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自由派”的“民主”

       人类的成功少不了组织纪律。那么，如何保证组织纪律对群体有益呢？人需要“权力”，才能进行组织工作。纪律首先靠自律，对自律失效的情况，需要有人使用“暴力”维护纪律。假如组织者滥用权力，维护纪律者滥用暴力，组织纪律对群体就不是有益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古希腊有些城邦曾使用过“选举管理者”的方式，试图保证组织纪律对群体最有利。这种方式被称为“民主”。“自由派”理解的“民主”就是“选举管理者”。假如“选举”就能保证组织纪律对群体最有利，“自由派”如何解释以下事实：

　　1　波兰亡于民主制度，史称“亡国民主”。

　　2　中山先生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划是“军政、训政、宪政”。最高阶段是“宪政”，无“选政”。

　　3　希特勒是通过当时德国人民选举上台的，无论是总理选举，还是元首表决，希特勒都是高票通过。“法西斯”这个词就是“人民赋予的权力”。结果希特勒把德国人民带入灾难。

　　4　苏联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最高领袖斯大林，都是按民主集中制“选举”出的。结果却产生了“大清洗”。

　　1934年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曾被斯大林称作“胜利者的大会”。当时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有1225名，其中1108名在“大清洗”中遇害；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98名被害。而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代表大会代表及党委受害的比例还要更高，许多党政组织悉遭摧毁，使得干部普遍胆战心惊，人人自危。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与大批军事家、红军将领和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在“大清洗”中被镇压，军队素质严重下降、战斗力严重削弱有直接关系。当时全部5名元帅中3名被杀，全部4名一级指挥员中3名被杀，全部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多数的政治委员，即多达5万名重要的军事干部被杀，更多的人被关、被清洗。战争爆发时，只有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高级指挥员担任现职不到半年。希特勒一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得知这一切之后欣喜若狂。他之所以胆敢放手地实施“巴巴罗萨计划”进攻苏联，与上述事态是有直接关系的。许多二战史料，包括德国人自己的记载，都对此直言不讳。（参见姜长斌《苏联模式探析》）

　　5　中国农村开展基层选举，有些村子选举出勤政爱民村长，有些村子选举出地方恶霸村长。

　　“自由派”，对这些事实可能从来就没认真思考过。我们没时间，也没义务等他们改变态度，我来解释为什么：因为“阶级社会的民主”有两种，一种是“原始民主”，一种是“宪政民主”。“宪政民主”与“原始民主”都提倡“选举”，但在“指导思想”、“主要内容”与“作用范围”上大不一样。西方发达国家要是没有真本事，不可能维持长达两百多年的强势。西方发达国家的真本事之一，就是“宪政民主”。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敌人的武器，我们抢过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作为技术方法，无论本来被什么主义所用，只要能对建设社会主义有益，我们就学。

　　以下我们看看“宪政民主”：

　　1　指导思想。

　　“美式民主”是一种宪政民主。在“五四运动”时，胡适的美国老师杜威，正好访问中国。那时中国的自由派分子们把杜威视为一位“民主使者”。杜威私下向胡适表示：中国的自由派认识的民主，与他理解的民主不是同一个概念。他理解的民主，首先是：“相互尊重、相互协商、相互关照、相互配合、共同发展”的态度。胡适对此只在小范围内传达，长期不公开。为此，我一直怀疑胡适宣扬“多办实事，少谈主义”的诚意。

　　2　主要内容。

　　西方国家选举，候选人反复相互辩论，陈述自己的意见，供选民判断。我们何必那么累呢？“击败对手”的方法很多。

　　（1）我们可以把其他候选人都“毙”了。
　　（2）不毙也可以，我们可以“抢”走他们的食物、衣裤与房子。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没有力气再讲他们的道理了。
　　（3）不抢也可以，只要其他候选人与我们竞争，我们就把他们“打”得半死，打得他们不敢与我们竞争。
　　（4）不打他们也可以，把他们骗到房子里“关”起来。
　　（5）不关也可以，等我们的同志与他们辩论时，只要他们一发言，我们就“拔”掉他们的话筒，然后在旁边乱叫，搞得谁都听不到他们说什么道理，讲什么真实情况。我们的同志怎么瞎吹都行。
　　（6）不拔话筒不乱叫也可以，我们不许他们成立组织，但我们自己成立“组织”。他们单打独斗，选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群策群力，到处瞎吹我们的代表为人民办好事。
　　（7）他们成立组织我们也不怕，我们不许他们的组织“游行示威”，我们自己的组织游行示威。这样选民看到的都是我们的组织力量，看不到他们的组织力量，不相信他们能组织社会，。
　　（8）我们还可以利用社会的偏见，专门“攻击隐私”，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社会对年龄的偏见。把上年纪的人年龄暴光，社会偏见认为上年纪的人都是老糊涂。结果选民都不理上年纪的人了。
　　……。

