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十年讲话摘录

周恩来十年讲话摘录　　

按：最近见到周总理的一讲话集，感到对了解历史和当前认识问题很有帮助，特摘录如下，供网友参考。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6.05.21

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经过实践考验，是要不断分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变坏的。大庆的知识分子是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不巩固，换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坏的。

我们对老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

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

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不造反？

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

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10.28

思想问题和政治态度问题。思想上，红卫兵成员总是要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先进的少数总是要团结多数，孤立极少数的右派，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不管处在哪个时期，哪个阶段，总是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这是辩证法的规律，这是主席的思想。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目前青年还有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在成年人里，思想和政治态度是统一的，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很快，要经过多次变动才能固定政治倾向，不能一次就看出左、中、右，不能因他受工作组操纵蒙蔽，就说他是右派，他还是要变的，过早的肯定是不实际的。　　

我们这几年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嘛！因此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因此我给红卫兵讲了民主集中制。他们要关人扣人，我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不好？现在就来接班了？主席说，五四运动当时不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可怕！我和他们说，给你们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大民主呀！这样大的民主，总还要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到毛主席领导手里吧！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的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这就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更有利于保卫民主。再就是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是不能罢，你们团体的领导可以换，但不能将各级领导宣布罢官，扣人，抄家也不要搞。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乱抄家、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当然宣传以后，有的人也会再犯，但也不要责备他们，要再宣传。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1966.12.0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们是有距离的，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阶级斗争，我们在六二年、六三年就重视了。这次斗争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引向更高的阶段，这次革命更高更深，贯彻各个领域，文化大革命更高级，还认识不到，为什么？这同我们党的历史的发展有关系。我党历来就有路线斗争，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

　 　

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

　 　

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回去，三级干部会议绝大部分没有开好，只个别开的比较好，有的没有开成，稀稀拉拉，为什么？就是认识不一致，没有认识到要过社会主义关，没有决心脱裤子，引火烧身，检查自己，有的还拿多数压少数，还组织工人保自己。发生了问题，又把矛盾上交中央。发生问题后，群众一迫，不负责任的什么都签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对这么大的革命认识不深，有些城市还发生流血事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领导革命化，首先要请教主席的著作，…下头要深入请教群众，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到实践中去，抓典型，树样板，拿出经验来。吃透两头在于领导的以身作则。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有什么舍不得。青年人都敢上刀山下火海，我们过去敢于入虎穴，入地狱，现在有什么舍不得一身剐，要革命关键是革自己的命，彻底承认错误，不搞两面派。搞两面派的，要彻底交待。没有这个决心，在运动中就会被抛弃。

　 　

周恩来接见工业系统二十一个单位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3.28

　 　

1949 年是军队打天下，从上而下地军事管制，从国民党的上层中把一小撮抛出去以外，其它都接收过来了。党的机构是我们的，政府机构重新组成、企业、学校全部包了下来，包括政府部门也用了一些人，虽然不是原封不动，但政府机关总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进来的或者是蜕化变质的。从 1949 年后不断地进行这样地斗争；农村中的清匪反霸，把恶霸打击了一批，但不等于没有坏人了，总还有一批地、富、反、坏分子。第二是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中搞的，先搞党内而后才搞党外；到现在已近十五年了，总有一些打入党内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重新生长，也有钻进来的。 57 年反右，划了几十万右派，有的已摘了帽子，又有一批重新钻进来占据领导岗位。 62 年反右倾：国外是三和一少，国内是三自一包，这都是修正主义，影响当时的状态，是党内一股右倾思想，是一股逆流，通过毛主席在中全会进一步阐明阶级斗争学说，本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后来进一步阐明就进一步提起了阶级斗争这个纲。 63 年搞四清运动搞了三年，首先农村而后企业，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下去，当然也出现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问题。而后的文艺改革破了一些， 64 年戏剧、舞蹈、音乐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舞台上出现了为工农服务的艺术。这一系列的斗争都是夺权斗争，在党内的领导机关或在一些部门都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好了思想准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地自下而上的、真正的广大的革命群众的夺权斗争，是史无前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十月革命没有这样广泛，这次运动的特点是在我党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军队保护下的群众性的夺权斗争。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这段斗争更复杂，更广泛地触及到人们灵魂深处。主要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普遍夺权。从广义上说是夺“私”字的权，建立“公”字的权，这是革命小将提出来的，这在人们头脑中带有普遍意义，这包括革命造反派。　　

　 　

　 　

周恩来、陈毅与范文同、武元甲的谈话　　

周恩来

　1967 年 4 月　 12 日，北京

所以，要建立“公有制”体系，你依靠谁？根据解放后 17 年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是完不成这一进程的。

我已经跟你谈过，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私有制”。这不仅是因为国际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因为国内还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残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农村还有大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此外，在中国各地还存在着几千年的封建影响和资本主义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就算扫过了，还会有新灰尘落下。上面所说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的土壤。过去 17 年，我们与“三反分子”进行斗争，现在，又有新的三反分子。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改造，但现在党内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曾对右派分子进行了批判，但现在党内又出现了新的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推翻后，又产生了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寨最显著的特点是破除了个人主义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坚持集体主义，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是。后来毛泽东同志参观了大寨，肯定了大寨的做法。

在像大寨这样有 300 到 1000 农民的生产队里，依然存在着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问题十分复杂。全国有 80 万到 90 万个生产队，你可以想象问题范围有多大。每个生产队大概有 200 户人家，全国有大约 160 万户人家。城市还有许多工厂。所以，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群众运动，就没法发现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谁是资本家的代理人。

我们要依靠谁来发动农民和工人呢？如果我们依靠党员和团员，有一个等级观念的问题，官官相护，我们的目标就会半途而废。

中央一级，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他们压制群众，把群众分成三种：左派、中间派和右派。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右派，即是反革命，就会遭到人身攻击，甚至被抓起来。在派了工作组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里，全国出现了反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群众运动的逆流。在 6 、 7 月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所有的大中学校都镇压了批判领导的学生。这种现象证明了毛主席在几年前说过的话：等级制要求盲目服从，所以中央某个人的错误会殃及全国。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赫鲁晓夫能在苏联上台。

在全国解放斗争中，不同路线，不管是资产阶级路线还是无产阶级路线，共同的敌人都是帝国主义者。但是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有这个共同敌人，两条路线自然就成了对抗性的了。

首先，我们要懂得，一旦群众受到教育，觉悟提高了，一旦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的力量就是无限的。仅去年一年，生产的产量非常高，超过了原定的指标，特别是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一方面，群众组织中有派性，使实现大联合还有很多困难。另一方面，那些与资产阶级路线决裂、站在群众一边的革命干部，现在想官复原职。我们不能让他们官复原职，因为这样作，实际上就是旧制度复辟。因此，我们现在要反对两种思潮。

我们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那一套，特别是刘少奇在过去犯的错误都公诸于众。他写的东西、起草的文件，是反对党的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我在飞机上已说过一些情况。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刘少奇也犯了错误。虽然他在口头上也反对大国、大党政策，实际上，他实行的就是这种政策。 1963 年他在越南访问时，你们大概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错误。在刘少奇领导下，彭真、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们不尊重兄弟党间的平等关系。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的所有具体错误，不过刘少奇的错误现在已经很清楚。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中，刘少奇搞沙文主义，在与苏哈托的关系上，他搞失败主义。这类例子很多。

只要人民参加人民战争，革命就会前进，就能扫除旧制度的残余，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

1967.9.18

周恩来

有人问：刘少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除非是现行犯，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现行杀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毛主席指示我们：不仅要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总结反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才完全。犯错误是允许的，有时甚至于总结错误的经验也是需要的，能够总结起来也是好的嘛，其实大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也要多次观察才能定论。不能一下犯了大错误，就下棍子打死？我们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要把一切阶级都消灭了的最先进的阶级，所以最有政治度量。它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要改造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的心胸嘛。推翻了资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彻底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话。毛主席常常讲，最近还讲这个问题，最近在一个介绍军训的批语上，又引了这段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无产阶级的心胸是应该宽广的，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考验每个领导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团结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要和他作斗争，一方面团结他，为了推行革命运动。巴黎公社主要成员并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马上表示支持，并不因他是别一派而不支持，总希望他能搞成功。失败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列宁当着党内争论的时候，他团结了一切赞成和支持他的人，所以变成了一个时候的多数派，布尔维克。在一次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上变成多数，以后又变为少数。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决定十月革命起义的时候，党的政治局加米涅夫、季若维也夫，这两个政治委员出卖了革命，他们在党外的报纸上泄露了起义日期这个机密，等于是叛徒。他们承认错误后，列宁也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头。托洛茨基参加了十月革命，他并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吸收他在俄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里头，差不多整个列宁在世的时候，政治局里头是几派的，不是都跟列宁思想一致的。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差不多十年以内，都是按照列宁的路线，团结这些不同意见的人。经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人承认错误以后，都容纳下来了。这说明判断一个人，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考察，斯大林也曾经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一次错误，他自己承认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批判的孟什维克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后来也承认了错误，他说列宁的指示是对的（此处由几个字看不清）决定的是真理，而他自己当时等于一个鬼，说了完全是反动的话，现在承认错误，斯大林还是把他容纳在共产国际里作工作。这都是允许的。对犯错误的人，你还得经过多次考察，这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斯大林在苏联宪法公布以后，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切党内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都是来自国外，通通说成是人民公敌，这个当然不妥当，所以肃反就扩大化了。在中国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一向是马列主义的，而且有发展。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团结 -- 批评 -- 团结，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规律。对于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毛主席用这个政策，对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也用这个政策。即使是解放以后受高饶集团影响的和彭黄集团影响的，都是采用这个政策，这样就孤立了反党头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改的头子，而多数人争取过来了，这使我们党能把民主革命斗争领导到胜利，现在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是经过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譬如拿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到 " 七大 " 以前，十年之间，就用了三年功夫整风。当时整风是在战争的年月中进行的，只能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而且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过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这样做，就是好同志了。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较少，甚至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是一般的说，现在应该再深一步地看这个问题了）。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区工作 " 模范 " 自居。邓小平当时又成为江西执行 " 左 " 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当时 " 左 " 倾路线所反对的，在名称上叫做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古×。后三位都牺牲了。唯有邓小平还在，又居首位，结果他就变成了好象是个正确的了。因此在 " 七大 " 以后，对这两个人不得不给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给予信任。并且在 " 七大 " 的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这就说明，对刘少奇、邓小平需要进行二十多年的考察，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报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 " 七大 " 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战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况。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当时刘少奇提出 " 和平民主新阶段 " ，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定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 " 永垂不朽 " 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 " 劳资两利 " 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第四件大事， " 八大 " 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矛盾，忘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的事我就不说了。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 " 左 " 实 " 右 " 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编者按：这是周总理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际形势；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军队现在所担负的任务。）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　

