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德：毛泽东当年领导的批俞红不容彻底否定

　　张兴德：毛泽东当年领导的批俞红不容彻底否定（两篇）

　　作者按：

　　近读《乌有之乡》网发表郭建波：《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文章很好，但是，美中不足是有一个情况没有涉及：自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在学术界、特别是红学界，出现一股彻底否定当年 毛泽东领导的批俞评红的正确性的潮流，一些红学史家甚至把当时组织具体工作的领导干部描述成一群小丑。为此，笔者借去年的批俞评红60周年之际，从不同视角连续写了四篇文章在报刊(大学校报)上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不能全面否定当年的“批俞评红”问题。选两篇这里重新发表。其中一篇是对上海刘绪源先生的答辩文章。本人去年初在上海《文学报》上发了一篇《俞平伯的红学观转变———兼谈对1954年‘批俞评红’的再认识》文章，不久，刘绪源先生即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给我和李希凡扣上了多顶“左”的“帽子”。《文学报》本来是标榜给不同作者一个自由争鸣的平台的“开放性”的报纸，可是他们却拒绝发我的答辩文章，认为我的观点“不合”他们的“常识”，不能简单的“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地位角度肯定当年的批俞评红”云云。无奈，我只好辗转的在今年的一个大学的学报上发表出来。现将我的文章和刘绪源的文章一并交由本网站发表。“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让大家看看是谁的认识“不合历史的常识”，历史的虚无主义是如何否定我们过去的正确的历史的。因为我的那篇文章要发表在大学学报上的，只能从学术层面对“刘文”提出批评，自然有许多应该说的话没有说出来。其实，“刘文”已离开了学术层面，是一篇政治批判的文章。

之一：关于客观、全面、辩证地认识“批俞评红”的几个问题――――兼答刘绪源先生

张兴德

　　2014年3月27日，我在上海《文学报》发表了题为《俞平伯红学思想的转变――兼论对1954年的批俞评红再认识》一文，文中提出不能对当年的“批俞评红”全盘否定，应该全面、辩证、科学地认识“批俞评红”的一些问题。刘绪源先生在4月24日发表了《让学术回归学术——从两篇红学文章谈起》的文章。文章批评了李希凡当年是对“权威发难”，他的红学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认为我的文章是“极左”，反映了“文革思维回潮”，要全社会警惕云云。 文章不仅涉及到对当年整个“批俞评红”的一些原则问题的认识，也涉及到对建国前十六年的看法问题。本来当时想立即作答，但因为总总原因，无暇顾及。现今抽暇，作成此文，就刘绪源先生文章中(以下简称“刘文”)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一些辨析，并以此求教于持“刘文”相同观点的专家学者。

　　应该从那个视角评论当年的“批俞评红”？

　　“刘文”的核心观点是当年“批俞评红”是“以一位老知识分子为批判目标的全国性的运动”，因此不能不说是极“左”，反对的人(比如拙文)就是“文革思维回潮”。

　　这里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从那个视角评论当年的“批俞评红”?

　　彻底否定当年的“批俞评红”的人们的理由很多，但集中到一点，就是把当年的 “批俞评红”事件从当年的具体的历史大环境中孤立的抽出来，就“批俞评红”本身给当年一些老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压力和负面影响，特别是给俞平伯先生造成的压力来论其是非。“刘文”正是这样做的。这种把历史事件孤立化和碎片化的研究历史和评论历史事件的思维方法现在很走红。是当前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们常常惯用的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历史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1 512 ]。研究、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须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特定的历史大环境中去，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评论其功过是非。这是研究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自然也是我们评论当年“批俞评红”应持的立场。

　　当年的 “批俞评红”的历史大环境是什么呢?众所周知，1955年是处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五年的建国初期。从各个领域、多方面地巩固、稳固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的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当时已经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作了一系列的巩固、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工作(例如土地改革、镇反、肃反、边疆清匪、抗美援朝、整顿恢复被长期战争破坏的经济等等)，这时，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包括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从旧社会全盘接受下来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是爱国的，但思想和思维方式仍然是旧的(甚至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内)。其中以胡适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有广泛的影响甚至是占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势下，开展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这本身就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捍卫、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政治斗争。这样做无可厚非。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的政权建立，都十分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统治。从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错误思想批判开始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后来开始的对全党干部经行的反对唯心主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如果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看，是巩固新生无产阶级政权的必须，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是不能否定的。正如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说的：为“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注2) 而“批俞”仅仅是这场大的思想教育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必要的环节。这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如果整体是正确的，局部即使有某些毛病缺点，总结经验是须要的，但是不能 借“总结经验教训”的名义，脱离整体大作全盘否定的文章。全盘否定“批俞评红”的人，正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批俞评红的内容、目的、性质是什么？

　　认为“以一位老知识分子为批判目标的全国性的运动”，这里还涉及对当年“ 批俞评红”的内容、目的的全面、正确地了解问题。前面已经讲到，当年的“批俞评红”确实是从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思想开始的。但决不仅仅是为了批俞而批俞。它的内容、目的、性质远远不是“刘文”说的“以一位老知识分子为批判目标”。从内容上看，拙文中已经提到，作家出版社收集当年发表的有代表性的129篇文章中，批判俞平伯的文章仅有66篇，约占一半。而其他的则是关于《红楼梦》方面的纯学术讨论文章(有的文章彼此之间还有重大争论，这些争论有的一直延到文革前)以及一些文件资料等。有周扬、茅盾、郭沫若分别在1954年12月8日 中国文联主席团、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上的发言。他们就批俞评红的内容、目的、性质、政策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和明确要求。其中郭沫若提出了“三点意见” 和十六字方针。“三点意见”是：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学术思想的斗争;广泛地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加紧扶植新生力量。“十六字”方针是：明辩是非;分清敌我;与人为善;言之有物。

