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别样的修正主义?——关于一个“现实存在”的理论透视与路线辨析
在21世纪的今天,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辉煌、挫折与求索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其独特而孤高的姿态,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也极其棘手的理论与实践样本。它,是世界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在宪法和旗帜上坚持着社会主义并由共产党(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之一。它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挑战,和对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忆的延续。
然而,也正因如此,一个深刻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外部都争论不休的问题,始终萦绕着我们:“朝鲜究竟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更具理论锋芒、更触及本质的问题:它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坚守了革命本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在长期隔绝和内外压力下,演变而成的、我们从未见过的“别样的修正主义”?
对于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的喉舌们早已给出了他们充满污蔑与诅咒的答案,那些答案不值一驳。但对于每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为朝鲜下一个“是”或“否”的结论性定义。恰恰相反,本文旨在提供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工具,邀请每一位读者,对这个“现实存在”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实体,进行一次严肃的、独立的“政治体检”。我们将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指导思想、国际主义原则以及历史辩证法等多个维度,提出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如何回答“朝鲜是什么?”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我们如何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以及,修正主义可能以何种我们未曾预料的面目出现?”
一、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还是“官僚垄断”的修正?
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首先必须考察其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决定性因素。而经济领域的修正主义,往往就表现为对“公有制”内涵的篡改。
1.1公有制的革命内核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其革命性,不仅在于它消灭了私人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更在于它旨在将生产的支配权,真正地、历史性地,交还给全体劳动人民。人民,通过他们自己所掌握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来成为生产的主人。
1.2朝鲜经济的“公有”外壳
从形式上看,朝鲜的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泾渭分明。其宪法明确规定,生产资料归国家和合作社所有;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工厂、土地、矿山等核心资源,均不属于任何私人。从这一点来看,它保留了社会主义经济最显著的外部特征。这是其具备社会主义性质的最有力论据。
1.3对“所有权”的理论拷问:一种经济上的修正?
然而,一个更为深刻的、触及本质的理论问题随之而来:名义上的“国家所有”,是否就必然等同于实质上的“全民所有”?
苏联后期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惨痛的参照。当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其产生和运行,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并被一个固化的官僚特权阶层(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所把持时,所谓的“国家所有制”,就存在着异化为“官僚垄断国家所有制”的巨大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却被这个官僚集团所支配,其生产的目的,也从满足人民需要,逐步转向满足这个集团自身的特权利益。这,就是一种深刻的、在经济基础领域的修正主义。
因此,我们需要对朝鲜提出追问:其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在实际运行中,是体现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意志,还是更多地体现了最高领导者个人及其核心圈层的意志?其生产与分配,是服务于人民的共同富裕,还是优先服务于特定集团和“先军政治”的需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判断其经济基础是否发生了修正主义“质变”的关键。
二、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君主制”的修正?
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政治领域的修正主义,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篡改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
2.1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原则
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阶级统治。它有几个不可动摇的组织原则: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独裁;党的领导人是阶级和人民的代表,绝非凌驾于党和阶级之上的“救世主”;领导人的产生,必须通过党内的选举和斗争,绝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指定或世袭。
2.2朝鲜政权的“革命”外衣
从形式上看,朝鲜拥有一个领导国家的核心政党——朝鲜劳动党,也拥有一套完整的国家机构。它以革命和反帝的姿态屹立于世,其组织性和纪律性举世闻名。
2.3对“继承制”的理论拷问:一种政治上的修正?
然而,其连续三代的、类似君主制的“权力继承”方式,构成了对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最直接、最尖锐的挑战。
这迫使我们必须提出严肃的追问:当一个政党的最高领导权,不再经由党内民主程序产生,而是通过一种基于血缘的“白头山血统”论来传承时,这个党的性质,是否还完全是列宁主义的“先锋队”?这个国家的政权,是否还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或者说,这是否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专政”理论,与东方封建王朝的“君权神授”思想进行嫁接后,所产生的一种“别样的修正主义”?它保留了“专政”的外壳,却可能抽掉了其“无产阶级”的内核,代之以“家族”或“领袖”的绝对权威。这种以“血统论”来修正“阶级论”的做法,是否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其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属性?
