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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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被一系列的光圈所包围: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每年百分之八的GDP高速增长,世界航天大国,举办了一届成功的奥运会等等。但是,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的确非常严峻,应当引起国人的重视。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
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除了土地私有化以外,基本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轨了,要说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国家的垄断更严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盟,早就出台了反垄断法。当然这个玩意我们国家也有,但是我们国家的反垄断法却对国家垄断不予涉及。媒体多次含蓄的提出我国电力,能源,交通,通讯,金融等行业的工资福利远远高于一般行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国家垄断带来的高利润,而且没人制约。每次价格听证会都被人戏谑为“涨价会”,就拿青岛今年冬天的取暖价格为例,为了增加收取供热费用,在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却提出了煤炭价格上涨的理由。难道以前政府部门废除燃煤锅炉,改用燃油锅炉都给忘了吗?纵然找了几个“演员”参加了听证会,难道真的会阻止供热部门随意的价格上涨吗?国家垄断,政府参与市场竞争用一个词来概括就叫做经济集权。叶檀女士有一篇名为《经济集权是中国数次改革失败的原因》的文章救谈到了这个问题。经济集权的确是中国经济改革不算很成功的原因,包括股市的政策市的形成,包括银行支持的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更包括国家垄断行业的既得利益群体的暴利。其深层次无不是与民争利,破坏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秩序。
再就是官商不分情况太严重了。好多大企业的领导都有行政级别,正部级的厂长一大片,这种计划经济的残留怎么去面对世界经济的挑战?而且好多政府部门的领导明着暗着的在某些公司参股,这些人难道不学公务员法?一些行政,事业单位,自己不好明着挣钱,毕竟还是吃皇粮的,于是私底下设一些挣外快的公司制的单位,而且运用行政强制手段逼迫人们只能去这些公司进行业务。还有就是为什么政府为什么对房地产救市这么热衷,难道敢说里面没有“行政股份”的原因?关于官商不分,举一个例子就是媒体是央视一家独大,依靠垄断电视资源,每年的广告费,光标王,冠名等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国家喉舌也是一种行政控制,一个主持人也是司局级干部。不能否认央视在传达中央精神,反映社会问题时的作用,但是是否也可以引入竞争呢?各个地方媒体为什么不能对央视构成挑战呢?
再就是,国家太重视GDP的高速增长,而没有看到这是用多少能源代价,环境代价,安全代价换来的。而且,GDP这种衡量标准本来就不科学,这个庞大的数字中有多少是被外商挣去的,又有多少是通过暴利的房地产行业支撑起来的。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本来就是要放在甩干机里甩一甩的。我国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太多,这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太过低廉,现在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已经显现。这种发展是畸形的,真正要变革时是要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
再说说土地制度,我们国家的土地全归国有。国家通过土地出让挣到多少钱就不说了,单说农村土地问题。农民的土地一再被剥夺,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补偿金只能让农民在外资企业作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的“羊吃人”正在上演。而且这种土地流转让村书记,村主任,村干部这一阶层成了中国最富裕的阶层。每当村里选举时,大量的“贿选基金”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卖地来的吗?有时农村也会出现“最牛钉子户”,但结果都是被村干部,镇干部强行拆除,强行征收,又是不惜使用暴力。农民为了使自己得以生存的土地作出任何事都是可以理解的。土地私有化虽然有其弊端,到这是最好的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办法。农民可以以自己的土地做资本入股参与农业生产的集团化经营。其实土地私有的弊端也是可以避免的,难道在制度和法律引导下的土地兼并有那么可怕吗?
