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竹：决胜历史周期律颓势，华山一条路

萧竹：决胜历史周期律颓势，华山一条路

【内容简介：社会权力公器，就像一架巨大的社会钟摆，在“相对公平→不公平（达到极端时爆发暴力调整）”的两极中做历史周期律摆动。私有制社会，是历史周期律的必然王国。只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为决胜历史周期律颓势、从而跳出历史周期律提供可能性。而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途径，只有“华山一条路”—— 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也是由向信息化方向发展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世界政治进步方向。】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的这一警示性哲理适用于一切社会。社会的根本忧患，就是历史周期律颓势及其引发的周期性政权更迭所带来的人为社会灾难。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一部人祸大于天灾的历史。

所谓历史周期律，是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的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周期性现象。社会权力公器，就像一架巨大的社会钟摆，在“相对公平→不公平（达到极端时爆发暴力调整）”的两极中做历史周期律摆动：

①相对公平—— 一般来说，新生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向着相对公平、公共性方向发展。社会统治集团私心、私利的膨胀，引起自发腐败堕落。当腐败堕落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相对公平发展到不再前进的顶点、极端。

②不公平——腐败堕落继续恶化，社会向不公平、私利性方向发展，当达到极端时，人民群众的生存利益受到根本性危害，物极必反，爆发人民群众对统治集团权力系统的暴力调整、暴力洗牌，强制权力公器重新向公共性方向摆动，开始了新的“相对公平→不公平”的周期性循环。

千百年来，有良知的人们一直渴望跳出血腥的历史周期律。私有制社会，是历史周期律的必然王国。只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为决胜历史周期律颓势、从而跳出历史周期律提供可能性。而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途径，只有毛主席冒着粉身碎骨所开拓的“华山一条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毛主席在这里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指的就是避免历史周期律的唯一途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

                             （一）

社会的发展变化，并非永远都是进步的，而是以社会进步为主流趋势的社会进步与社会倒退的对立统一。社会进步，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上升运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社会倒退，则是以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私心、私利的不断膨胀为根源的自发腐败堕落的恶化过程，是演绎历史周期律的社会历史颓势。这种历史周期律颓势，开始变化微渐，往往被社会歌舞升平的喧嚣所淹没，但颓势一旦坐大，就如同从高山上倾泻而下的石滚洪流，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人类社会，在生产分工合作的基础上，是以集体性（为公性）的发展为主流趋势的集体性（为公性）与个体性（为私性）的对立统一体。这也决定了人的本质，也是以为公性的发展为主流趋势的为公性与为私性的对立统一，也可以说是以善的发展为主流趋势的善与恶的对立统一。那种断言人性自私、人性本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说教，是剥削阶级为恶作辩护、教人作恶的形而上学反动思想。集体性（为公性）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即在社会整体性要求统帅规范下的所有个体或局部的正当利益的总和），个体性（为私性）维护社会个体或局部的不正当利益。二者既联系又斗争，在生产力的基础上演绎着千变万化的社会运动。社会和谐的根本，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得到基本的维护，否则，社会将处于无序的冲突之中。然而，个体利益是有具体主人的利益，个人会自发地主动维护它；而社会整体利益，却没有一个人格化的“社会整体人”作为具体主人去自发地主动维护它。在社会统治集团尚未自觉践行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政治路线之前，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属于被动维护，即社会统治剥削阶级私利的恶性膨胀，严重地危害绝大多数人的根本生存利益，迫使大多数人通过暴力对抗，被动地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在新生上升期往往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比较繁荣，社会比较和谐。但是，由于社会统治集团、统治阶级通过剥削掠夺追求安逸享乐的私心、私利的膨胀，使腐败堕落、社会不公、两极分化、欺压良善的社会风气便逐渐滋长起来，量变达到质变，等到官僚系统和不劳而获的寄生集团恶性膨胀，严重的历史颓势形成，依靠政权自身的力量，根本无力扭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堕落下去，直到陷入浴火重生的社会暴力洗礼之中。之后，又开始了历史周期律的新的螺旋循环。