　　关于当年大讨论的性质，当年的11月8日，郭沫若以《文化学术界应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对《光明日报》社记者发表谈话，明确地指出目前这场表面上看似发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之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次全会上再次谈及《红楼梦》及《红楼梦研究》时，指出： “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评胡适，批评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2   1602】这些事实和论述，都明确地说，其目的决不在批判俞平伯这样一个学者。这里既有政治层面的问题(批判胡适和胡适思想)。也有学术层面的问题。其目的和性质如前所述，是一次全民的(主要在学术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主导地位。

　　是对俞平伯的“政治围攻”和“迫害”吗？

　　批判俞平伯的错误学术思想，他本人有一定的思想压力是可以理解的。在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一些多年革命经历的共产党干部的当事者在一个时间里都有思想压力。何况一个没有经过风浪的老学者?如果冷静、客观、全面、辩证地看1954年“批俞评红”，自然不是没有缺点教训可总结。但是，简单地把它说成是政治迫害和围攻一个老知识分子，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就明确指示对俞平伯这类人应该采取团结的态度。据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54年10月27日，陆定一关于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给毛泽东及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说：“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   (注  3  310)。如前文所述，郭沫若当时代表中央明确提出了“三点意见”和“ 十六字方针”的相关政策规定，我们就是用现在的苛刻眼光检验也无不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十分注意整个动向，注意纠正偏差。这在作为当事者的李希凡的回忆录《往事回眸——李希凡自述》中有明确记载。

　　在“批俞评红”刚刚过去半年多，即1956年春天，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的方针。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专门谈到俞平伯和“批俞评红”：

　　“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

　　陆定一这里全面、辩证地总结了当时的“批俞评红”。认定俞平伯“政治上是好人”。

　　还应该特别提到的几件事：“批俞”不久，为了减轻俞平伯的思想压力，周扬特地约他到文化部亲自同他谈话，让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其他一些领导人如时任文联主席、文化部长茅盾，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俞平伯的直接领导何其芳等人在“批俞评红”之中和之后，依然对俞平伯尊重和爱护有加。对俞平伯坚持 “三个始终不变”：即，政治待遇不变，还当人大代表等社会方面的诸多职务;工作信任不变，仍然让他主持《红楼梦》新版的校注。(他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在1954年12月出版，这正是批评他的高潮的时候);生活待遇不变，不仅包括工资、住房。特别是1955年，文学研究所评职称，他是被评为全所仅有的三个正研究员之一(或称一级研究员)。 作为全面的研究、评价那段历史的人，这些重要史实是不应不忽略的。

　　如何看当年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刘文”还说，“当年的“两个小人物”没有用学术的方式，而是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向老一代权威开火，引发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这是不符合李、蓝文章发表的背景和文章主旨的实际情况的。

　　就“批俞评红”本身而言，本来是分三个阶段的，即，第一阶段，1954年9、10月，李希凡、蓝翎的二篇文章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和《光明日报》上独立发表。当时并没有引起文艺界、学术界应有的重视，仅仅认为是一篇极其普通的、并且在写作上比较粗糟幼稚的学术商榷文章;第二阶段，毛泽东敏锐地发现李希凡、蓝翎文章的重要性和其学术价值，带着对文艺界领导的强烈不满，于同年10月16日给党中央政治局领导等28人写信，严厉批评文艺界领导对李希凡、蓝翎文章的冷漠态度;文艺界、社会科学界为此连续开会，传达贯彻毛泽东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的精神并批评改组《文艺报》编委会;第三阶段，从11月初开始在毛泽东亲自督促和指导下，文艺界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了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错误学术思想的批判并适时地转入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这是三个虽然紧密相连但确有明显区别的阶段。

　　从这三个阶段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年两个“小人物”发表文章时，一不是江青、毛泽东的指使，二也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的“发难”，三是文章就是一般的学术讨论文章。在毛泽东批示前，就连最初发表他们文章的《山东大学学报》、《 文艺报》《光明日报》都没有否认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文章，并没有认为他们的文章“是用政治批判的方式”。我们就是现在来看两个“小人物”当年的两篇文章，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的基本点是强调《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红楼梦研究要回到《红楼梦》的本体上来。这正是新旧红学的要害和软肋。60年来的红学史证明，这些正确的“内核”，逐渐被人们认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几乎都有人作出回应，特别是近几年，呼声尤高。

　　至于“向老一代权威开火”说，就更离谱。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怎么还可以分什么“老一代”和“权威”吗?口口声声地强调“学术讨论自由”的人，这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活脱脱的一副“学霸”嘴脸。其实，对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提出批评者，早在解放前的20年代到40年代陆续不断。例如，黄乃秋、李辰东等人，而批评俞平伯的第一人正是他的好友顾颉刚。不过那时因为胡适的地位，使这些批评的声音显得较弱，没有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就是解放后，批评俞平伯的第一人也不是两个“小人物”。在他们之前，白盾就写了文章寄给《文艺报》，但被退稿，但是，白盾没有李希凡、蓝翎那样幸运，没有被毛泽东发现。我们应该公正的评价这两个“小人物”写文章的初衷。不能把以后的事情都推到他们身上并开展没完没了的责难。

　　“刘文”还大谈什么“考据之学”在红学中的重要地位，并责怪当年不该批判 “考据之学”。这里又错了。当年批判和反对的是 “繁琐考证”，而非 “考据之学”。 二者不是一个概念，这是常识性的区别。限于篇幅，恕不细谈。

