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看电视连续剧《北风那个吹》

那时候……　

——看电视连续剧《北风那个吹》　　

那时候的雪下得好大　　

深深的脚印在青春里面安了家　　

笑也春秋，哭也冬夏　　

那多美啊，忘不了啦　　

那时候的梦做得好傻　　

无边的原野在天的尽头开满鲜花　　

歌也带泪，哭也芳华　　

那真美啊，忘不了啦　　

…………　　

这首黑鸭子三人女声组合演唱的电视连续剧《北风那个吹》片尾曲，是那样的甜纯清盈，是那样的优美沉静——轻轻展开的和声，好似梦境中轻轻传来的缕缕倾诉；悠悠飘洒的旋律，好似冬日中悠悠落下的絮絮雪语……　　

可以说，这一辈子听歌无数，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清纯、这么优美、这么令人心醉、又这么撩人追思的歌。　　

电视剧的前半部，讲述的是以帅红兵为首的一批68届铁山市知青在月亮湾大队知青点的生活和经历，故事的时间起点是1974年那个“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寒冬时节。银屏上，那一个又一个“笑也春秋，哭也冬夏”、“歌也带泪，哭也芳华”的人生故事，深深地感动着昨天的和今天的年轻人。　　

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个青春和红旗一起招展的年代，也随着《那时候》如歌如诉、丝丝入扣的深情歌声，从遥远的记忆深处，淡淡地、缓缓地、轻轻地飘回眼前……　　

那时候，南风那个吹……　　

　1968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导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主题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当剧中的知青满怀豪情高举红旗在“北风那个吹”中奔赴风雪北疆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六年级才上一个学期便一直停课在家整天闲逛的小男孩。伟大领袖一声令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一夜之间，邻居那些哥哥姐姐们——曾家兄弟士忠、士平，黄家哥哥阿森、阿荣，还有郑家姐姐阿丽——都戴着大红胸花，到闽西革命老区连城县插队落户去了，而且是赶在春节之前下去的。他们要到农村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那是一批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文化大革命中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其中阿森是莆田二中文艺宣传队吹小号的，也是莆田县最激进的红卫兵造反派（所谓“红卫军”）的铁杆人物，据说几次武斗都是他吹的冲锋号。他们的离城，使得这个前线小城的文化革命大潮一夜之间似乎退到遥远的天际。 　　

之后知道他们插队在山区，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后士忠大哥回来探亲，津津有味地讲述起和猎户一起打猎的经历，让我们羡慕不已。不久，曾家兄弟分别被招工到闽西北的某兵工厂，阿荣和阿丽却似乎多年还在农村。几年后阿荣病退回来，据说是在农村受人欺负，精神有问题，回城后没有工作，从此一生凄苦。中学时期几个好朋友的哥哥姐姐也在连城县插队，从他们那里知道，插队第二年开始，每个月8元钱、38斤粮、4两油的国家补助停止后，许多知青在生活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家人们不得不为他们长期提供经济帮助。而最大的困难是因前途迷茫而产生了思想的迷茫。这些当年曾经用红色狂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小将，有的变得粗野了，有的变得沉默了，有的变得世故了，有的变得油滑了，有的变得愤世嫉俗了，有的则开始变得“反动”了。莆田一中校园里开始流传那首南京知青写的《自由之路》（又称“知青之歌”），后来又传说下林小学一个叫李庆霖的教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在农村的遭遇，毛主席给他回了信，还寄了三百元钱，全国知青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尽管如此，在那个崇尚革命牺牲精神的时代，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仍然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奔赴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　　

1973年自已是莆田一中高二的学生了，也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那年春节，我们几位知心的同学都报名参加寒假护校值班。在寒冷的值班室里，一本文革前出版的反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云南知识青年扎根边疆生活的小说《边疆晓歌》，大家轮流传看之后，个个热血沸腾。我们像小政治家一样很严肃地讨论毕业后的志向——扎根边疆。　　

也是在这一年，全年段同学集中在电影院观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知识青年建设海南岛的记录片《志在宝岛创新业》，我们又开始热烈地讨论起去海南岛创业奋斗。　　