古今中外，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绝无仅依靠统治集团自身的力量扭转历史周期律颓势的先例。不用说昏君，即便是明君亦无能为力。例如，中国明末的崇祯皇帝，其文韬武略绝不亚于太祖朱元璋。他生活节俭，勤于政事，果断铲除阉党，曾六下罪己诏，包括自曝官场腐恶内幕，颇有自我批评精神，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绝非亡国之君，却逢亡国之运，面对气势汹汹的末世历史周期律颓势，气数已尽，出路无寻处，最终只能向煤山上的歪脖子树倾诉明君也亡国的苦衷。有的历史学者将其归于中国十大昏君之列，实在失之以成败论英雄的偏颇。可以说，以其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堪称表率的德能勤绩，崇祯皇帝如果逢上王朝初期，当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列；而唐太宗等明君们，若逢上气数已尽的末世，也不过如此。还有北宋末期的王安石变法，明末的张居正变法，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社会改革，也都阻挡不住滚滚而来的末世历史周期律颓势。这是由私有制社会的自私本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社会，由于统治集团与群众利益的根本对立，不可能有依靠大众民主政治遏制历史周期律颓势的自觉革命性，所以，在私有制社会，历史周期律颓势的结局只能是唯一的——逼迫人民群众对社会统治系统进行暴力调整、暴力洗牌。封建社会的暴力调整表现为“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农民起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暴力调整，表现为在日益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基础上的生产过剩暴力调整和世界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社会暴力调整的代价往往很惨烈，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据此对红色暴力进行妖魔化。这是一种反人民的思潮。红色暴力，是社会底层被剥削欺压得无法生活、社会又堵塞了温和宣泄正义诉求渠道时的一种必然的反弹。社会是一个超级高压锅，统治者封闭减压孔颟顸地闷烧（例如，反向改革制造两极分化，恶法恶官欺压百姓，却又堵塞大众民主渠道，诸如废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的权力，剥夺工人罢工的权力，“法院三不理”，截访等等），最终不导致高压锅爆炸又能怎样？在自然界非生物之间，作用力增加反作用力还同步增加呢，你能说反作用力邪恶吗？农民锄地，也难免铲死几棵小苗，能说锄地是对植物实施暴力的邪恶行为吗？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血污”，它也是官僚堕落、社会不公的天敌，是恶性历史积垢（例如，土地高度集中的大地主经济，恶性膨胀的官僚机构，系统腐败的官僚集团，严重的两极分化，糜烂的社会风气等等）的唯一清洁工，是相对公平、清明的新朝代诞生的助产婆。然而谁会认为，接生婴儿双手沾满血污的助产婆是邪恶的？

                             （二）

很多人曾经认为，历史周期律现象仅仅属于私有制社会，强大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可以排除历史周期律。例如，邓小平1985年时断言：“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 应该说，这种“事情并不可怕”的论断，作为国家机器的行动指南，本身就是非常可怕事情！毛主席曾经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393-1394页） 苏东剧变的残酷现实，雄辩地证实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着历史周期律颓势；脱离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地气”），貌似强大的国家机器杠杆，在顽强的历史周期律颓势面前，根本没有发力的支点。纵然“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也不能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发腾空过河。并且，背离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的国家机器，本身就是历史周期律颓势的主流，市场化改革长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曾经“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了？ 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柄，又拒绝大众民主政治的唯一出路——这就是苏联解体时“为何2000万苏共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保卫自己的政党？”的根本原因。

“苏东式剧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周期律颓势的重要结局之一。不过，社会主义社会应对历史周期律颓势的途径却有了历史性变化。

我认为，以是否具有自觉继续革命性为划分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大致可以分为“朴素社会主义”和“自觉社会主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朴素社会主义”阶段。

笔者认为，用“朴素社会主义”概念比较好。因为，有些人使用的“传统社会主义”概念混淆了“朴素社会主义”与“官僚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含有贬义。

苏联的列宁、斯大林时代，就属于朴素社会主义阶段。此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也朴素的——即重点针对干部队伍外部的“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残余和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而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尚未实现领导集团的自觉继续革命。而朴素社会主义阶段不进则退，必然会被顽强的历史周期律颓势演变为官僚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最终无法逃避暴力调整、暴力洗牌的历史宿命。苏东剧变，就是这种历史周期律颓势将朴素社会主义演变为官僚社会主义之后的必然结局——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被右翼思潮妖魔化为替罪羊。虽然幼年的计划经济远未发育完善，但它却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形式，就像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唯一经济形式一样。

