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瑟（loser）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卢瑟（loser）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作者：MRandson

关于卢瑟经济学

　

　　卢瑟，英语中loser的音译。loser者，失败者，窝囊废，废物也。卢瑟相对稳拿。稳拿，winner的音译。winner者，成功者，胜利者也。从社会地位来看，卢瑟是社会的底层，稳拿是社会的顶层。从数量来看，卢瑟远远多于稳拿。稳拿与卢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

　　

　　稳拿观点认为，世界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大家公平竞争，费厄泼赖，失败者输了活该。点儿背不要怨社会，要怪自己不努力，不心诚，不勤劳，不聪明，不能吃苦等等。

　　

　　《卢瑟经济学》认为，阶级社会的经济行为起源于劫掠，从劫掠进化而来。进化的原因，对稳拿来说，是利用私有产权的交易占有别人物质利益的效率更高。所以，世界上不存在费厄泼赖。大多数情况下，卢瑟是必输无疑的，因为他们是被统治的阶级。如果卢瑟和稳拿很容易互换位置，那么稳拿就不会让暴力隐藏到产权的后面。对于多数卢瑟来说，他们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个人的命运，却不能改变整个阶级的命运——他们就是为稳拿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的有生命的工具。抛开本阶级的群体命运不说，因为卢瑟是工具，所以他们个人命运的改变程度也必然有上限。

　　

　　马克思的《资本论》说明了两件事情：第一、为什么工人当牛做马，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老无所养，少无所依，居无定所。第二、多数人贫穷的经济模式必然走进死胡同。卢瑟经济学要尝试说明的也是这两件事情：第一、为什么卢瑟输得一无所有，为什么稳拿赢得稳稳当当。第二、这样的经济模式注定走进死胡同。

　　

　　稳拿和他们豢养的经济学家不喜欢卢瑟的理论，从马克思的时代以来就是如此。在他们看来，世界是平等的，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以，卢瑟的理论是邪说。不过，既然有稳拿的理论，就应该有卢瑟的理论。卢瑟不掌握发言权，却不妨碍他们的理论在他们阶级内部私下传播。

　　

　　这个世界究竟是和谐的乐园还是争斗的丛林？人类社会究竟是彼此相亲相爱的大家庭还是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人与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彼此平等合作互利互惠，还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这样的世界究竟会如何发展？是安宁、稳定、永恒地存在下去，还是在运动中螺旋上升？稳拿和卢瑟也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稳拿看到的是安宁、稳定、永恒的美好大家庭。卢瑟看到的是在螺旋运动中不断被重建和破坏的金字塔。

　　

　　为什么同一个世界在不同的人眼中相差如此之大？稳拿说，这是因为卢瑟心凶命穷，穷生奸诈，富养仁义。卢瑟说，这是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大脑，稳拿的屁股决定他们的大脑要用各种手段掩盖他们掠夺、剥削的行为。

　　

　　卢瑟系列不敢自封绝对正确，绝对正确的是真理。人类历史上的真理有两种：第一靠暴力去证明；第二靠时间去证明。卢瑟系列属于民间流传的假语村言，背后没有暴力撑腰。至于时间能否证明，最好让时间来说话，而不是作者自吹自擂。至于既没有暴力撑腰，又胆敢自称发现真理的人，只能说他们没有自知之明。宗教审判所就是给他们预备的。

　　

　　阅读卢瑟经济学的人要抛弃一切幻想，因为在《卢瑟经济学》里现实的社会是残酷而无情的。阅读《卢瑟经济学》的人要充满希望，因为人类社会是螺旋上升的。人类社会的运动可以是主动的，可以是被动的，却不可能不动。人类社会的运动轨迹，可以是进步的，可以是反动的，从长远看终将是进步的。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必然的恶果）（1） 20 0

　　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贫富差距过大，必然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消费不足，进而经济危机，一个是由于财富造成的等级化，进而造成阶级固化，导致社会竞争力丧失，生产力发展停滞。小农经济条件下，也会产生类似的两个后果：经济危机、阶级固化。这两个后果是财富的通天塔的必然结果。这一章，介绍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在垄断资本的部分介绍。

　　

　　经济危机可以认为是社会分配不公的必然恶果。虽然多数卢瑟无力使自己摆脱贫困，但是他们的贫困却从另一个方面冲击稳拿的体系。

　　

　　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小农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小农经济条件下，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影响有限。只要不宰杀牲畜，不吃掉种子粮，今年粮食丰收吃不掉，并不影响明年的生产。相反大量的盈余恰恰是追求的目标和盛世的标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粮食腐朽，不可食用，穿铜钱的绳子烂掉，不可统计。那是小农社会真正的盛世。

　　

　　在小农经济的时代，产品直接就是消费品。农夫种出来的大米直接就可以吃，养的猪宰了直接下锅，农妇纺的线直接可以织布，自己织的土布直接就可以可以做衣服。各种征收的赋税和田租，主要也是实物、甚至劳动力。不足的部分，即使需要交易，多数也是物物交易——比如，用“半匹红霄一丈绫”换千余斤的一车炭。

　　

　　红楼梦五十三回，贾府家皇庄黑山村的庄头乌尽孝，给贾府送来一年的租子，所有的租子写都在一张单子上：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百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野猫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玩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其中，除了二千五百两银子以外，都是实物地租。这些鹿、猪、羊、鸡、鸭、海参、熊掌、木炭、大米贾府直接可以用来消费。为了运送这些东西，乌尽孝走了三十二天。今天的话，所有东西都折成现金，直接汇款过来就可以了，不必如此折腾。这么大规模的运输，一路上人吃马喂，成本非常高。贾府的租子中的相当一部分，要消耗在运费上。不过，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如果全部直接给贾府银子，贾府也未必能买到各种需要的商品。

　　

　　小农经济的危机主要表现是消费品不足。贾珍看完单子就要敲打乌尽孝。贾珍指出收入少、开销大，乌尽孝强调自然灾害：“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着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六日；九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围绕皇庄的租金，大地主和二地主之间展开博弈。不论怎么博弈，争夺的大饼都是来自农民的农产品。皇帝征收农户产品的大多数，地主征收剩下的产品中的大多数，二地主雁过拔毛，农民最终只能靠半粮半菜糊口。即使这样还不够，皇帝还要修皇宫、修陵墓、修佛塔、修大运河，还要征发农民当兵打仗。留给农民的份额本来就少，还经常剥夺农时。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等等突发事件，农民的份额不足以糊口，即使吃糠咽菜也不够，于是农民没有饭吃，饿殍遍野。

　　

　　这就是小农时代的经济危机。这面的路有冻死骨，不妨碍那边的朱门酒肉臭，只要别揭竿而起，暴力拆塔就行。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一样了，工人的贫穷直接造成资本的损失。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所有人生产的商品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都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农业社会自产自销，工业社会则必定严密分工，货币进入流通，每一件产品都要成为商品去出售，只有黄金或白银例外。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是价值实现的困难，多数人都没有钱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产品卖不出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于是更没钱买东西。同样是经济危机，表象不一样，根源都是一样的。

　　

　　价值实现，简单地讲，就是把东西卖出去。按照自己生产时预计的价格出售出去，让自己的产品内在包含的劳动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

　　

　　早期金、银本位时期，除了金、银采掘业，产品成为消费品则需要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即所有的产品都要先和货币交换，如果没有得到货币的承认就只能是存货。商店里的货物只是商品资本，不是消费品，只有有人购买（或者商店自认为货损）才能成为消费品。一般来说，哪个经理的库房里有的是存货，账户上却没有现金，他绝对乐不起来（恶性通货膨胀时期除外）。金或银成为货币以后，仍然是商品中的一种，但是商品中的商品。货币和商品虽然都是私人劳动的产物，但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要经过交换，取得社会的承认，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劳动。采掘金或银则直接就是有用的劳动，金、银只要采掘出来，提炼到一定纯度，就能成为交易用的货币。采掘金银的劳动不存在滞销的问题，采掘劳动也就成为衡量其他劳动质与量的标准。比如，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只要能提炼采掘并提纯　1盎司　的黄金，就可以直接兑换35美元。换句话说，获得其他价值35美元的商品需要的劳动的质与量，与采掘　1盎司　黄金需要的质与量应该大体相当。

　　

　　今天的纸币体系取代了贵金属体系。于是，包括金、银采掘业的产品，也需要先到市场上销售。

　　

　　所以，任何商品都逃不过在市场上价值实现这一关。生产者投入的劳动能否获得对应的回报，价值能否实现，是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

　　

　　每一个企业都有资产负债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之中，都有存货一栏。存货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存货能不能按照负债表中的价值销售出去，或者说销售价格能不能和价值对应，就是商品的价值能不能实现。商品价值能实现，企业资金周转就能按照预期的计划顺利进行，可以不断进货生产。商品价值不能实现，或者只能实现一部分，那么企业的生产环节就要受到影响，企业就要考虑改变销售战略，使用降价或者广告促销，压缩生产规模，变现一部分资产或者争取银行贷款。对企业来说，产品滞销，价值不能实现，是危机的开始，是倒闭的第一步。

　　

　　对全社会来说，个别企业产品卖不出去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技术落后、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于社会同类企业的水平。但是，如果大多数企业突然同时处于产品不能实现的状态，那就要大事不妙，很可能是经济危机的前奏。

　　

　　市场把同质产品的价格抹平，这时产品的价值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应的价值。同样质量的面粉，不论是甲企业生产的，或者乙企业生产的，售价都是一样的。生产一吨同样的面粉，也许甲企业需要3000元，乙企业需要2800元，但是市场最终的售价都是3200元。社会承认获得一吨面粉的需要付出的劳动价值3200元。当然，也许还有丙企业，丙企业生产同样的面粉需要3400元。丙企业的选择只能是已经生产出来的3400元一吨的面粉按照3200元一吨出售，然后停产这种面粉，改行生产其他产品。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大量产品不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现价值。或者说，我们关心的，不是为什么丙企业的产品赔钱，而是为什么社会上的面粉的价格突然下跌到3200元以下。不仅如此，同时下跌的还有大量的其他商品，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都突然下跌。这种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产品中的绝大多数，都要成为商品被销售出去。面包店主自己吃掉的面包只是他自己生产的面包的极少一部分，他的绝大多数的产品都必须被出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产品决没有贾府皇庄的地租那样丰富多彩：由于分工导致每个生产单位只能生产社会总产品中极个别的一种，所以导致物物贸易及其复杂，人们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商品销售出去，然后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或者持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销售所得的利润就是他的资本，对他的意义就相当于贾府的皇庄。一大堆面包，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销售所得的收入才能投入新一轮生产循环之中，并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也是他参其全社会“分大饼”博弈的筹码。他对这些货币的所有权，就是他获得新的收入的依据。

　　

　　消费与生产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开采矿石，制造机器，最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开采更多的矿石，制造更多的机器。生产的各种产品最终都会被消费。从总体看，机器设备总量会不断增加。但是，从各体看，每件机器设备最终都会退出生产，没有可以一直使用的设备。只要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必然有使用寿命的时限，也必然有达到其使用寿命极限的那一天。

　　

　　所有的产品最终都是消费品，总体资本是永存的，个体生产工具则迟早必然成为消费品：铁矿石会变成拖拉机，机床，那么开采铁矿石的劳动，或者说铁矿石中的价值最终必然转化为拖拉机和机床中的价值的一部分。石油、煤炭会变成能源，化工用品，开采石油、煤炭的价值就转移到汽油、柴油、电能和化工原料中。拖拉机用于粮食生产，拖拉机中的价值最终就会转化为粮食中的价值。驱动拖拉机的柴油，灌溉的电力，施用的化肥，它们的价值，最终也会转移到粮食中。粮食中的价值，又会成为面包中的价值的一部分。

　　

　　消费品的概念应该是宽泛的消费品的概念，既包括正常退出生产循环的最终被消费掉的产品，比如牛奶、香肠、面包、卫生纸、洗衣粉，也包括普通消费者不会购买的消费品，比如国家购买的各种军火，航天设备等等普通消费者不会购买的产品。

　　

　　反过来看，每一级产品的销售，都对下一级产品的销售提出了利润的要求。生产铁矿石的资本家的利润，要仰赖拖拉机的销售，拖拉机的利润要仰赖粮食的销售，粮食的销售要仰赖面包的销售。面包卖不动，最终必然影响一连串的生产环节。最终消费品的滞销，必然反向影响上游所有产品的销售。社会化大生产是一个大网络，下游产品的普遍滞销，迟早蔓延到整个网络。

　　

　　工人的收入要全部用于维持生活，很少有多余的收入能成为资本。即使有少量的积蓄，往往也要用于培养子女、赡养老人，或者自己养老。资本从本性出发，必然把工人的消费压缩到最低的限度。

　　

　　相比之下，资本家随着收入的增加，投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投资的货币占总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消费掉的货币占总收入的比例，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这是我们观察的结果。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尽管暴力可以压倒产权，但是使用暴力毕竟不如使用产权便利。所以，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都尽可能地扩张自己的产权。在奴隶社会一个人拥有的奴隶数，决定他的地位，在封建社会一个人拥有的土地数量决定他的地位。（当然，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扩张产权最好的方式是战争。）与此类似，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手中的资本量决定他的地位，所以就要尽可能提高自己拥有的资本总量。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一个人拥有的资本总量越大，他的单位资本可以获得的利润越高，越容易。如果一个人大量消费自己获得的利润，那么很快，他一旦被其他人超过，那么他所拥有的资本就再也不能给他带来相当的利润。他的资本获得的利润率和利润量只能下降一个档次。换句话说，只要保持高投资倾向的人，才可能稳固地待在高收入的阶层中。

　　

　　资本对于资本家的意义如同皇庄对于贾府的意义。贾府无论怎么消费，皇庄的土地面积不会缩小，产量不会减少。贾府无论如何节俭，皇庄的面积也不会增加，产量依然不变。所以，贾府消费的奢侈或节俭对来年收入影响不大。但是，对资本家来说，手中资本量的减少或增加，就意味着自己博弈能力的下降或上升，对应获得利润的能力下降或上升。从货币的角度看，商品在资本家手中不过是个媒介，是达到更多货币的途径，资本家最终追求的是更多的货币决不是更多的商品（除非物价飞涨，纸币失效的年代）。货币是资本家的命根子，一如土地是地主的命根子，奴隶是奴隶主的命根子。地主决不会主动毁掉自己的命根子，奴隶主也不会主动屠杀或者解放自己的奴隶。为了偿还赌博、逛窑子或者吸大烟而欠下的债务，被迫出售田产或房产的地主，都会被认为是败家子。在这方面，资本家也是一样的。

　　

　　工人想消费，没有钱；资本家有钱，不消费。全社会拼命生产，这些消费品卖给谁呢？

　　

　　有人会提出，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需求。如果工人需求不足，资本家投资行为旺盛，不是也可以替代工人弥补需求不足吗？那么，有没有可能仅仅依靠不断的投资就能维持经济不断增长而不发生经济危机呢？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就曾经设想过一种社会，资本不断采用生产资料生产新生产资料：钢铁厂为煤矿生产采掘设备，煤矿为钢铁厂生产焦炭，只要比例合理，就能不断生产下去。资本主义最终会建立起庞大的帝国，进化到只要一个工人按电钮便可以进行全部生产。如此一来，在达到庞大的工业帝国以前，资本家的投资会替代工人的消费，所以决不会出现消费不足。

　　

　　杜冈的所谓生产资料不断生产生产资料的循环，在短期内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从长期看，则必然无法稳定维持。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原因是生产单位产品，机器比工人便宜。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原因，是机器无法完成工人所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机器生产单位产品的性价比更高，那么资本家必然采用机器。反过来，如果劳动力便宜到一定程度，资本家也会乐于放弃机器采用人工。对资本家来说，资本家并不热爱生产，更不热爱机器，使用机器的原因无非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使自己的产品的成本尽量低于社会平均标准，至少不高出太多。资本家热爱的是钱，而不是机器。所以，杜冈的设想的不断主动进化的工业帝国，并不符合资本家的本性，资本家不过是在竞争的压力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亦步亦趋地紧跟潮流。事实上，一旦竞争的压力消失了，资本家对更新设备的兴趣也就大大降低了。事实上，不必等到一个工人完成所有的生产，只要在某种产品的市场的空间内，只剩下几个势均力敌的寡头的时候，资本家更新设备的兴趣就已经不那么强烈了。

　　

　　此外，新技术的应用与科学进步有关。科学进步并不是按部就班稳定增长的。科学探索的发现与技术的突破往往大量的偶然性事件有关。浮力的发现、重力的发现、相对论的发现、原子结构的发现等等等等，这些发现都是极具偶然性的必然结果。所以，科技无法稳定为推动设备更新。希望每当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时候，就能出现新一轮技术革新导致投资高潮，进而消化掉多余产能，是不现实的事情。

　　

　　还有，资本家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货币。如果社会一千万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是10%，那么资本家如果投入1000万购买新设备、雇佣新工人，那么他必然要求100万的利润。换句话说，原先社会存在1000万的需求不足的缺口，在资本家投资以后，1000万的缺口消失了。但是，在1000万的投资实现产能以后，就将出现1100万的需求缺口。小杯具变成大杯具。

　　

　　所以，长期靠资本家投资替代工人需求是不现实的。

　　

　　杜冈生活的时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新技术层出不穷。如果他能活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历1929年的大崩溃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就会知道自己的想法是纸上谈兵。

　　

　　今天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售出去，然后购买生活用品。资本家是把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然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者持现。所以，货币资本家手中和劳动者将完成两个不同的循环。货币在资本家手中，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后生产出商品，商品进入市场，最终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获得货币，然后使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劳动者手中的货币来自资本家提供的工资，迟早要回到资本家手中。资本家手中的货币，不断要求更多的货币，新增的部分显然不是来自劳动者。那么这些新增的货币从哪里来呢？

　　

　　一面是所有的产品都必须最终成为消费品被出售，一面是卖主不需要自己的产品，一面是买主没足够的钱消费所有的产品，这就非常麻烦了。由于需要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消费直接反作用于生产，消费不足必然经济危机，进一步导致生产力闲置。

　　

　　这里的分析仅仅是使用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的获取者，成为与劳动力对立的另一方。实际上，聚敛货币的并不仅仅是资本家。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产业资本家，相对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所有者，往往是弱势的。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所有者如果也采取不断聚敛货币的行为方式，也同样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造成经济危机。不论哪一方，土地所有者也罢，金融资本家也罢或者暴力所有者也罢，只要榨取剩余价值过度，并且不断聚敛，就会诱发经济危机。

　　

　　商品必须经过社会实现过程，贫富差距过大，多数人消费不足，少数人聚敛货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蟹堡王）（1） 14 0

　　为了方便，本文用一个快餐店模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话说太平洋深处的比奇堡海滩有一家快餐店，名叫蟹堡王。店主是蟹老板，蟹老板手下两个雇员，一个是章鱼哥，一个是海绵宝宝，主营产品是美味蟹黄堡。海绵宝宝有两个朋友，派大星和珊迪。蟹老板有个竞争对手痞老板，痞老板的餐厅名叫海之霸。蟹老板有个女儿，珍珍。蟹老板是只螃蟹，海绵宝宝是块海绵，章鱼哥是只章鱼，派大星是海星，珊迪是只松鼠，痞老板是只海臭虫，珍珍是只鲸鱼……。珍珍真的是鲸鱼，为什么蟹老板的女儿是鲸鱼，这个别问我，去问编剧。熊猫大侠阿宝的爸爸为什么是鸭子？很简单，编剧这么安排的。欲知其他更详细的资料请去百度或者放狗。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这一部分用蟹堡王作为模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因为蟹堡王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具有普遍性。本文不采用“神龙大侠”熊猫阿宝和他鸭子爸爸的面铺分析，是因为阿宝和他爸爸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本文也不采用孙二娘的十字坡包子铺作为模型，是因为孙二娘的包子铺的主营业务显然是抢劫而不是包子生产，还没有脱离暴力，只要过往的客商行李丰厚就可以，包子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对孙二娘意义不大。孙二娘的包子铺连生产企业都算不上。

　　

　　那么一个蟹堡王能不能作为模型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呢？或者说能不能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压缩为一个蟹堡王呢？本文认为是可以的。

　　

　　前面已经知道拉锯的过程是一个彼此动态平衡的过程，同一个阶级同一个阶层内部，每个人获得的大饼总量基本差不多。如果资本量接近，同样的资本，投入不同的行业，要求在等量的时间产生等量的利润。当然，这个等量利润是考虑到风险的资本收益。因为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所以可以把无数的小餐厅合并看作一个蟹堡王。因为我们不做定量分析，所以可以不考虑单位资本利润率随资本量增加而增大的现象，直接把所有雇佣关系的企业看成与蟹堡王类似的企业，老板加员工，老板出资，员工出力，老板获得利润，员工获得工资。从生产模式上看，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是可行的。

　　

　　如果大多数企业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段，经营情况基本同步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把同周期的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事实上，按照我们的观察，多数企业往往有相同的经营周期，即在经济繁荣期大量盈利，在萧条期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彼此经营情况基本同步。所以，从生产周期上看，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也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蟹堡王这个模型，归结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行为。

　　

　　蟹堡王的生产过程可以归结如下：蟹老板管理整个蟹堡王的生产经营，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在蟹堡王打工，生产、销售蟹黄堡，销售收入全部归蟹老板所有，蟹老板支付给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用工资购买蟹黄堡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

　　

　　蟹堡王每天的销售收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购进原料，比如面粉、肉、蔬菜、油、沙拉酱、水电煤气，还有定期维修和保养。一部分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蟹老板的利润。第一部分是刚性的，只要蟹堡王不关门，就需要不断补充。后两部分在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之间分配，是弹性的。海绵宝宝可以说不加薪就炒老板，如果他能找到新的工作的话；蟹老板也可以炒掉海绵宝宝，如果章鱼哥能身兼二任而且提出的工资要求不超过海绵宝宝现有水平的话。当然，蟹老板也可能炒章鱼哥。

　　

　　蟹老板要现金有两个目的。第一、购进原料，支付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只需要蟹黄堡一种生活必需品，那么给他们蟹黄堡就可以，问题是他们显然还需要其他商品。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每个企业只生产很窄的一类或几类产品，远远不能满足所有消费需要。蟹黄堡勉强还能满足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多数需要，硫酸厂显然不能给职工发硫酸。）第二、挣钱。第二个目的是蟹老板经营蟹堡王的根本原因。所有的现金只有一个来源，就是蟹黄堡的销售现金。

　　

　　如果把资本家看为资本的代理人的话，资本的目标就一个，就是自我增殖。资本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个物的媒介在市场中的作用越大，以这种物为媒介的资本就越强。毫无疑问，从产期看，没有什么能超过货币。资本家的行为，就是多赚钱，少赔钱。具体物化的话，就是对货币的追求。

　　蟹老板爱财如命，经常为了一块钱而去冒生命危险，他才是真正合格的老板。

　　

　　需要注意的是，货币是一种具有高流通性的商品。货币具有流通手段、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世界货币五大功能。比较流行的货币是黄金，现在是各国的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如果不具备货币基本功能的时候，就会有其他商品出现，替代法定货币。比如二战后的德国，香烟、巧克力都承担过货币的功能，帝国马克没有人要——希特勒死了，第三帝国崩溃了，谁还要帝国马克？类似的还有大米和旧日元的关系。再比如在某些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或者饱经战乱的国家，大家习惯采用美元作货币，而不愿意采用当地货币，美元比当地货币更流行，更受欢迎。本文在分析蟹堡王的过程中采用美元，这是因为美元在多数情况下更多地承担货币的职能，但并不是说货币注定是美元。

　　

　　继续回到蟹堡王。

　　

　　现在开始生产循环。首先，蟹老板的资产负债表现金一栏中有1000美元的现金。蟹老板拿出800美元去购买原材料，200美元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总计支出1000美元。 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作200小时，总计生产1200个美味蟹黄堡。每个售价1美元。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每人每小时创造2美元，蟹老板给他们1美元。他们每人每工作1小时，为蟹老板创造1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忽略了蟹老板的管理工作创造的价值。这是因为随着资本量的增加，单位资本利润上升，所以不好衡量蟹老板管理工作创造的价值的总量。另外，研究需求不足问题，核心问题在于蟹老板的消费倾向不足，而不是蟹老板创造多少价值。所以，忽略蟹老板创造的价值并不影响分析结果。

　　

　　现在，蟹老板的资产负债表的存货一栏上有1200个蟹黄堡，每个价值1美元，总价值1200美元。蟹老板手中现金为0。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手中现金200美元。生产原料的劳动者手中800美元。

　　

　　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生产过程都结束了。蟹堡王的产品蟹黄堡已经生产出来了。直接生产过程也是剩余价值的获得过程，蟹老板获得的剩余价值蕴含在蟹黄堡里。但是，生产出来的蟹黄堡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并不完整，理论上蟹老板获得了大量的利润。现实世界中，这些理论上的利润还要通过出售蟹黄堡才能成为实际利润。对蟹老板来说，必须把所有的蟹黄堡都卖出去才能实现预期的利润。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只卖出的价格低于预期的价格，那么对蟹老板来说，就不是什么好事了。虽然他获得了大量的蟹黄堡，但是无论是他购买新的面粉蔬菜牛肉，还是支付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都不用蟹黄堡。当然，他自己的利润也不能是蟹黄堡。这些蟹黄堡对他来说，既吃不掉，也没有用。

　　

　　所以说，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社会，仅仅占有了劳动产品并没算完，必须经过价值实现这个致命的环节。资本家手中的产品必须转化为现金才能购买原料、偿还贷款、支付工资和地租、上缴税金，当然还有自己的利润。一个企业存货特别多，不是成功的标志，相反是破产的前奏。对这样的企业，银行都是谨慎贷款的。

　　

　　蟹老板的1200美元只是理论上的1200美元，这就如同股票没有抛出以前都是纸面富贵一样。资产负债表中的1200美元存货要变成销售收入才算完成整个循环。

　　

　　现在有1000个蟹黄堡的销路不成问题，还有200个蟹黄堡没有着落。如果蟹老板自己消费了这200个蟹黄堡，则一切万事大吉，如果他不消费，那就要有麻烦。如果他自己如果消费了100个，那么就需要有人拿出100美元，购买其余的100个蟹黄堡。那么在蟹堡王的模型中，能够买这其余100个汉堡的人，显然不是蟹堡王的员工（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和老板（蟹老板）。

　　

　　资本家生产是为了发财，或者说是为了提高至少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消费没有任何关系。蟹堡王模型中具体的消费能力，并不是取决于蟹堡王绝对的生产能力（1200个），也不是取决于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绝对的消费能力，而是取决于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的博弈能力以及他们的消费倾向。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挣多少钱用掉多少钱，蟹老板爱财如命（钱财却是他与海绵宝宝之间的分界线，没有钱他也就不能当老板，而要去给别人打工）。于是，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自然消费不足。

　　

　　那么那些多余的蟹黄堡怎么办呢？如果没有人消费，那么那100个蟹黄堡只能过期腐烂，然后被扔掉。这样的结果，对蟹老板来说，自然是极大的损失，他要考虑压缩生产规模。对资本来说，没有利润的生产是无意义的生产。对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来说，就要面临裁员的压力——资本家不养吃闲饭的人。

　　

　　幸好，这时海绵宝宝的好朋友派大星出场了。既然蟹堡王的劳资双方都消费不掉这些汉堡，就只好卖给派大星了。派大星拿出100美元，消费了那100个蟹黄堡，蟹老板的产品获得实现，利润变成现金，生产继续循环大家皆大欢喜。

　　

　　但是，派大星手里的货币也是有限的。很快，坐吃山空的派大星也就遇到麻烦了，要么吃掉自己所有的存款之后一无所有，饿死拉倒；要么去蟹堡王打工，挣工资才能保证手里有源源不断的现金。如果我们假设派大星的选择是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就默认它会继续求生，换句话说，它会去找蟹老板请求被雇用。

　　

　　对蟹老板来讲，这是一个忧喜参半的局面，如果雇用派大星，第一个好处是可以提高产量，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压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换句话说，派大星给蟹老板带来的利润，超过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的利润。但是，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情况下，已经存在蟹黄堡过剩的问题，全靠派大星消费，雇佣派大星以后，产量增加了，销路减少了，多出来的蟹黄堡卖给谁？

　　

　　在大多数情况下，蟹老板会考虑雇佣派大星。因为雇佣派大星，可以压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每个蟹黄堡的成本。然后，蟹老板去抢夺竞争对手痞老板的市场。如果蟹老板不雇佣派大星，那么痞老板就可能雇佣派大星，反过来挤压蟹老板。如果我们考虑到生产规模越大，企业在竞争中越有利，再经济危机中生存的机会越大的话，就能理解蟹老板扩张生产规模的动力——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蟹老板也有必要改进生产或扩大生产规模。从个体来看，这样生产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这样做，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尖锐化了。

　　

　　假设蟹老板雇佣了派大星，扩大了生产，同时降低了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这时，生产模型就改变了。蟹老板用1200美元去进货，用240美元支付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工资。三个人工作200个小时，生产出1800个汉堡。每个汉堡包含的劳动不变，还是10分钟，所以还是价值1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蟹老板的利润提高了，生产与需求的缺口也扩大了。假设蟹老板的生活方式不变，还是消费100个汉堡。那么新的消费不足的缺口就不是100美元而是260美元。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蟹老板雇佣了派大星以后，生产规模扩大了，需要卖掉的汉堡更多了。这个过程会反复上演。蟹老板会不断地把劳动力吸收进来，然后获得更多的纸面上的利润，但是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则会不断扩大，需要卖掉的蟹黄堡更多。“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来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整个过程如同抱薪救火。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场面就是，一方面劳动者不断被吸收进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生产不断扩大；一方面是总需求与总产量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于是，蟹老板必须不断寻找新的市场，这些市场包括同行的和未开辟的。抢夺同行的市场，就意味着要打折销售蟹黄堡。未开辟市场，则往往在海外。

　　

　　马克思说：“为了能在国内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量，却必须到国外，到远方的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是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这种事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才能发生。工人无法独立生产，必须和资本结合，而资本则决定如何分配。所以，工人虽然想消费却没有消费的能力。资本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获得的利润无法变成货币。于是，一方面是本国劳动者的消费被压到最低限度，一方面是贱卖本国产品——否则企业就要减产，工人就要失业。

　　

　　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时众多企业对某一行业一拥而上，纷纷投产进行恶性竞争，然后该行业产能过剩，产品积压，众多企业一哄而散，转产的转产，倒闭的倒闭，减产的减产，裁员的裁员。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常态，直到垄断出现。

　　

　　我们在前一节说过，所有的产品都会成为消费品退出生产。这些消费品既包括民用的面包、黄油，也包括国家用的飞机大炮导弹坦克。实际上，如果我们以退出生产为标准定义消费品的话，那些卖不出去最后变质的商品，停止生产后不断锈蚀的设备，也应该被算作消费品。在蟹堡王的模型之中，蟹老板的蟹黄堡卖不动，最终烂掉，就是特殊的消费品。资本主义制度，强迫占有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家以这样的方式消费。

　　

　　不仅仅是蟹老板追求利润，蟹堡王所在的地主也要求利润。这里，我们假设蟹堡王所在的地的地主是松鼠珊迪。

　　

　　假设珊迪向蟹老板要求100美元的租金，那么在生产的第一个阶段，蟹老板首先要支付1100美元（800美元的原材料、200美元的工资、100美元的地租）才能开业。这100美元也是来自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创造的价值，也是蟹老板的利润，不过被提前预付。

　　

　　珊迪和蟹老板之间的博弈关系决定彼此的分配剩余价值的比例。如果珊迪比较强势的话，那么在生产的第二个阶段，珊迪就可以要求更高的地租，甚至要求260美元的地租。至此，海绵宝宝、章鱼哥每人少挣的20美元，蟹老板多收的三五斗，全部归珊迪所有。

　　

　　如果珊迪在第一个阶段消费100美元，在第二个阶段消费260美元，那么就不存在生产与消费的缺口。如果珊迪有很多地产，蟹堡王的地租只是珊迪总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珊迪也喜欢聚敛货币的话，那么消费的缺口依然存在。不仅如此，现在的需求与消费的缺口并不是产业资本家（蟹老板）造成的，而是地主（珊迪）造成的。这时，蟹老板的利润只有100美元，仅仅能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要。

　　

　　地主的占有欲过剩外加消费不足，同样会影响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进而影响社会的就业。同样的，金融和暴力的占有欲过剩外加消费不足的话，也有类似的后果。不必一一说明了。

　　

　　无论是谁对货币占有欲过剩，消费不足，都会导致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会在各个阶级间分担，这些损失究竟要谁承担，则往往看谁的博弈能力最弱。如果预付地租的话，地主（珊迪）自然不会承担损失。反之如果在生产结束以后支付地租的话，损失则往往由产业资本家（蟹老板）和地主（珊迪）共同承担。蟹老板已经破产，珊迪虽然有100美元地租的合同，但是能获得多少租金都是未知数。

　　

　　不过，如果珊迪是大地主的话，完全有能力要求蟹老板预付地租。另一方面，如果珊迪是大地主的话，那么她的消费倾向显然会不断下降。换句话说，消费不足型经济危机，很可能是珊迪引起的，但是她却不必承担任何损失。只要她拥有的资本量足够大，她就可以把收益拿到手，把损失转嫁出去。

　　

　　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了市场中无处不在的马太效应。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自然失业率） 10 0

　　“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马克思

　　

　　

　　话题回到蟹堡王。

　　

　　蟹堡王的一切问题归结为蟹老板和珊迪不愿或者不能完全消费掉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换句话说，他们只想要钱，不想要汉堡。

　　

　　那么那些多余的汉堡怎么处理呢？

　　

　　方法之一是蟹堡王压缩生产，店主蟹老板和地主珊迪能消费多少汉堡，就成了生产的上限。生产以这个上限为界，周而复始地循环—— 这时对全社会来说，就是经济停滞期。蟹老板和珊迪两个掌握生产过程，他们的需求有稳定的支付能力。靠工资吃饭的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消费能力都从店主蟹老板和地主珊迪的消费中衍生而来。于是，在不扩大产能的情况下，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上限，就是利润的上限，也就是生产的上限。

　　

　　回到蟹黄堡模型，蟹老板用800美元购买原料，200美元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100美元租珊迪的地皮。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蟹黄堡，售价1200美元，其中800个由原料供应者购买，余下400个汉堡。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各100美元，各自消费100个蟹黄堡。剩下200个蟹黄堡就是蟹老板和珊迪获得的剩余价值，或者说是他们的利润。如果蟹老板和珊迪，各自消费100个汉堡的话，所有的汉堡就都有着落了。蟹老板的蟹黄堡都卖出去了，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就都有饭吃了。

　　

　　这时，倒霉的就是派大星。派大星怎么央求，蟹老板也不会雇用他。道理很简单，多雇用一个人，意味多生产200个汉堡，其中100个是派大星的工资，剩下100个，没有人愿意消费。生产出来没有人能消费的产品，卖不出去，也没有利润。没有利润的生产要压缩。尽管派大星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但是蟹老板也不会为了解决派大星的就业问题而增加雇用。资本不养闲人，资本家是资本的代理人，他们不是慈善家，只雇用能创造利润的人。

　　

　　这时，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就会感觉压力很大。蟹老板有空就会训斥他们：“你们不愿意干，派大星愿意干。”派大星还可能要求比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更低的工资。比如，派大星不要100美元，只要80美元就够了。这时，如果派大星能像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干的一样好，那么蟹老板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换人。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必然要答应比较低的工资。如果不答应，就要准备卷铺盖走人。

　　

　　按照稳拿经济学的说法，没有非自愿的失业，工人工资越低，资本家就愿意雇用越多的工人。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了。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对个别工人来说，工资要求较低，有更多的被雇用的机会。但是，对工人总体来说，派大星所获得的工作，是章鱼哥或者海绵宝宝失去的工作。

　　

　　稳拿经济学这样宣传无疑有很多的好处。首先就回避了资本主义模式中，就业不足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其次，可以把责任转移到工人身上——是你们要求的工资高，所以你们没有工作。再次，还可以作为压迫工人工资的借口。

　　

　　稳拿的消费总量，以及每个卢瑟能提供的剩余价值决定了社会总生产规模和雇用人数，而不是每个卢瑟究竟要多少工资。卢瑟的工资水平不断降低低并不能解决全社会的就业问题。卢瑟工资虽低，但产品没有销路，资本家也不会扩大生产。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只要能获得200个汉堡的剩余价值，满足蟹老板和辛迪的需求，究竟多少人生产并不重要。如果海绵宝宝能一个人生产300个汉堡，那么章鱼哥就会失去工作。如果海绵宝宝一个人仅能生产280个汉堡，同时愿意接受80美元的工资的话，章鱼哥的工作还是保不住。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社会生产是规模不变的不扩产的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或者说在经济停滞期），而且不存在服务业的话，那么：

　　

　　全社会就业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为统治阶级贡献的剩余价值

　　=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变量：统治阶级的消费总量、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和单个工人的工资。统治阶级消费能力越强，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多；同样的技术水平，每个工人创造价值越多，或者说工人劳动强度越大，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少；工人工资越高，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多。

　　

　　这就是简单再生产，或者说社会经济停滞期，一个社会需要的劳动力的人数。用总劳动力减去这些人数，就是失业者的数量。如果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和工人平均工资工资变化不大的话，需要的就业量就会相对稳定，失业者的数量会相对稳定。政府的货币政策（比如：增加贷款）和财政政策（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平衡点。一旦刺激政策由于通货膨胀或者财政赤字暴涨而不得不停止，失业率就会迅速或缓慢地逐步回到这一点。

　　

　　这就是卢瑟经济学对所谓的“自然失业率”的解释。

　　

　　社会贫富差距和自然失业率的有密切的关系。考虑到贫富差距大意味着统治阶级消费总量相对生产能力偏少，工人博弈能力差，单个工人被占有的剩余价值高，我们可以认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停滞期的“自然失业率”越高。如果政府刺激经济的过程不能调节贫富差距的话，那么随着刺激过程的结束，失业率就会原形毕露。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在刺激经济过程，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那么新的就业平衡点会比原来低，换句话说，新的失业率会更高，失业问题会更加严重。

　　

　　如果蟹老板和珊迪消费的总量不是200个汉堡而是300个，那么在每个劳动者能为统治阶级提供100个汉堡的情况下，派大星就有工作了。而且不仅是派大星自己有工作，而是创造一连串的工作。整个生产规模扩大到原先的150%，从原料到成品，所有的环节，都需要增加人手。整个社会就业量一下子上升50%。但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要蟹老板和珊迪增加消费是很难的，具体原因后面论述。

　　

　　如果蟹老板强行安排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加班，一个人干一个半个人的活，8小时工作制度变成12小时工作制，那么虽然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总量增加了，但是派大星还是要失业。这是很容易的。每个资本家都要努力提高每个工人的劳动效率。工资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工人劳动效率越高，对资本家越有利。另一方面，资本循环速度越快，机器的使用效率越高，对单个资本家越有利，这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从总体来看，提高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与降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劳动强度，这两点都很困难。不过，工会出现以后，改变了局面。工会提高了工人的工资，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同样的生产规模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了，同样为了满足蟹老板和珊迪的生活需要，就需要雇用更多的人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均到150美元，每人消费150个汉堡，那么蟹老板和珊迪只能从他们身上获得100个汉堡的剩余价值。蟹老板和珊迪能消费200个汉堡，而海面宝宝和章鱼哥的剩余价值只有100个。这时，蟹老板就要考虑增加雇用人手。派大星自然就有就业的机会了。

　　

　　这样的情况需要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联合起来。否则，只有其中一个人提出加薪的要求的话，那么他的位置，显然会由派大星替代。即使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同时要求提高工资，但是两者不联合的话，他们的要求也很容易被胡萝卜和大棒打击下去——给听话的海绵宝宝提高一点工资，解雇章鱼哥，由派大星替代章鱼哥的位置。只有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联合起来，要么同时加薪，要么同时辞退。这时，蟹老板才会就范，因为蟹老板就是想雇用派大星替代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也办不到——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同进退，而派大星不能承担两个的位置。

　　

　　不仅如此，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有大幅度提高的话，他们就可以考虑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把一部分日常生活需要的劳动转移给社会，比如理发。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以后，他们就可能考虑去理发店理发，而不是自己胡乱收拾一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每个月各拿出10美元理发，那么就在理发方面能增加20美元的需求，或者说创造1/5个理发师的岗位。

　　

　　反过来看，假设某个理发师技艺高超，能为包括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在内的10个人理发。但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却没有能力支付他的工资，这个理发师仍然要饿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可以脱离理发师生活，但是理发师显然不能脱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活。所以，希望完全靠增加服务业解决就业问题，而不考虑原有分配问题，是不全面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珊迪和蟹老板如果愿意在花钱在服务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就能创造就业的机会。在拉斯维加斯，在澳门，都有丰富的就业机会。据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特种服务行业迅速发展，各种尤物应有尽有。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解体期间各种暴富的机会，就不难理解这些特种服务的蓬勃发展。

　　

　　在有失业大军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工会组织，工人很难要求加薪。微观上看，工会抑制了非工会会员的就业。但是在宏观上看，工会不仅提高了工人工资在社会新增总产品中的比重，还扩大了生产规模，给其他人创造就业的机会。工会的存在，使工人与资本家博奕关系瞬时逆转。所以，工会是资本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弗里德曼说，由于工会的存在，使得黑人孩子不能获得廉价的工作机会。其实，他少说了半句，如果没有工会，这些工作机会也未必会属于这些黑人孩子，不仅如此，这些就业岗位的待遇也将大不如前。早期的资本主义有大量使用童工的历史，比如卷烟厂、棉纺厂和缫丝厂。大批的童工夭折在工厂里，许多人成年以后由于幼年的繁重劳动和营养不良而出现早衰，同时全民族普遍体质下降。这段历史，弗里德曼应该清楚，不过他似乎忘记了。

　　

　　类似的工作也可以由政府来做，比如强行执行必要的劳动保障法，限制每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限制最低工作年龄，限制最低工资，要求企业承担各种必要的保障性支出等等。但是，政府法规的具体效果在许多时候不如工会效果好。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会相对企业比较具体，政府的法规涵盖行业比较广，只能泛泛而谈，调节也颇有难度。另一方面是因为统治阶级制订的政策，往往要优先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会是毫无缺点和问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工会组织，由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工会工作不断增加，于是如同政府一样，出现了逐步脱离工人阶层职业工会官僚。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更多的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为主，顺便兼顾工人的利益为辅。这些工会领导人，往往热衷追求个人名利，漠视工人权益，甚至勾结资本家和政府。此外，个别垄断行业的工会，不断要求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待遇。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则通过涨价等手段，把矛盾转移到社会生产的其他环节。

　　

　　如果卢瑟的收入低，失业问题很可能更严重。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主动降低工资，且不说不能增加2个在蟹堡王的就业机会和1/5个理发师的就业机会，还会额外减少就业机会。因为蟹老板和珊迪从每个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如果他们生活水平不变，就没有必要雇用这么多劳动者了。

　　

　　这决不是说海面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没有上限。他们的工资的上限不是他们能创造的全部价值，而是蟹老板的全部利润。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蟹老板首先要支付地主珊迪100美元，换句话说，蟹老板全部净利润是100美元。所以，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要求的总加薪幅度超过100美元的话，蟹老板就只能关门大吉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珊迪和蟹老板的博奕中，珊迪是强势的一方，蟹老板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身上获得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要被珊迪无偿占有。所以，减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被剥削的幅度，不应该仅仅看到蟹老板，更应该看到珊迪，尤其是珊迪获得蟹老板绝大部分利润的时候。

　　

　　消费不足，并不见得是产业资本剥削得太严重，而是整个稳拿集团剥削得太严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土地、金融和暴力之间分配。无论谁拿得过多，都会导致消费不足。资本家蟹老板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但不是全部，还应该看到地主珊迪。不应仅仅看到蟹老板、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之间的雇佣关系，就认定是蟹老板占有的剩余价值太多了。

　　

　　同样是经济停滞，我们可以看到，工人被剥削得越严重的国家，每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越多，工人消费能力越差，失业率越高。 所以，不是工人要求的工资高，所以没有工作，而是稳拿剥削得太严重，资本不需要这么多奴隶。这些多余的劳动力，不能产生利润，对资本来说，是没有用的废物。但是，这些废物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他们可以成为资本扩张的炮灰。

　　

　　倒霉的派大星找不到工作，想自己干，没有生产资料。派大星没有钱开餐厅，如果他能开的话，就不是劳动者了。想申请工作，蟹老板那里不缺人手，于是就成为社会多余的劳动力。这时，如果派大星是小农，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会回家务农。如果派大星没有土地了，比如圈地运动以后的英国农民，那就只能成为多余的劳动者，四处流浪寻找打短工的机会。有可能的话，也不排除去沿街乞讨，小偷小摸，拦路抢劫或者坑蒙拐骗——派大星总是要活下去。这时，谢老板和珊迪可以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雇佣一些人维持社会治安，或者按照马尔萨斯神父的意见创建集中营，把这些失业的“社会渣滓”关起来。对统治阶级来讲，许多劳动者失业，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别危害到自己的统治就可以。劳动者失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危害到社会安全就要把他们关起来。

　　

　　这时，如果有局外人愿意而且能够多消费100个汉堡，那么派大星和相关原料供应者就有工作了。当然，蟹老板也有额外的利润了，珊迪也可以涨地租了。但是，如果这个局外人停止订购了，那么派大星又要失业。派大星的工作，不是稳定的，他能不能有工作，取决于有没有局外人要汉堡。所以，在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历史上，争夺海外市场这个问题上，许多社会底层是积极支持和参与的。他们不了解自己失业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殊的分配方式，而希望通过占领海外市场，改善自己的生活。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讲，对外扩张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于是也不断鼓吹扩张的理论，强调积极备战，不断军事扩张。日本曾经从小鼓励孩子玩击沉“定远”、“镇远”的军事游戏，教孩子唱军事性的歌谣：“虽有国际法，道义靠腕力。”相比之下，当年满清则对内宣传儒家学说，要大家读圣贤书做忠臣孝子，对外追求“以夷制夷”，希望靠维持殖民者之间微妙的均势，避免被侵略的命运。满清与日本，一个是封建农业国，一个是资本主义工业国，选择不同的内政、外交却都是符合本国统治阶级利益的。

　　

　　这时，如果有海外的殖民地，对派大星来说，就是最好的希望之地。只要他能凑足路费，到新殖民地去，干掉原住民，他就能重新成为小农，能自给自足。如果他有足够的勇气和暴力的话，还可以在无法无天的殖民地获得足够的资本，摇身一变成为地主、资本家或者奴隶主——在国内混不下去，不妨到落后国家去抢钱、抢粮、抢娘们。比如欧洲人贩卖人口，西班牙人杀印第安人，美国人搞种植园，日本人在中国贩鸦片，在东北搞武装拓殖等等。所以，对外扩张的殖民战争中，从来不缺乏积极参战的社会底层。欧美的冒险家，日本的浪人，都是这类货色。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是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是没有找到合适就业机会的人。他们也是本国资本扩张的排头尖兵，在国内没有上升通道的情况下，向外寻找新的机遇。他们希望成为资本的代言人，于是也就获得本国资本的利用和保护。

　　

　　中国紧邻日本，由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民族资本主义势单力孤，所以迟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成为日本眼中的肥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日本，从上到下，对中国虎视眈眈，视中国为利润的来源，翻身的地方。于是，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有时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社会底层甚至走在稳拿的前面。这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为了回避内部矛盾，长期宣传用战争扩张的好处，培养民族情绪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生活艰苦，希望通过战争改善生活。日俄战争媾和的时候，甚至发生了日比谷烧打事件。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付出的伤亡和损失远远超过甲午战争，但是日本民间获得的好处却不及甲午战争。日本民间流血，承担损失，却没有分得到足够的好处，自然极大不满。　1905年9月5日　，《朴茨茅斯和约》签署的当天，失望的日本民众在黑龙会、靖和问题同志会的发动下，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反对《朴茨茅斯和约》，因为日本得到的只是战略利益，而非民众指望的大笔赔偿金。群情愤怒的日本国民宣布废弃该条约，继续对俄作战。民众猛烈地袭击了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发生的烧、打事件。骚乱持续了 3 天，最终被镇压。骚乱中，烧毁2所警察署，219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辆电车。参加骚乱者被捕1700余，起诉 300余，被判刑者87人，骚乱从东京迅速波及到日本各地，全国为之震荡。

　　