于是，就在这一年，我们高二（7）班十多位同学联名写信给省知青办，坚决要求提前毕业去上山下乡，而且要求去新疆，去海南岛，或者去祖国最需要的其他地方。省知青办通过学校转交的复信则对我们的革命精神表示“高兴和鼓舞”，但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多掌握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将来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欢迎你们将来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　　

这一年，春节过后不久的　3月22日　，少年时代的挚友阿元高中毕业到本县大洋山区插队落户去了——与好友的依依惜别，又一次在心里激起热烈的召唤……　　

这一年，九号强台风刚刚过境的那个夜晚，在县体育场的万人大会上，看到主席台上的李庆霖拍案怒斥那个以权谋私的县知青办主任，并把他当场赶下台，我们激动得把手都拍红了……　　

这一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学校组织学生狠批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父母在，不远游”和林彪集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谬论，坚定“与传统观念决裂”、“到三大革命的熔炉中锻炼自己”的革命信念……　　

 1974年是我们高中毕业的年份，我们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　　

这些当年那么熟悉的伟人号召和豪言壮语，言犹在耳。　　

为了给知青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新制订后的上山下乡政策规定只能在本地插队，而且鼓励“投亲靠友”——可以自己选择到有亲友关系的农村去插队。　　

日记中还保留着　1974年3月1日　我们九个同学写给省团委会和省知青办的联名信，信中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到闽西闽北等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要什么“就近插队”。信中说，“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四海为家”，所谓的“新政策”则无异于让我们寻求“安乐窝”。这一次的联名信没有得到答复和批准，但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上山下乡志愿表“去向栏”中填写的，都不是有亲友关系的农村，而是本县“最艰苦的山区”，最后选择的则是紫云山间那个新组建的华亭公社红旗水库知青场。　　

没想到身为共产党干部的父母非常反对我报名上山下乡。为此，我与自己历来畏之如虎的父亲发生了第一次也是平生最激烈的一次冲突……　　

1974年那个阳光灿烂的 　7月1日　，我们1000多名同学在莆田县体育场参加了“上山下乡誓师出发大会”。会议结束时，在体育场出口处，排成长列的地、县革委会领导向每个同学赠送了一套红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袖珍本。这套扉页上盖有“莆田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赠”印章的“红宝书”，曾经在无数个山乡之夜中读过，至今还摆放在我书房的书架上，不再读它了，却把它当作那个火红的青春时代一位特别的永远的伴侣。　　

我们打着红旗高唱雄壮有力的《红卫兵战歌》自豪地登上了出发的大卡车。车子缓缓地开过大街，大街两旁涌满了欢送的人潮。这一天的荔城真正是“万人空巷”，那含泪的微笑和含笑的眼泪举目皆是！　　

我们出发在1974年“南风那个吹”的夏季，相比《北风那个吹》里1968年就下乡的帅子等“老三届知青”，我们属于全国知青政策调整之后的所谓“后五届知青”。　　

那时候，紫山花正红……　　

第一天来到紫云山间的红旗水库场址，住进石窗柴门、土墙泥地的简陋平舍，望着水库四周沉寂的白云青山，每个人新鲜而激动的憧憬之中，都有一丝隐隐的茫然。　　

当天下午，公社党委陈副书记为我们作了华亭公社党委会关于知青场总体规划的报告。陈副书记说：这紫云山间，山高水远，交通不便，而且目前除了这些修建水库时的简易民工住房和几十亩杂地，就是青山绿水，白云清风，是个真正一穷二白的地方。咱们的知青场为什么要建在这里呢？因为这里要山有山，要水有水，除了种植粮食作物，种茶种果，养牛养羊，那八十多万方的红旗水库还可以放养各种各样的家鱼。一句话——农林牧副渔，可以全面发展。根据公社党委制定的规划，这方圆十里多的山野，连同红旗水库将全部划归知青场管理。除了大面积垦荒造地，种粮种菜，发展林业、渔业、畜牧业，这里还将开辟一个千亩茶园，种植优质名茶，开辟一个万亩果园，种植枇杷、菠萝、香蕉、橄榄、杨梅等各色水果……　　