第二阶段：“自觉社会主义”（即“自觉继续革命社会主义”）阶段。

此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基本成熟了——即通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开创了大众民主政治，“斗私批修”，重点针对干部队伍内部的“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即走资派及其资产阶级思想政治路线）而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与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属于敌我阶级矛盾的性质，而在法律上一般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从而能够基本实现领导集团的自觉继续革命，能够自觉遏制历史周期律颓势和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自觉社会主义的灿烂花朵，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首先绽开，但是随着人民领袖的离去，这一新生的、首次基本完善的科学社会主义形态，又被反弹的历史周期律颓势全面否定了。如果说，能够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进行劳动，使原始人在社会性上开始脱离了动物界，那么，社会只有进化到政治上能够通过大众民主自觉继续革命、经济上能够以计划为主调控社会生产的自觉社会，人类才能最终脱离弱肉强食的动物界。公元1966年，人民之神毛泽东已经轰轰烈烈地将人类领进了自觉社会的大门。可悲的是，十年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反大众民主政治势力，在“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的欢呼声中，又将人类社会硬拽回到弱肉强食的动物社会。然而，由社会化、初级信息化的生产力所推动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自觉社会代替非自觉社会的革命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大众民主运动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就像幼儿还不是成人一样，朴素社会主义还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其主要标志是，领导集团尚未达到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为统帅、实现自觉继续革命的状态（往往靠朴素的革命精神、作风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朴素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但是公有制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尚未发育成熟。没有合格的公有制上层建筑的服务，公有制经济基础是非常脆弱的，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颠覆公有制的历史周期律颓势。而要建立基本合格的公有制上层建筑，不是在形式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并进行内部监督，就会是“强有力的”，关键是必须使其具有自觉继续革命的精神，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公有思想灵魂。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走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的“华山一条路”，别无他途。毛主席说过：“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毛主席所强调的“高度的民主”，指的是充分反映无产阶级政治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而不是主要反映个人、小团体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不是主要反映眼前利益、经济利益的民主。当然，坚持无产阶级大众民主，也离不开无产阶级领导集团的正确的“高度的集中”。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就是民心政治，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政治出路。这是制衡权力腐败的唯一有效手段，它可以使权力公器这一巨大的社会钟摆运行在自觉调整的良性区间内，防止权力腐败向极端发展，避免社会对统治集团权力系统的暴力调整，从而能够正确地统帅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

“大众民主治国”与“依法治国”两种治国模式的矛盾，是由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决定的。妖魔化文革大众民主、宗教化“依法治国”，就只能走上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就像教育孩子，排斥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迷恋“分数第一，名利地位，金钱刺激，定框框，打屁股”的落后教育，绝不会培养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迷信“依法治国”的思潮认为：“人治不规范，法治才规范。制定好法律条文，大家都来遵守，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实现社会和谐。” 这是资产阶级自欺欺人的愚民观念。因为，“依法治国”的主要指向是“治民”，而重在“治民”则违背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实际。导致历史周期律颓势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于民众，而在于自发搞特权腐败的官员统治集团。主要是官员的问题，不应主要打群众的屁股。所以，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官”。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依靠剥削掠夺劳苦大众维持奢侈腐败的生活，他们绝不会以“治官”为关键，必然以应对群众反抗的“治民”为重点。只有自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以“治官”为重点——即实行无产阶级大众民主的“群众治官”形式。“法治教”，标榜“法治”贬低“人治”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法律是有阶级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法律，就是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的法律。法治的本质无非是阶级的人治。试想，法律的制定、执行、修改，什么时候能离开人的参入、离开具有阶级性的世界观和政治路线的指导？“枪不杀人，人杀人”，同样，“法不治人，人治人”。法律是工具，群众是主人。抛弃思想政治工作，主要依靠“法治”，这不是“让主人靠边站，让工具升帐挂帅”吗？当然，治国离不开法律工具，但是，运用法律工具的主人更离不开以世界观的改造为统帅的“人治”、无产阶级的“德治”、“（真理的）思想治”。而人的世界观改造，主要依靠法律规范能奏效吗？共和国的宪法就摆在那里，“依法治国”的喧嚣声不绝于耳，但是，市场化改革的长时期以来，不是照样大搞私有化、农民单干、工人下岗、打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种植转基因主粮等违反宪法的行为吗？不是按照错误路线的需要逐渐修改淡化宪法的精要吗？  