　　我们使用上述方法，结果都能“击败对手”。我们使用这些方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中的一小撮人上台，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侵害人民利益，把国家搞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与其他选民一起倒霉。那只是一小撮人的胜利，是我们这个集体的失败。所以，为了维护公正的选举，为了维护其他选民与我们大多数的利益，我们必须维护每一位公民的“人权”。“人权”包括：生存权、人身权、财产权、言论出版权、结社权、游行示威权、隐私权等等。最后才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我们再从“选举管理者”的目的看看“人权”，选举管理者是“试图保证组织纪律对群体最有利”。假如不能维护人权，即使选举出有能力、对人民忠诚的管理者，又能怎么样？社会中人与人相互残杀，相互折磨，社会不陷入“军阀混战”就陷入“暴民政治”，那就还不如让有能力、对人民忠诚的管理者“独裁”。

　　细心的同志会发现，我列举的“人权”中，没有“发展权”。为什么我没把“发展权”列入“人权”？因为，我认为发展就象“种南瓜”。只要符合基本条件，小南瓜就会发展成大南瓜，这与小南瓜有没有发展权没关系，是客观规律。只要基本人权保障好，民富兵强，有了实力，谁干涉我们的发展，我们就与谁过招。这比整天喊发展权顶用。

　　有个问题，是隐私权的具体内容问题。按照西方惯例，隐私有三个方面：收入、私生活、年龄。这三个内容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我们逐条来看看：

　　（1）收入。收入为什么要是隐私呢？贡献大，收入多，那正好显摆呀，以此鼓励其他人为社会做贡献。那不是很好吗？在西方，有一些人靠侵害别人增加收入，所以他们不敢暴光收入。例如，瑞士银行，侵吞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的钱，所以瑞士银行提倡尊重他人收入隐私。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的收入都要清清楚楚，有不明来源财产就是违法犯罪。对收入隐私，我们不认同。

　　（2）私生活。就是男欢女爱之类的事情。人类为什么会恋爱？有人认为恋爱是为了性交，是不对的。恋爱中，人会害羞，性交不需要害羞的，找个地方就去干嘛，害羞干什么？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就更不对。热恋中的人，有三种化合物分泌明显比没恋爱的人增加。这三种化合物都不会直接导致性交。相爱的人之间性交与不相爱的人之间性交，其脑电波图象不完全一样。毛主席教导我们：“自由恋爱好。”那我们就尊重别人自由恋爱中的害羞权。对私生活隐私，我们认同。

　　（3）年龄。社会中存在种种对年龄的偏见。例如，认为上年纪的人，就应该带着满脸皱纹，躺在床上等死，连动画片也不应该看。这种偏见是对人的歧视，是反动的、落后的思想。我们坚决反对。打探我们的年龄就是不尊重我们。谁打探，我们就带谁逛“梦幻花园”。要是谁揪着别人的年龄无理取闹，藐视人权，我们就开枪开炮，格杀勿论，坚决捍卫人权。对年龄隐私，我们认同。

　　种种人权中，“财产权”引发的争议最大。对“财产权”的不同解释，是“人民宪政”与“资产阶级宪政”的关键差异。自由主义者，经常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利国利民”。法国、英国、美国这些西方强国，哪个国家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没一个是。

　　（1）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中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法国《宪法》中只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2）英国所有殖民地土地，都属于英国君主。英国女王在那时代表英国国家。不仅“大不列颠舰队为女王陛下作战”，而且“大不列颠海盗对女王陛下效忠”。英国才能成为日不落帝国。

　　（3）美国从立国至今，不仅《美国宪法》中从来没有“私有财产保护条款”，甚至也没有《私有财产保护法》，但有限制政府滥用权力的《政府征用补偿法》。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明确指出：“私产是社会创造，从属于社会的需要”。是美国在开国时，就具有社会主义“左”的特点。正是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比较“左”，美国才后来居上，超越了其它西方国家。推动美国崛起的三大政策法规：“国民教育政策”、“反托拉斯法”、“罗斯福新政”，全都是利用了美国宪法没有保护私有财产条款，才得到推行的。假如宪法严格保护私有财产，有钱人利用宪法，相应提出以下理由，就能让美国崛起落空：“穷鬼们没权用我的私有财产享受教育”、“自由竞争还是垄断，都是用我们的私有财产，完全是我们的自由”、“政府宏观调控侵犯了我的私有财产”。美国曾经的崛起，不能证明资本主义优越性，恰恰相反，美国的崛起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过《美国宪法》也没规定“公有制”。由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在宪法中不争论，美国每次通过有利国家富强的政策，几乎都要因为财产权问题而争论。美国距离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明显差距，这个差距使得帝国主义者有机可乘。美国政府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都是主张“反帝”的，后来慢慢被帝国主义者混水摸鱼。