　　“批俞评红”是极“左”的产物吗？

　　刘文认为：当年的“批俞评红”“本身就是极“左”的”。有的史学家也把当年的“批俞评红”简单地同以后的“文革”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是“文革”的前奏和预演。有的史书带着调侃和嘲笑的态度，把“批俞评红”描写成同“文革”一样的“闹剧”，把“批俞评红”的直接领导人，描写成表演闹剧的小丑。把当时发表的大多数文章，贬得一钱不值，说是在高压下的产品。把有些人说成是“文人以笔杀人”，是“人云亦云’的”“文抄公”， 是“写糟践别人的文字”。刘先生和一些史学家的这种态度和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这里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 如前所述，“批俞评红”是处于新的无产阶级政权初建和巩固时期，是为清除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以巩固新生的政权为目标，其总体的指导思想并无错误。这个时期的整个党的工作指导思想和实践都是正确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这里所指也应该包括对当年以“批俞评红”为切入点而进行的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而十一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进行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革命”。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倾向，是1957年以后的事儿，特别是在1962年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问题以后。总之，这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指导思想指导下的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批俞评红”确有缺点和不足，但是不能给戴极“左”的“帽子”，更不能同“文革”简单的类比甚至等同起来。就是在中央近期出版的“中共党史”、《毛泽东传》这两部权威的著作中，也都没有用“极左”的字眼来总结、评价这段历史。

　　如何看当年“批俞评红”中出现的一些缺点毛病？

　　我们在肯定当年的“大讨论”，出现的缺点毛病不是极左的同时，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批俞评红”出现的那些负面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免?有人抓住当时有的文章缺乏说理，上纲上线等简单粗暴问题不放，并把这些看作是当时的“主流”。首先应该承认，这些问题的确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不可避免性。这个问题如果从哲学角度看，任何事情都是不完美的。“批俞评红”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不可能完美无缺。就一些具体的批判文章而言，当时刚刚建国不久，人们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都还处于幼稚阶段。在那样的一场批判运动中，全国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出现一些说理不够、掌握分寸不够的文章，应当说是正常现象，用不着过度责怪。现在距离那时已经六十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宣传、普及同那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如果仔细审视当今的理论界，尤其是文艺界，且不说一般的研究文章，包括电视、电台的讲话、讲座，其片面性、简单化、甚至是奇谈怪论的观点仍然存在，就是在我们一些主流理论家、红学家们甚至号称为“泰斗”“大师”级的文艺批评家、红学家，他们的文章也并不是字字锦绣、篇篇经典。新旧党八股、缺乏说理者、甚至谬论歪理者也屡见之于书、报、刊。比如，我们刘先生的这篇文章“让学术回归学术”的文章，从学术论文的视角看，实在不敢恭维。(具体见后文)。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对当前的乱象和“说理不够”之类的文章、著作，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容忍甚至推崇备至，而对六十年前、处于建国初期的文章出现的局部偏差却抱着一种不可宽恕的态度呢?当然，我们这里说有不可避免性，不是说可以容许或提倡这些文章的长期存在和不需要纠正、提高。事实上，中央始终注意纠正讨论文章中出现的不妥当的地方。据李希凡回忆录中说：

　　一、1954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肃秋的《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第二天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事，以后不要发这类文章。

　　二、195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的《新红学派的功过在哪里》，也是随着批判的展开提高调门的!我们的语气的改变，立刻被发现了，并提示我们，批评是批评，对俞平伯连“先生”的称谓都没有了，这不好。可见，即使是形成了“运动”，也还是要求注意分寸的。【 4  196――197】

　　是“文革”思维回潮还是历史的虚无主义？

　　现在还是回到“刘文”的主旨：警惕“文革的思维回潮”问题。发表在《文学报》上的拙文，主题很明确：不能全盘否定当年的“批俞评红”。就我所知，持此观点者当前不乏有人，例如，李希凡先生，在他的近作《往事回眸——李希凡自述》中就坚持这个观点。我不过是代表一些人从学术层面和理论层面还原历史而已。退而言之，即使某些观点真的有错，我们有话好好说，我提出不能全盘否定当年的“批俞评红”的问题，这也没有离开学术讨论的范围。可是“刘文”却给我扣上了“文革思维回潮”的政治帽子。难道这就是“刘文”说的“让学术回到学术”么?

　　何谓“文革的思维”，笔者不得而知。但是，从“刘文”中却让人感受到了什么是“文革遗风”——断章取义，篡改论点、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乱扣帽子等恶劣文风。比如，“刘文”提出，“今天的红学，到底是像李希凡所说的那样，正“繁荣和发展”着呢，还是正走向衰落?”这里的“繁荣和发展”，并不是李希凡的观点，是欧阳健文章中的说法，而“刘文”却不加考辩地把它按在了李希凡的头上加以批判。 就我所知，李希凡对当前红学研究的现状并不满意。他对拙文提出的当前红学存在着“泛娱乐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神秘化”的不良现象的批评倒是十分赞同的。还有，“刘文”全面串改我了的论点。因为今年是批 俞评红60周年, 鉴于人们对此事认识分歧较大。为此，拙文开明宗义即提出“冷静、客观、全面、辩证地看1954年“批俞评红”的一些问题，不仅对目前的红学健康发展十分重要，而且是对文艺理论、社会科学理论建设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 “冷静、客观、全面、辩证地看1954年“批俞评红”的一些问题”，本来是一句很重要的话，特别是前面的四个副词。以后我以此为据，提出了 “不能全盘否定”的核心思想同时，讲了既有联系，也是相对独立的8问题经行讨论(发表时被删去了4个)。可是，“刘文”却把第一句重要的话改成为“认为当年批俞平伯，不仅对目前的红学健康发展十分重要,、、、、、”云云。这样一改，拙文的主旨全变了。而“刘文”在串改拙文的同时，却对拙文多次提到的不能“全盘否定”当年的“批俞评红”的中心论点全然不顾，简单的以“极左”帽子扣上了事。 “刘文”这样的串改、歪曲别人的观点还有多处，不一一列举。纵观“刘文”，这那里是什么“让学术回归学术”的学术讨论，这同文革时期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有多少区别?