　 　

周总理论二月逆流和右倾翻案风

周恩来

1967.09.20

今年一月由上海工人阶级为首，联合了革命群众组织展开向上海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经伟大领袖批准，传播到全国，这样就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更进一步唤起了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的觉悟，认识到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展开和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这就形成了全国一月革命的高潮。当然，革命发展高涨了，那么，阻碍革命不甘心失败的分子就要出来了。走资派不甘心失败，暗中操纵，就出现了二月逆流。又经过伟大领袖指出，经中央文革努力击退了二月逆流。

周恩来在卫生系统“打倒老爷卫生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9.27

就是要真正打垮老爷卫生部。这不是用一句话，一个口号或仅仅批判几个人就够了的。应该从头、从上而下，都要把老爷卫生部的作风都要打倒。所以具体的对象是打倒卫生系统的几个头头，具体的工作呢，就是真正的把我们卫生系统的，不管是行政单位的，医疗单位的，教育单位的，生产单位的，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到广大的贫苦群众中去，到那个没有医生、没有医药的地方，农村中去，或是缺少医药缺少卫生的农村中去。这是你们最主要的服务的方向。当然啦，也要留一部分在城市里为城市里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啦，为机关工作人员服务啦。但是这个经常地不要忘记，每一个医务行政人员、医务医疗人员都要记住，你们一年都要以一定的时间，规定出来，到农村去服务。从这样的实践中，就懂得怎么样子来改造、斗批改了，就是改造我们卫生系统的组织编制，怎么来改造我们卫生的教育，改造我们医疗制度。这一切都是属于打倒老爷卫生部的范围。　　

　 　

周恩来接见福建革造会负责人时的讲话摘要

周恩来

1967.10.05

　 　

主席提出“斗私批修”，这是大方向。对外是美蒋国内是斗私批修。批修，是革命的一份力量，“斗私”，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　　

不要把一个人看死了。过去一些观点也不一定对犯了错误不允许人家改，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说要一看二帮。　　

周恩来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7.10.10

　 　

主席说：文化革命不止是一次，要搞几次、几十次。因为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解决。他就会影响到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嘛！影响我们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搞复辟嘛！即使世界问题解决了，全世界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到那时还有思想问题，还有政治问题，还有人有野心篡夺领导。主席说了：实现巩固共产主义这是几百年的事情，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嘛！哪里那么容易。

要犯很多错误，我是说现在不行，将来还有希望，要经过无数次的锻炼，犯了不少错误，希望不犯大错误。只大方向对政策掌握不好，同样还不是要犯错误，可以使大方向失败。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总结那么几条，成绩固然要总结，但大家是知道的，只要几句话带过去就可以了，但更重要的是要总结那些缺点、错误的经验，以使吸取教训，有所改进，有所前进，这是我在六五年政府工作报告发表的时候，毛主席在我们报告中加的两段话。你们要学总结经验，特别是总结错误的经验可是不容易啊！总结成绩可容易。要人家说你的成绩。自己说自己缺点错误，这就有希望了，才能前进，不然就不能前进！

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就说过：要承认山头，然后才可以消灭山头，承认山头，尊重山头，然后才可以消灭山头。这三句话你们记着。我们是各个解放区各个方面军客观存在的事实嘛！不要主观主义的。第二叫尊重山头，自己的山头靠在一起总是亲热得很，受了一点委屈马上就支持。主席常说，一个山头的见到，什么话都能说，写自己都可以。要是别人说一句话就不得了，就要火了。你们（对二司）自己写自己不要紧。如果新华工骂你们一两句话，你们就不得了，轻轻的都要计较的，这不叫山头呀！主席有一个办法就是尊重山头。各人说自己山头的缺点，不说对方，第一，承认客观现实，第二尊重对方，只说自己不说对方。然后才做到逐渐的消灭山头，还不是一下子消灭。我们主席指挥的解放军是最统一的，但也要非常注意，有些老将都在山头问题上犯错误。我这是老将，何况你们小将，我们不能主观主义，我不是责备你们，只告诉你们注意这个问题，总结经验教训。

周恩来张春桥对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1967.10.28

第一，立足国内、搞好生产、不吃进口粮。

我们对农民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搞对了，具体的由农民自己去搞，就会增产。不需要上面事事干涉，纸上谈兵，不懂装懂。过去农村工作部瞎指挥，应该搞合作社了，他还要砍掉。当然，那是受刘少奇的思想影响。农业八字宪法是主席提出的。是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只要提纲挈领告给农民，具体怎么办，农民自己是会安排的。你说刘少奇他不干涉？他跑到京汉路，刚一走，就说地瓜好，高产。他在全国提倡大种地瓜，结果吃了大亏。种了以后，其它粮食就调剂不过来。弄得河北很吃这个亏。我们农业口子，过去就是弄得很繁琐，规定何时耕种，种什么、怎么种、等等，一年四季，总是要发指示，主席一直是反对的。过去减产，同瞎指挥关系很大。好，今年不指挥了，也没有什么指示了，只是提醒一下子三秋要做得好一点，农民自己是会搞的。农村靠的是集体，靠的是贫下中农，积累经验，总结提高，不是靠上面瞎指挥。今年的丰产就是证明。

农业，看起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有大的发展，比现在的数字还要高。

我们响应了主席的号召，主席的第一个号召就是不吃进口粮，进口粮食，是我们瞎指挥搞成的，本来没有进口。五九年、六零、六一年有灾荒，这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瞎指挥。没有那么多的产量，虚报数字。上面高兴虚报数字，农业口宣传虚报数字，财贸口跟着提高征购指标。我们国务院当然要负责。那时征购比现在多得多，最高收购×百多亿斤。购到手，后来又回销。这不是农村搞坏了的，是我们上面没有实现主席在一九五九年春季告农村公社社员的信，违反了主席路线。对主席的信，有些地方根本没跟农民读，农民根本不晓得。四川李井泉就是这样搞的。恐怕不止一个地方。国务院指标定高了，征购数字高了，七千人大会上我讲了这个错误，承认了这个错误。现在看，第一，不要瞎指挥。第二，不要搞高征购。原来就不靠进口嘛，现在已经摆脱了。现在虽然还有进口，外国人也懂得，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出口，一部分用于品种兑换，进口小麦，出口大米、大豆。品种调换划得来，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小麦。一部分是为了刺激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要有一些粮食用来换购。现在棉花取消换购了，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了。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增加国家储备。国家储备很有必要。现在国家整个库存已经超过过去的库存了，

一旦国家有事，可以周转。这是过去没有做到的，现在做到了。因此，我们进口粮食完全是为了建设和战备的需要，不是市场和交换的需要。实际上，从六五年粮食年度开始，进口粮的性质就改变了，今年改变更大。主席不是要我们抓好粮食，抓好棉花，抓好布疋吗？不吃进口粮，主席的第一个要求实现了。

第二，主席要我们逐步做到南粮不北调。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初步实现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两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有余，两个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也自给有余。这是好事，这是一大转折。东北已经自给了，辽宁不够可以从黑龙江、吉林调剂。我们还要求东北调出一些，调进关内供应北京。南粮不北调，把北京、天津都算上，就是说东北三省，加上晋、翼、鲁、豫、陕、再加上内蒙，九个省内部调剂的话，搞得好，七○年可以完全自给。如果把长江以北都算北边，那就可以更早实现，现在是开始初步实现。第一，从六六年起不吃进口粮了；第二从六七年开始初步实现南粮不北调了。当然我们还要储备。这是粮食问题上的主席的两大要求。

当然主席不止这两大要求，还有第三，主席要求不要多征购，要藏粮于民，备战、备荒、为人民。主席在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要多征购，藏富于民。好处是一旦有事，农村中到处有粮食。如果大战在中国土地上发生，消灭帝国主义在我们这一代，那就应该有很好的准备。

城市人口不要多增加了，稍微增加一点，农村销售尽量减少。要逐步做到自己都能够周转，一个县的范围，一个公社的范围，几个公社的范围，能够自己周转，不需要再调粮食到农村去销售。现在农村销量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农村销量一减少，征购数字自然不需要那么多。

城市人口总要相应的增加一些。因此带来一个问题，城市人口有必要动员一部分去农村发展生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下乡，这是主席规定的方针。我们要使人口平衡地发展，这是长期计划，不能过分集中。工业也要分散到交通要道。逐步跟着铁路线的发展，到人口比较少的地方去。

面向农村不是都搞农业，农村中也要发展加工工业，甚至一部分手工业，有些地方电力送不到，全国都电气化要相当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总还要有些手工业，手工业还是工业嘛！要在这方面发展，然后往交通沿线上发展，不仅铁路沿线，公路沿线也都要发展工业，这样就把城乡结合起来了。要使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要使城乡结合，这是个长期方向。过去不平衡的偏颇的状态，畸形状态，这是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沿海几个城市那么大，许多地区人口那么少，要慢慢发展。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经济、买办经济造成的。只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在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改变这种长期形成的情况。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工人阶级要把全民都化为工人，这是长期的任务。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拿中国来说，要解放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劳动者，剥削阶级，游手好闲的人都没有了，剥削阶级分子逐步改造好了，这是个长期的工作。不然城市总有游手好闲的人，给工作不做，叫他到农村，他不去。