　　调查显示：当代美国人常把美国中的内容，误认为是“共产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我自己做过一个类似实验：我与中国自由派积极分子们讲过一些道理，他们说我学“毛泽东思想”学昏头了。其实我与他们讲的内容，都是从美国《联邦党人文集》中节选出的内容。美国人的老前辈是“清教徒”，美国总统就职至今沿用前辈习俗，要手按《圣经》发誓忠于美国人民。当年连“飞虎队”的美国军人都轮暴中国妇女。“飞虎队”那样的美国军人，是清教徒吗？目前在伊拉克的美军中，就有不少帝国主义暴徒。例如，轮暴无辜伊拉克妇女后，杀光妇女全家。后来美军中一位有良心的小伙子，通过一位正直牧师的帮助，才揭露出了真相。揭露出这个真相是一个巧合。我想，目前在伊拉克，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的这类事情。美帝国主义者，你们为什么不敢，当着美国人民的面，与手捧《独立宣言》的美国民众领袖们当厅对质？

　　名不正，言不顺，还是名正言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好。所谓“定分止争”，是“使用权”上的分，不是“所有权”上的分。例如，这个军分给这个军长指挥，那个军分给那个军长指挥，这个分是需要的，否则会指挥混乱。这并不等于军是军长的“私有财产”。哪位军长不服，回去可以向指战员们宣布“这个军是我的私有财产。”这样的傻瓜军长，要是被下级指战员们揍，我不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利于保护正当“私营财产”，甚至有利于保护正当“私用财产”。例如，假如你的住宅是“私有财产”，别人可以假公济私掠夺你的住宅。即使法律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没用。别人可以弄个喷黑烟的机器，每天对着你家窗户喷呀喷。要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的住宅是“公有私用财产”，那你就能名正言顺捍卫自己的权利：“我的住宅与空气，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财产。要触动我的公有私用财产也行，需要全国人民认可。”全国军民要是都有这个意识，就都能名正言顺地保护自己正当财产。

　　明确“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人民宪政与美式民主的关键区别。

　　3　作用范围

　　是不是有了“人权”，有了“公正选举出的管理者”，就万事大吉了呢？不是！治国用兵，要想给人民造福，就得有真本领。对于任何真本领，都有外行与内行之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内行中还有水平高下。所谓“公正选举出的管理者”只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鉴赏力。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假如是“时间究竟是什么”之类高深学术见解，大多数人现在弄错也不会很快倒霉，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有人理解了。但治国用兵一旦犯错，轻者会造成一些现实损失，重者会被人灭族灭种。所以，国家的管理，为了保证专业技术水平，必须有非公众选举的管理者参与。美国国会、州议会这种立法机构是公众选举产生的，总统、州长这些政务类公务员是公众选举产生的。业务类公务员、法官、军事指挥员这些专业管理人员，都不是公众选举产生的。公众选举产生的管理者与非公众选举的管理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监督。

　　中山先生由“驱逐靼虏”到“唤起民众”，由“原始民主”到“宪政民主”，是一个认识逐渐深入的过程。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个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成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唤起民众”之后用“宪政”组织民众，就是“人民宪政”。

　　但“一般人民宪政”还不是“高度民主”，“宪政人民民主专政”才是“高度民主”。

　　任何政权都需要对政权的敌人实施专政，否则就无法存在下去。任何劳动者，都需要专政的保护，流氓无产者反对一切专政，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特点造成的。不同的政权有不同的敌人，只有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才能维护“人民宪政”，所以“人民宪政”只有发展成“宪政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巩固。我们可以把“人民民主专政”划分为初、中、高三级。初级是：“独裁人民民主专政”，中级是：“局部宪政人民民主专政”，高级是：“全球宪政人民民主专政”。

　　在“宪政人民民主专政”中，我们必须在“一般人民宪政”基础上，增加社会主义基本公民权，这些基本公民权是：对社会的知情权、对社会管理的监督权、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捍卫自己一切基本权利的防卫权。捍卫自己一切基本权利，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做贡献，不仅是公民权利，也是公民义务。任何公民面对侵犯自己基本权利的敌人，打不过就跑，不要硬拼，跑了去告诉能打的人来帮自己。就是尽义务。

　　为什么在毛主席时代，没有建立起中级人民民主专政？因为“宪政”，除了选民思想解放外，还需要选民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就以“读《毛选》”为例。无论什么政治观点的人，只要看得懂《毛选》，都认同《毛选》的内容是治国用兵的见解，认不认同其中的道理是另个问题。同样读《毛选》：初小文化水平的人，能认得其中的字；高小文化水平的人，能理解其中的句子；初中文化水平的人，才能看懂文章的内容。“学历”无所谓，要的是“文化水平”。“1949年时中国成年人80％是文盲，1976年中国成年人文盲半文盲仍占人口25％。”这句话，对后人正确理解毛主席时代的民主建设，是一个关键。旧中国人民文化水平太底，中国共产党拼命地给中国人民扫盲，直至毛主席逝世，还是没达到宪政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要拔苗助长搞民主制度建设，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国民党“国民大会”的“真选举，假民主”，另一种是混乱的“亡国民主”。这种情况下，民主建设比较切实的做法是：“独裁”。在宪政建立起来之前，天子不专官僚的政，官僚就要专人民的政。天子对官僚专政的同时，为人民从多方面创造建立中级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是最负责任的作法。所以毛主席会说：“宪法算什么？”人民还没有条件建立宪政时，那就是“宪法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