　　我们应该警惕“文革”的理论和为“文革”翻案等思潮。但前不久，中央明确提出了当前要注意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问题。习近平提出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问题。这为我们正确认识文革前的这段历史，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视角和原则。现在有些人，以所谓深入反对“文革”为名，把“文革”前17年的历史同“文革”一同否定。他们片面的、孤立的抓住当时一些所谓“历史真实”，把其从当时历史的大环境中抽出来，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用抽象的人性论作“尺子”否定和抹黑中国的当代史、现代史，甚至中华民族史。这种历史的虚无主义在当前有极大危害性 。“批俞评红”是建国初期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确立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的一次重要举措。全盘否定当年的“批俞评红”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是不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呢?对这段历史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须要我们一些有识之士进一步研究、讨论。

　　注释：

　　【1】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北京。

　　【2】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毛泽东年谱》  第二册 (1949――

　　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   北京

　　【4】    李希凡 ：《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   2013年

　　2014年  国庆节  定稿

　　附；刘绪源文章

　　让学术回归学术——从两篇“红学”文章说起

　　■当年的“两个小人物”没有用学术的方式，而是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向老一代权威开火，引发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这以后，运动就完全脱离了学术轨道。

　　■今天的红学，到底是像李希凡所说的那样，正“繁荣和发展”着呢，还是正走向衰落？说句不好听的话，区区以为，不仅是走向衰落，而且是，早已衰落了。

　　一

　　《文学报·新批评》我每期都读。原因很简单，就因爱读有锐气的文章，我不喜欢四平八稳、模棱两可的文风。但锐气又须伴以理路清明。如仅有锐气而在理路上站不住，那就很难服人，其效果，大概也就“一声震得人方恐”而已了。

　　3月27日第69期《新批评》上，有两篇关于“红学”的文章，其一是欧阳健先生的　《李希凡与冯其庸红学观之比较》，这题目我极感兴趣，因冯、李二位都是我尊敬的前辈学人。这两位的红学观该如何比较呢?想来一定是篇新鲜有味的好文。可是读下来，让人相当失望。文章的第一段，强调了“反观而内省”之难，并先下结论曰：李有“自省意识”，冯则“一己难省”。在我印象中，曾见李希凡的合作者蓝翎对当年批俞的深刻反省，李的反省则从未见，于是悬念大增。下面的第二段，写了李对当年批俞的认识，举其要者，是坚持阶级观点没错，那时的许多文章“切中了新红学的要害”，如没有那次批俞“‘红学’也不能有今天的繁荣和发展”……作者赞叹道：李现在这样说“是要有理论勇气的”。———这真让人百思不解，难道这就是“反观而内省”，就是有“自省意识”?时代在变，人的认识在变，当事人当然也可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他的自由，但作者的赞叹是否有点“哪壸不开提哪壸”?这篇文章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讲李希凡的一共只有这么一段，约三百字，以下两千多字几乎全讲冯其庸。所谓“红学观之比较”，原来只是虚晃一枪。那么，后文谈些什么呢?主要有二：一是对冯的成就的贬斥，二是关于程本、脂本孰先孰后、孰高孰低的论辩。看了一半我明白了，原来作者和冯先生曾有过关于程本和脂本的争论。有争论不奇怪，把过去的争论重新提出继续论辩也很正常，可为什么要拉到“反观自省”上来，并和李希凡作对比呢?难道是李坚持自己的看法可，冯坚持自己的看法则不可?这里的逻辑、理路就更让人不明白了。而且，程本和脂本之争，完全是学术问题，为什么不用学术的方式深入讨论，而要写成这样的文章?我说“这样的文章”，未读此文者可能不明白，我这里稍稍抄引几句：

　　冯其庸对《红楼梦》思想的论述，未脱“曾经历过从富贵荣华到败落凄凉……”的套路，艺术感受上就更难望何其芳、蒋和森的项背了。……所能夸耀的关于作者与版本考证，也无一不疑团重重，绝对经不起“历史的大浪淘沙”。他心知肚明，对敏感论题访谈时就采用鸵鸟政策，装聋作哑，敷衍搪塞。……冯其庸宣扬的曹雪芹著作权的“证据链”，全是遭到严重质疑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在曹雪芹家世考证方面，冯其庸既没有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全，也没有吴新雷《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的深。号称曹学专家的冯其庸，连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也不能判定……

　　只要曾经读过一点学术文章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语言，实在并不是讨论学术的语言。文中提到几位治红学的学人，那是为了以此压彼，目的是羞辱冯先生。这文章里分明有股恶气，究其源，只为作者的意见冯压根儿没接受，而且几乎是不予理论，用文中的话说就是：“二十年过去了，没见冯其庸有过回应，如今装着‘没事人’的样子，仿佛问题早已解决，脸红也不红一下……”然而学界不是战场，学术不像拳术，学术本来就是多元的，是需要长期共存的，各种观点可以交锋也可以并存，回应与否是各人的自由，哪有强要别人回应的道理?同样，学界也不应存在催人出拳的裁判。既选择做学术，就须坐得定冷板凳，也应能在各种不同意见中沉得住气。而现在这样的文风和语言，显然是沉不住气的表现。

　　二

　　第二篇文章是张兴德先生的　《俞平伯的红学观转变———兼谈对1954年‘批俞评红’的再认识》。文章也从李希凡谈起，认为当年批俞平伯“不仅对目前的红学健康发展十分重要，而且对文艺理论、社会科学理论建设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甚至认为，由于对“批俞”的平反，造成了恶劣影响，例如像周汝昌的“陈腐理论”又在“贻害”青年了。看来，作者真巴不得再来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文章的结论是：“有的史学家把当年的　‘批俞评红’　简单地同以后的　‘文革’　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是‘文革’　的前奏和预演。……这里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　‘批俞评红’　确有缺点和不足，但是不能给戴　‘左’　的　‘帽子’，更不能同　‘文革’　简单类比甚至等同起来。”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为什么对这场以一位老知识分子为批判目标的全国性的运动连“左”都不能说呢?作者的依据在哪里呢?文章读下来，发现他找到了两条依据，一是当时有些文章“水平”和“质量”还是不错的，二是俞平伯自己后来也改变了他的观点。尤其是后一条，作者津津乐道，对于俞晚年在“彻底平反”后还对自己红学观作出反省的事，作者以胜利者的口吻道：“这不能不证明，当年人们对他的批评的正确性和他从人们对他的批评中受到的启示和教益。”———这两条依据真能证明当年的批判运动不“左”吗?不，恰恰相反!作者在这里混淆了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俞平伯的观点，如果作者还认为那是学术观点的话，那么，他是坚持，还是改变，这完全是一个学者个人的事;　对于一个学者的学术观点，动用全国性的批判力量，由党中央出面，发动一场这样的批判运动，这一做法本身，是对是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俞的观点有变化，就说明发动政治运动解决学术问题也是对的了。胡绳先生在为俞平伯平反的大会上说：　“1954年下半年因　《红楼梦》　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红学方面的不同意见“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出任何　‘裁决’”。现在看，这些话还是非常正确。所以，当时的那些被作者认为是写得很好的文章，包括何其芳、吴组缃等人的文章，其实也是大有问题的———问题不只在文章本身，而更在于这些文章只是这场批判运动的产物，是这场政治批判的一部分。这场批判本身就是极“左”的、错误的，因为它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在这一点上，它和此前的批　《武训传》，与此后的“文革”，难道真的没有共同之处，也没有内在联系吗?我想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思考。

