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被嫌“老”？资本只关心你还值不值一块钱

　　文/ 子珩墨：祥子的背影，映照今天的牛马中年

　　拉车的祥子老了，背驼了，腰也弯了，可他仍旧拉着那辆破车，在帝都的大街小巷游荡。他不是不想停下，而是——“停下就没饭吃”。

　　今天，40岁的上班族也老了。他们不是脊椎变形，而是身份被资本制度宣判为“无用”。HR一句“我们只要35岁以下”，就把无数人推入了边缘地带。讽刺的是，他们仍在拼命“拉车”，只是这次，他们甚至连车都找不到了。

　　为什么一个时代的劳动者，老去还要拉车，而另一个时代的劳动者，40岁就被系统性踢出“就业链”？为什么封建社会尚且让老车夫拉车糊口，现代社会反倒嫌弃“年纪大”？这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制度性剥削的逻辑重现。

　　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回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根本矛盾，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

　　从祥子的破车到今天的996：谁在偷走人的“可用时间”？

　　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若不让我们说话，为什么？”这句话搁在今天尤为刺耳。

　　因为40岁的劳动者，已经被资本彻底剥夺了说话权。

　　年龄歧视不是“用人偏好”，是资本的冷酷理性

　　祥子之所以能老去仍拉车，是因为他和“车”之间是直接的交换关系——力换钱，吃苦挣口饭。但今天，劳动者早已失去与生产工具的连接，他们的雇佣关系建立在“资本效率最大化”的苛刻公式之上：

　　“一个人能否连续工作12小时+是否服从性强+是否会主动加班+能不能随叫随到+会不会抱怨” = 是否可用的劳动力

　　而40岁以后的劳动者，哪怕技术再好、经验再丰富，只要不能“卷”，立刻被标记为“低效资产”。

　　这不是歧视，而是剥削系统的算法进化。

　　无产阶级的“失业恐惧”，源于雇佣制度的内在荒谬

　　《共产党宣言》早已揭示：

　　“资产阶级不能存在而不使生产资料不断革命化，亦即不能存在而不使劳动关系不断变革。”

　　而其中最残酷的一点，就是：不断制造“剩余劳动力”。

　　中年人被“失业”，不是因为没能力，而是因为被制造“多余”

　　今天40岁+劳动者的被淘汰，不是他们能力下降，而是“年轻的可压榨劳动力”更便宜。雇佣制度为了维护利润最大化，必须不断引入新鲜、顺从、未觉醒的无产者群体，而旧的则被以“年龄”“效率”名义清扫出局。

　　这叫做——系统性淘汰机制。

　　这是和“待业”不同的，“待业”是偶然的经济波动，“淘汰”则是制度的必然产品。

　　毛主席当年为什么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强调“工农群众参与管理”？因为他深刻知道：一旦资本重新掌握权力，劳动者将再次变成可以随意抛弃的齿轮。

　　“35岁门槛”：资本用来区分“可驯服”与“不好管”的年龄分界线

　　35岁以前，你“刚需买房”，你不敢辞职；你“有孩子要养”，你不敢反抗；你“渴望升迁”，你自愿加班。

　　于是你成为资本最爱的人。

　　而35岁以后，你可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开始固化、生活开始焦虑，你甚至敢表达不满、懂得维权了。

　　于是你成为资本最讨厌的人。

　　这不是年龄歧视，而是“意识歧视”

　　资本不怕你老，它怕你“清醒”——怕你不再是“听话的打工人”，怕你不再接受“压榨就是命运”的逻辑。

　　当年祥子只敢梦一辆自己的车，而今天的40+打工人，只敢梦一个稳定岗位。资本的压迫，已经从身体延伸到了“意识形态”。

　　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才有可能粉碎“年龄陷阱”

　　毛主席曾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服务的人民，指的就是千千万万吃饭靠工资、没有资本的人。

　　今天40+劳动者的困境，归根到底是——

　　资本主导的劳动力市场，没有真正为劳动者设计一条尊严老去的路

　　如果我们接受“35岁即废”的逻辑，就是接受资本对人本身价值的裁定权；如果我们默许“淘汰不可避免”，就是为剥削提供道德合法性。

　　唯有回到公有制为主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结构，建立真正由劳动者掌握话语权的生产关系，我们才能破解这个六百年来的“老问题”。

　　我们要的不只是“延长职场寿命”，而是打碎评估价值的资本标尺

　　不要指望让企业“更有人情味”，因为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而是利润机器。

　　也不要奢望“打工者自我提升”，因为所有提升在利润逻辑面前终将被击穿。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

　　将生产关系重构为以劳动为核心

　　建设以“社会需要”而非“资本利润”为导向的就业机制

　　让劳动者的经验、技术、沉淀成为公共资源的一部分

　　而非任由资本用“年龄”随意丢弃

　　祥子老了，祥子仍在拉车。那是旧社会的“困境”。

　　我们不能接受今天40+劳动者被丢弃，是因为我们曾经拥有更好制度的可能。

　　谁来为中年人的尊严买单？

　　40岁不是老，是经验与责任的黄金时期。可在资本主导下，这却变成了“淘汰信号”。

　　我们不是要靠“感动”资本放弃歧视，而是要靠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斗争起来，重塑规则与制度。

　　六百年前的朱元璋想杀尽贪官，今天我们想拯救中年人。但不砸烂旧世界，就无法建立新世界。

　　从祥子的背影，到今天的中年人悲歌，这不是个体悲剧，而是阶级悲剧。

　　改变命运，不靠熬，而靠组织、斗争、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