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法的质疑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法的质疑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被称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此种提法，笔者表示质疑。　　

笔者认为，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称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恩格斯的这段话清楚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区别：前者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构造体系的方法；后者则是构造体系的方法。这也就是说，任何构造体系的方法都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从来没有构造什么自己的理论体系，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称作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理论体系”、“列宁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而我们现在却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称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法之所以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给我们提供的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是进行理论研究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理论。因为这种历史观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由于客观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人的实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理论也要不断发展变化。根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理论。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却是要给我们提供一种现成的，一成不变的理论。因为任何构造“理论体系”方法都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已有的观念，已有的理论出发，是把已有的观念，已有的理论加以固定的方法。因此“理论体系”一经形成也就意味着“理论体系”内的理论已经固定了。所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理论体系”，也就等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一种固定的理论，当作绝对真理、终极真理，当作僵化的教条。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现在提出的所谓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也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固定了。比如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是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既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已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且已经形成一个理论体系，那么显然意味着这些理论已经固定了，不会再发生变化了，也就成了对这些问题回答的绝对真理，终极真理。今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并且意味着今后我们只要把这个已经形成的“理论体系”中的理论当作教条，按照这些理论教条去建设社会主义，去建设党，去科学发展就行了。我们且不说这些回答是否正确，是否可以称得上理论，就算这些回答是正确的，今后我们是不是只要照这些回答去做就行了呢？如果这样认为显然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无知。因为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客观情况千差万别，并且在不断地变化，即使已经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也不可能适应所有的情况，适应新的情况。不同的情况、新的情况必然需要不同的理论、新的理论，因此对这些不同的情况、新的情况的理论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是不可能完全用原有的“理论体系”中的理论加以解决的。　　

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而我们现在所提出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尽管也使用了不少唯物主义词汇，比如什么要实事求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要实现科学发展等等，但这些唯物主义词汇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实际上也是把“唯物主义”变成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构成所谓“理论体系”了。而实际上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面根本没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所得出的理论研究。比如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我们除了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唯物主义的套语当作标签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上之外，并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情况是什么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有哪些特征，有哪些矛盾，有哪些规律，到底应当怎样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才能做到科学发展我们所知道的也就是那么几句话，而就是这么几句话居然也被称作什么构成了“理论体系”，可是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并不能知道党的建设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也就不知道到底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怎样才能做到科学发展。　　

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就不能认为以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是绝对真理、终极真理。就应当研究以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是否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否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就应当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详细地全面地研究中国的现状，详细地全面地研究中国当前各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存在的条件，及其内在联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我们才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可以说现在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给我们提供哪怕是一点有益的理论创新成果。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笔者看来，这除了反映出一些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了解的贫乏，也反映出一些人政治上的需要。一些人不允许别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任何质疑，而他们提出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大多是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由于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引发了许多问题，不得人心，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持，所以他们就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为自己的改革开放做辩解。他们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所以这个“理论体系”回答的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理论体系”当作绝对真理、终极真理，不能有任何怀疑。同时我们也不能怀疑按照这个“理论体系”进行的改革开放。谁要是怀疑这个“理论体系”，怀疑改革开放，谁就是怀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如果他们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站不住脚，他们的那些大帽子也就站不住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