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新规划：两个前途的抉择

中国教育新规划：两个前途的抉择　　

——有感于《规划纲要》征集意见的发布　　

董 键　　

    最近，教育部高调向社会宣布，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问世之际，向全社会征集意见，以表明教育部在制定教育规划和政策方面进步了，民主了。从公布的教育部为此准备的情况来看，这次的阵势还挺大，几乎动员了所有相关的部委、部门和领域，几乎请遍了所有的专家。后来，又在新华网上进行了六次网谈，以进一步解释《规划纲要》的理念、目的和实施方法。中国教育报等媒体发表祝贺文章，以帮助造势。现在，专家们的研究方案以及来自社会的建议将陆续送到规划部门的手里，包括我本人就给他们发去了三点建议。我相信，很多人肯定对这次教育规划充满期待的，大胆的建议和设想肯定也会提出来，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上积累的弊端太多、太深了，教育界和社会公众对改革目前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以及就业制度翘首以盼，其热切程度一点也不比文革末期的程度差。这个时候，改革的对象是谁，按公众的标准来看，应当是很清楚的。　　

    然而，无论是从发表的温家宝总理的文章，还是教育部公布的那些让人看了眼睛就发绿的指导原则来看，都没有涉及教育管理体制问题，没有涉及导致目前教育上问题成堆的那些该负责任的人的问题。相反，我却看到了两点不祥的征兆：一个是说教师不会教学，因而改革的对象将指向教师；二是说《规划纲要》要立足于30年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在《纲要》里把成绩讲足了，然后在此基础上做点小的修补就行了。从名称《规划纲要》而不是《改革方略》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包括教育改革，实际上已经停止，权力者的根基已经牢固，今后，只要按他们的好恶与感觉节奏“细水长流”地发布一些调节的政策就行了，至于社会上怎样地灾难深重，那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情绪。　　

    如果说，教师当中的确有一些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差，不适合做教师，或者需要提高和改进；如果说，高等教育的水平确实很低，因而需要提高，那么，这都不是一天两天能见效果的，从过去十多年的“教育大跃进”实践来看，更不能再通过一次新的大跃进来纠正。所以，当务之急是总结改革30年来的教训，所谓的“成绩”先放在一边，因为教育部造出的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数字，跟GDP数字一样，其中包含了多少水分、多少心酸、多少成本，这些都还没有计算哪。在此时刻，是很需要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深刻检讨，或者换上一帮新人，用新的思维来引领教育的发展。新的思维不是要新的折腾，而是要用一个普通公民的正常过日子的思维，来为中国教育顺利发展奠定一个制度框架。　　

    然而，这个最普通的愿望看起来却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至少在这次规划纲要里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教师，都还要在艰难的日子里苦熬下去。　　

    为什么？因为主宰教育的，其实是权力，或者说，就是掌权的人，只要没有触动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想通过他们自觉地站在普通人的地位和利益的角度来制定政策，那几乎等于幻想。教育问题，跟经济问题一样，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表现。在教育界，那些利益圈里的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知识是有价值的，应当尊重知识，知识改变命运。如果公众还有一点思维能力的话，他们就会指出这句话并非是真理，甚至并非人道（希特勒从人种上区分人的优劣，教育上从学历高低区分人的优劣）。就看看现在毕业即失业的学生们吧，看看那些因学致贫的家庭吧，再看看社会机会不公和分配不公的现实吧，谁还能相信这套说辞呢？连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都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人类还要追求公平和公正的话，那么，它们不存在于知识和技术中，它们根本上存在于政治安排和政治权力之中。这一点，对于一贯害怕老百姓“讲政治”的权力者来讲，他们很可能就象龙永图说美国国会阻止中国公司并购美国石油公司是一个错误而中国不能在汇源果汁的并购上犯美国人的错误一样，也会说克鲁格曼在胡说八道。回到教育问题上来，导致教育不公、教育内部效率低下、教育没有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痛苦，等等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教育政治上生态失衡”，不纠正这个失衡，什么花样的举措都不会带来“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现在看来，中国教育新规划只有一种前途，就是按照目前教育管理者的惯性思维往前冲，就是继续做大“盘子”，继续将老百姓的血汗钱砸进这个没有效率的“无底洞”。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他们并没有“国家主义至上”的情结，也不想制造什么“崛起的伟业”和流芳百世的政绩，他们最想过轻松悠闲的日子，不要过的太艰难。因此，强迫国人都有学习的习惯，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花样翻新的知识中度过，这是人道的吗？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吗？这样的前景，谁又不心存恐惧呢？强迫学习的负担在学生那里就已经很重了，还要把所有的国民都包括进来，这就是代表教育界利益的一帮人能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就好像铁道部大力制造“买票难”的新闻，然后以此向国家要钱搞铁路一样。　　

