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些似是而非的“挺毛”言论

   警惕一些似是而非的“挺毛”言论　　

刚刚看到乌有之乡上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文革错不在理论在手段》（附后），如鲠在喉，（虽然明天星期一还要早起上班，仍然不得不挑灯夜战），简要地批驳一下。因为我们都清楚，中华民族崛起必须依靠重塑毛泽东这一精神信仰，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所以必须澄清认识（尤其在左派内部），以避免这类似是而非的“挺毛”言论继续混淆是非。　　

首先，该文在一番深奥的哲学探讨之后，“得出结论：如果以人为本是真理，由心而发的东西就是真理”。本人虽不具有多高的哲学修养，但凭着中学就学过的辨证唯物论，借用该文的语言“唯物辩证法就像一面镜子，只要拿起这面镜子一对照，就会发现”他的这一结论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虔诚的宗教徒都是“由心而发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是“由心而发的”，真理乎？　　

该文又一论述“文化大革命准确的理解是政治大革命”也是浅薄的。张宏良教授曾经多次讲到过“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不同，我这里就不必对此展开批驳了。　　

我要批驳的重点是该文的主要论点，即“文革理论正确手段错误”，“以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个人权威，他完全有把握在体制内解决路线问题，虽然阻力会很大，但有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军队作后盾，花上三五年时间，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但是，喜欢搞群众运动的他，也深得群众信任的他，选择了群众运动，以至引发全面的武斗”。“正确的理论，仅仅因为手段的错误，竟得出相反的结果，让人痛心疾首”。　　

以该文作者的见识，是完全不能理解毛泽东这样超越时空的伟人的大境界的！毛泽东从来没有认为发动一次文革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有些人把文革运动看作是他老人家排除刘少奇等党内异己的行动，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该文作者说毛泽东“花上三五年时间，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他根本就没有明白毛泽东要“达到什么目的”！依我说，以毛泽东的谋略，如果仅仅是对付刘少奇等几个走资派，连“三五个月”也用不了！世人都知道，毛泽东是举世罕见的超级谋略家，但很多人不懂得，毛泽东的谋略永远是服从于伟大的战略的——那就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谋略从来都是“阳谋”。　　

毛泽东穿越千年的目光始终是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彻底觉醒。毛泽东讲过：“人民是需要教育的”。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在教育人民（正因为如此，在“四个伟大”中，他只接受“teacher”这一称号）。在他旷古未有的心怀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从落后封闭的农业社会改造成雄起于世界东方的工业国家，都算不得什么伟业。打败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更是戳破一只纸老虎的小事一桩。毛泽东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一件大事：就是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  ，所以他必须发动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因为他明白，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极其短暂的、有限的，在他有限的一生中，只能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子子孙孙传承下去，才是他老人家的伟大事业得以不朽的根本保证！　　

另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光辉思想的毛泽东却从来不用武力来解决思想问题，也从来不采取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政敌，甚至对叛变投敌都采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态度，无论对王明、张国焘，还是对刘、邓（还有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看法，说林彪是毛泽东用导弹打下来的，这都是以市井俗人的心思来揣测毛泽东）。毛泽东这种胸怀在其六十多年的政治实践中有不胜枚举的实例可以证明，但绝大多数人仍然视而不见（可见毛泽东的境界高出常人有多远！）。相信人民，相信真理，坚信正义在我手中，这正是毛泽东远远比斯大林英明的地方，那个热衷于搞暗杀的蒋介石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就因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他最清楚只有思想的力量才能永恒！　　

至于“文革的最大错误是只抓革命不促生产”，“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这样惨重的损失都堪称一场浩劫”。该文作者这种拾人牙慧的“浩劫论”与某些领导人的“崩溃边缘论”如出一辙，早已被广大网民用事实驳得体无完肤，要知道，文革可不是几百年前的事，经历文革的人大都健在（包括本人），所以本人就不再多费笔墨逐一去驳斥了。　　

本人特别想说的是，我相信该文作者安庆仁也是属于左翼人士，我并不怀疑作者的立场和动机，但正因为如此，这样貌似客观的言论才更容易使人迷惑，更需要警惕！如果连左派都不能正确全面地理解毛泽东一生所办的这“第二件大事”，不能领会毛泽东传给我们的最宝贵精神遗产，还怎么去继承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唤醒几十年被灌醉的大众，怎么去教育以后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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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文革错不在理论在手段　　

                     作者：安庆仁　　

http://www.blogchina.com/20090326691955.html　　

一、真理及真理的来源　　

彻底否定文革的哲学根据就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讨论“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理以及真理又是怎么来的，只要这两个问题有了答案，其他一切矛盾就能迎刃而解。　　

