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秩序

我们时代的秩序

2009年03月07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孙亮

　　 哲人的工作，马克思说，是认识世界。2008年圣诞前的那个清晨，腼腆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马莎葡萄园进入弥留。此时，世界大不安：由美国不良住房贷款崩溃所引起的金融危机已经引起全球银行体系的摇摆；一场笨拙的战争刚刚拖垮了8年来趾高气扬的布什政府。面对自己倾毕生之力理解和分析的这个世界秩序，他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全球化的卡桑德拉

　　 亨廷顿去世后，有人把他比作希腊悲剧里的卡桑德拉：他反复呼喊的悲怆预言，浮躁的人群总是听见得太晚。整个1990年代，占据了媒体话筒的是他的学生，张扬自大的福山。冷战结束后，欧美自由主义者通过各种全球化理论，按照自己的形象勾画了全球的未来：在经济上“打开边界”，取消管制，建立全球的自由市场；在政治上推广少数权利、多数决策和精英治国相结合的代议制。在这些理论家中，福山的名声最响亮，因为他对全球化的评论最宏大和简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自由民主体系和工业化相辅相成，如一台巨大的“三轮机器”，将存在巨大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各个社会轰隆隆地推向一个共同的政治和经济未来。漫长曲折的社会发展结局已经写好；历史，在最要紧的意义上，已经终结。福山对于自己的结论如此肯定，以至于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这本书的结尾，对于人类不再需要上下求索，从此失去了进步的理由和机会，他用了数十页的篇幅抒发了真诚的、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怅然若失。

　　 “9·11”的火光粗暴地抹去了福山给历史仓促画下的句号。面对中东沙尘里崛起的衣衫褴褛神出鬼没的非典型敌人，迷惑的美国决策者重新发现了几年之前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当时看来陈旧不合时宜的《文明的冲突》。他把世界分为西方（基督教）、伊斯兰，中华、日本、印度、拉美文明、非洲以及俄罗斯东正教等八大文明。在主义之争失去根基的世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国际争端的主要逻辑。而且由于文化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这个断层可能比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分歧更深刻、更难以愈合。“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关系常常风雨交加。他们各自是彼此的他者。比起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持续和深入的斗争，20世纪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不过是历史上的过眼云烟。”亨廷顿迎头驳斥了福山的全球化逻辑；但在布什政府的新贵看来，二人的理论可以互相结合：既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么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制度上，立于世界之巅的美国都应该当仁不让，甚至“先发制人”。亨廷顿和福山一起被放上——或者绑上了——新保守主义的神坛。

　　 另一方面，亨廷顿的警告，不仅和“9·11”契合，而且也卷入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日益壮大的反经济全球化运动。这场运动中左右混杂，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并行，而亨廷顿和福山的争论也在其中得到了各种解读或误读。福山派把这次全球化的挫折归咎于新兴市场没有建立起健康市场所必需的法制体系和透明监管体系，道德风险弥漫上下。而亨廷顿派则警告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配置可能不适用于缺乏信用文化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从首尔到里约热内卢，知识群体开始质疑多年经济建设的成果和自身的文化认同是否正被西方世界的资本和资本所培植的西方崇拜掠夺殆尽。在发展中世界，亨廷顿被赋予始料未及的讽刺地位：一面和福山一起因为宣传美国政治和文化霸权而受到严厉批评；一面又为以各文明代言人自诩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似乎的确进入了亨廷顿的时代。

　　 此时，这位矮小安静的老教授，是否会暗自感慨人们的健忘和马虎？对于全球化三叉戟的迷醉，应该让他想到1970年代全球化理论的前身、更加鼓舞人心的现代化理论。在那个发展研究的天真时代，研究者和决策者相信，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教育的进步和产业转型将自然带来文化和制度转型，最终促成“现代”政治体系的确立。那时，像30年后一样，亨廷顿冷眼旁观拉美、非洲和亚洲的政治发展，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刚果，社会在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进程中发生了普遍的动荡，经济倒退，甚至内战。经济转型带来的往往不是良性的社会变革，而是不稳定和错乱，为政治秩序带来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好坏首先在于是否能建立并维持基本的行政秩序，完成平稳的过渡：好政府就是管用的政府。（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正因如此，10年之后，当冷战初歇后的理论阵营早早地开始总结民主化到底取决于“客观条件 ”还是“精英主导”，亨廷顿似乎心不在焉，不置可否。随后，他在《第三波》提出了委婉的警告： 民主化的发生需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等结构性的先决条件，但要保证民主化过程稳定而低成本，则需要控制基层的群众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给予治理体系（及居住其中的统治精英）适当的时间和空间调整转型。