另外，“依法治国”的现实走向，也在以无言无字的方式向世人解说着天地间的真谛：西方的“依法治国”，使西方列强成了弱肉强食的恐怖主义国家、世界的黑老大。中国数十年的“依法治国”，使中国由毛泽东时代的以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治国为主，两部法律（《宪法》和《婚姻法》）治天下，干部队伍清正廉洁，民兵拥有武器，民警却不佩带任何武器只带笔记本和钢笔，到邓小平时代的“以金钱刺激，私心激励”为主，数千部法律治天下，官员集团系统性腐败，民兵曾经拥有的武器全部上交，甚至在“敏感”的时间、地点上演“菜刀从超市下架”，警察先是佩带警棍，后来发展到佩带枪支但开枪需要请示，又发展到开枪不需要请示，而社会却越维越不稳，每年的维稳费比拼国防军费，“苏东式剧变”的历史周期律颓势兵临城下。这，就是妖魔化文革大众民主，片面推行“依法治国”，执迷市场化改革，颠覆公有制计划经济所引发的必然性堕落。

当今的反腐败、反历史虚无主义、作风整顿、意识形态领域整顿等等系列整顿是有益的工作。但是，一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法无禁止即可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中美夫妻论”等等，往往将正能量化解于无形，真可谓是“十个锔锅的，赶不上一个砸盆的”。所以，若不能迈过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文革和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大坎，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妖魔化计划经济，妖魔化文革，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路线和民心支持，就打不开大众民主这个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面对严峻历史周期律颓势的四面楚歌，“虞兮虞兮奈若何？”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绝非如同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论的二元混合论者所设想和执迷的那样：以为“经济基础单向决定上层建筑”，公有制经济基础确立以后，公有制上层建筑就会同步地巩固起来；剥削阶级作为经济形态的阶级被消灭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防止资产阶级的新生和颠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必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纲，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目，“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黑猫白猫”地“发展是硬道理”，在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大力催化雇佣劳动关系的过程中，让权贵等“先富”起来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带领弱势的工农阶级“后富”（“先富带后富论”是在本质上否定马克思的《资本论》原理，这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先发展一段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经济壮大了，让坐大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再自觉地搞社会主义”的“走资补课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坐天下，享天下，搞特权”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中，不“事事看群众脸色”，而事事瞅着霸权国家的嘴脸，就可以领导建设没有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总设计蓝图！可惜，这只是“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大潮中带有普遍性的改头换面；是对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两个彻底决裂”（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进行彻底决裂）思想的违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行动纲领，就是打着发展生产力招牌的“以钱为纲，以资本建设为中心”，它将社会引入向私有观念投降，追逐金钱、实惠、私利和享乐的实用主义、道德堕落的歧途。没有与私有观念的不断决裂，没有大众民主的“斗私批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公有制，就是没有公有观念灵魂的脆弱形式，不但不能与私有制彻底决裂，反而会被异化或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借助政权力量血腥催化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社会主义浩劫。

理论路线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而理论路线的蜕化，则是一个政党堕落的先导。社会主义社会最大的腐败，不是经济上的腐败，而是政治上的理论路线腐败！

                            （三）

实际上，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自发滋生官僚资产阶级、自发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顽强趋势。这是因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与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有着重大的区别：