三、指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修正?
社会主义国家的灵魂,是其科学的、唯物的、辩证的指导思想。而思想领域的修正主义,往往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阉割与替换。
3.1“主体思想”的定位与内涵
朝鲜官方明确规定,其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其核心,便是“主体思想”。官方对其的定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朝鲜现实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主体思想”的核心哲学命题是:“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改造世界的主人”。
3.2对“主体思想”的理论拷问:一种思想上的修正?
面对这一独特的理论体系,我们需要进行辨析:第一,在哲学基础上,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主体思想”无限拔高人的“意识性”和“自主性”,认为“思想决定一切”,这是否在事实上,用一种唯心主义的“意志论”,修正了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
第二,在历史观上,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主体思想”的“首脑论”,认为领袖是革命的“最高大脑”,群众只有在与“大脑”结合后才能获得生命。这种理论,是否将领袖个人的作用,凌驾于了阶级、政党和群众之上,从而回归到了已被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英雄史观”?
第三,在阶级论上,是阶级分析还是民族叙事的修正?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而“主体思想”更强调“我们民族第一主义”。这种以“民族”为最高范畴的叙事,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淡化甚至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而使其理论底色,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修正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
四、国际主义:是“世界革命”还是“民族生存”的修正?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检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色”和革命彻底性的重要试金石。
4.1朝鲜的“反帝”实践:不屈的抗争
在这一点上,朝鲜无疑展现出了其最光辉、最值得尊敬的一面。它与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不妥协的斗争。在全球左翼运动普遍陷入低潮的背景下,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不屈的、反抗的象征,具有巨大的道义价值。
4.2对“国际主义”的理论拷问:一种路线上的修正?
然而,我们也必须从理论上追问:坚定的“反帝”,是否就完全等同于积极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经典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据地”,有责任去支援和帮助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斗争。然而,朝鲜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似乎更多地聚焦于自身的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这种从“输出革命、支援世界”的积极国际主义,到“保卫自身、对抗强敌”的防御性国际主义的转变,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路线上的修正主义?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宏大目标,而退守至“一国社会主义”乃至“一国生存主义”的立场?
五、历史的辩证法:如何看待“革命起点”与“历史演变”?
最后,我们必须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而非静止的、形而上学的眼光,来看待朝鲜问题。
5.1承认其光荣的革命源头
我们绝不能否认,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诞生于一场极其伟大、光荣和艰苦卓出绝的革命斗争。其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否定这个革命的起点,是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
5.2运用“量变到质变”的武器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量变会积累,并最终在一定条件下,引发质变。毛泽东同志更是深刻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警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这种“复辟”或“变质”,不一定表现为红旗落地、改旗易帜,它也可能以一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为隐蔽的形式发生。即,在保留着社会主义的“外壳”和话语的同时,其内在的阶级性质、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都已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修正主义的蜕变。
5.3留给读者的最终思考
因此,在分析朝鲜时,我们需要回答的,或许是这样一系列问题:朝鲜,究竟是始终坚守着其革命本色的、因外部环境极端恶劣而呈现出某些“战时”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虽然诞生于革命,但在几十年漫长的内外压力和内部演变中,已经发生了深刻“质变”的国家?
它是在特殊国情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还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融合了斯大林模式、东亚威权主义和朝鲜王朝传统的、“别样的修正主义”?
结论
本文的目的,并非给出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尝试勾勒出一幅用于分析的“理论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我们标注出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滑向“修正主义”所必须考察的几个关键坐标:所有制的实质、政权的传承方式、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以及国际主义的实践。
对朝鲜的研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这项任务,对于每一个严肃的左翼理论探索者而言,又是一项绕不开的功课。因为,在我们努力回答“朝鲜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别样的修正主义?”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在逼迫自己去反复思考那个更永恒、也更迫切的命题——
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模样?我们所要警惕和反对的“修正主义”,在21世纪,又将以何种我们意想不到的面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