陈副书记还告诉大家：根据规划，未来的红旗水库知青场，不仅仅是一个“农场”，而且将是一个农副工综合生产基地——它还将拥有一个茶叶加工厂，一个粮食加工厂，一个林木加工厂，一个肉类加工厂，一个鱼类加工厂，一个水果蜜饯厂……此外，红旗水库的水电站将在年底建成发电，届时也将由知青场管理，电费收入全部归知青场。未来的紫云山知青，将不再是那种扛锄头、记工分的传统农民，而将跟城里工人一样，是开机器、领工资的新型农业工人！这里很快还将拉上电灯，安装各种电动机械。为了改善交通，公社决定尽快修筑一条盘山公路，直通水电站和知青场；为了改善同学们的居住条件，公社将拨出专款，在这里修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洋楼，让同学们住上全县最漂亮、最舒适的知青宿舍……　　

就像《那时候》歌中唱的那样：“那时候的梦做得好傻，无边的原野在天的尽头开满鲜花”……　　

从此，我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紫云山人”。　　

从此，“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成了我们青春伊始最美的梦。　　

从此，我们用辛勤抛洒的血汗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劳动。酷暑烈日，暴雨狂风，我们日复一日开山修路，垦荒造田，挑石建房，下山挑货，上山打柴……都想争挑更重的担子，都想争干更重的活儿，许多人有过挑断扁担的经历。掀起厚厚的布肩垫，单薄的双肩渗出了缕缕血丝；伸出暴晒蜕皮的手臂，白晰的双掌全是火辣辣的血泡。仅仅半个多月的风吹雨晒，男知青们的上身便个个出现黑白分明的“背心印”，女知青们也个个变成了“非洲黑妹”。肩头和掌心，则开始长出了坚韧厚实的肌肉。　　

我们还买回了五只黄牛，一头大母猪，一小群山羊，还种了一万株菠萝，放养了一万多尾鱼苗，在水库边坡上播下了许多蓖麻种，在水库后坡上种下了一垄垄的红薯、花生和大豆。高伟国还从城里带来一条据说是军犬后代的小黄狗，因嘴边一圈黑毛被大家昵称为“黑嘴”——从此成了我们知青场一个最忠实的新成员。　　

美好的前景似乎有了良好的开端。　　

可是，改天换地毕竟不像白纸上绘画那样可以一挥而就。半年过去了，荒芜已久的青山顽强地挑战着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耕山者们。顶烈日，冒酷暑，风里来，雨里去，辛苦奋斗的汗水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益，规划中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知青宿舍楼也因资金竭尽，只盖一层就从此停建了……　　

1974年底，公社党委经过研究，决定把十多里外那座位于深山的龟山寺的部分房产、田产和山林划归知青场所有，以减轻知青们创业的艰辛。　　

于是，风景优美的红旗水库成了分场，那座位于白云深处的千年古刹成了我们知青场的总场。　　

三十多年过去了，故地重游，发现时间老人已经把昔日的青春踪迹打扫得干干净净，只有那块刻着“志在紫山绘宏图”的青石板，至今还嵌在红旗水库那座只盖一层的知青宿舍楼外墙上，似乎在告诉偶尔路过的人们，这里曾经生活过一批豪情万丈、心比天高的热血青年。　　

艰苦山乡的劳动岁月已经永远过去了，那种有笑有哭、苦中作乐的知青生活仿佛还在刚刚过去的昨天……　　

知青场没有电视剧中那样的知青文艺宣传队，记得只在1974年12月全县知青代表会议上，场里的六个女知青登台表演过可爱而风趣的“大头娃娃”。但音乐却是那白云深处洗心涤虑的精神溪流。没有手风琴、小提琴之类的“高级乐器”，小小口琴是知青场最流行的“大众乐器”。每当夜晚降临，琴声和室外的松涛山风、秋虫夏蛙齐鸣，从一辑又一辑的《战地新歌》，到《长征组歌》、《东方红》，从《春苗》、《创业》、《青松岭》、《闪闪的红星》、《艳阳天》等红色影片的插曲，到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歌曲《秋水伊人》、《四季歌》、《美酒加咖啡》，从红卫兵爱唱的革命造反歌曲，到那首流传在整个知青世界的禁歌《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忘不了的，还有林灏那行云流水一般透入夜空的优美笛声，唐训聪那宛似李双江音色的高亢歌声……　　