在私有制社会里，私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有人格化的所有者），统治剥削阶级占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是社会生产资料的人格化所有者，他们有利用政权的力量维护私有制的自发本能倾向。统治剥削阶级，尤其是其核心权力层，担心过度的贫富两极分化会引发社会动乱危及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抑富济贫、维持政权稳定的管理和改革措施的自发动机。像我国封建王朝的皇权，在上升期往往能够重视抑富济贫的治国之道。虽然王朝末期由于官权、皇权腐败掣肘，积重难返，无力回天，但是核心权力层在维护封建皇权方面也已经费尽心机了，尤其是国王、君主们，绝不会刻意去通敌卖国、颠覆自己的封建政权制度。例如，唐朝名臣马周在上疏中谏告唐太宗：“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 唐太宗也重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吏治之鉴，并推行轻徭薄赋、缓和两极分化的政策，从而出现“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历经了那么多、那么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资产阶级也总是不离不弃、绞尽脑汁地出台改革修补措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如交替进行以凯恩斯主义改革为主、以新自由主义调整为辅的改革，摸索加强宏观调控、缓和社会矛盾、挽救资本主义的路径），决不会自我和平演变、颠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总之，私有制社会自发的私有观念与私有制是相适应的；官员统治集团有维护私有制的自发本能倾向。

而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原则上工农阶级是统治阶级（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社会的主人。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或者集体所有，产权不能量化到具体的个人，个人不能直接占有（而是集合体占有）生产资料——即公有制的社会生产资料，不存在一个具体人格化的“社会整体人”或“集体人”所有者。也就是说，公有制不像私有制那样有自发本能地维护本身利益的所有者。公有制的维护，不是靠官员集团所谓的“高薪养廉”和“先富”起来再带领群众“后富”的神话，而是只能靠干部队伍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身作则地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带领群众奋斗的自觉革命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农群众不能直接统治管理社会，只能委托官员集团代为管理社会。官员集团实际上是社会的代理统治集团或者代理统治阶级，也可以说是社会公仆。官员作为代理统治集团，当然也没有量化到个人的生产资料具体所有权。在生产力尚不能提供极大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以实现按需分配的基础上，在私有观念的自发主导下，官员集团存在着以权谋私、滋长特权阶级的本能倾向——公器私用，反仆为主，将生产资料的代理管理权通过特权演变为可以继承的个人直接所有权（通过权力与资本的勾结，自己“先富”起来，由国家财富的管理者，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由公仆蜕变为老爷），从而存在着官员集团自发搞特权、滋长官僚资产阶级的顽强趋势。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代理统治集团，有选择损民利官、劫贫济富的反向改革管理措施的自发倾向；有以私有价值观管理公有经济、从而瓦解公有制的本能倾向；有“吃公有制的饭，砸公有制的锅，颠覆公有制”的堕落倾向。并且，社会主义社会的代理统治集团，一旦滋生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往往会把家族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自发地堕落为投靠西方列强的汉奸卖国势力，刻意地瓦解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统治阶级（工农阶级）不能直接统治管理社会；官员代理统治集团又有搞特权谋私、瓦解公有制的本能倾向和自发滋长官僚资产阶级的顽强趋势——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先天不足的缺陷。这种情况，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部落首领们以权谋私、瓦解原始公有制的机制大致相似。

我不否认朴素社会主义阶段的领导干部有比较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但是，和平执政阶段若不能有效地建立起大众民主政治，这种所谓比较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就根本不是搞特权谋私风气长期微渐腐蚀的对手。残酷的无产阶级革命环境可以锻造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而和平执政的安乐之风却可以将之腐蚀成搞特权的“高衙内”、“八旗子弟”。没有大众民主，在和平执政年代就没有制成自觉继续革命的共产党人的特殊材料。所以，否定文革大众民主，必然指向“一言丧邦，一言丧党，一言丧社会主义”。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习惯性私有观念与公有制是根本矛盾的；官员集团又存在着自发滋长官僚资产阶级的顽强趋势和在有意无意中和平演变公有制的自发本能倾向。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周期律颓势也就具有了自发性、顽强性，其思想根源是私有观念，其理论根源是修正主义，而其阶级根源则是自发滋长中的官僚资产阶级。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最大危险，出在“管家的集团”内部，出在共产党内部。在国际共运史上，毛主席首先对此提出警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总结大会上，也提出了类似的警示：“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我认为，我们干部要出问题主要出在政治上，即出在世界观和思想政治路线上。而社会主义社会干部队伍自发搞特权腐败滋长官僚资产阶级的顽强趋势，是干部队伍政治上出问题的阶级根源，它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而绝不是人与生产力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归结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典型的“内因出问题，外因找根据”的理论浅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绝不是“生产力落后于公有制经济基础”，而是“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私有观念行为）落后于公有制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就是上层建筑内部存在着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或者滋长中的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内在地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社会主义；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在官员集团自发以权谋私、滋长特权阶级的顽疾面前，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有其形而无其神的花拳绣腿，就成了“假猴王”，必然走上针对群众维稳的资产阶级专政道路。体制内的老左派，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却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这是叶公好龙的行为。其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但不输理，反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大众民主的灵魂。