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社会保障程度太低了。现在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外贸走不通了,才想到要扩大内需,实是亡羊补牢(印度在这一点就不是很怕,他们的经济没有那么依靠外贸,因此收到的冲击不是很大)。要扩大内需了,要提高社会保障了……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保障还是远远不够。每月不到500元的低保对于那些弱势群体实在是杯水车薪。我们不要求像北欧国家那样借着大量的国家外债,也要保持国民的高福利。(当然我们政府真能这么想那也是不敢奢望的)。国家不要总是看GDP有多少,更要看老百姓的口袋里有多少钱。我国这个新的“世界工厂”创造那么多财富,为什么不能拿出一些用来分配----合理的分配,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在中国现有的人口状况、生产力水平与物质资源条件下,如果不进行财富的“福利性”分配不足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和平变革的矛盾。这个矛盾从中西部差异、城乡差异、公务员与普通民众的差异、社会就业困难、自然灾害频繁,甚至还有民族分裂与反分裂等现实是可以看出的。
还有一个问题,笔者暂时把它归为经济问题,那就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忌讳了。虽然,从初中时就知道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但我们现在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水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我国现在还是处于改革时期,社会发展不稳定。但这不能是借口,要看得是趋势,如果“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越来越富,那即使再高压,社会的缓冲器早晚会失效。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仇富心理,这不能怪人们的心理失衡,小农意识,关键是如果社会财富是公平分配的,那因此造成的贫富不均人们当然会接受,如果是由于社会制度或体制原因造成的,那这个问题真的应该早点采取措施来解决了。国外有很多的先进经验值得借鉴,各种像税收一样的杠杆工具真的该发挥作用了。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如果只是单纯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好比清末只发展实业,而不进行变法一样治标不治本。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新洋务运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引、配合和保障,没有一个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现代政治体制,单纯的经济改革其前途是十分危险的!当前教育、医疗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已经明白无误地验证了这一点。前面说到经济集权,中国经济集权之果是中国政治集权之因导致的。所以说经济集权是中国问题之果而非中国问题之因。如果只解决问题之果而不解决问题之因,或者后解决问题之因中国问题始终是复杂的。
而政治体制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正因为存在政治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才导致如下问题:
首先,腐败问题已成国之重疾,置之不顾的话,终将因此亡党亡国。当今社会人们要办事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样找关系,走后门,送办事费等等,正常的社会渠道不能发挥其作用。官员寻租,“公费出国考察”,公车日多等等直接导致社会风气败坏。腐败如果制度化,那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腐败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官僚作风严重,某些官员的眼睛只会往上看,只知道巴结上司,跑官要官,搞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为财政欠下大量的赤字。而对于下情则不管不问,只知道“听取汇报”。为了表现工作业绩,在数据上做动作。在政务上,又有几个官员会做到为人民服务,青天大老爷的习气不弱于古。在各种会议上习惯于讲大话空话,全国有多少城市把自己城市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国际大都市,不懂得量力而行。而政府服务百姓,服务市场的作用却没有起到。
其次,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官商勾结有关。那青岛啤酒为例,这名族品牌中的世界品牌为什么在有些城市却几乎见不到呢?难道是因为青岛啤酒的广告和销售业务没有在这些城市展开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城市有他们自己的啤酒企业,而这些企业又与当地政府官员个人或政府业绩有牵连,因此通过政府的手段“保护”本地企业。这又是为什么有些政府机关部门对于公务用酒要进行指定,当然这里面又涉及了政府采购里面的一些问题,此处不详谈。总之,政府部门的这些作为对于建成的市场发展起到了揠苗助长的作用,反而不利于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的形成和发展。
还有就是,政府部门人浮于事,机构设置不合理而且沉冗。辽宁省铁岭市竟有九个副市长,二十个副秘书长,由此可见一斑。本文不做详谈。
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选举制度和代表制度急需改变。作为选举制度试验田的农村海选,现在已成为贿选最猖狂的地方,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一票价值几万元的地步。试问这些钱出自哪里?如果那些村干部真的是想为村民做些实事的话,他们会如此不惜重金吗?结论自然是“用之于民,取之于民”。而我国现在的作为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确有问题。各级人大代表不能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民声。这些业界明星,公司老总平常里脑子里装的肯定不是倾听老百姓的疾苦,而更多的是想着如何挣钱。而每当开人大会时,才会自己或通过手下的笔杆子临时抱佛脚,拿出一篇提案,然后在开会所在地的宾馆房间里,几个人大代表串联一下,联名签署,当然在最后再举举手就可以了。人大作为最重要的立法机关,而人大代表又有多少人是懂法的呢?而事实上,有的老总代表们,自己的所在阶层(恕我不能用阶级这个词)正是劳动法的敌人,更有甚者就是行贿受贿的主力军,更是社会不正之气的创造者。这些头上环绕着人民代言人光环的代表,真是在触犯了刑律,或触动了某些当权者被收押时,人们才知道其是何许人也?其如何能代表人民?实事求是地讲,现在某些人努力争取各级人大代表的资格为的只是这一种社会尊崇的社会地位,还有那犯事时所享受的法外程序。而作为各级人大,政协,实际上已沦为各级政府官员的养老院了,那些机关里的官员直接去了人大,政协作了副主任,副主席,自始至终高高在上如何能代表民意?