　　三

　　这里再就“旧红学”、“新红学”，以及“批俞”运动之后的“红学”，谈点个人看法。　“旧红学”过去被称为“索隐派”，可以蔡元培先生为殿军;“新红学”以胡适为代表，俞平伯、顾颉刚等都是此中大将，后来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　也可说是这一派的引申。这两派的研究者也并非完全没有艺术批评和思想内容的分析，但其主旨，是运用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前者考证　《红楼梦》　所隐含的清廷政治背景，后者考证作者生平和家世背景(此中仍有清廷政治背景在)。而1954年对俞的批判，断然排斥了这种考据的方法，认为其没落腐朽、“毒害青年”、属“资产阶级唯心论”，改而动用了文艺批评的方法来研究此书。文艺批评，如用传统文论的说法，也许可称为“义理之学”。这以后，在红学界，“考据之学”仍顽固存在，难以消除，但终究不成主流了，主流成了思想艺术批评，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则主要是用“阶级斗争观点”所作的批评(李希凡先生至今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其实当时的艺术观和阶级观均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有大量材料可以证明，本文恕不在此展开)。平心而论，对　《红楼梦》　这样的旷世巨著，只用“考据之学”作研究，肯定是不够的;　运用“义理之学”，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可是，当年的“两个小人物”没有用学术的方式，而是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向老一代权威开火，而又被江青这一自称是在“阶级斗争前哨阵地”打“遭遇战”的人发现，汇报给最高领袖，遂作出批示，借势发动，引发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这以后，运动就完全脱离了学术轨道。如没有这场批判运动，只是以全新的文艺批评的方式研究《红楼梦》，那我想，这对于我们加深理解这一作品，肯定是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但那前提，就只能是：让学术回归学术。

　　然而，我们也不可忘记，红学之所以成为显学，本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如果《红楼梦》研究仅仅是文艺批评，没有那么多繁复的考证，它真能成就为“红学”吗?红学之为红学，是考据之学的贡献大，还是义理之学的贡献大呢?或者说，红学之趣，更多的是在前者，还是在后者呢?我个人以为，是前者而非后者。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每一个喜欢红学的人，不妨作出自己的思考。

　　四

　　今天的红学，到底是像李希凡所说的那样，正“繁荣和发展”着呢，还是正走向衰落?说句不好听的话，区区以为，不仅是走向衰落，而且是，早已衰落了。今天的　《红楼梦》　热，是　《红楼梦》　本身的热，至于这个“红学界”，早就没了“烈火烹油之盛”，新提出的那些红学话题，真正关心的人，实在已经不多了。差不多四十多年来，有点热闹的，无非就是这两类事件：一是又发现了与曹雪芹有关的什么东西了，过后又证明是假的;　二是就某一问题引起争论了，但往往越争越无聊。好些争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戏剧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言，“为了我心中的艺术，而不是为了艺术中的我”，似可借来一用：有时争论双方，并非为了“我心中的红学”，而只是为了“红学中的我”，这就不能不让人觉得无聊。比如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第一篇的作者难免有在文中泄私愤之嫌，第一篇和第二篇又都有借此为李希凡当年的批判行为作开脱之嫌，于是就弄得理路混乱，难以服人了。这样的文章，是很难为“红学”争取新的爱好者的。

　　不过，现在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我认为，真正严重的，是一种“文革”的思维又在悄然回潮。这两篇文章所流露的对于那种类似于“文革”的对知识分子的极“左”的批判运动，非但不以为错，还津津乐道，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这使我想到另一篇文章，在1月9日的《文学报》上，有喻昊先生的一篇《眉睫在回避什么》，文中对现在儿童文学的商业化倾向表现了极大的义愤，但忽然转到了“文革”中的“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与时下儿童文学(岂止是儿童文学!)的一味地迎合儿童口味、追求刺激、追求热闹相比，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有何不对(我们今天还没有意识到，‘抛弃’　英雄是对儿童教育的最大失误)!”我们反对出版界唯利是图，但不等于我们要回到“文革”去。“三突出”原则所造成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危害，远甚于今天的一切危害，这是我们永不可忘却的!