　　 由于这些刺耳的反调，30年来，亨廷顿曾数次被贴上过“反动”的标签。30年中，他通过为美国、国际组织和第三世界政府（如巴西）担任顾问低调地实行这些信仰，更为支持基层民主运动的人士所诟病。然而，在冰冷的结论和简素的文风背后，亨廷顿是一个温和的老派自由主义者。亨廷顿不仅同福山一样相信美国制度的优越性，而且更进一步，把这种优越性归功于文化根源：在耄耋之年的著作《我们是谁》里，他力陈英格兰的法制传统、新教情怀以及欧洲的人本文化，是美国精神的脊柱，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体系的根基。历史资源和美洲经济地理的完美遇合，使得后来一代代的移民能在这个大熔炉中，褪尽原来阴暗的历史基因，皈依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

　　 但是，当全球化论者认为这些价值及其相关联的制度代表发展的趋势，亨廷顿却认为美国的崛起和它的制度安排在欧洲的散播归根结底是一次历史的偶然，不仅难以移植于他时他地；而且自身更经受着美国社会移民化多元化的考验。在他柔软的自由主义心灵中，美国文化、经济和政治基本安排是一个完美的有机整体；但是在他冷静的现实主义头脑里，它不过是人类政治生态圈所允许存在的物种之一。美国体系或许是新英格兰飞驰的保时捷和优雅的鸢尾花，可贫瘠的沙漠需要的是笨重的骆驼队、狰狞的仙人掌——因为它们“管用”。

　　 比起福山，亨廷顿是更细致的达尔文主义者：生物进化的逻辑不是佳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作为公众领域里的发言者，亨廷顿并不评价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优劣。他关心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明已经发展出和西方制度不同的政治标准。要向这种社会输出美国的价值，注定会引发其掌权者和民众的反抗而导致失败。基于这种世界观，亨廷顿把人生的最后几年奉献给了越来越殷切、在文化多元主义者看来也是越来越嚣张的呼吁：美国的未来，在于一方面克制自己输出自身制度的帝国欲，一方面防止少数族裔的兴起带来的文化多元化侵蚀自身赖以立国的盎格鲁－萨克逊自由主义传统。（亨廷顿，《我们是谁？：对美国认同的挑战》）

　　 中心的崩塌

　　 然而，即使成熟的认识也常常被世界突兀地修正。回到马莎葡萄园那个寒冷的清晨，当亨廷顿把目光从美国转向了更广大的世界，转向这场动荡对自由主义和自身理论的意义，他是会安然颔首，还是会悚然而惊？

　　 眼前这场危机所激发的对全球制度的反思，和10年前金融危机的思想环境有一个重要的区别。10年前的争论虽然硝烟密布，但其布局反映了各方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共识。支持这一体系的亨廷顿们和福山们关注是其骄人的制度成就是否能在全球推广；而反对者也只是忧虑这架如印度神祗的战车一般霸道的机器在全球强势推进，将摧毁本土人群的福利。虽然立场对立，但他们都认为欧美本土的自由市场体系是颠扑不破的：问题是适用度，不是本身的合法性。至少对于这些社会来说，它代表着可想象的历史进化的终结。

　　 这个共识在今天遭到了根本挑战。对于今日危机的技术分析，我们几乎已经耳熟能详：银行未能履行管理风险、有效分配资本的责任；整个金融体系利用众多的衍生工具包装风险，掩盖资产贬值的真相。而多年来资本和外汇管制的不断削弱使有效的监管体系付诸阙如。但这些技术层的评价后面，正积聚起一股思想力量，“矛头”不再像过去那样指向对新兴市场的汇率和出口政策， 而直指因为其强大而令人或骄矜或警惕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经济学家们纷纷指出，金融市场的危机不是孤立的：它的缺失已经投射在整个体系中，反映为经济和政治决策权向资本和官僚结构的上层集中。GDP数字不断增长， 内部的不平等却不断加剧，社会保障体系萎缩，而维系社会认同的纽带也日益羸弱。