黄昏饭后三五成群的山野散步和高谈阔论，成了每天的“必修功课”。入夜睡前读书则是许多山友的“例行程序”——从知青办下发的大部头马列主义经典，到批林批孔大量印行的孔孟原著和古文古诗，从《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到各种未解禁的新旧小说，从《半导体收音机组装》、《十万个为什么》到《毒蛇防治》、《武松打虎棍》……当时每个人都有一盏自制的煤油灯，有些人好书在手，一口气看到天亮，第二天早饭时，整个鼻孔都是黑黑的。 　　

许多中学时代读不到书，在山上都能读到，比如手抄的《第二次握手》和《一只绣花鞋》，比如《唐宋词一百首》和《三侠五义》，比如《红与黑》和《茶花女》。　　

现在许多人谈起上山下乡，似乎都用“荒废”来形容，至少在我看来，对于有心学习的人，静静的山乡也许是一处更自由的大校园。许多古代名士不是也长期隐居山野读书著述？像莆田那位宋代史学家郑樵，还有那个理学大师朱熹。　　

正是在紫云山上，自己完整地细读了那本被今天的某些人吹捧为“东方圣经”的儒家经典《论语》——　1975年7月20日　下山挑货时，在公社新华书店买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O级工农兵学员编写的《〈论语〉批注》。书中对孔夫子的这部述而不作的语录集进行了逐条的注释、现代汉译和“批判”。　　

五十多人的青年集体，什么类型的人都有，当然也会有许许多多“笑也春秋，哭也冬夏”、“歌也带泪，哭也芳华”的生活故事。　　

如果把它们写出来，也许比电视剧更精彩，更感人……　　

应该说，跟电视剧中的老三届知青们不同，我们赶上了知青运动的“黄金时期”。　　

在我们下乡的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从单纯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升为“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部分，知青工作也开始成为考核各级党委的重要指标，就像今天的GDP一样。知青问题无小事，李庆霖向毛主席“告御状”时那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已很少看到。侮辱或虐待知青成为最严重的一种罪行，一旦“案发”无异于“犯了天条”。记得1976年底有一位常太镇的老三届女知青被推荐上大学后，写信回来说镇党委副书记在推荐审核时使她“被迫失身”。那个党委副书记闻知，顿时面无人色，当天便跳进粪池自杀了（从电视剧也可以看到，那个用刁难为手段强奸了刘青的杨癞疤也很快被抓起来了）。在华亭公社，如果知青跟农民打架，公社武装部长首先要带枪下去抓农民，而不是抓知青。所有直接派驻知青场工作的知青管理干部（所谓“带队干部”），都要经过认真挑选和考核，而且还要经常被“毃警钟”。　　

公社派到我们知青场工作的几位带队干部，显然比电视剧中的社队干部更宽容也更善良。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看成知青命运的主宰者，甚至像“抄检大观园”那样放肆地去翻查知青的房间和箱包，也决不会针对某个知青去追查什么“政治谣言”。口无遮拦高谈阔论，妄评天下大事，本来似乎是知青们的“通病”。特别是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野心膨胀的李庆霖以所谓“反潮流战士”的角色跳上莆田的政治舞台，逼走了县委书记，逼死了地委书记，一手遮天，作恶多端——“粉碎四人帮”后有一部记录片《铁证如山》记叙了那个时期“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真实情况。有正义感的山友们每天晚上都聚集在宿舍小楼上，强烈抨击李庆霖及其爪牙们的倒行逆施，传播天安门事件真相等“小道消息”，可是并没有人因此受到“追查”。　　

当时公社派到知青场工作的主要带队干部是陈栋柏、林福连、郑美云，公社团委挂钩知青场工作的则有团委书记许元松、刘丽英。其中担任知青场场长的陈栋柏是一位在部队负过伤的中年复退军人，性情温和，原则性却很强，有点像电视剧中的郝书记，其他几个都是只比我们大几岁的优秀农村青年。他们像牛鲜花一样热情善良，率直能干，但从来不像那位“恨铁不成钢”的牛主任那样居高临下，用咄咄逼人、声色俱厉的口气训斥“问题知青”——他们都是一些可亲可敬的人。　　