　　看来，长期避谈“文革”，以至让人们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文革”之害，其危害性正一点一点暴露出来。对此，思想文化界不能不有所警惕。

　　( 上海文学报   2014年4月24日)

之二：全面、辩证、科学地认识“批俞评红”——纪念“批俞评红”60周年

张兴德  (作者资料见文后)

　　内容提要：正确认识当年的“批俞评红”的有关问题，不仅对正确认识党史、国史有重要意义，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是史学界具体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地位”的具体举措。三十来年的实践证明，全面否定1954年的“批俞评红”，其后果不好，影响恶劣。从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开始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如果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看，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确立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的斗争，是巩固新生无产阶级政权的必需，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是不能否定的。俞平伯学术思想的根本转变证明，当年人们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不能说“批俞评”红是“左”的思想，它同“文革”根本是不同性质的两件事儿。

　　关键词   批俞评红   历史虚无主义   意识形态领域   领导地位

　　今年是“批俞评红”60周年。60年前，党中央领导了对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中唯心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继而以此为切入点对胡适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清理。这是建国初期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件大事，也是党史和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但是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在理论界、文艺界出现了全面否定当年“批俞评红”的一股思潮。继而，全面否定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三十来年的实践证明，全面否定1954年的“批俞评红”，其后果不好，影响恶劣。不仅当年被批判了的一些错误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方法现在走红，《红楼梦》研究中出现了泛娱乐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神秘化等等不良倾向，并受到大力吹捧。特别是胡适其人、胡适思想、胡适的研究方法又成为大陆学界一些人的榜样。直至现在，人们对当年的“批俞评红”以致于对批判胡适的认识仍存在很大分歧，甚至可以说是很混乱。因此，当前如何全面、科学、辩证地认识这段历史，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具体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地位”都有重大意义。

　　应该从那个视角评论当年的“批俞评红”？

　　彻底否定当年的“批俞评红”的人们的理由很多，但集中到一点，就是把当年的 “批俞评红”事件从当年的具体的历史大环境中孤立的抽出来，就“批俞评红”本身给当年一些老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压力和负面影响，特别是给俞平伯先生造成的压力来论其是非。这种把历史事件孤立化和碎片化的研究历史和评论历史事件的思维方法现在很走红。是当前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们常常借用的一种方法。研究、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须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去，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评论其功过是非。这是研究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自然也是我们评论当年“批俞评红”应持的立场。

　　当年的 “批俞评红”的历史大环境是什么呢?众所周知，1955年是处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五年的建国初期。从各个领域、多方面地巩固、稳固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的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当时已经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作了一系列的巩固、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工作(例如土地改革、镇反、肃反、边疆清匪、整顿恢复被长期战争破坏的经济等等)，这时，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包括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从旧社会全盘接受下来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是爱国的，但思想和思维方式仍然是旧的(甚至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内)。其中以胡适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有广泛的影响甚至是占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势下，开展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这本身就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捍卫、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政治斗争。这样做无可厚非。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的政权建立，都十分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统治。从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开始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如果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看，是巩固新生无产阶级政权的必须，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是不能否定的。正如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说的：为“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注 1)

　　总之，当年的 “批俞评红”是在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确立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的政治斗争。这是评论当年的 “批俞评红”是非必须坚持的唯一正确的视角。

　　二是对俞平伯学术思想的“误读”和“误批”吗？

　　否定当年“批俞评红”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批俞”全批错了，是对俞平伯先生的学说的“误读”。 “甚至不能说是基本正确的”。 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作些具体分析。

　　前不久，读到当年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李希凡先生的《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以及他在《文艺报》发表的的一篇文章中，重提当年批评俞平伯旧事。他认为，在“批俞”中，虽有毛病和不足，但总体上看，对其错误研究思想批评(批判)是正确的。不能说当年对他的批评(批判)是对他著作的误读、误批。他说：

　　“在那场批判运动中，许多大文学家、大作家都写了文章，……不 能说他们对新红学的批评，都是强词夺理。在我的记忆中，有的还相当精彩，说理 性很强，而且切中新红学的要害。……“新红学派”对 《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思想艺术，却是始终真的在“误读”或者完全没有读懂。………他们就是为了“消夏”，为了他们“琐屑”考证的趣味，这 批“洋文学”培养起来的学者，哪能看得起东方文学，更不会读懂《红楼梦》的博大精 深。胡适就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不屑一顾……(李希凡 《往事回眸》190页)

　　李希凡的说法符合当年的实际情况。

　　当年的“批俞评红”在全国各报刊上发了上有二三百篇文章。事后，作家出版社选编了其中的129 篇 ，分四册出版，约154万余字。笔者近日查看了全部文章，经梳理大致如下：

　　文章大致分四类：一类是郭沫若、茅盾、周扬3人在1954年12月8日 中国文联主席团、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上的总结发言，对“文艺报”党组和编委会处理的决定，共4篇。是关于如何正确贯彻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的精神，开展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的动员和指导意见。郭沫若在会上明确提出了“三点意见”，即：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学术思想的斗争;广泛地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加紧扶植新生力量。对如何开展学术讨论提出十六字方针，即;明辩是非;分清敌我;与人为善;言之有物。

　　第二类是属于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的批评。共有66篇文章，批评俞平伯的主要错误观点大略有：第一，所谓“自传说”，否认了作为小说的《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即全面、深刻的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 第二，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和“钗黛合一”说，把互相矛盾的两个人物形象调合在一起，抹杀了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态度和爱憎的倾向性。 第三，所谓“色空观念”说，否认作品写的是现实社会的人生悲剧，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整个社会面貌的真实反映和缩影，从而抹杀了这部杰作的现实主义特色。第四，对作品的传统性的曲解，否认了作品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等等

　　现在看这些文章的“水平”和“质量”，大略可分几种情况，一种情况象何其芳、吴组湘等人的文章，语气和缓，说理和分析透辟。特别是何其芳的文章，还充分肯定了俞平伯注释、整理《红楼梦》的贡献。这些文章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一种情况，也是大多数人的文章，把俞平伯同胡适的学术观点联系起来，冠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虚无主义”“不可知论”等等“帽子” ，但是，就是这些文章也是充分说理的，现在看来其基本论点论据还是站得住脚的，只是这些“帽子”戴得是否合适，这是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还有一种个别情况，缺乏说理，甚至说俞平伯是“在古典文学领域中间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进攻的一种表现”这样过头的话。在这第二类文章中，还有一篇是俞平伯自己写的“收获”――实际是检讨文章。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人们的批评，有些问题接受了(主要是“情场忏悔”””“自传说”等)，对有些问题还明确有“保留”，这不仅 看出俞老的独立的人格，也看出他的“检讨”并非是“高压”出来的，对他还是采取“与人为善” 的原则的。