辩证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是社会统治集团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论政治路线）发挥着或正确的或错误的统率性决定作用，所以，问题主要出在统治集团人的思想政治路线上；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才发挥着基础性决定作用，这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那些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论二元混合论者，不懂得唯物史观中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决定关系，拿着个“生产力单向决定生产关系”的片面教条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史观），为市场化改革编造歪理根据。结果，不得不走向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社会主义社会官员集团自发滋长官僚资产阶级的顽强趋势，不会因为公有制的建立和剥削阶级在经济形态上被基本消灭而自动消失。那种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经济形态的阶级被基本消灭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残余的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思想，是无视甚至不愿意承认党内搞特权腐败、滋长官僚资产阶级的严重危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以经济形态的方式存在的资产阶级被基本消灭以后，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存在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将长期存在。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是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的全息孽种。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弱化或放弃对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官员集团内部，这种全息孽种就一定会滋长出官僚资产阶级。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迄今为止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熄灭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搞市场化改革”的衰败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坚持计划经济”的兴盛史。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就开始萌发“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思想，在其后继者那里，这种思想进一步恶化膨胀，致使苏联的官僚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的剧变。在中国的邓小平时代，由于全面否定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精髓，结果，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不可避免地坐大了，致使苏东式剧变的魔焰兵临城下。其实这很自然。一个家庭，娇纵子女，只能带出败家子，导致“富不过三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妖魔化文革所开创的大众民主政治对官员集团搞特权腐败的有效监督制衡，一头扎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化改革的钱眼里，让灵魂铜臭化，这是对官员的恶性娇纵。娇纵官员、法治百姓，只能带出“败国子”，助推历史周期律颓势，重蹈苏东剧变覆辙。 

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未持续有效确立起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官僚资产阶级就必然坐大，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统治集团内生的有意识从堡垒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可怕势力（私有制社会统治集团不会内生刻意颠覆私有制的异化势力）。而要建立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又受到执政的特权官僚集团的本能排斥。只要不能建立起大众民主政治，就遏制不住私有观念微渐腐蚀地终成气候，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很简单自然的事情。随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基本形成，工农的统治阶级地位也就实际上被剥夺了，沦落成了弱势群体；生产资料集合体占有的公有制也就蜕变成官僚所有制了。这样的社会主义，也就堕落成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本质上的官僚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了。前苏东社会主义，就是由朴素社会主义阶段经由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蜕变为官僚社会主义这个短暂的中间过渡态，最后轰然到达了它的终点苏东剧变（即宪政民主剧变）——用血雨腥风的亡党亡国（大国必然被肢解）来实现宪政民主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基础内在统一的宪政民主资本主义。

                           （四）

历史周期律颓势，在私有制社会只有唯一的发展途径——就是人民群众对社会统治系统的暴力调整（在资本主义社会，还包括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暴力调整）。在自觉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有效地遏止暴力调整途径，使社会沿着自觉温和调整（大众民主、“斗私批修”的良性调整）的途径发展。在朴素社会主义阶段，暴力调整和温和调整两种发展途径皆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在苏东官僚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人民没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洗礼，没有社会主义被颠覆的前车之鉴，正面的教育和反面的教训均严重缺失，民间左翼爱国力量和党内健康力量都非常弱小，所以，社会统治系统陷入崩溃重生的暴力调整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正处在“十字路口”状态的当今中国来说，暴力调整和温和调整两种途径均有一定的可能性。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重视温和调整的可能性；而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准备应对暴力调整的可能性：