记得第一天刚刚上山，宿舍门口已摆放着烧好的热水，上山第一餐的午饭则是香喷喷的干米饭和热气腾腾的紫菜肉片汤。当大家知道那大米和肉菜都是几天来老陈场长和其他几位带队干部冒着酷暑从山下一担担挑上来时，都十分感动。当天深夜，有个同学睡不着起床出门遛狂，意外地发现屋外的操场上，老陈和福连还坐在那里。原来，他们怕这满操场同学们晾洗的衣物丢失，便轮流值班看守，还不时地翻晾着。　　

不由想起了电视剧中那个铁面热心的牛鲜花。　　

那时候，正是紫云山上映山红开放的时节……　　

那时候，似梦却非梦……　　

 “那是个我青春开始的年代，这样的故事不会再有……”　　

这是《北风那个吹》编剧高满堂的话，他曾经是个大连知青。　　

这样的故事，对于每一个经历过那个风雨人生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对我们，更多的也许是一种似梦却非梦的感受……　　

说它“似梦”，是因为那曾经的一切好像就是一场“无痕春梦”——昔日居住的老屋，已成了污秽牛圈；昔日热闹的古寺，又成了佛家净地；昔日开垦的梯田，已经长满荒草；昔日飘扬的红旗，已和青春同逝。今天当地的人，似乎都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的故事和有过的人；故地重返，面对跟昨天一样熟悉却已复归沉寂的白云青山，似乎一切都未曾真实发生过……　　

说它“似梦”，还因为我们用青春书写的原来只是“梦中之花”——那个激动人心的“总体规划”，几乎没有一项成功实施过：蓝图上的知青楼只建一层便从此荒废；种下一万多株菠萝苗，没有结过一个菠萝；放养一万多尾鱼苗，没有捕过一条成鱼；水电站建成，从来没有归知青场管理。所谓“改天换地”，今天看来也犹如现代“童话”：曾经率众播下10 斤花生种，最后只在草丛中收获20斤花生；栉风沐雨终年耕作，每年仍有一半以上的口粮需要国家补助；今天华亭镇的公社旧帐目上，还记有一笔当年知青场借支未还的3000元欠款……　　

 说它“非梦”，是因为我们都在紫云山上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性格，强壮如铁的体魄，宽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团结友爱的集体观念。不再是“温室里的花朵”，不再是“文弱书生”、“小家碧玉”，这是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一代人，从艰苦奋斗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用当年革命样板戏中的一句台词：“有这杯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用今天流行的一句歌词：“从此天不再高，路不再遥远”。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我们从此经受得起各种人生风浪。 　　

说它“非梦”，还因为我们从此有了全新的人生视野——这场运动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也使我们有机会通透地阅读了另一本人生大书：真实的中国社会，特别是真实的中国农村。从此发现农村的青年原来也那么聪明，农民的生活原来是那么艰苦，农民的天性原来并不自私，农民跟城里人一样，都是值得尊敬……　　

 《红卫兵战歌》唱道：“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练红心”。　　

可以说，上山下乡的大风浪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练出了所谓的“红心”，但是却造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的一代。　　

也许，这就是那场用两千万人的青春支付的浩大运动“不同凡响”之所在。　　

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被荒废了的一代”。　　

理由之一是我们在本应继续升学深造的年龄段，将人生的黄金时光浪费在那些穷乡僻壤。这种说法能成立吗？且不说人生从来就有两个课堂——校园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从来就有两本大书——文字的书和生活的书，把到另一个课堂读另一本大书说成是“荒废”，本身就非常荒谬。就是从“成才”的角度看，这样的说法也显然与事实不符。如果真是“人才荒废”了，何以解释1977年、1978年有那么多的知识青年在竞争那么激烈的高考中走进了大学的校园，何以解释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中两个最年轻的常委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当年的知青，何以解释今天各行各业无数的作家、科学家、工程师、教师以及管理人员，包括这部感人至深的电视剧的“金牌编剧”高满堂，都是当年的知青？可见逆境并不是“人才荒废”的必然成因。能否成才，还得自己有志，还得自己刻苦，还得机遇眷顾。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读完本科、读完硕士甚至博士，还不是都“荒废”了?　　