　　1929年，经济危机袭击美国，全球进入长期经济萧条。　1931年9月18日　，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突袭沈阳，然欧迅速席卷东北。从此，全日本上下陷入对战争疯狂痴迷的状态，把侵略中国视为解决日本国内问题的最佳方案。自1931年918事变截至到1945年日本投降，3500万以上的中国人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死于非命，70万以上的日本侵略军被中国军民消灭，成为资本的炮灰。

　　

　　资本主义本身有极强的扩张性，在经济停滞期，这种扩张性更突出。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从上到下，都有扩张的野心，上层要利润，下层要工作。上层造军火，下层当炮灰。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期，往往是多事之秋。

　　

　　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停滞期能吸收的劳动力越少，失业情况越严重。经济一旦停滞，自然失业率可能达到惊人的水平。这时，如果不希望过高的失业率危害社会，就必须使全社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后面我们将分析蟹堡王消除多余汉堡的第二种方法，我们将看到高速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稳定存在的。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积累与扩张） 9 0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了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的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马克思

　　

　　如果没有积累，人类社会今天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把一部分劳动时间产品用于生产劳动工具，这就是最简单的积累。三五个原始人赤手空拳，用一天的时间捕捉一只野猪，也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相反，每个原始人用一个月的时间制造弓箭，第二个月这三五个原始人就可能用弓箭猎杀三五只野猪。有了弓箭，不用近身肉搏，只要远远放箭就可以了。

　　

　　弓箭必然有寿命，弓箭的劳动融入到猎杀野猪的劳动中，每只野猪包含的价值，不仅仅包括拉弓，瞄准和射击，也包括制造弓箭的劳动。如果原先五个原始人，每天猎杀一只野猪，现在有弓箭以后，每天猎杀五只野猪，每张耗时一个个月制造的弓箭能使用一个月的话。那么原先每个原始人的每天劳动量相当于五分之一只野猪，现在则相当于二分之一只野猪或者三十分之一套弓箭。劳动生产率到原先的250%，或者说猎杀野猪的时间下降到原先的40%。在市场中，无论野猪是怎么被猎杀的，十五只野猪就等于一套弓箭。一名猎手，一天可以获得一只猪，但是他要把其中其中的半只野猪用于交换弓箭。除非他能自制弓箭，或者准备去和野猪肉搏。

　　

　　减少一部分消费品，生产一部分劳动工具，反过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如果制造弓箭的材料并不难寻找，制作的技术也不难掌握，那么此时，大家都会选择使用使用“先制造弓箭——后射杀杀野猪”的方式去获得野猪肉。如果谁还喜欢赤手空拳斗野猪的话，只能说此人喜欢暴虎冯河，精力过剩希望寻找刺激，或者此人智商有问题。

　　

　　如果一个猎手自己制造弓箭，那么就需要先积攒一个月的口粮，然后才能制造弓箭，提高猎杀效率。换句话说，他首先要有多余的消费品，供自己生产工具的时候消费，然后才能生产劳动工具。如果制造简单工具只需要一两天，饿一饿也就忍过去了。如果制造的是复杂工具（比如弓箭），需要一个月，那么靠辟谷是万万不能的。

　　

　　猎手每天少消耗一部分野猪肉，日积月累，作为他生产弓箭期间的口粮，这就是积累。

　　

　　简单地说，在纯收入中减少一部分消费品，生产一部分劳动工具，用来扩大再生产，反过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扩张生产规模，或者既提高效率也扩大规模，总之增加产量。这就是积累。这里说到的纯收入是指补偿原有生产工具磨损以后的收入。一套弓箭能用一个月，制造新弓箭需要一个月，如果准备以后继续采用弓箭猎杀野猪的话，每天就要少消费半只野猪，作为补偿弓箭的损耗。如果不少消费这半只野猪，就要准备回到赤手空拳斗野猪的状态。

　　

　　每天赤手空拳打野猪，获得的野猪肉是基本不变的。那么，猎手每天吃得越少，积累就越多，他就能越早攒够口粮，完成制作弓箭的过程。

　　

　　积累具有加速性。五个猎手每天猎杀五只野猪和五个猎手每天猎杀一只野猪相比，必然有更充分的食品。同样的时间，猎手可以积累更多的口粮，有条件生产更复杂的工具，比如弩。这时，猎杀野猪的效率，比弓箭就更高了。

　　

　　现在我们回到蟹堡王模型。

　　

　　蟹堡王遇到的生产与消费矛盾的第二种解决方式，就是把剩余价值用于积累。换句话说，把多余的汉堡用于扩大再生产。蟹老板把消费不掉的汉堡用于扩张生产规模，然后生产更多的汉堡。

　　

　　蟹老板用800美元购买原料，200美元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汉堡，每个售价1美元，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汉堡，还有100个汉堡没有对应的买主。

　　

　　多余消费品对蟹老板来说不是问题。蟹老板可以用100美元雇佣派大星，这100美元被派大星用来购买蟹老板自己消费不掉的那100个汉堡。整个过程所有的汉堡都有了销路，所有人都吃饱了。表面上看，非常完美。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打住。

　　

　　派大星得到工资以后，必然要生产出200个汉堡。新增的200个汉堡，卖给谁呢？如果按照前面的方式继续照葫芦画瓢的话，可以新增两个人手，于是新增的这200个汉堡也有出路了。但是，这两个新手，要新增400个汉堡的产能。新增人手与新增产能成正比，这是无需置疑的。如此一来，雇佣了一个派大星，就要新增两个人才能消费掉派大星的产能，新增的两个人的产能，又需要新增四个人去消耗。1、2、4、8……，这是一种几何级数的增长。

　　

　　蟹老板可以不断增加人手，但是很快所有的海底居民就都会成为他的员工。很显然，这种增长方式不能无限循环下去。

　　

　　蟹老板还可以以每个月100美元的工资雇佣派大星，给他改建蟹堡王餐厅的厨房，安装新烤面包机，新烤肉机，新炸薯条机，新上下水管，等等。整个工程耗时半年。工程完工以后，餐厅后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工程进行之中，蟹老宝的多余的汉堡都有出路了，派大星有工作，再次皆大欢喜。

　　

　　但是，工程迟早有完成的时候。工程完工的时候，新的问题就来了：首先是派大星又失业了，其次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新增的汉堡产能没有人消费。原先两个人生产1200个汉堡，现在两个人能生产1800个汉堡了。扣除原料1200美元的原料，和两个人各100美元的工资，蟹老板自己消费的100个汉堡，现在有300个汉堡没有买主。

　　

　　小杯具，变成了大杯具。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蟹老板不断雇佣派大星没完没了地干这干那，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事实上，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科技水平的发展密切相关。生产技术的发展，不是稳定、线性的。在某一个时间段上，需要积累，在另一个时间段上，则可能突飞猛进。所以，派大星的工作必然断断续续，迟早会中断。中断的时候，派大星失业，产能被释放出来。

　　

　　每次生产力大规模发展以后，都必然需要消费的大幅度增长。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要表现为工人工资的大幅度上涨，显然资本家是不愿意主动这么做的。于是，每次大规模的繁荣，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每次工业革命之后，必然伴随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对资本主义来说，科学家是救世主，他们一旦停下来，资本主义就要遭殃。他们不断有新发明新技术，资本主义就能不断改进生产，派大星也有工作，皆大欢喜。

　　

　　还有人说，蟹老板可以雇佣派大星，不断做无用功，蟹堡王既不扩大产能，派大星也有工作。比如：今天挖坑，明天埋上，今天盖房子，明天拆除重盖。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前一部分谈到的简单循环，或者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这时社会的就业总量和生产规模，与资本家总消费能力以及他们的从每个劳动者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有关。如果蟹老板喜欢养闲人，自然可以这样做。不过，资本家是不喜欢养闲人的。如果蟹老板养了闲人派大星，而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没有养，很显然对蟹老板是不利的。

　　

　　既然资本家不愿意，那么就由政府出面好了，这就是凯恩斯的思路。这种方式的利弊，我们在后面还会分析。

　　

　　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遇到的困难，是扩大再生产以后，新增产品没有对应消费能力。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勒紧裤腰带方面是很有效的，每个工人的工资都被压到最低。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意味着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工人工资越低，越有利于积累，积累越多，将来的产品越多，工人是多数产品的消费者，于是矛盾就来了。

　　

　　现实生活中的扩大再生产，往往具有两种扩大再生产的共同属性，既增加人手也改进技术。但是，不论哪种扩大再生产，受人力、自然资源或科技水平的限制，都不可能长期无限稳定地发展下去。

　　

　　资本主义制度下，每次扩大再生产停止下来，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这时，原有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扩大了，消费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新增的生产资料，可以知道更多的消费品，本来是件大好事，现在却成了大难题。

　　

　　工人的消费水平越低，积累速度越快，扩大再生产一旦停顿下来，产能与消费的缺口越大。同样的技术条件下，单位工人生产产品的总量是基本不变的。纯收入中扣除消费以后的部分就是用于积累的部分。

　　

　　积累总量=单位工人剩余价值×工人数量－资本家消费

　　=（单位工人创造价值-单位工人工资）×工人数量－资本家消费

　　

　　每个工人能生产600个汉堡，200个是纯收入，每个人的工资是100美元（相当于100个汉堡），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汉堡，那么蟹老板用于积累的部分，就是：

　　

　　蟹老板积累总量=（200-100）×工人数量－100

　　

　　毫无疑问，蟹老板积累越快，生产规模扩张越快，总产量上升越快，达到扩大再生产人力资源极限的时间越短，达到极限后，需要弥补的消费缺口越大。

　　

　　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蟹老板占有每个工人一半的消费品。如果蟹老板占有工人的剩余产品的四分之一，那么生产规模扩张就会下降一半。反过来，一旦生产停滞以后，需要弥补的缺口大致也只有原先的一半。

　　

　　但是，这样一来，蟹老板的资本积累的效率无疑会比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慢得多。如果考虑到积累的加速性，这种差距必然不断扩大。这就如同两个敌对国家，甲国还停留在使用弓箭的状态，乙国已经制造出弩；当甲国终于制造出弩的时候，乙国已经制造出火枪了。如果甲国不愿主动臣服与乙国的话，只有提升自己的积累率或者被消灭两条路。没有人愿意主动投降，资本家也一样。

　　

　　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资本家对资本积累，有极高的热情。在资本量决定个人经济地位的社会中，资本量越大，资本家个人的博弈地位越有利；资本量越小，资本家个人博弈地位越不利。这样的社会中，如果想改善经济地位，必须不断积累，如果不能跟上普遍积累的速度，经济地位必然不断下降。正如利维坦中所论述的那样：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因此，权势至尊的君王便要在国内致力于通过法律、在国外致力于通过战争来保持其权势。办到这一点之后，新的欲望又随之而起。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你追我赶之中，资本家既有征服欲，也有危机感。工人被资本家控制，资本家是被资本绑架的人，大家都是资本的奴隶。于是，全社会把积累率提高到极限，也把产能和消费的缺口推高到极限。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所有人都被绑在战车上，整个社会向生产相对过剩的悬崖飞奔。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为什么还要不断提高积累速度，扩张产能。这时因为自由竞争条件下，所有资本家都处于竞争的囚徒困境中，大家都是小土豆，个人行为不会影响整体市场供应。张三不扩张产能，李四扩张产能生产，总有人超量生产。所以在利润率明显下降以前，大家都不会停下来。蟹老板不占据市场，痞老板就会去占据，自己不扩张就等于把市场拱手让人。换句话说，自己的经济地位就难保。反过来所有人的生产过程必然最终影响市场供应。大家都压低工资，提高积累，不断扩张，那么最终必然导致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扩张到极限。

　　

　　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终满足社会成员的消费（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那么消费不足的问题就不会存在。猎人制造弓箭的目的，是为了吃到更多的野猪肉。如果不能，或者新增的猪肉吃不了，那么猎人是不会无休止地制造弓箭和猎杀野猪的。

　　

　　但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家提高积累和扩大生产的过程却与最终消费能力无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增殖，而不是消费。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必然要尽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于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品。工人工资以外的部分是为别人生产，资本家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自身消费以外的部分也是为别人生产。生产过程资本家决定，工人无钱消费全部产品，资本家不消费，最终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不消费掉所有消费品。

　　

　　对资本家来讲，一旦工人工资高了，能获得的利润就少了，他就不再适宜作为雇佣劳动力了。（干同样的活，工资高的首先被裁员。一旦某地的工资水平上升，资本家就要考虑产业转移了。这种趋势不仅是劳动力密集型才有的趋势，知识密集型也同样如此，比如美国把一部分软件开发业务转移给印度。）创造同样的利润，谁要求的工资最低，资本家就雇佣谁。工人为了争取就业的机会，同行之间不断竞争，最终压低全行业的工资。同样的质量的产品，谁的价格低，谁的产品销路好。同样的生产技术，如果工人工资高，那么同样价格下，资本家的利润率就低；同样的利润率下，产品的售价就高。

　　

　　自由竞争条件下，工人生产是为了给资本家创造利润，资本家获得利润也不是为了消费。资本家一旦成为享用财富的代表，一旦开始追求物质消费的享受，而不是追求积累财富带来的快感，他就或多或少不能执行资本代理人的职能了。他的产品成本比同行高，利润比同行低。资本离他而去的时候就不远了，他的资本很快就会部分或全部成为其他人的资本。所以，资本家也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

　　

　　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的生产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尽量高的利润。一方面是尽量高的产量，一方面是尽量低的消费，所以只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相对消费不足就永远存在。自从资本主义诞生起的几百年间，尽管社会的绝对消费水平比资本主义初期高了很多，但是相对消费不足一直没有克服。

　　

　　生产的积累过程已经完成了，但是资本的积累过程并没有完成。资本积累与生产积累不完全相同，资本家投入货币，最终必然获得更多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变为更多的货币，至此，资本积累才算完成。这些产品要有足够的销路，能卖出去，资本的积累才算完成。

　　

　　资本的积累，必须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产品必须能卖出去。产品能顺利地卖出去，前提就是扩大再生产必须不断进行。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没有任何一种扩大再生产能无限稳定线性地增长下去。

　　

　　这时，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一旦扩大再生产停下来会出现什么事情？答案很简单，这就是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一个社会，在经历了大幅度的积累和生产能力的跃升以后，如果不能改善社会分配，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使工人能够消费掉新增的产品，那么就难逃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显然，资本家不会把工人工资提高到能消费所有产品的地步，那样他们便没有利润了。

　　

　　所以，在马克思的时代，每次经济繁荣都是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起点，每次设备更新的结束就意味着经济危机即将到来。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不患寡而患不均） 6 0

　　说服一个资本家最好的方法，不是道义，而是利润。同理，阻止一个资本家最好的方法不是危险，更不是破坏环境，而是赔钱。

　　

　　资本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逐利而行，资本家每投入1美元，就要求获得1+X%美元，X%就是利润率。如果不能获得对应的利润率，资本就要停止运动，不能获得这个利润率的资本就是没有用的资本，是失业的资本。利润中的一部分用于资本家消费，一部分用于资本家积累资本。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困难，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就是全社会社会没有对应资本家用于积累的利润的消费能力。

　　

　　在蟹堡王的模型中，蟹老板支出1000美元用于原料和工人工资，生产出1200美元的产品，扣除他自己消费掉100美元的产品，还有100美元没有销路。

　　

　　如果资本压缩生产，按照提供100美元剩余价值的上限提供生产过程，那么产能就要压缩到原有产能的一半。或者说蟹老板支出500美元用于原料和工人工资，提供100美元的汉堡供他消费。对应而来的，就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里面有一个人会下岗，更不要说失业的派大星了。这时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期。

　　

　　在停滞期，资本主义社会有支付能力总消费，决定一个社会的就业总量。工人的消费，由统治阶级的消费衍生而来。工人是产生电能的电池，需己的工资，降低消费水平，也难以找到可以户口的就业方式。他们的工资越低，他们的消费能要多少电池，完全看资产阶级的能耗和单位电池产生的电能。大量的失业人口即使愿意减少自力就越低，社会失业情况就越严重。这就如同机器的功率越大，需要的电池越多；单位电池效率越高，需要的电池越少。

　　

　　很显然，在工人工资水平越低的社会，失业情况越严重。

　　

　　如果蟹老板把这100美元的产品用于积累，不断扩大生产，那么最终迟早面临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大批产品没有销路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强烈的反作用于生产。总消费能力不足，最终导致产能闲置，大批人力闲置、大量资本失业。

　　

　　社会总消费能力，也决定一个社会产能与需求的缺口的大小。如果我们默认同等技术条件下，单位劳动者生产能力是相近的话。同样技术水平的社会，在产能扩张到极限遇到人力、自然资源、技术等外在瓶颈的约束下达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总产能达到接近的水平。但是，社会的总消费能力却处于完全不同的水平。很显然，工人工资较低的社会消费水平要低于工人工资较高的社会。

　　

　　经济危机最终会消灭掉一切闲置资本。在消费能力越低的社会，将被闲置的资本越多。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越严重。

　　

　　工人工资较低的社会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更大。这样的社会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更严重。

　　

　　所有的人，都成为资本的奴隶，包括资本家和工人。为了加速积累，资本家压低工人的工资的同时，也压低自己的消费——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可能被这样做的同行排挤掉。于是，全社会的生产能力的加速度被提高到极限。生产力冲上悬崖，最终引发崩溃。在扩大再生产中积累的消费缺口，在那一刻释放出来，于是全社会迎来一场大溃败。

　　

　　这种经济崩溃必然周期性到来。每次新技术出现以后，资本家在同行的压力下，必然或主动，或被动的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在竞争中，谁的生产成本高谁吃亏，谁不采用谁吃亏。这时的社会虽然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但是仍然会扩大产品的积累。每个资本家都不担心产品的销路问题——“比原先的产品便宜20%，利润提高20%……”这样的产品，怎么会卖不出去呢？如果与原先的商品相比，这样的产品必然不愁销路，新一代产品可以不断夺取过时产品的市场。但是，如果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那么新增产品的市场在哪里呢？

　　

　　在二十世纪以前，原有的封建残余不断为资本主义提供市场，随着资本几何级数的增长，全世界在二十世纪初期，这部分市场就已经被瓜分殆尽。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没有打够，于是又打了一次。

　　

　　雪崩早已酝酿，一声枪响，甚至一个喷嚏都可能造成雪崩。但是，我们究竟应该把雪崩的原因归结为枪声、喷嚏，还是超量堆积的白雪，或者陡峭的地形和超量的降雪呢？

　　

　　如果我们把雪崩的原因归结为枪声，那么禁枪是否可以避免雪崩呢？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否有枪声，都会有雪崩。没有枪声会有喷嚏，没有喷嚏会有风吹草动。没有枪的地方一样有雪崩，没有人类的地方照样有雪崩。任何一点轻微的震动，都可能导致链锁反应，最终引起雪崩。随着雪量的堆积，需要的诱发雪崩的震动的数量级会迅速下降。完全理想化稳态只存在于完全理想的大脑中。具体的诱因，也许是大洋彼岸一只美丽的蝴蝶在轻轻地扇动翅膀。所谓市场平衡，并不是僵死的平衡，而是在波动中不断自我调节的平衡。市场是一个存在永恒波动的系统，完全的稳态，永远不可能出现在市场中。对雪崩来说，只要堆积的白雪达到一定程度，雪崩必然会出现。对经济危机来说，只要产能和消费能力的缺口达到一定程度，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出现，具体的诱因并不重要。

　　

　　陡峭地形上超量的积雪同样不是雪崩的根本原因。雪崩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雪量不断增加达到临界点，最终在外界的诱因下，发生崩溃。雪量达到临界点不过是雪量不断堆积的结果，雪量不断堆积又是超量降雪的必然结果。只要有超量降雪，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不可逆的，迟早会到达临界点。在复杂的因果逻辑之中，这种不可逆的中间过程，只是全部因果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而不是不能事物的根本原因。如果把眼光仅仅停留在积雪上，我们可以把堆积的雪量达到临界点的50%，作为达到临界点的因，也可以把堆积雪量达到临界的25%作为达到50%的因，并且无限细分下去。很显然这样的分析，毫无意义，而且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是大量的雪花不断降落在陡峭的山崖上。

　　

　　釜中的水滚沸的原因，是铁锅下面有火焰不断在燃烧。分析雪崩是为了避免雪崩，减少损失，而不是为了完成完美的论文。同理，分析经济危机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减小经济危机的损失，而不是为了诡辩。当然，多数被稳拿豢养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自己的主子诡辩。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防治雪崩和经济危机同样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仅仅打算扬汤止沸，那么把水温降到100度以下就可以。对应经济危机就是直接消灭到多余的产能。让生产能力回归到对应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水平。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主动压缩产能是很难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同行竞争的压力，谁主动压缩自己的利润，谁就会承担更大的损失。当彼此有利的时候，大家合作，当彼此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各人顾各人了，大家谁也信不过谁。超载的船上，大家宁可一起坐在船上等着船沉没，也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扔掉自己的行李以减轻船的负荷。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家的数量如此众多，以致不能达成有效的联盟，约束每一个资本家。另一方面，坚持到最后的人，可以获得溺水的同伴的行李作为奖赏，而坚持到最后的前提就是拥有足够庞大的资本量，换句话说，要在危机之前的繁荣期获得足够高的产能。那些在繁荣期，考虑到总量过剩会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危害而缩手缩脚的资本家，最终将成为同行的猎物。

　　

　　何况，这样的解决方式只能减少崩溃的混乱，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上失业的痛苦。无论是被动的崩溃，还是主动压缩产能，社会总生产能最终都要在某个临界点停下来，然后进入停滞状态，等待下一次复苏期。这个临界点的位置与压缩产能的方式无关，取决于社会统治阶级的总消费能力和单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所以，不论用那种方式，最终都必然有对应的产能被淘汰，对应的工人失去工作。压缩产能，提高生产效率是很文雅的说法，现实则是血淋淋的。如果崩溃是硬着陆，那么主动压缩产能就是软着陆，不论那种着陆，都是着陆，都要淘汰一部分生产能力，都要有对应的劳动者失去工作。当然，资本家仅仅从利润出发的话，不必考虑失业问题，所以是另一回事。

　　

　　不仅如此，硬着陆中存活下来的往往是强者，强者也可能遇难，但是强者显然比弱者有更多的存活的机会。弱者也有幸免的机会，但是他们必须超人的运气，而这是很罕见的。相比之下，软着陆中存活下来的则是与着陆规则指定、执行和监督者关系密切的人，至于是否是强者，则不好说。

　　

　　对资本主义来说，发展生产只是资本积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由于这个基本矛盾的存在，所以每一扩大再生产以后都会面临大量产品无人消费的窘境，每次崩溃以后经济在低位徘徊时都会有大批的工人失业，大量资本被闲置。回避这个基本矛盾，任何挽救措施都终将无效。

　　

　　为了增加投资，放松贷款利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如果是正利率的话，那么就是企图依靠扩大再生产突破经济危机。问题是，在雪崩的过程中，积雪还能继续增加吗？在产品没有销路的情况下，会有人扩大再生产吗？那边的汉堡卖不出去，上游已经来催货款，蟹老板还会扩大生产规模吗？实际上蟹老板此时是非常需要贷款的，他需要贷款来拆东墙补西墙。

　　

　　即使他想贷款，银行会给他贷款吗？那边的汉堡已经卖不出去了，继续给他贷款，难道不担心新增的贷款肉包子打狗吗？如果给蟹老板贷款，只能给蟹老板条件非常苛刻的贷款。比如用蟹老板的房产作抵押，而抵押率非常低。市场价格100万的房产，只能给蟹老板50万的贷款。实际上，这时银行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半价获得蟹老板的房产。这样的思路，其实和当铺一样，不是靠对方偿还贷款赢利，而是靠死当拍卖抵押物赢利。银行的目标是吞并蟹老板的房产，而不是支持蟹老板过关。

　　

　　在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全社会面临生产过剩，产能远远大于消费缺口的情况下，只有政府作为担保的贷款才有充分信誉。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暴力是最终分配权，而政府是暴力的掌握者的话，就会知道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印钞偿还一切贷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贷款会得到银行的充分支持。如果这些贷款如果能成为投资需求，全部消化掉产能与消费的缺口，并且引起新一轮的扩大再生产的话，就可以把问题暂时掩盖过去。如果这些贷款不能消化掉产能与消费的缺口的话，没有激起新一轮扩大再生产的话，那么这些贷款将有去无回。不仅如此，在经济规模萎缩的情况下注入货币，还将刺激生活必需品的通货膨胀。经济规模萎缩，但是人必需要吃饭，要穿衣，要取暖，要有能源。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注入的货币很容易去投机生活必需品以及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原料，比如煤或油。崩溃期的大规模政策性贷款，将导致经济的迅速恶化。

　　

　　何况，即使发生这些贷款到期的时候，也必然面临新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届时，这些新增产能的实现仍然是问题，如果新增的产能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这些贷款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将有去无回。政策性贷款，修筑了铁路、公路、机场，这些修筑行为同样是投资行为，同样需要对应的消费能力。在全社会消费能力远远小于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希望消费能力覆盖新增的产能，这本身就是很困难的事情。除非这些新增的产能处于优先获得支付的地位，比如为了让新增运输能力获得优先支付，停止其他运输方式，使消费者不得不为类似的运输方式，支付更高的费用。很显然，这样一来，社会总消费能力在其他方面将更加不足。

　　

　　如果这些贷款回不来，那么有三种解决方式，用征税或者用印钞的方式偿还贷款，或者拍卖那些贷款投资建设的项目。征税的方式，如果是对财产征收的话，相当于社会顶端支付，如果是对商品征税的话，则相当于大部分由社会底层支付。在以对商品征税为主的国家，在社会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增加底层的税收负担，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减少他们的消费。通货膨胀过程中，吃亏的往往也是底层（除非新增的货币支出直接用于补贴收入较低的社会底层生活，但是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底层缺乏政治权利，所以各种新增支出往往变相给予社会顶层而不是底层）。如果拍卖那些项目，则无疑相当于把损失转嫁给银行，如果银行损失过大，政府最终必然给予财政补贴。财政补贴的来源，还是征税或印钞。于是问题的解决，看似有三种方案，实际只有两种，即征税和印钞。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到的征税，是广义的征税，不仅仅包括狭义的税收，也包括政府利用土地、金融、垄断原材料等方式获得的剩余价值。

　　

　　由政府出面，财政担保，修筑各种设置，最终同样会面临消费能力不足，没有利润，投资无法收回的问题。无论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投资就是投资，必须要有对应的利润。在底层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的贷款投资，难免刺激通胀，并且增加社会底层的负担。由于通胀需要一定的时效，贷款偿还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样的行为在短期内不会看到后果，但是长期看，则必然暴露出弊端，而且越接近偿还贷款的时期，弊端越明显。

　　

　　在产能超过消费能力而导致的雪崩的过程中，用扩大产能的方式弥补产能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在大量资本要被淘汰成为失业的资本的过程中，用政府的手段增加资本，这种抱薪救火的行为，看似愚蠢实际上是完全理性的。如果我们透过这些投资行为的利润的流向去看这些行为的话，比如日本建筑商和美国军火商的腰包，就不难看出这是理性的选择。

　　

　　经济危机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资本被淘汰，有政府财政支持的资本，显然有更多的机会存活下来。如果政府不干预资本存活，那么是大资本杀掉小资本，趁机扩张。如果政府干预，那么将是民间资本被淘汰的过程中，国有资本可以趁机扩张。

　　

　　用通胀解决经济危机是很危险的手段。工人名义工资上涨如果超过物价上涨的话，显然有利于眼前产品销售。市场上蟹堡王的汉堡售价还是1200美元，其中800美元用于原料，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上涨到150美元，结果1200美元都有销路了。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工资上升引起的，那么很显然有利于眼下的产品销售。但是，很快蟹老板就会提高汉堡的售价，比如把每个汉堡提高到1.5美元。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还是有汉堡销售不出去。如果继续提高工资，全社会就会陷入工资上涨-物价上涨的螺旋，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如果是物价上涨超过工人名义工资上涨的话，显然事情更糟。因为工人的消费能力更差了。如果原料上涨到1000美元，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还是各自100美元，蟹老板还想获得200美元的利润，那么每个汉堡上升到1.4美元。那么，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实际消费能力都下降了。这时，如果原料供应方不相应提高消费能力的话，必然面临更严重的消费不足。整个经济遭受通胀和失业的双重挤压。

　　

　　用通货膨胀克服经济危机，是危险的饮鸩止渴。

　　

　　政府扩大财政开支，如果用于投资的话，与使用银行贷款扩大投资大同小异，使抱薪救火的行为，最终必然面临更大的产能与需求的缺口。

　　

　　政府用财政支出搞消费行为(比如凯恩斯说的让资本家去挖垃圾坑)的话，虽然不会面临产能与消费的缺口，但是为什么不能直接补贴中低收入者，为他们提供廉价的住户、医疗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呢？资本主义国家不这么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劳动者收入提高，就不适合充当廉价劳动力了。其次，这样做不能为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承包商（日本的建筑商、美国的军火商）提供丰厚的利润。还有，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用不太穷的人的钱，补贴更穷的人，那样的效果显然不如使用最富有的人的钱，补贴最穷的人。然而，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最富有的人往往掌握强大的政治资源，所以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降低自己要承担的赋税。

　　

　　让开水不再沸腾，要抽掉锅底的柴火。消除危机的影响，或者减轻危机的伤害，应该控制过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具体来说，就是控制贫富差距的水平。

　　

　　应该承认，对个人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倾向将不断下降。换句话说，所有人收入水平越悬殊，社会总消费能力越低；反之，所有人收入水平越接近，全社会总消费能力越高。

　　

　　对中低收入者来说，他们的消费能力被压缩到极限，他们所有的收入往往仅仅能用于维持生活，往往还要负债累累。也就是说，他们的消费能力与他们的收入的比值等于甚至大于1。相反，高收入阶层，则岁月有余粮，不仅有余粮还可以利用余粮投资。年收入从10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消费能力会提高很多，但是往往不会提高10倍。

　　

　　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广大中、低收入者在与高收入者对手的市场博弈中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贫富差距越大，中、低收入者人数总量越大，高收入者总量越少。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越低，他们越紧迫地需要工作糊口。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越低，他们除了廉价出卖劳动力以外的选择越少。如果承认强者恒强这个基本规律的话，那么就应该知道贫富差距越大，越有利于高收入者在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或者说，社会贫富差距越悬殊，低收入者的工资越低，而高收入者越便于提高利润率。

　　

　　允许社会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有利于刺激个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可以使优秀的生产组织者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勤奋的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报酬享受更舒适的生活。但是，也应该看到，贫富差距的来源并不仅仅是勤奋和优秀，许多时候往往是暴力和贪婪。暴力和贪婪获得足够的财富以后，确立了优势的经济地位，勤奋和优秀者便难以获得足够的回报。鼓吹贫富差距的人，往往是拥有暴力的贪婪的人，由于他们的存在，勤奋和优秀者只能接受他们的统治，投靠他们，受他们剥削，或者被排挤出经济循环。所以，到当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刺激生产率的作用也消失了。

　　

　　我们在切大饼一章中已经支出，个人生产效率高低与获得大饼分额的多少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土地、金融和暴力，都可以分得极大的份额，只要他们垄断土地、社会资本和暴力的所有权。 由于垄断土地、社会资本和暴力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对刺激生产力发展没有一点益处。

　　

　　一定范围内由于生产效率不同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率。过高的贫富差距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何况这种过高的贫富差距往往与生产效率无关。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大崩溃） 8 0

　　如果（一个集团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用某种方法增加自己这一份的绝对数额，即使这样做会使总额减少，他也常常会这样做：这就是竞争。——马克思

　　

　　上次说到蟹老板的扩大再生产迟早会中断。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必然会由于人力资源、自由资本、生产原料等条件的限制而中断。提高技术水平的扩大再生产，则难免受到技术的制约，毕竟技术进步不是稳步的，而是间歇性的。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扩大再生产中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很简单，这就是需求不足型的经济危机。蟹老板计划雇佣派大星或者要派大星更新厨房设备以后，实现扩大再生产，产量提高了，每个汉堡能卖1美元，结果却发现这些汉堡卖不到1美元了。

　　

　　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不是能生产多少汉堡就大家消费多少汉堡），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能力（不是大家需要多少汉堡就生产多少汉堡），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能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能力，工人工资加资本家自身消费）。多数情况下，由于竞争的压力，资本家不能吃光花净全部的利润，必须把剩余价值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用于积累，换句话说这一部分汉堡没有对应的消费者。所以，在自由竞争的模式下，资本主义本身就有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倾向。

　　

　　具体到蟹堡王，就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汉堡，其中800个由原料供应者消费，200个由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消费，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还有100个，蟹老板只想要美元不想要汉堡，却发现没有对应的消费者。蟹老板用100美元雇佣派大星，400美元买原料，又生产了600个汉堡。扩大再生产暂时掩盖了矛盾。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下一轮扩大再生产无法继续进行。于是蟹老板发现自己有1800个汉堡（海绵宝宝、章鱼哥、派大星各生产600个），其中只有1600个（1200美元提供原料的原料销售商，消费1200个；海绵宝宝、章鱼哥、派大星各自100美元工资，共消费300个；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有销路。现在的问题是1800个汉堡，对1600美元的购买能力。

　　

　　这个过程之中忽略了地主松鼠珊迪的作用，如果珊迪聚敛货币过多，同样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比如，珊迪看到蟹老板雇佣派大星进行扩大再生产了，认为蟹老板的利润将提高，于是向蟹老板征收200美元的地租。珊迪获得地租以后，并不打算消费那200美元对应的200个汉堡，而是存起来，或者用于炒地皮，或者寄给自己在远方的亲戚（比如在澳大利亚森林里的父母，在加拿大森林里的子女。现在交通发达，松鼠也可以全球旅行了）。总之，没有用这笔钱消费。这时，蟹堡王同样面临1800个汉堡，对应1600美元购买力的问题。

　　

　　这时，蟹老板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一，是蟹老板销毁200个汉堡，剩下1600个按原价出售。解决的方法二，是蟹老板打折销售：原先1美元1个的汉堡，现在卖89美分一个；或者，一次购买若干以上汉堡的人，免费赠送一个汉堡。总之，不论怎么样，蟹老板原定计划1800美元的销售额是不能到手了，只能到手1600美元。

　　

　　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不要忘记竞争。

　　

　　战争的突围行为越稳步进行，损失越小，反之亦然。战争中，难免遭遇包围。这时，所有的士兵都要在指挥官的指导和军法的约束下，有步骤地逐步突围：装甲兵作为前锋，杀出血路，既要凶猛，又不能太快，免得后续部队掉队。大批步兵居中，保存有生力量。反坦克部队作为殿后的后卫，逐步阻击后面的追击部队。如此，所有的士兵奋勇作战，则多数部队都会遭受损失，但是都能幸免于难。反之，如果没有指挥和军法，任何一个战不旋踵的士兵，都将被敌人消灭，个人的勇敢将为别人活得逃生的时间，也是他们丧生的原因。于是，对任何一个士兵来讲，在这样的局面下，谁不逃命谁阵亡。但是，如果整个部队全部逃命，那么会有什么情况呢？装甲兵狼奔豕突，步兵一哄而散，反坦克部队望风而逃，那就是大溃败。最终，除了个别作战凶猛，运气不错的部队能逃出去以外，多数都难免被歼灭。

　　

　　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战场，在其他灾难中，也很常见。个体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并不统一的时候，如果没有强力的约束，那么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的最优选择，最终导致整个集体的最惨重的损失。

　　

　　市场既没有指挥官，也没有军法的约束，于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蟹堡王模型把无数企业简化为一个企业，需要注意，现实中这些企业在面临同样的压力的时候，由于竞争的存在，不可能协调一致。当市场上的产品必然面临一部分无法正常销售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在一切都顺利地时候，竞争实际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兄弟情谊，使他们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共同分配共同的赃物，获得平均利润率。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对整个阶级来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就变成敌对兄弟之间的斗争了。这时，每个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对立就显示出来了。

　　

　　如果蟹老板自己销毁汉堡，而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并不销毁，那么损失中的大多数甚至全部就将由蟹老板承担。蟹老板销毁100个汉堡，所有的汉堡每个可以卖95美分，蟹老板承担的损失是销毁的100个汉堡和每个汉堡5美分，痞老板则只承担每个汉堡5美分的损失；如果蟹老板销毁了200个汉堡，痞老板的汉堡就可以按照原价出售了，痞老板不必承担任何损失。很显然，在彼此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不销毁，或者仅仅是象征性的销毁。

　　

　　这时，如果痞老板开始打折搞促销，而蟹老板不跟进的话，那么痞老板不必把汉堡价格下降到89美分，也许仅仅下降到95美分就够了。不仅如此，如果蟹老板顽固不跟进的话，痞老板还可以继续扩大生产把蟹老板的生意抢过来，售价虽然下降了，但是销售量上升了。痞老板的总利润不但没有下降，而且上升了。这时，蟹老板的供货商甚至海绵宝宝和章鱼哥，都会去从蟹老板这里领货款和工资，然后去购买痞老板的汉堡。于是，痞老板的实现了“堤内损失堤外补”，蟹老板面对一大堆汉堡，欲哭无泪。

　　

　　一个行业之中，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人不得不跟着干。处于劣势，每个人就可以各自努力去取得优势，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顾自己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他所有的同伙。

　　

　　如果蟹老板跟进，那么痞老板可能继续压价，双方不断在竞争中，把价格压到最低限度，甚至低于汉堡制作成本价：89美分/个。双方都明白，汉堡一旦压在手里，腐烂变质，1美分也卖不到。降价晚的资本家，即使大幅度降价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这时多数人已经吃饱了。他手中残留的卖不出去的汉堡，将成为存货，交给银行抵偿贷款或者腐烂变质——腐烂变质也是一种强制销毁。

　　

　　在销毁产品方面，大家停滞不前，却纷纷忙着打价格战，希望把损失尽可能多地转移给自己的同行。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有大量的产品被销毁，不过不是主动销毁，而是因为卖不出去被动强制销毁。

　　

　　损失决不是均衡地分配给各个特殊资本，损失的分配决定于竞争斗争：在竞争斗争中，损失将按照特殊的优势或既得的地位，极不平均地、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进行分配，结果，一个资本闲置下来，另一个资本被毁灭，第三个资本只受到相对的损失，或者只是暂时地贬值，等等。

　　

　　这样一来，每个资本家都争当逃兵，努力以最小的损失出清自己手中的产品。有时，资本家既不愿意以最低的价格尽快出清全部产品——因为那样损失太大，也不能长期坚持相对稳定的价格。于是，所有资本家在同行的压力下，在争取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努力下，在观望中不断溃退，阴跌不止。有时，整个市场迅速崩溃，所有产品价格几乎在一夜之间跌停。两种情况的区别不仅仅取决于生产与消费的缺口，往往也取决于资本家对信贷的依赖程度。

　　

　　崩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向相上下游所有行业扩散。蟹堡王的问题，决不仅仅局限在蟹堡王。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下降或者失业，他们就会选择自己理发，或者干脆不理发。蟹老板的生意不好做，他就会选择减少上游原材料的订货。生产面包的厂家就会减少面粉订货，面粉厂就会减少小麦的订货。同样生产牛肉饼的厂家会减少肉牛的订货，进而影响饲料的订货。如果我们记得每一件商品都要经过无数环节的话，就会理解所有的相关环节都会面临产品滞销和订单下降的影响。

　　同样的崩溃不仅仅发生在产业资本市场，也发生在金融市场。货币是商品的镜子，商品的流动对应货币的流动，商品的流动停滞，必然对应货币流动的停滞。商品的大量滞销，必然对应银行大批坏账。产业资本遇到的困难，必然会传染给金融资本，并经过银行的放大之后，通过银行为媒介传染给其他资本。表象上往往是两者同步发生，商品市场的崩溃伴随金融市场崩溃，商品市场的恶化伴随金融市场的恶化。

　　

　　蟹老板的汉堡销量不好，就会影响他偿还贷款。如果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那么他的抵押物，比如蟹堡王餐厅的房产（不包括地皮，地皮是属于松鼠珊迪的）就要被银行收走，然后拍卖。对银行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大批企业贷款偿还能力都发生了问题，那么银行会发现自己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最大的实业资本家，大批的货币资本收不回来，变成了抵押物（蟹堡王餐厅的房产、海之霸餐厅的厨房用品、卖不出去汉堡等等等等）。更糟糕的是，这些抵押物没有人要，而且在不断贬值——那些暂时还没有陷入困境的企业，愿意主动折现一部分房产、设备和存货，以避免破产。这时，产品的竞价变成了资产的竞价。大家彼此销价，争取最大限度获得现金，摆脱困境。那些已经摆脱困境的人，则持现观望，一面感慨自己的幸运，避免了严重的损失，一面盘算抄底的时间。那些过早抄底的人，以相对廉价获得了生产资料，却往往发现自己低估了危机——很快同样的资产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银行一向是锦上添花，落井下石的机构。在一片繁荣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银行会乐于不断扩大贷款范围，把生产与消费的缺口扩展到极限。在市场崩溃之时，银行则会加紧催讨企业贷款，甚至停止流动资金贷款，用各种柔性或刚性手段冻结企业流动资金，卡死企业。在银行的催逼下，企业往往不得不不计血本地倾销存货，进而加剧市场的崩溃。当然，这并全不是银行的错：在只讲求资本和利润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既然是大溃败，在各自逃命夺路狂奔的时候，没有理由要求银行殿后。银行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以银行为首的金融业的行为，无疑加剧了大崩溃的强度和烈度。

　　

　　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危机前若不利用信用，生产规模越小，生产成本越高，上下游博弈地位越不利，危机中受到的损失越大。所以，每一个资本家在危机前，都必然充分利用银行信用，扩张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但是，对全社会来讲，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这样做，则整个社会必然面临大量产品无法实现，信用利用越充分，生产规模扩张得越大，产能相对消费能力越大，实现问题越严重。危机来临之时，每个资本家面临的支付压力越大。整个社会陷入“斩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债之中。

　　

　　金融市场也扩大了危机的传播范围。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那样，金融把整个经济循环组织成一个整体，一张无所不包的网。每一个企业，都是其中的一个点，一个点的崩溃，可以迅速扩散一大片。如果蟹堡王的贷款无法偿还，那么必然就要导致所有的储户均摊蟹堡王的损失。如果蟹堡王的贷款损失到一定程度，银行倒闭，所有的储户帐户就都要面临严重的损失。如果蟹堡王的损失最终影响了整个银行业正常运转的话，整个经济就都要停顿下来。最终，整个经济循环不能通过银行交易，社会化的生产的商品循环被打乱，那就要回到中世纪了。

　　

　　在崩溃面前，多数人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种崩溃能不能避免。

　　

　　每次危机前夕往往是消费水平最高的时期，资本家盘算着那些可能到手的纸面利润，工人就业达到历史最高。两个阶级的绝对消费能力都达到最高水平，资本家大量消费高档消费品，工人也尝试消费一些只有资本家才能消费的奢侈品。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话，也没有关系，银行可以为他们提供消费信贷。全社会一派欣欣向荣。如果从绝对消费能力来看，危机前的最后一刻恰恰是消费扩张到最高的时候，但是，如果从相对生产能力的相对消费能力来看，危机前的最后一刻恰恰是生产与消费缺口扩展到极限的时候。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提高绝对消费能力不能化解危机。今天的工人的消费水平，即使最贫穷的工人也不亚于当年的富农，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超过当年的小业主和小资本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机要远离资本主义。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前提，是工人为资本家提供利润，换句话说，工人的消费能力必须小于他的生产能力，而且是越小越好。即使资本家提高工人的工资，也是在工人创造的利润的幅度内。一旦工人的工资接近他实际创造的价值，他就不能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了，这时雇佣他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资本家不能主动裁员，或者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就会面临利润不断下降，最终被同行挤垮的危险。资本是只讲利润，不讲情面的。这就是自从资本主义诞生起，尽管绝对消费水平不断上升，但是相对消费不足一直没有克服的根本原因。

　　

　　在危机前的繁荣期，生产扩张到最大，工人工资也大幅度上升。但是，产能与需求之间的缺口也扩张到最大。这时，虽然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但是相对生产能力，消费能力更加不足。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增殖资本，紧紧靠提高工人工资，就能避免危机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工人能享受相对繁荣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这部分价值由金融资本家以信用的方式颠覆，产业资本家暂时还没有要求工人实现他们生产的全部价值而已。

　　

　　经济危机往往与信贷有密切的相关性。但这并不是说通过控制信贷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

　　

　　控制货币，就可以控制商品，但并不能控制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如果降低利率本身表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补救办法，那么在金融当局的直接干预之下，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能使经济复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信贷紧张，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信贷不足时表象，而不是根本病因。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利率的平衡点，使利率达到这一点后，做到生产与消费对应，而且同时达到最大的就业。在垄断条件的下的平衡点，并不是利率的功劳，而是垄断企业控制生产规模，自动控制生产的结果，垄断企业有能力了解市场总需求，也有能力抑制过度生产行为。然而垄断企业控制生产的结果，虽然能达到供给与需求平衡，却并不能保证最大就业。

　　

　　银行贷款也不能化解危机，但是能掩盖危机。每一笔贷款都必然面临偿还的问题。用银行掩盖危机，必然在长期面临更大的危机。如果银行贷款支持蟹堡王扩大再生产，必然面临将来扩产之后新增产能没有销路的问题。如果用银行贷款支持海绵宝宝、章鱼哥消费，则面临他们未来消费能力下降的问题——因为他们要偿还贷款，不仅偿还本金，还要偿还利息。如果贷款给失业、半失业的派大星。那么将来派大星无法偿还贷款，同样要造成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类似的情况。

　　

　　扩大再生产的打断往往由银行加息或者提高准备金收缩银根开始， 于是给人们一种银行误操作造成危机的假象。实际上，无论银行是否加息或者提高准备金，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消费与产能的缺口问题。银行的加息或提高准备金，不过是使扩大再生产停顿下来，使生产与消费能力的缺口暴露出来。即使银行一直不进行任何操作，产能与消费的缺口永远在扩大，而扩大再生产则迟早会停下来。一旦停下来，仍然会发生崩溃。换句话说，银行的操作，可能成为崩溃的诱因，是危机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

　　

　　实际上，即使银行不进行操作，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力资源、流动资金、自然资源的瓶颈都会逐步显现。这时，工资和原料的价格会逐步上涨，而制成消费品的价格却由于产能与消费的缺口难以跟上成本的价格，产品的利润率会逐渐下降。这时，就会有部分资本家逐步压缩产能。于是，扩大再生产中断，经济危机来临。

　　

　　一场农作物的歉收，一次重要工业原料的涨价，一次银行的操作都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这并不意味着歉收、原料涨价、银行操作是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些事件只是表象，是诱因，根本原因是扩大再生产被打断，产能和消费能力之间积累的缺口被暴露出来。

　　

　　大溃败之中的伤亡不是均摊的，有些人会阵亡，有些人会受伤，有些则毫发无损，甚至可能回来清理战场，寻找阵亡者嘴里的金牙。经济危机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如果资本所有者智力水平相当的话，资本量越大，资本在交易中的地位越有利，危机中损失越小。换句话说，同样残酷的危机，大资本损失小，小资本损失大。总有一部分资本会丧失资本的功能，被淘汰掉，被停下来，这部分资本往往多数是小资本。

　　

　　相对大资本，小资本承受更大的打击。与小资本相比，大资本生产规模大，生产成本低，能承担更大幅度的削价。大资本资本量雄厚，能承受更多的损失。大资本有更强的博弈力量，能维持较高的利润，并且把损失转嫁给上下游企业。大资本规模大，资产数量多，更容易获得银行的信用支持，度过难关。大资本可以要求下游预付货款，向上游赊购。小资本必然相反。这样一来，上下游出了问题，小资本都跑不了，大资本则安然无恙。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竞争的压力，所有资本家必然一拥而上，一哄而散。信用则加剧了拥挤的程度和溃败时的损失。需要注意的是，在垄断条件下，不存在竞争的压力，所以，经济危机表现为另一种形式，我们在后面还会谈。

　　

　　崩溃不仅仅局限于国家，也发生国家之间。每个国家只要是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员，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就难逃厄运。全球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货币资本也是如此。在一个国家内迅速扩展的危机，很快就会冲击与其有紧密商品和金融联系的其他国家，然后扩散到与之相对生疏的国家，最终扩散到全世界。这种扩散并不以国界为局限，而是以商品和金融流动的范围为局限，以商品和金融联系为媒介，只要与之有商品和金融联系，就无法不受波及。彼此之间经济结合越紧密的国家，受到冲击的速度越快。