最重要的,我们对于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究竟是怎样的过程,大家也是心中有数。人们究竟怎样切实享受自己的选举权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当然不能不说间接选举制度肯定有它的弊端,但是如何改变它,如何改进它才是硬道理世界各国都有先进的经验值得借鉴。“别国”不敢说,为什么,不能借鉴一下台湾?台湾立委选举时,候选人就是上街宣传自己的政见,及对老百姓的承诺。试问,一个人们都不了解的人,如何让人们来选他做代表?
当然谈到选举制度就要自然而然的涉及到民主化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雷区,笔者大胆的提出,我国要解决民主问题及一系列的政治体制问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实行真正的政党制度。这其实也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常识,只有政党之间的监督才是最有效的监督,才是预防打击腐败的最有效的办法。只有在野党也有了自己的政治资源,有了自己的媒体,才会时刻对执政党的动作盯紧,政府的行为才会变得透明,老百姓对执政党的怀疑也可以减少。
再者,只有实行真正的政党制度,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使法律成为人们真正的堡垒,才能真正发挥三权分立的作用。一个政党的政法委,公检法司全由其掌握,很难做到真正的公正。试想,审检合署,还有,政法委与政府官员在一幢办公楼上办公,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出现行政诉讼,那递个条子不是太方便了。司法作为最后的救济,是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的。如果司法不公开,不公正,官官相护,又没有制约。社会矛盾不能通过正常的,公正的途径得到解决,必然会导致社会的矛盾激化和不稳定。
实行真正的政党制度,也是言论自由的前提。因为一党执政势必导致言论自由的局限,而言论自由是必需的。只有真正保障了公民的言论权,而不是在一个“百度贴吧”发表超过几百字就要审核一下那样,社会的问题才会暴露出来,社会才能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媒体,这个“第四种权力”,在我国,对于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真的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和西方国家(可能有的人会说,资本主义国家不光是欧洲和美国,但我们总得向好的国家学习,这一点应该是没意见的吧)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其实都能通过一些影视作品里可见一斑。最近笔者观看了一部美国影片叫做“洋葱新闻(The Onion)”,这个电影虽然很具有颠覆性,在美国本土播放的目的可能是用幽默辛辣的语言来针砭实事,但里面所表现出的美国新闻媒体的开放性,公开性,透明性和负责性,确实很让笔者感到羡慕。既然我们要思想解放,为何不深刻一些,不彻底一些。不要怕暴露问题,哪个国家都有社会的阴暗面和暴露的或潜在的矛盾,问题是不要让这些问题发酵,酝酿出更大的问题。要让矛盾保持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讳疾忌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现在真的没有必要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党派了,一个党派是否真正站得住脚,关键是要看这个党派是否在最大程度上的代表人民的利益。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就是代表所谓资产阶级的吗?现在,西方绝大多数民众都是属于中产阶级,所谓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还真给调和了。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工人不再是无产阶级,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所在公司的股份,购买了政府,金融机构的债券,当这个时候,再提工人阶级一穷二白,是最革命的,是否太过落伍了。显示资本主义快要灭亡的经济危机,竟然对我们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影响,真的有点讽刺意味。
尤其要说明的是,执政党不要以为自己是最高瞻远瞩的,自己是人民进步的指引者。如果你自始至终没有多大错误,那这么说,这么做还能理解。关键是某个政党犯过无数的错误,还可以继续在台上执政,这样不会真正反思自己的错误的。现在改变了一些执政策略,使老百姓得到了一些恩惠,就要老百姓感恩戴德,难道你不知道,这都是你应该做的吗?一个政党不能以一副教育老百姓的嘴脸执政,而应该是自己所属阶层的代言。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实行训政,那是因为那时候,民智未开,老百姓还不懂得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当今社会,市民意识已经觉醒,再用愚民政策是万不可能的了。尤其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体的存在,使人们主动或被动的接收到了世界上先进的制度,也会得到一些国内的消极的消息。人们是会比较的!央视喜欢戏谑台湾立法院里的打架新闻,尤其那丢向王金平的鞋子总被“津津乐道”,也喜欢看到民进党的内部矛盾和红衫军的“天下围攻”,可仔细想一想,我们有资格嘲笑他们吗?难道他们的这些行为不是一种民主的体现吗?难道我们开会时,全都一致通过,甚至鼓掌通过,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是民主?就是民意?