理由之二是有人在分析今天的下岗人员时，总是说因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他们，似乎如果不是上山下乡，他们都可能会是学者俊杰，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可怜的境地。错了！上山下乡知青中许多人考上了大学，许多人没考上大学，今天的年轻人不也如此吗？大学的招生数毕竟非常有限，每个时代总有许多人考不上大学。至于说到下岗，就我们知青场50多位山友而言，在回城后本来都有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都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创造财富的一技之长，可以养家糊口，也足以退休后安度晚年。给我们中的某些人造成下岗失业“悲惨命运”的，恰恰不是那个时代，而是他们回城后那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出现的大刀阔斧的企业转制和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企业破产，扫地出门，晚景凄凉——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那个红色时代的错，而是红色时代之后社会经济制度转型造成的问题。事实上，恰恰跟那个时代相反，这个时代学历已不再是人生的保护伞，我们身边的下岗者中，难道没有高学历的老知青？我们今天的许多高学历年轻人，不是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就业”，甚至不如当年有国家政策强力支持的知青？　　

至于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令人同情落泪或气愤填膺的女青年被侮辱、男知青被迫害事件，肯定发生过，但是决非普遍现象，至少在我们“后五届知青”中，是极少的个例，其中往往还涉及出于无奈的利益交换，就像电视剧中被治安队长强暴的刘青，就像上面提到的常太镇那位女知青。可是，哪个时代没有“衣冠禽兽”？哪个时代没有“薄命红颜”？今天的年轻女性，包括女大学生们，都那么安全了吗？如果把今天“抱着下一代”的官员和老板所玩弄的年轻女性统计出来，可以肯定远远超过当年被侮辱的女知青，而且那些衣冠楚楚的现代流氓似乎很少会因此而像当年那样遭受到极刑等最严厉的惩罚。　　

回头来看“那时候”，我感到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把知识青年回城的命运掐在良莠不齐的基层干部手上，并且还要通过无法逃避人情关系的推荐选拔，于是无数的失落、还有迫害都由此产生，使“那时候”成了一部分知识青年不堪回首的“嗟咤岁月” 。　　

看看电视剧中一些片断：　　

帅红兵：“我们这帮知青的命运，都在你们手里捏着”　　

牛鲜花：“那我告诉你帅红兵，你再这个样子，一辈子都别想回城”　　

民兵连长石虎子对帅红兵：“你小子给我小心点，我早晚收拾你。”　　

知青分明成了“弱势群体”。幸运的是帅红兵遇到的牛鲜花也好，石虎子也好，都是好人。否则，他在乡下的遭遇一定很惨。　　

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招工、招兵、招生政策貌似革命和公平，实际上由于“僧多粥少”，由此开启了建国以后最广泛也最恶劣的“开后门”之风，而且不再有人以此为耻，连最清高的知识分子、最革命的老干部，也在为子女回城费尽心机。而电视剧中帅红兵给牛主任送礼——从女式军装、香烟到口红，投其所好，也只是为了能够早日回城。无论是家长还是知青，无论是社会风气还是社会制度，都在这种“开后门之风”的强力侵蚀下开始锈朽了，最后成为人们否定那个时代的一个主要触媒……　　

上山下乡运动另一个最大的失误是希望知青们“扎根农村”。　　

就像今天乡村来的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繁华嘈杂的城市一样，当年城镇来的学生也无法真正融入贫穷落后的农村。　　

跟家人就在当地的农村青年不同，身心的劳累，加上生活无着，加上远在异乡，还要受农村干部管束，时间长了，这些大革命中的天之骄子，虽然还有一部分信念坚定、以苦为乐的先进分子，但大部分人的思想都开始变了。　　

记得当年我们在山乡终年辛苦劳动，可是每天挣的工分仅够买两个大饼。公社为了保证知青的基本生活，千方百计筹钱保证每个知青每月有10元钱的基本生活费，但五分钱的团费还得用父母给的钱来交（生活费由知青场统一开支，不发给个人）。　　

