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不实之词掩盖了《草木篇》（流沙河）事件的真相

种种不实之词掩盖了《草木篇》（流沙河）事件的真相　　

——　谭兴国　先生访谈录之一　　

温靖邦　　

有人说，《草木篇》事件是1957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暴的前奏，弄清了它的真相，对了解全国范围内的情况大有帮助。我认同这种看法。　　

　谭兴国　先生曾在《草地》（《四川文学》前身）、《四川文学》、《当代文坛》等刊物先后担任编辑、评论组长、副主编，在《作家文汇》总编任上致仕，亲身经历了前三十年文学界的风风雨雨，说是知根知底应不为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学术研究之故赴美，在美国的大小图书馆泡了近二十年，接触到了不少在国内无法接触到的原始资料，对1957年前后的那场风雨有了更多的了解。鉴于近年来国内有关“反右”的研究总是无法走上正轨，甚至离真相越来越远，我趁　谭兴国　先生回国著书之机，登门拜访，请他就切身经历以及所掌握的一手资料，讲一讲四川文学界“反右”前后的一些真实情况。　谭兴国　先生欣然允诺。遂以流沙河《草木篇》事件为线索，把我们带进了那个一方面碧波万里，一方面暗流涌动的时代。　　

为了便于刊发，我将　谭　先生的谈话整理成若干章节，陆续发表。今天发表的这一部分，算是序言吧。　　

1957年，元旦刚过，《星星》诗刊创刊号登载流沙河散文诗《草木篇》，立即受到批评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沉寂已久的四川文艺界喧闹起来，连远在北京，日理万机的毛主席都被惊动，说话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早春天气”闹到“大鸣大放”，从“大鸣大放”闹到“反右整风”。闹来闹去，闹出一个 以石天河为首的“ 反党集团”。　　

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在上面得到《文汇报》的支持，据说“与全国范围内章、罗联盟起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作用”；在四川，除了《星星》诗刊的四个编辑外，还有《草地》、《成都日报》的编辑以及某些大专院校的教师和学生等“一群右派分子.”果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从早春开始到秋末结束，《草木篇》事件，不仅是四川“反右派斗争”的前哨战，四川文艺界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全国文艺界“反右”的一桩大事。若非如此，今天的流沙河仅靠当年那几首小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名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草木篇》“鲜花”重放，流沙河复出，成为当代文坛的耀眼明星，众多媒体的追逐对象。该平反的已经平反昭雪，该改正的也都改正且得到重新妥善的安置。当年的当事人，有的已经作古，活下来的也都七老八十应当安度晚年了。一切都已成历史，所有的恩恩怨怨似乎都应随着春天的到来冰雪融化。然而，事情却不像人们预想的那么简单；各人的遭际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处事态度不同，有些“往事”会如烟飘散，有些“往事”却“并不如烟”也不应“如烟”。　　

《草木篇》事件既然和共和国历史上那场大戏联系在一起，既然给一些人造成难以平复的伤痛，他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要提到它；而国际上某些不满现政权的人，也常常以此作为总体战略谋划的材料。　　

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一篇较为全面、较为客观地介绍和评说这件事的文字。当事人的记述和回忆值得重视，但它多半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有所选择，有所回避，尤其是作家、诗人，富于想象，充满激情，喜好夸张，容易片面甚至走样；旁人的记述，如果不作全面的、认真的考察，受世俗左右，受感情牵连，管窥螽测，人云亦云，说好一切皆好，说坏一切都坏，也往往把真相弄得模糊不清。比如，今人谈《草木篇》，总要和毛泽东当年的谈话挂上钩——而所谈的内容则又完全不是事实。举几个例子：　　

例一、晓枫（黄泽荣）说：“省出版社杨干庭告诉我，‘晓枫，你知道不，你是钦定的右派。石天河、流沙河······和你被称为 ‘七君子集团’，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点了名的，省文联党委有红头文件’。” 晓枫当年是《成都日报》记者，他被划为“右派”卷入《草木篇》事件是原因之一；但是所说“因为七君子集团”而被“钦定”右派，完全不是事实，是道听途说。　　

例二、一个叫“天文地理 互动百科”的网站上对“流沙河”作了这样的介绍：“因才识揚名，因清脱为人仰重，因谦虚而备受爱戴······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草木篇》被毛主席亲自点名：‘借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在全国上下被批倒批臭。后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白天修路、锯木头，晚上遭批斗）累计20年，1979年被调回四川省文联。”对《草木篇》和它的作者作什么样的评价，各有各的看法，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说“毛主席亲自点名·······”纯属子虚乌有，张冠李戴。至于“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累计20年.”也过于笼统，夸大其词。　　

互联网上，有褒有贬，各说各话，不必当真；倒是一些正式的出版物或史书，一旦弄错就太不 像话了。如：　　

例三、上世纪末，　韦　君宜老太太出版过一本《思痛录》，反省一生经历，还不回避自己做过的错事，甚得好评，被称为是“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偏偏这本“说真话的书”在涉及流沙河时完全弄错了。她谈到“反右”时说：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面已经说了不少，说不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　　