　　

　　企业之间，强者承担最少损失的原则，在国家之间承担损失的情况也完全成立。强国的总资本是本国资本的集合体，弱国的总资本也是如此。强国的大资本相对弱国的小资本占尽优势，强国的总资本相对弱国的总资本也必然如此。所以，落后国家承担的损失，往往比大国多。

　　

　　强国的资本会去征伐弱国的小资本。如同失业的派大星一样，资本也有失业。大批的资本会在经济危机中被闲置下来。资本的失业并不是在本国找不到劳动力使用这些资本，而是在本国找不到足够的消费能力，或者在落后国家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更便宜的资源和更高的利润。这些资本也希望去寻找海外的殖民地。强国的资本来了，弱国的小业主往往就维持不下去。

　　

　　强国的资本扩张的过程，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回避危机的过程。发现新大陆，可以有效克服危机。我们曾经分析过失业的社会底层渴望扩张殖民的动力，在此我们也看到了资本渴望扩张的动力。强国从上到下，对弱国虎视眈眈，伺机扩展势力范围。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战争向外转移国内经济矛盾。另一个角度看，经济危机时期，落后国家往往政局动荡。这一方面是因为弱国往往承担强国转嫁的经济矛盾，导致本国经济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平均水平，导致本国被统治阶级生活环境急剧恶化；另一方面是弱国土著资产阶级，往往成为强国资产阶级买办，实力不足以对抗本国被压迫阶级。所以，弱国往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相比之下，强国的情况则好得多。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导致社会动荡的情况，往往并不是发生在先进的发达国际，而是落后的经济殖民地国家。强国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本身就比较轻，还可以把矛盾转移到海外，而弱国的老百姓则除了革命没有任何选择。

　　

　　同失业的派大星一样，危机之中资本也会失业。过剩的不仅仅是劳动力，也包括资本。向外扩张是资本寻找就业机会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金融的作用与其它资本联合，形成社会化的大资本。这些资本交出了自己的控制权，保留所有权，让出了大部分的收益。

　　

　　马克思曾经写道：“单个资本家手中为了生产地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这个最低限额所以是必需的，既是为了剥削劳动，也是为了使所用劳动时间成为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它不超过生产商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那种利润率的下降不会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的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产业部门的指挥人去支配的。”

　　

　　每一个资本家在新一轮设备更新的时候，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重新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但是却不得不跟进——如果他们不跟进，就要被同行所淘汰。如果他们都跟进，最终必然是全面过剩。为了保住自己的经济地位，资本家不得不积累。个人的理性未必代表群体的理性，所有资本家的理性行为导致全社会生产能力的周期性的扩张与崩溃。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时候，资本家们招兵买马，添置装备，奋勇向前，攻城略地；在产能过剩的时候，大家集体争当逃兵，各自为战。

　　

　　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表现是“为积累而积累”，而不是为了消费。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实如此。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崩溃就停止了，而是经常陷入长期停滞。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变形，将在下一章介绍。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小结） 4 0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资本自我保值、增殖的副产品，是资本主义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

　　

　　资本家生产追求利润，然而在封闭的经济体内，或者说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经济体内，超过资本家自身消费能力的利润无法实现，是这一章探讨的重点。

　　

　　资本家生产1200美元的产品，理论上可以获得200美元的利润，自身消费100美元，还有100美元的利润不打算用于自身消费。那么这100美元的产品就没有销路。理论上200美元的利润根本不能实现，100美元的产品根本销路。

　　

　　资本家处理这样的困难的第一种方式是压缩生产规模到原先一半，既然资本家只能消费100美元的产品，那么就以100美元的利润为上限，只生产600美元的产品，裁减掉一半的工人。这时，整个社会经济进入停滞期，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卖得出去，但是必然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在资本家消费的利润固定的条件下，工人工资越低，消费越低，需要的工人越少。那些多余的工人就成为社会不需要的人。无论他们怎么要求更低的工资，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即使他们能找到，也不过是顶替原有工人的职位。或者说，某甲抢夺了某乙的位置。而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就业总量则是并不增加，甚至下降。所谓工人工资越低，资本家雇佣量越高的现象，在压缩产能的停滞期并不成立。

　　

　　大量的失业人口无法找到工作，他们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一些人成为社会渣滓，一些成为资本的炮灰，一些移民海外寻找新大陆。只要他们不威胁资本的统治，资本乐于看到他们自生自灭，如果他们能成为资本扩张的排头兵，则更是对资本有利的事情。

　　

　　资本还可以把剩余产品用于生产积累。

　　

　　积累是人类社会一切生产发展的根源。短期内压缩一部分消费品生产，把节约出来的产能用于生产劳动工具。制成劳动工具以后，可以获得更大的产能。比如原始人减少一部分打猎活动，抽出时间生产弓箭，制成弓箭以后，可以更高效地打猎。

　　

　　积累意味两件事： 第一、需要一部分剩余产品。第二、积累完成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效率提高，带来更多的产品。

　　

　　积累是扩大生产力的必要方式，积累的结果是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资本的增殖，资本家显然不会再积累结束后，主动提高工人的待遇到能够完全消费所有消费品的水平。

　　

　　一个国家发展迅猛，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积累率非常高。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其他国家需要用较长时间才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缺口非常大。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在追赶过程中不断下调积累率，就必然面临大量产品无法实现的难题。

　　

　　对资本主义来说，积累可以使目前没有销路的产品获得销路，缓解目前的消费不足。但是，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将来生产能力增强以后，整个社会将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

　　

　　资本家只能消费100美元的产品，那么他可以把剩余100美元的产品用于资本积累，用于增雇工人或者用于购置新设备。不论哪种方式，都可以有效缓解眼下的产能过剩，也都将扩大产能，都不可能永远持续，都将被打断，都将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

　　

　　在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中，资本家利润越丰厚，积累效率越高，产能扩张越迅猛，，越容易被打断，最终缺口也越大。

　　

　　扩大再生产，如果在货币方面不遇到极限的话，就会在人力和自然资源方面遇到瓶颈，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这时，资本家不再追求货币而是追求实物和产权，至此，社会化大生产其实已经崩溃了。

　　

　　一旦扩大再生产被打断，整个社会将进入大崩溃时期。这时，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将暴露出来。首先进行降价促销的资本家将优先出售自己的产品，坚持价格不变的资本家将承担所有的损失。在这样的压力下，所有资本家如同战场溃败一方，纷纷进行减价促销。整个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迅速下降，经济陷入危机之中。

　　

　　在扩大再生产被打断的前夜，是扩大再生产扩张到极限的时候，此时资本家的产能和工人工资水平都扩张到极限。资本家盘算着新增产能带来的利润，工人计划购买一些平时舍不得购买的产品，提高生活质量。但是，几乎在一夜之间，整个经济陷入崩溃。产品没有销路，工人没有工作，资本家亏本促销，一片狼藉。

　　

　　扩大再生产不可能不被打断，一旦被打断生产和消费能力的缺口就将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就要来临。扩大再生产被打断，产能和消费缺口暴露，经济危机，这三个过程，前者都是后者的充分条件。只要前者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后者就是必然发生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不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源。

　　

　　理论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由全民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要。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完全不同。在不扩大产能的简单再生产循环期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就业率，应该以为每一个愿意劳动的人提供工作岗位为标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就业率，则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消费需要。在扩大产能的时期，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当扩大再生产完成以后，应该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条件下，积累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增殖，于是扩大再生产以后，便出现了大量产能和消费能力无法匹配的情况。

　　

　　但是，什么是人民的需要，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难回答。苏联国力鼎盛时期，红军的军事实力不亚于美军，但是苏联人民却要为买蔬菜、面包、肉类和罐头排长队。苏联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和广袤的国土，却不能为广大劳动者提供足够的住房。毫无疑问，保卫祖国和享受幸福的生活是合而为一的事情。毫无疑问，不保卫祖国便不能享受幸福生活，享受幸福生活是保卫祖国的目的。但是，如果全国上下为了增强军事实力服务，显然有违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初衷。

　　

　　我们需要注意，评价经济现象有不同的标准，这与各个阶级的切身利益有关。对工人来讲，最好的经济现象自然是工资尽量高，失业尽量低。但是对资本家来讲，则是利润总量尽量高。所以，工人要求实现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和低通胀，而资本家要实现的目标则是资本获得最大利用，或者说他们掌握的稀缺资源能获得最充分利用（也就是资本能在总产品中获得最大的份额）。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么通胀和失业，都是可以不考虑的。（实际上，通胀对一些资本家来说，是发财的机会。）

　　

　　所以，对一些苏联领导人来说，苏联社会是健康向上，不断增强的。但是，对多数苏联人民来说，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他们的意愿，就是有待商榷的了。尽管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下，他们会隐瞒自己的想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更舒适的生活。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让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水平，最终不了了之。

　　

　　回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家利润中不能消费的部分。定量分析就都与利润率有关。具体到经济危机，如果我们假设资本家消费能力固定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利润率越高，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越大。资本家消费能力相同，他的利润越高，意味着他的收入越多，收入高，消费能力一样，自然消费不掉的东西多，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大。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家利润高，也也意味着工人收入越低，资本积累快，产能增加快。利润率越高，产能积累越快，消费能力越差。

　　

　　利润率越高，谷底越深。无论崩溃还是不崩溃，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已经存在，人类社会不会因为一场经济危机退回到社会化大生产之前。大崩溃也不会一直到底，经济危机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社会退回到封建社会，这是很显然的事情。那么大崩溃会崩溃到什么程度呢？社会总生产水平最终会回到为资本家消费而生产的简单再生产循环。这时，生产循环以资本家的消费总量为依据，围绕资本家消费简单循环。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最终的有效需求，只能由蟹老板和地主珊迪提供，而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消费，完全是由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衍生出来的。因为工人的消费由资本家的消费衍生出来。资本家利润率越高，所以工人消费越低，衍生出来的消费总量越少，社会总生产规模越小，被淘汰的产能越多。

　　

　　在切大饼一章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在劳资博弈的过程中，关键性的决定因素有三个：劳资双方数量对比、双方选择余地和双方对成交的迫切程度。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劳方越不利：在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中，劳方数量众多，除了出卖劳动力没有其他选择，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接受哪怕是非常苛刻的条件。

　　

　　所以，利润率越高，遭受经济危机越严重的结论，可以推论到贫富差距越大，遭遇经济危机越严重。贫富差距越大，利润率越高，消费倾向越差

　　

　　贫富差距越大，越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贫富差距大，未必发展速度快，因为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地主和暴力所有者之间分配。我们并不能确定剩余价值一定用于产业资本积累，而不是买空卖空、炒地皮或者资本转移。虽然金融资本家、地主、官僚和黑社会头子不能发展生产，但是他们的贪婪能实实在在地抑制消费，制约产业资本的发展。用贫富差距大有利于发展生产为过大的贫富差距变化，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如果金融资本家、地主和暴力所有者垄断过多的财富的话，生产力不但不会发展，反而会倒退。

　　

　　经济学家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各种经济危机的解释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反过来，各个阶级的利益决定了他们解释问题的各种方法。

　　

　　现在，我们不妨重新回归《资本的危机》那一章中所提到的对经济危机种种解释和手段。

　　

　　首先是萨伊，市场是有效的，资本家能做好一切，所以不会有经济危机，更不会有非自愿的失业。本文已经多次指出，萨伊的说法是睁眼说瞎话。完全不顾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事实。

　　

　　萨伊直接否认经济危机，只要生产就肯定能卖得出去，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工资太高。他完全忽视资本自我增值的过程中对应积累部分的新增产能没有消费能力，也完全否认资本家雇用工人的原因是创造可以实现的剩余价值——如果产品没有销路，工人工资再低，资本家也不会雇用。萨伊彻底否认经济危机，所以也根本没有方案。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有效。本文反复强调，市场有效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一群人同时出地铁站，他们来到地铁站出口，他们可以选择电梯，也可以选择楼梯。但是，他们的选择都是出站。或者说楼梯和电梯都是在出站大前提下的选择。相反，此时选择在出站口进站的人，不论是选择电梯还是下楼梯，都被滚滚人流挡住去楼，而寸步难行。市场的自由选择如同赛跑，可以选择徒步，可以选择自行车，可以选择飞机火箭，但是所有人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扩大生产，集体奔向冲向产能过剩的悬崖。

　　

　　在大家都出站的时候，跑得最快的人，最先出站，大家争先恐后向前拥。反过来，任何试图违背人群流向的人，必然被滚滚人流阻拦，甚至被吞没，被踩在脚下。

　　

　　市场中，人们能自由选择出站的方式，但是并不能自由选择进站或出站。人流滚滚，楼梯拥挤不堪，电梯闲置，是难以想象的，除非电梯只有VIP有资格乘坐。但是，所有的人，只能随大流，或者说顺应社会资本的大流向。违逆社会资本大流向（比如在复苏期不扩产，在崩溃期不降价）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会被同行吞噬，他们本人会破产。

　　

　　这就是市场有效。以人们可以选择走电梯或楼梯出站，证明火灾中不会发生踩踏事故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马尔萨斯神父的方案是提高地主、僧侣和官僚的待遇，让他们扩大消费，然后把多余的劳动力送进集中营。应该承认，如果地主、僧侣和官僚把这些不义之财挥霍掉的话，这个方案确实能缩小产能与消费的缺口。不过，按照这个方案实行的话，全社会的生产者，包括资本家都将成为马神父的奴隶，全社会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生产。此外，如果地主、僧侣和官僚没有扩大消费，而是把聚敛来的钱财存在手里、放高利贷，或者炒地皮，或者转移给自己海外的亲属的话，社会同样将面临消费不足的问题，即增长期的崩溃和停滞期的高失业。他们敲诈勒索的对象，往往是势单力薄的中、小资本家，而不是财大气粗的大资本家。因为他们的贪婪没有限度，所以往往对中小资本家提出超过其承受能力的要求。如果中小资本家即使把全部剩余价值都给他们，还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那么中小资本家只能破产倒闭，结果必然增加工人失业。相反，对拥有强大财力的大资本家，地主、僧里和官僚则往往采取结盟的方式和巴结的态度，实现强强联合。实际上，这些大资本家却恰恰是消费不足的主要罪魁祸首。

　　

　　资本家扩大生产需要增加雇用工人，地主、僧侣和官僚除了仆役、舞妓和警卫，对其他劳动者没有任何兴趣。资本家的聚敛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而地主、僧侣和官僚的聚敛除了贪婪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抑制社会进步，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他们的贪婪同样能导致经济危机。这是一个非常自私而贪婪的方案，马神父这样的人，是纯粹的寄生虫。他对社会的进步正面意义，不如一头猪。

　　

　　不过，随着国家介入经济导致的官僚势力的复苏，马神父的思想正在凯恩斯的外衣下，在许多国家进行着或多或少的实践。实践的广度与深度，与该国政治的混乱程度正相关。另外，在这些国家，虽然没有集中营，但是有贫民窟，比如巴西的上帝之城和印度的贫民窟。这种集中营并不必强制居民自由，只要充分利用贫民窟中居民由于的不利的经济地位，所导致的其在教育、社会资源等等方面的劣势，便可以达到把这些社会不需要的人局限在里面目的。贫民窟是没有墙的集中营。

　　

　　西斯蒙蒂提出总量过剩，解决方式是恢复到小农经营，这样一来每个资本家的消费掉的商品占他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比重都会上升——如果我们承认随着收入增加，消费倾向下降的话。不过，我们无法想象小资本独立经营铁路公司、机场、连锁超市或者重化工厂。小资本独立经营一些小规模的零售服务业还可以，大规模经营现代工业，则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小资本可以通过结盟或者股份公司的方式结合成大资本，但是最终的效果，并不是平均社会资本的收入，而仅仅是为这些大资本中的领袖资本，提供廉价的社会资本和超量的剩余价值。

　　

　　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社会来说，有没有药方并不是很重要。没有药方也可以，因为经济会快就会自己复苏。每次经济危机过后不久，经济就会进入新的蓬勃发展期。

　　

　　需要注意的是，每次经济危机都愈加猛烈，间隔愈加短暂。这样的趋势，最终必然孕育着变化。

　　

　　资本主义每次危机都是一次大资本对小资本屠杀的过程，每次幸存下来的资本，在复苏期都能蓬勃发展。这个过程如同自然界的进化，每次幸存下来的动物，都是最强健的，起码是运气超好的。每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生产效率高，规模大的企业获得他们同行的市场和资源。

　　

　　“我会回来的！”这是终结者说的。“我还会回来的！”这是灰太狼说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可以这么说，它一定会回来的。它每次来回，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周期。

　　

　　进化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就没有周期了，不是经济危机不回来了，而是它根本不走了。

　　

　　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之间的丛林法则的话，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发展看作生产力的自我进化过程。进化包括两部分，超量繁殖和自然选择。复苏期超量繁殖的时期，经济危机则是物竞天择的时期。这样的过程，在自然界最终必然进化出霸王龙。一旦出现霸王龙，整个进化过程就停滞了。这时，系统达到稳定状态，很难有大变化。如果没有七千万年前白垩纪那颗小行星，今天的地球仍然是霸王龙垄断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那颗小行星，以及其他天外灾难（冰河期，剧烈火山活动，太阳活动异常等等），是生物进化必不可少的补丁。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显然没有这样的补丁。在大崩溃之中，相对落后的生产技术被淘汰掉，生产参与者数量下降，生产组织进一步集中化。这意味着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自然界迟早出现霸王龙，资本主义世界出现超级垄断企业是迟早的事情。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异常稳定。这时，如何解决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遭遇最大的经济危机，而且迟迟不能复苏。在庞大的失业大军和苏联模式的压力下，个体资本家也许可以视而不见，但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群体意识，出现了危机感。

　　

　　凯恩斯主义，通俗地说，就是由政府创造需求，用政府的财政赤字，把多余的产能消费掉或者浪费掉，填补产能与需求之间的缺口。既然总产能大于消费能力导致有人失业，不妨由政府消费这些产品。反正政府有印钞机，需要多少钱都可以印出来。资本家不是没利润不生产，不雇佣工人吗？用印钞机给他们钱就是了。政府有印钞机还愁没钱支付。

　　

　　凯恩斯主义至少有以下几个弊端：

　　

　　如果政府用赤字刺激经济以后，生产规模不扩大，保持在全国充分就业的状态。如果赤字放任不管，那么迟早造成财政危机。如果政府靠税收平赤字，那么，谁提供税收？资本家还是工人？如果是工人的话，那不是孕育新的消费不足吗？如果是资本家的话，资本家能答应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资本的委员会。资本家们能对自己的财产下狠手吗？如果开动印钞机，用通胀弥补赤字的话，制造必然出现通胀。那么，谁承担成本？工人还是资本家？通胀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会不会造成新的贫富差距？

　　

　　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把钱直接发到穷人手中的话，这些财政开支必然经过雁过拔毛的过程。由于官僚谋取私利，投入的往往是逐利性行业，这些行业资本本身也会做的，如果资本不做那么只能说明这些行业没有盈利的前景。国家投资进入某些盈利性行业以后，直接排挤民间资本。这时，利润率有时甚至高于纯市场竞争的状态。这样，必然制造新的需求不足。

　　

　　国家投资也可以进入非盈利性行业。比如，凯恩斯所说的挖垃圾坑，修建金字塔等等。以刺激经济的名义，人为制造一些挥霍浪费的工程。这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方面挥霍浪费，一方面对老百姓基本、必要的福利却视而不见。因为这些基本福利，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很难谋取过分的利益。

　　

　　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实践中则由于官僚和资本家私利的存在，往往成为经济毒药。

　　

　　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不采用财政政策，而是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让民间资本在低利率的刺激下增加投资，盈亏由民间资本自行承担。

　　

　　提出这样的方案的人，显然低估了资本家的智商。在已经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家会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扩产吗？生产一个，滞销一个。垄断条件下，没有竞争的压力，这时生产成本再低，资本家也不会扩张。这是很显然的事情。但是，资本家显然会考虑利用廉价的资金，使自己的资本增殖。生产不能扩张，并不意味着不能囤积。这样的货币政策最终同样会导致通货膨胀。

　　

　　如果贷款给工人，同样面临类似的困难。鼓励工人借贷消费，如果币值稳定的话，无疑会削弱他们未来的消费能力。短期看，消费能力增长了，长期看必然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

　　

　　但是，这并不是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宽松的货币政策，给投机行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极力鼓吹宽松货币政策的人，比如银行资本家，往往也是投机行为最大的获益人。

　　

　　从缓解经济危机的角度看，一切方案的最终考量标准，就是这个方案是扩大还是减少了贫富差距。如果我们用雪崩做比喻的话，降低社会的利润率如同减少雪量，提高工人的待遇如同减少坡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不改变分配结构，都是无效的政策，如果不触动分配模式，不改变贫富差距的话，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困境。问题可能被暂时掩盖，但是必然面临更大的爆发。

　　

　　弗里德曼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提出政府的经济政策往往是副作用大于疗效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隐瞒了一个前提，就是政府的经济政策，由于阶级利益使然，往往不触动社会分配结构和贫富差距。不触动社会分配结构和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必然是安慰剂，甚至是毒药。

　　

　　我们再看历史上的国家怎么处理那次大危机。这里分析两个典型的例子：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和罗斯福时期的美国。

　　

　　希特勒使用了三种解决方式：政府赤字扩张军备修建基础设施，对外扩张，剥夺犹太人的财产。

　　

　　希特勒上台就开始大规模修高速公路，作为战备重要组成部分，德国需要有从东西两线高度机动调动战争资源的能力。这个过程中，52000人从事施工，10万人从事辅助工作。另一方面，纳粹德国迅速扩张军备，大批工人进入兵工厂或者为国防工业服务的上下游的二级甚至三级企业。

　　

　　这样的政府行为，如果我们前面分析的，必然带来大量赤字，有严重的通胀或者财政破产的压力。考虑到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严重的通胀决不能发生。

　　

　　希特勒的第一个解决方式，一个是采取定量工业，有钱买不到商品，避免了钱多多买，货币追捧商品的现象。《柏林日记》里面多次提高当时德国人生活物资凭票工业，非常紧缺。这一方面是政府把大量产能用于军事工业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避免通胀的手段。

　　

　　他的第二个解决方式是对外寻求生存空间。从经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原材料，过剩的产品向经济殖民地倾销。他在《我的奋斗》中提出，苏联的人均土地是纳粹德国的18倍，这合理吗？伟大的日耳曼民族要消灭落后的斯拉夫人，如同美国人消灭苏族人。类似的还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先进的日本民族，却只有匮乏的资源，这种解决方式必然伴随民族主义思想——我们是先进的人种，却只有有限的空间，落后、低能的人种却拥有丰富的资源，这合理吗？自然界优胜劣汰，人类也应该如此。优秀的民族应该为了人类文明淘汰落后的人种，净化人类的血统（纳粹的人种灭绝理论），或者成为未启蒙民族的领导（日本人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对亚洲经济提携理论）。这就是他们的理论，潜台词就是侵略、人种灭绝和殖民统治。

　　

　　希特勒的种族灭绝首先开始于对犹太人财产的剥夺和屠杀。消灭有钱的犹太人。这样的做法，如果抛开正义与良知的话，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贫富差距。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多数德国人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财富，大量暴富的是纳粹官僚，比如戈林，或者是瑞士银行。在缓解社会贫富差距方面意义不大，主要表现是纳粹官僚取代犹太人成为社会财富的占有者。电影《阴谋》和《黑皮书》，都或多或少的表现了这一点。如果纳粹运动成功的话，在纳粹运动中，获得最大好处的，绝不是冲锋在前的纳粹士兵，而是纳粹的高级官僚。

　　

　　相比纳粹德国，罗斯福的解决方案，是给工人更大的权利，支持他们与资本家斗争。增加财产税让稳拿出血，通过转移支付给卢瑟更多的福利。罗斯福的解决方案是相对平和的方案，也是扩张卢瑟经济权利，提高卢瑟经济地位的方案。反过来，也是让稳拿出血的方案，是“红烧百万富翁”的方案。从短期看，效果显然不如纳粹的方案简单直接，对统治阶级的利益触动很大，不但没有跟他们带来类似纳粹剥夺犹太人或者武装扩张的好处，而且要他们出血。所以，推行这样的方案，社会阻力必然很大，但是最终奠定了美国社会改良的基础。抛开道义不说，仅仅看经济循环，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方案。如果考虑到道义等社会作用，则意义更加重大。

　　

　　从这一章的模型看，资本主义进入扩大再生产就意味着生产过剩的开始，也意味着崩溃的开始。那么资本主义如何能维持二、三百年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就不能让人信服。

　　

　　资本将在三个方向扩张，空间时间和自我吞噬，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动力。这是后面几章的内容。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你死我活） 6 0

　　每一种生物都按照几何比率努力增加；每一种生物都必须在它的生命的某一时期，一年中的某一季节，每一世代或间隔的时期，进行生存斗争，而大量毁灭。当我们想到此种斗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如下的坚强信念引以自慰，即自然界的战争不是无间断的，恐惧是感觉不到的，死亡一般是迅速的，而强壮的、健康的和幸运的则可生存并繁殖下去。——《物种起源》

　　

　　在《生产与实现》之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几何级数的扩大再生产很快就会冲击各种资源的瓶颈。类似的情况在自然界中也是存在的：

　　

　　如果一株一年生的植物只生二粒种籽，它们的幼株翌年也只生二粒种籽，这样下去，二十年后就会有一百万株这种植物了；然而实际上井没有生殖力这样低的植物。象在一切既知的动物中被看作是生殖最慢的动物，我曾尽力去计算它在自然增加方面最小的可能速率；可以最稳定地假定，它在三十岁开始生育，一直生育到九十岁，在这一时期中共生六只小象，并且它能活到一百岁；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在740-750年以后，就应该有近一千九百万只象生存着；并且它们都是从第一对象传下来的。

　　

　　这种疯狂的增长的趋势，很快就会使某一物种的后代挤满地球。

　　

　　这种现象显然没有实现。这是因为生物虽然有超量繁殖的能力，同时也要面临残酷的生存斗争。斗争来自三个方面：与自然界无机环境的斗争，与异类生物的斗争（种间斗争），与同类生物的斗争（种内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之中，绝大多数的后裔都将被消灭成为失败者，极个别幸运儿幸存下来成为成功者，失败者将是成功者的食物。

　　

　　切勿忘记每一个生物可以说都在极度努力于增加数目；切勿忘记每一种生物在生命的某一时期，依靠斗争才

　　能生活；切勿忘记在每一世代中或在间隔周期中，大的毁灭不可避免地要降临于幼者或老者，抑制作用只要减轻，毁灭作用只要少许缓和，这种物种的数目几乎立刻就会大大增加起来。

　　

　　某一种动物繁殖能力（比如大熊猫）不强，无非是给与自己消耗同样自然资源的动物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种麻雀一窝只产一个蛋的话，很显然很快会被一窝能产四五只蛋的麻雀淘汰掉。

　　

　　因为同属的物种通常在习性和体质方面，并且永远在构造方面，是很相似的（虽然不是绝对如此），所以它们之间的斗争，一般要比异属的物种之间的斗争更为剧烈。达尔文以俄国的亚洲蟑螂和澳洲的蜜蜂为例，介绍了同一种物种内部，一个亚种取代另一个亚种。这种取代是时刻可能存在和发生的，但是成功的具体原因却是不明的——也许是某一亚相对他的同类种繁殖能力更强，捕食能力更强或者仅仅是抗病能力更强而已。我们不能确定哪种微小的差异是这一亚种更受大自然垂青的原因，但是我们能确定同类生物的亚种之间存在微小的差异，这一微小的差异必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且将不断遗传下去。

　　

　　回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如同自然界，资本主义世界充满竞争。

　　

　　自然界中一个物种成功的标志就是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那些不能把自己的基因广泛传播下去的物种，迟早会灭绝——或者因为被其他物种消灭，或者因为自身繁殖能力差逐渐自行绝育。若干万年后，它们的化石会告诉后来的生物，它们曾经存在过，但是消亡了。

　　

　　对于资本来说，成功的标志就是尽快增殖，尽量多地获得剩余价值。那些不能尽快增殖的资本，很快会因为自身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资本增殖慢而被同行消灭，或者主动退出市场。如果我们想像一下，就会发现有多少我们曾经熟悉的品牌，现在不见踪影了。还有许多品牌的产品，我们只有在看怀旧影片的时候，才能偶然记起。

　　

　　这些产品消亡了，但并不是说我们买不到类似的产品了。以方便面为例，几十个也许上百个品牌的方便面，最终只剩下两、三个大品牌和十来个小品牌。方便面竞争的结果并不是我们买不到方便面了，而是买不到多数品牌的方便面了。换句话说，方便面这块市场还是存在，不过被两三个强者和十来个准强者瓜分了。其他没有能够加入这个幸运的队伍的厂商，成为了灭亡的物种，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出现——如同史前的化石。

　　

　　每一个资本家都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考虑怎么让自己的资本尽快增值。他可能增加产品的品质以质取胜，也可能降低产品的品质以量获胜；可能采用血汗工厂，也可能提高工人待遇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可能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加快流水线速度，也可能采取计件工资让工人主动提高生产效率；可能雇佣凶狠的甚至有黑道背景的工头，也可能和工人之间建立日本企业那种表面上亲如一家的关系；可能四处投资不把鸡蛋投在一个篮子里，也可能坚持生途莫入，熟途莫丢的原则；可能不断采取新技术，也可能对成熟技术情有独钟；可能四处拓展市场，也可能深化目前占有的市场。这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过程。

　　

　　有万类霜天竞自由，就会有自然选择。

　　

　　检验真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检验资本家的是否成功担任资本代理人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尽快使自己的资本增殖。不论他采取什么原则，什么经营理念，最根本不变的就是挣钱，所有的原则和经营理念，都是为了挣钱而服务的。如果他不能以市场平均利润率增殖自己的资本，那么他的资本就将成为同行的猎物，他的市场份额就将被同行所占有。

　　

　　自然界中的冬季，大批生物都将死去，只有极少数才能活下来。对动物来说，最强壮的未必能在冬季幸免，但是老弱病残绝对熬不过冬天。冬季加速了自然选择的过程。对于资本来说，产能过剩、大量产品滞销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冬天，经济危机加速资本内部选择的过程。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只有一部分资本家的产品能够获得实现，只有一部分资本能活下来。与此对应，许多资本家的资本将有去无回，最终丧失资本的功能，这些资本家将破产，从此退出资本代理人的圈子。

　　

　　如果我们认为资本家的智商和运气处于类似的水平，或者说我们忽略资本家的智力和运气这两个参考因素的话，我们会发现资本量将是决定性的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往往决定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在达到一个最低生产规模前，生产的成本是远远高于销售价格的。制造一个模具所消耗的劳动力可能远远高于单独生产若干产品的劳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规模的话，制造模具生产产品，就不如直接制造产品。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刷的过程，单独印刷几本书是非常昂贵的，但是印刷几千甚至几万册书，却又是很廉价的。小资本家的生产规模远远小于大资本家，但是卖不出去的往往是小资本家的产品。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效应。大资本家能承担更大幅度的降价。

　　

　　不仅仅存在于生产，也存在于销售。大资本家有更广泛的销售网络。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相比之下，小企业产品的覆盖范围则非常有限。东方不亮，东方的小企业就麻烦；西方亮，西方的小企业要面对大企业全部产品集中到西方的压力。不论东西南北，小企业的产品的出厂价格相比大企业都是出于劣势。何况即使产品成本相同，还有知名度的问题。同样的产品，大企业有能力承担更高的广告费用。这是因为产量高，均摊到每件产品上的广告费用更少。

　　

　　大资本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稳定原料来源，与上家原料企业也有更好的谈判条件。对小企业来讲，上游原料企业很容易提价。对大企业来讲，则没那么简单。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敢提价，小心我换供货商，干脆一拍两散。这个时候，供货商往往会考虑到保护主要产品的销路，并不对大客户提价，甚至在同行的压力下主动打折，吸引大客户。有些时候，如果大资本够强的话，甚至能不断压价，挤压供货商的利润。

　　

　　大资本家有资格与下游销售企业获得更好的销售条件。同样是对超市销售，小资本家可能需要长期赊销，大资本家就可以提出短期赊销，甚至现金结帐。如果大资本足够强的话，甚至可以要求下游企业预付帐款。——其他小供货商的货或者价格高，或者数量少，总之不能完全替代我的产品。没有我的产品，你的工厂就没有原料，你的超市就要出现空货架，你的机器就要空转，你的超市就要白白浪费每天的房租、人工和水电煤气。你不预付，我就没货，你自己看着办。

　　

　　大资本家有更好的社会资源，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对银行来讲，贷款给大企业的风险，要比处处资金紧张的小企业小得多。大企业不需要贷款，银行往往主动上门撺掇大企业贷款。小企业主动去找银行贷款，却处处艰难。大企业获得贷款，可以没有抵押，直接使用信用贷款。——这个牌子占有这类产品市场总份额的若干若干，是第几大生产商（销售商），这个牌子就是最好的担保。相比之下，小企业就没这么便利了，抵押物、质押证券或者贴现汇票，不论哪种都必须严丝合缝。有些情况下，还要追加担保人。对处境艰难的小企业，银行往往雪上加霜——一旦发现小企业现金流有出现紧张的迹象，银行可能提前收回贷款，或者提出更苛刻的附加条件，比如更苛刻的担保条件。同样办理一笔贷款，也许数额相差巨大，但是银行贷款成本相同。大企业每笔数额都要远远超过小企业，单位贷款成本比小企业小得多。小企业贷款的利息，一般比大企业高。银行不是慈善机构，银行收回贷款和利息，要回避风险，要减少单位贷款成本。这三方面，大企业相比小企业都有明显的优势。银行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无可厚非。但是，对小企业来讲，却处在非常不利的境地。在平时资金相对宽裕的时刻，小企业可以承受更高的利息，提供更多的抵押物，接受相对苛刻的条件。一旦到经济危机时刻，贷款利息迅速上升，抵押物（设备、不动产）大幅度贬值，即使小企业愿意接受苛刻条件，银行考虑到风险也要收紧银根。这种情况下，小企业不要妄想获得银行的金融支持。

　　

　　通货膨胀时，一旦银行加息，小企业贷款上升的幅度必然比大企业大。银行收紧银根，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马上上升。如果大企业在囤积居奇，小企业在搞实业，那么杯具的将是搞实业的，而不是搞囤积的。当然，不排除小企业搞囤积，大企业搞实业。或者，两者都在搞囤积。但是，我们的经验是大企业有更好的条件获得廉价的贷款和紧缺的物资，换句话说，大企业搞囤积比小企业容易得多。

　　

　　如果再有行政政策要求压缩小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小资本家基本在劫难逃。相比之下，大企业生产技术相对先进，而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即使压缩也不会压缩到他们的头上。此外，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企业与政要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具有极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的时候，政府往往慎之又慎。

　　

　　这是同行业之间的挤压，还有上下游之间的挤压。商品销量不好，要降价促销，谁来承担利润的损失？往往是资本量比较小的一方。原因很简单，资本量小，门槛低，竞争对手多。下游企业要求赊销，答应不答应？上游企业要求提前支付货款，答应不答应？如果资本量比较小，就必须答应。不然，张三不答应李四答应，张三的市场份额和原料来源就将由李四占领。只要滚动占有一定量的货款，就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没有利息的贷款。前面已经说过了，小企业相对大企业在融资方面有更大的困难。现在我们看到，小企业不但自己融资困难，还要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一笔无偿贷款。在金融上，小企业两头受气。

　　

　　大资本在信息方面，相对小资本也有更大的优势。大资本对生产的掌握情况，比小资本要丰富得多。无数小资本在管中窥豹，大资本却可以看到全豹。小资本要凭感觉把握未来本行业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大资本却可以提前获得更多的信息，拥有更专业的团队，提前更准确地分析出行业的变化趋势。

　　

　　一般来说更大的资本量，意味着可以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如果考虑到自由交易的市场中，一切都是可以交易的话。我们有理由认为新技术也是可以花钱买到的——比如直接购买专利或者并购拥有新技术的公司。相反，许多小公司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却因为资本量的限制，不得不投靠大资本。这种优势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归根结底可以简化为资本量的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新科技经常带来生产效率飞跃的行业中，一种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彻底改变原有格局，而且采用这种新技术并不需要很大的资本量。这时，资本量的作用被大大弱化。不过，这样的行业毕竟是少数，只有在经济长周期中才会层出不穷。

　　

　　资本量相差到一定程度，小资本面对大资本没有任何胜算。一个人徒手斗猛兽，也许他可以若干次成功击中猛兽，但是猛兽不疼不痒。反过来，猛兽只要一击就能要他的命，彻底结束战斗。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两者实力相差太悬殊了。实力相差到一定程度，人斗猛兽没有任何胜算，这是我们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实力相差悬殊，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资本之间的搏杀也是如此。

　　

　　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大资本比小资本有更多的存活机会。于是，每次经济危机都会成为大资本屠杀小资本的过程。每次危机结束后，所有的幸存者都有机会廉价获得遇难者的一切生产资源，包括原料、生产设备、熟练工，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市场。

　　

　　在自由市场中，大多数情况下，资本之间的搏杀，决定的因素是资本量，胜利者的红利也是资本量的增加。本轮搏杀的胜利者，有更大的资本量参加下一轮的搏杀。这种搏杀，伴随着资本的汇聚。

　　

　　在非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则是另一回事情。

　　

　　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人工育种。在育种的过程中，对物种来讲，农夫就是天。农夫可以决定物种的发展方向，不断培育出他所需要的品种。以母鸡为例，符合他的标准的母鸡被不断改良，不符合标准的母鸡则可能被直接吃掉。农夫选育母鸡的标准可能与自然界完全不同。在农夫看来，最好的母鸡也许是饲料和产蛋量相比，产蛋/饲料比最高的母鸡。在自然界，这样的母鸡也许存在无限的缺陷，比如御寒能力差，比如对饲料的要求高，比如动作迟缓（能下蛋的母鸡难免大腹便便跑不快）等等。对母鸡来说，动作迟缓就意味着更少的机会获得食物，跟多的机会被狐狸捉住，而且这样的母鸡只能吃精细饲料，还熬不过冬天。这样的品种在自然界中肯定是活不下去的。但是在农夫的鸡舍里，这并不重要：没有狐狸捕食它们，农夫定时供给饲料，鸡舍冬天有取暖设备。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当年希姆莱也就是在自家的养鸡场里感悟到了元首的理论。他是否考虑过自己培育的母鸡虽然产蛋量高，但是仅仅能够适应鸡舍的环境呢？不管怎么说，他是决心和元首一起推动人类的进化。除了屠杀了数以千万计的异族，让自己几百万的同胞当炮灰以外，亚利安人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进化。人类是不能替代伟大的自然界的，哪怕他把自己自封为神。扯远了。

　　

　　回到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自然选择的规则是“强者生存、大者生存”，或者说资本量大者生存。在政府干预市场的条件下，则是与政府决定谁生存。

　　

　　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开放市场的条件下，如果按照强者生存和大者生存的原则，本国的资本必将被外国资本绞杀殆尽——如果我们承认“强者生存、大者生存”的原则的话。

　　

　　对抗外来大资本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创造本国的人造大资本。在外来资本远远超过本国资本的背景下，本国的资本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为了发展本国资本，于是国家介入经济发展。国家可以为自己培养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信贷支持、国家订货，比如德国的蒂森克虏伯。国家还可以给某些企业特种经营权和特殊的政策支持，比如规定某种业务只能由某个公司经营，其他公司只能作为这个公司的下属公司才能从事类似的业务，比如当年的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印度贸易。甚至政府直接出资比如日本的八幡冶铁厂，中国的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安庆军械所，福州船政局等等。国家以财政之手，直接把剩余价值转移给它们。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落后国家的劳动者必然受到双重压榨，或者说两座大山。他们既要为外国资本贡献剩余价值，也要为本国的国有资本贡献剩余价值。在这样的国家，劳动者的反抗必然比相对先进的国家激烈。对应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也就必然更加庞大。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政府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对日本劳动者的压迫更严重。

　　

　　其实，就是在相对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也迟早会政府发生关系。按照列宁的说法，资本主义政府是资本家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剩下很少的委员的时候，政治、经济两方面难免合二为一。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在资本竞争的过程中，这样的大公司是战无不胜的：它们的产品卖不掉，政府可以公款采购；这样的公司的原料不足，政府可以直接调拨；这样的公司缺乏资金，政府直接安排低息或者免息贷款，甚至可能直接财政拨款。这样的公司是不可能倒闭的，除非政府抛弃它们，或者如同德国的纳粹政府倒台以后，连带影响大批这样的公司，比如大名鼎鼎的克虏伯只能压缩生产，不做大炮该行做电梯。

　　

　　对民间资本来说，竞争过这样的有国家背景的企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清晰认识到这些企业的背后拥有的国家暴力的支持所起的作用，而且我们没有忘记元要素是根本分配权的话，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在自由市场条件的情况下，在经济危机中，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大吃小，或者说“大”进“小”退。在非自由市场条件下，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这时，优胜劣汰的过程发生了异化。当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强资本吃掉弱资本。

　　

　　不论决定资本竞争的是市场还是政府，我们都能看到资本不断的集中，在危机中尤其如此。如果我们简单地看待春去春回来的过程，我们会觉得每次春天都会在冬天之后到来，但是我们显然就忽视了每次复苏与上次复苏的不同。自然界中的遗传基因总是无法完全稳定传播下去，或者说总是有变异的出现，亲代与子代总有极大的相似性，却又有微小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累积最终会诞生出新的物种。基因变异，超量繁殖，种群斗争，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是自然界进化过程的重要原则。与自然界不同，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超量繁殖，种群斗争，弱肉强食和物竞天择还存在，基因变异不存在了。由于人类社会特有的清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一个大企业消灭或吞并了若干小企业之后，并不会自行分裂成若干有微小差异的小企业。换句话说，自然界的进化，物种由多样归于多样，而人类社会资本的进化，最终归于一。这个过程是单向，清晰，而且不可逆的。

　　

　　每一个成功的奥特曼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挨打的小怪兽。每一个成功的大资本背后，都有一群被消灭的小资本。少数资本的成功，必然对应多数资本的毁灭。这些资本被消灭，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效率不高，或者是因为他们与政府的关系疏远。不论哪种原因，我们都将看到资本数量的减少和资本的集中。这样的减少和集中，最终会达到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某一个行业最终由很少的一家或几家企业控制全部市场，操纵生产过程，影响市场价格和产量，以达到获得最大利润的目的。

　　

　　周朝开国有七十一个诸侯国，后来战国七雄，最后秦国统一天下。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后来三足鼎立，最后三分归晋。这个时代迟早会到来。

　　

　　1873年世界范围的大危机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次大危机反复折磨资本主义国家长达5年之久——在当时，这是史无前例的长度，虽然后来人们习以为常了。从此，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时期。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春去春回来） 8 0

　　自由竟争资本主义条件下，每次经济危机都不会持续很久。

　　

　　每次经济大崩溃发生以后，并不会一跌到底。毕竟资本家、地主、官僚还是消费的，而且他们也有支付能力。这时社会经济进入简单再生产循环。生产规模由这些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和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社会顶层的需求衍生出社会底层的需求。这就如同满足奴隶主的需求，就要养活奴隶一样。

　　

　　这时，就是资本主义的冬天。

　　

　　冬天来了，春天就不会遥远。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冬天不会持续很久。否则，资本主义就是僵死的资本主义了。这样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统治全球。事实上，尽管资本主义不断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但是整体发展仍然是在螺旋中不断前进的。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是远远强于二十年前的，更不用说二、三百年前，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

　　

　　如此一来，便出现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原因使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既然劳动者没有多余的支付能力，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有限，为什么资本主义还会一次次不断冲击生产极限？或者说，究竟是什么诱使资本家们扩大生产规模？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前面的论述就是有问题的。

　　

　　在马克思看来，周期性的设备的更新，是资本家在简单再生产环境中，扩大产能的根本原因。每台设备都有使用寿命，在使用寿命接近完结的时候，资本家就需要更新设备。如果全社会的更新集中在某些年份，那么这些年份就会有与其他年份不同的需求量，这些年份的社会总需求会远远大于其他年份。这些年份，就是复苏的年份。

　　

　　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如他的观察。每一轮设备更新，都是一个新经济周期的开始。每轮更新接近结束的时候，新产能被释放出来，就是新一轮经济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候。每一轮的更新，就预示每一轮的毁灭。

　　

　　与马克思类似，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这位经济学家，就是熊彼特。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创新。只要有创新，资本主义就有不断发展的动力。首先实行创新的资本家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当其他资本家开始纷纷效仿的时候，额外利润消失。于是，大家纷纷开始寻找新的创新点。熊彼特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

　　

　　在他看来，创新有三个周期，分别对应制成品存货，固定资产更新（厂房和设备）和大规模技术更新。周期分别是1-2年，8-10年和50-60年。顺便说一句，熊彼特提到的第三个经济周期其实就是工业革命。在他看来三个周期循环不断叠加，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

　　

　　这个过程如同潮汐。月球、太阳的引力互相作用，互相叠加。大经济周期套小经济周期，大周期的繁荣期可能伴随小周期的衰退，大周期衰退和萧条的时候，也可能因为补充存货出现小阳春。如果三者叠加都是繁荣期的话，那就是喜剧中的喜剧。反过来，如果三者都是衰退期的话，那就是悲剧中的悲剧。

　　

　　在熊彼特看来，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个淘汰的过程。淘汰之后，竞争对手减少，利润率上升。这时，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便会有新的竞争者加入，开始新一轮创新和毁灭。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毁灭和创造是同源的。创造意味着毁灭，毁灭意味着新的创造。

　　

　　如果认为创新就一定会导致过剩，那么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创新都会以悲剧收场？既然资本家知道更新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全面过剩，为什么不能把生产规模控制在恰当的位置上。比如说，在蟹堡王的模型中，既然知道最终只有200个汉堡有稳定的销路，为什么不能把生产规模控制在1200个汉堡的水平。如果不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说明为什么经济周期最终一定会以雪崩收场。

　　

　　有更新的可能，未必一定会去超量更新。这时，还需要一点超量更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竞争的压力。

　　

　　在竞争的压力下，所有人都必须随波逐流。违背大潮流的人，必然是死得最惨的人。

　　

　　大家都去抢购的时候，不去抢购的人就要面临买不到东西的风险。谁不抢购谁倒霉，大家一起抢购，大家一起倒霉。战场上，大家都蜂拥而上的时候，谁跑在后面，谁就抢不到战利品。反过来，大家一哄而散的时候，谁坚持死战，谁就成为烈士。——将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扭过头却发现自己的队伍已经溃败了，这时最好的选择就是逃跑，而且要跑在跑得最快的士卒的前面。任何试图逆向滚滚人流的人，都将被人流冲倒，踩死。

　　

　　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资本家同行之间，由于同行是冤家，所以不存彼此协作的关系，更多存在的往往是彼此的尔虞我诈。

　　

　　有观点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资本家盲目扩张产能，资本家在投产的时候，并不能准确预期最终的市场，所以往往产量过剩。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把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好，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和随后的大规模淘汰行为，这样的观点显然忽视了资本家之间彼此斗争的关系。如果是信息问题，那么就有可能高估或者低估市场需求，或者说，有可能生产过剩，也可能生产不足。两者的比例关系，应该接近一比一。现实经济中，很显然，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生产过剩，而不是周期性生产不足。换句话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有内在的生产过剩的机制，这是不能用信息是否对称来解释的。

　　

　　有人用信息是否对称来解释经济危机，就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过剩的机制，根本的目的还是为市场万能辩护，或者说，为资本万能辩护。

　　

　　有人把这种一拥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归结为心理作用，归结盲目的从众心理。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论，这个理论认为大多数人都是盲目从众的，如同羊群中的绵羊，盲目地跟随头羊。实际上，这种解释如果成立的话，市场的有效性就彻底不存在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愚蠢和盲从的，那么市场的行为就取决于少数几个有影响力的头羊。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完全取决于头羊的行动。很显然，我们不能证明头羊的行动是完美精确自我完善的。

　　

　　羊群理论，表面上看是为市场的非规律行行为辩解——市场是有效的，不过人群有时发疯。实际上，这样的理论不但彻底否定了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智商，更否定了市场有效。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明，市场行为如同地铁站出站，人们可以选择坐电梯，或者走楼梯，但是却不能选择原地不动。类似的还有电影院进场或散场，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入口进场或退场，却不能与滚滚的人流对抗。这样的情况下，理智的行为是选择人少清静的出入口，尽快走在滚滚人流的前面，尽快找到自己的座位，或者尽快离开电影院。这就如同在繁荣期选择利润率尽量高，竞争对手尽量少的行业，获得更高的利润，或者在衰退期选择竞争对手尽量少的行业，保持生产规模，或者套现一部分产品，维持现有生产循环。