正如《知青之歌》中唱的，“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绣地球”。生活前途那么渺茫，叫他们如何对社会主义对革命事业能有正确的看法，又如何能去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呢？　　

于是，曾经的革命理想和向往，蜕变成两个字——“回城”。　　

为了回城，电视剧中那个性格那么倔强的刘青为了让牛鲜花在招工表上盖章，不得不屈辱地向有夺爱之仇的“情敌”下跪哭求。　　

为了回城，电视剧中的帅子不惜自残。而我们50多位山友中，也有一位曾为招工受阻精神失常过，一位曾用跳水库来强烈抗议不公正的招工歧视。　　

为了回城，像电视剧中描写的那样，许多男女知青尽管相恋多年，甚至到了而立之年，不回城决不结婚。回城之前，我们知青场中先后有过三对恋人，最后没有一对成功，反而是回城之后，另外三对山友喜结了佳偶。　　

还清楚地记得山友林世平当年说过的话：“只要能回城，到粪便管理处工作我都愿意”。粪便管理处都是集体所有制的女性环卫工人，她们要每天起五更沿街倒马桶，涮尿壶。这个跟电视剧中祥子一样身强力壮的大汉，只要能回城，竟然愿意做这样一份工作……　　

而忙于争权夺利的政客们却开始高调鼓吹起“知识青年要扎根农村”。这种实际上是将千百万知青作为“政坛祭品”的不负责任的政治主张，最后导致当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之后，无数知青为之拍手称快！　　

人为造成的骨肉分离，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除了送礼找关系开后门，遥遥无期的回城之路，牵动着千家万户心，文革期间已绝迹的求神拜佛迷信活动又悄悄兴盛起来了。记得那些年春节回家，　正月初九　和山友们到石室岩寺游玩，发现磕头烧香的人中，十有八九是知青或知青的家人。曾亲眼看到邻居十三岁的明祥弟弟非常虔诚地长跪在那个原先供奉玉皇大帝的空神台前（玉皇大帝塑像文革初期已被红卫兵砸烂），为哥哥烧香求神。而那些磕头烧香的老三届知青中，许多人曾在1966年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四旧”运动中，高举红色的大旗，佩戴红卫兵袖章，到处拆庙砸神，驱僧烧经……　　

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似乎对“革命”也一样残酷无情。　　

对于那个时代，那段人生，“那个时候”，有人说是“蹉跎岁月”，有人说是“青春无悔”，有人说是“卧薪尝胆”，有人说是“不堪回首”……　　

两千万的知青，有多少不同的经历啊，自然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感受。　　

应该说，今天还有许多知青，包括我们自己，都对那段经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那个上山下乡的地方，有一种深深的“家乡情结”。　　

我们在中国农村留下了自己的青春，中国农村从此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没齿不忘的“第二故乡”。　　

我们在中国农村受到了风雨的洗礼，中国农村从此在我们的人生中，是催人奋进的“快乐老家”。　　

但农村绝对不是“天堂“，知青生活也绝对不会充满笑声。　　

可以肯定，没有一个高喊“无悔”的昔日知青，愿意把自己的后代也送到农村去那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样的故事不会再有……”　　

今年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40周年，也是我们这一批紫山儿女上山下乡35周年，众山友们都在嚷着要举办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是啊，正是有了上山下乡，世间从此有了一种最感人的友情——“知青情”。　　

这是一种同甘共苦特有的亲情……　　

这是一种风雨同行特酿的真情……　　

于是，所有的联欢会都可以推辞或逃避，唯独知青聚会没有人无故缺席。　　

就像全剧结束时那个催人泪下的知青聚会——“北风那个吹”……　　

因为，曾经年轻的我们，有着别人永远不会有的经历。　　

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是那种驾驭青春骏马在大风大雨大世界驰骋的奋斗之美。　　

是啊，那种美，忘不了啦……　　

是啊，那岁月，忘不了啦……　　

“像那天的雪，那天的泪，飘飘洒洒”……　　

“像那天的梦，那天的凝望，牵牵挂挂”……　　

（谨以此文纪念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及红旗水库知青场成立三十五周年）

附：莆田县华亭公社红旗水库知青场30周年纪念活动视频《重返紫云山》
  http://202.101.111.195/20year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