国家走向要由人民决定,而不仅仅是中央核心的几个人,或其太子党来决定。人民通过正常的途径选出社会的精英,选出自己相信的人,然后自己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对其监督和罢免,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政治制度。试问那些不知通过具体怎样的方式被选中的比传统资本家还剥削的企业老总们,如何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主权在民,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做到的事。
一个执政党如果真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全中的根本利益,那么就不会害怕接受人民的检验。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你真的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还怕有竞争对手吗?执政党只要居安思危,如履薄冰得服务社会,哪里会出现如此多的腐败现象?
许多外国媒体,政要对待中国很不友好,难道就是因为西方有反华的传统吗?或者中国的外贸出口对他们本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了?更多的原因还是要从我们自身找起。最近这些日子国务院才放宽外国记者在中国大陆采访的资格,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有许多需要补课。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意识问题。比如我国现在司法制度方面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执行难问题,这个问题说明了许多民众的法律意识还没有到位。
而政府官员对待百姓态度恶劣是公仆意识的淡漠,在某些官员的自己的心目中,他们不再是公仆,而是贵族。豪车、别墅、高薪、公费出国旅游……他们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释放着他们的特殊气味(摘自2008年12月10日的青岛早报)。“公仆意识”真的是很重要,也确实很缺失。每年无数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报考国家和地方公务员,相信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向他们在面试里说得那样服务社会吧,吃皇粮的好处自然是有目共睹。但是,高薪是否真的能养廉呢?如果没有真正有效的制度的保障,那无异于抱薪救火。
北京某街道竟然打出这样的横幅:“为了外宾的方便,请大家尽量减少出行”,这句口号里散发出了当年满清贵族对列强奴颜屈膝的味道。一切为了招商,一切为了GDP,外商的车违反交通规则可以不受处罚,日本“友人”与中国人发生冲突进了派出所,就意味着那个“愤青”中国人就一定要向外国友人道歉。本国政府对于外国人总有一种超国民待遇的情结,对待我们自己人则一定会表现出一种“自己孩子不听话,给您添麻烦了”的大国仪范。不知道这些人想到了他们的工资财政就是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钱在养活着他们吗?本国政府不想着本国国民,这样的政府其执政的的理由就相当的模糊了。看看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二十个乘客出口只有一个是给外国人准备的,十九个是为本国国民准备的,外国通道再挤,不好意思你也得等着。这难道是进出日本的外国人少吗?当然不是。原因很简单:我是我国纳税人养活着的,我当然要首先考虑自己人了。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却倒过来了。
总之,以上观点,可能片面,因为笔者不可能全部通过社会学的方法得出结论,但毕竟不是空穴来风。发表这以上种种看法,虽然可能言语犀利,也不是出于对社会的抱怨。笔者对党,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都无比崇敬,因为真心希望我们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好,也有信心,我们真地会创造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一些皮毛观点,犹如蚍蜉撼树,只为发出自己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对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一点声音。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