①暴力调整的可能性。

先从“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化改革，必然爆发苏东式宪政民主剧变”说起。

“市场调节”，与商品经济同在，存在于从原始社会末期迄今的一切社会，所以是没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中性经济手段。而“市场经济”，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市场化商品经济，也就是雇佣劳动社会化的商品经济。而雇佣劳动社会化只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发育完成。所以，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属性，并非中性经济手段。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市场化商品经济。所以，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只有资本主义的，绝没有社会主义的。标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鹿为马、自欺欺人的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是从经济基础上开始的将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自杀行为，是“苏东式宪政民主剧变”的制造过程，是自我颠覆计划经济的祸水，是社会主义的浩劫！新自由主义思潮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在于其违背经济规律的空想性。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按照这种逻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经常发生的封建主义复辟，是不是也说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空想制度？小孩得病死亡了，是不是说明了小孩是违背生理规律的空想体？

张宏良教授说得好：“西方国家是几百年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中，一直没有摆脱出来，而中国是付出了牺牲2800万烈士的巨大代价，好不容易摆脱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这条人类社会的死路，现在却又主动回到了这条死路上去，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特别是在基因技术和大数据时代，已经对市场经济这条道路发出了死亡信号的警告时，中国还要强行选择市场经济道路，这完全是自绝于人类社会。

基因技术和大数据时代只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结合，才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把人类送入千年梦想的崭新时代。如果按照目前市场经济的模式走下去，人类必将会异化为兽类社会，并且不是精神层面上的兽类社会，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兽类社会，穷人不再是被支配的失败人群，而是完全变成鸡鸭狗兔那样的另类生物。

所以，人类正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挑战——要么消灭市场经济，要么被市场经济所消灭，绝没有第三种选择。”（《张宏良：基因时代坚持市场经济是人类灭绝的死路》）

在当今中国，已经形成巨大惯性的市场化改革，如果得不到有效逆转，则中国必将以更加残酷的烈度爆发“苏东式宪政民主剧变”，国家被肢解，走上中东北非式血腥动乱和不入流的殖民地之路，中华民族在可以预见的长时期内，甚至永远没有翻盘的可能，还可能在战争、动乱、天灾人祸、饥饿、疫病、转基因毒食品、问题疫苗或借助转基因技术的人造有色人种瘟疫等生物战攻击中既被亡党亡国又被灭种。对这种可能性绝不可掉以轻心。这是因为：

中国的人口基数比前苏联大得多，人均资源比前苏联小得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发育得又比前苏联强大得多。右翼势力控制着经济、政治和媒体资源，在舆论和意识形态上有重大优势，在国内有猖盛的汉奸文化和庞大的第五纵队势力，在国外有西方列强的支持和胁迫，国内外的资产阶级也早已实现了世界大联合。当今中国还陷入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被以超级大国为首的势力几乎O型的军事包围之中，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蚕食和挑衅不断（过去，中国面临的侵略战争的目的是占领土地和市场；而现在，中国面临的软硬侵略战争的目的是却是肢解国家、消灭人口和民族）。同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关税保护期将于今年6月末到期、马上面临更为严峻的西方列强经济金融战猎杀的形势下，中国的财政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生产过剩，连赌场都不如的股市屠宰场，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官民对立等经济政治社会危机，随时都有自爆或被引爆的致命危险！

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以来，官方思潮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违反经济规律、没有效率的经济形式，而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终于发现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实质上，这既是一种理论错觉又是滋长中的官僚资产阶级亲市场经济本性的必然选择。

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大众民主的政治上层建筑内在统一的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则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宪政民主的政治上层建筑内在统一的社会形态。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可绝对分割的侧面，就好像同一个钢镚的正反两个侧面一样。

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化改革，等到市场经济基础发育得差不多了，资本势力坐大了，必然爆发血腥的“宪政民主剧变”，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必然结局。既要坚持对官僚特权阶级有好处的市场经济，又要排除对官僚特权阶级执政有威胁的宪政民主，短暂的扭曲可以苟存，要长期坚持这种不伦不类的状态，只能是贪婪的一厢情愿。既要拥抱市场经济，又要坚持共产党执政，老天爷没有满足苏东国家的这种贪婪要求，也绝不会满足中国的这种要求。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无疑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妖魔化计划经济、宗教化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改革，确实是把慢性自杀当成了健身之道。说是“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好像走的是正路，其实，走的正是邪路！“老路”就不应该走吗？人天天用嘴吃饭，这不是走老路吗？不用老路吃饭，吃饭的路能正到哪里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既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积极性，又严格限制其致命的消极性，尤其是严格限制雇佣劳动关系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同时，以“鞍钢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管理公有经济），与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的内在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正路。否定了计划经济与大众民主内在统一的这两点，经济上走妖魔化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政治上走全面否定大众民主的依法治国之路，就一定走上了邪路，就一定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正路！

