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恶霸局长”看无产阶级专政的“防腐铁壁”——兼论阶级分析与群众监督的必要性

　　近日，山西洪洞县财政局原局长付雪海一案，犹如一枚投入舆论场的深水炸弹，激起了万丈波澜。案情本身，已足够骇人听闻：一个从青年时代起便前科累累、犯下盗窃、流氓、乃至持枪重伤无辜村民等严重罪行的恶霸式人物，竟然能够“摇身一变”，通过层层关卡，窃居一县之“财神”——财政局长的高位。在位期间，此人更是将暴力与贪婪发挥到极致，上侵吞公帑、下鱼肉乡里，其行径之恶劣，与旧社会的土豪劣绅别无二致。

　　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个案，一般的分析，往往止步于“个人品质败坏”、“组织部门失察”、“监督机制有漏洞”等技术性、程序性的层面。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这种浮于表面的归因，那无异于只看到脓疮，却不去探究其赖以滋生的、败坏的肌体。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付雪海这个“政治标本”，以其最极端、最丑恶的负面形态，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去回望和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深远智慧与英明伟大。它用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当阶级分析的“显微镜”被弃置不用，当群众监督的“探照灯”被熄灭，当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变得软弱无力时，各色“牛鬼蛇神”粉墨登场、窃据权位，就将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逻辑性的灾难。

　　一、问题的根源：是“个人品质”问题，还是“阶级烙印”问题？

　　付雪海何以能一路“带病提拔”？将其简单归结为“个人善于伪装”，是对人民智慧的侮辱，更是对阶级斗争现实的公然无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表面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其深刻的、无法磨灭的“阶级烙印”。

　　1.1 阶级分析：洞穿一切伪装的“政治显微镜”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都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付雪海的履历，就是一份典型的、充满反动阶级气息的“自供状”：青年时期的盗窃与流氓行为，是其身上流氓无产者“破坏性”与“寄生性”的体现；持枪重伤村民，是其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极端蔑视和暴力倾向的暴露；而其后的贪污、受贿、官商勾结，则是其彻底蜕变为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疯狂掠夺人民财富的最终完成。

　　从始至终，付雪海的所作所为，都清晰地表明，他从思想、情感到行为方式，都坚定地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样一个人，无论他如何伪造年龄、篡改履历、巧言令色，其反人民的阶级本质是无法改变的。

　　1.2 政治审查的“阶级标尺”一旦失落

　　毛泽东时代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是极其严格的政治标准，其核心，就是阶级立场分析。一个干部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社会关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都是考察其“屁股坐在哪一边”的关键依据。这套标准，就是一副“政治显微镜”和“过滤器”，其目的，就是为了从根子上，防止付雪海这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混入革命队伍。

　　而当这种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政治审查，被简化为一种只看学历、履历、资历的“技术性”考察时，整个干部选拔体系，就等于向付雪海之流，洞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可以伪造一切外在的“硬件”，却无法改变其内在的阶级灵魂。政治审查一旦丢掉了“阶级”这把最锋利的解剖刀，就必然会沦为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主义。

　　二、政权的性质：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官僚”的“私产”？

　　付雪海现象，深刻地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干部手中的权力，究竟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器，还是可以用来作威作福、谋取私利的“私产”？

　　2.1 权力异化：从“公仆”到“主人”的致命蜕变

　　在付雪海的行为逻辑里，他所担任的“局长”一职，根本不是服务于洪洞县人民的责任，而是他个人的“一亩三分地”。权力，于他而言，是攫取财富的工具（贪污受贿941万、1224万），是欺压百姓的武器（持铁锹殴打群众），是满足个人威风的道具（开枪伤人后哼唱歌曲）。

　　这种将公权力彻底“私有化”的行为，是典型的权力异化。它标志着，至少在他所掌控的那个局部领域，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里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已不再是毛主席所说的“鱼水关系”，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旧社会官僚与草民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2.2 “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政权的唯一宗旨

　　与此形成最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所规定下的唯一宗旨——“为人民服务”。他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不管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为了确保这一宗旨不被动摇，他创造性地设计了一整套制度，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就是要防止干部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变成高高在上的官僚；又如“整风运动”，就是周期性地对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进行清理。这一系列举措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个像苏联“Номенклатура”那样的、享有特权的、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2.3 最烦当局长：对官僚主义的天然憎恶

　　毛主席本人，就是“最烦当官做老爷”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干部队伍中滋生出的那种等级森严、追求享受、压迫群众的官僚习气。他之所以在晚年不惜一切，也要反复地、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因为他以其超越时代的洞察力，早已预见到，官僚主义，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最危险的敌人。付雪海现象，不过是毛主席当年那些深刻警告的一个当代注脚而已。

　　三、监督的缺失：是“亡羊补牢”的技术修补，还是“发动群众”的根本路线？

　　付雪海横行乡里数十年，其受害者（如田某、王某）的举报也持续多年，为何直至其恶贯满盈才最终倒台？这暴露了监督机制的根本性问题。

　　3.1 内部监督的局限性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形式的、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体系（如纪律检查、监察委员会），都有其天然的局限性。这种监督，往往是滞后的，是“亡羊补牢”式的。它需要线索、需要证据、需要程序，面对一个善于伪装、且在地方上已然织成一张盘根错错关系网的“地头蛇”，这种内部监督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被其所蒙蔽和架空。