　　

　　比如市场中的抢购行为。一般情况下，在市场正常运转的时候，不容易发生抢购行为。但是，如果因为谣言或者特殊事件等原因，造成了某些人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么其他人必然追随，否则就要吃亏。一旦这些人达到一定的临界数量，那么就会形成潮流。不追随的人，就要成为牺牲品。反过来，一旦大家都认识到这点，那么就更容易形成这样的潮流。或者说，这个临界的数量更低。

　　

　　市场上的某种生活用品本来供应充分。这时候突然因为某种原因，造成一部分人抢购、囤积。当抢购者达到一定程度后，其他人必然不得不加入抢购的队伍。如果他们不加入，他们便要面临买不到的风险。这种行为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凯恩斯所说的“猜别人选美”。在选美比赛前，大家纷纷对选美结果下注，选对的人有重奖。这时，大家不再挑选自己认为最美丽的女子，而是揣测其他人的认为最美丽的女子。这时，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位美人最符合多数人的审美观，那么这位美人就会当选。实际上，这位美女很可能在多数人眼中只是比较折中的美女。大家的预期产生结果，结果又推动预期，于是预期与结果不断互相作用，不断加强。比如中东发生冲突，按照以往的经验中东冲突，石油会涨钱，连带黄金会涨价。于是，大家都认为黄金会涨价，那么黄金就会涨价。不仅如此，这样的涨价现象，还会自我加强。

　　

　　但是，如果没有物质基础的变化，这种涨价并不是稳定的。如果这种生活用品的生产能力并没有遭受严重的打击，需求能力没有大幅度提高，那么大家就会预期到因为前期的抢购，所以下一时间段相对的生产能力，某种生活品的需求量会下降。如果这时货币供应基本稳定，没有大量的游离的投机资金，那么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这时，抢购某种商品的浪潮就会过去，于是马上就会出现报复性下跌。同理，中东战争如果不能对石油生产和运输能力造成实质性破坏，而美元供应没有稳定上涨的话，黄金的涨价就不是稳定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每次中东爆发冲突，黄金就会暴涨，稍微稳定下来，又会暴跌。改变这种局面，除非石油的供求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美元供应发生较大的变化。

　　

　　以股市为例子，股市的波动是必然存在的，但是这种波动是难以长期稳定存在的。单向、稳定、大幅度的运动，必然对应于大批资金的流出或流入。

　　

　　羊群的头羊并不是稳定的。并不是唯某人马首是瞻。除非此人拥有超过一般的声望。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认究竟是因为对此人的信服，还是对此人资本总量的信服。如果此人的资本量能够达到足以操纵市场的程度，他的行为可以直接影响市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大家对此人的信服更多的是建立在他的资本量的基础上，或者说，稳定的声望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量作为物质基础——这就如同社会中的领袖需要暴力作基础一样。

　　

　　心理上的反应，需要基本面的支撑。心理预期要在物质基础上才能发挥稳定的作用，心理预期能反作用于物质基础，但是彼此的决定关系却是不可质疑的。只要物质基础不能稳定存在，心理预期的作用就难以稳定存在。谣言或突发事件，只是雪崩过程中的枪声。能不能一泻千里，还要看雪崩之前雪量的堆积程度和斜坡的倾斜程度。

　　

　　心理反应没有任何规律性，是不稳定而且不能持续长久的。相反，物质基础的变化则是稳定、可测量和持久的。强调心理反应，只是掩盖物质基础决定心理反应的作用。所以，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产能的过剩，不是盲目的恐慌和羊群效应。推动经济复苏的基础，不是信心，而是竞争的压力。

　　

　　回到经济周期的分析。在经历过一轮低价倾销后，在存货快要耗尽的时候，所有的资本家都知道即将面临一个新的市场。这时，供货商的支付压力已经不存在了，一部分供货商已经破产。甲经销商预期到供货商有可能会提高供货价格，就会提前下手，不仅如此，还会适当增加订货量——既可以在涨价前买到相对廉价的产品，也可以挤压对手。如果乙经销商预期到甲经销商会这么干，他会怎么选择呢？他会比甲经销商更早一点下手。如果所有的经销商都这样预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提前下手，而且都适当增加订货。那么供应商会如何选择呢？他会提前增加产能，并且适当提高价格。于是，其他供货商也会采取类似的行为。这就是小经济周期繁荣的起点。

　　

　　当一种新技术被投入使用的时候，或者一种新的销售模式被探索出来的时候，资本家就要面临一个问题，采用或者不采用。如果采用，他们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同时也必然提高总产能。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英国历史上的新式纺纱机，一个工人可是实现原先几十个工人的劳动。这时，纺织厂主就面临一个选择，采用或者不采用。再比如超级市场，敞开式销售，减少售货员，一家超级市场的销售量可以超过若干家杂货铺，单位产品需要的各种费用更少。这时，销售商就要考虑采用或者不采用。一种新技术产生的时候，资本家往往优先采用，同时尽量向同行保守机密。但是这样的机密往往保持不了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开始更新自己的设备。这就是中、长期经济周期繁荣的起点。

　　

　　对资本家来说，只要有大量竞争对手的存在，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扩张产能的。因为他们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何况，即使他们不采用，对手也会采用。那时就是对手夺走他们的市场。

　　

　　新兴的潜在市场的消费能力，对全社会总产能是不足的，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又几乎是无穷的。社会化大生产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生产规模越大，需要的总资本量越大，单位产品成本却越低。或者说，同样的产品，生产规模越大，可以买得越便宜，或者利润越高。

　　

　　由于这两点存在，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内在扩大产能的冲动。如果他们扩大产能，竞争对手没有扩大，那么损失就是对方的。如果他们没有扩大产能，而对手扩大了，那么损失就是自己的。如果所有人都扩大了，那么损失就是资本量小，生产规模小的小资本的。在这样的囚徒困境的博弈下，每个囚徒都选择招供，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社会生产过剩。

　　

　　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那么在这个经济周期的起点，就意味着最终的过剩。于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反复看到喜剧和悲剧的交替上演。

　　

　　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竞争性的损人利己的利益关系，所以，无论是供货还是销售，都无法形成稳定的联盟。在这种互相竞争的关系的作用下，“超量生产-超量产能被毁灭”的经济循环，就成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马克思晚年曾经预言这种周期性的危机的频率会越来越高，范围会越来越广，杀伤力会越来越大，最终会毁灭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危机最终消失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黑死病并不是自动痊愈了，而是进化了。

　　

　　要说明这种进化的来龙去脉，还要从经济危机过程说起。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统一战线） 8 0

　　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列宁

　　

　　产业资本统一天下以后，并不代表事情到此为止。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有两大巨头，随时可能对产业资本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两大巨头就是金融资本和元要素。如何确立与这两大巨头之间的关系，是垄断资本能否长期顺利统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产业资本、金融和元要素之间争夺剩余价值，焦点是瓜分社会总大饼的主导权属于谁。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没有提到土地这个要素和地主阶级，这并不是说地主阶级不能成为统治阶级，没有资格瓜分大饼。而是因为在许多国家，地主阶级往往在资本主义建立之初，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事实上，大地主的破产或主动转型，是资本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建立统治地位之后，地主阶级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落后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地主阶级还有很强的经济实力，牢牢地控制着经济的命脉，在这样的国家，大资本家往往同时具有大地主的身份。不仅如此，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垄断性的产业资本也把多余的利润投入到土地中，炒作地皮，人造地王，推动房地产热的狂潮。

　　

　　对统治阶级来讲，只要达成协议瓜分天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如何协调却需要一番激烈的博弈——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分成”需要经过较量才能决定。这个博弈过程可能是唇枪舌剑的，也可能是刀光剑影，甚至血肉横飞的。有可能建立联盟是一回事，达成彼此互谅互让、互惠双赢的协议是另一回事，仅仅有可能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操作过程。

　　

　　产业资本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和金融资本的关系。

　　

　　在产业资本搏杀的同时，金融界也在进行搏杀。各种大企业相对小企业拥有的优势，大银行相对小银行也一样拥有。在银行界，这种优势更加明显。货币与一般商品不同，货币是等质的，不存在质量之间的比较关系。银行的差别集中于贷款规模、利率水平、对经济形势的预测与把握、抗风险冲击能力等方面，这些方面的优势与资本量密切相关。相比产业资本，银行之间的搏杀导致的资本集中过程更加激烈、迅猛。

　　

　　银行的利润来自企业的利润，企业繁荣必然推动银行的繁荣。企业破产必然连带银行，大量贷款无法收回的银行必然倒闭。当大企业廉价收购小企业，占有他们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的时候，大银行也在占有小银行的储户和市场。银行与他们的客户之间必然是一种共荣共辱的关系。产业资本出现霸王的时候，银行界也必然出现霸王。大银行把触角伸到每一个空间，小银行在大银行不愿意涉足的空间求生。大银行利用股权和控制同行之间业务往来等手段直接或间接控制小银行。

　　

　　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往往不是争斗而是结合，这种结合完全是一桩你情我愿的完美联姻。

　　

　　信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竞争迫使产业资本利用银行信用进行社会融资。我们在前面的经济危机过程和大资本建立垄断帝国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利互惠的联系。大资本依靠金融工具度过难关，同时吞并、征伐小资本。如果没有贷款等金融工具的支持，很难想象大资本能顺利完成统一的霸业。调动的资本量越大，资本使用成本越低，资本发展的速度就越快，生存能力就越强。能无限恢复体力的对手，是不可战胜的对手。换句话说，如果技术水平类似的话，谁的融资能力更强，谁就是最后的胜者。

　　

　　至此，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自发地走到一起，如同自由恋爱的男女建立了家庭，统称金融资本，一致向外要求最大幅度的剩余价值。（这里说到的金融资本是广义的金融资本，指的是在金融的支持下的垄断资本，与前面提到的狭义的以金融活动为主要经营行为的金融资本有一定区别）相比之下，究竟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如同一个家庭内部究竟是“妻管严”还是“大男子主义”并不影响这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样。

　　

　　不过，即使是彼此需要的事情，还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谁更需要谁？丈夫更离不开妻子，那就是妻管严。妻子更离不开丈夫，往往导致大男子主义。垄断产业资本和大银行，究竟谁决定谁？谁是君王，谁是臣属。毫无疑问，虽然君臣彼此依赖互成一体，但是君王有更大的权力制定国家的政策，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好处。这就如同在妻管严的家庭里，虽然主要收入来自丈夫，但是主要开销用于妻子的裘皮大衣和钻石，周末时间丈夫要陪妻子逛街购物而不是去看足球赛。

　　

　　我们在前面的博弈分析中提出彼此博弈力量对比的三个基本原则：博弈双方的数量，博弈选择多寡，对博弈成交的渴望程度。

　　

　　在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地区，企业不能直接从社会获得资金，必须通过银行这个桥梁。这个所有企业都要利用的桥梁，就有资格获得最大的份额。银行的一面是社会公众，另一面是企业，一手托两家，两家都离不开它。银行数量显然大大少于储户和企业的数量，彼此之间更容易形成同盟而不是恶性竞争；银行可以在多家企业中选择贷款给谁或不给谁，企业则只能巴结几家有限的银行，银行的选择余地显然大大多于企业；企业一旦获得贷款，就要用于购买土地，建设厂房，添置机器，雇佣工人，除非出售产品否则短期内难以获得现金，这个过程往往以年计算。相比之下，银行则拥有大量流动资金，在资金的灵活性上远远超过企业。银行只要要求企业提前还贷，甚至不继续给予流动资金的支持就可以使企业停产甚至破产。迫于竞争的压力，企业在自有资金的基础上，往往最大幅度地利用社会资金，如果不能得到银行的支持，必然落后于对手。控制一个企业的贷款，或者说控制一个企业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就可以控制一个企业的经营。

　　

　　在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地区，银行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核心。在这样的地区，银行是所有垄断资本之中的王中王。银行统领各个行业大小垄断资本，大小垄断资本统领本行业和产业链条的中小资本。银行是所有经济循环中的关键节点，银行控制了一切经济循环。在这样的地区，产业资本是银行资本的下属，两者之间的地位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地区，则是另一种情况。银行对企业的影响力远远小于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地区。这时，企业的有更多的选择获得社会资本：贷款、股票和债券。银行贷款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条件不合适，企业就可以放弃间接融资（贷款），选择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对小企业来讲，无论是贷款，还是发行股票或者债券都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对大企业来讲，尤其是全国知名的垄断大企业，这几样都不难。如此一来，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就被大大地削弱了。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局限在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之中，而与垄断大企业则往往是一种合作和竞争的关系。决定彼此之间关系的关键，如我们前面多次强调的，是彼此之间资本量的对比。

　　

　　事实上，许多大型垄断性上市公司，我们很难将它定义为究竟是一家产业公司，还是一家金融公司。一方面，这些公司拥有惊人的金融实力，能够调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另一方面，对这些公司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积累往往并不是资本的主要来源。搞实业靠利润完成资本积累的速度远远达不到玩弄金融工具达到的速度。一个企业，如果不善于玩弄金融工具，不能把社会资本玩弄于股掌之上，就不可能成为庞然大物。不仅如此，他们还很容易被其他大资本恶意收购。

　　

　　在法律限制较多，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国家，银行资本的间接融资是向社会融资的主导手段，一个银行资本领导一大群垄断产业资本。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是向社会融资的重要手段，则可能出现庞大的垄断性产业资本涉足金融行业的局面。对银行和产业来说，究竟谁能更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本，谁就是两者之间的领导者。多数国家中，直接融资（股票债券市场）和间接融资并存，企业与金融之间究竟谁更强，决定两者究竟谁为领袖的依据，不仅需要按照各个国家两类金融市场发达情况和法律的限制，往往还要参考资本量的大小——在各方面都相同的条件下，资本量的大小是决定性因素。

　　

　　相比之下，资本与元要素的关系，则危险复杂得多。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博弈，决定在财产领域，决定权由财产量决定。资本与元要素的关系则把这种博弈关系，扩展到了财产与暴力的博弈之中。我们在前面说过，资本相对暴力，是不堪一击的，没有暴力的支持，任何财产都没有意义，或者说任何资本都不能发挥分配剩余价值的作用。

　　

　　历史上，暴力与财产曾经发生过多次冲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财产败落，面对暴力尤其是有组织的国家暴力财产都是弱不禁风。圣殿骑士团的教训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犹太人的悲剧则是最近经历的悲剧。历史上的圣殿骑士团曾经拥有惊人的财富和私有的武装，建立了最早的遍布欧洲的银行系统。骑士团拥有的私有武装曾经有效地捍卫了自己的财产，却无法对抗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骑士团首领被处以火刑，财产被没收。霍多尔科夫斯基忘记了历史不肯向普京低头最终落得身陷囹圄的可悲下场。

　　

　　资本主义怎么在各国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本节的重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想获得发展，必须有暴力的支持。同样，如果不能理顺与暴力之间的关系，资本的统治就是不稳固的，是随时可能被推翻的。

　　

　　暴力和资本走到一起，有两种方式：资本领导暴力、暴力领导资本。两种方式的起源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历史进程有关。不论哪种方式最终殊途同归：最重都将建立资本与暴力结合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将处于官僚统治集团的统治之下——如果我们认为垄断大企业的管理层也是一种准官僚集团的话。

　　

　　资本主义国家有两种：一类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一类是封建地主阶级自我改良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

　　

　　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有类似传统的国家，元要素被严格的局限起来。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资产阶级定期推举委员。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无论是进入政府的竞选，还是在政府之中管理国家，那一步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与配合。在这样的国家之中，获得参政的权力，成为总统或议员，都需要经过竞选，竞选是开销巨大的。没有利益集团的支持，很难想象依靠个人财产能完成竞选的过程。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小布什共募集到竞选资金3.6亿美元。这样的候选人当选以后，必然要对曾经支持过自己的利益集团投桃报李。能够拿出这样的巨款的人，或者本身就是大垄断资本的所有人，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

　　

　　在这样的国家，当资产阶级内部相对统一，所有的资本逐渐建立起稳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在政府之中的代理人的人选也必定相对统一，所施行的政策必然符合垄断大资本的利益。所以，上世纪初就曾经有人说过，法兰西共和国是　金融　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今天看这句话，除了把“报刊”这个词换为“媒体”以外，其他方面无需修改。

　　

　　这些国家的许多高级官员同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级官僚又是大企业的董事长或者CEO。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些人“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或者今天是垄断大企业的高管，明天竞选议员、州长甚至总统，或者参与组阁成为内阁高官。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鲍尔森，比如拉姆斯菲尔德。不论是部长还是银行家，其实都是一类人。还有一些人，比如日本的高级官僚，任期内照顾各大企业，退休以后在这些企业中担任领取高薪的高级顾问，顺便利用当年的关系发挥余热。

　　

　　至此，在这些国家，资本与暴力达成完美的联盟。暴力为资本服务，成为资本的仆人。以银行资本为领导的，以银行和产业资本联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就建立起来了。（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可能是产业资本代替银行资本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领导）这种以垄断资本和国家暴力联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帝国主义。

　　

　　列宁认为：“如果国家是由民主革命派掌握的，国家垄断组织就要为民主革命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前迈进的第一步。”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即政权并不是由民主革命派，而是由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集体主义派掌握的，结果就是法西斯主义。

　　

　　在那些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则是另一回事情。这些国家受到外来资本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被迫进行内部改革。元要素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虽然从一群人手中换到另一群人的手中，却始终在本阶级中流转。在这样的国家中，并不曾发生过把元要素牢牢局限起来的事情。这样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和德国。日本封建领主的后裔和德国的容克地主阶级始终牢牢地控制军政大权。对他们来说，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是增强国力的手段。

　　

　　对于落后国家的资本来说，如果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完全不可能战胜外来的相对成熟的资本。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建立之初，国家就融入生产的各个环节。在这样的生产方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样的国家里，元要素领导一切，没有任何制衡的关系。国家控制银行，给予企业贷款。国家给企业原料和订单，指挥企业生产。国家给予企业特殊的专卖权，刻意培养本国资本做大。元要素的占据统治地位，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臣服于元要素，资本是国家官僚集团的下属，所有的垄断资本都按照国家的意志进行生产行为。于是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中小民间”的统治形式。

　　

　　这种模式的集权性往往超过以银行资本或者产业资本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国家发展到极限，往往会出现一个惊人的独裁者，一个控制一切的人——元要素控制国家的一切，官僚集团控制元要素，他控制官僚集团。希特勒、墨索里尼、弗朗哥，都是这样的人。日本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这样的人，但是如果假以时日，也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核心。纳粹在纽伦堡大会上叫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的意志演化为纳粹党的意志，纳粹党统治垄断资本，垄断资本控制经济。以官僚集团控制的元要素为核心领导，以垄断资本为基础，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实行野蛮扩张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最原始、最野蛮的一种变种。

　　

　　纳粹德国将法西斯主义推高到极限，它是西方国家大危机的困境后的产物。当时，德国政治、经济动荡加剧，中产阶级处境恶化，不满现状，要求政府寻求新的统治对策以及更为中央集权的经济控制。在纳粹德国，生产关系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形式，资本仍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不过，少数资产阶级成员有所变动。犹太后裔的资本家可能遭到流放、监禁和屠杀，而许多法西斯领袖则利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取而代之。各种垄断资本的机构，越来越多地被吸收进国家机器中来。商会、雇主协会、卡特尔和其他类似的团体，都变成了强制性的组织，并且直接成为国家的下属机构。它们的活动，由各种局、委员会甚至政府各部所组成的等级制系统来加以协调。经济的控制是集中化的，各个企业在计划下生产，纳粹称之为“有指导的经济”。所有的资本家必须使自己从属于统一的国家政策。对此，布哈林的评价是：“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已经消失；它更加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权利还保持着（甚至还会加强）。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可能和没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制经济最为相像。”

　　

　　可笑当年的委员长也曾经试图效仿希特勒，在中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后来，德国纳粹被消灭，委员长依靠美国的援助发动内战，最终被撵到台湾。委员长自然就不愿意在公开提这段历史了。美国同样清楚委员长的这段历史，但是选择性的无视了，仍然全力支持这位独裁者，并把他作为自由世界对抗“红色暴政”的战士。其实，在委员长的统治下，哪里有什么自由呢？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远房表亲，如此便不难理解美国政府对委员长的态度。同样道理，许多日本战犯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比如冈村宁次经委员长特意关照稳妥护送回国。这些战犯大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却不知他们刀下的冤魂有何感想。许多人回国之后，脱下军装，穿上西装，完成了军阀向官僚的转变，开始了政坛生涯。在这样的国家，“今天是将军，明天是部长”是常见现象。

　　

　　统治阶级争夺被统治阶级的时候，彼此是仇敌。一旦一方彻底认输，统治阶级内部的阶级感情又重新油然而生。这里，我们不妨把话题扯越一点：一次大战期间，沙俄沙皇、英国国王和德国皇帝，本是彼此联姻的表兄弟。为了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杀得你死我活。对统治阶级来讲，该联姻的时候联姻，该争夺的时候争夺。对被统治阶级来讲，需要他们贡献劳动力的时候要贡献劳动力，需要他们贡献生命的时候要贡献生命。这个无耻的过程，则往往被掩盖在“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的谎言的后面。

　　

　　至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统治阶级经过博弈完成了彼此整合，完美的统治阶级成型。金钱和暴力，或者说胡萝卜和大棒，都在这个阶级的控制下。这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堕落为一个官僚集团，权力操纵在少数人手中。不掌握金钱与暴力的卢瑟，只能在金钱的驱动和暴力的压迫下，做奴隶应该做的事情。资本和暴力究竟谁领导谁，对被剥削阶级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被剥削阶级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

　　

　　通过血缘关系实现私有财产稳定的传承一直是阶级社会的传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通过“长子继承制”一直维护这种传统。通过通婚进入稳拿集团的方式，不过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暂时存在的方式。一旦形成稳定的稳拿集团，这个集团就会采取内部通婚的方式维护自身财产的稳定。如果我们看光绪皇帝后妃的照片就会发现，虽然光绪皇帝贵为天子，但是他的众多妻妾的形象却惨不忍睹。这些后妃成为他的后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才，更不是因为貌，而是因为她们是满洲贵族的后裔，她们的父兄手中掌握着重要的权力。她们因为她们的父兄成为皇帝的后妃，她们的父兄因为她们而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过程是一个彼此促进和加强的过程。在这样的“血缘—财产”系统之中，下一级的稳拿以通过婚姻攀附上一级的稳拿为荣耀，上一级的稳拿则努力保持自身的血缘关系的纯洁和稳定。在古代埃及，法老的父母往往是亲生兄妹。在匈奴，兄长亡故以后弟弟往往娶嫂子为妻。这种行为就是为了维护所谓的血统纯洁。幸运的是，现代人类社会为了保持社会等级制度，对乱伦具有普遍的排斥，这种现象便无疾而终了。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由于自由竞争导致财产传承的稳定性出现问题。资本主义达到垄断阶段以后，这种传统再次获得新生。稳拿集团操纵资本和国家，他们足以影响国家政策。在这样的国家里稳拿集团是一个很集中，很封闭的小团体。在某些国家里（比如美国），这个集团的领袖通常来自同样的学校（比如耶鲁大学），参加同样的俱乐部（骷髅会），甚至彼此通婚（布什的曾祖父是石油大亨，布什的曾外祖父是华尔街金融巨头），实现“血缘—财产”关系的自我强化。

　　

　　对于卢瑟来讲，如果不能通过通婚等方式进入上层阶层，那么只能充当电池。他们只有靠通婚，或者通奸，才能加入这个阶层。如此便不难理解阿诺德施瓦辛格入赘肯尼迪家族。如果没有这段婚姻，阿诺德施瓦辛格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资源，进而成功担任加州州长是大为可疑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是试图通过婚姻改变自身地位的底层青年的典型，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许多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对一些女性来说，充当情妇也是一条提高自身地位的道路。由于出身原因她们不能成为正室，但是她们可以接受侧室甚至情妇的地位，这样的地位获得的好处往往也是丰厚的。

　　

　　不论经历兼并还是联盟，统治阶级最终走到一起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统治阶级最终将建立封闭的系统。这样封闭的系统，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限制外来者，保证财产内部最大幅度的传承和增殖。在系统内，统治阶级内部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内耗被降低到最低限度，被统治阶级的上升空间则被压缩到最低。这样的限制最终必然抑制优胜劣汰的新陈代谢：竞争导致的资本吞并，也是资本代理权的转移——强者获得经营权，弱者失去经营权。但是，一旦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体系，整个系统就不再存在这种所有权转移的新陈代谢了。

　　

　　如何实现最大的增殖以及抑制新陈代谢的后果，是后面内容。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超级帝国） 10 0

　　We’re the last company standing between them and total energy dominance. And we can no longer compete. Soon, they’ll control the energy supply of half the world. In effect, they become a new superpower.—— Saito, Interception

　　

　　我们是仅存的能和他们抗衡的能源公司，但我们快撑不住了。很快他们将控制半个世界的能源供给。事实上，他们将成为新兴超级帝国。——斋藤《盗梦空间》

　　

　　1873年大危机彻底改变了马克思的写作进程。

　　

　　　1873年5月9日　维也纳交易所的股票暴跌。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的其他交易所。欧洲停止对美国输出资本，纽约银行不再对铁路公司和工业界拨款，导致铁路公司资金链断裂。9月18日，随着拥有北太平洋铁路大量债券的泽依-库克金融公司宣告破产，一场持续五年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全面爆发。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无一幸免，受这次危机打击或影响的国家不仅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比利时，还有日本、阿根廷、印度等非西方国家。1873年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强烈程度来说，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

　　

　　马克思敏锐地感觉到了这次危机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进入了新阶段，他写道：“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

　　

　　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就要采用新的模型。马克思并没有按照自己的主观去修改客观，而是耐心观察，总结新的规律。可惜，他在1883年去世了，并没有活到垄断资本成型的那一天。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替他补充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

　　

　　恩格斯不久也去世了，后面的事业要交给列宁去继续完成。

　　

　　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在竞争和私有产权的双重作用下，资本会在危机中会不断集中，这种集中的最终趋势必然形成一个或几个大资本控制某一行业的局面。或者说，垄断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必然趋势。这一天迟早会来，不来是不可能的，早来晚来而已。1873年的危机，宣告这一天的到来。

　　

　　如果1873年以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用一个词形容是“竞争”的话，那么1873年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用“统治”来形容则是恰如其分的。

　　

　　实际上，资本主义一直存在着统治，即资本统治劳动力——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但是，资本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资本家之间是彼此不买账的竞争对手。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消亡了，变长了统治关系。从此，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关系，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也存在于资本之间。

　　

　　资本之间的统治，最早出现于股份公司。

　　

　　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资本量越大越有利。大资本为了迅速扩充资本量，有必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本。小资本在与大资本的搏杀中，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中，或者被歼灭成为大资本的猎物，或者主动退出归顺大资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资本与小资本都有融合的动力，于是一拍即合。

　　

　　这个过程如同有人振臂一挥，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这时，资本内部发生了分工。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进而别人的劳动的机会。这时，小资本交出了自己的经营权，只保留定期分红和开小差的权利。大资本成为众多小资本的带头大哥，对小资本行使管理权。

　　

　　与这样的迅速膨胀比起来，任何自有资本的积累与聚集都是极其缓慢的。如果说一个企业自身积累是N（1+X%）的乘法的话，那么一个企业吞并其他企业可以说是二次方，而这种社会资本的聚集则是指数倍的增长。刺激这种增长的原因，就是每次经济危机大资本的竞争压力和小资本的屠杀。如果没有经济危机的威胁，那么最多是资本之间的吞并，而不会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向大资本的“投诚”。

　　

　　对小资本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无奈的。屈辱地生存或者毁灭，是每一个小资本都要面临的选择。多数小资本选择了屈辱地生存而不是束手待毙。每一个资本家都会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别人的的能力充满怀疑。每一个资本家都会怀疑别人代理经营他的资本的过程中，采用为代理人而不是他谋求更大利益的做法——事实也往往如此。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迫于势而。资本量的差距决定他们继续经营下去就要被歼灭，或者即使能够保证目前的经营规模也无法扩张产能。对普通人来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来说不是被杀，就是参加各种武装以求分一分战利品，至少自保。对小资本来说，也是同样如此。

　　

　　对大资本来说，事情则有利得多。只要振臂一呼，后面就能聚集一群炮灰。实际上，在公司上市受到严格控制，上司公司极其稀缺的地方，这样的炮灰更容易网罗——因为对炮灰来说，选择更少。名义上，公司是属于所有股东的，实际上是属于个别大股东的。大股东吃饱以后，给小股东分一点汤就可以了。在许多情况下，只要有一个公司20-30%的股票，就可以操控公司业务，成为公司的主宰。一些大股东为了稳定绝对控制权，特意在上市保留51%的股份。在这样的公司中，对小资本来说，自从成为股东开始，就意味着成为大股东的奴隶。

　　

　　当然，也有人提出小资本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抛售大资本的股票。这样的说法，从个体来看是没有错的，但是从整体看却没有任何意义。顾客可以选择萝卜炖白菜，也可以选择白菜炖萝卜，却不能选择什么都不吃——不然会饿死。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反正就是白菜萝卜，无非是白菜和萝卜的比例变一变。这就如同工人或者被甲资本家雇佣，或者被乙资本家雇佣，却不能不被雇用——否则就要失业、挨饿、睡马路。大资本与小资本的结合过程如同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结合过程，小资本虽然明知吃亏却无可奈何。如果小资本家不投靠大资本家，那么他们的资本迟早会被消费掉，从此丧失资本的功能。在纸币时代，这个过程也许更加迅速，小资本也许等不到被消费掉就被通货膨胀吞噬掉了。

　　

　　随着财富的集中，资本不仅要让劳动力成为自己的奴隶，而且要让自己内部比较弱小的资本也成为奴隶。如果我们还记得《通天塔》的话，就会知道这个过程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所谓人类社会的通天塔会越来越尖锐，直入云霄。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许多国家的法律并不禁止公司之间的持股行为，换句话说，一个股份公司可以成为另一个股份公司的大股东。如果甲资本家用51%的资本控制了甲公司，那么理论上他还可以继续以甲公司的资本控制乙公司，并且无限地控制下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父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玄孙公司。这真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换句话说，理论上，他可以以有限的自有资本控制无限社会资本。

　　

　　以上是股权的控制，这是一种刚性的控制——按照大多数公司的章程，董事会的决议就是股份公司最高决议，董事会往往操纵在董事长手里。

　　

　　事实上，还有一种柔性的控制，这是更加隐蔽但是同样有力的控制，这种控制就是利润控制。

　　

　　一个企业垄断了本行业的生产之后，完全可以进一步控制上下游的行业。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一个企业垄断了大豆榨油，就可以向上操纵大豆的生产，向下操纵豆油的销售。比如，实力雄厚的榨油企业可以高价收购大豆，挤垮所有的竞争对手。在其他企业大多关门大吉之后，这家企业可以反手拒绝收购当地的大豆。开始的高价收购，后来的拒绝收购，都是出自一个公司，翻云覆雨，出尔反尔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操纵食用油市场。一旦这家公司控制住使用食用油市场，外来的竞争对手就很难进入。如果他们冒险进入的话，就会面临上游没有大豆货源，下游没有销售协议的窘境。

　　

　　相比之下，农民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早期榨油企业高价收购的时候，他们显然会增加大豆的种植量——他们不种，他们的邻居会种。个别农民不种，不影响整体种植量增加。这样的条件下，个体农民理性的选择就是增加种植量。当所有农民都增加了种植量之后，食用油企业反手压缩收购量。个别农民拒绝出售大豆，不影响其他农民出售大豆。这时，对农民来说，理性的选择就是尽快把手中的大豆出手，来年压缩产量，或者改种别的作物。垄断企业并没有禁止农民种大豆，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利润的杠杆使农民种大豆变得无利可图。农民可以自己种大豆自己消费，但是很显然不会再把大豆作为自己的主要农作物。

　　

　　下游的零售企业也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如果不与垄断企业签订长期订货合同的话，可能面临拿不到货的风险。一家零售商不签，不妨碍其他零售商不签，一家零售商不销售，不妨碍其他零售商不销售。不签合同的零售商越多，签订合同的零售商的好处越大。这时理性的选择就是签订长期订货合同。反过来，如果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合同，就意味着不能继续销售其他食用油——每段时期的销量是有限的，已经签订了订货合同继续增加新货源，必然影响原有已经订货的食用油的销售。

　　

　　彼此存在竞争压力的小资本，永远斗不过组织严密的垄断资本。如果不考虑元要素，那么能对抗垄断资本的只有垄断资本。能够与垄断性的成品油公司对抗的只有控制全国大豆生产的大地主，他们可以完全控制大豆的生产，不被垄断公司的利润指挥棒指挥得晕头转向。对这样的人，垄断公司最好的选择就是坐下来谈判，彼此达成谅解，瓜分利润。

　　

　　作为消费者，看到的仅仅是豆油价格的下跌和上涨，还有几个知名品牌的豆油替代了无数的杂牌的豆油，他们根本看不到这种不起眼的变化后面的惊人的搏杀。

　　

　　同理，垄断企业完全有能力把手伸向自己产业链条之中的二级公司甚至三级公司。每一层的生产决定权都由上一级操控。外来投资在这样的环境中就要面临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的危险。

　　

　　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自我创业，越做越大都是扯淡。每一个企业的生产都要受到上一级资本的操纵，不听上一级资本的指挥，不围绕商以及资本的指挥棒转，只能死的很难看。能否做大，要看下级垄断企业是否需要订货，或者上级垄断企业是否提供原料。订货和原料，不但要充裕而且价格要有利可图，这样才能不断使资本增殖。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往往是不存在的。我们常看到的现象是，不但订货量少而且价格低，或者供货少而且价格高。上级资本总是要把下级资本的利润压低到几乎为零的地步，这是基本的规律。

　　

　　如果垄断企业选择上下家的标准是血缘关系的话，那么创业环境就更加恶劣。你的产品也许更加物美价廉，但是我仍然愿意把订货合同给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你的销售条件也许更优厚，但是我仍然愿意把产品给我的三姨六舅母。这时，资本与血缘关系紧密结合，所谓成功的自我创业的奋斗，无非是血缘的成功套现。没有血缘关系的资本自我创业所能选择的空间，只能是垄断资本触角没有伸到的行业——这些行业或者因为利润低，或者因为管理复杂——总之对大资本来说是鸡肋的行业。许多小资本只能开个小饭铺，办个杂货铺，搞个小旅店，摆个水果摊或者开开出租车，就是这个道理。许多动人而精彩的奋斗故事，作为立志片，给人打气是可以的，但是决不能当真。如果某人认为这些故事是真实的，而且效法的话，只能死的很惨。这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没有领悟资本的属性。

　　

　　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点，成为一个这个链条的关键，控制这个点的企业就可能通过垄断这个点进而垄断整个产业链。产供销一条线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关键的点，成为关键的点的潜在特点就是好垄断。成为这个关键点，并不在于需要的资本多少，更重要的是生产的集约化程度。社会化大生产使一个产品从原料到产品要经过无数细小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被垄断的关键结点。一个环节成为关键结点，其他环节都要受这个环节的控制和影响，控制这个环节就可以控制整个生产链条。

　　

　　蔬菜生产在小农为主的地区是零散的，但是并不妨碍蔬菜成为垄断产品。收菜商从小农手中收购蔬菜，运输商从收菜商手中把蔬菜收上来并运输到批发市场，批发市场的批发商把蔬菜批发给菜贩，菜贩再把蔬菜零售出去，这四个环节中，收菜商、运输商和批发商就有可能成为垄断者。一个收菜商可能对应几百户农户，一个运输商可能对应几个县的蔬菜生产，一个批发商可能对应某个地区的蔬菜集散，他们都可能成为垄断环节，谁的资本量大，谁最后胜出。菜价上涨，垄断环节获得最大的好处。相反，小农自己由于不能直接进城卖菜等原因，不得不依赖“收菜商-运输商-批发商-菜贩”链条，所以往往并不能或者只能获得很微薄的菜价上涨的好处。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垄断了油田，就可以控制石油的生产，进而可以控制所有的炼油企业，甚至影响加油站。一个企业垄断了炼油企业，就可以控制所有的油田和加油站。一个企业垄断了所有的加油站，就可以控制所有上游的炼油厂和油田。如果一个企业控制了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那是什么呢？那就是real superpower.

　　

　　如果有外来大资本同样觊觎这块市场的话，这种向上下游企业伸展的柔性的控制就可能显得并不可靠。这时，原有的和外来的两大竞争对手就可能采取收购的方式，直接控制上下游企业的股权。一旦某一方决定性地控制了上下游行业的股权，另一方只能承认败北。如果一个炼油企业同时控制了油田，那么其他炼油企业继续进入这个行业也将面临无米下炊的局面，继续进入就是不明智的选择。

　　

　　垄断企业之间同样有高低区分。垄断方便面的企业相对垄断成品油的企业来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毕竟方便面涉及的经济循环，要远远少于成品油。如果把社会总生产看为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要素在极少数企业的控制之下，这些企业就是真正的帝王资本。他们控制交叉的行业，影响、操纵整体经济。在他们之下，则是一些诸侯。他们垄断本行业，影响、操纵某一种或几种商品。在这些诸侯之下，则是一些中、小资本，他们为上面帝王和诸侯资本服务，是臣民资本。再向下，则是一些零散的资本，他们数量很多，充满帝王和诸侯触角不愿触及的“鸡肋”行业，彼此之间激烈竞争。至于劳动力，则处于完全不入流的状态。

　　

　　资本垄断的第三个方式就是联盟。在无数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很难达成有效的协议。如果大家都是小商号和小作坊，个别三五个企业之间达成生产协议没有任何意义——绝大多数企业都不受这个协议的约束。而让所有企业都达成生产协议的话，需要的谈判过程的复杂程度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相反，如果仅有几个有限的竞争对手的话，这样的协议就很容易达成。如果一个炼油企业控制了油田，另一个控制了加油站，对两者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彼此达成协议，互相控股，瓜分市场和利润。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卡特尔的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生产配额，实行统一领导。两家或少数几家企业联手控制石油，枪口一致对外的话，那么不但可以把竞争导致的消耗压缩到最小，而且可以把成品油的价格推到天上去。

　　

　　市场地域的广度扩展至交通运输的极限，深度却急剧变浅。庞大的公司拥有惊人的生产能力，只要交通能力能够达到的地区，他们就会占领那里的市场。如果运输成本太高怎么办呢？他们会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于是，我们会发现在相隔几千里的商店中，出售着几乎完全一样的产品。我们还会发现，几乎每种产品都只有少数几个品牌。换句话说，即使在天涯海角，中小资本的同类产品也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产品，都处于被垄断的状态。

　　

　　垄断资本的控制几乎无所不在，这种控制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在今天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都离不开交易，自然就离不开资本的幕后之手。

　　

　　一个人可以在海德公园声嘶力竭地呐喊，却只有寥寥几个听众。如果他希望他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他就必须要和资本结合。利用现代化的传媒工具，使自己的声音传遍世界，而现代化工具的所有权是属于资本的。一方面使个别明星深入人心，街头巷尾都知道，世界各地都知道，路人皆知无人不晓。另一方面大量潜在明星被排斥出大众的视野。成为明星或者不成为明星，最终的决定权在与宣传媒体，或者说控制宣传媒体的资本。明星的存在，完全在于资本的意志。当资本希望炒作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绯闻也是新闻。当资本离开他们的时候，即使他们穷困潦倒，他们当年的歌迷、影迷也不会知道。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韩国女星张紫妍被迫接受那么多的潜规则。许多明星既对狗仔记者深恶痛绝，又要忍受他们的骚扰，一旦这些狗仔离开他们，他们的身价就会一落千丈，从此淡出大众的视野，默默无闻。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被操纵的环境中，他们看到母体意志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听母体意志要他们听的东西，他们获取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精神信息都来自母体，为母体意志提供能量，他们是母体的电池。这就是幻想中MATRIX。垄断资本的帝国就是现实世界的MATRIX。

　　

　　垄断企业之间形成稳定的格局，彼此无力征服对方，于是形成彼此相对稳定的割据局面。从此竞争进入新的形势，不再仅仅是产量和产品性价比的竞争，而且包括争夺社会资本和垄断权的竞争。这种竞争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帝国具有几个特点，辽阔的疆土、众多的臣民、雄厚的实力以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这些垄断资本可以控制数量庞大的社会资本，调动惊人的人力物力。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比这更惊人的财产强权。人类历史上的　许多　君王（比如亚历山大大帝）也曾经拥有惊人的财富，但是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或者说，他们的财富是来自劫掠而不是交易。相反，垄断帝国则是在暴力归公的基础上，完全依靠财产的力量，在市场交易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暴力的“归公”，是归资产阶级的“公”，而不是全民的“公”，这里的暴力，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不在资产阶级内部使用，却不吝于镇压无产阶级。)

　　

　　这些垄断企业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司令，核心的、少量的、直接控制的资本就是垄断资本帝　国的　君主资本。军队里面有军、师、旅、团、营、连、排。政权里里面有总督、巡抚、道台、知州、县官。从此垄断企业建立了严密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资本的权力，集中到少数资本手中。这些少量的垄断资本建立了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资本帝国。在这里帝国之中，在核心垄断资本之下存在着中小资本，在中小资本之下则是无数的劳动力。核心资本依靠股权和利润控制中小资本，中小资本控制广大劳动力。对抗垄断资本的中小资本会被排斥出资本的队伍，对抗资本的个别劳动者会被解雇，有组织的劳动者则会被镇压。

　　

　　资本的组织完全符合帝国的特点，资本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资本的超级帝国。

　　

　　弗里德曼认为自有竞争最终会创造出完美的经济，这是很扯淡的话。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随着资本之间吞并和纵横捭阖，竞争是不可能长期稳定存在的。竞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竞争进化为统治，或者说建立资本的超级帝国。

　　

　　垄断企业通过股权和利润操纵市场，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市场的王者，从此市场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了。或者说，市场从此不再是费厄泼赖的竞技场，而是一个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蜂巢。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人造饥荒） 12 0

　　光脚的挣钱穿鞋的吃，穿鞋的挣钱穿靴的吃。——中国民谚

　　

　　资本运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帝国的运行的最终目的就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获得最大的利润。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标。产能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为垄断企业最大利润服务的次要目标。

　　

　　上次说到资本经过内部搏杀，最终建立了完善的帝国体系，元要素、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劳动力，按照各自实力在这个等级森严井井有条的各安其位。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进退有礼的社会，我们并不陌生。几千年来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这样有秩序地社会。这样的社会秩序存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秩序而秩序，而为了实现分配的秩序。

　　

　　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乱糟糟一团麻的社会。如果以吃自助餐为比喻的话，那就是大家一拥而上，筷子、叉子、汤勺，能用什么是什么。桌子上的食物，生鱼片、刺身、螃蟹、牛肉、鸡块、意粉、甜点、罗宋汤，能抢到什么是什么。于是，我们常看到的情况是餐具飞舞，食物乱溅。谁也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吃相，他们更在乎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吃到尽量多的食物——因为他们清楚，下一个回合就会吃那些这个回合没有吃饱的食客。不想被别人吃掉，就要尽快多吃。

　　

　　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如同大家排好队，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吃饭。垄断大资本、银行资本和元要素按照上一章中彼此博弈的结果，依次进入宴会厅。他们先吃最好的食物，吃到实在吃不消，然后去小憩一下。这时，中等资本入场吃饭，然后是小资本，最后是劳动力。

　　

　　入场顺序越靠后，餐桌上剩余的食物越少，进来的人越多，彼此之间竞争得越激烈，吃相越难看。劳动力为了抢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彼此勾心斗角，拾荒的人为了争夺一个矿泉水瓶子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所谓“仓禀实知礼义，衣食足知荣辱。”一个矿泉水瓶子，绝对不会引起先吃饭的稳拿之间的彼此争斗和冲突，这就如同享受蟠桃宴的人不会为一个鸡头打架一样。不过，如果彼此争夺的不是鸡头，而是九千年一开花一结果的蟠桃，那天庭就不再大度，不再谦让，而是动用天兵天将捉拿馋嘴、偷吃的猴子。所以说，并不是衣食足不足的问题，而是达到一个社会阶层之后，对普通劳动者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对某个阶层上人已经不再是紧缺的，不但不是紧缺的，而且是极大丰富的。对普通人来说很珍贵的东西，对这个层次上的人来说，已经不值得为此发生冲突了。为这些基本生活必需品发生冲突，对这个层面的人来说，是丢脸的事情。这个层次的稳拿，在彼此谦逊礼貌的气氛中，瓜分着社会总产品的大饼。他们一边享受自己的大饼，一边欣赏卢瑟之间为了生存进行的争斗。事实上，这种底层彼此之间的争斗，恰恰是高层吃到更多的大饼的原因。

　　

　　封建社会也好，奴隶社会也好，都是建立在独立的生产单元的基础上的。这样的社会的顶层吃到更多大饼主要依靠暴力强制劳动或者强行征收农产品。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官府征收田赋，低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赠送冰炭敬，高级官员向宰相行贿，皇帝则享有四海。国外也是一样，农奴向地主缴纳地租，地主向小领主缴纳贡品，小领主向诸侯进贡，诸侯向国王或皇帝进贡。光脚、穿鞋、穿靴之间，那种产品一层层向上转移的关系一目了然。

　　

　　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过程则隐蔽得多。没有一个人能独立完成自己的产品，我们很难看到垄断资本向下一级的资本征收了多少产品。垄断企业与下级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强行征收的关系——就是母子公司之间，由于彼此拥有独立结算的会计体系，也很难存在子公司直接向母公司转移利润的行为。

　　

　　不过，这个征收的过程并不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完全看不到的，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资本都可以完全自由流动，随意组合，彼此之间并不存征收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等量资本应该产生等量的利润。同样拥有2000美元的甲乙两人，一个投资面包铺，一个投资水果店的话，彼此产生的利润应该是接近的。如果不接近，那么彼此间的利润之间的差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利润较少的一方就会主动改行。在理想的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由于不断的竞争，不断有新的竞争者加入，有原有的竞争者退出或破产，全社会的利润率，基本是接近的。

　　

　　在按照等量资本产生等量利润的原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些资本比其他资本有资格获得更多的利润。比如，某些行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是暴利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是垄断行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其他竞争者不能改行进入这个行业。不能进入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资本量太少，或者是外人进入以后利润率太低，或者是因为政府行政命令使用专营权限制外来竞争者。

　　

　　这时，我们需要了解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垄断企业怎么向下一级企业征收利润的。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过程，就不难理解下一级企业怎么向下下级企业征收利润，以及怎么不断的征收下去。

　　

　　在《多收了三五斗》之中，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个过程。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占优势的一方，可以把自己的利益扩展到最大化。这个扩展的过程，不仅仅存在于劳动力与资本之间，也存在于资本与资本之间。比如：如果上游企业是相对垄断的企业的话，上游企业就可以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下游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如果下游企业是相对垄断的企业的话，那么下游企业就可以压低进货的价格，上游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如果上下游企业都是相对垄断的企业，就要看谁的资本量更大，有更强的博弈能力。铁路是相对垄断的行业，但是铁路也曾经受到更垄断的企业的挤压。

　　

　　谁能让铁路屈服呢？这个人就是勒克菲勒。　1870年1月10日　，洛克菲勒兄弟等5人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1879年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控制了美国炼油能力的90%，还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进出产油区的石油管和汇集系统，并握有运输的支配权。　1882年1月2日　，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正式签署了一份“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协定”，合并了40多家厂商，垄断了全国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

　　

　　1885年，标准石油与铁路达成协议，铁路给标准石油每运输一桶原油收费10美分，给其他公司运输一桶原油收费35美分。不仅如此，铁路每给其他公司运输一桶原油还要给标准石油缴纳25美分。如果铁路不答应，勒克菲勒就要重新修建一条石油运输管线，彻底挤垮铁路的石油运输生意。其他石油公司只要生产原油，就要运输，只要运输就要给勒克菲勒缴纳25美分的“贡赋”。

　　