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除了土地私有化以外,基本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轨了,要说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国家的垄断更严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盟,早就出台了反垄断法。当然这个玩意我们国家也有,但是我们国家的反垄断法却对国家垄断不予涉及。媒体多次含蓄的提出我国电力,能源,交通,通讯,金融等行业的工资福利远远高于一般行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国家垄断带来的高利润,而且没人制约。每次价格听证会都被人戏谑为“涨价会”,就拿青岛今年冬天的取暖价格为例,为了增加收取供热费用,在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却提出了煤炭价格上涨的理由。难道以前政府部门废除燃煤锅炉,改用燃油锅炉都给忘了吗?纵然找了几个“演员”参加了听证会,难道真的会阻止供热部门随意的价格上涨吗?国家垄断,政府参与市场竞争用一个词来概括就叫做经济集权。叶檀女士有一篇名为《经济集权是中国数次改革失败的原因》的文章救谈到了这个问题。经济集权的确是中国经济改革不算很成功的原因,包括股市的政策市的形成,包括银行支持的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更包括国家垄断行业的既得利益群体的暴利。其深层次无不是与民争利,破坏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秩序。
再就是官商不分情况太严重了。好多大企业的领导都有行政级别,正部级的厂长一大片,这种计划经济的残留怎么去面对世界经济的挑战?而且好多政府部门的领导明着暗着的在某些公司参股,这些人难道不学公务员法?一些行政,事业单位,自己不好明着挣钱,毕竟还是吃皇粮的,于是私底下设一些挣外快的公司制的单位,而且运用行政强制手段逼迫人们只能去这些公司进行业务。还有就是为什么政府为什么对房地产救市这么热衷,难道敢说里面没有“行政股份”的原因?关于官商不分,举一个例子就是媒体是央视一家独大,依靠垄断电视资源,每年的广告费,光标王,冠名等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国家喉舌也是一种行政控制,一个主持人也是司局级干部。不能否认央视在传达中央精神,反映社会问题时的作用,但是是否也可以引入竞争呢?各个地方媒体为什么不能对央视构成挑战呢?
再就是,国家太重视GDP的高速增长,而没有看到这是用多少能源代价,环境代价,安全代价换来的。而且,GDP这种衡量标准本来就不科学,这个庞大的数字中有多少是被外商挣去的,又有多少是通过暴利的房地产行业支撑起来的。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本来就是要放在甩干机里甩一甩的。我国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太多,这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太过低廉,现在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已经显现。这种发展是畸形的,真正要变革时是要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
再说说土地制度,我们国家的土地全归国有。国家通过土地出让挣到多少钱就不说了,单说农村土地问题。农民的土地一再被剥夺,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补偿金只能让农民在外资企业作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的“羊吃人”正在上演。而且这种土地流转让村书记,村主任,村干部这一阶层成了中国最富裕的阶层。每当村里选举时,大量的“贿选基金”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卖地来的吗?有时农村也会出现“最牛钉子户”,但结果都是被村干部,镇干部强行拆除,强行征收,又是不惜使用暴力。农民为了使自己得以生存的土地作出任何事都是可以理解的。土地私有化虽然有其弊端,到这是最好的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办法。农民可以以自己的土地做资本入股参与农业生产的集团化经营。其实土地私有的弊端也是可以避免的,难道在制度和法律引导下的土地兼并有那么可怕吗?