　　 种种反思中，当然不乏从各种左派理论的道德高地对资本家群体进行的讨伐，但更令人警醒的也许是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沉痛反应。《经济学人》和《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思现有市场体系的缺陷。原本善于应变的福山则彻底告别了“三轮机器论”。他惋惜在走歪了路的新保守主义者手中，曾在1980年代大显身手的里根主义“不再是纠正福利国家种种过错而实行的的务实对策，而蜕变成僵硬不化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是 “减税能带来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而金融市场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福山， 《美国有限公司的倒掉》，《新闻周刊》2008年10月13日）

　　 这其中一个特别的声音来自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这位昔日美国和全球金融之神如此陈述：

　　 “过去数十年来演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风险管理和定价体系，它依赖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凝聚了数学家和金融专家的卓识。衍生市场发展中最主要的一个定价模型为它的发现者赢得了诺贝尔奖。这个现代风险管理体系几十年来呼风唤雨，然而这整个智慧的大厦在２００７年夏天倒塌了，因为我们输入这些模型的数据只包括过去20年过度繁荣时期。”（《华尔街日报》，2008年10月23日）

　　 也许，如格林斯潘所言，如果这些模型能采纳历史上萧条时期的数据，金融体系也将避免今日之困境。但是，为什么那些向精密模型输入数据的具有“卓识”的人们，全球金融金字塔中的骄子，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面对残局，“我们这些曾指望借贷机构能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保护股东利益的人，尤其是我自己，惊诧莫名。”

　　 在全球互联网上，激进的网民对格林斯潘的表述嗤之以鼻。其实，对于一个少年时代起就追随极端资本主义者安兰德、反对凯恩斯的自由市场信徒，这句话可能代表了对于现有体系的最严厉的反思。对格林斯潘们来说，谴责资本家贪婪无状并无意义——自由市场体系及其模型的基本信条不是人的高尚无私：而是理性的自私能在市场调节中产生增长和福利效应。这个基本信念的动摇，比起人性的黑暗，的确更应该惊动这位千锤百炼的自由主义者。当美国体系在最“发达”、最“现代”的中心倒塌，那么它于其自身也失去了逻辑的必然和伦理的应然地位，无论在全球还是自身历史中，它只是演变的一个阶段。

　　 面对格林斯潘的惊诧，虚拟听众席上的我们心情复杂。今天美国经济学家所提出现有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训，普遍地存在于其他地区。东亚曾经以兼顾发展和公平的经济模式而自傲，而过去10年来，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 21个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中有16个的社会不平等情况逐年恶化，其中日本、韩国和中国都“名列前茅”。工业化过程中城市贫困成为比农村贫困更棘手的问题，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城市贫民窟，多数都位于亚洲。日本社会白领的下层化，印度农民运动的极端发展，是这个整体趋势的不同表现（亚洲开发银行2007/2008年特别报告）。

　　 没有人能推卸责任。的确，这个模型的流布过程投射着美国的经济文化霸权的阴影，但各个经济体是真诚自觉地接受了GDP为目标、市场改革为手段的发展策略。过去20年来，这个模型的一些因素功不可没——现代史上还有什么民族比中国人更深切地了解自主处理劳动、土地和资本的权利多么重要？ 但是，也许中国人也最能明白，所谓自由市场并非是社会的默认状态：它是一整套通过历史斗争和交换而形成的人为规则。规则的制定往往自上而下，而规则排定后各个社会集团之间对有形的金钱和无形的信息掌控的不平等，也能在不同时空影响市场的运作结果。10年前在“无法无天”的前苏联私有化过程中厂长经理一夜暴富；今天在监管相对成熟的香港，某知名公司从公开上市到私有化过程中同样出现大股东“买票”、小股东血本无归的重重疑云。在美国，医疗市场的昂贵，药物滥用的严重性，同保险公司和大型制药厂之间的共谋有很大关系； 而在欧洲，强硬的工会则极大规定了单个工人的选择权。“自我调节”不过是一种比喻，现实中必然存在制定者和服从者，调节者和被调节者的张力。

　　 此时，无论是亨廷顿还是福山的理论都已经捉襟见肘。和其他全球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一样，他们多少都把它想象成美国模式的全球复制，都没有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社会的制度都存在内部辩证发展的张力。亨廷顿的文明理论忽视了两个关键的因素：就外部而言，这些大文明区的边界划分相当粗糙甚至武断，这些地区之间存在着丰富活跃的交流。更重要的，就内部而言，不仅文明的国家成员之间存在着因为经济政治选择不同而迥异的社会生态，历史轨迹，而且同一社会内部，现存体制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动态发展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也不能被所谓共同的文明遮盖。中东地区恐怖组织的崛起，与其怪责于文明的冲突，不如联系到地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成败，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影响。正如深圳某家外资企业要求女工们诵读《论语》的儒学情怀，不应该也不能够替代一份合理的工资；而美国面对的这场危机，也不能直接追溯到麦迪逊和马丁·路德·金的精神。