　　整个运输过程中，铁路只能吃一点勒克菲勒吃剩的东西。一般的霸王条款欺负欺负消费者也就罢了，勒克菲勒居然这样欺负铁路。能让铁路接受这样的霸王条款，不得不让人叹服勒克菲勒的实力。当然，铁路也不是吃素的。铁路马上就提高了中小客户和短途货物的运输费用，搞了个堤内损失堤外补。

　　

　　于是，中小客户辛苦半天，要把相当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铁路；铁路也不能吃独食，而要把从中小客户那里征收的利润大部上缴给勒克菲勒。于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光脚——穿鞋——穿靴”的关系。

　　

　　这种“光脚——穿鞋——穿靴”的关系的存在的潜在必要条件，就是垄断企业能自由控制某类产品的产量或需求。在勒克菲勒的例子中，勒克菲勒完全可以压缩使用铁路运输原油的数量。不仅如此，如果压缩运量，那么其他任何石油公司都无法填补他的退出所造成的营运的损失。所以，只要他这么做，铁路就要亏损。他开出的价格，铁路无法拒绝。对于这样的人，铁路只能忍泣吞声。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稀缺的产品卖得最高的售价。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某类产品稀缺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为竞争对手会增加产量或需求。但是在垄断市场中，垄断企业是市场的主宰，则完全可以控制市场。

　　

　　以食品加工为例，假设1000个农民拥有年产10000吨小麦的能力，城市人口拥有消费10000吨小麦的能力。如果100个面粉厂拥有加工这10000吨小麦的能力，平均每个面粉厂能加工100吨小麦。任何一个面粉厂压缩产能，都是不明智的——这无非是给其他99个面粉厂更多的市场。但是，如果1个面粉厂拥有加工10000吨小麦的能力，它会怎么做呢？我们会看到，它会把处理小麦的总量压缩到9000吨，甚至8000吨。把产能压缩1000到2000吨，这个企业能获得双重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压低小麦的收购价格，从农民那里获得第一重好处。另一方面，它可以抬高面粉的出售价格，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第二重的好处。加工8、9000吨，比加工10000吨获得更大的利润，这样的好事，如果能做到，何乐不为呢？

　　

　　控制产能，人为制造短缺，获得额外利润，是垄断资本的拿手好戏。

　　

　　这样的企业往往故意一部分产能，还有额外的好处。任何竞争对手企图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这个企业就开足马力生产，让外来者无利可图，最终不得不主动退出。上面的例子中，面粉厂有意闲置1000-2000吨的产能，一旦外来竞争者介入，面粉厂就启动这些产能。于是，外来者面临收不到小麦，即使收到了也偏贵，即使生产出来也无利可图的局面。这时，原有的大面粉厂就会利用各种舆论工具造势，宣传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宣传压缩低效的产能等等。更有甚者，在有些政府干预经济较多的国家，这个面粉厂还会游说政府，为了民族的利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等等。总之，它要用一切手段让外来的竞争者滚蛋，或者是利润，或者是舆论，或者是政府公关——一切它所能调动的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外来竞争者一旦滚蛋，原有的大面粉厂有回复到压缩产能的阶段。这时，面粉不再浪费，因为面粉厂人为地制造了饥荒。

　　

　　相比原有面粉厂，外来者往往质次价高，浪费资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生产规模较小，无法达到比较经济的规模，技术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恰恰是他们的无效率促成了垄断企业的提供相对物美价廉的产品。如果一旦他们消亡了，垄断企业便会马上回到制造人造饥荒的老路。不仅如此，往往变本加厉——因为他们要把竞争期间付出的代价连本带利赚回来。

　　

　　对垄断企业来说，在能控制的市场中压缩产能，在不能完全控制的市场中则往往开足马力廉价倾销。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指出，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酒精托拉斯，往往有意把一部分酒精廉价出口，倾销到国外。这样的好处首先是抢夺国际市场，其次是制造国内酒精供应的不足。一面在能控制的国内市场搞酒精荒，一面在不能控制的国际市场搞倾销，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销售策略，出发点却完全一样——都是为了获得最大幅度的利润。敞开供应甚至廉价倾销酒精，和有意制造酒精短缺似乎是矛盾的事情，其实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路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上生长的结果。当这块土壤是自家的地盘，能够被完全控制的时候，就结出人造饥荒的果实；当这块土壤不能被自己完全控制的时候，就结出廉价倾销的果实。于是，当年德国境外和境内的消费者的处境，如同冰火两重天：非德国消费者购买的酒精产品比德国本土消费者购买的酒精产品便宜得多，德国人使用本国的产品比外国人用本国的产品要支付更高的代价。

　　

　　在利润和股权的指挥棒的操纵下，垄断企业对整个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的生产有强烈的指导作用。垄断企业控制产量，中型企业必然如法炮制。小企业的利润高一些，中型企业就把收购价格压低一些，或者把供货价格提高一些。实际上，中型企业如果处在垄断企业的上下游的话，也必然控制产量，否则就会面临多余产品没有销路，或者没有原材料生产多余产品的情况。于是，所有企业都在垄断企业的指挥棒的指挥下，把产量控制在一个远远低于潜在最大产能的位置上。

　　

　　相比之下，离垄断企业远一些的小企业，产能受约束的情况相对较弱。这些企业如同宴会中迟到的中、下等人，彼此为一个鸡头或鸡爪而剑拔弩张。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才给予垄断企业更好地压制产能提高价格的机会。在前面的例子中，数量众多的农民绝不会达成协议把产量压缩到8、9000吨，而是会继续按照原有生产计划生产，然后试图把自己的产品优先于自己的邻居卖出。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农民生产了10000吨小麦，社会总产品最终仍然要由面粉厂决定，因为小麦不能直接成为做面包的原料，磨面的环节是无法跳过的。所以，虽然有足够的小麦，城市之中仍然会出现面粉短缺的饥荒——这恰恰是面粉厂要达到的结果。为了面粉厂的利润，面粉厂宁可让多余的1、2000吨小麦腐烂在田地或者谷仓，也不会增加产量缓解城市的饥荒。在整个社会之中，越接近顶层竞争越少，越接近低层竞争越多越激烈。

　　

　　唯利是图是资本唯一要考虑的事情，至于其他比如社会公益等等，则完全不在资本考虑的范畴。所以，在垄断资本完全不受约束的国家和地区，人造饥荒是很常见的现象。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在洛克菲勒的例子之中，勒克菲勒并没有提高产量而是提高了自己的利润，这些利润部分来自铁路的利润，部分来自其他中、小石油商的利润，部分来自其他铁路中小客户的运费。对社会来讲，总生产能力未必提高了。事实上，则往往是停滞甚至降低了。

　　

　　当垄断资本控制市场以后，垄断产品的市场价格除了体现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垄断程度，不能反映任何信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一个行业的利润率高于其他行业，那么其他行业的资本家都会考虑改行或者增加一个副业，以便分一杯羹。于是，市场在不断改行之中达到平衡。最终的市场价格反映获得该类产品的难易程度。对大多数产品来说，获得该产品的难易程度与所需要投入的劳动的质与量，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垄断条件下，垄断资本利用资本量、技术或者政府审批等门槛把外来的竞争者拒之门外。这时，这个行业与其它行业之间不再存在人、财、物的自由流动，该产品的价格与获得该产品所付出的劳动质与量之间，不再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直观地看，相比其他行业，该产品的生产者投资更少利润更多，该行业的劳动者劳动量更少待遇更高。在封建社会存在的“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粼粼居大厦。”的现象，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当垄断企业恬不知耻地夸口创造了多少利润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准确地说，这些利润应该是他们占有的，而未必是他们创造的。须知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不是资本创造的，资本占有了劳动创造的价值，被占有的价值成为资本的利润，少数资本压榨其他资本占有了超过平均水平的利润。垄断资本控制的利润中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部分，是它们通过各种手段从上下游企业那里压榨来的。最终还是要由普通劳动者创造。国王拥有大量的收入，却不能厚颜无耻地宣称这些都是来自他的辛勤劳动，因为只要不是大脑失灵的人都清楚这些收入是层层进贡上来的。垄断企业能如此厚颜无耻，无非是社会大生产过程掩盖了资本压榨劳动力的过程，它们压榨小资本的过程。他们获得大量的利润，未必是社会之福。这就如同国王拥有大量的收入，恰恰说明了普通百姓沉重赋税和徭役一样，是社会不公的表现而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只要有了吃饭的顺序，就是天下大饥荒，也不妨碍有人有吃不完的肉糜和蛋糕。所以，在经济大危机的时候，并不妨碍金子塔的顶端仍然获得惊人的利润。只要金字塔的顶端控制的是生活必需品，那么推高产品价格就很容易。因为其他环节必然被动让出利润，消费者必然主动压缩不必要的消费。如果控制了粮食的生产，就可以推高粮食的价格。当面粉的价格太高以致多数人消费不起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推高玉米粉的价格。当玉米粉太高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推高高粱米的价格。依此类推，直到推高观音土的价格。

　　

　　理论上垄断资本可以把社会总大饼完全吃掉，给其他阶级留一点残渣就可以。或者说，他们吃饭的时候，把所有能吃的都吃掉，其他人拣一点他们吃剩的菜叶，舔一舔他们的盘子。

　　

　　资本主义达到这个阶段以后，资本家不必再如同创业初期一样节衣缩食，把每一个铜板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只要他们处于顶端的位置，即使他们穷奢极欲，他们也是不可撼动的。他们所要指挥和调动的是社会总资本，他们个人的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相比，是相对渺小的。所以，他们要利用自身资本量的优势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模式，而不是简单利用自身资本实行增殖。所以，个人的节俭在此时已经是次要的事情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边是吃着驼蹄羹，霜橙压香桔，另一面必然是吃糠咽菜。垄断企业毫不留情地批评血汗工厂的不人道，却不愿意放弃一点自己的利润。相反，它们总是在任何有机可乘的时候抬高自己产品的售价压低原材料的进价。垄断资本家可以一边优雅地品尝名酒，一边假惺惺地批评小资本残酷地对待劳动力，一边不愿意承认小资本从劳动力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中的大多数，都要向他们进贡。这就如同国王一边训斥小地主鞭打缴不起地租的农奴，一边优雅地享用由小地主进贡的从农奴那里掠夺来的农产品。

　　

　　每一个阶级社会最终都趋向于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顶端极少数统治者的分配体制度，或者说是一种有利于社会顶层的稳拿体系。分配制度的自我强化功能是稳拿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稳拿两个特点，一是“稳”，二是“拿”，都是通过这个功能不断加强。封建地主和奴隶主拥有的地租越多，可以豢养的武装人员就越多，他们可以统治的农民和奴隶就越多。在这方面，资本也是一样。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吃饭的秩序”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 垄断资本获得超额利润，剩余价值不断向上转移，垄断资本自我增殖的速率要远远快于中下层资本。在以资本量决定分配顺序的社会中，这就意味着垄断资本的地位在不断巩固。不改变分配顺序，下层资本永无翻身之日。不仅如此，只能在不断的彼此恶性竞争和上层的挤压中，被推向社会下层。换句话说，优先进场吃饭的名额必将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认为社会财富水平存在一个临界点，高于这个临界点，财富越来越多，低于这个临界点财富越来越少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临界点是不断上升的。假设拥有　100盎司　的黄金也许是社会中上层财富水平，在这个水平之上财富会越来越多，在这个水平之下财富会越来越少。那么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必然是这个水平在迅速提升。如果社会平均利润率是10%的话，那么第二年这个临界点的水平必然高于　110盎司　。高于的原因是因为处于顶端的资本的利润率必然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如果中、小资本家不能跟上处于顶端的资本增殖的速度，那么迟早会变成吃剩饭的人。换句话说，资本如果要保持吃饭的地位，必须跟上这个速率，必须以比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率更快的速度增殖。如果这样考虑的话，要保持一个人经济地位不变所需的资本量往往是非常惊人的。那些认为自己挣够了，可以安心养老的人，除非处于社会顶端，否则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在不断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在土地投机中还会提到，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不表。

　　

　　改变这个“吃饭的秩序”，必须彻底颠覆整个社会体系，显然，对于单个个体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某个独立的垄断大资本也不可能改变这样的社会秩序。这样的垄断大资本可以主动拆分自己的公司，却不可能拆分整个社会体系。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中，垄断大资本一旦主动拆分了自己的公司，也就丧失了影响社会的权力。《盗梦空间》中的那个小帅哥，可以拆分他老爸留给他的石油帝国，但是不能影响斋藤的公司。不仅如此，他拆分自己的公司的后果，无非是给斋藤更多的机会。斋藤则未必会主动拆分自己的帝国，即使在梦里受到暗示也未必会。

　　

　　但是，人类历史上没有永恒的稳拿体系。所以，这样的“吃饭的秩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尤其是在多数低层劳动者饥肠辘辘的时候。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物极必反） 6 0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中国民谚

　　

　　如果我们承认事物是在不断运动的，我们就应该知道事物的发展总有兴起、强盛、衰亡和毁灭的过程。事物发展的过程，是矛盾互相作用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矛盾的双方在不断积累和斗争，而毁灭的因素总是在孕育在发展的过程中的。

　　

　　放眼天下，没有长生不灭者。帝国也是一样，人类历史上，没有千年不灭的帝国。许多庞大的帝国，在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庞大的帝国兴亡的表面过程，没有看到背后发展的深层规律，难免觉得这样的兴亡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的观察更深入一些，看到表象背后的运动规律，则会认识到这些帝国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帝国的毁灭与它们的强大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那些造成它们强大的因素，孕育了它们的衰亡和毁灭。兴与亡是同一棵树上结出的两朵花。

　　

　　这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命题，正是本小节要说明的道理。与其他庞大的帝国一样，垄断帝国同样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这一小节就是讨论垄断帝国毁灭的内在原因社会顶层领导能力的下降与内部矛盾的增加，是帝国毁灭的内在因素，垄断帝国的毁灭也可以归结于此。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相结合的过程。对垄断帝国来说，垄断资本领导层新陈代谢能力的丧失和财产的单向流动是量变的积累过程，垄断资本领导层的能力不足以对抗财产汇聚造成的社会矛盾的时候，就会有发生质变飞跃的风险。

　　

　　垄断帝国的产生起源于资本的集中，资本的集中起源于资本之间竞争所导致的搏杀。这种资本之间的搏杀，如果我们前面看到的，是一种类似生物进化的超量繁殖与选择的过程。资本家按照自己对市场的揣测进行投资生产，接受市场选择。生产效率更高，技术更先进，生产成本更低的资本家的产品优先售出，相对落后的资本家的产品滞销，他们的资本成为其他资本家的猎物。这个过程中，产品更加物美价廉的资本家获得更大的生产机会。由于产品的物美价廉往往与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有关，而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又依赖于资本量，所以资本量大的资本家获得更多的生产机会。这时一种良性的市场自我新陈代谢的过程。

　　

　　这种竞争最终达到一个阶段，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一个行业的产品生产，其他小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挑战它们。这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这种产品的产量、规格和价格。从此竞争转为统治。垄断帝国的顶层，和其他帝国一样形成了稳固的稳拿集团。稳拿的包含两个字，稳和拿。稳拿的存在必然抑制一切可能威胁到他们利益的非稳定因素，或者说稳拿体系有自我强化的能力。不论怎么变化，稳拿都能稳稳当当地享用自己的一份。换句话说，非稳拿集团享受的社会总产品就是未必稳定的。

　　

　　垄断的统治，由于垄断帝国本身具有向上吸收剩余价值的能力，垄断一旦确立，从体系内部使用交易就无法推翻。垄断帝国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失去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死亡的开始。一旦建立起稳固的塔，社会就失去了活力。“稳拿”这个词，包含两个字。一个是稳，一个是拿。稳就不能有竞争。人类的能力来自先天与后天，先天的智力并不能稳固遗传，后天的磨砺更不可复制。如果依靠能力竞争决定一个人在社会的地位，那么多数稳拿的后人，很难保持他们祖先的地位。这时就需要产权发挥作用。私有产权的传承，如同　封建　君主的世袭，白痴如刘禅，仍然是蜀国的领导人。拥有产的人，即使能力平庸，仍然是生产的决定者，掌握生产的决定权，或者说决定社会大饼的分割。

　　

　　在自由竞争的阶段，一种新产品的诞生或推广，完全在于这种产品是否物美价廉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能给生产者带来足够的利润。在垄断阶段，非垄断企业的利润受垄断企业的操纵，能否获得足够的利润，是不确定的事情。即使获得超量的利润，也很可能被垄断企业利用操纵产量、规格和价格的手段而占有。这种情况下，对非垄断企业来说，与其研究如何改进生产技术，不如研究如何顺应垄断企业。

　　

　　这时，全社会的生产的发展方向，完全操纵在垄断企业的手中。市场的选择变成垄断企业的计划。其他任何超越垄断企业计划的生产行为，都会因为利润率太低或者需要的资本量太大而无法实施。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垄断企业本身对创新行为是不感兴趣的，另一方面，其他企业的创新行为也受到垄断企业的压制：“（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去向，在规定了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换句话说，我不进步，其他人也休想进步。

　　

　　达尔文在物种选择中举例，某一片自由开放地被圈起来，牛群不能进入，于是几年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冷杉幼苗。由于牛群的存在，冷杉就长不起来——其实无非是牛群偶尔啃两口冷杉幼苗，就导致冷杉幼苗的夭折。只要有霸王龙存在，就没有哺乳类的出头之日。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垄断企业的存在，大量的利润被垄断企业占有，生产产品的种类受到垄断企业的限制。上游企业要按照垄断企业的订货生产，下游企业只能按照垄断企业提供的原料生产。在这样的条件下，想发展壮大，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如果能轻易突破垄断企业的限制，就意味着稳拿体系不那么稳，稳拿体系就不能称为稳拿体系了。

　　

　　这时，存在的不再是多样性，而是整齐划一。

　　

　　对一个系统来说，整齐划一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垄断企业的大事，就是垄断企业的对外征服和对内压迫更有效率。）整齐划一的坏处，就是抵御预料之外的突发风险的效率极差。一个缺陷，可以让整个系统崩溃。人工林和自然林相比，抵御多数病虫害的能力相对较强，但是抵御特定病虫害的能力却极差。全部是松树的人工林，可以有效抵御作用于槐树、柳树、杨树等等其他树种的病虫害。但是，松毛虫可以让全部人工林在很短的时间内毁灭。

　　

　　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一种网状结构，某一个企业的失灵，对全社会的生产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事实上，也必然有一部分企业的生产发生问题。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则是一种塔状结构，处于塔尖的垄断企业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一旦塔尖出现问题，全社会的生产立即陷入困境。

　　

　　社会全部生产过程集中在垄断企业，垄断企业的投资错误，就是全社会的投资错误。如果我们认为投资错误的概率是20%的话，那么自由竞争状态下，所有情况下，都会只有80%的投资成功，在垄断企业控制的条件下，多数情况下都会比自由竞争企业投资成功率高，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却会对全社会造成“绝收”的后果。或者说，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发展方向的系统风险远远大于自由竞争的社会。尤其在新技术出现的时期，垄断企业的投资方向决定全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垄断企业的发展方向，却未必是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如果垄断企业的发展方向是房产和当铺的话，那么全社会的投资方向显然也必然是这里。

　　

　　在创新的过程中，任何人即使有超人的智力，也无法提前预见所有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创新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这种探索的过程意味着大量的不可避免的损失。主观决定的计划是无法准确预知未知世界的。这时，垄断资本有两个选择，继续投资或者停滞不前。继续投资的话，若是成功了则会推动全社会的生产发生巨大的进步，若失败了则损失巨大，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丧失核心领导的地位。毫无疑问，多数垄断资本无疑会选择后者。既然已经是社会的顶层，就不要做可能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尝试。垄断资本的常见病，是抑制生产不思进取。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经济，也必然是长期停滞的经济。社会停滞的结果，迟早会面对巨大的外来压力。如果外在竞争对手极富侵略性，那么停滞的后果则更加骇人。

　　

　　自由竞争的社会的发展方向，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决定权。在一个原点上，无数人走向无数的方向。发散行走的人群中，会有一些人走向成功，也会有一些人丧生，绝大多数人既不成功也未丧生。走向成功的人，很快成为多数人效仿的榜样。究竟谁会成为被效仿的榜样，是不确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在万事开始的阶段，成功地预见到最终的结果。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只有垄断核心资本家有决定权，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受垄断资本家的控制。这样的体系，如果能够预见到适当的发展道路，自然避免了四散乱走所浪费的宝贵资源和时间。但是，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何况，在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再好的计划也难免有失误，不能保证一定出现最优的结果。垄断资本把社会的发展方向集中起来，于是使用所有人智慧的社会发展，退化为使用个别垄断资本家智慧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山寨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速度是惊人的，自我创新的能力却是不足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往往在核心资本的领导下走上歧途或者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如果此时的社会已经完成了资本与暴力的结合，那么极可能在疯狂的道路上暴走——尤其是在内部压力增大需要拓展生存空间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助一点政治学的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上看，开　明　君主制政治与僭主政治是同一个系统。开　明的　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领导一个强大的国家，能最有效地调动所有的资源用于改善全国百姓的生活，增强国力，没有内耗和倾轧，这是最好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一个混蛋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样领导一个国家，可以最有效地对内压迫，对外扩张，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止他，这是最疯狂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两种社会使用的是同一个操作系统，不同的是君王的能力和品行。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兴亡系　于　君王的能力和品行，强盛与崩溃都在一瞬间，自然也就“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

　　

　　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资本，如同高高在上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影响全社会的发展进程。这样的社会如果全力追赶先进国家，则势不可挡。反之，如果这样的力量用于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也是很惊人的。如果这种力量安于现状，那么整个系统必然死气沉沉。

　　

　　一个系统的功能发挥系于一个核心零件的功能，如果不是工程师特意这样设计为了达到充分发挥那个零件的优势，弥补整个系统的不足，实现剑走偏锋的效果的话，那么绝对是一个失败的设计。这样设计可能到达极端的设计效果，超强或超差。整个系统运转的效果，完全取决于核心零件的功能。如果核心零件超常发挥，整个系统就是最优秀的系统；一旦核心零件失灵，整个系统失灵。

　　

　　有趣的是，人类社会却总是向这样的系统发展。一些优秀的精英爬上人类社会金字塔的塔顶，然后迅速征服其他不肯臣服的人类群体。征服不久，这些精英的寿命达到极限，把职位传给他们的后人，如果他们的后人保持先人的能力，那么这个系统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系统，反之这个系统随时有崩溃的可能。无情的现实是，这个系统并不能保证后人拥有先人的能力，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后人的能力远远不及先人。

　　

　　这样的社会系统总是要不定期更新，因为核心零件（也就是那些精英的后人）迟早会出现退化的现象。个人能力一方面来自天生的智力，一方面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历练。后天的磨难恰恰是苦其心志的磨砺过程。对精英的后人来说，先人的优秀基因未必能稳定遗传，先人经历的磨难则更是不可能接触的事情。勒克菲勒是能力超强的人，上一小节中提到的钻石大王罗得斯也是，但是他们却不能保证自己的后人永远具有自己的能力。如果垄断帝国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我们无法看清的话，不妨把视角转回中国历史。刘备是英雄，刘禅就很差劲。司马懿能力出众，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也很强，但是他曾孙晋惠帝司马衷就是白痴。天下灾荒，百姓嗷嗷待哺的时候，这位皇帝说出了“何不食肉糜”这句千古名言。毫无疑问，他身上有司马懿的基因，无需置疑，仅仅四代司马懿的基因就退化的不成样子。

　　

　　对垄断资本主义也是一样，私有财产的稳定传承，决定了生产主导权的稳定传承。在自由竞争时期，这种主动权的传承不过涉及一个公司的生产。一个能力不足的子孙经营的公司会很快破产，社会会继续向前发展不受影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企业是如此之大，尽管效率低下，但是也没有竞争对手能撼动它。垄断资本家的子孙通过继承而不是市场获得管理权。核心垄断资本的所有权的传承则涉及到整个社会。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发展则由血缘决定。

　　

　　相比遗传不稳定和缺乏磨练所导致的管理层能力的退化的不确定性，系统内部的压力，则是单向增加的。

　　

　　奴隶社会也罢，封建社会也罢，资本主义社会也罢，总存在少数人无偿占有多数人劳动的现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从微观上看，存在经营失败破产等行为；但从宏观上看，财富总是单向流动的。这种流动可以依靠暴力，也可以依靠交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占有是赤裸裸的暴力剥夺为表现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占有隐藏在“公平交易”的背后，大多数人在公平交易之中沦为资本的债务奴隶。

　　

　　现代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无时不刻离不开各种交易。现代人要有工作出卖劳动力，这是交易。要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这也是交易。社会的交易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只要存在交易，就有优势的一方。优势的一方，可以提高自己交易品的价格，或者说压低对方交易品的价格。这种优势不断存在，而且会不断加强。多数参与交易的人，必然会处于劣势，迟早成为卢瑟。拥有优势的这一方，必然会不断减少自己这一方的数量。实际上，这种数量的减少恰恰是加强优势的过程。博弈过程中，数量较少的一方获得更大的交易优势，拥有较大交易优势的一方也必然是数量较少的一方。数量较少的一方不但占有优势，也会不断地以血缘原则精华自己的群体。这个群体必然越来越小，控制的社会资源则越来越多。

　　

　　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优势发展到极限。由于这种优势的存在，处于社会顶端的稳拿的收获是稳定的，损失可以完全转移到下层；处于社会下层卢瑟的收获是不确定的，损失却是完全无力转嫁出去的。只要存在交易，顶端是永远不会吃亏的，底端则是永远不会占便宜的。当然，这是卢瑟用劳动价值论衡量的结果。如果稳拿用边际效用论则是另一个结果：所有的交易都是皆大欢喜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人员向卢瑟方向汇聚，财产向稳拿的方向汇聚。我们在前面说过，这种汇聚的极限，就是稳拿经济学推崇的帕累托最优——是稀缺资源获得最大利用的状态，是地主把自己的土地的地租提到最高的状态，也是农民不干掉地主就要饿死的状态。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垄断商品价格提高到极限，工人工资极其低下，大批工人失业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社会矛盾最尖锐，压力最大的状态。对多数人来讲，垄断帝国如果崩溃，那么失去的是枷锁获得是全世界。财富的重力最终会压垮稳拿精心建设的财富金字塔，不论哪个阶级社会都是如此。

　　

　　一个稳定性不佳的系统抵抗不断增大的内压，这个系统能维持多久不能确定，能确定的是这个系统很难长期存在，整个系统迟早会在内压的作用下发生崩溃。

　　

　　没有经历过社会筛选的稳拿的后代，直接成为社会的主导，领导一个发展停滞，有巨大外来压力，内压接近爆炸的社会。这是社会的杯具，也是个人的杯具。朱常洵亦称福恭王，是明神宗第三子，母郑贵妃恃宠，欲立其为太子，遂引起争国本。万历二十九年受封福王。四十二年就藩洛阳，得庄田二万顷，盐引千计。崇祯间，益沉湎酒色。福王后被李自成俘虏，并被吃掉。福王的儿子朱由崧成了南明皇帝。1644年旧历除夕，满洲人大兵压境，南明皇帝朱由崧不乐，大臣们还以为他是忧虑前方的形势不利或是思念先帝，一个个叩头请罪。不料朱由崧说出的话却使他们大吃一惊，他说“无暇虑此”。原来这位天子忧虑的是“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清兵已临长江边，朱由崧还忙于广选美女。为了配制房中药，他命令南京城里的乞丐们集合起来捕捉癞蛤蟆，灯笼上大书“奉旨捕蟾”，所以就落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蛤蟆天子”。这就是明代版的“山外青山楼外楼。”不过，明代小朝廷没有南宋朝廷运气那么好。1646年五月，朱由崧在北京被加以谋为不轨的罪名凌迟处死，年仅四十岁。

　　

　　孔夫子曾经要求大家守规矩，认为只要大家都守规矩就可以天下太平。事实上，天下动乱只能说明周天子没有能力继续维持系统。烽火戏诸侯是周幽王的杰作，而不是天下诸侯自己搞出来。这说明在周朝的系统中，周幽王这个核心零件已将不能有效的进行统治了。周朝的系统已经不能有效操作，中国需要格式化重装系统。

　　

　　这个集中于崩溃的过程，并不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垄断资本主义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没有外来影响，经济本身也要不断震动。对外扩张的停滞、海外市场的突然丧失、技术革命的终结、金融泡沫的破裂等等因素都可能导致社会资本要求兑付前期投资的利润。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资本家——工人”的二元社会显然没有能力兑付这些利润，于是经济先是崩溃后是萧条。如果是垄断资本主义，则问题更严重：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一旦陷入停滞期，复苏就很艰难。事实上，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停滞是常态。大量的失业劳动者嗷嗷待哺，无所事事，想维护社会稳定是极其困难的，社会必然动荡。这时政府如果不能拿出面包，就需要拿出子弹。如果两者都拿出不来，那么后果就会很严重。

　　

　　这时，可以通过向外扩张的方式转移社会矛盾，向外输出商品和多余的劳动力缓解社会矛盾。但是如果扩张失败，则要面临加倍的惩罚。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社会底层的劳动力的收益是不稳的，他们的收益完全仰赖战争的结果。如果战争失败，他们付出了鲜血，忍受了战争的苦难，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顶层垄断资本没有付出鲜血却大发战争财，必然受到严重的嫉恨。工业化社会大量人口聚居于城市，虽然不会有农民战争，但是会有城市暴动。这时，如果军队也因为战争失败而士气低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话，那么现有垄断体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沙皇俄国和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后的命运，是这种惩罚的最好的诠释。在对外扩张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是强大的，但是也是输不起的，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国家是地道的“泥足巨人”。

　　

　　何况，即使向外扩张一切顺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也必然达到地理的极限——毕竟地球的面积是有限的。历史上看，秦国严苛地对待本国百姓，把全国动员成惊人的战争机器。这种战争机器需要不断从外部获得领土奖励耕战，补偿本国百姓的损失。一旦扩张达到极限，不再存在外来的收益补偿百姓，仍然严苛对待百姓的话，秦国的社会矛盾必然迅速加剧。

　　

　　过度依赖核心领导人物的个人能力，对内经济压迫不断加剧，这样的社会系统注定不能持久。如果要维护人类社会系统的长期存在就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为领导阶层引入新鲜血液，避免小范围通婚造成的种群退化；第二、破解财富的单向流动过程，避免财富过渡集中导致社会内部压力持续上升。对资本主义这样财产决定个人在社会中政治、经济地位的社会来说，第二点比第一点更重要。只要破坏了领导阶层的财产的稳固性，就能为领导阶层引入新鲜血液。如此便不难理解美国历史上老罗斯福打击垄断，小罗斯福允许工人联合起来对抗资本家的意义。

　　

　　“在我们的整个国家里，垄断资本势力限制着成功的机会……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我们大多数人曾经争取到得政治平等将失去意义……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劳动，乃至生命都完全操纵在一小撮人的手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生命已经不再平等，自由已经不再真实，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又在哪里呢？”罗斯福的话，说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对他来说，1933年的美国已经是量变积累达到临界点的时期，随时可能发生质变飞跃。如果他不主动抑制一小撮稳拿的势力的话，那么整个系统的推导重建就在眼前。显然，那是一小撮稳拿的悲剧，也是全社会的悲剧。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既要保障最有能力的人获得最大的报酬，成为社会的先锋。又要避免他们的子孙中没有能力成为先锋的人，依靠产的优势，压制其它优秀人才。丛林法则诞生了霸王龙，霸王龙抑制了其他动物的发展。如果没有七千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今天的世界仍然将是爬行类的天下。哺乳类最多像老鼠一样在恐龙的阴影中苟且偷生，难以想象会诞生今天的人类。

　　

　　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推动了竞争，提供了选择社会最优生产者的机会。另一方面竞争促进了财产集中，财产的集中创造了稳拿，稳拿毁灭了竞争。早期资本主义的优点，是资本规模都很小，所以彼此竞争优胜劣汰。一旦资本确立了统治地位，那么市场中就只有巩固其统治的力量，而没有能打破其统治的力量。万类霜天竞自由是最理想的状态，却不是稳态。

　　

　　市场竞争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样性，维护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却是非常微妙的任务。社会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各尽所能，所以一方面要维护资本的地位，保证优者获得更多的资源，放大其推动社会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削弱资本的地位，保证优者有机会击败强者。从某种角度看，让优者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无法有效确定优者。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集中与崩溃的过程，并不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同样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只要存在私有财产，只要存在某一方失控的势力，就会发生过度的集中，集中的过程也就预示着社会系统的崩溃和重新建设。

　　

　　千万不要相信你能找到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当找不到最优解的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次优解。当不能确定最优者的时候，不妨消灭可能抑制最优者诞生的最强者。反垄断与消灭财富的过度集中，始终是维护市场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必要步骤。如果不能主动削弱霸主，那么霸主迟早会被动毁灭，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也将在血与火之中，化为历史的遗迹。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无尽的冬天） 10 0

　　“现在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预料来源做出大致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瓜分’这些市场。他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列宁

　　

　　垄断资本是市场之神，它们能控制产品的产量和价格，进而谋求最大利润。它们控制产量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价格，控制价格的手段是控制产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通过倾销等手段消灭竞争对手，把本行业的利润压低到竞争对手无法接受的程度，逼迫对手主动退出。一旦占领市场之后，它们往往反向操作，故意闲置一部分产能，谋求最高的垄断利润。这种闲置产能，压缩生产的行为，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进化过程。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发生了自我进化，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原先每一个业主的产量，对整个市场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的产量，就意味着从竞争对手那里争得更多的市场和原材料，获得更多的利润。现在则是垄断企业控制市场，市场究竟需要多少产品，能提供多少原料，他们了如指掌。他们的产量变化，很容易引起产品在市场上价格的剧烈波动。稍微增加产量，就可能引起自己产品的滞销。反之，他们压缩产能，就是自己的产品被抢购。对他们来说，与其自己的产品滞销，不如被抢购。

　　

　　当大家都是小土豆的时候，竞争就是主流，谁不多生产，谁吃亏。因为市场和原料都是别人的，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谁不抢，谁被别人抢，谁完蛋。这种时候扩张产能就是基本的主流。反过来，当市场都被自己和自己的盟友控制的时候，一个市场大致能消费多少东西，基本都有数，扩张产能一点好处也没有，扩张了也卖不掉。这时就不如压缩、闲置一部分产能，人为制造需求不足，创造“人造的饥荒”。

　　

　　经过这次进化，原先分散的资本凝结成有组织的社会资本，小资本依附于中等资本，中等资本依附于大资本，大资本依附于垄断资本，一般垄断资本（比如当年美国铁路）受银行、核心垄断资本（比如勒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工资）和元要素的领导。于是，社会总资本生产更有效率了：可以用相对更少的资本总量，更小的错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供更多的产品了。此时，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长期的停滞。

　　

　　我们的前面分析中，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与扩大再生产有密切的联系。当全面过剩的经济危机消灭掉多余的产能以后，任何一个偶然的创新行为，都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生产竞争。于是，上一轮经济危机的幸存者们，好了伤疤忘了疼，或主动信任自己的运气，或在同行的裹挟下，重新开始大规模投资。全社会从简单再生产，进入扩大再生产，开始酝酿新一轮的生产过剩。

　　

　　这种竞争扩产的行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创造性毁灭从此不再存在，于是经济很难复苏。

　　

　　垄断资本对创新，多数采取压制的态度。有些新技术虽然能大大提高生产率，但是同时也会提高生产规模——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生产往往是不经济的。这样的技术对垄断资本家并没有吸引力。因为提高生产规模，意味着不能采取控制产量的手段获得超额利润。垄断资本家更倾向于采用生产规模不变但是能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这意味不提高生产规模但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这种生产技术降低产品质量，但是同时能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的话，也是可以考虑的，没有竞争对手，供给不足，产品再次也不愁没有销路——垄断产品往往质次价高的一个原因即在于此。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企业往往主动采取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即使原有设备远远没有达到使用寿命。因为资本家知道，自己不采用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同行也会采用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对垄断资本家来说，没有彼此竞争的压力，采用不采用新设备，推出不推出新产品的灵活性就要大很多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垄断资本家往往并不急于采用新设备，更不急于推出新产品。生产设备、产品的更新，意味着生产流程的改变和大量的投资——只要垄断了市场，投资不投资都有丰厚的利润，何苦投资？列宁曾经举例，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垄断公司购买了新技术并不急于应用，而是作为技术储备，在“合算”的时候再采用，或者作为对付外来不速之客的秘密武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新技术都会被垄断资本扼杀，但是新技术的采用确实收到了极大的遏制。在某些国家的某些部门，很长一段时期，这种遏制的趋势，会长期保持优势。

　　

　　垄断企业对扩产更没有兴趣。市场有多大，垄断企业心里清楚。市场都是自己和自己盟友的市场，不存在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的可能，那么扩产卖给谁？压制生产可以人为制造稀缺，获得超额利润，扩产则意味着自己的产品跌价。资本的运动一切以利润为指导，导致利润下降的行为，资本是绝对不会做的。

　　

　　对于垄断企业来说，由于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创新的动力，没有扩产的行为，长期把生产规模压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抬高自己的产品价格是获得最大利润的最好选择。

　　

　　对垄断企业的下级企业来说，由于上级垄断企业压缩产能，扩展产能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和更低的利润。尽管许多时候不得不扩张，但是扩张的结果是利润率的迅速下降。在前一小节的例子中，当面粉厂只收购8000吨小麦的时候，小农们增加小麦的产量，也不会增加收购量，只能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虽然面粉厂只收购8000吨小麦，但是由于农民内部的博弈，农民的产量会多余8000吨，农民扩张的上限，就是维持小麦售价等于最低的生产成本的产量。低于于这个售价，农民就不得不销毁卖不出去的今年的小麦，然后明年不再播种，任由土地撂荒。另一方面，下游面包作坊也不能无限扩张，面包作坊产能扩张，必然引起面粉价格上升。由于面粉产量相对固定，面包总量基本不变，社会上面包的售价不会有太多的变化。面粉价格上升，面包价格变化，必然导致面包作坊利润率下降。所以，面包作坊的产能扩张同样有极限。这时，虽然城市中面包价格飞涨，但是对面包作坊来说，由于面粉价格飙升，生产面包仍然是无利可图的。如果不能获得额外的面粉来源，城市之中的面包荒和面包作坊的产能闲置，只能长期持续下去。

　　

　　整个产业链条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往往控制整个链条的产量，这个环节往往把产量压低在能获得最高利润的水平。其他任何上游环节的产品超过这个水平，都面临不得不销毁产品的局面，任何下游环节的产能超过这个水平，都面临产能闲置的困境。

　　

　　即使彼此不相关的行业，彼此之间也存在影响的关系。洛克菲洛压缩产能，原油价格居高不下，那么居民用于消费衣、食、住、行类其他产品的消费能力必然下降。可供分配的消费能力就很有限，其他行业的扩张行为，很快就会触碰到利润天花板。

　　

　　换句话说，在垄断企业压缩产能的时候，其他企业的产能扩张行为也受到严重的制约。如果垄断行业不打算扩张产能的话，其他行业也很难大规模的扩张产能。

　　

　　资本主义只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而生产，一旦知道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量是多少，就把生产能力控制在略低于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量的产量上。全社会的总资本在股权和利润的操纵下，把产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由于扩张产能的动力严重不足，经济危机复苏的条件便不存在了。这时，经济一旦发生危机便很容易陷入长期滞留，难以恢复。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周而复始的春去春回来被绵绵无绝期的严冬所取代，经济周期性“复苏—发展—过热—崩溃”的循环不再存在，经济一旦发生崩溃就会长期陷入停滞的泥潭。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1873年的大危机会长达5年之久，而1929年的大危机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彻底消除。

　　

　　这时，资本的生产能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阶段，一切的生产行为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顶端的有限的需求，其他中小资本家和工人的需求，则是从社会顶端的需求衍生出来的。社会顶端的垄断资本家、银行家和他们的盟友的消费能力是主动的，中小资本家的消费能力受顶端的消费能力的影响，工人的消费能力则是完全被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资本手中，并不取决于社会多数成员的意志和他们的需要。劳动者需要工作，但是资本不会无缘无故地提供工作。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社会顶端所消耗掉的大多数社会产品，生产始终围绕为他们提供消费品服务。所以，社会顶端的消费能力成为最终制约生产规模的关键。在垄断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在垄断资本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为满足社会顶端的穷奢极欲的需求而生产。

　　

　　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中我们已经分析过，简单再生产的规模与社会顶端需求有关，也与社会低端的生活水平有关。同样生产力水平下，社会顶端需要的消费品越多，需要雇佣的工人就越多。同样的社会顶端需求的条件下，单位工人能提供的剩余价值越多，需要雇佣的工人就越少。

　　

　　同样的简单再生产，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萧条期相比，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萧条期不但漫长，而且生产力水平下降更多，或者说出奇的寒冷。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潜在生产能力达到极限，社会的总消费能力却下降到最低水平，于是社会总产出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徘徊。

　　

　　一方面，我们在前一小节中已经看到，由于分配进贡制度的存在，除了社会顶层以外，其他各个阶层的消费能力都被不断压缩。社会总消费能力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分大饼一章中已经分析过，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的博弈能力。在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远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

　　

　　垄断资本已经发展到可以操纵产量和价格的地步，换句话说，他们的博弈能力被发挥到极限，他们是市场规则的决定者，他们掌握的资源很稀缺很强大，他们是市场中的神。相对于他们，其他阶层的博弈能力则被压缩到极限。一群小农必然斗争不过面粉厂；全美国的消费者必然斗争不过标准石油公司。所谓靠市场额手段提高小农、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的收入水平，几年翻一番这样的说法，当笑话听可以，谁若是当真就很傻很天真了。谁若是用这样的说法自我安慰，只能说明他不能区分画饼和大饼，以为画饼也能充饥。小农、工人的产量也许大幅度提高，但是在自由博弈背景下，他们的收入，保证不能大幅度提高。

　　

　　由于博弈能力极端低下，其他阶层的消费能力，被压缩到最低的限度。纵使社会顶层的少数人的绝对消费能力得到无限的扩展，由于这个阶层人数太少，他们的总消费能力还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占大多数的中下层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其他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

　　

　　另一方面，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家投资失败，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消费行为。资本家购买了设备和原材料，雇用了工人，生产了产品，已经完成了消耗其他资本家的产品的过程，如果没有产品产出或者产品滞销的话，这部分投资就不会成为新的产能，也不会成为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在垄断条件下，垄断企业的产品不仅不会投资失败，而且质次价高，不仅不会卖不出去，而且会供不应求。对社会有益的投资失败也就不存在了。

　　

　　资本只会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生产，所以，虽然有大量的人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但是，社会仍然有大量的生产能力被闲置。除了劳动力的过剩，还有资本的过剩。

　　

　　大量的中小资本被淘汰出生产循环。它们独立生产，规模太小，结盟生产就要接受带头资本的剥削，扩张产能没有销路。于是，大量的中小资本推出生产，转而进行投机，希望通过投机获得更多的利润，即使不能不能增殖至少实现保值。一面是生产萧条，一面是投机盛行，这样的现象很常见。如果结合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种投机行为可以达到惊人的水平。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出现产业萧条，土地和虚拟资本市场产品飙升的奇异现象。垄断资本往往比不会在自己的地盘内扩张产能，丰厚的利润中消耗不了的部分，也会投资于土地和金融产品。许多垄断企业，往往本身既是某一行业的巨头，同时又是“地王”和股市的“庄家”。对他们来说，利用土地和金融市场歼灭小资本，如同狼吃掉羊，鲨鱼吃掉小鱼一样轻而易举。大量中小资本在生产领域无法与垄断资本竞争，在土地和金融市场同样难逃一劫。

　　

　　稳拿经济学家认为只要资本主义能够精确地计划，按照合理的比例生产就能避免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充分了解市场的需求，或者说不能充分了解产品的边际利润。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厂家直接了解客户的需求，资本主义就不会再有危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产品销售的份额在企业间依据生产效率分配，企业不可能了解每一件产品的边际利润。此外，由于竞争的压力，每个企业都有扩张产能的倾向。所以，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可以忽悠人的。

　　

　　但是，事情显然不那么简单。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由一个或借个大企业独占。垄断程度越高，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就越小，企业对市场的需求能力就越了解，生产的盲目性就越低，整个社会就越接近稳拿经济学家期望的状态。很显然，这样的状态下，资本主义确实不会再发生因为盲目扩张生产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仅仅局限在生产过剩型危机的话，那么经济危机确实消失了。但是，停滞的经济决不是正常的经济，停滞的社会决不是正常的社会：一面是大量的需求没有支付能力，一面是大量劳动力没有工作，大量的资本忙于投机或者失业；一面是少数人穷奢极欲，一面是多数人食不果腹。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停滞的形式重新出现。不仅如此，这种危机比以往的危机更加漫长和痛苦，而且不能自我痊愈。在这样的社会中，大量的失业人口生活贫困看不到希望，社会动荡，政府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复苏的春天迟迟不来到。

　　

　　尽管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的变化，但是危机的根源仍然没有变化。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导致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最终引起整个社会消费不足。不论资本主义如何发展，整个社会总体消费不足，仍然是经济危机（大萧条）的根源。

　　

　　工人付出劳动，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地主、金融资本家和原要素之间按照彼此实力强弱进行分配，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分配关系。所有产品都必须在市场上销售出去，被消费者购买，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循环的环节。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和市场销售环节，恰恰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没有这种分配关系和市场销售环节，便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或者说，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就决定它必然与消费不足做永无休止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伴随资本主义终生，自始至终阴魂不散。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化，消费不足的表现也必然进化。消费不足所导致的危机对经济的破坏力，也必然随着资本的扩张而不断增强。

　　

　　这时，产能的扩张要依赖不受垄断资本控制的市场。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市场就是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也陷入困境，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难免陷入长期的萧条。争夺不在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海外市场，成为多数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国策。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人造饥荒） 12 0

　　光脚的挣钱穿鞋的吃，穿鞋的挣钱穿靴的吃。——中国民谚

　　

　　资本运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帝国的运行的最终目的就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获得最大的利润。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标。产能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为垄断企业最大利润服务的次要目标。

　　

　　上次说到资本经过内部搏杀，最终建立了完善的帝国体系，元要素、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劳动力，按照各自实力在这个等级森严井井有条的各安其位。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进退有礼的社会，我们并不陌生。几千年来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这样有秩序地社会。这样的社会秩序存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秩序而秩序，而为了实现分配的秩序。

　　

　　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乱糟糟一团麻的社会。如果以吃自助餐为比喻的话，那就是大家一拥而上，筷子、叉子、汤勺，能用什么是什么。桌子上的食物，生鱼片、刺身、螃蟹、牛肉、鸡块、意粉、甜点、罗宋汤，能抢到什么是什么。于是，我们常看到的情况是餐具飞舞，食物乱溅。谁也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吃相，他们更在乎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吃到尽量多的食物——因为他们清楚，下一个回合就会吃那些这个回合没有吃饱的食客。不想被别人吃掉，就要尽快多吃。

　　

　　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如同大家排好队，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吃饭。垄断大资本、银行资本和元要素按照上一章中彼此博弈的结果，依次进入宴会厅。他们先吃最好的食物，吃到实在吃不消，然后去小憩一下。这时，中等资本入场吃饭，然后是小资本，最后是劳动力。

　　

　　入场顺序越靠后，餐桌上剩余的食物越少，进来的人越多，彼此之间竞争得越激烈，吃相越难看。劳动力为了抢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彼此勾心斗角，拾荒的人为了争夺一个矿泉水瓶子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所谓“仓禀实知礼义，衣食足知荣辱。”一个矿泉水瓶子，绝对不会引起先吃饭的稳拿之间的彼此争斗和冲突，这就如同享受蟠桃宴的人不会为一个鸡头打架一样。不过，如果彼此争夺的不是鸡头，而是九千年一开花一结果的蟠桃，那天庭就不再大度，不再谦让，而是动用天兵天将捉拿馋嘴、偷吃的猴子。所以说，并不是衣食足不足的问题，而是达到一个社会阶层之后，对普通劳动者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对某个阶层上人已经不再是紧缺的，不但不是紧缺的，而且是极大丰富的。对普通人来说很珍贵的东西，对这个层次上的人来说，已经不值得为此发生冲突了。为这些基本生活必需品发生冲突，对这个层面的人来说，是丢脸的事情。这个层次的稳拿，在彼此谦逊礼貌的气氛中，瓜分着社会总产品的大饼。他们一边享受自己的大饼，一边欣赏卢瑟之间为了生存进行的争斗。事实上，这种底层彼此之间的争斗，恰恰是高层吃到更多的大饼的原因。