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社会保障程度太低了。现在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外贸走不通了,才想到要扩大内需,实是亡羊补牢(印度在这一点就不是很怕,他们的经济没有那么依靠外贸,因此收到的冲击不是很大)。要扩大内需了,要提高社会保障了……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保障还是远远不够。每月不到500元的低保对于那些弱势群体实在是杯水车薪。我们不要求像北欧国家那样借着大量的国家外债,也要保持国民的高福利。(当然我们政府真能这么想那也是不敢奢望的)。国家不要总是看GDP有多少,更要看老百姓的口袋里有多少钱。我国这个新的“世界工厂”创造那么多财富,为什么不能拿出一些用来分配----合理的分配,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在中国现有的人口状况、生产力水平与物质资源条件下,如果不进行财富的“福利性”分配不足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和平变革的矛盾。这个矛盾从中西部差异、城乡差异、公务员与普通民众的差异、社会就业困难、自然灾害频繁,甚至还有民族分裂与反分裂等现实是可以看出的。
还有一个问题,笔者暂时把它归为经济问题,那就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忌讳了。虽然,从初中时就知道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但我们现在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水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我国现在还是处于改革时期,社会发展不稳定。但这不能是借口,要看得是趋势,如果“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越来越富,那即使再高压,社会的缓冲器早晚会失效。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仇富心理,这不能怪人们的心理失衡,小农意识,关键是如果社会财富是公平分配的,那因此造成的贫富不均人们当然会接受,如果是由于社会制度或体制原因造成的,那这个问题真的应该早点采取措施来解决了。国外有很多的先进经验值得借鉴,各种像税收一样的杠杆工具真的该发挥作用了。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如果只是单纯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好比清末只发展实业,而不进行变法一样治标不治本。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新洋务运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引、配合和保障,没有一个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现代政治体制,单纯的经济改革其前途是十分危险的!当前教育、医疗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已经明白无误地验证了这一点。前面说到经济集权,中国经济集权之果是中国政治集权之因导致的。所以说经济集权是中国问题之果而非中国问题之因。如果只解决问题之果而不解决问题之因,或者后解决问题之因中国问题始终是复杂的。
而政治体制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正因为存在政治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才导致如下问题:
首先,腐败问题已成国之重疾,置之不顾的话,终将因此亡党亡国。当今社会人们要办事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样找关系,走后门,送办事费等等,正常的社会渠道不能发挥其作用。官员寻租,“公费出国考察”,公车日多等等直接导致社会风气败坏。腐败如果制度化,那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腐败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官僚作风严重,某些官员的眼睛只会往上看,只知道巴结上司,跑官要官,搞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为财政欠下大量的赤字。而对于下情则不管不问,只知道“听取汇报”。为了表现工作业绩,在数据上做动作。在政务上,又有几个官员会做到为人民服务,青天大老爷的习气不弱于古。在各种会议上习惯于讲大话空话,全国有多少城市把自己城市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国际大都市,不懂得量力而行。而政府服务百姓,服务市场的作用却没有起到。
其次,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官商勾结有关。那青岛啤酒为例,这名族品牌中的世界品牌为什么在有些城市却几乎见不到呢?难道是因为青岛啤酒的广告和销售业务没有在这些城市展开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城市有他们自己的啤酒企业,而这些企业又与当地政府官员个人或政府业绩有牵连,因此通过政府的手段“保护”本地企业。这又是为什么有些政府机关部门对于公务用酒要进行指定,当然这里面又涉及了政府采购里面的一些问题,此处不详谈。总之,政府部门的这些作为对于建成的市场发展起到了揠苗助长的作用,反而不利于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的形成和发展。
还有就是,政府部门人浮于事,机构设置不合理而且沉冗。辽宁省铁岭市竟有九个副市长,二十个副秘书长,由此可见一斑。本文不做详谈。
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选举制度和代表制度急需改变。作为选举制度试验田的农村海选,现在已成为贿选最猖狂的地方,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一票价值几万元的地步。试问这些钱出自哪里?如果那些村干部真的是想为村民做些实事的话,他们会如此不惜重金吗?结论自然是“用之于民,取之于民”。而我国现在的作为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确有问题。各级人大代表不能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民声。这些业界明星,公司老总平常里脑子里装的肯定不是倾听老百姓的疾苦,而更多的是想着如何挣钱。而每当开人大会时,才会自己或通过手下的笔杆子临时抱佛脚,拿出一篇提案,然后在开会所在地的宾馆房间里,几个人大代表串联一下,联名签署,当然在最后再举举手就可以了。人大作为最重要的立法机关,而人大代表又有多少人是懂法的呢?而事实上,有的老总代表们,自己的所在阶层(恕我不能用阶级这个词)正是劳动法的敌人,更有甚者就是行贿受贿的主力军,更是社会不正之气的创造者。这些头上环绕着人民代言人光环的代表,真是在触犯了刑律,或触动了某些当权者被收押时,人们才知道其是何许人也?其如何能代表人民?实事求是地讲,现在某些人努力争取各级人大代表的资格为的只是这一种社会尊崇的社会地位,还有那犯事时所享受的法外程序。而作为各级人大,政协,实际上已沦为各级政府官员的养老院了,那些机关里的官员直接去了人大,政协作了副主任,副主席,自始至终高高在上如何能代表民意?
