由非无产者出身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们灌输，后来由得到被灌输到一定程度的无产者出身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参与，各种出身的共产主义者组成干部集体，对无产阶级群众灌输。

经过长期思想上、干部上、组织上的准备，列宁建立起了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有能力的革命团队。其中，列宁本人出身荣誉贵族家庭、托洛茨基出身富农家庭、伏龙芝出身军医家庭，捷尔仁斯基出身世袭贵族家庭。俄国无产者们在他们领导下，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六、“国有”与“公有”
苏联抵御住了外部侵略、消灭了内部资产阶级，建立起了国有经济。大部分苏联工人，都觉得万事大吉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因为实现了“国有”，并不等于就实现了“公有”。奴隶制斯巴达社会是“国有社会”，斯巴达人都是奴隶主，但个人没有财产，没有奴隶，全国的土地、工具与奴隶，都是斯巴达人的共同财产。但奴隶制斯巴达社会不是“公有社会”，斯巴达奴隶们连人身权都无保障，更别说财产权了。假如大部分苏联无产者不能真正参与国家管理，一切都由官僚做主，无产者还是改变不了被奴役的境地。尽管托洛茨基不断公开提醒人们注意成长中的专制势力，呼吁不断革命，但苏联绝大多数无产者还是没有警惕。据托洛茨基回忆：早在布列斯特和约时，工农代表们的短视就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苏联工农代表们先于托洛茨基一个多星期去谈判。德军总参谋部以美食，美酒，漂亮妞儿招待苏联工农代表们。等到托洛茨基达到时，他发现几乎所有的苏联工农代表们都不尤自主地站在德军总参谋部考虑问题了。

没强到有能力执国，即使名义上是国主，也被人架空，能力是别人不能替代的。但苏联在快速工业化、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定的。

七“文化大革命”

中国建立起了新中国，曾按苏联经济模式发展。中国人民还不够强到有能力执国。“四旧”阻碍着中国人民变强。于是毛主席反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一些坏官僚利用“老红卫兵”、盲从的农民与甚至释放的刑事罪犯，残害“黑五类”，以转嫁矛盾焦点、破坏文革形象。例如，在北京城驱逐“黑五类”的彭真被批判后，谢富治将军刚向大兴县传达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就发生了“大兴惨案”。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绝大多数当时还是些天真单纯的娃娃。他们以前受的革命教育是他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如何与“地富反坏右”做斗争。受的是苏联模式文化教育，有文化但是头脑特死板，刻舟求剑，有人一煽风点火就被利用。

那些坏官僚玩斗争，玩不过毛主席的。毛主席发动平民红卫兵，发动平民造反派，那些坏官僚就傻了。江青同志支持“井冈山”红卫兵，因为“井冈山”红卫兵是平民红卫兵。《党章》上写着“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支持平民红卫兵，遏止“老红卫兵”继续犯错误，符合人民的利益。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清华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负责人。所以，王光美被批判。自己的孩子害死无辜者性命，群众不能批判吗？刘少奇后来被批判是因为其另一些更深层次的错误。

后来全国普遍出现了“造反派革命组织”与“保守派革命组织”。“造反派”强调“人民主权”，强调“破四旧”，这无疑是正确的。“保守派”强调“秩序”。由于人与人功能上的不同，人类社会的“秩序”，总会存在“等级”、“差别”。是不是强调“秩序”，肯定“等级、差别”就不对呢？刘亚楼将军英年早世，没到文革就去世了了，不涉及“文革”派系问题。我们就以他的两则事迹，自己判断吧。

（1）建国初期，刘亚楼将军做空军司令员，指示：飞行员的伙食一定要好，营养第一兼顾滋味，还要有足够的水果与巧克力。那时，一般工农兵连巧克力是什么都没见过，飞行员的伙食待遇不仅比一般工农兵好，而且比大多数高级干部还好。

（2）1964年再次击落国民党U-2高空侦察机后，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空军首脑机关专程从北京赴漳州参加祝捷大会。主持会议的一位地方领导，讲话含糊不清，东拉西扯。刘亚楼当众夺过话筒，怒斥道：“你不懂，就不要乱弹琴！”众人皆惊。

有些“造反派”不是出于争取“人民主权”，“破四旧”动机，而是出于小人物自卑产生的嫉妒。“保守派”中有些也不是出于强调“秩序”，而是为了讨好当官的。而且两种派系中都有流氓坏分子混入，趁乱从事抢劫、强奸等刑事犯罪活动。

后来在很多地方，“造反派”与“保守派”武斗，“造反派”与解放军武斗，“造反派”与“造反派”武斗。最后解放军镇压了“激进造反派”，调解各派武斗。到文革中期，已无大规模武斗，社会治安比当今中国社会好。

经过“文革”，各种人，都进行了“灵魂深处的革命”。

“老红卫兵”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淘汰的势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最早因祸得福开壳的一批人。他们懂得了“假如自己不学无术，由他人指定正义或不正义，难免会成为可悲的工具”。

“造反派”中一批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懂得了“人民主权不能想当然，还得有能力”。

“保守派”与普通群众中的一些人，通过在“改革开放”中的自身遭遇，懂得了“不讲人民主权，秩序迟早会成为掠夺人民、摧残人民的秩序”。

进行“灵魂深处革命”后，人的素质会提高。还有很多中国人目前没开窍，不过不用着急，现实会继续教育他们的。再说，人民当家做主，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有当家做主的能力，只需要一定数量质量的人，就行。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都有已经经过“灵魂深处革命”，并初步掌握治国用兵技术的人，十七大已把“学有所教”列为党的第一工作任务。中国社会的人民民主，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