　　

　　封建社会也好，奴隶社会也好，都是建立在独立的生产单元的基础上的。这样的社会的顶层吃到更多大饼主要依靠暴力强制劳动或者强行征收农产品。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官府征收田赋，低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赠送冰炭敬，高级官员向宰相行贿，皇帝则享有四海。国外也是一样，农奴向地主缴纳地租，地主向小领主缴纳贡品，小领主向诸侯进贡，诸侯向国王或皇帝进贡。光脚、穿鞋、穿靴之间，那种产品一层层向上转移的关系一目了然。

　　

　　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过程则隐蔽得多。没有一个人能独立完成自己的产品，我们很难看到垄断资本向下一级的资本征收了多少产品。垄断企业与下级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强行征收的关系——就是母子公司之间，由于彼此拥有独立结算的会计体系，也很难存在子公司直接向母公司转移利润的行为。

　　

　　不过，这个征收的过程并不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完全看不到的，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资本都可以完全自由流动，随意组合，彼此之间并不存征收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等量资本应该产生等量的利润。同样拥有2000美元的甲乙两人，一个投资面包铺，一个投资水果店的话，彼此产生的利润应该是接近的。如果不接近，那么彼此间的利润之间的差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利润较少的一方就会主动改行。在理想的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由于不断的竞争，不断有新的竞争者加入，有原有的竞争者退出或破产，全社会的利润率，基本是接近的。

　　

　　在按照等量资本产生等量利润的原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些资本比其他资本有资格获得更多的利润。比如，某些行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是暴利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是垄断行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其他竞争者不能改行进入这个行业。不能进入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资本量太少，或者是外人进入以后利润率太低，或者是因为政府行政命令使用专营权限制外来竞争者。

　　

　　这时，我们需要了解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垄断企业怎么向下一级企业征收利润的。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过程，就不难理解下一级企业怎么向下下级企业征收利润，以及怎么不断的征收下去。

　　

　　在《多收了三五斗》之中，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个过程。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占优势的一方，可以把自己的利益扩展到最大化。这个扩展的过程，不仅仅存在于劳动力与资本之间，也存在于资本与资本之间。比如：如果上游企业是相对垄断的企业的话，上游企业就可以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下游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如果下游企业是相对垄断的企业的话，那么下游企业就可以压低进货的价格，上游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如果上下游企业都是相对垄断的企业，就要看谁的资本量更大，有更强的博弈能力。铁路是相对垄断的行业，但是铁路也曾经受到更垄断的企业的挤压。

　　

　　谁能让铁路屈服呢？这个人就是勒克菲勒。　1870年1月10日　，洛克菲勒兄弟等5人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1879年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控制了美国炼油能力的90%，还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进出产油区的石油管和汇集系统，并握有运输的支配权。　1882年1月2日　，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正式签署了一份“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协定”，合并了40多家厂商，垄断了全国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

　　

　　1885年，标准石油与铁路达成协议，铁路给标准石油每运输一桶原油收费10美分，给其他公司运输一桶原油收费35美分。不仅如此，铁路每给其他公司运输一桶原油还要给标准石油缴纳25美分。如果铁路不答应，勒克菲勒就要重新修建一条石油运输管线，彻底挤垮铁路的石油运输生意。其他石油公司只要生产原油，就要运输，只要运输就要给勒克菲勒缴纳25美分的“贡赋”。

　　

　　整个运输过程中，铁路只能吃一点勒克菲勒吃剩的东西。一般的霸王条款欺负欺负消费者也就罢了，勒克菲勒居然这样欺负铁路。能让铁路接受这样的霸王条款，不得不让人叹服勒克菲勒的实力。当然，铁路也不是吃素的。铁路马上就提高了中小客户和短途货物的运输费用，搞了个堤内损失堤外补。

　　

　　于是，中小客户辛苦半天，要把相当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铁路；铁路也不能吃独食，而要把从中小客户那里征收的利润大部上缴给勒克菲勒。于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光脚——穿鞋——穿靴”的关系。

　　

　　这种“光脚——穿鞋——穿靴”的关系的存在的潜在必要条件，就是垄断企业能自由控制某类产品的产量或需求。在勒克菲勒的例子中，勒克菲勒完全可以压缩使用铁路运输原油的数量。不仅如此，如果压缩运量，那么其他任何石油公司都无法填补他的退出所造成的营运的损失。所以，只要他这么做，铁路就要亏损。他开出的价格，铁路无法拒绝。对于这样的人，铁路只能忍泣吞声。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稀缺的产品卖得最高的售价。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某类产品稀缺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为竞争对手会增加产量或需求。但是在垄断市场中，垄断企业是市场的主宰，则完全可以控制市场。

　　

　　以食品加工为例，假设1000个农民拥有年产10000吨小麦的能力，城市人口拥有消费10000吨小麦的能力。如果100个面粉厂拥有加工这10000吨小麦的能力，平均每个面粉厂能加工100吨小麦。任何一个面粉厂压缩产能，都是不明智的——这无非是给其他99个面粉厂更多的市场。但是，如果1个面粉厂拥有加工10000吨小麦的能力，它会怎么做呢？我们会看到，它会把处理小麦的总量压缩到9000吨，甚至8000吨。把产能压缩1000到2000吨，这个企业能获得双重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压低小麦的收购价格，从农民那里获得第一重好处。另一方面，它可以抬高面粉的出售价格，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第二重的好处。加工8、9000吨，比加工10000吨获得更大的利润，这样的好事，如果能做到，何乐不为呢？

　　

　　控制产能，人为制造短缺，获得额外利润，是垄断资本的拿手好戏。

　　

　　这样的企业往往故意一部分产能，还有额外的好处。任何竞争对手企图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这个企业就开足马力生产，让外来者无利可图，最终不得不主动退出。上面的例子中，面粉厂有意闲置1000-2000吨的产能，一旦外来竞争者介入，面粉厂就启动这些产能。于是，外来者面临收不到小麦，即使收到了也偏贵，即使生产出来也无利可图的局面。这时，原有的大面粉厂就会利用各种舆论工具造势，宣传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宣传压缩低效的产能等等。更有甚者，在有些政府干预经济较多的国家，这个面粉厂还会游说政府，为了民族的利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等等。总之，它要用一切手段让外来的竞争者滚蛋，或者是利润，或者是舆论，或者是政府公关——一切它所能调动的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外来竞争者一旦滚蛋，原有的大面粉厂有回复到压缩产能的阶段。这时，面粉不再浪费，因为面粉厂人为地制造了饥荒。

　　

　　相比原有面粉厂，外来者往往质次价高，浪费资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生产规模较小，无法达到比较经济的规模，技术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恰恰是他们的无效率促成了垄断企业的提供相对物美价廉的产品。如果一旦他们消亡了，垄断企业便会马上回到制造人造饥荒的老路。不仅如此，往往变本加厉——因为他们要把竞争期间付出的代价连本带利赚回来。

　　

　　对垄断企业来说，在能控制的市场中压缩产能，在不能完全控制的市场中则往往开足马力廉价倾销。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指出，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酒精托拉斯，往往有意把一部分酒精廉价出口，倾销到国外。这样的好处首先是抢夺国际市场，其次是制造国内酒精供应的不足。一面在能控制的国内市场搞酒精荒，一面在不能控制的国际市场搞倾销，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销售策略，出发点却完全一样——都是为了获得最大幅度的利润。敞开供应甚至廉价倾销酒精，和有意制造酒精短缺似乎是矛盾的事情，其实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路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上生长的结果。当这块土壤是自家的地盘，能够被完全控制的时候，就结出人造饥荒的果实；当这块土壤不能被自己完全控制的时候，就结出廉价倾销的果实。于是，当年德国境外和境内的消费者的处境，如同冰火两重天：非德国消费者购买的酒精产品比德国本土消费者购买的酒精产品便宜得多，德国人使用本国的产品比外国人用本国的产品要支付更高的代价。

　　

　　在利润和股权的指挥棒的操纵下，垄断企业对整个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的生产有强烈的指导作用。垄断企业控制产量，中型企业必然如法炮制。小企业的利润高一些，中型企业就把收购价格压低一些，或者把供货价格提高一些。实际上，中型企业如果处在垄断企业的上下游的话，也必然控制产量，否则就会面临多余产品没有销路，或者没有原材料生产多余产品的情况。于是，所有企业都在垄断企业的指挥棒的指挥下，把产量控制在一个远远低于潜在最大产能的位置上。

　　

　　相比之下，离垄断企业远一些的小企业，产能受约束的情况相对较弱。这些企业如同宴会中迟到的中、下等人，彼此为一个鸡头或鸡爪而剑拔弩张。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才给予垄断企业更好地压制产能提高价格的机会。在前面的例子中，数量众多的农民绝不会达成协议把产量压缩到8、9000吨，而是会继续按照原有生产计划生产，然后试图把自己的产品优先于自己的邻居卖出。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农民生产了10000吨小麦，社会总产品最终仍然要由面粉厂决定，因为小麦不能直接成为做面包的原料，磨面的环节是无法跳过的。所以，虽然有足够的小麦，城市之中仍然会出现面粉短缺的饥荒——这恰恰是面粉厂要达到的结果。为了面粉厂的利润，面粉厂宁可让多余的1、2000吨小麦腐烂在田地或者谷仓，也不会增加产量缓解城市的饥荒。在整个社会之中，越接近顶层竞争越少，越接近低层竞争越多越激烈。

　　

　　唯利是图是资本唯一要考虑的事情，至于其他比如社会公益等等，则完全不在资本考虑的范畴。所以，在垄断资本完全不受约束的国家和地区，人造饥荒是很常见的现象。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在洛克菲勒的例子之中，勒克菲勒并没有提高产量而是提高了自己的利润，这些利润部分来自铁路的利润，部分来自其他中、小石油商的利润，部分来自其他铁路中小客户的运费。对社会来讲，总生产能力未必提高了。事实上，则往往是停滞甚至降低了。

　　

　　当垄断资本控制市场以后，垄断产品的市场价格除了体现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垄断程度，不能反映任何信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一个行业的利润率高于其他行业，那么其他行业的资本家都会考虑改行或者增加一个副业，以便分一杯羹。于是，市场在不断改行之中达到平衡。最终的市场价格反映获得该类产品的难易程度。对大多数产品来说，获得该产品的难易程度与所需要投入的劳动的质与量，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垄断条件下，垄断资本利用资本量、技术或者政府审批等门槛把外来的竞争者拒之门外。这时，这个行业与其它行业之间不再存在人、财、物的自由流动，该产品的价格与获得该产品所付出的劳动质与量之间，不再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直观地看，相比其他行业，该产品的生产者投资更少利润更多，该行业的劳动者劳动量更少待遇更高。在封建社会存在的“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粼粼居大厦。”的现象，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当垄断企业恬不知耻地夸口创造了多少利润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准确地说，这些利润应该是他们占有的，而未必是他们创造的。须知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不是资本创造的，资本占有了劳动创造的价值，被占有的价值成为资本的利润，少数资本压榨其他资本占有了超过平均水平的利润。垄断资本控制的利润中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部分，是它们通过各种手段从上下游企业那里压榨来的。最终还是要由普通劳动者创造。国王拥有大量的收入，却不能厚颜无耻地宣称这些都是来自他的辛勤劳动，因为只要不是大脑失灵的人都清楚这些收入是层层进贡上来的。垄断企业能如此厚颜无耻，无非是社会大生产过程掩盖了资本压榨劳动力的过程，它们压榨小资本的过程。他们获得大量的利润，未必是社会之福。这就如同国王拥有大量的收入，恰恰说明了普通百姓沉重赋税和徭役一样，是社会不公的表现而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只要有了吃饭的顺序，就是天下大饥荒，也不妨碍有人有吃不完的肉糜和蛋糕。所以，在经济大危机的时候，并不妨碍金子塔的顶端仍然获得惊人的利润。只要金字塔的顶端控制的是生活必需品，那么推高产品价格就很容易。因为其他环节必然被动让出利润，消费者必然主动压缩不必要的消费。如果控制了粮食的生产，就可以推高粮食的价格。当面粉的价格太高以致多数人消费不起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推高玉米粉的价格。当玉米粉太高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推高高粱米的价格。依此类推，直到推高观音土的价格。

　　

　　理论上垄断资本可以把社会总大饼完全吃掉，给其他阶级留一点残渣就可以。或者说，他们吃饭的时候，把所有能吃的都吃掉，其他人拣一点他们吃剩的菜叶，舔一舔他们的盘子。

　　

　　资本主义达到这个阶段以后，资本家不必再如同创业初期一样节衣缩食，把每一个铜板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只要他们处于顶端的位置，即使他们穷奢极欲，他们也是不可撼动的。他们所要指挥和调动的是社会总资本，他们个人的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相比，是相对渺小的。所以，他们要利用自身资本量的优势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模式，而不是简单利用自身资本实行增殖。所以，个人的节俭在此时已经是次要的事情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边是吃着驼蹄羹，霜橙压香桔，另一面必然是吃糠咽菜。垄断企业毫不留情地批评血汗工厂的不人道，却不愿意放弃一点自己的利润。相反，它们总是在任何有机可乘的时候抬高自己产品的售价压低原材料的进价。垄断资本家可以一边优雅地品尝名酒，一边假惺惺地批评小资本残酷地对待劳动力，一边不愿意承认小资本从劳动力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中的大多数，都要向他们进贡。这就如同国王一边训斥小地主鞭打缴不起地租的农奴，一边优雅地享用由小地主进贡的从农奴那里掠夺来的农产品。

　　

　　每一个阶级社会最终都趋向于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顶端极少数统治者的分配体制度，或者说是一种有利于社会顶层的稳拿体系。分配制度的自我强化功能是稳拿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稳拿两个特点，一是“稳”，二是“拿”，都是通过这个功能不断加强。封建地主和奴隶主拥有的地租越多，可以豢养的武装人员就越多，他们可以统治的农民和奴隶就越多。在这方面，资本也是一样。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吃饭的秩序”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 垄断资本获得超额利润，剩余价值不断向上转移，垄断资本自我增殖的速率要远远快于中下层资本。在以资本量决定分配顺序的社会中，这就意味着垄断资本的地位在不断巩固。不改变分配顺序，下层资本永无翻身之日。不仅如此，只能在不断的彼此恶性竞争和上层的挤压中，被推向社会下层。换句话说，优先进场吃饭的名额必将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认为社会财富水平存在一个临界点，高于这个临界点，财富越来越多，低于这个临界点财富越来越少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临界点是不断上升的。假设拥有　100盎司　的黄金也许是社会中上层财富水平，在这个水平之上财富会越来越多，在这个水平之下财富会越来越少。那么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必然是这个水平在迅速提升。如果社会平均利润率是10%的话，那么第二年这个临界点的水平必然高于　110盎司　。高于的原因是因为处于顶端的资本的利润率必然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如果中、小资本家不能跟上处于顶端的资本增殖的速度，那么迟早会变成吃剩饭的人。换句话说，资本如果要保持吃饭的地位，必须跟上这个速率，必须以比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率更快的速度增殖。如果这样考虑的话，要保持一个人经济地位不变所需的资本量往往是非常惊人的。那些认为自己挣够了，可以安心养老的人，除非处于社会顶端，否则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在不断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在土地投机中还会提到，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不表。

　　

　　改变这个“吃饭的秩序”，必须彻底颠覆整个社会体系，显然，对于单个个体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某个独立的垄断大资本也不可能改变这样的社会秩序。这样的垄断大资本可以主动拆分自己的公司，却不可能拆分整个社会体系。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中，垄断大资本一旦主动拆分了自己的公司，也就丧失了影响社会的权力。《盗梦空间》中的那个小帅哥，可以拆分他老爸留给他的石油帝国，但是不能影响斋藤的公司。不仅如此，他拆分自己的公司的后果，无非是给斋藤更多的机会。斋藤则未必会主动拆分自己的帝国，即使在梦里受到暗示也未必会。

　　

　　但是，人类历史上没有永恒的稳拿体系。所以，这样的“吃饭的秩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尤其是在多数低层劳动者饥肠辘辘的时候。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物极必反） 6 0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中国民谚

　　

　　如果我们承认事物是在不断运动的，我们就应该知道事物的发展总有兴起、强盛、衰亡和毁灭的过程。事物发展的过程，是矛盾互相作用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矛盾的双方在不断积累和斗争，而毁灭的因素总是在孕育在发展的过程中的。

　　

　　放眼天下，没有长生不灭者。帝国也是一样，人类历史上，没有千年不灭的帝国。许多庞大的帝国，在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庞大的帝国兴亡的表面过程，没有看到背后发展的深层规律，难免觉得这样的兴亡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的观察更深入一些，看到表象背后的运动规律，则会认识到这些帝国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帝国的毁灭与它们的强大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那些造成它们强大的因素，孕育了它们的衰亡和毁灭。兴与亡是同一棵树上结出的两朵花。

　　

　　这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命题，正是本小节要说明的道理。与其他庞大的帝国一样，垄断帝国同样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这一小节就是讨论垄断帝国毁灭的内在原因社会顶层领导能力的下降与内部矛盾的增加，是帝国毁灭的内在因素，垄断帝国的毁灭也可以归结于此。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相结合的过程。对垄断帝国来说，垄断资本领导层新陈代谢能力的丧失和财产的单向流动是量变的积累过程，垄断资本领导层的能力不足以对抗财产汇聚造成的社会矛盾的时候，就会有发生质变飞跃的风险。

　　

　　垄断帝国的产生起源于资本的集中，资本的集中起源于资本之间竞争所导致的搏杀。这种资本之间的搏杀，如果我们前面看到的，是一种类似生物进化的超量繁殖与选择的过程。资本家按照自己对市场的揣测进行投资生产，接受市场选择。生产效率更高，技术更先进，生产成本更低的资本家的产品优先售出，相对落后的资本家的产品滞销，他们的资本成为其他资本家的猎物。这个过程中，产品更加物美价廉的资本家获得更大的生产机会。由于产品的物美价廉往往与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有关，而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又依赖于资本量，所以资本量大的资本家获得更多的生产机会。这时一种良性的市场自我新陈代谢的过程。

　　

　　这种竞争最终达到一个阶段，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一个行业的产品生产，其他小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挑战它们。这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这种产品的产量、规格和价格。从此竞争转为统治。垄断帝国的顶层，和其他帝国一样形成了稳固的稳拿集团。稳拿的包含两个字，稳和拿。稳拿的存在必然抑制一切可能威胁到他们利益的非稳定因素，或者说稳拿体系有自我强化的能力。不论怎么变化，稳拿都能稳稳当当地享用自己的一份。换句话说，非稳拿集团享受的社会总产品就是未必稳定的。

　　

　　垄断的统治，由于垄断帝国本身具有向上吸收剩余价值的能力，垄断一旦确立，从体系内部使用交易就无法推翻。垄断帝国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失去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死亡的开始。一旦建立起稳固的塔，社会就失去了活力。“稳拿”这个词，包含两个字。一个是稳，一个是拿。稳就不能有竞争。人类的能力来自先天与后天，先天的智力并不能稳固遗传，后天的磨砺更不可复制。如果依靠能力竞争决定一个人在社会的地位，那么多数稳拿的后人，很难保持他们祖先的地位。这时就需要产权发挥作用。私有产权的传承，如同　封建　君主的世袭，白痴如刘禅，仍然是蜀国的领导人。拥有产的人，即使能力平庸，仍然是生产的决定者，掌握生产的决定权，或者说决定社会大饼的分割。

　　

　　在自由竞争的阶段，一种新产品的诞生或推广，完全在于这种产品是否物美价廉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能给生产者带来足够的利润。在垄断阶段，非垄断企业的利润受垄断企业的操纵，能否获得足够的利润，是不确定的事情。即使获得超量的利润，也很可能被垄断企业利用操纵产量、规格和价格的手段而占有。这种情况下，对非垄断企业来说，与其研究如何改进生产技术，不如研究如何顺应垄断企业。

　　

　　这时，全社会的生产的发展方向，完全操纵在垄断企业的手中。市场的选择变成垄断企业的计划。其他任何超越垄断企业计划的生产行为，都会因为利润率太低或者需要的资本量太大而无法实施。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垄断企业本身对创新行为是不感兴趣的，另一方面，其他企业的创新行为也受到垄断企业的压制：“（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去向，在规定了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换句话说，我不进步，其他人也休想进步。

　　

　　达尔文在物种选择中举例，某一片自由开放地被圈起来，牛群不能进入，于是几年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冷杉幼苗。由于牛群的存在，冷杉就长不起来——其实无非是牛群偶尔啃两口冷杉幼苗，就导致冷杉幼苗的夭折。只要有霸王龙存在，就没有哺乳类的出头之日。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垄断企业的存在，大量的利润被垄断企业占有，生产产品的种类受到垄断企业的限制。上游企业要按照垄断企业的订货生产，下游企业只能按照垄断企业提供的原料生产。在这样的条件下，想发展壮大，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如果能轻易突破垄断企业的限制，就意味着稳拿体系不那么稳，稳拿体系就不能称为稳拿体系了。

　　

　　这时，存在的不再是多样性，而是整齐划一。

　　

　　对一个系统来说，整齐划一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垄断企业的大事，就是垄断企业的对外征服和对内压迫更有效率。）整齐划一的坏处，就是抵御预料之外的突发风险的效率极差。一个缺陷，可以让整个系统崩溃。人工林和自然林相比，抵御多数病虫害的能力相对较强，但是抵御特定病虫害的能力却极差。全部是松树的人工林，可以有效抵御作用于槐树、柳树、杨树等等其他树种的病虫害。但是，松毛虫可以让全部人工林在很短的时间内毁灭。

　　

　　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一种网状结构，某一个企业的失灵，对全社会的生产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事实上，也必然有一部分企业的生产发生问题。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则是一种塔状结构，处于塔尖的垄断企业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一旦塔尖出现问题，全社会的生产立即陷入困境。

　　

　　社会全部生产过程集中在垄断企业，垄断企业的投资错误，就是全社会的投资错误。如果我们认为投资错误的概率是20%的话，那么自由竞争状态下，所有情况下，都会只有80%的投资成功，在垄断企业控制的条件下，多数情况下都会比自由竞争企业投资成功率高，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却会对全社会造成“绝收”的后果。或者说，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发展方向的系统风险远远大于自由竞争的社会。尤其在新技术出现的时期，垄断企业的投资方向决定全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垄断企业的发展方向，却未必是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如果垄断企业的发展方向是房产和当铺的话，那么全社会的投资方向显然也必然是这里。

　　

　　在创新的过程中，任何人即使有超人的智力，也无法提前预见所有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创新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这种探索的过程意味着大量的不可避免的损失。主观决定的计划是无法准确预知未知世界的。这时，垄断资本有两个选择，继续投资或者停滞不前。继续投资的话，若是成功了则会推动全社会的生产发生巨大的进步，若失败了则损失巨大，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丧失核心领导的地位。毫无疑问，多数垄断资本无疑会选择后者。既然已经是社会的顶层，就不要做可能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尝试。垄断资本的常见病，是抑制生产不思进取。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经济，也必然是长期停滞的经济。社会停滞的结果，迟早会面对巨大的外来压力。如果外在竞争对手极富侵略性，那么停滞的后果则更加骇人。

　　

　　自由竞争的社会的发展方向，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决定权。在一个原点上，无数人走向无数的方向。发散行走的人群中，会有一些人走向成功，也会有一些人丧生，绝大多数人既不成功也未丧生。走向成功的人，很快成为多数人效仿的榜样。究竟谁会成为被效仿的榜样，是不确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在万事开始的阶段，成功地预见到最终的结果。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只有垄断核心资本家有决定权，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受垄断资本家的控制。这样的体系，如果能够预见到适当的发展道路，自然避免了四散乱走所浪费的宝贵资源和时间。但是，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何况，在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再好的计划也难免有失误，不能保证一定出现最优的结果。垄断资本把社会的发展方向集中起来，于是使用所有人智慧的社会发展，退化为使用个别垄断资本家智慧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山寨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速度是惊人的，自我创新的能力却是不足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往往在核心资本的领导下走上歧途或者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如果此时的社会已经完成了资本与暴力的结合，那么极可能在疯狂的道路上暴走——尤其是在内部压力增大需要拓展生存空间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助一点政治学的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上看，开　明　君主制政治与僭主政治是同一个系统。开　明的　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领导一个强大的国家，能最有效地调动所有的资源用于改善全国百姓的生活，增强国力，没有内耗和倾轧，这是最好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一个混蛋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样领导一个国家，可以最有效地对内压迫，对外扩张，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止他，这是最疯狂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两种社会使用的是同一个操作系统，不同的是君王的能力和品行。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兴亡系　于　君王的能力和品行，强盛与崩溃都在一瞬间，自然也就“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

　　

　　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资本，如同高高在上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影响全社会的发展进程。这样的社会如果全力追赶先进国家，则势不可挡。反之，如果这样的力量用于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也是很惊人的。如果这种力量安于现状，那么整个系统必然死气沉沉。

　　

　　一个系统的功能发挥系于一个核心零件的功能，如果不是工程师特意这样设计为了达到充分发挥那个零件的优势，弥补整个系统的不足，实现剑走偏锋的效果的话，那么绝对是一个失败的设计。这样设计可能到达极端的设计效果，超强或超差。整个系统运转的效果，完全取决于核心零件的功能。如果核心零件超常发挥，整个系统就是最优秀的系统；一旦核心零件失灵，整个系统失灵。

　　

　　有趣的是，人类社会却总是向这样的系统发展。一些优秀的精英爬上人类社会金字塔的塔顶，然后迅速征服其他不肯臣服的人类群体。征服不久，这些精英的寿命达到极限，把职位传给他们的后人，如果他们的后人保持先人的能力，那么这个系统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系统，反之这个系统随时有崩溃的可能。无情的现实是，这个系统并不能保证后人拥有先人的能力，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后人的能力远远不及先人。

　　

　　这样的社会系统总是要不定期更新，因为核心零件（也就是那些精英的后人）迟早会出现退化的现象。个人能力一方面来自天生的智力，一方面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历练。后天的磨难恰恰是苦其心志的磨砺过程。对精英的后人来说，先人的优秀基因未必能稳定遗传，先人经历的磨难则更是不可能接触的事情。勒克菲勒是能力超强的人，上一小节中提到的钻石大王罗得斯也是，但是他们却不能保证自己的后人永远具有自己的能力。如果垄断帝国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我们无法看清的话，不妨把视角转回中国历史。刘备是英雄，刘禅就很差劲。司马懿能力出众，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也很强，但是他曾孙晋惠帝司马衷就是白痴。天下灾荒，百姓嗷嗷待哺的时候，这位皇帝说出了“何不食肉糜”这句千古名言。毫无疑问，他身上有司马懿的基因，无需置疑，仅仅四代司马懿的基因就退化的不成样子。

　　

　　对垄断资本主义也是一样，私有财产的稳定传承，决定了生产主导权的稳定传承。在自由竞争时期，这种主动权的传承不过涉及一个公司的生产。一个能力不足的子孙经营的公司会很快破产，社会会继续向前发展不受影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企业是如此之大，尽管效率低下，但是也没有竞争对手能撼动它。垄断资本家的子孙通过继承而不是市场获得管理权。核心垄断资本的所有权的传承则涉及到整个社会。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发展则由血缘决定。

　　

　　相比遗传不稳定和缺乏磨练所导致的管理层能力的退化的不确定性，系统内部的压力，则是单向增加的。

　　

　　奴隶社会也罢，封建社会也罢，资本主义社会也罢，总存在少数人无偿占有多数人劳动的现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从微观上看，存在经营失败破产等行为；但从宏观上看，财富总是单向流动的。这种流动可以依靠暴力，也可以依靠交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占有是赤裸裸的暴力剥夺为表现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占有隐藏在“公平交易”的背后，大多数人在公平交易之中沦为资本的债务奴隶。

　　

　　现代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无时不刻离不开各种交易。现代人要有工作出卖劳动力，这是交易。要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这也是交易。社会的交易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只要存在交易，就有优势的一方。优势的一方，可以提高自己交易品的价格，或者说压低对方交易品的价格。这种优势不断存在，而且会不断加强。多数参与交易的人，必然会处于劣势，迟早成为卢瑟。拥有优势的这一方，必然会不断减少自己这一方的数量。实际上，这种数量的减少恰恰是加强优势的过程。博弈过程中，数量较少的一方获得更大的交易优势，拥有较大交易优势的一方也必然是数量较少的一方。数量较少的一方不但占有优势，也会不断地以血缘原则精华自己的群体。这个群体必然越来越小，控制的社会资源则越来越多。

　　

　　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优势发展到极限。由于这种优势的存在，处于社会顶端的稳拿的收获是稳定的，损失可以完全转移到下层；处于社会下层卢瑟的收获是不确定的，损失却是完全无力转嫁出去的。只要存在交易，顶端是永远不会吃亏的，底端则是永远不会占便宜的。当然，这是卢瑟用劳动价值论衡量的结果。如果稳拿用边际效用论则是另一个结果：所有的交易都是皆大欢喜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人员向卢瑟方向汇聚，财产向稳拿的方向汇聚。我们在前面说过，这种汇聚的极限，就是稳拿经济学推崇的帕累托最优——是稀缺资源获得最大利用的状态，是地主把自己的土地的地租提到最高的状态，也是农民不干掉地主就要饿死的状态。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垄断商品价格提高到极限，工人工资极其低下，大批工人失业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社会矛盾最尖锐，压力最大的状态。对多数人来讲，垄断帝国如果崩溃，那么失去的是枷锁获得是全世界。财富的重力最终会压垮稳拿精心建设的财富金字塔，不论哪个阶级社会都是如此。

　　

　　一个稳定性不佳的系统抵抗不断增大的内压，这个系统能维持多久不能确定，能确定的是这个系统很难长期存在，整个系统迟早会在内压的作用下发生崩溃。

　　

　　没有经历过社会筛选的稳拿的后代，直接成为社会的主导，领导一个发展停滞，有巨大外来压力，内压接近爆炸的社会。这是社会的杯具，也是个人的杯具。朱常洵亦称福恭王，是明神宗第三子，母郑贵妃恃宠，欲立其为太子，遂引起争国本。万历二十九年受封福王。四十二年就藩洛阳，得庄田二万顷，盐引千计。崇祯间，益沉湎酒色。福王后被李自成俘虏，并被吃掉。福王的儿子朱由崧成了南明皇帝。1644年旧历除夕，满洲人大兵压境，南明皇帝朱由崧不乐，大臣们还以为他是忧虑前方的形势不利或是思念先帝，一个个叩头请罪。不料朱由崧说出的话却使他们大吃一惊，他说“无暇虑此”。原来这位天子忧虑的是“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清兵已临长江边，朱由崧还忙于广选美女。为了配制房中药，他命令南京城里的乞丐们集合起来捕捉癞蛤蟆，灯笼上大书“奉旨捕蟾”，所以就落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蛤蟆天子”。这就是明代版的“山外青山楼外楼。”不过，明代小朝廷没有南宋朝廷运气那么好。1646年五月，朱由崧在北京被加以谋为不轨的罪名凌迟处死，年仅四十岁。

　　

　　孔夫子曾经要求大家守规矩，认为只要大家都守规矩就可以天下太平。事实上，天下动乱只能说明周天子没有能力继续维持系统。烽火戏诸侯是周幽王的杰作，而不是天下诸侯自己搞出来。这说明在周朝的系统中，周幽王这个核心零件已将不能有效的进行统治了。周朝的系统已经不能有效操作，中国需要格式化重装系统。

　　

　　这个集中于崩溃的过程，并不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垄断资本主义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没有外来影响，经济本身也要不断震动。对外扩张的停滞、海外市场的突然丧失、技术革命的终结、金融泡沫的破裂等等因素都可能导致社会资本要求兑付前期投资的利润。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资本家——工人”的二元社会显然没有能力兑付这些利润，于是经济先是崩溃后是萧条。如果是垄断资本主义，则问题更严重：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一旦陷入停滞期，复苏就很艰难。事实上，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停滞是常态。大量的失业劳动者嗷嗷待哺，无所事事，想维护社会稳定是极其困难的，社会必然动荡。这时政府如果不能拿出面包，就需要拿出子弹。如果两者都拿出不来，那么后果就会很严重。

　　

　　这时，可以通过向外扩张的方式转移社会矛盾，向外输出商品和多余的劳动力缓解社会矛盾。但是如果扩张失败，则要面临加倍的惩罚。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社会底层的劳动力的收益是不稳的，他们的收益完全仰赖战争的结果。如果战争失败，他们付出了鲜血，忍受了战争的苦难，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顶层垄断资本没有付出鲜血却大发战争财，必然受到严重的嫉恨。工业化社会大量人口聚居于城市，虽然不会有农民战争，但是会有城市暴动。这时，如果军队也因为战争失败而士气低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话，那么现有垄断体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沙皇俄国和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后的命运，是这种惩罚的最好的诠释。在对外扩张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是强大的，但是也是输不起的，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国家是地道的“泥足巨人”。

　　

　　何况，即使向外扩张一切顺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也必然达到地理的极限——毕竟地球的面积是有限的。历史上看，秦国严苛地对待本国百姓，把全国动员成惊人的战争机器。这种战争机器需要不断从外部获得领土奖励耕战，补偿本国百姓的损失。一旦扩张达到极限，不再存在外来的收益补偿百姓，仍然严苛对待百姓的话，秦国的社会矛盾必然迅速加剧。

　　

　　过度依赖核心领导人物的个人能力，对内经济压迫不断加剧，这样的社会系统注定不能持久。如果要维护人类社会系统的长期存在就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为领导阶层引入新鲜血液，避免小范围通婚造成的种群退化；第二、破解财富的单向流动过程，避免财富过渡集中导致社会内部压力持续上升。对资本主义这样财产决定个人在社会中政治、经济地位的社会来说，第二点比第一点更重要。只要破坏了领导阶层的财产的稳固性，就能为领导阶层引入新鲜血液。如此便不难理解美国历史上老罗斯福打击垄断，小罗斯福允许工人联合起来对抗资本家的意义。

　　

　　“在我们的整个国家里，垄断资本势力限制着成功的机会……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我们大多数人曾经争取到得政治平等将失去意义……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劳动，乃至生命都完全操纵在一小撮人的手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生命已经不再平等，自由已经不再真实，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又在哪里呢？”罗斯福的话，说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对他来说，1933年的美国已经是量变积累达到临界点的时期，随时可能发生质变飞跃。如果他不主动抑制一小撮稳拿的势力的话，那么整个系统的推导重建就在眼前。显然，那是一小撮稳拿的悲剧，也是全社会的悲剧。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既要保障最有能力的人获得最大的报酬，成为社会的先锋。又要避免他们的子孙中没有能力成为先锋的人，依靠产的优势，压制其它优秀人才。丛林法则诞生了霸王龙，霸王龙抑制了其他动物的发展。如果没有七千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今天的世界仍然将是爬行类的天下。哺乳类最多像老鼠一样在恐龙的阴影中苟且偷生，难以想象会诞生今天的人类。

　　

　　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推动了竞争，提供了选择社会最优生产者的机会。另一方面竞争促进了财产集中，财产的集中创造了稳拿，稳拿毁灭了竞争。早期资本主义的优点，是资本规模都很小，所以彼此竞争优胜劣汰。一旦资本确立了统治地位，那么市场中就只有巩固其统治的力量，而没有能打破其统治的力量。万类霜天竞自由是最理想的状态，却不是稳态。

　　

　　市场竞争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样性，维护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却是非常微妙的任务。社会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各尽所能，所以一方面要维护资本的地位，保证优者获得更多的资源，放大其推动社会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削弱资本的地位，保证优者有机会击败强者。从某种角度看，让优者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无法有效确定优者。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集中与崩溃的过程，并不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同样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只要存在私有财产，只要存在某一方失控的势力，就会发生过度的集中，集中的过程也就预示着社会系统的崩溃和重新建设。

　　

　　千万不要相信你能找到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当找不到最优解的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次优解。当不能确定最优者的时候，不妨消灭可能抑制最优者诞生的最强者。反垄断与消灭财富的过度集中，始终是维护市场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必要步骤。如果不能主动削弱霸主，那么霸主迟早会被动毁灭，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也将在血与火之中，化为历史的遗迹。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无尽的冬天） 10 0

　　“现在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预料来源做出大致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瓜分’这些市场。他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列宁

　　

　　垄断资本是市场之神，它们能控制产品的产量和价格，进而谋求最大利润。它们控制产量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价格，控制价格的手段是控制产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通过倾销等手段消灭竞争对手，把本行业的利润压低到竞争对手无法接受的程度，逼迫对手主动退出。一旦占领市场之后，它们往往反向操作，故意闲置一部分产能，谋求最高的垄断利润。这种闲置产能，压缩生产的行为，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进化过程。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发生了自我进化，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原先每一个业主的产量，对整个市场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的产量，就意味着从竞争对手那里争得更多的市场和原材料，获得更多的利润。现在则是垄断企业控制市场，市场究竟需要多少产品，能提供多少原料，他们了如指掌。他们的产量变化，很容易引起产品在市场上价格的剧烈波动。稍微增加产量，就可能引起自己产品的滞销。反之，他们压缩产能，就是自己的产品被抢购。对他们来说，与其自己的产品滞销，不如被抢购。

　　

　　当大家都是小土豆的时候，竞争就是主流，谁不多生产，谁吃亏。因为市场和原料都是别人的，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谁不抢，谁被别人抢，谁完蛋。这种时候扩张产能就是基本的主流。反过来，当市场都被自己和自己的盟友控制的时候，一个市场大致能消费多少东西，基本都有数，扩张产能一点好处也没有，扩张了也卖不掉。这时就不如压缩、闲置一部分产能，人为制造需求不足，创造“人造的饥荒”。

　　

　　经过这次进化，原先分散的资本凝结成有组织的社会资本，小资本依附于中等资本，中等资本依附于大资本，大资本依附于垄断资本，一般垄断资本（比如当年美国铁路）受银行、核心垄断资本（比如勒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工资）和元要素的领导。于是，社会总资本生产更有效率了：可以用相对更少的资本总量，更小的错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供更多的产品了。此时，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长期的停滞。

　　

　　我们的前面分析中，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与扩大再生产有密切的联系。当全面过剩的经济危机消灭掉多余的产能以后，任何一个偶然的创新行为，都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生产竞争。于是，上一轮经济危机的幸存者们，好了伤疤忘了疼，或主动信任自己的运气，或在同行的裹挟下，重新开始大规模投资。全社会从简单再生产，进入扩大再生产，开始酝酿新一轮的生产过剩。

　　

　　这种竞争扩产的行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创造性毁灭从此不再存在，于是经济很难复苏。

　　

　　垄断资本对创新，多数采取压制的态度。有些新技术虽然能大大提高生产率，但是同时也会提高生产规模——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生产往往是不经济的。这样的技术对垄断资本家并没有吸引力。因为提高生产规模，意味着不能采取控制产量的手段获得超额利润。垄断资本家更倾向于采用生产规模不变但是能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这意味不提高生产规模但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这种生产技术降低产品质量，但是同时能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的话，也是可以考虑的，没有竞争对手，供给不足，产品再次也不愁没有销路——垄断产品往往质次价高的一个原因即在于此。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企业往往主动采取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即使原有设备远远没有达到使用寿命。因为资本家知道，自己不采用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同行也会采用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对垄断资本家来说，没有彼此竞争的压力，采用不采用新设备，推出不推出新产品的灵活性就要大很多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垄断资本家往往并不急于采用新设备，更不急于推出新产品。生产设备、产品的更新，意味着生产流程的改变和大量的投资——只要垄断了市场，投资不投资都有丰厚的利润，何苦投资？列宁曾经举例，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垄断公司购买了新技术并不急于应用，而是作为技术储备，在“合算”的时候再采用，或者作为对付外来不速之客的秘密武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新技术都会被垄断资本扼杀，但是新技术的采用确实收到了极大的遏制。在某些国家的某些部门，很长一段时期，这种遏制的趋势，会长期保持优势。

　　

　　垄断企业对扩产更没有兴趣。市场有多大，垄断企业心里清楚。市场都是自己和自己盟友的市场，不存在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的可能，那么扩产卖给谁？压制生产可以人为制造稀缺，获得超额利润，扩产则意味着自己的产品跌价。资本的运动一切以利润为指导，导致利润下降的行为，资本是绝对不会做的。

　　

　　对于垄断企业来说，由于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创新的动力，没有扩产的行为，长期把生产规模压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抬高自己的产品价格是获得最大利润的最好选择。

　　

　　对垄断企业的下级企业来说，由于上级垄断企业压缩产能，扩展产能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和更低的利润。尽管许多时候不得不扩张，但是扩张的结果是利润率的迅速下降。在前一小节的例子中，当面粉厂只收购8000吨小麦的时候，小农们增加小麦的产量，也不会增加收购量，只能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虽然面粉厂只收购8000吨小麦，但是由于农民内部的博弈，农民的产量会多余8000吨，农民扩张的上限，就是维持小麦售价等于最低的生产成本的产量。低于于这个售价，农民就不得不销毁卖不出去的今年的小麦，然后明年不再播种，任由土地撂荒。另一方面，下游面包作坊也不能无限扩张，面包作坊产能扩张，必然引起面粉价格上升。由于面粉产量相对固定，面包总量基本不变，社会上面包的售价不会有太多的变化。面粉价格上升，面包价格变化，必然导致面包作坊利润率下降。所以，面包作坊的产能扩张同样有极限。这时，虽然城市中面包价格飞涨，但是对面包作坊来说，由于面粉价格飙升，生产面包仍然是无利可图的。如果不能获得额外的面粉来源，城市之中的面包荒和面包作坊的产能闲置，只能长期持续下去。

　　

　　整个产业链条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往往控制整个链条的产量，这个环节往往把产量压低在能获得最高利润的水平。其他任何上游环节的产品超过这个水平，都面临不得不销毁产品的局面，任何下游环节的产能超过这个水平，都面临产能闲置的困境。

　　

　　即使彼此不相关的行业，彼此之间也存在影响的关系。洛克菲洛压缩产能，原油价格居高不下，那么居民用于消费衣、食、住、行类其他产品的消费能力必然下降。可供分配的消费能力就很有限，其他行业的扩张行为，很快就会触碰到利润天花板。

　　

　　换句话说，在垄断企业压缩产能的时候，其他企业的产能扩张行为也受到严重的制约。如果垄断行业不打算扩张产能的话，其他行业也很难大规模的扩张产能。

　　

　　资本主义只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而生产，一旦知道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量是多少，就把生产能力控制在略低于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量的产量上。全社会的总资本在股权和利润的操纵下，把产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由于扩张产能的动力严重不足，经济危机复苏的条件便不存在了。这时，经济一旦发生危机便很容易陷入长期滞留，难以恢复。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周而复始的春去春回来被绵绵无绝期的严冬所取代，经济周期性“复苏—发展—过热—崩溃”的循环不再存在，经济一旦发生崩溃就会长期陷入停滞的泥潭。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1873年的大危机会长达5年之久，而1929年的大危机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彻底消除。

　　

　　这时，资本的生产能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阶段，一切的生产行为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顶端的有限的需求，其他中小资本家和工人的需求，则是从社会顶端的需求衍生出来的。社会顶端的垄断资本家、银行家和他们的盟友的消费能力是主动的，中小资本家的消费能力受顶端的消费能力的影响，工人的消费能力则是完全被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资本手中，并不取决于社会多数成员的意志和他们的需要。劳动者需要工作，但是资本不会无缘无故地提供工作。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社会顶端所消耗掉的大多数社会产品，生产始终围绕为他们提供消费品服务。所以，社会顶端的消费能力成为最终制约生产规模的关键。在垄断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在垄断资本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为满足社会顶端的穷奢极欲的需求而生产。

　　

　　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中我们已经分析过，简单再生产的规模与社会顶端需求有关，也与社会低端的生活水平有关。同样生产力水平下，社会顶端需要的消费品越多，需要雇佣的工人就越多。同样的社会顶端需求的条件下，单位工人能提供的剩余价值越多，需要雇佣的工人就越少。

　　

　　同样的简单再生产，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萧条期相比，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萧条期不但漫长，而且生产力水平下降更多，或者说出奇的寒冷。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潜在生产能力达到极限，社会的总消费能力却下降到最低水平，于是社会总产出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徘徊。

　　

　　一方面，我们在前一小节中已经看到，由于分配进贡制度的存在，除了社会顶层以外，其他各个阶层的消费能力都被不断压缩。社会总消费能力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分大饼一章中已经分析过，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的博弈能力。在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远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

　　

　　垄断资本已经发展到可以操纵产量和价格的地步，换句话说，他们的博弈能力被发挥到极限，他们是市场规则的决定者，他们掌握的资源很稀缺很强大，他们是市场中的神。相对于他们，其他阶层的博弈能力则被压缩到极限。一群小农必然斗争不过面粉厂；全美国的消费者必然斗争不过标准石油公司。所谓靠市场额手段提高小农、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的收入水平，几年翻一番这样的说法，当笑话听可以，谁若是当真就很傻很天真了。谁若是用这样的说法自我安慰，只能说明他不能区分画饼和大饼，以为画饼也能充饥。小农、工人的产量也许大幅度提高，但是在自由博弈背景下，他们的收入，保证不能大幅度提高。

　　

　　由于博弈能力极端低下，其他阶层的消费能力，被压缩到最低的限度。纵使社会顶层的少数人的绝对消费能力得到无限的扩展，由于这个阶层人数太少，他们的总消费能力还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占大多数的中下层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其他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

　　

　　另一方面，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家投资失败，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消费行为。资本家购买了设备和原材料，雇用了工人，生产了产品，已经完成了消耗其他资本家的产品的过程，如果没有产品产出或者产品滞销的话，这部分投资就不会成为新的产能，也不会成为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在垄断条件下，垄断企业的产品不仅不会投资失败，而且质次价高，不仅不会卖不出去，而且会供不应求。对社会有益的投资失败也就不存在了。

　　

　　资本只会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生产，所以，虽然有大量的人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但是，社会仍然有大量的生产能力被闲置。除了劳动力的过剩，还有资本的过剩。

　　

　　大量的中小资本被淘汰出生产循环。它们独立生产，规模太小，结盟生产就要接受带头资本的剥削，扩张产能没有销路。于是，大量的中小资本推出生产，转而进行投机，希望通过投机获得更多的利润，即使不能不能增殖至少实现保值。一面是生产萧条，一面是投机盛行，这样的现象很常见。如果结合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种投机行为可以达到惊人的水平。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出现产业萧条，土地和虚拟资本市场产品飙升的奇异现象。垄断资本往往比不会在自己的地盘内扩张产能，丰厚的利润中消耗不了的部分，也会投资于土地和金融产品。许多垄断企业，往往本身既是某一行业的巨头，同时又是“地王”和股市的“庄家”。对他们来说，利用土地和金融市场歼灭小资本，如同狼吃掉羊，鲨鱼吃掉小鱼一样轻而易举。大量中小资本在生产领域无法与垄断资本竞争，在土地和金融市场同样难逃一劫。

　　

　　稳拿经济学家认为只要资本主义能够精确地计划，按照合理的比例生产就能避免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充分了解市场的需求，或者说不能充分了解产品的边际利润。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厂家直接了解客户的需求，资本主义就不会再有危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产品销售的份额在企业间依据生产效率分配，企业不可能了解每一件产品的边际利润。此外，由于竞争的压力，每个企业都有扩张产能的倾向。所以，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可以忽悠人的。

　　

　　但是，事情显然不那么简单。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由一个或借个大企业独占。垄断程度越高，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就越小，企业对市场的需求能力就越了解，生产的盲目性就越低，整个社会就越接近稳拿经济学家期望的状态。很显然，这样的状态下，资本主义确实不会再发生因为盲目扩张生产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仅仅局限在生产过剩型危机的话，那么经济危机确实消失了。但是，停滞的经济决不是正常的经济，停滞的社会决不是正常的社会：一面是大量的需求没有支付能力，一面是大量劳动力没有工作，大量的资本忙于投机或者失业；一面是少数人穷奢极欲，一面是多数人食不果腹。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停滞的形式重新出现。不仅如此，这种危机比以往的危机更加漫长和痛苦，而且不能自我痊愈。在这样的社会中，大量的失业人口生活贫困看不到希望，社会动荡，政府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复苏的春天迟迟不来到。

　　

　　尽管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的变化，但是危机的根源仍然没有变化。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导致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最终引起整个社会消费不足。不论资本主义如何发展，整个社会总体消费不足，仍然是经济危机（大萧条）的根源。

　　