（一）、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已大体上达成共识，所谓真理，就是人类必需遵循的在客观世界里存在着的规律。人们通常所说的真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规律，二是社会规律说伦理也对。真理虽然有绝对和相对之分别，换言之虽然有些真理属于相对真理，但限定这些相对真理成立的外在条件要非常充分才行，不能是小范围的、短时间的，应该具备很大的时空背景和社会背景才能成立。　　

2007年5月欧洲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奇特的行星，这个行星被灼热的固态水覆盖着。由此我们可知，一、“水在高温下成固态”是相对真理；二、这个相对真理有很大的时空背景，一个质量和体积庞大的星体；三、这个相对真理成立的外在条件非常充分，特殊的大气压环境不是人造的，而是自然形成的。　　

这个发现，无疑改变了人类的某些固有观念，即“水在零下凝结成固态”。实际上人类的这个认识，只是76个大气压下的结论，也就是说，“水在零下凝结成固态”是相对于76个大气压条件下的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这个发现有力的批判了人类经验的主观性，人类总是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别人，而从来不去辩证的思考，别人是否也在用自己的逻辑以同样的方法否定着人类的逻辑。　　

欧洲天文学家随后说，这样的星体不会有生命存在。当他们从人类的角度做出这个武断的结论，无疑说明人类太自以为是了。众所周知，在大洋深处的火山口附近，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生物圈和具有特殊物质结构形态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应该问了，既然那样高温高压的环境可以演化出生命，难道说温度更高一些压力更大一些的环境，就不能演化出生命么？显然，我们不能说哪里不适合生命存在，而应该说不适合人类存在才对。也不能说，碳氢结构是生命的唯一物质结构形态。　　

（二）、真理的来源　　

真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哲学界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但直到最近30年，认知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出现，这个争论才有答案：真理有三个来源，一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这种实践不是一次两次实践，而是许多次实践，这些实践也不能是同一模式，否则无论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实践，本质上只是一次实践，而一次实践的结论是不能作为真理使用的。　　

真理的第二个来源是严谨的逻辑分析。休谟在《人性论》中有很好的说明，“理性的作用在于发现真理和谬误；真理和谬误包容在观念的实在关系或实在存在和事实的符合或不符合中。因此，凡是不涉及这种符合或不符合的东西，都不可能是真的或假的，而且绝不可能成为我们理性的对象。”休谟的观点就是说，理性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当理性依照严谨的逻辑规则展开，就能够窥探到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　　

关于真理的第二个来源，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康德，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寻找人类的精神之源。我们知道，欧洲文字不同于中国象形字，他们无法从文字的起源中探寻人类的心灵问题，因为他们无法认识自己祖先使用的文字。这其实也正是逻辑和逻辑学在欧洲诞生的原因。康德对于逻辑的理解和使用非常成功，他撇开文化的连续性，用理性的逻辑分析，推理出很多正确的结论。在中国人看来，离开物证，抽象的谈论逻辑近似于玄妙，但今天看，许多事实的确如他所说。　　

逻辑和逻辑学的意义之一在于说明，有些真理先于实践而存在，当这种真理其真理地位一旦被逻辑确立，其可靠性不容怀疑。在此先试举一例，《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解放军政治学院1984年出版的文集，书中提到，1966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改变了……”“防止改变颜色”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之一，中国究竟改没改变颜色呢？反正前苏联是改变颜色了，不特如此，还灭忘了。　　

从前苏联解体这个例子看，毛泽东这个讲话无疑具有真理意义。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哲学家，从事物诞生之前，就预见到了事物的形态和本质，包括结果都预见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存在主义在中国一度流行，但几乎没有人真的看懂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毛泽东思想，两者的哲学原理是非常吻合的。一、共同强调社会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二、尊重和鼓励底层社会的个性化发展，三、毫不妥协的反对中间的特权阶层。　　

真理的第三个来源是由心而发。从人类学的角度讲，社会应该为人类服务，社会好比衣服，人不能成为衣服的架子。所以构建某些必要的社会规则，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让人类机械的屈从于社会的摆布，而是为了通过某种秩序，从社会内部挖掘出更多的让人类心灵感到满足和愉悦的潜力。　　

反过来看，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人类的心灵感到愉悦，进而让心灵痛苦，这个社会显然不是为人类构建的，这无异于等于说这是一个虚无化人类的社会。人类社会虚无化人类，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也是人类不可能接受的。到这里结论也就出来了，——凡是让人类心灵感到愉悦的，同时又能够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所有观点，从人类的角度看，那就是真理。　　

人本主义学派其实就是这个观点，任何一个社会都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意味着，凡是符合人本性而又不破坏自然与社会平衡的思想就是真理。展开了说，真理就是要让人类的心灵感到愉悦，倒过来说，凡是让人类心灵感到快乐的就是真理。真理不能给人类的心灵带来伤害，真理也不会给人类的心灵带来伤害，因为真理是人类心灵的快乐之源，是人类的精神之源。　　