要使粮食不多征购，必须跟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跟备战联系起来，跟远大前途联系起来。备战、备荒、为人民，三者的结合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所以要减少粮食征购，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增长少，农村销量减少；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毛主席这样一个要求是远大的想法。

关于藏富于民。完全靠国家的仓库藏粮，没有那么多仓库，也不利搬运，一旦有事就被动。要分到一个一个生产队，由他们自己去藏，甚至社员也能替集体藏粮，那就好办了。这样容易转移，容易保存。他会注意保管，会注意新粮换旧粮，一旦有事，很有利。

我刚才把总的形势，把主席的指导方针讲了，不是打气吗？不要瞎指挥，生产大增，粮食×千×百亿斤，棉花超过×千万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是大跃进嘛！高指标都能实现了嘛。当然不是夸大数字，这是实事求是。根据主席的指导方针，而且中心的一条，是高级领导机关不要瞎指挥。我们有个经验，农林口瘫痪了，反而丰收。主席说，农村工作部取消了，这是农民一大解放。现在农林口又瘫痪了，就是少管你们，你们少管底下，就好一些。农林口不需要那么多人，现在也没管事，这倒反而好，农业一样的丰收。农业是基础，靠群众嘛！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1967.12.10

总理：

中医也有消极的东西，吃了饭不能吃冷的，吃了这不吃那，……我不相信那一套。极少数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主要还是增强体质。如果这样就大众化了。我国卫生工作既不能学资本主义，也不能学修正主义，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让卫生成为人人的常识，成为人民的习惯。肥皂最好不用，肥皂并不好。你们年青人不懂，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我就不常用，不是必需品，牙膏也是一样不一定用，农民也不用牙膏，不一定坏牙多，坏牙的城市的人多，很多是退化。打破卫生的许多迷信，你们好好讨论一下，把老爷部打破。

　 　

卫生系统最好办，可以用卫生知识为人民服务，在基层可以在下面搞卫生、宣传，培训卫生人员，还可防病。最容易下放的是教育、卫生，一半劳动，一半教育，帮助人民学文化，既教政治又教科学。这二个部最容易为人民服务。工业部门就不能这样，不能到处办工厂，农村部门也可以下去，开荒办农场。国务院有些部有问题，教育卫生只要方向对，很快就可以下去，消除文盲，带徒弟。军队搞文化教育，很快就消除文盲。最容易往下推的，是教育卫生，面向农村，为群众，要从卫生教育带头。　　

周恩来接见亚非作协外宾的讲话

周恩来

1967.12.22

摘要：

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经济革命之后，还有一个组织革命。首先党要整顿。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群众学会了自己教育自己，而不是让干部教育他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调查出我们的干部很多问题。我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转入地下，搞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又与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国民党、开明士绅合作。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还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进行合作，直到全国胜利。这样我党混入了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反动分子。解放后十多年，党员由一百多万一下子发展到一千多万，问题很自然就复杂了。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1968.01.03

上次我讲了公费医疗的问题，有多少人？（总理详细询问和计算了享有公费和劳保医疗的人数及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这个数字说明只给少数人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为城市服务，县、镇也是为城市服务，也不下乡，公社也有不下乡的，也只给能走到他那里的人服务。把县、镇和农村一部分人算上，只一亿人口，现在全国七亿人，只为一亿人口服务，百分之十五的比例还是合适的，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工资高，特殊化。出门诊费吗？（答：过去不出挂号费，现在出。）与市民一样吗？（答：一样。）当然出得起。住院优先，药品免费，组织好大夫会诊。

为公费医疗一年出多少钱？（答：×亿。）这么多钱就为××万人服务！百分之十五，就是一亿另五百万，其中职工多少？（先念副总理：××万。）就算××万吧，也只百分之××，享受劳保也还是少数，对七亿人来说，就更少了。（总理又询问和计算了享受劳保的职工和家属人数）

实际就是这些人特殊化，七亿人口中一亿多人特殊化，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特殊化，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不满意，我们的卫生工作怎样能继续下去！

进城后，主席批示白学光的揭发后，卫生工作没有转变方向，不是面向群众，面向农村。首先应当面向农村，然后面向群众。当然，职工、一般党员还是群众，长字号的还是少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享受公费医疗，把其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应享受的权利给剥夺了，侵占了。加上解放军和家属也不超过百分之二十。总之，百分之二十的人享受了公费医疗，剥夺和侵占了其他百分之八十的人的权利。从阶级观点看，我们怎么能心安呢！十人中只有二人享受公费医疗。（先念副总理：两人中还有特殊。）八个人享受不到公费医疗，站在一起排队，如果有阶级感情，他们怎么会心安。所以主席批评的“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一点没有夸张嘛！是实事求是的，抓住了要害。

劳保福利主要还是高级人员享受，少数人特殊化。你说说，特殊化有那些？是那些人？（代表答：有司局长、学生、教员……）我们培养学生是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大学生没当干部就享受了公费医疗了，你们（指学生）还闹，要和他们讲讲，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照老制度搞下去，那还不是走修正主义道路？要让他们懂得经济基础。

今天来的有学生没有？（答：有。）你们天天嚷反修，打倒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就在这里，这就是培养你们走修正主义道路。（众笑）你再说说怎样特殊化？（代表答：分十三级以上，司局级，门诊住院优先。）门诊、开刀可以提前，会诊找好大夫，药品可以比别人多拿。要遇到薄一波还不是一毛不拔？他是二级干部，还要补贴，说他儿子多，真是怪事！我们早就说该取消了。杨尚昆还是要给他。山西商人，这不是我说的，是五三年批判他的时候先念同志说的。

不仅门诊，还有出诊，门诊、住院、医疗、药品，（某代表：还有病假条子。）开假条子，这是医生旧的习惯势力，官大一点开假条子就容易，其实没有什么病也要休假，一开就是半年、一年，也不扣工资。工人半年就要扣工资，他们十年也不扣，这次文化大革命他也不病了。（众笑）还有什么？（众答。略）还有十一级、十三级、十七级，这是大城市，到县里就扩大了。从延安就有点影响，建国以来就搞这个级别，动都动不得，听报告还分级别，根据工作职务和需要嘛！为什么要搞级别，工作需要就可以听嘛！有人生病在床上动也动不得，你给他票有什么用呢？空着个位子。

有十一级、十三级、十七级三大级，听报告、医疗都不同。军队也有这个级吗？（答：有。）你们×××医院有个元帅屋子，现在造反了，大字报贴满了，地板上也是，路也不好走，听说砸了，我赞成，这也是特殊化。

（总理又计算了公费医疗和劳保经费开支情况，约×亿元，连同军队在内约×亿元。）如果把这些钱用在七亿人身上，每人平均约×元左右，当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医疗队的同志，把药送到农村，不要运费，农民平均医疗费要多少？（医疗队代表答：每人平均×元）每人需要×元，如果给×元多，自己加一半，这样经费不再增加多少，方向一转就改观了。这样一搞，享受公费医疗和劳保的人就要多了。劳保要少一些，公费医疗要更少一些，如果将来实行供给制，也得艰苦朴素，如果管理不好一样浪费，实行供给制一样存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人舍不得吃药，有的人浪费。人一离开，你去检查，不知堆了多少药没有吃，你不给他，他乱骂，你给他，他又不吃，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干部有，军队里也有，当然这是少数。

全年整个卫生经费多少？（答：×亿。）公费医疗占多少？（答：百分之二十。）如果把这笔钱拿来面向农村，面向群众，就是大改革了，这是个大改革。这个制度改了就是反修，立了新制度就是防修，反修防修就在一举手之间，但是不容易。砸烂老爷卫生部要有这样生动的例子。你们是不是写过这样文章？（联合总部代表：没有。）你们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好不好？写的要具体。你们写总比我写精确些吧！砸烂老爷卫生部要有这样生动的文章，说服力就大了。

毛主席说得很对，“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周恩来在首都“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誓师大会的讲话

周恩来

1868.01.07

因为卫生系统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卫生系统的干扰、影响，也必须联系到十几年来老爷卫生部在许多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而执行了或者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或者从苏联修正主义方面抄来的，或者从我们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卫生制度、教育制度，等等。

　 　

卫生部也好，卫生部门也好，都要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积极预防，团结中西医，依靠群众，从根本上扭转卫生工作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总理翻阅《纪要》）前面还有，总起来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以《六·二六》伟大指示为思想武器，彻底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建立人民卫生部，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积极预防，团结中西医，依靠群众，从根本上扭转卫生工作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就是真正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走向农村走向群众的一个组织落实的工作。不然，我们喊几个空口号，还是半个革命家，还不是个完全革命家嘛，你们要做，实践毛主席的语录嘛！就要把毛主席的话，把我们的计划真正组织落实。如果这样做，我看首先要改革中央的卫生部。　　

团结中西医，形成中国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卫生工作的一条医疗卫生工作的道路。团结中西医的口号，也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十多年前，毛主席就作了指示，但到现在，中西医的工作怎么结合得好？不仅团结中西医，还要结合中西医，形成一个中国的医学。用毛泽东的思想统帅一切，把中医整理出来，跟西医比较有科学性的那部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中国的医学。这个中国医学，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且为世界革命人民服务。（热烈鼓掌，呼口号）我看这个工作也是一个普及和提高。普及，就要在这一次分配到农村去的每个医疗队里都能有一个中医，或者中医学校毕业的，或者当地吸收。当地可能吸收不止一个，可能有两个。这样，中西医不仅能团结，而且能结合。这里就要群众大家来讨论，来研究，在实践中，从治疗工作中促进中西医逐渐联合起来，结合起来。然后就会产生新的医学上的一些发明、创造。正如毛主席说的，不断总结经验，就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所以团结中西医，结合中西医，走中国由毛泽东思想统帅的医学道路，这不是一句空话，也要通过实践。当然，也要提高罗。一个医疗队，两个医疗队，有不同的经验，然后由研究所，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所来加以系统化，来提高。订这样个计划，从今年开始，从农村医疗队开始，有个多少年后，总会放出光彩。不然，毛主席提出十多年，到现在中西医还吵架，还对立，还互相看不起。你怎么能结合呢？所以，一切问题要在实践中把思想认识统一起来，才能逐步地结合，成为新的东西。这是第三个问题。　　