的诗人流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写了一首情　　

诗。那诗我还马虎记得一句，是：我把你的嘴唇，当做醇酒一杯，我捧起　　

来吻到沉醉。词句记不清了，但是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　　

无他意。而这个诗人竟因此划成右派。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　　

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　　

说他黄色，荒淫无耻。但是，黄色何以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而且作为罪　　

行，作为撤职开除的罪状？还是没有理由。　　

（《思痛录》，北京十月出版社1998年8月版59页）　　

     韦太所说的这首诗可能是指与《草木篇》登在同一期《星星》创刊号上的《吻》，它是陕西的一个名叫“曰白”的人写的，不是流沙河的作品。它和《草木篇》同时受到批判，是1957年一、二月间的事，不可能说是“右派行动”。韦老太年老生病，记忆有误，可以理解；但《草木篇》事件她是应当记得的。因为，最早在期刊上传递毛主席对四川批判《草木篇》不满的信息而为《草木篇》翻案的就是她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毛三月讲话，《文艺学习》四月就刊出孟凡《由对〈草木篇〉和〈吻〉的批评想到的》，点名道姓地对四川批评《草木篇》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六月号上又刊出《刺在哪里？》，内容相似。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反右开始，在《文艺学习》八月号登出沈澄文章《〈草木篇〉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草木篇》事件做了全面的总结，加了最严厉的罪名并且率先提出有一个“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四川的报刊还没有来得及如此定性）。韦老太太把一场严肅的争论化为玩笑，是太不应该了。　　

韦太连《吻》的词句都还依稀记得，为什么偏偏忘了还有一个她曾為之辩护而后也是由她严辞判决的《草木篇》呢？据《思痛录》的出版说明中言，那是她病中口述由别人记录整理的。老太太一时糊涂，那么记录整理者、编辑审稿者为什么都跟着糊涂了？这不是什么难于考证的事情，只要稍稍打听一下就能解决的呀！为什么如此看重的一本书，经过若干人之手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这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顺便还要提到叶永烈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在谈流沙河和《草木篇》的不长的文字里，多次把时间和事实弄错。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草木篇》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又是怎样发展的呢？毛泽东主席究竟说了些什么，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的呢？历史需要真相，读者需要真相，活着或死去的当事者需要真相。判断可以不同，真相却只有一个；弄清真相才可以作出比较公允的判断，也才能得到切实有益的教训。　　

然而，弄清事实的真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需要掌握大量可靠的原始资料。当事人的记述很重要，但是记忆的误差，认识的局限，得失的考虑，也往往容易只选择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言论而将人引入歧路；旁人的记述，所谓旁观者清，清在什么地方，就在于少一些利害得失的考虑；而旁观者也有不清的时候，那就是“从众”“媚俗”——说坏的时候就坏得没有个底，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说好就好得不得了，颂歌齐鸣，皇帝的新衣。可見要弄清真相，不仅要占有真实可靠的材料，求真务实的态度、不为世俗左右的勇气也是很重要的。《草木篇》事件过去还不久，一些当事人还健在，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实的记载，原因在于除了某些当事人的片面记述，也有媒体的着意渲染和误导。最新一个例子，是腾讯新闻（2010.7.28）刊载的《流沙河首度口述反右先声“草木篇诗案”》。这个“首度口述”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是“事主”所说，那就是说明他不想让人知道他过去说过些什么；如果是采访者所加，就说明采访者根本就不知他过去说了些什么。试想，因《草木篇》获罪，也因《草木篇》出名，怎么可能等到今日才来“首度口述”呢？！事实是，从1957年1月报上批评《草木篇》始，“口述”便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次一次又一次，只是形式不同，每次的说法不同而已。如果把它们汇集起来，总有十万字以上吧，套用当年（1957.5.16）《文汇报》记者采访的标题《xxx谈“草木篇”》，相信是一部很有意义而且很可读的书。　　

流沙河在《锯齿啮痕录》中说：“我有本领转弯抹角地把谎话说成是实情，把邪说说成是真理，而不脸红。”这篇“首度口述”算得上是最新的、有力的证明——通篇谎话！这里暂不一一列举。　　

老子在《道经》中说：“至虚极，守静笃。”这是探求真相、追求真理最基本的态度。所谓“至虚极”，就是不怀任何心机和成见，把自己“掏空”去面对每一个事实，理解每一个事实，走进每一个人的心灵。所谓“守静笃”，就是排除利欲的引诱和外界的打扰，求得空明宁静的心态，才不会扭曲事实的真相。　　

 “至虚极，守静笃”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谁能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里，要排除外界的干扰又何等的困难。王蒙在他的长篇传记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世间有多少真相被埋在深不见底的地下，有形的东西还可能被千万年后的古物发掘，无形的东西便永无再见天日之时，盖棺也无法定论，只留下千古之谜，任人去猜。”（王蒙：《苦恋风波前后》）　　

但愿这个《草木篇》事件不致让后人花大功夫去考证，不会成为千古之谜。　　

往事已矣！打开尘封的记忆，讲述一个在今日年轻朋友看来已是“遥远的故事”，是非成败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从中吸取教训。让我们懂得一些“立身处世”之道吧！人都会犯错误，都会经受各种各样的困顿和灾难，在一切错误、困顿、灾难面前，如何葆有做人的基本准则，也许才是最重要的事。这次事件的主角之一石天河在《逝川忆语--<星星>诗稿亲历记》中说：“既不因划分为‘左派’‘右派’就分清了界限，也并不因他当时是‘右派’就一定是好人，他当时是‘左派’就一定坏。在那样的运动中，人都是不由自主的，许多人都不免于作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那都是可原谅的。只有那些被运动泯灭了做人的基本善性和良知，瞒心昧己地诬加罪名去陷害朋友和同志的人，才是灵魂掉下了地狱的最可耻的一类，他们应该遭到历史可耻柱上的唾骂。”这是他被推为“集团首领”，坐了二十二年大牢之后，所得到的一点人生感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