结论：如果以人为本是真理，由心而发的东西就是真理。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接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吗　　

文化大革命准确的理解是政治大革命，是建国后十七年党内矛盾的一次总爆发，这一点张天荣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文中讲的既具体又直白。　　

文章中，张天荣批评毛泽东把党内的问题都公开化了，这给群众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张天荣实际上是抱怨毛泽东不该揭大家的老底，那些事怎么能让老百姓知道呢，所谓“给群众思想造成了极大混乱”无非是因为群众了解了真相，却原来，有些人做的跟他们说的完全是两码事，即如此，群众思想又岂能不混乱。　　

党内问题应不应该公开化，现在已经不存悬疑，比如一些重大决策，就应该公开化，否则内部运作，谁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呢？比如干部提拔使用，没有公开化就不可能避免带病提拔现象；再比如官员财产问题，如果公开化了，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腐败。事实上文革前那17年，有些人虽然谈不上很腐败，但以权谋私搞特殊化却是非常严重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子女走后门当兵和上大学这两件事。　　

另一个问题也存在，领导干部包庇犯罪子女。　　

这些问题张春桥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也点到位了。　　

同时张天荣也不认同毛泽东发明的“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 　　

历史过去了几十年，要给“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找到答案，我们除了寄希望建国后十七年那段历史的档案能公诸于众，再就只能去当年的大批判文章中寻找蛛丝马迹了。那些大批判文章声泪俱下的控诉工厂里的管、卡、压、扣、罚现象，如果事实的确如此，这完全可以被看作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了。　　

当然不能认为管、卡、压、扣、罚就都是错误的，有些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当时的工厂管理体制：一长挂帅、“四总”当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体现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反而还伤害了工人的感情，比这更坏的是，有些道德品质很坏的厂长、“四总”， 通过管、卡、压、扣、罚手段欺负女工。事实上这跟现在的国有企业没有任何区别，女人只要长得漂亮一点，早早晚晚得让他们弄上床。　　

至于姜思毅的文章《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要落到实处》，如果拿到今天看对有些人则是个反讽。　　

“要彻底否定‘大民主’。所谓‘大民主’是‘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和方法，它的主要特征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实践证明‘大民主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取消党、取消党的领导的恶劣手段，是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集中表象。‘大民主’最不民主，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肆意侵犯，是对组织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肆意破坏。”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否定“大民主”以后，社会又是什么样呢？答案很简单，如果说“‘大民主’最不民主，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肆意侵犯”，那么我们今天完全有理由说，没有了‘大民主’，人民民主权利不仅仅是被肆意侵犯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谈不上。　　

彻底否定是不符合辩证法精神的。彻底否定本质上是彻底保护，即否定某一个利益群体的同时，肯定另一个利益群体，这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　　

唯物辩证法就像一面镜子，只要拿起这面镜子一对照，就会发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诀议》是这样给文革定性的：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份《诀议》，谁又能得出毛泽东错了的结论呢？我们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的确远见卓识，未卜先知。　　

三、错误的是手段　　

以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个人权威，他完全有把握在体制内解决路线问题，虽然阻力会很大，但有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军队作后盾，花上三五年时间，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但是，喜欢搞群众运动的他，也深得群众信任的他，选择了群众运动，以至引发全面的武斗。　　

正确的理论，仅仅因为手段的错误，竟得出相反的结果，让人痛心疾首。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这样惨重的损失都堪称一场浩劫。　　

文革前后搞了十年，中国经济仅国民收入一项就损失了五千亿。　　

一份数据上说，1967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减少了9.6%,1968年又比1967年减少4.2%。粮食产量，1967年虽然有增长，但1968年比1967年减少一百二十五亿斤。钢产量，1967年比上年减少503万吨，1968年又减少125万吨。原煤产量，1967年比上年减少4600万吨，发电量，1967年比上年减少51亿度，1968年又减少58亿度……　　

文革的最大错误是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如果文革能秉持战争年代的传统方法，一头闹革命，一头搞生产，中国社会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同时文革那种全面否定建国后17年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共产党执政，即便让资产阶级钻了些空子，也还是共产党的政权，怎么能一概否定呢，成绩依然属于共产党吗。　　

再一个问题是，不能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的作用，更不能彻底排斥之。宇宙是一种阴阳结合体，两种势力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社会也是这样，正如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离不开社会主义因素一样，社会主义内部也不能离开资本主义因素，离开了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就成了孤立事物，而孤立事物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　　

辩证的看，文革是一场痛，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给了我们深刻地启发，只有革命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革命的智慧。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既要加以限制，又不能限制的过死；既要利用他们有用的部分，又不能让他们飞扬跋扈；既要让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又不能让资本主义尾大不掉。把握好这个关系是很难的，既有赖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也有赖于领导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