　 　

周恩来粟裕接见国防工业系统和科委部分同志的讲话

周恩来

1968.01.17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主席最近的解释，名义上叫文化大革命，但首先是进行思想革命，跟着就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组织革命。这也就是 1963 年社会主义教育的第二十期上所说的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都要进行改革。

当然多数是头脑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私”字作怪，是社会思潮，形左实右，这是普遍现象。但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按毛泽东思想来医治，去掉“私”字，增长“公”字，增强党性。我们有什么派呀，我们只有一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什么性，就是无产阶级党性。

周恩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1968.02.02

　 　

我们的建设方面，因为革命越彻底，建设方面就会越好。“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抓工作，抓战备，去年，因为刚才说了，夺走资派的权的这两条路线斗争中，在这个决定性关键时刻，走资派不甘心于失败，退出舞台，坏人在利用，敌探、特务在捣乱，所以在夺权的斗争中，引起了革命群众组织的派性。大部分干部解放不出来。因此大联合和三结合都不容易实现，要经过这么一个弯路，这么一个曲折，所以，当时就影响了生产，这是你们都知道的。在农业生产方面，没有受影响，相反地，农业生产空前的丰收，报上来的数目是有折扣的，因为我们伟大领袖说了，鉴于一个时候，我们国家征购的粮食太多了，指标太高了，估产太高了，所以公社的群众懂得粮食丰产，可是报产总少报一点。你们农业口的同志懂得，报告上来去年是×××亿斤，实际上是达到×××亿斤，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的这个产量，二十一个省市区丰产，其他是平产，或者略微减产一点，虽然有不少的灾荒，虽然我们国家的化肥供应比前年少，可是靠着我们劳动人民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了灾害，战胜了缺少化肥，拿自己农家肥料抵补它。

毛主席早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上就说了，他说他希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付的代价，希望要能够比民主革命阶段所付代价少一点，时间短一点。当时，我不能理解主席那句话，我曾经问过主席，我说是不是指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他说不是，那是小问题。那时主席意识到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们跟着主席学的人，常常是思想非常落后，跟不上，当然，主席那是种预见啰！到底出现什么现象？什么时候出现？那是运动的开展才能看出来。但是主席是料到了，料的果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概也是大约可以计算为三年吧！可是我们算一算，我们付的代价肯定比解放战争，比抗美援朝少，时间如果在六九年能够结束这个运动，那时间也就是二十年，从开国到六九年。那比我们民主革命，从共产党诞生的那天算起，那是二十八年；如果从十月革命后，我们思想的准备算起，从毛主席的《湘江评论》算起，那个时候，是付了三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努力来证实、响应主席这个希望。要实现这个希望，关键就在于我们今年要比去年搞得更好。

我们应该为大家找锻炼的出路，比如说搞农业基地，不是跟公社去争地，许多可以去开荒的地方，拿我们现在的工资，我们可以做为投资嘛，我们还有一部分行政可以作为投资嘛，大家轮流去劳动，留一批下来在这个地方工作、考验，大批劳动，定期轮换，这是一个办法，是假设的！让大家去考虑、讨论。然后有新的事业发展，就可以调一批人出去，经过学习，经过思想革命、政治革命，我们还要经济革命，在劳动上还要改造呢！我们很多机关也是不接近工农兵的嘛！还是知识分子，我们把自己从家门到校门然后到部门，要改成要跟工农兵结合，锻炼自己，然后再担负工作会更好。

周恩来接见国防科委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8.04.20

我现在先把我们伟大领袖的批示念给大家听：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最好的证明是杨成武，他去年有一篇文章叫“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发表了，他还发通知号召军队学习这篇文章。毛主席看了是不满意的，没有看下去就丢在一边。后来，戚本禹拾起来帮助他修改，强加《人民日报》登出来。当然，这个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不是杨成武发明的，是从一个牺牲了的空军战士的日记本中发现的，一个很朴素的战士，他心中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一种激情，一种不大科学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作为科学的语言，写成文章的标题这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尤其是一个在中央做工作的，以代总参谋长的名义发表则是更严重的事情。当时毛主席看了就不高兴这事，不过那时没有多讲，口头上说过，后来抓住湖南来电的机会作了批示，湖南有几件事报告主席、中央，要在韶山建立主席塑像，韶山铁路通车，他们在报告里说：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省革筹小组将如何如何，毛主席抓住这个机会，把几件事连贯起来，批评了杨成武这个标题。杨成武受到主席批评后，他还胡说乱道，戚本禹也叫喊觉得没有什么，认为可以写，“表示群众的革命激情嘛！”他说他就想不通，一定要不写，讲不过去。杨成武还说这在哲学上也是讲得通的。杨成武懂什么哲学！就这样胡说乱道，他就这样狂妄！毛主席把杨成武的文章退回来，江青同志还跟杨成武当面说过，这在毛主席思想里是通不过的，是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他又不听。毛主席抓住这个机会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批示，主要是这两点，

关于树立威信的问题，毛主席在去年九月发表的最新指示中也讲过，一个革命组织总是“以我为核心”，你们两派总是要那一派为核心，自封自己为核心是最蠢的事。你们今天两派都在座，我也不是专门指那一派，我也是客观的叙述，凡是自封“我这派是核心”，“排斥另一派，都是愚蠢的。两个革命群众组织都或多或少犯过错误，那一派封自己一贯正确，“以我核心”，这不可能嘛！这点应该警惕。

在全国解放前夕，我们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文件上就写了不准祝寿，不准送礼。毛主席讲，我们不能被中国封建资产阶级旧习气所侵袭。你们应该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但有些同志就是不听，湖南省革筹小组准备在毛主席生日那天祝寿庆贺，建立毛主席塑像，然后通车。毛主席就是不赞成，指示“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包含所有的人，老少男女都要遵守毛主席的教导。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希望严格遵守执行。

因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现在我们是工农联盟，农民尽管合作化了，但还是集体农民，还不是无产阶级，他还是在一个过程中。不仅是一般的农民，就是贫下中农也还是小资产阶级，从农民的意识形态上就可看出来，所以，怎么能一下子把小资产阶级派性反对掉了呢？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只有经过长期的生活锻炼，才能得到改造。当然也有很好的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比我们无产阶级出身的工人还要先进的也有，譬如山西的陈永贵，在各派斗争中，他的立场站得非常稳，他虽是集体农民，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可是他代表的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共产党的党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这种先进人物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数量还是相当大的，现在的现状还是要不断地克服。

你们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要学一点在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也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要学习毛主席的精神，毛主席教育了多少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我就是一个，我不回避你们的，我也犯过路线错误，现在还跟着主席走，有时又犯错误，一经提醒，很快改过来。毛主席也要我们现身说法，毛主席在去年九月最新指示中指出：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把我们的切身经验告诉你们，所以我再重复这个话。

周恩来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8.09.07

　 　

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周恩来的讲话 1973.8.6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基础还是农村人民公社。今天《人民日报》上登了七里营人民公杜的报道。毛主席十五年前在这里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指示这面红旗现在还树着，还在飞跃，还在前进。那里的环境条件与大寨不同，是平原，碱地、涝洼、沙窝子。现在改造好了。我们的公社，有最多的劳动人民，是社会的基础。真想把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工业化，就要以农业为基础，首先要农业过关。现在还不能说我们的农业过关了。还在过关的过程中。农村人口还不少。苏联搞了五十六年，农业还没过关，自留地、黑市占多数，真正的集体经济不发展。去年，他们进口了三千万吨粮食，今年上半年气候不好，又进口一千四百万吨粮食。搞得世界粮价飞腾，影响各国人民生活，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这是很好的对照嘛！他们搞了五十六年；我们搞了二十四年，还不到他们的一半时间。我们按照主席指示，把人民公社办好，我们的农业正在过关之中。在农村，少说也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现在一年只生产五千亿斤（两亿五千万吨）粮食，这个数目还是不够，。全国平均每人才有六百多斤。当然，不能光靠粮食，还得农、林、牧、副、渔都有，要各方面全面发展。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都要搞好。不然，农村还是不能很好地发展。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新血液，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下乡青年都是有文化的中学生，在城镇受过十年教育后到农村去的，下去要帮助农村人民搞好农业生产。当然，首先要抓上层建筑抓思想政治路线，抓领导，也要推广自然科学知识，对农村有帮助。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看成世世代代的长期事业，战略部署。从六二年到七二年，下乡八百万人，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响应主席号召下去的。其中有二百万转到了工厂、升学，或者转到别处去了，还有六百多万下乡青年在农村，绝大多数是好的。我们选了些典型，有个人插队的，象邢燕子，是回老家的，响应毛主席号召下去的。侯隽，是从城市下乡的，两个人同伴去的，那一个没有坚持下来，不干了，她坚持了下来，在农村十多年了。她们是个人下去的。　　

最重要的是政洽领导，路线决定一切。政治路线不对，你说话没有人听；政治路线正确，说话才灵。　　

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9.03.25

总理回忆了从 21 年开始党内二条路线斗争史，二条路线斗争贯串在四十八年的党史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陈独秀右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三次“左”倾路线。主要表现在：①盲目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主张攻打城市；②主张打阵地战。在遵义会议上才确立毛主席为党中央主席，当时陈毅是有功的，一票之差。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又犯右倾机会主义，曲解统一战线。王明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最近在加拿大修字号报纸上写文章大骂。八大时主席宽大，还给他在中央委员中保留一个名额，现在公开叛国、叛党。中国文化革命胜利是继十月革命后的伟大胜利，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革命中彻底被打败，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最大的阶级斗争，党内、国内、国际都这样有人说，你们只抓路线斗争，不抓阶级斗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毛主席在 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由路线斗争谈到了走那条路的问题，主席在七大时就已经指出，《愚公移山》中就谈到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提出走那条道路问题， 45 年后路线斗争很剧烈，有人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毛主席论断非常英明，和平民主新阶段实际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内和国际斗争是互相联系着的。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的发言