最重要的,我们对于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究竟是怎样的过程,大家也是心中有数。人们究竟怎样切实享受自己的选举权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当然不能不说间接选举制度肯定有它的弊端,但是如何改变它,如何改进它才是硬道理世界各国都有先进的经验值得借鉴。“别国”不敢说,为什么,不能借鉴一下台湾?台湾立委选举时,候选人就是上街宣传自己的政见,及对老百姓的承诺。试问,一个人们都不了解的人,如何让人们来选他做代表?
当然谈到选举制度就要自然而然的涉及到民主化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雷区,笔者大胆的提出,我国要解决民主问题及一系列的政治体制问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实行真正的政党制度。这其实也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常识,只有政党之间的监督才是最有效的监督,才是预防打击腐败的最有效的办法。只有在野党也有了自己的政治资源,有了自己的媒体,才会时刻对执政党的动作盯紧,政府的行为才会变得透明,老百姓对执政党的怀疑也可以减少。
再者,只有实行真正的政党制度,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使法律成为人们真正的堡垒,才能真正发挥三权分立的作用。一个政党的政法委,公检法司全由其掌握,很难做到真正的公正。试想,审检合署,还有,政法委与政府官员在一幢办公楼上办公,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出现行政诉讼,那递个条子不是太方便了。司法作为最后的救济,是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的。如果司法不公开,不公正,官官相护,又没有制约。社会矛盾不能通过正常的,公正的途径得到解决,必然会导致社会的矛盾激化和不稳定。
实行真正的政党制度,也是言论自由的前提。因为一党执政势必导致言论自由的局限,而言论自由是必需的。只有真正保障了公民的言论权,而不是在一个“百度贴吧”发表超过几百字就要审核一下那样,社会的问题才会暴露出来,社会才能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媒体,这个“第四种权力”,在我国,对于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真的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和西方国家(可能有的人会说,资本主义国家不光是欧洲和美国,但我们总得向好的国家学习,这一点应该是没意见的吧)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其实都能通过一些影视作品里可见一斑。最近笔者观看了一部美国影片叫做“洋葱新闻(The Onion)”,这个电影虽然很具有颠覆性,在美国本土播放的目的可能是用幽默辛辣的语言来针砭实事,但里面所表现出的美国新闻媒体的开放性,公开性,透明性和负责性,确实很让笔者感到羡慕。既然我们要思想解放,为何不深刻一些,不彻底一些。不要怕暴露问题,哪个国家都有社会的阴暗面和暴露的或潜在的矛盾,问题是不要让这些问题发酵,酝酿出更大的问题。要让矛盾保持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讳疾忌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现在真的没有必要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党派了,一个党派是否真正站得住脚,关键是要看这个党派是否在最大程度上的代表人民的利益。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就是代表所谓资产阶级的吗?现在,西方绝大多数民众都是属于中产阶级,所谓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还真给调和了。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工人不再是无产阶级,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所在公司的股份,购买了政府,金融机构的债券,当这个时候,再提工人阶级一穷二白,是最革命的,是否太过落伍了。显示资本主义快要灭亡的经济危机,竟然对我们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影响,真的有点讽刺意味。
尤其要说明的是,执政党不要以为自己是最高瞻远瞩的,自己是人民进步的指引者。如果你自始至终没有多大错误,那这么说,这么做还能理解。关键是某个政党犯过无数的错误,还可以继续在台上执政,这样不会真正反思自己的错误的。现在改变了一些执政策略,使老百姓得到了一些恩惠,就要老百姓感恩戴德,难道你不知道,这都是你应该做的吗?一个政党不能以一副教育老百姓的嘴脸执政,而应该是自己所属阶层的代言。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实行训政,那是因为那时候,民智未开,老百姓还不懂得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当今社会,市民意识已经觉醒,再用愚民政策是万不可能的了。尤其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体的存在,使人们主动或被动的接收到了世界上先进的制度,也会得到一些国内的消极的消息。人们是会比较的!央视喜欢戏谑台湾立法院里的打架新闻,尤其那丢向王金平的鞋子总被“津津乐道”,也喜欢看到民进党的内部矛盾和红衫军的“天下围攻”,可仔细想一想,我们有资格嘲笑他们吗?难道他们的这些行为不是一种民主的体现吗?难道我们开会时,全都一致通过,甚至鼓掌通过,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是民主?就是民意?