　　 后模式的未来

　　 那么，这个辩证发展的力量来自哪里？ 一个现成——虽然有些意想不到——的答案，也许是回到壮年亨廷顿：加强国家治理，建立“管用的”政府，来安渡社会的转型。在这个背景下，2月份的《经济学人》声称“国有化自然有风险，但也许这是拯救奄奄一息的美国银行的最好途径”也不再令人惊讶了。巧合的是，近年来得到上下内外推崇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似乎正契合亨廷顿的智慧。在西方分析家看来，中国模式代表着在维持现有政治体制的同时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而我们自己则更细致地把其核心定位为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引导所达成的公平和效率的平衡。2009年２月，美国知名智库发表报告，顺着亨廷顿的思路，认为“中国模式”将成功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同时，某西方学者关于“不仅非洲，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的发言，也在媒体得到热切的转述。

　　 但是，相比媒体的热情，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态度似乎更谨慎和低调：我们的模式还在不断形成和修正之中，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确，如果全球化是一场从帝国中心对边缘计划的完美掠夺计划，我们也许可以关门拒匪，隔离消毒，但美国体系不仅是我们的他者。它通过对GDP的定义，对现代化的想象，通过局部的成功和另一些局部的挫折，已经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新的科学发展观还在探索的起步阶段，我们刚刚开始突破关于现代化、城市化的一些陈旧观念，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认真地履行社会主义理想对庞大弱势群体的承诺。在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中，中国在环境治理和遏制不平等方面并不居于人前；更不用说我们亲身体会的三农问题、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等现实挑战。

　　 另一方面，亨廷顿未能论及的是，国家治理和市场运作之间的关系远非简单。即使在他曾以为成熟稳定的美国制度，也正对联储和证交管理机构在今日市场危机中的作用进行反思。而在中国的经济开放过程中的主要制度改革中，政府权力和市场形成之间存在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造成一些意外的结果：从医药监管到食品卫生，从水利到教育产业化，都是如此。无论对美国或中国，发展模式都不再能简单地归功或归咎于政府或者市场，因为这两者本来就是辩证整体的两面：市场不管用的时候，往往也是政府不管用的时候。

　　 此时，我们终于来到了告别亨廷顿的路口。他想象中能安抚危机的文明秩序属于1970年代。那时，一个强势的精英政府可以垄断性地提供文化和经济秩序，而秩序有着清晰既定的内涵：掌控财权军权；有效管理边境；结束内战；重建警局、医院和道路，提供基本的政府服务，等待民间自由经济力量的苏醒。但我们的需求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面对结构复杂、风险相互钩连的现代社会，即使具有强大智力和财力的中国和美国政府，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誊抄，没有既有的路径图可以确定要“跳过”什么步骤，实现多少“赶超”，没有精确的方程式来确认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人什么成本值得牺牲。——卡桑德拉和哲人王的年代都已经过去。

　　 正确答案到底在哪里？此处笔者也不能回答。然而，危机中美国人对自身民主政治制度的反思也许给了我们一个参照。10年来，各种基层民主改革试验的推行，官员和民众在网络政治中的互动，乃至总理在同网民交流时所提出的“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也似乎暗示了我们答案的方向。在发展和分配中，当没有集团——资本或政府——能够确认正确答案，那么只好由受决策影响的大家来决定。最近，俞可平提出，“危机就是契机，不光是指经济发展的契机，也是政治、社会发展的契机。”

　　 重要的，马克思说，是改造世界。亨廷顿和他所守护的那个秩序井然、答案明晰的时代悄然离去后的两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0.5%, 是60年来的新低。年底，将有3000万人失业。危机直接导致了冰岛和拉脱维亚政府的倒台，日本，南非，墨西哥和乌克兰政府也风雨飘摇。此时，不可逆转地成为全球社群一分子的我们，也许终于不得不开始，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地投入马克思的任务。可以安慰我们的是，替代了悲怆的亨廷顿的预言者，或许是拒绝预言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他的世界里，社会没有模式，而我们不可以今日之所知去对未来实行管理。发展的过程因此也许吃力但不会僵化：改善总有可能，而历史永不终结。

　　 （本文作者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在香港从事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