1969.04.14

毛主席，在讲话中要我们回顾党的四十八年历史，我们应该经常回顾党的历史，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回顾党在四十八年所积累的胜利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回顾党在国际关系中的斗争经验，回顾我们为什么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二十年后的今天，又面临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只有懂得了这些，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卫生工作时时刻刻要有敌情观念。他的敌情，是对自然界的敌情──疾病。但是卫生工作人员应该有政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现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要对自然界疾病作斗争，而且要对社会上的敌人作斗争。（热烈鼓掌）我们希望卫生界的同志们，你们的敌情观念要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界的敌情，一类是社会上的敌情。不要只注意显微镜下的细菌、毒瘤，忘掉社会上的“细菌”，社会上的“毒瘤”。（呼口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的，应该这样！不仅在社会上，就是在你们卫生系统，卫生部门里、医院里、学校里，或者医药公司等等，等等，就没有一、两个坏人？不能这样说。当然坏人是少数。也许一个小单位里没有，但是一个大单位里就常常有。应该号召我们整个卫生系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一定要把眼睛擦亮。眼睛不仅看显微镜底下的东西，要看我们周围的社会，周围不良的、坏的现象。从不良的坏的现象里头，透过现象，透过多种现象，看到本质。看出这个是好的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坏的阶级敌人。（热烈鼓掌）并且希望大家注意，这个数目不会很多的，一定总是占百分比很小很小。可是要通过许多的表面现象，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抓出坏人，抓出阶级敌人。

　 　

　 　

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主席九大期间的讲话

周恩来

1969.05.14

秘书处几位同志加另外几位同志，即 4 月 11 日、 13 日大会秘书处，各大组负责同志召见会议，是个人笔记，未经毛主席审阅，记错了我负说错的责任。（以上为周总理讲话，下面开始传达。括号内为周总理和林彪的插话。）

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种在历史上不少，可以看看，我们的党发展的历史。（总理：不要只看到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毛主席和大家谈话的中心和关键。）历史上很多经验教训要经常讲，时时讲，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不犯少犯这种错误。

可以看看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 1923 年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刘仁静是托派，是中国托派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要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种矛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合作，不许斗争，不许批评国民党，批评是不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主要是合作，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有的叫、有的不叫。河南省的李维汉就不叫，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就仓皇逃跑。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了。工人、学生、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海陆丰，西部乡村，广西省东南等，但是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但实权在国民党军阀手里。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些军队，一是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先锋队，林彪在这里，发展成两个师，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是广州暴动。

（总理：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他向国民党反对政府开了第一枪，但是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自力更生。苏联代表当时答应给军火，可是打了败仗，给了也会失掉的。国民党在汕头开枪，就与之分裂了。南昌起义一是不搞土地革命，二是依靠外援，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向红卫兵讲，你们大方向对，但并不是什么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这个我是有痛苦的教训的，但对红卫兵来讲对比差十万八千里。当时起义部队有个警卫团从武汉到南昌去，响应起义号召，没去成，后来遇上毛主席，就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

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我们没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又有人跟刘少奇在武汉交械投降，刘少奇这个问题有材料，工人、农民运动都打散了，我们到乡下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城市呆不住，蒋介石要杀，只有到乡下，既要打起来了，有人就要一切都打倒，不管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要打倒，除了工人、农民以外，都要打倒，农民中富农也要打倒。

民主革命有两个区别，一是资产阶级分为二部分，一是官僚买办，另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能动民族资产阶级，另一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富农出租或多余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富农不发达，贫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六大”也提出过这个口号，但“六大”没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没解决乡村包围城市，没解决革命重点在农村，当时有点城市如赣州，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教训我们，常常不只一次，二次，碰得头破血流，才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而犯“左”倾错误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了嘛，要同国民党斗争，国民党要杀人嘛，拿起枪来，对待国民党，眼杀红了，当时有些人就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盲动主义， 1927 年底到 28 年初。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线， 1930 年 6 月到 8 月。三次是王明路线， 31 年到 35 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发现叛徒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说李立三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搞的更左。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更厉害，时间长损失大。内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比如江西的 AB 团、罗章龙在上海另立山头，张国焘另搞一套。

立三路线后出了王明路线，有一部分右倾思想的人，不搞党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他们分裂党，另立中央，时间很短，可是把一部分很好的同志牺牲了，象林育南、李求实，他们是反王明路线的，至今我们还悼念这些同志，但头头并不好，罗章龙是头头。解放后，根据刘少奇叛徒哲学，用罗当翻译，在武汉大学教书，现在扣起来了。第三条是张国焘，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北，四方面军力量大，主席说张国焘不讲方针政策，只讲实力大小，他看一方面军从四万减少到八千，就不顺眼，就把队伍拉出去，搞分裂，事情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想把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扣留下来，我们知道了就北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北上，又遇上了任弼时的二方面军，会合了，最后一、二、三个方面军都在北方汇合，很大的胜利，成为我们党领导主要骨干。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批判他，他不干了，后查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在北京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他要投降，又跑回来了。张国焘单人匹马，马也没有，单人一个，谁分裂党，下场就和张国焘一样。

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有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选他做中央委员有困难，他与朱德、陈毅差不多，许世友同志不同意选他们，说他们反对红四军几十年，红四军七大以后，他们领导开八大，想到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中央请示，中央不答应，最后不敢指挥，又把我请回去。

当时在江西项英不敢指挥，又不敢打，跑在后面。秦邦宪，张闻天一到苏区，在国民党围剿时搞那一套去了，听洋人的，一个洋人顾问李德，李德这人不好，不过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李德是第三国际派的，德国人，在东德反对我们。

因为这样，我们的军队遭到不少灾难。王明没到过任何根据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未搞过，也未打过仗。 28 个半起的开始，他们却统治，（？原文如此）当时有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使许多根据地丧失了。

然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掩盖着阶级矛盾，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斗争，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民族矛盾掩盖党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革命根据地。

1937 年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过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然后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参加会议的代表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蒋介石…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王明、博古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从王明以前就有一种情绪，只要合作，王明路线合作，就进步，到出了这种倾向，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根据地，要退到 1927 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 1938 年。

领导机关是主要的，中央一直执行了正确路线，又联合又斗争。 1942 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次得到了许多教训，出现了许多磨擦，华北×××，×××，×××，华中有韩德勤、李汕洲，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所以单是马克思教育我们还不够，还要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我们。总之我们许多人几十年犯了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的错误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错误，现在还有人说延安整风是错误的，王明现在在莫斯科还这么讲。

在座的中年青年同志随时要记住历史上党的教训，警惕未来。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了，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是有材料的，证明是叛徒、内奸、工贼，但邓小平没有历史上的材料，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与国民党有联系，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搞清楚了，在这样一种倾向中，有的跟着跑犯了错误，但是不一定是叛徒、特务。（总理：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抗战胜利以后，开头人家传我们到重庆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

（总理：主席说得很轻松，当时可紧张了，不是说主席紧张，我们紧张，下面紧张。七大刚开完我们的领袖到虎穴去，我们跟主席去的人，党员，老百姓的心情能不紧张吗？主席临走时对留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同志讲：不要怕，如果蒋介石把内战打起来，你们就放手打，打得越好，我就能回来。主席处处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后来，在上党战役，就是谢富治同志所在的部队把蒋介石一支很有影响的部队打挎了。）

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定了协议，蒋介石不算数。我在抗大时刘少奇在党校作报告，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开始了，听说还向各地发了电报。（林总插话：电报打到东北，我们没传达，我们发了电报，说这是内战的开始，但没有公开宣布，到了××时才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资产阶级消灭，有人只利用，不限制改造。

两条路线，一条以为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另一条认为阶级斗争不存在，刘少奇搞了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了个地下黑司令部。（总理：为什么是地下黑司令部？他们网罗一帮子，勾结起来，别人不知道，搞分裂。）我看党内最危险的错误有三次，一次是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是王明，是两次路线错误，一次是左倾，搞了四年，一次是右倾，抗战时期，再就是刘少奇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不能不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你限制他，他就反对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事情，我与陈叔通说过。

（总理：陈叔通是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敲锣打鼓，不是什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时陈叔通赞成这种看法，到了五七年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始发了篇社论，让他们放，后来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就进行反击，这次又来了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革命，由历史去下结论，叫文化革命也可以，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嘛。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也搞了一下，军队要谨慎。有一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特务，经群众审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就那么可信，他们是抓人越多越好，定的越多越好，搞专案的搞错了，要翻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搞错了，还得了？还是少抓一点好。象过去下乡行军打仗捉虱子，捉得越多越好，捉得不多不过瘾。（总理：我们都是捉过虱子的，你们到五七干校不要害怕，没捉过虱子的就不能说在乡下滚过。）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关了九百多，有些人关在牛棚里，有的关在地下室里，关起来就不好放，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戴高帽子，扫茅厕，知识分子扫扫地，搞搞清洁卫生也可以嘛！苏修写文章说我们整知识分子，王明写文章说我们杀知识分子，象秦始皇一样，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秦始皇杀了 400 多人，其实我们一个没杀，戴高帽子，喷气式有，没有杀人，戴高帽子，喷气式是三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搞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又翻出来了。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搞过，既然乡村的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掩盖着什么东西，还看不清楚，反对过自己的人，要照顾一下，乱一些没有什么，大乱以后才会大治嘛。