　　工人付出劳动，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地主、金融资本家和原要素之间按照彼此实力强弱进行分配，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分配关系。所有产品都必须在市场上销售出去，被消费者购买，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循环的环节。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和市场销售环节，恰恰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没有这种分配关系和市场销售环节，便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或者说，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就决定它必然与消费不足做永无休止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伴随资本主义终生，自始至终阴魂不散。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化，消费不足的表现也必然进化。消费不足所导致的危机对经济的破坏力，也必然随着资本的扩张而不断增强。

　　

　　这时，产能的扩张要依赖不受垄断资本控制的市场。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市场就是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也陷入困境，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难免陷入长期的萧条。争夺不在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海外市场，成为多数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国策。

　　 卢瑟经济学（6.7）——垄断帝国（终极征服者） 7 0

　　“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　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罗得斯，1895，《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

　　

　　这位罗得斯是当年大英帝国的金融家，南非的钻石大王，也是个战争贩子。这位殖民者的事迹，多数人未必了解，不过这位殖民者创立的公司却是鼎鼎有名——戴比尔斯（Debeers）。这个公司的宣传广告，“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A Diamond Is Forever）”，更是家喻户晓。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许多本国失业的劳动力（“海之堡”模型中的派大星），因为在本国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永无翻身之日，所以往往乐于去无法无天的殖民地冒险：消灭了当地人，他们就是小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成为新兴的稳拿。罗得斯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派大星。

　　

　　罗得斯的避免内战就要扩张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很有市场的。不过，他隐瞒了他本人在扩张战争中的利益。罗得斯的第一个身分是钻石大王：戴比尔斯垄断了世界90%的钻石生产，罗得斯是戴比尔斯的第二大股东，终身执行官。罗得斯的第二个身分是英国南非殖民地的高官：开普敦殖民地的总理、新殖民地“罗得西亚”的创立者。英国公司在英属南非殖民地拥有独占的开采权和商业权，南非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钻石资源。如果我们把罗得斯的两重身份、英国公司在英属南非殖民地的特权和南非的钻石资源结合起来看的话，就不难看出英国在南非的殖民扩张能给罗得斯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他会大力宣扬帝国主义扩张。

　　

　　资本家不是雷锋，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工人能不能吃得上饭，而是自己的利益。既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撑得要吐的人看到冻死骨落泪的时候，不妨把自己吃不了的酒肉让出来一部分不就不会饿死人了吗？如果担心工人吃不上饭的话，把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价值拿出来给工人消费，吃饭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所以，垄断巨头并不关心工人是不是能吃得上饭，而是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利润。至于“让工人吃得上饭”，不过是让工人为他们当炮灰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有大量产能闲置、大批人口失业的时候，工人吃不上饭的原因并不是领土面积狭小，而是多数人的消费能力被资本压缩到最小的空间。哪怕占有天下，只要是无约无束资本主义制度，仍然会有大量的劳动力被闲置。当然，这些被闲置的劳动力可以是被殖民国家的劳动力，所以，殖民主义并没有解决失业问题，而是把失业问题转移了。白人失业变成黑人失业，本国人失业变成亚非拉落后国家人失业。

　　

　　所以，当帝国主义者宣传为了民族利益要扩张的时候，我们不妨先问问这些宣传扩张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所在。

　　

　　言归正传。

　　

　　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后面的内容，并不是本节的重点。本节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严重依赖外部市场，为什么都迅速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为什么扩张的速度大大提高。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压力很大，动力很强。扩张提高的原因则在于垄断资本协调统一了所有的社会资本，把资本之间竞争变成统一的对外扩张。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行为都围绕利润两个字运转，解释这个问题同样还是要回到利润的运转。垄断企业的存在最大限度地抑制了竞争，直接导致两个后果：单位资本的社会总产量最高，达到同样生产目标需要的劳动者量最低；同样时间的生产过程中，创新最少。这一小节考察前一个后果。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统治替代了竞争，计划性替代了盲目性。这时，核心垄断资本清楚地了解全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总消费能力，于是经济进入了为满足有效需求而运转的简单再生产循环。这样的消费能力是如此之低，只要动用总产能的一部分就可以满足。从此，经济停滞不前替代了经济周期。简单再生产循环下，如果要实现较高的就业率，就要提高全社会的有效需求能力，减少产能与消费之间的缺口——这个缺口越小，被闲置的生产能力越小，失业率越小，就业率越高。由于在垄断资本控制的经济区域内部，垄断资本总是要把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压缩到最低水平，所以提高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是与垄断资本的特性相矛盾的。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已经指出，对资本主义来说，无论怎么进化，利润的问题始终无法有效解决。工人的工资来自资本家的投资，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得利润。如果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利润显然不能来自工资。换句话说，资本家不但要把工人的工资挣回去还要获得额外的货币。需要额外的购买力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这个购买力要来自资本家和工人以外的部分，来自资本家、工人以外的“第三方”。如此不难看出，如果要降低失业率，又不愿意触动垄断资本的既得利益的话，就要为大量的消费品寻找买主，而这样的买主只能到垄断资本没有触及的地方去寻找。

　　

　　对资本家来说，每次投资都是一个较少货币换取较多货币的过程。投资出去，能不能回来就是赌博了。如果产品不能回来，那就是成为别人的利润了。甲资本家给工人开了工资，购买了原料和设备，生产出一大堆产品，最终没有销售出去，对他个人来说，这是很杯具的事情。但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这是有益的事情。因为，一部分投资变成了消费，这些投资不但不会产生多余的产能，而且还可以为一部分工人提供工作。甲资本家本人的资本受损，他本人退出资本家的队伍，他的资本成为其他资本家的资本的养料。这是一种资本内部的吞噬行为。

　　

　　在自由竞争的时代，尚存这种在“甲之损失，乙之收益”的可能性，由“第三方”消费多余产品自然好，没有“第三方”的话，自己内部也可以消化一部分产能。在全社会被垄断资本控制的情况下，这种资本内部的吞噬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垄断资本控制整个生产循环，上游的企业按照垄断资本的订单生产，下游的企业按照垄断企业的供货生产。产品的产量、规格都受到垄断企业的控制。于是自由竞争时代的盲目投资消失了，生产的损失被降低到最低。换句话说，内耗下降到最低，而潜在的产能达到最大。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如同一个井井有条的蜂巢，为了追求利润而运动。在垄断时代，经济体内部已经没有自我消化的空间，于是垄断资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海外，向海外寻找有效需求。

　　

　　生产技术水平相当的条件下，垄断程度越高，达到同等的社会总产出，就业水平越低。另一方面，由于博弈关系，垄断程度越高，多数人的消费被压缩得越严重。商品实现能力越差，或者说相对总产能，社会总消费能力越低。从外界来看，整个蜂巢只需要动用很少一部分生产能力，就能达到有效需求的上限。换句话说，垄断程度越高，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就越大。

　　

　　对于垄断资本家来讲，闲置一部分产能是好事，这样可以榨取超额利润。但是对全社会来讲，大量的产能闲置，就意味着大量的失业人口。由于长期停滞替代了经济周期，这种低就业的状态，会长期维持下去。对工人来说，这时的失业不是短暂的失业，而是长期的难熬的寒冬。一面是大量工人长期找不到能够糊口的工作，一面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这样的社会注定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处在动乱的边缘。这时，必须大量地向外输出产能，提升就业水平，否则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实现社会主义不是平稳进化，而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列宁的时代，由于垄断资本建立了稳定的“吃饭的秩序”，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并不是耸人听闻。当稳定的社会结构建立起来以后，无产阶级改变自身命运的大门基本关闭了。这时，有大批失业的劳动力选择离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去荒无人烟的殖民地冒险，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生命赌一把。他们没有造反，是因为他们对殖民地开荒充满的希望。如果他们不能去殖民地开荒，断绝了他们的希望，那么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对他们来说，死于殖民地和死于本土是没有区别的。他们的选择殖民和造反的关键无非是哪个成功率更高，哪个回报更丰厚。

　　

　　这时，对垄断资本家来说，如果不想主动伤害自己的钱包，又不想发生革命的话，就需要找到外在的消费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

　　

　　如果说，避免革命是向外扩张的被动的原因的话，还有一个主动的原因，就是寻找超额的利润。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的尽量多地占有被统治阶级的劳动。从历史上看，不断吞噬其他地区，增加自己的臣民，是各个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共同选择——更多的臣民意味着更多地劳动力，更多的财富，或者说更大的富贵。奴隶主总是发动战争掠夺奴隶，封建地主经常发动战争兼并土地。垄断资本在全歼了自己统治区域内的不肯臣服的中小资本之后，必然向外扩张消灭其他经济模式，抢夺资源、劳动力和市场。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胜利！征服你的敌人，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这话是成吉思汗说的。蒙古大汗读书少（半文盲？），只识弯弓射大雕，是个大老粗，不怕天谴，不在乎舆论，铁腕统治，说一不二，不必在意票箱，也没有必要把自己伪装成“心里只有他人，唯独没有自己”的雷锋。他的话说得粗且直，没有那么多遮遮掩掩。对垄断资本来说，既然国内已经是自己的地盘，其他大小资本都臣服于自己，那么得陇望蜀地觊觎海外也就是必然的事情。垄断资本的说法，虽然宣扬的也是为统治阶级去征服和杀戮，但是更温柔婉转无耻一些，也更有欺骗性，更隐蔽。比如，罗得斯有意无意地隐瞒自己作为钻石大王、黄金巨头和金融家在南非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石油商、军火商和银行家有意隐瞒自己在伊拉克的利益等等。虽然他们嘴里说的不一样，但是他们目的和做法，与蒙古大汗是如出一辙的。

　　

　　对社会底层的卢瑟来讲，也有扩张的冲动，去海外殖民的愿望，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由于建立了稳定的“吃饭的秩序”，卢瑟的劳动成果绝大多数要被稳拿剥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剥夺达到极限——许多卢瑟长期失业，即使想被剥夺，也没有被剥夺的机会。对他们来说，自由社会不自由，不要说翻身，就是活下去都是艰巨的事情。如果想摆脱这样的命运，只有摆脱这种“吃饭的秩序”，或者推翻它，或者逃离它。对有组织的个体来说，巴黎公社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对无组织的个体来说，逃离比推翻更有可行性。从卢瑟的角度看，如果想改善自己的命运，必须到不存在吃饭的顺序，或者自己在吃饭的顺序比较高的地区去求生。所谓“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历史上的欧洲，大量失去工作的劳动者，举全家之力，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甚至签约卖身，凑钱购买去新大陆的船票。他们到新大陆有机会成为小农，重新获得劳动的机会。这些人要远离工业社会，深入不毛，他们的死亡率非常高，但是他们仍然一往无前，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生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于是，帝国主义者“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这些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卢瑟，在本国没有任何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既不能找到糊口得工作，更不可能混进统治阶级。为了避免饿死，只好到资本主义势力没有触及的区域去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

　　

　　资本积累是对财富世界的征服。金本位条件下，黄金就是货币，只要开采出来，无须经过出售的过程，直接就可以用于购买其他商品。所以，在金本位条件的下的资本主义，是一种采集黄金的运动。黄金可以来自自然界和金矿，也可以来自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经济（非洲的奴隶社会、东方的封建帝国），资本主义内部的小资本，甚至工人未来的债务——只要不是资本家自己的钱袋。工人是采集黄金的奴隶，工资是饲养奴隶的费用，工人生产的商品时采金的工具。商品销售出去，资本家得到黄金，扣饲养工人的费用，一个采金循环圆满完成。金矿枯竭的时候，资本家就没有必要饲养采金的奴隶。由于资本家掌握生产的主动权，这些奴隶虽然渴望劳动，却没有劳动的机会，只能冻饿而死。要资本家不断采金，就需要不断发现新的金矿，或者让他们知道有更新的采金技术——如果不主动更新技术，自己的资本迟早会沦为别人的金矿，自己就会有丧失社会主宰阶层的席位，沦为采金奴隶的风险。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垄断抑制技术更新，技术更新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逐渐弱化。这时全部的社会资本在垄断资本的领导下，成为一个整体，对外要求对应的黄金。资本主义经过内部整合，采金的效率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除了少数自然界未被发现和开采的黄金外，很快就瓜分干净了世界范围内已知的黄金。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扩张的历史。垄断资本则把扩张的能力发挥到最高水平：垄断资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产能发挥到极限，把工人的消费压缩到极限。一面是极大的产能，一面是极低的消费，垄断资本主义把向外输出产能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这是向外征服的物质基础。本国资本之间的内斗被降低到最低限度，在垄断资本的统一协调下运作。这是向外征服的组织保障。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征服的效率，远远高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的扩张，包括对自然界的征服和对人类社会其他成员的征服。

　　

　　对自然界的征服包括开垦土地、开采金矿。开垦土地不用了，土里刨食最简单，男耕女织首先解决温饱问题。

　　

　　开采黄金则是另一个不受限制的行业。对失业的劳动者来讲，去无人区开采黄金的工作不需要资本的雇佣，不会出现自己想工作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情况。对资本来讲，开采黄金不需要对应的社会购买力，黄金只要开采出来就是货币，不会出现开采出来卖不出的情况。所以，开采黄金是卢瑟中流行尝试摆脱命运的方式。大批淘金者进入加利福尼亚、南非等地，试图寻找好运。

　　

　　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旦他们中的个别人发现高品位的矿脉，资本就会紧随其后。各种采矿公司会纷纷进入，或者好运者自己也会成立采矿公司，雇用那些运气不太好的同行。这些好运气的卢瑟从此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加入稳拿的行列，比如罗得斯。据说他刚到南非的时候，一无所有，靠卖冰淇淋糊口。到中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稳拿。这样的事情，在英国本土显然不会发生。由于“吃饭的顺序”是稳定而牢固的，如果留在英国，罗得斯也许有机会混成工头，或者小职员、小官吏，他是毫无希望成为钻石大王和金融家的。

　　

　　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其他成员来讲，虽然没有参加开荒和淘金，但是也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对本国工人来讲，大量的劳动力输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工资。对本国资本家来讲，海外殖民地意味着新增的更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更多的产品有了销路。这些需求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利于新增就业。从全局看，由于新增的劳动机会，社会总产出的大饼更大，国内原有的博弈关系也相有利于劳动者的一方倾斜。资方拥有的财产的绝对总量并没有减少，相对量下降了。没有任何人的财产受到损失，整个社会却忽然变得和谐了。整个过程如同在宴会进行过程中，酒店宣布今日酬宾，突然意外免费加菜。于是，稳拿开始新一轮的大快朵颐，饿得快死的卢瑟，也有了吃到一点残羹剩饭的机会。

　　

　　对人类社会其他成员的征服，最开始是商品的输出。向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大量倾销产品，同时输入该地的黄金、白银和原材料，这是第一步。向落后地区投资是第二步。落后国家先是本国企业大量破产，大量流失货币，然后是丧失国家经济主权。（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货币是金银，不是可以无限印刷的纸币。发达国家显然不需要落后国家可以无限印刷的纸币。关于大量流失纸币会出现什么现象，不是本节讨论的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向外输出过剩产品的过程中，输入货币的过程中，本国的需求不足由海外的市场的需求弥补，本国工人就业率提升。对应的是国外的小资本、小农和小地主迅速破产，工人失业。相对落后国家迅速沦为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于是民族矛盾尖锐，个别地区甚至从商战演变成热战，文斗变成武斗。看过《黑客帝国动画版》的读者应该记得，人类社会与机器人社会爆发激烈战争的原因，就是机器人的产品廉价倾销，导致人类社会经济崩溃。

　　

　　资本的扩张有两个基本趋势：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控制的生产；与此对应的是不断地在空间上扩大流通的外部范围。

　　

　　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要把商品卖出去，把其他社会的黄金换回来。然后把对方融合为自己的一部分，控制对方的生产，并向更广阔的空间扩展。从新殖民地建立的那一刻起，殖民地就必然与母国之间存在紧密地经济联系。需要向母国出口农产品或黄金，换回母国的工具和生活用品。不会有人在殖民地刀耕火种，相反他们会尽力采用母国的农业设备。淘金者同样需要母国的工具和防身自卫的武器。只要存在分工和商品交流，殖民地经济迟早和母国完全融为一体。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在这个融和过程之中，母国的垄断资本会牢牢地占据经济上的有利地位。只要不切断与母国的经济上的脐带，殖民者创造的劳动价值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母国。而对多数经济殖民地来说，脱离母国的经济几乎是无法生存的。这样一来，殖民地在建立之初就决定了最终悲剧的结局。

　　

　　对社会底层来说，殖民地这块乐土，注定是短暂的。阶级社会中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并不是由绝对财产决定的，而是由相对财产决定的。这样的规律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如果不能在资本统治殖民地经济以前，使自己的财产达到相对领先的地步，那么迟早还会沦为卢瑟；第二、绝大多数的殖民者，最终还是难逃卢瑟的命运。

　　

　　那些为母国提供农产品的殖民地的小农，如果不能迅速崛起晋升为大地主，那么母国可以轻易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提升工业品的价格，把利润一股脑吞下去，把各种不利的危机转嫁给殖民地的小农。他们迟早会在不利的博弈中破产，他们的农场会被用来抵债。他们要么回归到失业无产者的行列，要么背井离乡去开辟新的农场。在费厄泼赖的博弈中，他们迟早输得一干二净。他们靠诡计和残忍从土著人那里夺来的，或者自己靠双手开垦出来的土地，迟早成为本国资本的猎物。本国资本则既不用深入不毛，也不用和土著人肉搏，只要公平交易，就可以坐享其成。我们不要忘记，“吃饭的顺序”无处不在。不论意外增加的财富最初属于谁，最终都会属于社会顶层的稳拿。那些淘金者的命运也同样悲惨，不出意外的话，金矿一旦开采完毕，他们就自然回归到失业的状态。矿业公司和黄金交易商发了大财，他们的资产增加了，而淘金者仅仅解决了一时的温饱。

　　

　　希特勒曾经在《我的奋斗》中提出，消灭劣等民族，德国人要像美国人杀掉苏族人一样消灭苏联人，然后把德国人安置在苏联，在苏联人的领土梦想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千年帝国。他的梦想没有实现，纳粹德国就被反法西斯力量彻底消灭了。实际上，即使德国人消灭了苏联人，占有了苏联的领土，雅利安人的帝国也不会存在千年。因为不必千年，只要几十年，由于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德国就面临要么继续征服新领土，要么内战的局面。

　　

　　这时，对全社会来说，大量的劳动力重新回到失业状态，大量的商品再次没有销路，大量的产能再次闲置下来。曾经因为开发殖民地而短暂缓解的社会矛盾重新暴露出来。和谐的局面再次破灭。如果不想内战，就要开辟新的殖民地，安置居民，寻找市场。这个过程发展的速度，与母国的资本垄断程度密切相关。本国垄断程度越高，吃饭的顺序越严密，稳拿吃饭的效率越高。殖民地小农的财产很快就会被本国的垄断资本吞噬掉。这些破产小农很快就会为生活所迫，再次成为殖民尖兵。

　　

　　抛开社会底层的压力不看，垄断资本集团本身对外的扩张能力也是惊人的。全社会的资本在垄断资本为核心的领导下，凝结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垄断资本军团，挥师向外，必然战无不胜。资本扩张的过程中，无组织的自由竞争资本、封建地主和其他统治阶级，永远斗不过有组织的垄断资本军团。当外来的垄断资本军团消灭某一个本土资本的时候，当地其他资本不但不会援助，反而会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落井下石，捞取自己的好处。甲资本家遭受外来资本挤压的时候，乙资本家很清楚：即使自己不会对甲落井下石，丙资本家也会趁火打劫。这时，乙的理性的选择就是提前落井下石——与其便宜别人，不如便宜我。

　　

　　自由竞争的关系决定了本土的资本之间彼此竞争的不统一的利益关系：一盘散沙的本土资本彼此不可能建立稳固同盟，凝结起来抗击外来资本侵略。在军事上常见的“一军死斗，盟军作壁上观；一点崩溃，全军溃败”的现象在资本的搏杀中也是很常见的。在庞大的外来垄断资本军团面前，本土的资本只有两个选择：破产或者成为买办。绝大多数当地资本家都会选择后者，尤其是看到负隅顽抗的同行的结局之后。

　　

　　对外扩张，可以文斗，可以武斗，无论文斗还是武斗，垄断资本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商战不行，就热战。工业化社会，热战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垄断资本把社会总资本的产出提高到最高，热战也同样占上风。

　　

　　被消灭或被收编的不仅仅是中小资本家，当地的地主、酋长也面临同样的选择。许多东方封建国家的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被消灭，而是成为外来垄断资本家的下属。这些人成为外来垄断资本的统治当地的代理人，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他们所统治的国家，也就成为半封建办殖民地的国家。

　　

　　与开荒一样，垄断资本输出化解矛盾，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以商品输出为例，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输出，必然会导致输入地的贸易不平衡，进而造成当地严重逆差和金银的迅速外流，使落后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工业和农业会很快破产，当地进而就会丧失完整的经济体系，不得不向外输出廉价原材料，并依赖外来工业制成品输入。外来垄断资本会把原材料价格压到最低，把制成品价格抬到最高。这时，半殖民地必然陷入债务危机——债务只能越堆越高，根本没有支付能力。这样发展下去，即使不会诱发当地人的武装反抗的话，也会因为没有支付能力导致需求下降。

　　

　　开拓殖民地和通过输出商品，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世界暂时和谐了，资本主义社会外部世界必然就不和谐了。资本主义的扩张输出，必然出现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抛开殖民者消灭土著居民的过程，商品输出也同样会给当地造成经济灾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居民创造的价值会远远不断流向宗主国，垄断资本留给当地的只有无尽的债务和严重的失业、破产。落后国家想要崛起，必须打破这种经济枷锁。如此便不难理解上世纪亚非拉地区风起云涌的殖民地解放战争。这时，对垄断资本来说，即使继续统治这些国家或地区，庞大的军费也必将得不偿失。

　　

　　资本是财富世界的征服者，垄断资本是征服者中的终极征服者。用扩张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如同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资本统治一个地区以后，资本主义内部会重新面临生产能力远远大于有效需求的局面，为了克服这种局面只能继续扩张。然而扩张是有极限的，地球面积的有限决定了扩张不可能无限延展下去。

　　

　　垄断资本统一了社会资本，所有资本把内耗降低到最低限度，全力扩张。垄断资本主义以其惊人的效率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世界很快就被瓜分殆尽。垄断资本很快就会消灭掉所有的比自己落后的经济成分，全球各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要么被彻底摧毁消灭，要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到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最终统治了全球，紧接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彼此发生了激烈碰撞。

　　

　　对垄断资本来说，一旦控制一个地区的经济，就会人为压缩产能。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如果不能扩张，就会陷入长期的停滞。垄断资本主义征服了一切以后又重新面对老问题：停滞怎么解决。如果不能解决，那么内战的风险将再次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如果不能给工人足够的面包，就难免陷入全民内战，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解决这种停滞的手段，及其副作用，将是下一章的内容。

　　

　 　

　　卢瑟经济学（6.9）——垄断帝国（小结） 7 0

　　阶级社会人类历史就是一小部分人奴役另一大部分人的历史，具体的手段可以是暴力，也可以是财产。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社会中少数人都是以暴力奴役多数人。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使用暴力剥夺奴隶的人身自由。在封建社会中，大地主依靠暴力获得土地，垄断土地，进而垄断土地上的产品。如果我们耐心观察会发现，在农耕社会中，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往往是奴隶社会，而相对人口密集的地区则是封建社会。农耕社会中，封建社会给予（农民或农奴）更多的劳动积极性，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大于奴隶社会，但是对劳动力的显性控制更低，隐形控制更强。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一旦摆脱奴隶主，往往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乐土。在封建社会中，则往往是富者的良田纵横百里，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即使不控制劳动力的人身自由，劳动力也不得不就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垄断了土地这种农耕社会之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那么劳动者跑到天边也无法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或者说也必须向大地主阶级称臣，必须向统治阶级缴纳地租，即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出现奴隶制进化到封建制的先决条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口大幅度增加，可耕作土地基本都被开垦出来，或者封建地主阶级有足够的暴力控制这些土地即使荒芜也不能被随意开垦。欧洲移民在美国建立殖民地之初采用奴隶种植园的方式耕作，这种生产关系返祖现象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美国西部有大量的闲置可耕作土地，如果采用封建所有制，那么大批黑奴和白人契约奴必然选择向西迁徙，而不是当佃户。无法有效剥削的社会制度，是统治阶级无法接受的。

　　

　　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个人的生活越发不能离开社会存在，另一方面也使得统治阶级的控制越发隐形和有力。

　　

　　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个人越社会之间的联系更紧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每个劳动者的劳动都仅仅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离开了社会，任何人都无法生存。任何劳动者在社会中生存都离不开交易，他们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购买生活用品。这时，只要控制了交易过程，在交易过程中保持优势地位，就可以奴役劳动力。这种优势的存在就是所谓的“稀缺性”。交易双方力量的对比与交易双方数量成反比——数量越少的一方，占有越强的优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优势会不断自我巩固加强。这种优势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垄断。这时，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内部竞争变成了半计划的生产，经济周期消失，资本与政府结成紧密的同盟，资本迅速扩张，然后进入长期的停滞期。这时，垄断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宰，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达到最高限度，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

　　

　　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是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自我扬弃。这次扬弃是必然发生，不可避免的。每一个消费者都倾向选择物美价廉或者名气比较响亮的商品，而不愿选择质次价高的不知名的产品。当每一个消费者购买物美价廉的产品的时候，也就在推动生产的垄断，或者说资本的垄断。如果所有消费者都喜欢购买某一种类的产品，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其他同类的产品逐渐退出市场，或者在狭小的空间苟延残喘。拥有资本量较大的厂商，有条件生产相对物美价廉的产品，也有条件支付更高的广告费用。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具有逐步集中的倾向。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个集中的过程进一步加剧。在“资本家—工人”二元社会中，大量商品没有买主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源是资本家利润中，自我消费以外的部分，在社会中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大量的商品最终滞销，被强制销毁。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量较小的资本家的产品往往卖不出去集中承担损失，而资本量较大的资本家的产品的影响则不大。资本量较大的资本家往往利用危机彻底消灭那些竞争对手。

　　

　　资本量更大的资本家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少的竞争对手，这就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这种优势可以使他们在交易中获得更好的交易条件或者更小的损失，这就是他们自我强化的过程。如果我们承认劳动价值论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多数交易并不是双方互惠的，而是某一方更占便宜的。如果交易双方的智力水平接近的话，占便宜的一方，往往是资本量更大的一方。

　　

　　这种资本集中的过程，最终的极限就是某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某一种产品的生产。这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完全操纵在有限的几个企业的手中。这几个企业控制产品的产量、价格和规格，外来企业无法进入。这些企业平时故意闲置产能，限制生产，推高自己产品的价格。一旦外来企业进入，就全力生产，甚至不惜赔钱销售，让外来企业无利可图，彻底打消进入的念头。这些企业控制市场的方式，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往往是利用资本量的优势，操纵控制产品价格。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则可能利用政府审批、专利权等行政手段。

　　

　　这些企业的影响绝不局限于自身，它们对上下游的企业有极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显性和隐性的。

　　

　　显性影响主要是股权的影响。大资本可以直接控股操纵小企业。理论上，只要有51%的股权就可以完全决定一个企业的运转方式，实际上在股权极度分散的情况下，只要控制20%-30%的股权即可。祖公司可以通过控制父公司公司的股权控制父公司，父公司可以如法炮制操纵子公司，子公司操纵孙公司，依次类推。只要控制祖公司51%的股权，就可以操纵一个庞大惊人的公司网络。

　　

　　与显性影响相比，隐性利润操纵则更隐蔽。垄断企业可以轻易控制上下游的生产过程。煤炭生产如果处于垄断状态的话，煤炭公司就可以通过控制煤炭的产量或者提高煤炭价格影响发电量和钢铁产量。这时，由于煤炭价格居高不下或者总量供应不足，发电厂和钢铁厂的产能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无利可图的情况。这时，发电厂和钢铁厂要么提高价格，要么压缩产能。

　　

　　垄断资本通过股权和利润操纵其他资本，成为社会资本的主宰。垄断企业内部也出现等级划分。金融企业由于拥有大量流动资本，可以轻易影响股票市场，与各个生产环节都存在交易，所以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往往占据核心领导地位。从某种角度看，工业革命是能源革命，能源企业由于与所有企业都有交易行为，往往也是霸主。所有生产生活行为都不能离开土地所存在，所以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和能源企业类似的优势。金融企业、能源企业和大土地所有者往往是垄断资本的核心领导，在它们下面是各个行业的垄断企业，比如制造业巨头、食品业巨头、零售业巨头、餐饮业巨头、服务业巨头等等。这些各行各业的巨头下面是臣服于它们的各个中小资本，中小资本的下面则是无数劳动力。在这个体系之中，每一层对下面都有交易的优势。这种优势的最终表现就是顶层具有压迫底层，向上吸引收益，向下转移损失的能力。

　　

　　这个等级森严的体系必然与国家发生密切的联系。发生联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是垄断资本家彻底控制政权。第一种主要是后发国家，以德国、日本为典型；第二种主要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从起源上看，一个是国家经商，一个是商人控制国家。从内部管理上看，一个是官僚管理资本家，一个是资本家管理国家。从运行机制上看，都是追求利润的模式。不过一个更多的是官场搏杀，一个是市场搏杀。

　　

　　历史上看，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后发国家。这样的国家在初期落后于老牌国家，本国资本技术落后，资本量较小。这时，如果官僚不介入，那么这样的国家的资本往往被吞并或者被收编，这些国家最终则很可能沦为老牌国家的经济殖民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另一回事情，资产阶级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选出来的代表，当这个委员会中有自由裁量权的核心成员，由于资本之间的兼并而萎缩到一个很小的圈子的时候。这个小圈子完全有能力彻底控制政府，并邀请政府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从趋势上看，不出意外的话，两种垄断资本主义殊途同归。

　　

　　垄断资本最终会创造出垄断帝国，这样的帝国就是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帝国特点是：第一、垄断资本统治全国经济；第二、资本与政权融合，国家为垄断资本的利益疯狂扩张。在美国的表现是资本操纵政府的内政外交，在德国是直接二者合二为一。不论哪种原因，政府都要和资本联姻。至此，那种守夜人政府就消亡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极限就是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最终彻底统治国家，对内实行残酷剥削、压迫，对外疯狂扩张。

　　

　　在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之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出周期性波动。与投资周期基本同步的“复苏、繁荣、过热、崩溃”周期性循环周而复始。在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之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期的萧条。经济一旦崩溃，就很难复苏，大批工人长期失业，找不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自由竞争到垄断的第一次扬弃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长期萧条代替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

　　

　　尽管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根源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危机的根源仍然是人民群众有限的需求和资本为追求利润而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彼此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家很难掌握市场规模。即使掌握规模，彼此之间也难以达成协议，控制产能。这时，对每个资本家来说，最有利的事情就是超额生产，降低成本，占领市场，然后让竞争对手产品滞销，承担损失。在垄断资本条件下，垄断资本家不但能了解市场容积而且能有效地控制生产。这时，最理智的行为不是超量生产然后滞销，而是一面消灭竞争对手，一面压缩产能。这样既可以压低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也可以抬高自己的产品的价格。这时垄断企业往往主动压缩国内产能，由于垄断企业对全国所有企业都有显性或隐性的影响力，全国企业的投资扩张也必然受到影响。于是，国内经济往往长期不能复苏。

　　

　　在垄断资本社会中，一面是某种产品产能闲置，一面是该产品严重短缺价格上涨，是很常见的事情。垄断资本家关心的只是利润，至于产量不过是为了达到最大利润可以控制的一个变量。与国内紧缺相反，垄断资本家往往向国外倾销产品。国外市场是垄断资本不能控制的市场，对这样的市场与其压缩产能让给别人，不如利用物美价廉大举占领。出口一部分产品，不但能获得国外额外的利润，而且能在国内创造超额利润，是垄断企业最梦想的事情。于是，国内紧缺与国际倾销，往往是并存的事情。

　　

　　垄断企业的利润，并不仅仅是自己创造的，而是通过挤占上下游企业的利润获得的。上下游企业，如果不是最小的企业的话，也会努力把损失转移给自己的下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利润向垄断金字塔顶层流动，损失向下流动。垄断企业不需要做出多大的贡献，只要牢牢控制住自己的产品，然后涨价，就可以把全社会的总产品中的大部分掠夺过去。比如煤炭公司可以不断提高煤炭的价格，挤压电力公司的利润。电力公司也可以搞的外损失堤内补，提高电力的价格，把损失转移给用电企业。这时，如果电力价格有上限，电力公司不能转移损失的话，就主动停产压缩损失。这就是所谓的“人造饥荒”。

　　

　　在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劳动者是受压迫最严重的一层。一方面由于大中小资本要把垄断资本占有的超额利润层层转嫁；一方面因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就业率水平大幅度下降，大批劳动者处于半失业状态，完全没有博弈能力。消费者也是垄断资本压迫的受害者。垄断资本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后，最终消费品的价格难免上涨。这时，消费者必然压缩消费能力。由于多数劳动者必然是消费者，所以他们要遭受双重挤压。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生活水平必然处于非常低劣的状态。

　　

　　工人生活水平低劣，直接导致两个问题：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狭小的国内市场。

　　

　　工人要工作，要面包，要改善生活，不然就会铤而走险。一个、两个不可怕，一百、两百也不可怕，一万两万就不好说了。工业化的结果使城市替代了农村成为全国人口密集中心。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集中在大城市，工业化的结果也使得劳动者具有基本的文化和极强的组织性。另一方面，城市也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核心区域，一旦在城市被击败，资本主义在农村是完全没有翻身的可能的。与农耕时代旷日持久的寸土必争的农民战争不同，工业化时代每一次城市暴动都可能造成最恶劣的结果，尤其是城市暴动发生在伦敦、巴黎、彼得格勒、东京、柏林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首都的时候。

　　

　　由于垄断资本统治经济，没有重新扩张产能的欲望，全社会的经济必然低水平运转。一面是大量的劳动者想工作没有机会，一面是少数社会顶层穷奢极侈；一面是大量小资本被毁灭，产能闲置，一面是社会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这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常见的经济现象。垄断资本家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工人生育能力太强，所以没有足够的工作。垄断资本家的似是而非的解释掩盖了问题的根源，垄断资本家的暴富恰恰是问题的根源。由于资本的贪婪，导致社会底层过度贫困，他们有需求但是没有支付能力。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和闲置的潜在的产能同时并存，但是资本不为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生产，大批工人自然找不到工作。如果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必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费分配方式，增加社会底层的收入，打破垄断的特殊利益，这是垄断资本家不能接受的。所以，不能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

　　

　　如果不能给工人提供工作，就要把他们远远打发了才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没有这样的空间安置这些失业的劳动者。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缘狭小，所以不能安置这些失业者。事实上当年英国已经拥有四分之一的地球领土，仍然不能有效解决失业问题，仍然需要开拓新殖民地去安置本国的失业者。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劳动力很快就会被剥削得一干二净。他们每天的收入仅仅能维持糊口而已，没有多余的积蓄去购买土地。何况即使他们能省吃俭用购买一小块土地，也会很快因为农资价格上涨、农产品跌价而破产，他们的土地很快就会被资本兼并，成为资本的猎物。 这时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免费分给失业无产者土地，并且打击垄断资本，保护农产品价格的话，这些失业的无产者是不可能在本国国内回归到小农状态的。天下虽大，只要有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只要不节制资本，就没有这些卢瑟的立锥之地。实际上，如果卢瑟想回归到小农状态就能回归到小农状态的话，资本主义到哪里去寻找廉价劳动力呢？资本主义怎么可能存在呢？这就如同奴隶制进化到封建制，统治阶级即使不使用暴力，被统治阶级也难以逃脱资本的束缚。

　　

　　这些失业的劳动者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尖兵，他们去垄断资本的触角还没有或者刚刚触及的地区冒险。他们在那里开垦土地、开采黄金，实现自我就业。

　　

　　只要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存在交易，这些殖民地迟早会被垄断资本融合到帝国的经济循环中来。殖民者如果不能成为社会顶层，迟早面临破产的局面。这时他们要么继续向边疆迁徙，要么成为新的失业者。

　　

　　垄断资本家也觊觎国外的市场，他们向外倾销产品，输出债务，获得廉价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不断把落后国家或地区整合到自己的垄断帝国中来。他们摧毁当地成熟的封建经济或者工业化萌芽，使当地成为自己的半殖民地。以纺织业为例，欧洲国家向东方国家输出纺织制成品，摧毁当地的纺织业，然后廉价收购当地的蚕丝和棉花，把当地建设为自己的原料基地。当地的纺织厂生产规模小，得不到足够的原料，永远发展不起来。资产的征服，许多时候只要费厄泼赖就可以，压低对方的价格，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完全不用使用武力。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就存在财产的压迫。扩张能缓解内部矛盾，但是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矛盾，扩张必然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制度，也必然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幅度上酝酿新一轮的更广泛、更猛烈的矛盾。一旦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整合过程完成，失业率高和市场狭小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这时垄断帝国又需要新的边疆。相比早期的有内耗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向外扩张的速度明显加快。这种边疆的扩展最终将受到地理范围的限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覆盖范围很快扩展到全球，或者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碰撞。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碰撞的产物。这时，由于不能继续扩张，社会进入长期停滞阶段。

　　

　　这时，按照列宁的说法，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也是最腐朽的阶段。由于不存在竞争的压力，也不存在竞争导致的多样性，垄断资本既没有创新的动力，也没有创新的才干。社会生产力发展陷入长期停滞。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由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力量，堕落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社会生产的决定权，不再由生产效率决定，而是由血缘决定。由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财产能够稳定传承。垄断资本家的后人也许天生智障，或者缺乏历练能力低下，但是他们仍然是社会的主宰——比如最后一任沙皇和他的皇后。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急剧增加，内压迅速增大。在封建社会，尚存在一些犄角旮旯的世外桃源，可以过相对封闭的田园生活。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这样的世外桃源很快全部消失。奴隶或是奴隶主，只有两个选择。由于交易的优势取决于数量多寡，绝大多数人必然是交易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换句话说，必然成为奴隶。小资产阶级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永远是不稳定，个别可以晋升为稳拿，多数必然降级为卢瑟。

　　

　　随着社会顶层财产的积聚，底层必然越来越贫穷。于是出现财产向顶端流动，人员向社会底层流动的现象。顶层与底层的力量对比必然发生变化。社会顶层为了维护统治，必然不断加强武力建设，强化国家功能。由于社会顶层数量有限，国家机器中的大部分基层人员必然来自底层，与底层劳动者存在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国家机器内部也会发生分化作用，来自社会底层的基层人员和来自顶层的管理人员之间会逐步出现不断扩大的隔阂。一旦这种隔阂扩展到一定幅度，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基层人员的态度发生改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么国家机器就难以继续有效运转。这时，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就要被推翻。这就是十月革命发生的机理。十月革命并不是反动派污蔑的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而是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沙俄灭亡并不是因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瓦解了沙俄的战争机器，而是血腥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加剧了来自农村的基层士兵态度的转变过程。

　　

　　这样一个内部压力持续增大，顶端保守、停滞、控制能力下降的体系，必然难以持久。如果不能主动改良，必然面临崩溃，如同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无数帝国一样。

　　

　　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自我扬弃，垄断替代竞争，使资本主义产权对劳动力的压制作用发挥到极限，使资本主义达到最高阶段，也使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边缘。

　　

　　这时，资本主义如果不想灭亡，就面临第二次自我扬弃，一次主动的自我扬弃。

　　

　　卢瑟经济学（7.1）——纸牌大厦（货币的故事） 9 0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

　　

　　最早的人类社会是不需要货币的。原始社会中，男子渔猎，女子采集。当天采集的食物大多数当天吃掉，极少数被风干或者腌制。进入奴隶社会，货币的作用也很有限。奴隶种植粮食，奴隶主饲养奴隶，每一个奴隶主的庄园都是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小经济循环。后来到了封建社会，也差不多。奴隶集体劳动的奴隶农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地主取代奴隶主，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定时定期向地主上缴地租。在封建社会的早期，这种地租主要是劳动。地主占有最好的土地，给原先的奴隶现在的农奴一些自留地，代价是农民每年要有若干天在地主的田地里无偿劳动，这就是劳务地租。后来，地主发现农民在地主的田地里干活的时候往往出工不出力，去自己的自留地的时候却往往拼命干活。不仅如此，如果遇到灾年，地主也要承担损失。于是，地主索性把所有土地都租给农民，要农民每年上缴一部分农产品。这就是实物地租的来历。这时，农民也好、地主也好，所有的吃穿用，都是从自己的土地里收获来的。除了盐铁，基本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偶尔去市集里交换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外，市场对农民和地主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交换盐铁，只要拿出一部分自己的土产品就可以了。

　　

　　货币流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小农经济一切自给自足，除了盐铁都自给自足。内地游牧地区，需求更多一点，也无非多需要一点其他产品，比如茶砖。但是，这种情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改变了。斯密的《国富论》最开始的部分讲分工，分工合作效率高：一个生产扣针的作坊分工合作以后，生产效率提高若干倍。但是，如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所有人生产别人需要的东西，所有人都需要购买别人生产的东西，交换就成为社会经济的常态。

　　

　　原先最早的集市的交换非常简单，充充其量用棉布换盐，用麦子换铁，用兽皮换茶叶。到斯密的时代就不一样了。如果一个作坊只生产扣针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作坊从老板到工人都需要大量购买各种商品，既包括各种生活日用品，也包括各种生产原材料和设备。

　　

　　这时如果一对一的交换就会非常混乱和艰难。首先，交换双方未必能一对一配对。张三有小麦，需要盐；李四有盐，需要牛羊；王五有牛羊，需要饲料；赵六有饲料，需要小麦。这样的交换过程，如果仅仅依靠两两配对的话，完全不可能实现。其次，这么复杂的交换，彼此之间的交换比率怎么确定？再次，交换双方未必在时间上统一。张三需要农具，李四需要粮食。张三在春天需要农具，在秋天的时候才能收获粮食。此外，如果一方需要对方的产品，另一方却完全不需要对方的任何产品怎么办？最后，交换双方在空间上也未必统一。甲国出产木材，乙过出产粮食和矿石，丙国出产鱼类。

　　

　　这时，就需要一种商品，一种大家都需要的商品。所有商品都与这种商品交换，然后再用这种商品去交换其他产品。这种商品确定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这种商品为需要其他商品却暂时不能用自己的商品进行交换的人提供支付手段。这种商品为暂时不需要其他商品的人提供贮存手段。这种商品可以支付跨国贸易。

　　

　　这种商品，就是货币。成为货币的商品必须易于贮存和携带，有稳定的价值，为大家乐于接受。在人类历史上，粮食、布匹、贝壳、兽皮、盐等等，都曾经承担过货币的作用。这种商品最终确定为金银。

　　

　　金银开采艰难，数量有限，很小的质量就有很大的价值，便于流通。金银耐氧化，不易腐蚀，便于贮存，我们今天看法老时代的黄金制品仍然璀璨生辉。金银用途广泛，可以用于制作各种高级用具，金银用具为贵族所青睐，为平民所追求。

　　

　　但是金银也有金银的麻烦。首先，金银的纯度并不好确定。金砖银块的纯度直接影响价值，而纯度仅仅靠视觉和手感是难以确定的。其次，对小额交易不好分割。再次，虽然金银质量相比他们对应的商品很小，但是携带起来仍然不变，尤其是对应巨额支付的时候。

　　

　　这时，如果有人能统一金银的标准，并且提供对应更灵活的交易手段就好了。

　　

　　于是，这时就出现了银行券。

　　

　　人们把金银保存在金匠铺，金匠铺给人们开具收据。这种收据，对应金匠铺里面存储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金银。有金匠作担保，这样的金银的数量和质量就很规范了。哪怕质量很大的金银，几张纸就可以代替了。拥有这些纸，就意味着拥有这些金银，人们随时可以兑换。张三和李四原先交易，需要交割真金白银。这时，彼此之间的交割收据就可以了。于是，交易就很简单了。后来这种银行券规范化，每张代表固定数量的金银，这就是银行券的雏形。

　　

　　在中国，这种东西叫银票。最早出现在北宋。当时，四川成都的商人把现金交给铺户，铺户给商人开具收据。商人随时可以用收据体现。提现的时候，每1000文，收30文的保管费。后来，商人们发现直接交割收据更简便，不必反复提现——毕竟，每提一次损失3%。这时这些收据就具有了货币的资格。

　　

　　事情并没到此为止，那些金匠（和铺户）发现自己手里总能握有一定数量的金银或者铜钱，这一部分的金银或者铜钱永远没有人来赎取——只要金匠信誉良好的话。这些金匠就开始逐渐把其中的一部分进行投资或者超量发行银行券（或银票）。这可是点纸成金，绝对的暴利。开始超量发行一点，没有什么事情，于是胆子就越来越大。忽然某一个时刻，某些金匠发行的银行券多到一定程度，大家突然质疑这个金匠手里有没有这么多黄金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这时，大家会都要求兑现金银。这就是最早的挤兑。

　　

　　现在金匠面临两个选择：拿不出足够的金银，金匠铺直接关门大吉，财产清算，人进监狱；找同行秘密借金银，应付过难关，先把大家情绪稳定下来，以后慢慢再逐步收回超发的银行券。第一种方法，就是银行破产的雏形。第二种方法，也叫同业拆借，是要付利息的，弄不好还要打赢比较苛刻的条件。如果两家是竞争对手的话，对手不落井下石，已经是很仁义了。不论哪种方法，都不是好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约束自己别超量发行货币太多。适量超发一点，是利润很丰厚的事情。超过一定限度，就要承担最严重的后果。

　　

　　超发的上限，就是经济中货币流通的总量。在纯金属货币时期，如果流通中的货币超量，就会有一些货币被贮存起来，比如银元宝变成银镯子，金条变成金佛像。当银行券和金银的总量超过流通的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银行券贬值的现象。这时，大家就会把手中的银行券还给金匠，换成金银。

　　

　　多数想稳定经营的金匠都会谨慎发行银行券，注意积累自己的信誉。那些希望捞一把的金匠，获得了黄金以后，逃之夭夭，或者挪用黄金胡乱投资，或者超量发行银行券。理论上，人们自然选择信誉良好的金匠铺，于是良币驱逐劣币。但是信誉良好的金匠也难免受不了暴利的诱惑，有谁能抵御得住点纸成金的诱惑呢？再说，人们并不可能了解金匠内部具体财务情况，判断的标准往往是金匠经营的规模，滥发银行券比较多的金匠获利丰厚，经营规模自然大，起码表面上看起来如此。相反，规规矩矩的金匠，必然获利微薄，发展缓慢，经营规模很小，铺面很寒碜。这样的金匠，自然让人怀疑是否可靠。

　　

　　随着金匠业务的发展，金匠在外地开了分号。这时，拥有银行券的客户，可以缴纳一定的手续费在异地提取黄金。这就是最早的汇兑业务。最初，因为某些分号的提现多于存储，或者存储多于提现，必须定期调剂各个分号库存的金银。后来，这种调剂的现象就很少了。大量的金银尘封在总部的金库里，永远没有人动用，只有少量的金银偶尔进入流通。这时，金银进入休眠，流通在市面上的是它们的影子。这些影子能代表金银，因为它们随时能兑换成金银。

　　

　　这些金匠有时也对外进行借贷，贷出一定量的银行券或者黄金。借贷方到期偿还对应数量的金银或者指定金匠铺的银行券（当然，最好是自己的金匠铺的）。金匠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给对方银行券而不是金银，毕竟库存金银是有限的，而银行券是无限的。如果某个金匠贷出的银行券太多，同行就会回避这家金匠铺的银行券，这时就离破产不远了。

　　

　　这时，金匠铺可以存贷、汇兑、同业拆借，主要利润不再来自保管金银的手续费或者加工金银的手工费，而是来自各种利息差。这时的金匠铺就不应该叫金匠铺了，而应该称为银行。金匠铺成了银行，银行券也就名正言顺了。

　　

　　与今天的银行不同，当年的银行有自主发钞权。可以根据自己库存的金银总量灵活发行银行券。一般来说，银行券的总量都是远远高于金银总量的。如此便带来一个问题，各个银行金银和发钞量比率不同，银行之间的银行券是否通兑就必然受到影响。甲银行实行100%储备发行，乙银行实行50%储备发行，很显然，乙银行乐于接受甲银行的银行券，甲银行却未必乐于接受乙银行的银行券——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乐于的。甲银行虽然不会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但是会用各种理由婉拒持有乙银行银行券的客户，同时会建议这些客户去乙银行提现金银，然后在甲银行开户。乙银行营业利润更高，经营网点更多，客户更方便。甲银行储备率高，银行券更受欢迎。两者各有优势，不存在谁淘汰谁的问题。但是两者银行券之间的流通却存在问题。于是甲银行的客户和乙银行的客户形成两个小圈子，彼此之间的交易只能采用实在的金银。很显然，这是不利于客户拓展业务的。