苏东等国家，进入自觉的市场化改革（即明确地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为目的的改革）阶段，也就是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堕落到了它的末路——苏东剧变，即血腥的“宪政民主剧变”。而中国进入自觉的市场化改革阶段，已经23年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政治红利老本，中国早就更加血腥地苏东式宪政民主剧变了。然而，中国今后若不能在紧迫的时间内爆发出足够的伟力遏止市场化改革的巨大惯性，等到把最后的123家特大型国企混改成了私有制，把公有制的土地流转成了土地私有制，共和国最后的这点公有家当也就彻底败光了，到那时，两眼放绿光的宪政民主势力若不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那就是“太阳掉到地球上”了！

②温和调整的可能性。

当今中国严峻的历史周期律颓势，正在以巨大的惯性重蹈市场化改革的“苏东宪政民主剧变”覆辙。

有负能量就有正能量，有历史颓势就有反历史颓势。“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策略思想。据此，既要在战术上重视历史周期律颓势兵临城下的严重劣势，又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决不可低估反历史周期律颓势的正能量优势：

现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基本上在毛主席的预料之中。老人家发动的文革演习，为中国人民植入了反资本主义复辟、反历史周期律颓势的政治基因。与前苏东国家相比，中国人民唯一经受了强大的正面教育和严厉的反面教训，又见证了苏东剧变的前车之鉴。这使得当今中国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左翼爱国力量与前苏联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内外反动势力如果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极有可能变成红色革命。

毛主席领导的文革所开创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是顺应社会化生产力向信息化方向发展要求的、引领世界政治文明进步的最先进的民主政治，是世界需要中华民族、东方文化和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内在根据。这是当今中国先进政治力量的强大道义基础。

现在的毛泽东热，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升温，毛泽东思想深入民心。推动苏东式宪政民主剧变的极右势力的优势在于有私有观念强大习惯势力和西方列强的支持，劣势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日暮途穷、市场化改革失去了民心支持。而当今中国先进政治力量的优势在于有民心的支持，有作为当代真理的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凝聚力（尤其是在动荡时期，将会爆发出令世界震惊的扶正镇邪作用），有顺应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坚实基础。一般来说，历史的发展就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基础、以民心所向为主导的进步过程。正义事业的发展是曲折的，但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当今中国的宪法和党章，虽经多次修改，但其基本精神还是正确的。这是当今中国先进政治力量的强大精神道义基础，而对右翼势力来说，则名不正，言不顺，事难成。还有，毛泽东时代国家的人大、政协等政治制度框架还存在，天安门上和人民币上的毛主席像还在，毛主席纪念堂还在。这些政治基础，对当今中国先进政治力量来说是重大的正能量支持，而对于右翼势力来说却是难以摆脱的梦魇。

与前苏东国家相比，当今中国毛派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比较成熟且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方向，这是中国和世界走出困境的理论思维优势。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有了革命的理论，才会有革命的运动。硬件具备了，软件解决了，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就大有希望！

综上所述，若不能下决心推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不果断终止原教旨倾向的市场化改革，那么苏东式宪政民主剧变的血腥结局是绝不可免的。当然，在当前形势下，实行党群一体化，推行大众民主政治，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更多的是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出路的希望；而畏险不能打开大众民主政治的唯一民心出路，却只有“危”（亡党亡国甚至灭种的危险），没有“机”（出路的机会）。被压在磐石下的萌芽，蓄力破磐会有风险，但畏难而退，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此危急的历史时刻，中共八千多万党员决不会像前苏联解体时那样，“2000万苏共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并且，中华铁血男儿和巾帼英雄，也一定会有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升华。张宏良教授的话振聋发聩：“当今左派必须准备接受一个选择：宁上风波亭，不做带路党。在当今资本力量无比强大的情况下，只有这样，左派才能感动人民群众这个伟大的上帝，以此来战胜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资本力量。” （《张宏良：“左派带路党”的世纪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