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利阿连德”看：论资本主义和平过渡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

阿连德同志最后一站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壮阔史诗中，萨尔瓦多·阿连德和他所领导的“智利之路”，是一页浸透着理想、热血与悲剧的独特篇章。1970年，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通过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宪法程序的民主选举，赢得了智利的执政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实践。

　　然而，这场实践，在仅仅三年之后，就在皮诺切特军政府的法西斯政变与冲天的火光中，戛然而止。阿连德本人，手持卡斯特罗赠送的冲锋枪，在总统府拉莫内达宫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以身殉道。

　　从此，“智利之路”的失败，成为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并在左翼内部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一种普遍的、近乎“铁律”的观点认为，阿连德的失败，证明了“和平过渡”路线的彻底破产和天真，证明了不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任何社会主义的尝试都注定是空想。这种观点，将阿连德描绘成一个值得同情、但思想上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悲剧性改良主义者。

　　不过这种看似“深刻”和“彻底革命”的论断，恰恰可能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是一种放弃对复杂历史进程进行具体分析的、教条主义的“宣判”。我们今日重审这段历史，必须提出一个与之对立的观点：“智利之路”的悲剧，并非证明了“和平过渡”道路本身的虚妄，而是以最惨烈的方式，为这条道路标示出了它所必须面对的敌人、必须克服的障碍和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阿连德的实践，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在新历史条件下一次极具勇气的创造性探索。我们研究他，不应是为了给他贴上“失败者”的标签，而是要从他那未竟的事业中，汲取血的教训，寻找通往未来的、更加完整的路标。

　　一、道路的开辟：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实践

　　“和平过渡”是否可能？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完全封死的话题。阿连德的实践，正是在理论的缝隙中，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勇敢尝试。

　　1.1经典理论的“例外”与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基于对欧洲大陆，特别是19世纪普法战争后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空前强化的现实分析，得出了暴力革命是“一个普遍规律”的结论。列宁更是在《国家与革命》中，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视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这无疑是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恩格斯晚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等著作中，也曾审慎地提出，在当时的一些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由于其官僚军事传统相对薄弱，而议会民主传统相对悠久，“可以设想，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这为“和平过渡”留下了一个理论上的“例外”空间。这个“例外”的本质，不是否定阶级斗争，而是在思考，无产阶级是否可能利用资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民主形式，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1.2阿连德的伟大构想：以合法的形式，行革命之实

　　阿连德的“智利之路”，正是对恩格斯这一“设想”的勇敢实践。他所做的，绝非是欧洲社会民主党那种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改良、修补、缓和阶级矛盾的“社会福利主义”。

　　他的构想，是以人民在选举中取得的、无可辩驳的合法授权为“矛”，去攻击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他试图首先夺取“上层建筑”中的行政权，然后利用这个权力，去摧毁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颠倒了传统革命次序的、极具创造性的战略。他不是要和资本家“共治”，而是要利用法律的武器，逐步地、合法地、但又是毫不留情地，剥夺本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外国垄断资本的财产。

　　1.3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

　　我们必须严格地将阿连德的“人民团结”政府，与伯恩施坦、考茨基以来的欧洲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

　　后者早已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其全部纲领，不过是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税收、福利等政策，为资本主义“续命”。而阿连德政府的目标，是明确的社会主义。其核心议程——大规模国有化、彻底的土地改革、建立人民权力机构——每一步，都旨在挖断资本主义的根基。因此，“智利之路”在手段上是和平的、渐进的，但在目标和性质上，是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混淆这两者的区别，是理解阿连德悲剧的第一个思想障碍。

　　二、智利的成就：人民政权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伟大尝试

　　判断一条道路的正确与否，不仅要看其结局，更要看其在未被外力摧毁前，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获得了怎样的人民拥护。阿连德执政的三年，绝非如右派所污蔑的“一片混乱”，而是一段充满了建设成就与人民欢欣鼓舞的光辉岁月。

　　2.1收回铜矿：打响反帝斗争的第一枪

　　智利是世界铜矿大国，但其经济命脉——铜矿产业，长期被美国安纳康达和肯尼科特等垄断公司所掌控。阿连德上台后，顶着华盛顿的巨大压力，以全体议员一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形式，实现了对铜矿的完全国有化。

　　这一行动，是典型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反帝国主义壮举。它不仅是要将智利人民的财富从帝国主义的魔爪中夺回来，更是为后续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关键的资金来源。阿连德明确宣告：“铜是智利的工资”，收回铜矿，就是收回了智利的经济主权。仅此一项，就足以证明其革命的坚定性。