以后还会有浪潮，如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但不要引起反对苏联人民，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人，不管好坏都反，几十年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把外国人分了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反动派。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都是你们的经验，在座的不都是经过了的，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了，胜利了，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 22 万万元，每年给 5% 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周恩来与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

周恩来

1971.11.20

我们的总原则是：世界国家不论大小都应一律平等，不能强加于人。

我们讲的平等，是指政治上的平等。尽管国家小，你应该尊重人家的主权嘛。它不同意的事，你不能强加于它。如果它需要经济合作，你帮助它，甚至可以无息贷款，乃至于赠送，但你不能要求特权。帮助它的经济，你得使它的经济独立起来，而不是使它的经济附属于你。任何一个国家，如要独立，首先要在农业上能够自给，有吃的，这是能够生存下去的第一个条件。第二，帮助它的工业，可以帮助搞一些轻工业，它本地有原料，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积累一些资金。如果它那里还有矿产的话，可以帮助它开采，给他先进技术和设备，开采出来的东西首先让它自己用，而不应该首先是为提供援助的国家用。我举个例子，过去这一百年中，中东石油浪费多大！再过几个世纪就用完了。不是说要为人类的进步事业服务吗？那么，大国就应该尽更大的力量，帮助这些国家发展起来。现在第三世界开会责备大国，是有道理的。现在中东的广大人民还是那么穷困，只有少数贵族、资产阶级获得生产利润，那里的国家不能强盛起来。从军事上来说，如果那个国家抵抗外来侵略，那么有军火的国家就应该免费送给它；但对进行侵略的国家，如南非、南罗得西亚，就不应该帮助。

你说我们这个原则是理想主义，也可以这样说，但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不往这个方向走是不行的，不然就是战争。我们现在正开始努力这样做，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我们想走这个方向。

对我们中国这么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干部，要经常进行教育，稍不谨慎就会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我们现在还有这种事情。因此，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防止这样的错误，要批判这样的错误，要改正这样的错误。

不见得。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来说明：联合国表决的结果，我们就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恐怕美国也没有想到它的“两个中国”的方案会失败得这么惨。结果呢，这门就打开了。人们说：尼克松可以到中国，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联合国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否决了美国的提案，在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里，其中有十个没有跟中国建交的国家。它们后来也投了支持阿尔巴尼亚、阿韦及利亚提案的票。如果这十票不是反对，而是夺权，那就变成五十五对四十九，美国程序性提案就会通过。这件事就表明了尼克松表示要到中国来以后发生的变动。这是第一。

第二，一部份刚跟中国建交的国家还受到美国的压力。在程序性提案表决时投弃权票的十五个国家中，多数是跟中国刚建交的。它们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没有办法才投弃权票的。

它们投弃权票也等于是支持我们，因为弃权票多了，其他票的总数就减少。结果就出现了刚才说的情况：美国的提案被否决。这马上就引出一个什么结果呢？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不仅超过三分之二票数，而且是压倒多数的国家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提案。反对的只有三十五票。

那七十六票怎么得来的呢？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没有变化。原来对美国提案弃权的十五票当中，有十二票转过来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这里大多数是跟我们建交的，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些原来支持美国提案的国家，现在转过来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如墨西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一通过，它就宣布跟蒋介石断交。这就说明它支持的是美国的程序性提案，并不支持美国的意见，也不支持蒋介石。这一点，它的总统在联合国的演说中就说明了。另一种情况的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葡萄牙。它们这样做是什么原因，你是清楚的。这样就增加了十七票，变成了七十六票。而弃权的也增加了，原来十五票弃权，现在十七票弃权。反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的票数，仅仅只有三十五票，一下子就把联合国的形势变了，当然这里有偶然性，但是必然的趋势往往通过偶然的现象表现出来。这说明一种趋势：中国不能再被封锁了。

原来我们不打算马上去联合国。但是我们一听到有七十六票支持我们去，我们就不能不去了。否则绝大多数支持我们的国家会失望的。

七十六票不仅反映了全世界人民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二年来被剥夺的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正义要求，而且也说明了二十二年来美国的主张是错误的，在　十一月十五日　联合国大会的欢迎会上，有五十七个国家踊跃发言。

美国是东道主，也抢先发了言，逼得苏联也不能不讲话了。接着蒙古也讲话了，日本也讲话了。五十七个发言的国家中，有八个国家跟中国还没有建交。还有加纳，它同我们还未复交。有些建交的国家因为会议时间拖得太长，来不及讲了。

“问题只能同尼克松解决”

可能你已经读过我们代表团在联合国的第一次发言。据说有些人对这个讲话感到意外，说没想到我们一出场就把原则性的问题明确地摆出来了。

为什么跟尼克松总统谈？毛主席公开地跟斯诺（美国研究共产党中国的权威）讲了：因为他是美国总统。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就要跟他打交道才有可能解决。既然他要来，我们就跟他谈。因为你不跟头子谈，跟谁谈？头子不谈，反而跟第二级、第三级的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譬如说，过去解决中国抗日的问题，我们就跟蒋介石谈。开始跟他派出的那些代表谈，谈不清楚，他们不敢负责。二、三级可以谈，头子就不可以谈？没有这样的逻辑嘛！

又譬如说，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不结盟国家举行一系列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但是美国占领了我们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愿意同它通过谈判来解决。美国政府当时表示同意。于是，从　五五年八月一日起　，在日内瓦开始谈判。

当时英国进行了斡旋，哈马舍尔德也起了作用。结果谈是谈了，但是大使级的谈判不能解决问题，谈了十六年，又碰上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和侵略柬埔寨，我们就把谈判停下来了。

最后，尼克松自己找上门来，说他愿意到北京来谈判，那好吧，我们就请他来谈。现在谈判还没有开始，可是联合国我们已经进去了，这就是胜利，我们并没有出卖任何原则。

最近我跟日本的一些企业家谈话。他们提出“修正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口号，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这里也了解到日本的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困难。它的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从生产数字来说，在西方国家几乎占第二位，美国以下就是它，从整个世界来说，美国、苏联以下就是它。

但它的经济是畸形发展，首先是资源缺乏，绝大多数靠进口。经济自由膨胀，造成公害，把日本本土和西周的淡水鱼和海水鱼都搞坏了，要到远处去打鱼。公害最厉害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这是第一。

第二、为要大量吞吐，就需要很大的运输量，所以造船事业最发达的是日本，当然这些船不全是自己用。日本的运油船大到载重三十五万吨，现在甚至计划搞五十万吨的油船。

在这样的情况下，运油只能通过管子装卸，靠岸很困难，所以日本的炼油化工厂多设在沿海，这样海水也污染得很厉害。美国也是这样。

日本的市场大部份是在海外。但海外市场有限，他们就要争夺。日本本身农业却破产了。本来日本农业还能够自给，大米还能够出口。城市大部份人过去都是吃大米的。现在改吃面包了，要进口美国的面粉。现在为了发展工业的需要，把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所以粮食的总产量比过去低。工业发展到现在，日本纯粹的农业区域少起来了。

这种畸形发展，照原样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势必要跟人家争夺殖民地。譬如，它要向南亚次大陆、非洲、拉美和远东国家投资。

这个投资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性质。经济扩张必然带来军事扩张。譬如它从中东运石油到本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油船在这里通过过多，会把那里的海水弄脏。日本军国主义份子说，马六甲海峡是它的生命线。

这引起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的不满，他们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它们带来的祸害。美国人民也不会忘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给他们造成的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想重新唤起日本武士道精神。这，你看一个电影就懂得了。

但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那么容易复活的。因为七十年代的亚洲，人民已经觉悟起来了。照刚才讲的，一旦战争起来，日本这个岛国怎么作战？

日本现在面临着的矛盾是走战争的道路，还是走和平的道路。走这样经济扩张的道路，必然要带来军事扩张，必然要引起战争。

另一条道路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民主的日本。这样的日本是受欢迎的。现在日本人正走在岔路口上。日本的企业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为什么提出修正资本主义呢？我们说：修正社会主义，就变成复辟资本主义；可是你修正资本主义，是无法进入社会主义的。那就可能采用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日本虽然是战败国，战后二十六年的日本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被凡尔赛条约所束缚，没有凡尔赛条约造成的那种政治和经济条件。所以我们说日本正处在岔路口上。当然大多数人民总想得到一个和平的环境。

“要维持老朋友是美国的政策”

日本应该跟中国友好，我们并不需要向外扩张。所以昨天我跟日本企业家们说，你们的政府太不讲现实了，对有七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而把台湾蒋介石看作代表中国，这真是荒谬。这次在联合国都改变了局面，日本不改变能行嘛！尽管这里存在着矛盾，这矛盾总要解决啊。

你不是问我如何看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矛盾吗？我想这个问题应由尼克松总统来回答。不然他跑到中国来，台湾问题又不能解决，回去后如何交代？

所以这是一个中心问题。然而这还是第二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台湾已经等了二十二年，相比之下结束印支战争将显得更加迫切。因为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要求美国军队撤回去，要求结束战争。

尼克松总统喜欢搞什么“化”──“越南化”，“高棉化”（即“柬埔寨化”）， “老挝化 ”。我曾提醒许多美国人说，你搞这“化”那“化”，还能比“中国化”更大吗？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全部武器装备、财政援助，从四六年到四九年这四年工夫，前后连补充共武装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但最后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还不到一百万，其余都被消灭了。

那时我们解放军部队绝大多数都用的是美国装备。有一张毛主席进北京城时检阅部队的照片，照片上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和检阅的大炮。坦克都是美国造的。美国搞“中国化”四年就损失那么多。而现在美国在印支还要搞什么“化”，这说明美国完全没有接受教训。

美国为什么不能解决这矛盾？我看主要还是受它国内经济危机的牵扯。战争中又死了那么多人，美国人民不干了，他们要求回去，那么多人吸毒，使军队堕落了。当然如果人撤回去了，战争停了，许多军火没有地方用了，就要减少生产，经济危机就更不能解决。