　　付雪海的案件，正是如此。如果不是因为其内部的、更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被揭露，其早年的刑事犯罪和对群众的伤害，恐怕至今仍难以得到清算。这证明，仅仅依靠体系内部的“自我净化”，是无法根除这种顽疾的。

　　3.2 群众监督：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天网”

　　与内部监督相对的，是毛泽东同志所开创并倚重的、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这才是最有效、最彻底的监督。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干部是好是坏，他是否脱离群众，是否以权谋私，他身边的街坊邻里、他单位的普通同事，看得最清楚、感受最真切。

　　在毛泽东时代，群众监督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赋予了群众最直接的言论权利；深入工厂农村的“工作队”和“调查组”能够听到最真实的声音；而贯穿始终的群众运动，更是对官僚主义周期性的“大扫除”。在这样一张由亿万人民组成的、无所不在的监督之网面前，一个像付雪海这样声名狼藉的恶霸，根本不可能有生存和上升的空间。

　　3.3 “最烦的人”缘何能当局长？

　　这个问题，直指要害。一个在本村、本乡都声名狼藉、被正直的人民群众所“最烦”的人，却能一步步高升，最终执掌一县的财政大权。这一荒诞事实本身，就以无可辩驳的力量证明了：真正有效的群众监督渠道，在那个局部地区、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是严重堵塞乃至失效的。 当人民无法用自己的声音和力量去决定和罢免一个“坏官”时，“坏官”变成“大官”，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谛：是对谁“专政”，对谁“民主”？

　　付雪海案件，以一个极端反例的形式，深刻地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谛。所谓专政，从来不是一个含糊的、对所有人的“铁腕统治”，它有着极其鲜明的阶级内容。

　　4.1 专政与民主的辩证统一

　　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含义，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同时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最无情、最坚决的专政。这两方面，互为前提，缺一不可。没有对人民的广泛民主，专政就会变成少数人的暴政；而没有对敌人的坚决专政，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

　　4.2 付雪海治下的“颠倒的专政”

　　在付雪海横行的洪洞县，我们看到了一幅“颠倒的专政”图景：

　　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他可以随意持枪伤人，可以动用公权力强拆民房，可以用铁锹殴打群众。在这里，人民的生命权、财产权、人身安全权，都得不到任何保障。

　　对“敌人”实行超自由的“民主”：他自己，作为一个有多次犯罪前科的、人民的敌人，却享受着最大的“自由”。他可以自由地伪造档案、自由地买官卖官、自由地贪污腐败、自由地串通投标。

　　这种对人民专政、对敌人民主的状况，是典型的、局部性的“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劣绅豪强专政”。它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背道而驰。

　　4.3 毛主席的“铁拳”：专政的锋芒所向

　　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其锋芒所向，是极其明确的。从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再到贯穿始终的对党内腐化变质分子的斗争，“铁拳”打击的，始终是那些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生命财产安全。何时，这只“铁拳”变得迟疑、软弱，甚至打错了方向，那么，付雪海这样的“牛鬼蛇神”就必然会趁机作乱。

　　五、历史的回响：是“告别革命”，还是“继续革命”？

　　付雪海现象，是偶然的吗？绝不是。它是某种思想路线演变到一定阶段后，所必然结出的恶之花。

　　5.1 “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恶果

　　当一种理论宣称“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今后的主要任务只是“发展经济”时，就必然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解除武装。

　　在思想上，会放弃阶级分析的锐利武器，搞“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阶级调和；在政治上，会放弃对干部的严格政治审查，搞“唯才是举”“唯GDP论”；在组织上，会解散群众组织，压制群众监督，认为发动群众是“添乱”。

　　付雪海，正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片思想土壤上，长出的一株最茂盛的毒草。当整个环境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再追问“为哪个阶级服务”时，像他这样最没有信仰、最没有底线、但最善于钻营和掠夺的人，就拥有了最广阔的上升空间。

　　5.2 继续革命：一个永恒的课题

　　与此相对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以其深邃的洞察力，预见到在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斗争并未结束，资产阶级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党内也可能产生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特权阶层，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将长期存在。

　　因此，他强调，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必须坚持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周期性地对党和国家机器进行监督和清理。付雪海案件的出现，以一种令人痛心的方式，证明了毛主席这一理论的惊人远见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结论

　　综上所述，洪洞县“恶霸局长”付雪海一案，绝非一个孤立的刑事案件或地方性的吏治腐败样本。它是观察当代社会深层矛盾的一扇窗口，更是一面能够反向映照出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何其英明、何其伟大的镜子。

　　这个案件，从反面深刻地教示我们：一旦抛弃了阶级分析的根本方法，一旦脱离了群众监督的根本路线，一旦忘却了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根本任务，那么，无产阶级的政权，就有可能在局部、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发生蜕化变质。毛主席为我们构建的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群众路线为本的“防腐铁壁”，一旦被侵蚀、被拆解，那么，各种魑魅魍魉粉墨登场，就将从偶然变为必然。

　　要真正杜绝“付雪海们”的再次出现，任何技术性的、程序性的修补都只是扬汤止沸。根本的出路，在于重温和重新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学说，重新将“为谁掌权、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并真正地、而不是口头上地，将监督和评判干部的权力，交还给广大的、正直的劳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