　　2.2“半升牛奶”的温暖：社会公平的全面推进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人民团结”政府的成就斐然。在短短时间内，它大刀阔斧地推进了土地改革，将数百万公顷的“大庄园”分配给无地农民；它冻结了物价，同时大幅提高了工人的最低工资，使得蓝领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在第一年就增长了50%；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免费教育和医疗，并启动了著名的“每天半升牛奶”计划，保证每个智利儿童的营养。

　　这些政策，使得智利的基尼系数大幅下降，社会财富的分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这证明，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即便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2.3人民的选择：在围困中增长的选票

　　对阿连德政府成就的最好证明，来自人民的选择。在国内资产阶级和美国中情局的疯狂经济破坏、物资封锁和舆论围剿下，智利经济确实面临巨大困难。然而，在1973年3月的国会选举中，“人民团结”阵线的得票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从1970年的36.6%，逆势上升到了43.9%。

　　这一数字，是击碎一切谎言的最有力武器。它雄辩地证明，尽管生活面临困难，但智利人民清楚地知道谁是困境的制造者，他们对阿连德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不减反增。政变之所以发生，恰恰不是因为阿连德失去了民心，而是因为敌人恐惧地看到，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政变，是一场针对一个日益成功的社会主义实验的预防性反革命。

　　三、失败的根源（一）：敌人——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阶级暴力

　　那么，如此一个深得民心的政权，为何会最终失败？首要的、根本的原因，不在于阿连德自身，而在于他所面对的敌人，是一个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可以瞬间撕下一切“民主”“法治”“文明”假面具的、最残暴、最无底线的反动联盟。

　　3.1帝国主义的扼杀：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

　　从阿连德当选的那一刻起，一场由白宫最高层亲自指挥的、旨在颠覆其政权的秘密战争就已打响。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下达了明确指令：“要让智利经济发出尖叫声”。

　　中情局的“两手政策”全面展开：一方面，投入数百万美元，收买智利的反对派政客、法官，资助《信使报》等右翼媒体，进行铺天盖地的反政府宣传；另一方面，策划并资助了包括“卡车司机大罢工”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破坏活动，人为制造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同时，通过“轨道计划”，与智利军方的右翼军官建立直接联系，为他们提供武器、资金和政变计划。这是一场全方位的、系统的、不择手段的绞杀。

　　3.2国内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

　　与帝国主义遥相呼应的，是智利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利用自己掌控的经济权力，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囤积居奇、停产歇业，系统性地破坏国民经济。

　　他们豢养了名为“祖国与自由”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在街头进行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制造社会恐慌。他们利用在议会和司法系统中的优势地位，不断地弹劾政府部长，否决政府法案，滥用司法程序，企图使政府陷入瘫痪。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的革命者证明了：当无产阶级触及其根本利益时，资产阶级是绝不会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那套“游戏规则”的。

　　3.3国家机器的阶级本质：军队的最终背叛

　　阿连德悲剧的最直接原因，是军队的背叛。他天真地相信了智利军队所谓的“政治中立”和“宪法主义”传统，甚至在政变前夕，任命了伪装忠诚的皮诺切特为陆军总司令。

　　然而，这支军队，从其军官团的构成、到其长期的美式训练，再到其内在的意识形态，都决定了它是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的暴力工具。在关键时刻，它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本阶级和美国主子的一边，将枪口对准了民选的总统和手无寸铁的人民。这血淋淋的一课，深刻地验证了列宁的论断：所谓“超阶级”的国家机器，是根本不存在的。

　　四、失败的根源（二）：我们——对暴力与专政问题的认识不足

　　在承认敌人的极端残暴是失败主因的同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判。阿连德和“人民团结”阵线，在取得政权后，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可以被归结为“右倾”的战略错误。

　　4.1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

　　阿连德政府最大的错误，在于它对资产阶级法权和民主制度，抱有了一种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有害的尊重与幻想。它试图严格地在宪法框架内行事，结果却被这个框架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而敌人，却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和践踏这个框架。

　　当右翼媒体公然煽动颠覆时，政府没有果断地将其查封；当资产阶级进行经济破坏时，政府没有以“叛国罪”对其进行严厉镇压；当军方内部的政变阴谋已经初露端倪时，政府没有及时地、果断地进行清洗和改组。这种“对敌人宽容”的“君子风度”，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无异于自杀。