美国垄断资本直接或间接跟军火工业有联系的占相当大的数目。如果继续出口，就需要贷款。因为这些卫星国没有钱买这些货。那么美国的预算支出就大。但定货还是要定货的，以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大家都可以分到一点。

可是垄断资本家分赃不匀，就要争吵。而且有的国家自己能够造，它不买你的。现在共同市场扩大了，日本的市场也扩大了，互相争市场，矛盾很多。这是一个难题，现在美国不知怎么解决。

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

1971

这是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 William Hinton ） 1971 年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原文发表在美国《 New China 》杂志（美中友好协会会刊）第 3 期上。

韩丁：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导致运动形势的最初标志，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已出现了。八届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九月）的报告就是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接着，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十条意见。当刘少奇用自己的东西代替了毛主席的十点意见时，毛主席又在一九六五年制定了一个《二十三条》的批示。然后，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五 ? 十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

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部份。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时代，这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始终是长期的和严肃的。激烈的斗争是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毛主席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并动员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时开始的。这场斗争直到今天还在进行。

韩丁：一九六二年（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

周：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刘还通过保护固有的上层建筑来反对大跃进。他不愿意改变束缚着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后来，陈伯达（一九六九年前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组长）等人和刘少奇一起在农村反对毛主席的前十条。你肯定是看过这十条指示了。

韩丁：不，我不熟悉。

周：如我刚才所说过的那样，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制定了前十条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用另一个十条来对抗。这个后十条既混乱又充满毫无意义的细节，是繁琐哲学的体现。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他用“四清”与“四不清”（经济、政治、组织、思想）的矛盾来代替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论官职大小，党内或党外，不论男女，只要犯了“四不清”就都可能被罢官。

由于这样的方案，打击的范围不得不大大扩大。在农村干部中，小私利确实存在——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果这样的行动就使他们成为坏人，那么几乎全部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打倒。例如：假使有什么东西掉在地里（篮子、麻包或一截绳子），一个干部拿回家去，自己用了，他算不算一个贪污者呢？如果这都叫做严重贪污的话，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不得了！

像这种行为只能归为小偷小摸一类。工厂干部也并不见得不干这类事。举例说吧，有人用工厂信纸写私人的信。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人们不能都很清楚地区分公私。甚至到了共产主义，还会有许多形式的斗争。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或“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共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

韩丁：怎样了解更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

周：为了比较，你在去长弓村前，应该到别处走走。你不想去桃园大队吗？我自己没到过那儿。但如果有机会，我倒想去看看。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儿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他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他：“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本公布了。

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我没听过录音带，不知道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知道关于报告的一些情况。那个桃园大队经验现在正在受批判。整个方法是主观的，不靠事实来检验，也没有调查。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他打击一大片。当他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这种神秘化的工作。在掌权十五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作呢？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扎根串连，秘密调查”——这一切都是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从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作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落实。他把它变成一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还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毛主席曾强调说，走资派在党内），或好人坏人之间的斗争？由此看来，他一点也不要阶级路线。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和阶级斗争、两条路践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可把社教运动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这就为通向资本主义复辟开了路。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座的一位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在刘的路线下工作，干样样事情都得根据一个人是否喜欢别人。一个人掌了权，别人就送礼给他，请他吃饭。

周：当毛主席开始发起社教运动时，就是为了深入进行阶级斗争，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文化革命作准备。但刘少奇插手进来，改变了运动的形式，为资本主义复辟开了道。

你如果去桃园调查，你应当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问，把情况摸清楚。大寨、长弓和桃园这三个村子是三个集中点。大寨走的是毛主席指示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干扰之下，桃园走过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知道今天长弓的情况怎样。长弓一度走到十字路口。在你写的《翻身》一书中，你反映了那儿的一些挫折。据我所知，长弓还有问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你可以比较一下。

韩丁：文革的大方向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吗？

周：是的。沙石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它本来是一块不毛之地，除了石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儿耕作的泥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我到那儿两三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儿的前党支部书记是农民出身，曾经做过乞丐，逃荒到了那儿。他领导人民开山造田。从土改起，通过社会主义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产斗争的各个时期都领导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虽然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当领导，但由于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被腐蚀而停留在某个阶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沙石峪就只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大学。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两个孩子的行动也表现出了他们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其中一个快要毕业了。她加入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回家保她那掌权的父亲。这使人们非常不满。大队队员起来造反，反对他的领导，我们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群众还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当这个村子开始盖房子时，规定每家造两套。这个大队长已有了两套，但他又给自己多造两套。一九六六年五月，当我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那儿去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奇怪大队长的房子怎么会比别人的大出两倍。在紧接而来的热潮中，人们揭发了这件事，指责他们的大队长砍了村里的树替自己盖房子。

人们指责他这两件事是十分严肃的。大家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撒了他的党书记的职位。这是正确的。人们又进一步要把他清除出党，但这必须得到遵化县委的同意。六六年冬到六七年间，我第二次去遵化县时，听说他们还未决定他的党籍问题。在他的案件仍在考虑期间，他像大队别的社员一样劳动，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在一批二斗三改造的运动中和在整党运动时期，他们决定保留他的党籍。最近我听说，人们决定恢复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因为他曾经砍了村里的树去为自己盖房子——也就是说，他会为了私利滥用公共财产——那四套房屋已被没收作为公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如果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你就应当在那儿住上几天，设法了解整个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士地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最早实行的、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领导仍有时不免会犯错误。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民主集中制掌握不好，如果人民不适当地监督领导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特权就会兴起，那么一个党书记，就会变成土皇帝或地头蛇。他可以欺骗群众，要大家不顾私利，但他自己却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而且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将它进行到底。而且还不能只进行一次。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只见到一次，但这儿的这些年轻人（指着韩倞和弗莱德 ? 埃恩斯特）可能再见到另一次。他们将有权参加。

在资本主义围堵我们时，由于中国这样大，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一次运动中得到解决的。最近，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阿尔巴尼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而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阶级斗争不会停止。接受这种想法的人已经有相当多了。在中国，要几亿人民明白这个理论需要时间、教育和实践。

韩丁：人们是否需要在实践中获得考验呢？

周：是的。人人都必须受到考验。

就拿河北南部丁陆谷大队吕玉兰的事来说吧。她十五岁就当上了大队青年团书记。十八岁入党并当上她所属大队的党支书。二十岁被选为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组织不相信劳动模范，并认为他们大都是假的。由于当时学校暂时停课，许多红卫兵就到她大队去煽动。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打倒吕玉兰”。

当时我们让他们（红卫兵）自由活动。他们想管什么，就管什么，这有它好的一面，因为它暴露了别有用心的人，它暴露了“五 ? 一六”份子。当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五 ? 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死硬的“五 ? 一六”核心份子人数不多，但这些人确实当了“五 ? 一六”的头头。坏份子变成坏头头。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跟着谁，所以当时城里的学生和当地的青年召集了许多批判会反对吕玉兰。她通过了道道关口。但她站得稳，后来被选为党支书。她参加了九大，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河北省委代表大会选了她当副书记。她现在只有二十八岁。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候补委员纪登奎，是河南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实际是保守派）反对他的斗争有一百多次。他们打他，还叫他“坐飞机”。但他经受了考验。他不是走资派。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所以在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年轻的委员之一。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这样的冲击。

在座的一个美国人：为什么极左派对外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 ? 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但表面上，“五 ? 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不受到冲击。

韩丁：他们怎样攻击你？

周：人民大会堂是红卫兵未闯进过的少数建筑物之一。当然我们常请他们进来开会，我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强行进入过。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我们举行一个批判陈毅的大会。我也到会。据说那天有人打算把我抓起来。不过，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传闻。

当时，第一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宋远利主持会议。现在查明，他是一个“五 ? 一六”份子。我坐在他的右边。他左边坐着谢富治副总理。离我稍远一点是“六一六”（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头头刘令凯，他曾号召打倒陈毅。我同意出席这个会（这样可使这个会合法化），但这个会只限于批评陈毅，而不是打倒他。因为刘令凯曾公开宣称要打倒陈毅，刘应当是没有发言甚至到会的机会的。

所以当我一见到刘令凯也在，我就问宋远利，是谁让他进来的，他为什么在台上。“他在台上呆着会好些”，宋说：“那杨他就不敢捣乱了。”

但这些学生们自食其言。会议刚开始，就从二楼前座放下一块大标语布，上面写道：“打倒陈毅”。如果要在这一大群人面前表示抗议，就应当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沉默，所以我决定不出声。

就在那时，他们通知我，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他讲话，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样，他答应不让刘发言。但他在这问题上又一次失信了。当我出去休息一会儿时，刘令凯上了讲坛，讲了话。

谢富治当时也在台上，他对这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我。在我们二人都出了大会堂时，某些武斗份子立即跳上舞台袭击陈毅。但我们的警卫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学生们跳上台打陈毅时，警卫员们围上来保护他。学生们漫骂，但警卫员说：“你们不能带走陈毅。毛主席下令保护他。”因此，没人敢抓他。

韩丁：陈毅的事件已解决了吗？

周：今年（一九七一年）五一劳动节时，当陈毅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部门感到十分惊讶。陈毅病了。他是从医院直接来天安门的。他被新选为中央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不但中央情报局未及时得知，而且蒋介石的情报局也未及时得知。他们的运气都不好。当蒋介石得知陈毅在天安门上时，他大骂他的情报局笨蛋。

韩丁：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内，你出了什么事？

周：据说造反派的武斗份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这项传说。假如他们不敢抓陈毅，他们怎么敢抓我呢？这可能是过分夸张的胡说八道而已。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在这个时间，他们是不敢动手的。天黑后，周围没人时，这才是他们选择干他们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在外文出版社内出现过。几个好同志被谋杀了。所有这一切，直到去年才被发现和揭发。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许多好同志受到蒙蔽。他们分不清好坏。坏人利用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他们抓住我有一次曾谈起蒋介石时说的话。当时是一九二四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但他们要我书面骂他。当时我们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