　　第三类，是批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的。共有5篇文章(还有几篇在批俞和胡适的文章中，顺便提到的不在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批评了的观点，正是近年走红的新索隐、探佚派的一些理论。          第四类 ，是正面研究红楼梦本身思想艺术以及时代背景的文章，有                              53篇，约50万字。这些文章 “企图用正确的观点、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本身的一些问题，例如社会背景、主要内容、主题思想、《红楼梦》的艺术方法和人物分析。”(该书第四集《前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正面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中，对某些同一问题的观点并不一致，彼此之间还有争鸣。对有些问题的争鸣甚至延到一九六0年以后，这也证明是在认真贯彻郭沫若的“广泛地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的精神。

　　通过上述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说当年的“批判全错了”，“甚至不能说基本正确”的论断，是不符合当年“批俞评红”时发表的大多数文章的实际情况的。

　　我们再看另一位人物，就是当年被批判的俞平伯先生的态度。虽然在当年他就对自己的错误研究方法经行了自我检查，但因为是处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人可能认为不足为据。但是在后来，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引人关注的变化，这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九八0年五月他在给《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中，说：

　　《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未知然否。（注2 )

　　他的这种转变，还见之于他对《好了歌》及其解注的解读。

　　如果说上述的“变化”发生在为他“平反”之前，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那么到了1986年，也就是在社会科学院为他彻底平反之后的第3年，在他逝世前4年，俞平伯应邀去香港访问，在香港作了关于《索隐与自传说闲评》的讲演，在演讲的内容中，其中既有对红楼梦研究方面的属于方法论角度的理性思考，又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他在讲演中承认索隐派与自传说分歧很大，两者研究方向相反，所用方法不同，对作者问题看法各异，但它们都存在求深反惑的缺失。他指出：

　　王静安说中含哲理，惜乏嗣音。蔡、胡两子遂平分秋色，各具门庭。考证之视索隐，本属后来居上，及大量脂批出笼，自传之说    更风靡一时。其后“辑评”内一书，当时原只为工作之需，却亦附    带推波助澜的作用，颇感惭愧。脂批非不可用也，然不可尽信。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视同政治的 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既关乎史迹，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称之为“学”亦无忝焉。所谓中含实义者也。两派门庭迥别，论证抵牾，而出发之点初无二致，且有同一之误会焉。

　　《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    要贬损《红楼》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 反惑也。自不能否认此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这一点并不因之而变更、动摇。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注4  )

　　在这里，俞平伯再一次决然否定了自传说，把它同索隐派相提并论，视作殊途同归的学派。

　　俞平伯学术思想的的惊人转变，最 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莫过于他晚年的自省了，他说：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注5 ）

　　又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注6 ）

　　俞老这个反省，细品其中语意是沉重和真诚的。他的这个自省，是对他以前学术研究的一次认真的清理，是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的极其重大地、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地改变!现在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俞平伯对自身红学研究的反省同当年对他的批评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他的红学观点的这种脱胎换骨地重大转变，同当年人们对他的那些批评的基本思想有许多却是“不谋而合”。特别是他这种反省，是发生在为他“彻底平反”之后不久的1986年-1990年之间。这个时间段是值得我们当今文艺界、红学界(包括思想理论界)，深思和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须要辨析的几个问题

　　我们在肯定当年“平俞评红”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同时，并不是否定当年 “批俞评红”存在的某些不足并事后应进行认真总结。但是，总结应该冷静、客观，用正确的思想方法。不应仅仅抓住一些负面问题不放并有意无意的加以夸大，以此否定整个的“批俞评红”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从当前人们的分歧看，有这样几个问题须要辨析：

　　第一，“批俞评红”出现的那些负面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免?有人抓住当时有的文章缺乏说理，上纲上线等简单粗暴问题不放，并把这些看作是当时的“主流”。首先应该承认，这些问题的确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不可避免性。这个问题如果从哲学角度看，任何事情都是不完美的。“批俞评红”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不可能完美无缺。就一些具体的批判文章而言，当时刚刚建国不久，人们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都还处于幼稚阶段。在那样的一场批判运动中，全国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出现一些说理不够、掌握分寸不够的文章，应当说是正常现象，用不着过度责怪。现在距离那时已经六十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宣传、普及同那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如果仔细审视当今的理论界，尤其是文艺界和红学界，且不说一般的研究文章，包括电视、电台的讲话、讲座，其片面性、简单化、甚至是奇谈怪论的观点仍然存在，就是在我们一些主流理论家、红学家们甚至号称为“泰斗”“大师”级的文艺批评家、红学家，他们的文章也并不是字字锦绣、篇篇经典。缺乏说理者、甚至谬论歪理者也屡见之于书、报、刊。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对当前的乱象和“说理不够”之类的文章、著作，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容忍甚至推崇备至，而对六十年前、处于建国初期的文章出现的局部偏差却抱着一种不可宽恕的态度呢?当然，我们这里说有不可避免性，不是说可以容许或提倡这些文章的长期存在和不需要纠正、提高。

　　第二，关于当年俞平伯受到不公正的“粗暴对待”“ 粗暴伤害”问题。这也不是事实。事实是，不仅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对俞平伯这类人应该团结的指示，而且“运动”刚开始，中央就注意到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的简单粗暴问题。据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54年10月27日，陆定一关于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给毛泽东及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说：“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年谱”第二册 第 310页 )  。郭沫若当时代表中央明确提出了“三点意见”和“ 十六字方针”的相关政策规定，我们就是用现在的苛刻眼光检验这“三点意见”和“十六字方针”，也无不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十分注意整个动向，注意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偏差。李希凡先生在他的“自述”中，作为当年的当事者，讲了这样两件事：

　　一、1954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肃秋的《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第二天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事，以后不要发这类文章。