    在我看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区别于目前的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在工业化社会里，资本强迫劳动，制造生存危机，加剧社会竞争，结果是导致对地球资源的无度开发与挥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应该是纠正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展适度技术，为人类的“基本需要”的满足而生产，不是过度生产，不是去纵容人的贪欲。人在基本需要方面的变化不大，因此，生产和消费的变化也不大，这就不需要人穷其一生的精力去学习花样翻新的东西，除非是个人兴趣。猴子只要学会攀爬，学会辨别几种可吃的食物，就能满足一辈子的需要，其余的时间就是嬉戏玩耍，尽享生命的快乐。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没有必要“全民皆学”，没有必要非要争个世界第一的大学生和博士生人数，否则，中国老百姓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负担就太大了，而且也不会在人均教育投入上超过美国。如果说，中国存在着与美国的生存竞争，存在着国家的安全威胁，那也不需要“全民皆学”，因为只要一部分人掌握了制造“撒手锏”的技术即可，其他人提供支持并安享和平悠闲的生活。这就好像军队是需要的，但并不需要人人都当兵，人人都会使用武器。要求人们终身学习，制造各种学历，把人的学习年限无限延长，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生活人为地被改变、被加快了，人成了人的“催命鬼”。现代的人，在跨越了“温饱线”之后，就失去了目标，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在技术的支持下，什么花样的日子都想过，还名其曰“这是我的自由”。其实，这只能持续一个短暂的时间，就好像地球上恐龙的繁盛一样。人类的这些非分之想，已经大大超过了地球资源的承受能力，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生命合理存在所能够承受的压迫极限，地球生态已经失衡。所以，生活的帐不是教育管理部门那样算的。中国古代有个“田忌赛马”的故事，是说竞赛要讲究策略，不能太直白地硬拼。中国的教育水平要超过美国，只需要在“局部人均投入上”赶上或超过美国，而不需要全面地超过美国。这样做的前提是：那些享受了“局部人均投入上”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国民，需要有国家意识，要对这个国家忠诚，对人民负责，愿意用自己的努力学习与研究，换得其他国民的幸福生活。否则，这些人要是搞起特权来，或者有点本事就往美国跑，可就麻烦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时候，教育管理部门打着教育公平的幌子，全面铺开教育摊子，这个国家就被骗上了“教育竞赛”的轨道。　　

    由此可见，存在着两个教育前途，一个是按照旧的工业化道路继续惯性冲击的前途，一个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来修正生活方式与国家竞赛策略的前途。现在看来，后一种前途很渺茫，因为权力者的思维还局限在“以量取胜”而不是“以质取胜”，在解决国内矛盾方面，除了“做大蛋糕”以外，已经没有其他感召力和说服力了。而中国，还能做多大的蛋糕呢？改革30年了，一场经济危机袭来，企业倒闭，失业如潮，社会矛盾骤然上升。有人主张按人发钱，有人马上说会加剧通货膨胀，其实已经通胀的很厉害了，不就是因为实在的财富太少而泡沫太多了吗？光看票子增长不管用，美国人就是被票子拖进危机的。还是那句话，“玩虚的，终究会玩不下去”。这句话送给《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者，也是很恰当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