另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重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写过：“我们支持蒋介石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今天把这句话拿来，对年轻的红卫兵们来说似乎很可怕。他们问：“怎么能支持蒋介石呢？”

从一九四五年到今天，才过了短短的二十六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就会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以及有关政策的斗争去教育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速记草稿，未经本人审阅）

1972.05.21

我们这次会议人数是三百一十二人，比去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九十九人扩大了。鉴于去年那个会议的人数比较少了一些，因此传达也就不很广。地方还好，中央的比如军事系统，中央文件发了六十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七份。所以当时批陈整风的传达，在军事系统，军委直属的，就非常窄狭。去年七月被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犯错误就是要自己引以为戒，就要逢人便讲嘛，这才能够自己得到教训，得到警惕，人家可以监督，人家也可以引以为训嘛。这是主席对于历来犯路线错误的教导嘛。但是，当时黄永胜他们就不是这个态度。

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后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象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来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不要再说林陈反党集团了，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参阅文件之一，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收集的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有两本，我们现在选他第一本。就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也挂了一点抗美援朝。重点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有人把他说成好象是了不起的。现在陈毅同志故去了，他生前揭发了一件事，这个文件上面也选了。就是说，从三河坝离开，朱德同志拍胸脯，要大家跟他走。因为他是在旧军队呆过，懂得怎么样能够避开敌人，还能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团结在一起，来继续打仗。三河坝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个连长吧？（聂荣臻同志：连长）连长。他也离开队伍。当时离队之风那就是很盛了。比如那个时候师长周士第就离队了，还有李硕新也离队。李硕新后来做白区工作牺牲了。林彪也带着钱，带着枪离队，走不出去了，才折回来。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井冈山被林彪去逛了一下子，程世清同志他们就这样子写，这是错的。所以，从军事路线的斗争上看出，林彪的“左”倾路线是一系列的。我也犯了“左”倾路线错误，那应该承认嘛，检讨自己嘛。那么林彪一点份没有吗？就那么正确吗？现在把他《论短促突击》印出来给大家看，他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是支持李德的，这也是关键性的文件了。长征的时候，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没有发言。遵义会议以后，他不断地反对主席。给他的命令，他就反抗回去，不执行。到会理会议就更厉害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那个军事文件上，对会理会议这部分，语言不详细，只有一两句。会理会议，他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都下野，他推彭德怀挂帅。这一段，文件上没说几句。剑英同志，恐怕那要请你补充几句。主席现在在看，他对这个有兴趣，我们还可以补充几句。因为那一段会理会议只有几行，这是大事情。这个事情，荣臻同志也清楚。红军不少干部知道会理会议这个事情，但是不晓得内容。（聂荣臻同志：没有传达。）没有传达，照顾了当时那个困难的环境，应该这样子。他到张国焘那里，他也动摇；到陕北，他两次写信给主席要到陕南打游击；东渡黄河，他也动摇。大相寺会议，批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批判了聂荣臻同志，他也有份嘛，他一句话不吭。一直到抗日战争的平型关战斗等等。他后期在苏联，回来崇拜国民党。现在还查出来，他就在莫斯科的时候，大概是共产国际动员他写了一篇文章，大捧蒋介石、陈诚，还把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话引了一段，但是只字没提毛主席。这是在一九四○年七月写的，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是三，四月回来的。就是说，他的一些文章不亚于王明。他回来以后，解放战争，主席昨天说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他大概觉得他占了一个半。今天剑英同志说，恐怕他不止只认为一个半，是两个。因为主席说，辽沈战役是他指挥的了，平津战役有晋察冀；有华北的部队了，他算一半吧，所以一个半。实际上这一个半战役，主席说，最麻烦就是他了，不断地跟他商量，不同意又改，改了还不同意。总是主席的命令下去，三番五次地商量他才同意，有时硬不执行，几乎让东北的敌人跑掉，几乎让平津的敌人跑掉一部分。

参阅文件之四，就是刚说的《论短促突击》这篇全文找到了。这个事情也说明，尽管林彪死党那么精，到处都控制，就在军事博物馆的军事文献里，就有林彪的《论短促突击》。我看军博的那个管事的人大概也没去看，被我们耿飚同志派人去发现了，抄给我，是全文。军博已经被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控制了嘛，他应该去过过目嘛，他也顾不了这么多。所以，做坏事的人，心测不轨的人，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了的。国家这么大，能盖得住？现在就证明了，就从军事博物馆抄来的，是吧，耿飚同志，没错吧？（耿飚同志：没错。）他最后一段就是引用华夫的文章。华夫是谁呢？就是四中全会“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统治的时期，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军事顾问，这个人是个德国人，中国名字叫李德。这个人的军事思想完全是不对头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也不是那样的，他就是拼了，分兵把口。那个时期有个杂志，叫《革命与战争》，林彪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那个杂志上，他特别称赞支持李德的观点。所以，他也有份的。彭德怀有份。当时李德很欣赏第三军团的两个头子，先欣赏彭德怀，后欣赏林彪，这不是偶然的。当然了，我们当时也是犯错误钓了。林彪也不是正确的，他同样也是犯错误。你犯错误就得承认，这个事，他从来没有自我批评过。

　 　

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周恩来

1972.05.21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在武汉写的，我是　七月十一日　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作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

周恩来

1972.12.18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　　

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 1973.8.6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基础还是农村人民公社。今天《人民日报》上登了七里营人民公杜的报道。毛主席十五年前在这里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指示这面红旗现在还树着，还在飞跃，还在前进。那里的环境条件与大寨不同，是平原，碱地、涝洼、沙窝子。现在改造好了。我们的公社，有最多的劳动人民，是社会的基础。真想把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工业化，就要以农业为基础，首先要农业过关。现在还不能说我们的农业过关了。还在过关的过程中。农村人口还不少。苏联搞了五十六年，农业还没过关，自留地、黑市占多数，真正的集体经济不发展。去年，他们进口了三千万吨粮食，今年上半年气候不好，又进口一千四百万吨粮食。搞得世界粮价飞腾，影响各国人民生活，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这是很好的对照嘛！他们搞了五十六年；我们搞了二十四年，还不到他们的一半时间。我们按照主席指示，把人民公社办好，我们的农业正在过关之中。在农村，少说也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现在一年只生产五千亿斤（两亿五千万吨）粮食，这个数目还是不够，。全国平均每人才有六百多斤。当然，不能光靠粮食，还得农、林、牧、副、渔都有，要各方面全面发展。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都要搞好。不然，农村还是不能很好地发展。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新血液，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下乡青年都是有文化的中学生，在城镇受过十年教育后到农村去的，下去要帮助农村人民搞好农业生产。当然，首先要抓上层建筑抓思想政治路线，抓领导，也要推广自然科学知识，对农村有帮助。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看成世世代代的长期事业，战略部署。从六二年到七二年，下乡八百万人，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响应主席号召下去的。

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的报告

周恩来

1973.08.24

（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报告，　八月二十八日　通过）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

关于九大路线

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

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志们记得，毛主席在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九大开幕的时候，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在同年　四月二十八日　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毛主席并且预言：“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⑴⑵）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九月八日　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　九月十三日　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亿万各族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事实证明，林彪反党集团不过是一小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无碍大局。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被林彪破坏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得到发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加强战备、参加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方面作出了新贡献。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现在已经是由二千八百万党员组成的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人民战胜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财政贸易情况良好。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技术事业，也有许多新成就。

在国际方面，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九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孤立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中美关系有所改进。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推动着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因此，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讲。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早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目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　、　三月十日　《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五卷３８０页）

同志们！

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跨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⑵⑶）

关于形势和任务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正是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斗侵略的斗争，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坚持　二百海里　领海和经济区的斗争，都在继续前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表明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这是它们制造的各种假象掩盖不住的。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所识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不满。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今年六月美苏会谈及其以后的形势，更加证明这一点。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美苏两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国，咬不动；对欧洲、日本，也咬不动，更不要说广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国主义从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它公开承认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从越南撤退。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专家被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非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一系列的事实，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丑恶面目，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做的坏事、丑事越多，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来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等等。这些话，是说给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听的，妄图挑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掩盖新沙皇的真面目。更主要地是说给垄断资本家听的，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这是希特勒的老把戏，只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罢了。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难道要中国把长城以北统统让给苏修，才算表示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中国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于前一种；列宁的叛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毛主席在一九七○年　五月二十日　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只要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认清方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硬要发动战争，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的革命，加速它们的灭亡。

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因此，在国际，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台湾省是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同志们！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总是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很繁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某些不正之风，还有待努力克服。我们全党要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项工作做好。

首先，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希望，经过持久的努力，“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继续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组织要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做好调查研究，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要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使那里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各级党委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领导水平。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警惕这种倾向，认真地改变这种作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创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经验，为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这项百年大计经常列入议程。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要经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因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能上能下，经得起几上几下的考验。不论新老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到党和人民需要的任何岗位上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同志们！党的十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将有深远的影响。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全党一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不要辜负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新华社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讯）

　 　

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周恩来

1975.01.13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各位代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巩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各位代表！

我们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阐明了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努力实现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各级领导班子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积极培养青年、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要能上能下，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依靠广大群众，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民主的方法，认真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各位代表！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且越来越乱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它们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争夺重点在欧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声东击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世界上到处讲缓和、讲和平，恰恰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缓和，更谈不上什么持久和平。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我们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把对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要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我们支持西欧国家在这个斗争中联合起来。我们愿意同日本政府和人民一起，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为增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他们背弃中苏两国总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经达成的谅解，拒绝签订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内容的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致使中苏边界谈判至今没有结果。他们连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连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防止武装冲突这样的事情都不干，却侈谈什么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的空洞条约，这除了为着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奉劝苏联领导，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要保持警惕，加强防御，准备打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全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战备。要认真办好民兵。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

各位代表！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抓大事，抓路线，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

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

我们必须发扬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我们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我们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　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