　　4.2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武器

　　“和平过渡”，绝不意味着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恰恰相反，在利用和平手段夺取行政权之后，更需要以雷霆手段，去行使对敌对阶级的专政。

　　这种专政，在当时的智利，就应该体现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的力量，去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抵抗；建立人民法庭，去审判那些搞破坏、搞颠覆的反革命分子；对军队和警察系统，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改造，将枪杆子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阿连德政府的悲剧，在于它拥有了“专政”的合法地位，却缺乏行使“专政”的决心和准备，最终被不讲任何法治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所埋葬。

　　4.3武装群众的犹豫不决

　　在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后期，智利的工人和农民，已经自发地组织起了“工业带”等基层人民权力机构，并一再要求政府发放武器，组织民兵，以保卫革命成果。这是人民群众革命觉悟极大提高的体现。

　　然而，阿连德和执政联盟中的主流派，出于对引发全面内战和刺激军方的担忧，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错失了武装人民的最好时机。这导致在政变发生时，数以万计的最坚定的革命支持者，只能赤手空拳地面对正规军的坦克和机枪。历史再次证明，一个没有自己武装的人民，即便赢得了选票，也无法保卫自己的政权。

　　五、历史的遗产：血的教训与未来的道路

　　阿连德和他的人民，用生命和鲜血，为国际共运留下了一份无比珍贵的遗产。我们纪念他，不是为了重复他的失败，而是为了站在他的肩膀上，最终走向成功。

　　5.1“和平过渡”的再定义

　　“智利之路”的实践，为“和平过渡”这一概念，进行了血的再定义。它雄辩地证明：

　　第一，“和平”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它取决于敌人的抵抗程度。这条道路，必然充满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第二，“和平”不等于“合法”，更不等于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无条件服从。必须有决心在必要时刻，打破旧的法律框架，去镇压敌人的反抗。

　　第三，“和平”的尽头，必须有暴力的准备。必须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作为应对敌人撕下假面具、进行武装干涉的最后保障。

　　5.2未来道路的五个必要条件

　　综合智利的经验与教训，一条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非暴力（或低烈度暴力）转型之路，至少需要具备五个前提条件：

　　赢得压倒性的、持续增长的民众授权，以占据道义和合法性的制高点。

　　在执政初期，就必须以最果断的手段，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金融体系和舆论工具，剥夺资产阶级进行经济破坏和思想煽动的能力。

　　对旧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军队、警察、司法系统，进行彻底的、毫不手软的清洗与改造，确保暴力机器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

　　大力扶持和武装基层的工农组织，建立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忠于革命的人民武装，作为政权的第二支柱和最后防线。

　　最大限度地发动国际统一战线，争取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同情与支持，以对冲和削弱帝国主义的必然干涉。

　　5.3阿连德的最后抉择：一个革命者的尊严

　　在拉莫内达宫的最后时刻，政变军人曾向阿连德发出“体面流亡”的最后通牒。他毅然拒绝了。在他生命最后的广播讲话中，他说道：“我决不辞职！我将用生命为代价，来保卫我的人民授予我的权力……历史是我们的，人民创造了历史！”

　　他手持冲锋枪，戴着头盔，战斗到最后一息。这个最后的姿态，将他与历史上所有的改良主义者、投降主义者，永远地划清了界限。他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一个民选总统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尊严。他是一位在和平之路上悲壮倒下的、真正的革命烈士。

　　结论

　　综上所述，“智利之路”的失败，不是其道路选择的错误，而是其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失误，以及面对一个彻底抛弃了人类文明底线的、内外勾结的强大敌人的必然结果。它留给我们的，绝不是“和平过渡此路不通”的消极结论，而是“要走这条路，就必须准备好一切”的深刻警示。

　　阿连德的悲剧，恰恰证明了他的事业的伟大。因为，只有真正触及了资本主义根本利益的革命，才会召来如此疯狂、如此残暴的反扑。他没有成功，但他为后继者标记出了所有的陷阱和雷区。他以自己的牺牲，告诉我们，敌人的底线在哪里，我们的准备，就必须在哪里。

　　我们对“智利之路”的探索，远未结束。它仍然是全世界一切试图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探索走向社会主义多元化道路的革命者，所必须反复研读、反复思考的“血色教科书”。

　　我们研究它，不是为了悲观地退却，而是为了更清醒、更勇敢、更周全地，继续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