　　二、195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的《新红学派的功过在哪里》，也是随着批判的展开提高调门的!我们的语气的改变，立刻被发现了，并提示我们，批评是批评，对俞平伯连“先生”的称谓都没有了，这不好。

　　( 注  4 )

　　可见，即使是形成了“运动”，也还是要求注意分寸的和注意政策的。

　　还有一个事实是，距“批俞评红”的“尾声”还不到半年，在1956年春天，党中央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的方针。有人说这是“春天”来了，将二者截然分开。其实是应看作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政策的继续、延伸、调整。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报告中，专门谈了对“批俞评红”问题：他说俞平伯：

　　“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

　　陆定一这个讲话，发表时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并称赞‘很好’的一个文件。自然是代表党中央对“批俞评红”的总结。

　　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的几件事：“批俞”不久，为了减轻俞平伯的思想压力，当时中央的主管领导周扬专门约俞平伯到文化部亲自同他谈话，让他放下包袱，认真学习，提高水平。在整个的“批俞评红”时期，对俞平伯本人，事实上坚持了“三个不变”：即，政治待遇不变，还当人大代表等社会方面的职务;工作信任不变，还仍然让他主持《红楼梦》新版的校注。(应该一提的是他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于1954年12月出版，这正是批评他的高潮的时候);生活待遇不变，不仅包括工资、住房。特别是1955年，文学研究所评职称，他是被评为全所仅有的三个正研究员之一。可是，奇怪的是我们有些文学史学家，把这一切都同整个的“批俞评红”割裂开来看，特别是把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如茅盾、何其芳等人在“批俞评红”之中和之后，依然对俞平伯尊重和爱护有加，说成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这不奇怪么?何其芳当时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俞平伯的直接领导，我们应该看作是他当时是代表党的组织这样做的。何其芳当时是毛泽东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给政治局等28个收信人之一，不仅参与了整个“批俞评红”的领导工作，而且，他同毛泽东之间还有一定的直接联系。他对俞平伯的态度应该看作是在落实毛泽东在“信”中讲的“批示”，而不能把这一切仅仅解释为是他个人的“高尚行为”或 善心。

　　当然，这么大的一次批评运动，给俞平伯先生造成一定的思想压力也在所难免。我们党内开展的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一些被批评的人一时都感动有压力，何况一个旧知识分子。

　　第三、关于“政治干预学术讨论”问题。有人认为，《红楼梦研究》是纯学术问题，应该通过学术讨论去解决。这种认识是对《红楼梦研究》批判的误解。首先，批俞评红的性质。  始终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政治层面，一个是学术层面。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从政治层面讲，清除胡适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影响，这是为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的斗争。这不完全是学术讨论，怎么能完全按学术讨论对待?李希凡先生在“往事回眸”中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回应：

　　鲁迅先生在生前的30年代，已用讽刺笔墨把胡适定性为“特种学者”，那“特”无非是“特”在他始终随声附和于反动政治，不忘效忠于帝国主义。……所以，新中国在文化教育战线上开展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以肃清他对文化界的影响，是完全必要的，这不是纯学术问题，这也有政治问题，因为他是“战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岂能容忍他那套学术继续毒害青年一代?所以，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不存在什么平等讨论。

　　胡适其人，从“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他就站在北洋军阎一边反对“赤化”，终其一生，追随蒋介石(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已入侵中国之时，他还成为“不抵抗主义”的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反共、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直至名列“战犯”!对这样一个挂着学者招牌的反动政客，既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文化领域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危害青年一代，那么，作为国家领导人、党的领袖，他看到了意识形态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这既是学术问题，又有着党内的思想倾向，他为什么不能进行政治干预呢! (  注  4  )

　　对此，郭沫若在“三点意见”和“十六字”方针中，已经把整个运动的性质、指导方针和原则讲的很清楚，既有“ 开展对资产阶级惟心论的学术思想的斗争”，又有“广泛地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既要“明辩是非;分清敌我”又要“与人为善;言之有物”。这里说的十分明确，那里仅仅是什么“纯学术”?

　　第四，作为社会科学一部分的红学研究，要不要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和方向问题。我们认为，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和红学研究。从本质上讲，这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问题。可是一些彻底否定当年“批俞评红”的红学史家却不以为然，认为用什么方式方法研究《红楼梦》，是“纯学术问题”、“是仁者见仁的问题，不可强求。”现在红学界流传着“怎么研究都可以”的时髦口号，盖源于此。实践已经证明，其害无穷，现在红学研究远离《红楼梦》文本的泛娱乐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神秘化的“研究方法”的走红并泛滥，无不同这种认识有关。

　　第五、有的史学家把当年的“批俞评红”简单地同以后的“文革”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是“文革”的前奏和预演。有的史书带着调侃和嘲笑的态度，把“批俞评红”描写成同“文革”一样的“闹剧”，把“批俞评红”的直接领导人，描写成表演闹剧的小丑。把当时发表的大多数文章，贬得一钱不值，说是在高压下的产品。把有些人说成是“文人以笔杀人”，是“人云亦云’的”“文抄公”， 是“写糟践别人的文字”。这种态度和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这里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如前所述，“批俞评红”是处于新的无产阶级政权初建和巩固时期，是为清除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以巩固新生的政权为目标，其指导思想并无错误。这个时期的整个党的工作指导思想和实践都是正确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这里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也应该包括对当年以“批俞评红”为切入点而进行的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而十一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进行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革命”。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倾向，是1957年以后的事儿，特别是在1962年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问题以后。总之，这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指导思想指导下的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批俞评红”确有缺点和不足，但是不能给戴“左”的“帽子”，更不能同“文革”简单的类比甚至等同起来。

　　注释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页。

　　2   俞平伯《一九八0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摘录)》，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35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3   参见  沈治钧 著 《红楼七宗案》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4    俞平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至1144页，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8年。

　　5     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年9月版  第34页)

　　6    俞平伯《宗师的掌心》，写于1979年，原刊香港《明报月刊》，引自《红楼》杂志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