国家走向要由人民决定,而不仅仅是中央核心的几个人,或其太子党来决定。人民通过正常的途径选出社会的精英,选出自己相信的人,然后自己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对其监督和罢免,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政治制度。试问那些不知通过具体怎样的方式被选中的比传统资本家还剥削的企业老总们,如何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主权在民,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做到的事。
一个执政党如果真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全中的根本利益,那么就不会害怕接受人民的检验。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你真的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还怕有竞争对手吗?执政党只要居安思危,如履薄冰得服务社会,哪里会出现如此多的腐败现象?
许多外国媒体,政要对待中国很不友好,难道就是因为西方有反华的传统吗?或者中国的外贸出口对他们本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了?更多的原因还是要从我们自身找起。最近这些日子国务院才放宽外国记者在中国大陆采访的资格,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有许多需要补课。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意识问题。比如我国现在司法制度方面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执行难问题,这个问题说明了许多民众的法律意识还没有到位。
而政府官员对待百姓态度恶劣是公仆意识的淡漠,在某些官员的自己的心目中,他们不再是公仆,而是贵族。豪车、别墅、高薪、公费出国旅游……他们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释放着他们的特殊气味(摘自2008年12月10日的青岛早报)。“公仆意识”真的是很重要,也确实很缺失。每年无数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报考国家和地方公务员,相信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向他们在面试里说得那样服务社会吧,吃皇粮的好处自然是有目共睹。但是,高薪是否真的能养廉呢?如果没有真正有效的制度的保障,那无异于抱薪救火。
北京某街道竟然打出这样的横幅:“为了外宾的方便,请大家尽量减少出行”,这句口号里散发出了当年满清贵族对列强奴颜屈膝的味道。一切为了招商,一切为了GDP,外商的车违反交通规则可以不受处罚,日本“友人”与中国人发生冲突进了派出所,就意味着那个“愤青”中国人就一定要向外国友人道歉。本国政府对于外国人总有一种超国民待遇的情结,对待我们自己人则一定会表现出一种“自己孩子不听话,给您添麻烦了”的大国仪范。不知道这些人想到了他们的工资财政就是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钱在养活着他们吗?本国政府不想着本国国民,这样的政府其执政的的理由就相当的模糊了。看看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二十个乘客出口只有一个是给外国人准备的,十九个是为本国国民准备的,外国通道再挤,不好意思你也得等着。这难道是进出日本的外国人少吗?当然不是。原因很简单:我是我国纳税人养活着的,我当然要首先考虑自己人了。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却倒过来了。
总之,以上观点,可能片面,因为笔者不可能全部通过社会学的方法得出结论,但毕竟不是空穴来风。发表这以上种种看法,虽然可能言语犀利,也不是出于对社会的抱怨。笔者对党,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都无比崇敬,因为真心希望我们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好,也有信心,我们真地会创造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一些皮毛观点,犹如蚍蜉撼树,只为发出自己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对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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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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