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之思的当代性言说

    我在１９９９年出版那本《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之后，不久有了一些回声。有意思的是，在某些学者那里，"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被狭义地修饰成一种原教旨意味，误导读者形成一种错误的理解，似乎"回到马克思"不是要重建我们从未曾达抵的全新（文本阐释）的历史视域，以使我们真正有可能重新建构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当代生成，而是唆使人们脱离现时代、回到过去的书本，停留在对文本进行一般的考古学诠释上，这算是一种很聪明的策略。原由很简单，这是一种话语权的维护。如果传统解释框架中马克思的语境不是"已经在手"的现成性的终结之物，它自然是可重新生成的（无论是ＭＥＧＡ２的新文本还是传统文本在当代理论视域中的全新解释效果），这种新的"上手"必然会使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铸成的体系哲学丧失权力话语的居上地位（请读者原谅，因为海德格尔哲学常常成为一些论者的"本真行话"，笔者不得已也标注一些通用的海氏话语）。所以，拒绝历史语境的开新是维护一种旧有的持存性，即马克思是现成的（解释学意义上是终结的），因此现在的事情只要宣布"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就行了。事情果真如此吗？
    马克思的思想真是现成的吗？让我们先按某些论者的思考理路来做一个假定，即马克思的思想果真具有"在手状态"的现成性，这也就必然可以排除了对其历史地平进行廓清的必要性，那么顺理成章的结果将是原有的或"修修补补"后的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体系哲学仍应作为言谈马克思"当代性"的逻辑前件。而这一点的可证伪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就不得不转过身来面对这样一个我们从未曾正视过的问题：马克思的思想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从来不是现成性的，它甚至并不具备必须居有的"上手性"。这无异于宣告了过去几十年来在前苏东学界传统构架之上言谈马克思基础的非法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具有颠覆性的问题在历来的讨论甚至学者们运思的潜意识中被一遮再遮，始终不能浮上水面。
    自建国至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我们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和言说方式始终是对30年代前苏东斯大林教条主义体制的话语移植，而非中国读者经过自己面对第一手的文本所进行的认真深入的解读，形成我们自己（"黄皮肤黑眼睛式"）独立的、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与马克思达到的历史语境的特定交融（这也是我们反讽地所指认的"上手性"）。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失却历史语境融合的马克思必然成为外在的、对象化的无思的现成物。这种情况的出现，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源于方法论前提上的错误预设，即马克思是可以现成地"居有"的，似乎只要翻译一套全集，打开一部文本，马克思的思想便毫无遮蔽地在一个平面上全盘展开，剩下的只是根据我们现实的需要，任意地对其中的片段进行同质性的抽取，拿它"联系实际"，拿它来与当代对话，拿它作为"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生成（"上手"）在这里荡然无存。人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前苏东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的先在结构性编码作用。其实，所谓"回到马克思"不过是对此进行祛魅一种策略。
众所周知，在解释学的常识中，任何"回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视域的整合，即中国人过去所说的"返本开新"。显然，"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以造就新的"上手状态"。"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换句话说，按照解释学的观点，马克思不再是那个原初的对象，已经成为一种被阐释的历史效果。一个全新但有据可寻的马克思展现在我们面前。
     "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这一提法本身并没有错，但用它作为反对"回到马克思"的标志性口号，在方法论上就开启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单向度理路。不过，反对"回到马克思"的学者们未必真的没有对马克思思想的"现成性"提出过质疑，而关键在于这种"现成性"的合法地位一旦被推翻，整个传统解释构架的基础将被全部颠覆，而过去在此基础上已有的宏大叙事都无异于在空中楼阁之上漂浮的幻影。因为，离开了对文本的解读与初始语境的分析，将要与我们"同时代"的马克思究竟是什么？就真成了问号了。显而易见，马克思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现成的，脱离了"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语境单单言说马克思的"当代性"，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写作策略上的考虑，是一种恐慌，更是一种有意识的遮蔽。
    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如果马克思不是也不可能是现成的，那么在拒绝了"回到"对其文本语境的历史性溯源之后，他的当代性之思将何以成为可能？这不能不是一个又需要我们真花一些功夫去面对的问题了。
    "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建构，这话当然是正确的。这是萨特在本世纪５０年代、德里达在９０年代类似口号的某种模写。但需要追问的是，实现马克思之思的当代性言说，究竟是在一种外在层面上使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做简单的对话，还是准确地捕捉到马克思思想逻辑最重要的问题接合点，以造成一种新的"接着说"的学术创新关系？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异质性思考点。就需要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脉络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否则就会出现诸如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学社会学立场与新人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非法性言谈。这些所谓的"对话"看起来似乎颇具"当代"意味，但实际上无不是在原有教条体制统摄下的一种外在连接。 马克思与当代乃至后现代主义对话的前提是在厘清地平的基础上寻找出历史新话题，我们必须要呈现的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当代大师以及其他不同话语在何种程度上是接着马克思往下发展的，他们的对接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也是马克思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的"在场"与延续，而不仅仅是一个幽灵。
    然而，要使马克思真正走向当代，光有"对话"（哪怕是内在层面的）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我们作为马克思学说的承袭者，如何在解读并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运用其批判精神来解决今天中国也包括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这也是马克思得以成为"我们同时代的人"的最重要的一步。而萨特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是就其在整个当代语境以及后马克思思潮中的奠基地位而言的。从其本人到杰姆逊、德里达乃至哈贝马斯，背景的帷幕上浮动的无一不是马克思的影子，而这背景本身却早已打上了历史在今天的印记。"当代性"在这里切近地呈现为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的立场甚至马克思的观念在新的问题上的延续。
    今天中国学界的问题也正在于此。倘若有朝一日，我们真的可以在马克思的丰厚遗产之上生发出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观点，那马克思就确实在这一历史时段中成为了"我们同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