　　

　　再者，两家银行如果承认彼此的银行券，还可能出现其他的问题。比如甲银行收入乙银行对应　500盎司　黄金的银行券，当甲银行需要提现黄金的时候，如果乙银行不认账，对银行券的真伪提出质疑，就可能出现严重的纠纷。对两家银行来说，事情都涉及严重的后果，必然据理力争。再比如，如果若干家银行之间存在复杂的结算关系，这时就很容易发生纠纷——尤其是某家银行经营不佳的时候，更有赖账的动机。如果不能弄清彼此之间的债务关系，就可能导致整个体系陷入三角债的循环彻底崩溃。

　　

　　不仅仅如此。甲乙银行之间为了争夺客户，必然展开竞争。银行提高存款利率，有利于吸收存款，降低贷款利率有利于增加贷款。如此变可能导致彼此之间恶性竞争。各家银行往往乐于把钱贷给经营风险大，利润高的行业。最终往往导致贷款无法收回。

　　

　　危险的不仅仅是利率，贷款的总量同样是有风险的事情。张三在银行中存入　100盎司　黄金，银行支付张三3%的利息。银行贷款给李四　90盎司　，利率6%。李四把　90盎司　存入银行，银行支付李四3%的利息，再把其中的　81盎司　贷款给王五，收取6%的利息……。如此不断循环，对银行来说，存款越多，贷款量越多，利润越丰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贷款违约的概率风险越大。如果一笔数量较小的贷款违约也就罢了，如果数量比较大的贷款就可能破坏整个银行的存贷循环，造成银行破产，甚至危及整个金融网络。

　　

　　这时，客观上需要出现一家机构，把各个银行的金融行为规范化。这家机构统一发钞权，统一清算，统一规定利率，统一规定贷款相对存款的上限。

　　

　　有需求未必有供给，真正促进政府决心建立这样一家机构的根本原因，还是发钞的惊人利润。1694年，英格兰银行挂牌成立，主要业务是为英国政府垫款。换句话说，政府可以用国债去银行换钞票。1833年，政府给予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无限法偿的资格——既然是政府借走用于流通的，政府应该认账。1928年，英格兰银行成为英国法定唯一发钞行，统一了发钞权。至此，其他商业银行如果想发钞，都要1:1的比例在存入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商业银行的发钞权控制在英格兰银行手中，英格兰银行的发钞权控制在英国政府的手中。英国政府垄断了发钞的利润。

　　

　　英格兰银行是世界上最早的央行，对各个银行开展业务，是“银行中的银行”。

　　

　　央行统一发钞，统一银行之间的结算业务，规定利率和法定准备金（规定存贷比），规范操作方法。至此，货币流通终于彻底规范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在金属货币的时代，贵金属本身就是货币。到银行券和银票的时代，银行券和银票是金银的影子。到了央行为政府垫款的时代，流通的货币成了什么东西？国债的影子。这时，国家理论上可以无限借债。今年借100万，明年借200万，后年300万。只要不断借新还旧，就可以不断获得资金。谁也不能说政府没有还钱，谁也不能阻止政府把新的货币不断加入到经济循环之中去。

　　

　　金银是有价值的，银行券对应的金银也有，因为开采金银是需要劳动的。如果金银流通的价格低于其所含金属的价值，金银就会退出流通，加以熔化，成为金银制品。但是，国债就不好说了。100美元的国债，就是100美元的国债，究竟对应多少价值？显然，这个是不好说的。由国债作储备的货币是没有价值的，这样的货币的购买力由商品和货币数量的比率和流通速度决定。这时的货币，只能算是价值符号。对应国债的纸币，显然不能作为废纸或纸浆销售。100美元能购买多少东西，要看美联储发行了多少美元。

　　

　　与金银相比，这样的货币显然是不受欢迎的。这样的货币能够流通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暴力的支撑。央行不能拒绝国家塞过来的国债，个人不能拒绝国家用央行的钞票买东西。拒绝法定货币，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有些货币连国债储备都不需要，比如日本军票。这样的货币，就是日军的白条。总量究竟有多少，日本鬼子根本不关心。在中国沦陷区，谁也不敢不要，除了日本人自己——军票不能兑换日元。世界上最无耻的事情，大约莫过于此。

　　

　　在金银的时代，人们可以选择持有金银或商品。在银行券（银票）的时代，人们可以选择某家银行的银行券或持有金银。到价值符号的时代，人们就没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了。

　　

　　这时的货币，就是国家暴力的体现。一个国家货币能够流通的区域就是这个国家暴力能够覆盖的区域。抗战期间，国民党虽然理论上是国家的合法政府，但是势力范围仅仅覆盖西南一隅。所以，法币仅仅流通在西南。沦陷区和边区需要法币，不过是为了套取国统区的商品。

　　

　　一个政权一旦崩溃，该政权的法定货币马上就失去价值——国家机关不存在了，被替代了，法定货币后面的暴力不存在了，法定货币自然就失去了价值。这样的事情，多次发生。法币、军票、旧日元、帝国马克、卢布都曾经经历过。对无数升斗小民来说，这是无耻的劫掠。一个政权越稳固，这个政权的暴力越能说到做到，这个政权的价值符号越受追捧，也就成为必然。

　　

　　我们怎么区分金属货币、银行券和价值符号呢？说起来好像很简单。金属构成的就是金属货币。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就是银行券，国家直接发行或者通过央行发行的就是价值符号。那么，国家发行的金币算什么呢？秦半两算什么呢？此外，有时按照国家法令一块重　0.8盎司　的金币可以购买　1盎司　的黄金对应的商品，这是常有的事情。这算什么呢？中国历史上的五铢钱、金错刀、皮币算什么呢？当年许多国家的法定货币都可以到银行兑换成固定比例的金银，这样的货币算什么呢？

　　

　　最终的标准，按照本文的定义，是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与对应贵金属的价值之间的关系。

　　

　　不足量的金属硬币是价值符号，不能自由兑换的纸币也是。毫无疑问，不足的部分的价值，完全靠国家信用支撑。足量的金属硬币与贵金属无异，能自由兑换的纸币，即使是国家发行的，也不需要国家暴力的支撑。所以，是否能够自由兑换成否足额的金银，就成为确定货币属性的关键。

　　

　　价值符号内在价值不足的部分靠国家暴力补足，在此我们再次看到暴力与财富之间有趣的关系。

　 　

　　卢瑟经济学（7.2）——纸牌大厦（环环相扣） 6 0

　　在任何一个国家，多数信用交易都是在产业关系本身范围内进行的……原料生产者把原料预付给加工制造的工厂主，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定期支付的凭据。这个工厂主完成他那一部分工作以后，又以类似的条件把他的产品预付给另一个要进一步对产品进行加工的工厂主。信用就是这样一步步展开，由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一直到消费者。批发商人把商品预付给零售商人，他自己则向工厂主或代理商人赊购商品。每一个人都是一只手借入，另一只手贷出。借入和贷出的东西有时是货币，但更经常的是产品。这样，在产业关系之内，借和贷不断交替发生，它们互相结合，错综复杂地交叉在一起。正是这种互相借贷的增加和发展，构成信用的发展；这是信用的威力的真正根源。——《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

　　

　　有了银行就有了现代的社会化的信用体系。在银行出现之前，社会化上存在着信用，但多是零散和独立的信用。出现银行之后，信用体系成为社会化生产过程中一个独立的环节。

　　

　　信用这个词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含义，在经济领域信用是一种“借”与“还”的关系。

　　

　　张三信得过李四，把钱借给李四，规定借款期限，规定还款方式，规定利息。信用到期时，李四还给张三对应的本金和利息。这就是信用的最早来历。

　　

　　当然，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货币流通作用有限，彼此之间借贷的未必是货币，也许是实物产品。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地主借粮食，答应秋后以几倍的数量偿还。这是封建经济中很常见的事情。如果读者看过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的话，一定记得其中马大三向八婶子借白面的情节：马大三借一斤白面给花屋和翻译包饺子，答应来年麦收借一还八。

　　

　　张三供货李四零售。最开始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来张三信得过李四，或者李四比较强势提出赊销，于是张三不再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三把自己的商品交给李四出售，三个月以后，李四把商品卖出去，还给张三货款，这也是信用。

　　

　　前面三种：借钱还钱，借物还物，借物还钱。理论上，穷举的话还应该有借钱还物。实际比较罕见，因为借钱还物相当于一种销售行为，多数情况下货币往往比商品受欢迎。罕见并不等于不存在：比如，当某种商品比较紧缺、供不应求的时候，供货商要求下家预付货款。再比如，当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债权人很可能要求债务人用实物代替货币偿还债务。

　　

　　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借”与“还”的方式衍生出无数变种。最早的借贷是民间的，一对一之间的，整个借贷过程清晰可见。张三借李四的钱，投资或应急，到期还给李四。李四借给张三的钱，来自自己的财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货币的广泛应用，这种环节不断社会化，独立成一个专门的行业，这个行业就是金融业。银行把社会上零散的资金收集起来，借给社会上需要资金的人。银行的左手是社会上的储户，右手是社会上需要资金的人，一手托两家。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每个生产者和商人的流动资金，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此外，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如果没有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

　　

　　银行成为产业资本家和社会之间的桥梁，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这时的贷出者不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银行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大量于来自存贷款息差。

　　

　　借给资本家的产品或货币成为资本，投入新的生产循环。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不属于自己的资本的使用权，就是融资过程。如果本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5%，获得外界资本的利率是6%，那么对资本家来说，外界融资的利润率就是9%。这部分资本虽然不如自有资本利润率高，但是却可以大量获得。相比之下，自有资本虽然利润率高于社会资本，但是完全靠自身积累，所以总量有限，增长的速度也慢得多。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利用社会资金经营，发展速度必然慢于利用社会资本的同行。在大吃小、快吃慢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是非常不利的事情。如此便不难理解企业大量利用资本的原因。

　　

　　信用关系，表面上看让渡一段时间的使用权，然后收回使用权获得取利息。利息无疑来自未来生产的收益。任何物品不经过生产过程，不吸收劳动力，都不会自然而然地增加价值。一堆黄金，借贷出去，如果埋入地下的话，几百年以后也还是那样一堆黄金。不多不少。这堆黄金被借贷出去，用于购买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投入生产的话，无疑会产生新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原有的黄金。生产过程越长，超过的量越多。

　　

　　与一般的资本主义的投资行为不同，表面上看，金融资本的积累不需要与实体经济发生联系。贷出货币，期满对方偿还更多的货币。实际上，这个过程是金融资本家把生产的过程外包给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获得利润，金融资本家获得利息。在分析信用对经济的作用时，我们需要牢记，无论这个过程如何曲折，最终的收益都是来自实体产业。借钱还钱，需要李四做生意赚到钱。借物还钱，需要李四把赊销的产品卖出去。货币脱离实体产业不断自我以几何级数增长，这是纯粹的幻觉。如果实体产业不能得到发展，甚至萎缩，金融行业也必然没有利润。

　　

　　银行贷款给企业，首先是满足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需要。

　　

　　我们可以看到产业资本家利用金融业的资本进行经营，购买原材料，支付工人工资，出售产品，获得剩余价值，然后偿还本金，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给金融业。整个过程与产业资本家使用自有资本经营一样，都要经过购买原料、设备和劳动力，生产产品，然后销售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资本家使用自有资本时，遇到的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样会出现。“资本家—工人”体系中，剩余价值中资本家自身消费不了的部分，在“资本家—银行家—工人”的体系中同样找不到买主。新体系无非是把原先的资本家分为“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现有“资本家—银行家—工人”体系仍然是原有体系的变种，并不改变少数人占有大量剩余价值的分配关系。如果希望所有产品都能顺利售出，那么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就要把利润和利息全部消费掉，只要不能消费掉，就要遇到产品滞销的情况。

　　

　　商业信用的第二种方式是赊销和贴现。在马克思的时代，企业把产品卖给对方，对方并不能立即支付货款，这时企业要求对方提供保证定期支付货款的汇票。企业用这种汇票去银行贴现。银行收取一定的利息之后，给企业现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汇票可以这种汇票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大量的交易都采用汇票冲抵。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弥补汇票不能平衡的差额。这时，商品不是为了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了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

　　

　　在这样的条件下，产品不必卖掉，只要在银行能贴现就可以。比如，生产商把产品提供给批发商，批发商为生产商开出三个月到期的汇票。银行接受批发商三个月到期的10000英镑的汇票，按照4%的贴现率，给生产商的账户中存入9900英镑，或者冲抵生产商给原料商开出的3个月到期的汇票。如此循环往复。这时，整个流通过程中，需要的货币量很小，只是弥补汇票循环之中，不能平衡的部分。很小的货币量就能支撑很大的交易规模。换句话说，银行只用很小的资本量，就能支持惊人的交易规模，获得丰厚的利润。这时的交易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企业把产品卖给银行。银行最后获得一堆商品还是现金，则完全看零售商的销售情况。

　　

　　不论哪种方式的商业贷款，都是银行垫付了资本，在产品将来销售之后获得分一杯羹。这杯羹能不能到手，要看产品最终的销售情况。在信贷疯狂扩张期，生产规模和商品规模都在急剧扩大。企业和银行都获得惊人的利润。但是，这一切都是纸面的富贵。这些利润最终到手，需要产品最终销售出去。银行手中掌握大量的汇票和贷款，这些汇票和贷款最终能成为实际的利润，要求贴现人或贷款人能顺利完成生产循环。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那样，由于资本一面扩大生产，一面压低工人消费，必然导致大量的产品滞销。或者说，必然有大量的贷款无法收回。我们在前面有关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关于积累的部分已经说明，积累（投资）的结果必然导致产量的增加，这时必然面临两个选择，或者推动新的积累（投资拉动经济），或者需要提高消费能力。但是，积累受到自然条件、科技水平的限制，必然不能无限进行。这时必须提高多数社会成员的消费水平，消费掉前期积累产生的大量新增产品，否则即使扩大再生产短期内能缓解消费不足的局面，最终也要面临大量产品滞销的局面。

　　

　　任何扩大再生产都不可能无限的延续下去。扩大再生产的中断是必然的，表现为偶然事件。

　　

　　1843年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整个英国的资产阶级，立即如同嗑药了一样，全部陷入了兴奋之中，纷纷盘算能从中国这块新兴的市场获得多少利润—— “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三亿人提供衣服！”厂房、蒸汽机、纺织机，纷纷上马。不仅如此，大量的资本涌入铁路建设，既然经济要大发展，必然有大量商品和原材料要运输，铁路必然利润丰厚。从1844年夏季，人们尽可能多地认购铁路股票，这就是说，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一次缴款，就把股份认下来；至于以后各期股款的缴付，总会有法可想！这时，人们忙于投资铁路，不得不求助于信用，商行的基本营业多半也只好为此而蒙受损失。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当时，银行贴现率低：1844年是1.75%—2.75％；1845年直到10月，是在3％以下，后来有一个短时间(1846年2月)上升到5%，然后1846年12月，又下降到3.25%。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金储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国内一切证券交易的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当时英国的资本家们想，在刚刚开辟了新市场而且获得资本容易的时候，为什么要放过这种大好机会呢？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为什么不把英国所能制造的一切商品运往迫切需要英国工业品的外国市场上去呢？为什么工厂主自己不应该在远东出售纱和布、在英国出售换回的货物来获取双重利益呢？

　　

　　这次崩溃随着1846年农作物歉收而爆发了。英格兰，特别是爱尔兰，需要大量进口生活资料，特别是谷物和马铃薯。但供给这些物品的国家，只能接受极少量的英国工业品作为对这些物品的支付；必须付给贵金属；至少有900万镑的金流到国外去了。其中足有750万镑的金取自英格兰银行的库存现金，这就使英格兰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活动自由受到了严重限制；其它那些把准备金存于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和英格兰银行是同一准备金的银行，也同样必须紧缩它们的货币信贷；迅速而流畅地集中到银行进行的支付现在陷于停滞。停滞起初是局部的，后来成了普遍现象。银行贴现率在1847年1月还只有3%—3.5%，在恐慌最初爆发的4月已上升到7％，然后在夏季再一次出现暂时的微小的缓和(6.5%，6%)，但当农作物再一次歉收时，恐慌就重新更加激烈地爆发了。英格兰银行官方规定的最低贴现率10月已经上升到7%，11月又上升到10%，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汇票只有支付惊人的高利贷利息才能得到贴现，或根本不能贴现。许多企业陷入绝境，资金链被压断，一系列第一流商行和许许多多中小商行倒闭。英格兰银行本身也濒于破产。

　　

　　在这个例子之中，由于灾荒导致进口增加，大量货币从英国流出，导致了意外的收紧银根。疯狂的扩大再生产，由于收紧银根而被打断，需求不足的缺口暴露出来。

　　

　　如果没有这次灾荒，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呢？实际上，即使没有这次偶然的饥荒，随着投资产能的不断释放，必然出现消费品逐步滞销的情况。在工业化生产面前，3亿人的市场也迟早会变得狭小。何况，由于贵金属外流中国很快就会没有支付能力购买英国产品。这时，必然发生回款困难。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大批企业会越来越依赖银行提供流动资金。银行提供的流动资金的利息必然增加。即使没有外来的危机，利率也会上升，最终还是会崩溃。原有的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现象在加入金融行业以后仍然会存在，表现形式或许略有不同（由简单的产品滞销表现为利率上涨和社会资金紧张），但是本质是不变的。

　　

　　那么如果政府不断无限提供贷款，是否能缓解危机呢？事实上，自从价值符号替代金银成为支付手段之后，理论上，政府能无限提供货币，央行也可以无限提供贷款，企业能不断借新还旧。但是，政府提供的贷款并不能解决最终产品销售行为。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提供贷款也不能改善产品的最终销售行为。最终我们会看到一面不断增加的贷款总量，一面是堆积如山的滞销产品或者没有产出的垃圾性投资。不仅如此，这样的疯狂增加贷款的行为，还可能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部分内容，后面还会谈。

　　

　　从另一个角度看，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是互为表里的事情。不论怎么简便化或者复杂化，货币与商品对立是必然存在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也许演变成“一手交货三个月以后交钱”或者“张三交货，李四收货，银行垫付”的方式，但是最终仍然必须发生张三与李四之间的货币转移，而这种货币转移又是由李四手中的商品顺利销售为基础。如果要顺利销售，就需要工人和资本家消费所有的产品。或者说，货币从资本家手中流出，回到资本家手中，不多不少。如果不能为李四的产品找到销路，整个交易过程必然无法完成。

　　

　　这时，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一环扣一环的销售过程所建立的一环扣一环的信用体系，必然变成一环套一环的坏账循环。所有的坏账都集中在银行，从表象上看，是银行放贷有问题，没有控制风险，企业经营有问题，没有把产品销售出去，等等。表面看来，只要注入资金就能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坏账完全化解掉，实际上，根本上的原因则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即使注入了资金，也不能解决生产终端零售商手中的大批堆积如山的没有对应消费能力的滞销的产品。所以，用注入资金的方式化解三角债，是扬汤止沸，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甚至可能制造更大的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常见的表象是银根紧张，实际上是大批的产品没有买主。产品卖不出去，贷款回不来，自然银根紧张。历史上看，资产阶级政府是资本家的委员会，自然不愿意剖析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固有矛盾。为了不触动资本的利益，资产阶级政府往往采取放松银根的方式试图缓解经济危机。这时，我们会看到：如果投资不赚钱、没有多余的剩余价值，工人和资本家就能消费掉所有的产品，经济机会平衡。但是，这样一来资本家就不会投资，也就是说刺激政策无效。反之，如果资本家预见将会有利润，那么结局必然是对应利润的部分的产品没有销路，也就是说酝酿更大的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换句话说，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改变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仅仅放松银根鼓励资本家投资的刺激政策，或者无效或者酝酿更大的危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但是不能回避的现实。

　　

　　在繁荣期，也就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期间，收紧信贷必然导致崩溃，不收紧迟早也是崩溃。在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来临之前，放松信贷可以刺激更快的复苏，不放松银根，迟早也会复苏——但是复苏的速度显然会慢很多。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就会不断增加投资，利用社会资本可以跳过漫长的积累期，也可以使资金运转的速度大大加快。放松或收紧信贷，并不是崩溃或复苏的根源，却可以提前导致崩溃或加速复苏。于是，便产生了利用信贷可以控制经济周期的错觉。事实上，只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只要多数人的消费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不论怎么调节信贷，都不可能消除产能与消费的缺口。

　　

　　经济复苏的根源是新的设备更新，社会投资需求大规模增加；经济崩溃的起点是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完成，产能被释放出来。商业信用不过是使资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可以利用而已，并不改变分配模式，自然不能避免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冲击通过银行这个经济的中枢，迅速扩展到所有行业。企业的产品不能在社会上销售出去，必然拖累银行。生产商的产品销售不掉，就无法偿还建设厂房、购买原材料和设备，以及雇佣工人的贷款。销售商的存货卖不掉，就无法按时兑付汇票。这些损失，最终要转移到银行。这时，银行就会出售企业的抵押物，或者要企业担保人偿还对应的本金和利息。如果企业的抵押物能顺利变现，或者担保企业能承担损失的话，那么银行就可以把损失转移出去。如果不能的话，比如经济危经济期间，所有企业都面临产品滞销、资金紧张的问题，那么这部分损失就要由银行承担，最终的结果就是银行倒闭。银行倒闭必然冲击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企业，既是这些企业本身的产品并不滞销，也会遭遇资金困难。即使银行不倒闭，也会造成资金紧张，贷款利率上升的现象。一家企业的滞销，迅速通过银行这个中枢，扩散到整个经济体。当这家企业规模较小的时候，并不影响全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扩大再生产就会停滞。这时，经济危机就会到来。

　　

　　这一章的分析之中，我们采用了银行贷款作为融资手段进行分析。事实上，企业的融资手段有很多，甚至可以完全绕过银行，比如通过发行债券或股票募集资金直接向社会融资。但是，不论哪种融资手段，本质都是一样的，最终的行为，都是企业向社会征集资金，并承诺给予相应的收益，销售产品偿还贷款，社会资金保留所有权交出使用权，获得相应收益。企业使用其它融资手段融资，并不改变这一部分的结论。

　　

　　银行贷款给企业，不能解决经济危机，那么贷款给消费者如何呢？这是下一小节的内容。

　　

　　

　　卢瑟经济学（7.3）——纸牌大厦（穷在债里） 6 0

　　送信的腊八粥，要命的糖瓜儿，救命的煮饺子——北方民谚

　　

　　说过了生产信用（或者说供资本家使用的信用），说说消费者信用。信用消费的雏形早就有，《鬼子来了》里面马大三借八婶子一斤白面答应来年还八斤，这就是最早的信用消费。马大三为了满足眼下一斤白面的急需，丧失了未来八斤白面的消费能力。给鬼子和翻译官包饺子，送他们“上路”是不常见的事情，常见的事情是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地主借粮：春天借200斤，答应秋天还400斤。如果还不上，就要把自己的薄田交给地主偿债。除非大丰收，一般是还不上的。地主可以把借贷的利息提高到农民还不上的程度，愿意借就借，不借拉倒；农民则赌一把今年的收成，大丰收就能换上，再说即使秋天还不上也比现在就饿死强。

　　

　　信用消费要牺牲未来的消费能力，这是很明显的事情。至于为什么会答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稳拿的解释是眼下的享乐比未来的享乐更重要，有些人渴望眼前的享乐，有些人则有恒心希望未来富裕，于是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了一致。稳拿都是有恒心的人，更看重未来的富裕和幸福，卢瑟则是鼠目寸光的人，追求吃光花净。有趣的是，稳拿是宣扬目前的享乐比未来享乐更重要的人，可他们自己却乐于“牺牲”眼下的快乐，追求未来的幸福。

　　

　　卢瑟的解释很简单，无非三个字——“不得已”。

　　

　　信用消费的另一种形式就是赊购。一些小商铺，比如鲁迅文章中鲁镇的咸亨酒店，为了招揽生意往往对熟客有赊购的业务。比如孔乙己去酒店喝酒，就经常不给现钱——平时喝酒记账，有钱的时候补上。小说中，他临终还欠酒店十九文钱。赊购给许多没有稳定现金流的城市平民提供了便利，也给小商铺提供了稳定的客源。这种信贷消费本身则没有利息。实际上，小商铺也不敢收利息。因为赊购与农村的高利贷不一样，往往是无抵押的，客户流动性也比较大。利息无非增加违约的风险。利息越高，风险越大。

　　

　　阻碍信用消费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违约的风险。多数情况下，这种违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前面《切大饼》一章中已经分析过多数社会底层的收入水平被压低到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地步，或者说他们的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之后不会有盈余。如果他们在第一年因为种种原因采用了信贷消费，那么必然压缩第二年的消费，或者说第二年的消费水平必须下降到基本生活水平之下。除非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大丰收，导致他们获得额外的生活资料，否则违约的风险基本不可避免。

　　

　　农村的高利贷是很容易违约的，只要出现连续的荒年，多数农民都会违约，想不违约也不可能。多数情况下，农民是不希望违约的，因为违约就意味着丧失土地，由小农变成无产者，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大截。地主的目的并不是谋求利息，而是希望农民违约，趁机兼并农民的土地（当然，也可能是农民的闺女，比如喜儿）。农民可以去逃荒，但是土地是不能随身携带的。如果农民没有薄田，地主是绝对不会借粮给农民的。地主借给农民的粮食的价格，往往也是远远低于正常年景农民的土地的价格的。

　　

　　城市的赊购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孔乙己最终也没有偿还拖欠的十九文酒钱，类似的肯定还有很多。小商铺依靠客户增加和零售品相对较高的利润率平衡这种损失。如果平衡不下，就要破产倒闭。在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小商铺在增加销售和增大违约风险之中权衡，稍有不慎就可能血本无归。茅盾的《林家铺子》就是这样的典型：由于日寇侵略，林家铺子生意萧条，赔本销售，赊购违约，反动派的趁机搜刮，林老板最终有产变无产。如此不难理解，小商铺一般只对熟客开展信用消费的业务。

　　

　　所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信用消费都面临偿还的问题。无论地主还是店主，都会审慎借贷——任何人对自己的钱都会非常谨慎的。农民有土地，地主觊觎农民的土地，农民可以用土地抵押。无产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本来就一无所有，拿什么抵押呢？ 把前借给无产阶级消费，将来他们怎么偿还呢？这是每一个高利贷者都会审慎考虑开展信用消费业务的原因。

　　

　　当然，如果借出去的钱不是自己的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现代金融为信用消费铺平了道路。银行作为专门的信用机构操纵全社会的货币资本获得利差，用别人的钱生钱，于是信用消费就蓬勃发展起来了。把农村的高利贷和城市的赊购结合在一起，就是现代的信用消费。现代信用消费一方面要求还款的利息，一方面不要求借款人有严格的资产做抵押。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信用消费中金融机构对本金的安全的重要性的考虑，远不及对利息（或者说银行自身利润）的考虑。

　　

　　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根源，还是利润的驱使，对银行来说，银行更多的是使用别人的资本进行投资，利润则来自投资的过程。只要把钱贷出去就可以，利润是自己的，损失是储户的。赊购发展成信用消费，与资本主义进化到垄断阶段是分不开的。由于单个生产规模的扩大，资金门槛的的提高，大量没有被大资本歼灭的中小资本主动退出生产循环，把产业资本变现为货币资本，然后交给金融机构去管理。由于垄断企业控制经济命脉，实业投资的空间有限。于是，金融机构为了获得超额的利润，开始大搞信用消费。这种利润丰厚的生意不做白不做，反正各种货币资本价格便宜量又足。

　　

　　金融的奥义就是利益归自己，风险推出去。对银行家来说，大量的信贷消费者还不上帐是迟早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自己这一环就可以。如果发生在自己这一环，只要别让自己承担损失就可以。对许多金融管理者来说，佣金到手了，损失了也是储户的，这样的生意是很合算的。如果这些本金是国外人傻钱多的储户，或者养老金和公共资金的储户的本金，也是很合算的。实际上，这些资金的管理者也是乐于用资金管理的资金去谋求高额利润的，尤其是他们的提成和短期收益挂钩的时候。

　　

　　对垄断企业来讲，这时社会总需求突然增大了。只要有支付能力需求，就不妨把生产扩张起来。对企业来说，有钱不挣是傻瓜。银行既然已经替消费者垫付了货款，何苦替别人的账户能不能兑现操心？

　　

　　如果消费者不能按时偿还消费贷款，那么倒霉的将是社会资本，这些资本来自千千万万的中小资本家和数不尽的社会各个阶级的存款（比如工人养老和为供孩子上大学的存款）。在一个为利益运转的社会中，要求资本家考虑别人的损失，岂不是要求太高了？

　　

　　消费信贷的本质是把一部分货币资本借给工人，工人用未来的工资收入偿还目前的消费总额和对应的利息，用工人未来的消费能力满足目前资本实现对应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工人—资本家”社会中，工人的消费永远被压低到最低限度，剩余价值中资本家自身消费以外的部分，成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找不到对应的消费能力。金融资本家使用金融工具，提前利用了工人未来的消费能力，满足了眼前的缺口，但是注定在未来埋下更的大消费不足的祸根——因为那时的消费能力不仅要损失目前的已经提前透支的部分，还有对应的利息。而这种利息往往是很惊人的，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消费贷款中本金和利息的比例的话。

　　

　　“朝三暮四”变成“朝四暮三”，并不能改变每天消费七个栗子的总量。这个道理是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理解的，金融家把系统风险归结为个别金融机构忽视风险，违规操作，而不是资本主义内生的缺陷。如果不是智力和猴子处于同一水平的话，就是利欲熏心不愿意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或者即使看到了仍然为了自己的利润装作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迟早会有资本受到损失，只要不是自己的资本就可以。我们购买的每一种理财产品，都会在不起眼的位置有明确表述投资风险自担的条款。这些不起眼条款的明确表述，会在需要的时刻发挥明确的作用。用别人的钱，玩自己的赌博，拿丰厚的年金，在崩溃以前跳槽，这是混金融界的秘诀。

　　

　　话题转回来。

　　

　　消费信用无非是把商业信用又延伸了一个环节，从生产延伸到了消费。在我们前面的生产信用分析中，信用止于销售，最终的信用的一环是零售资本家。如果零售资本家商品滞销，就不能偿还贷款，那么最终整个信用生产的链条将一环扣一环地崩溃。有了信用消费之后，整个社会的信用消费的链条又增加了一环，链条的最后的一环由零售商变成了工人。在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指出工人的工资不足以消费所有的消费品，所以信用的链条最终必然崩溃。在这一节的信用消费中，最终的还款来源还是工人的工资，所以还是不解决问题。暂时看，虽然目前消费缺口被消费信用填满了，但是从长远看，工人的消费能力必然更加不足，因为他们要压缩未来的消费偿还贷款本金，还要承担惊人的利息——资本家是不会让工人白消费产品的。今天的消费，在明天必须连本带利的偿还。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信用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无论是无论是生产信用（商业信用），还是消费信用。

　　

　　用明天的钱买今天的东西，用明天的消费能力弥补今天的消费不足，信用消费暂时掩盖了资本主义内在消费不足的矛盾。明天怎么办呢？明天再说明天，但是明天迟早会到来。

　　

　　假设货币币值稳定，那么在生产规模稳定的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工人的债务必然会逐步累积。假设一个国家第一年总产能和总消费能力的缺口需要对应100亿美元的信用消费的话，那么第二年的消费缺口必将是100+100（1+r%）=200+r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用于偿债的本金，r亿美元是信贷消费的利息。这时，如果希望填满第二年的消费缺口的话，就需要比第一年大得多的信贷。到第三年的时候，需要的贷款总量就是300+2r+r^2亿美元了。其中r^2是利率的平方。依此类推。理论上，工人可以不断借新还旧，不必偿还贷款的本金，但是债务总量必然不断增加，或者说需要支付的利息必然不断滚动增加。因为简单再生产时期生产规模不变，工人工资不变，所以这种不断借新还旧的最终临界点，就是工人工资扣除必要生活费用以后，甚至无法偿还每年应该支付的利息。这时，工人连利息都无法偿还，便不会有人继续借钱给工人消费。借新还旧的循环无法继续维持，工人陷入债务危机。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资本主义处于扩大再生产阶段。工人靠借贷消费了100亿美元的产品，于是第二年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了工人工资，当然社会总产品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也扩大了。工人工资累积总量，永远无法消费资本家不能消费其余的产品。因为那部分产品对应两部分价值，工人工资和利润中资本家不能消费的部分。扩大再生产时期，资本家不能消费的部分，也就是资本家用来资本积累的部分，这部分永远是绝对增加的。除非改变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关系，否则工人工资永远不能抵消掉这部分产品的价值。即使暂时使用消费信贷透支未来的工资，弥平了缺口，也不能永远维持下去。因为扩大再生产必然会因为资源紧张等原因停下来。实际上，如果靠投资不能无限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话，靠信用消费也必然不能让这种几何级数的增长无限持续下去。

　　

　　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债务累积必定不断积累，工人的偿债能力必然不断下降。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工人破产的时候，也就是银行手中掌握一大堆借据却收不回钱，对储户说“对不起”的时候。

　　

　　现实经济往往并不会达到理想的极限状态就被无情地打破了。当工人的偿债能力低到一定限度的时候，任何小概率事件，都可能使靠信贷消费支撑经济崩溃。必然的规律通过各种偶然事件发挥作用，大量的偶然事件中蕴含着必然的规律。

　　

　　穷举的话，还有缩小再生产，也就是企业不断倒闭，不断裁员的时候，也就是经济危机的时候。这时工人工资总量不断下降，怎么可能还得上债务呢？再说，即使工人要借债救急，也未必有人能借给他们——谁知道你明天还有没有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信用消费发达的扩大再生产时期，社会生产被动员起来，很少有人失业，所有社会成员都在享受盛宴。这时，企业产品销售顺畅利润增加，工人收入大幅增长，工人尝试消费一些在以往看来是奢侈品的昂贵的消费品。这时贷款大幅度增加，存款也大幅度增加。不过，贷款比收入和存款增加得更快。这是因为贷款不仅要弥补工人的存款部分对应的消费品的价值，还要对应资本家不能消费那部分的剩余产品的价值。

　　

　　假设社会总产品扣除折旧价值1200亿美元，工人工资600亿美元，资本家消费400亿美元。这时，如果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社会上有价值200亿美元（1200-400-600）的产品没有销路，要靠生产或者信用弥补，也就是说需要有200亿美元的贷款，才能保证所有产品都被消费掉。如果工人把100亿工资存起来，以备将来的需要，那么维持欣欣向荣，或者说一切产品都能消费掉，就需要300亿美元（200+100）的贷款。如果资本家也少消费50亿美元，那么就需要350亿美元（200+100+50）的贷款才能维持繁荣的假象。贷款总量增加的部分等于工人存款加资本家不能消费的部分，所以永远多于存款增量。资本的目的是征服财富，资本借钱给无产者，不让无产者越来越穷，难道还让无产者越来越富吗？

　　

　　从全社会来看，繁荣期一切都好，除了全社会偿债能力不断下降。繁荣期能存在在于贷款不断增加，但是贷款总有到期的时候。如果不断借新还旧就是不断测试清偿能力的底线。当清偿能力扩张到极限的时候，现实再生产过程中任何一点微小停顿，都可能造成整个信用体系的崩溃，经济危机随之到来。

　　

　　不仅如此，消费信用还严重影响未来的消费，或者说，严重阻碍危机后的复苏。因为这时工人不仅仅失业，丧失了消费能力，而且陷入深深的债务之中。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要扣除一部分债务才能用于消费，这样必然影响社会总消费能力。工人用消费信贷购买的消费品往往是房子或汽车。工人工资到手后，要首先扣除欠下的债务，然后才能消费。这时的工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比无产阶级还低一等的债务奴隶——他们不仅一无所有，而且为了房子和车子负债累累。几十年的贷款必然影响后面几十年的消费，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如果借贷以后，发生通货膨胀，工人的实际债务不断下降会如何？我们目前的假设都是币值稳定的情况，币值不稳的情况将在后面分析。不过，通货膨胀造成的作用，可以确认的有三点：首先，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其次，通胀是改变分配行为的经济现象，这时的信贷消费已经不仅仅是借与还的关系，弗里德曼的所谓的直升机撒钱的例子和通胀不改变经济结构的结论是扯淡的。再次，那样的通胀很可能造成生产的崩溃。小资本家的生产循环被迫停止。事实上，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导致的崩溃，央行往往主动加息。这种加息行为必然导致信用消费成本急剧上升，往往就是全社会信用体系崩溃的前兆。

　　

　　谈完了理论，我们不妨回归现实世界，看看现实世界中的信用消费与经济崩溃。

　　

　　信用消费崩溃诱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最近的例子，无疑是次贷危机。美国人长期借债消费，最终还不起了，于是经济循环崩溃了。　2007年2月13日　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4月宣布破产保护，裁员54%。8月，“熊死蹬”旗下基金出问题。同时，巴黎银行宣布卷入次级债，危机蔓延到欧洲。一年后，雷曼兄弟倒闭。2009年初，通用汽车破产。次贷危机到现在也没有完，什么时候完谁也不知道。

　　

　　太阳地下无新事，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

　　

　　自1960年只1963年，美国以私人住宅为抵押的债务增加了40%，从200亿美元增加到280亿美元。在1960年至1963年，给予消费者耐用消费品的信用达到所购买的全部消费品的88%。自1940年到1950年则是69%。所有这些借款显然提前透支了消费者的收入，降低了消费者未来的消费能力。为了维持商品的畅销，只能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贷款，把偿还向后推迟。

　　

　　“每当资本主义‘解决’一个矛盾时，它不可避免地又制造另一个矛盾。所以，伴随着控制经济周期的‘成功’的到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是清偿能力的长期下降，因此经济会愈来愈容易产生‘老式’的货币危机。恐慌以及在正常情况下随恐慌而到来的信贷紧缩，不仅仅是已在出现的灾难，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起着最重要的治疗的作用。信贷结构会继续膨胀到这种地步：到时处在基础地位的经济即使只发生相对温和的挫折也会震撼臃肿的金融上层建筑，威胁要把它像一座纸牌造成的物资那样搞垮下来。”

　　

　　斯威齐写这段话的时间，是在1965-1971年间。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20世纪70年代席困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十余年的滞涨。信用消费崩溃以后，经济迟迟不能复苏。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整个社会饱受折磨。

　　

　　还有更早的例子。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信用消费盛极一时，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分期付款。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1927年时用分期付款方法售出的汽车大约占60%，1925年时分期付款的零售商品总额共为四十八亿七千五百万美元。以后各年中，这些数字都继续有所增加。到二十年代末，不论奢侈品或必需品，都可以赊购，所有货物的15%都以分期付款的方法售出。整个社会进入扩大再生产时期。胡佛夸下海口：“我们美国即将在征服贫困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更伟大的胜利。不远的将来，在上帝的帮助下，贫困将在我国消失。”他允诺，每一个美国家庭都将有一辆车，锅里有两只鸡等等。

　　

　　后面的事情就是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了。“一辆车”、“两只鸡”的幸福生活没有出现。许多美国人被迫住在破木板堆砌起来的临建里，靠捉来的野兔充饥。人们把临建和野兔戏称为“胡佛屋”和“胡佛猪”。胡佛本人也灰溜溜地离开了白宫，让位给罗斯福。

　　

　　历史剧总是换了演员以后反复上演，大危机是悲剧，滞涨期是喜剧，次贷危机就不知道是什么剧了。

　　

　　在某种意义上讲，信用消费崩溃是一种资本主义自我治疗。工人消费了产品，无法偿还贷款，债权关系强行解除，资本家损失了资本，达到了一种财富再分配的作用。与商品卖不出去，烂在仓库里相比，信用危机是商品卖出去了，却收不回钱。不论卖不出去，还是卖出去了，总之钱是回不来的。工人购买商品的钱来自工资，总量总是小于应该由他们消费的产品的总价格。

　　

　　发生危机的时候，大小资本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虽然大公司往往是真正的肇事者，但是出于各种考虑政府和金融机构往往会给予大公司更多的援助。次贷危机之中，在美国纳税人出钱拯救金融业之时，华尔街的金融企业仍向员工发放近200亿美元的高额分红。相比之下，许多中小投机者彻底破产。他们手中的存款缩水，股票和地产暴跌，产业倒闭。许多人经过个人奋斗，陷入债务危机，不得不宣布破产，终于从一无所有转为极端贫困。

　　

　　更重要的是，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中小资本家。与中小资本家相比，大量工人也损失惨重。为了能在生命周期中不能劳动时期获得基本生活，或者应对重大开支（子女求学，本人就医），大批工人把一部分工资收入存储在银行中。在信用崩溃之后，这部分存款注定损失惨重。如果币值不变，必定有一部分存款从此蒸发，再也收不回来。如果货币贬值，那么虽然名义数量不变，但是购买力必然大打折扣，实际上还是损失了。

　　

　　资本量越小，损失越惨重。小资本受损失的原则，在信用消费导致的危机中再次体现。

　　

　　消费信贷危机的时刻，债务被强行解除。存钱的人为借钱消费的人买单。当然，借钱消费的人已经破产，说不定已经跳楼了——除非他有印钞机。

　　

　 　

　　卢瑟经济学（7.4）——纸牌大厦（羊毛出在谁身上） 7 0

　　“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赶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的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意见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中对这种制度倍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马克思

　　

　　既然个人能借债，国家当然也能借债了。

　　

　　表面上看，国家是不需要借钱的。掌握元要素，随时可以暴力征收，有必要借钱吗？“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但是，有的时候拥有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人不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能随便剥夺，比如日本大阪堺港的富商，根本不在乎那些闻名日本的大名。当时的日本四分五裂，大名们各管一块。对多数大名来说，自己的实力强大延伸不到大阪，富商的武器和金银却可以通行天下。富商无求于大名，大名却需要向富商借钱，用来购买武器弹药或者维持正常的财政运转。所以，那些大名要对富商低声下气，大阪富商一怒，天下诸侯惊惧。

　　

　　国家借债的历史，远远早于银行的历史。公元前256年（就是刘邦出生的那一年），周赧王受了楚国使者的蛊惑，脑子短路，要纠集多国部队一举扫平强秦。此时周天子的领土小得可怜了，国弱民穷，好不容易纠集了六千乌合之众。实在拿不出军费，只好向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后连本带利一举偿还。这时比较早的用于战争的国债。

　　

　　借钱给国家，暴富的例子古今中外有很多。

　　

　　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　安国　君得为太子。窃　闻安国　君爱　幸华阳　夫人，　华阳　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　华阳　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馀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　安国　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柰何？”吕不韦曰：“子贫，客於此，非有以奉献於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　安国　君及　华阳　夫人，立子为適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　秦国与　君共之。”在吕不韦的时代，寡人即国家，子楚代表国家。子楚获得秦国，就拥有财政的支配权，可以随便增加税收，只要秦国老百姓能负担得起不造反就可以。这时的财政收入减去秦国必要运转经费是偿还债务的上限，吕不韦自然就能获利无数。

　　

　　比较近的例子是李嘉图投机英国公债。1815年，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决战拿破仑。虽然当时的拿破仑已经是英雄迟暮，法国也疲敝不堪，但是一代军神毕竟声望犹存。决战前夕，英国人心惶惶。这时，李嘉图大量购买英国公债。不久，英国大胜的消息传来，英国公债暴涨。李嘉图获利丰厚。

　　

　　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百分之百一本万利的，国家借钱不还的事情是很多的。对元要素来说，还钱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日后还能借债。所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如果预期到自己日后不必借债，自然就考虑赖账了。除了主动赖账，还有些是实在还不上。

　　

　　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位自称要用周天子的威信消灭秦国的周赧王。各　国国　君不敢挑战强秦，纷纷首鼠两端，所以约定的出兵日期到了，多国部队却没纠集起来。秦军坐等多国部队，如虎狼等猪羊。可是，多国部队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秦军望眼欲穿，最后实在等得不耐烦了，索性主动出击。秦军打到王城，周赧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新城。于是问题就来了，没消灭掉秦国也就不会有战利品，自己的领土被剥夺了也就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征收税收的依据，前面借的战债怎么还啊？众债主一齐赶到新城向赧王讨债，赧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周天子丢了天下，成了杨白劳。按照汉书的说法就是：“分为二周，有逃债之台。”

　　

　　再说国外，太阳王路易十四一辈子生活奢侈，一辈子用兵无数，一辈子负债累累。钱不够花了，就找富商去借。不过，国王是国王，不能卑躬屈膝地恳求对方借钱。那么路易十四怎么借钱呢？他请富商参观他的园林，亲切交谈，让富商如沐春风。具体借钱的事情，让财政总监去谈，国王从不亲自张口。富商被国王的恩宠搞得颠三倒四，往往主动张口拿出几百万里佛尔。须知在当时的法国，富商虽然有钱，却属于第三等级，第三等级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额外恩宠。国王这样赏脸，富商自然也不能不识抬举。不过，这些借出去的钱多数都有去无回，有的富商最终破产寻了短见。

　　

　　贵金属货币借钱给国家是最赚钱的买卖，只要国家不倒台，而且能用贵金属货币偿还的话。不过需要注意两点，把钱借给谁，就是把自己的赌注押在谁的政治命运上。这是第一。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保证元要素以后还钱，这是第二。如果借钱就是自己阶级的委员会，那么这两个问题就都不存在了。首先，自己的政治命运本身就是和自己阶级捆绑在一起的。其次，自己阶级的委员会怎么能赖自己阶级的钱，何况这些委员们多数也是债主。投资国债，是资本主义初期许多金融资本家一夜暴富、完成原始积累的途径。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根本没有统一的财政，不管没有财政打仗也需要钱啊。民兵可以只要很少的军饷，但是武器弹药军粮也要花钱买啊。当时美国政府发行了各种各样的债券。先把仗打赢了再说，至于怎么还钱当时根本没想过。后来战争打赢了，当年欠的债怎么办、还不还、怎么还，就成了问题。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主张全数按票面价值偿还，国会接受了这个建议。由于生活所迫，大多数持有战债的小农、手工业者和退伍兵已经把战债廉价买了出去，许多有钱人用一点小钱（票面价值的2%、3%）收购了大量的战债。于是，社会顶层的有钱人发了一笔大财。需要注意的是，掌握战债的人和控制国会的人是同一阶级的人，有些国会议员自己就握有大量的战债，所以战债顺利足额偿付。如果这些战债不是掌握在社会顶层手中，而是由社会底层持有，那么国会是否还会同意按照票面价值偿付呢？这就不好说了。

　　

　　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权力不断受限，国家的借债行为越来越多，就有了专门负责为国家借债的金融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央行。最早央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就是英国政府的融资平台，它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英国政府向英格兰银行借债，英格兰银行帮助英国政府向所有愿意愿意借钱给英国政府的人借钱（债主中也包括宿敌荷兰人）。英国海军不断南征北战建立日不落帝国，用战利品偿还英格兰银行的债务。日不落帝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圈，为英国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

　　

　　打仗是挣钱的买卖，如果打赢的话，就由战败国偿还债务了。如果打输了，也无所谓，国家会用税收偿还债务。理论上，只要英国政府不被推翻，就可以不断增加税收，慢慢偿还上债务。所以说，对当时购买英国国债的人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投资。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购买国债的。受国债最低发行额的限制，靠工资吃饭的人多数情况下没有那么多闲钱去购买国债。再说这些人往往现金流不稳定，手里就是有几个闲钱也要应对不时之需。手中拥有大量资金的人，往往是大资本家、大地主或者官僚。购买获利稳定而丰厚的国债成为当时最普遍的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

　　

　　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此羡慕不已，积极游说国会效法英国：“17世纪90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后体系和国债市场。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国债市场之急速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这是汉密尔顿的说法，他是代表商业集团、投机者、航运商和银行家利益的极端保守者。很显然，如果美国成立类似英格兰银行那样的央行并发行国债，他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将成为获益者。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也应该听听从中没有获得好处的人的说法。

　　

　　马克思对国债的评价是：“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同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悠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手中……”

　　

　　对当时的资本家来说，只要能拿出足够的资金借给英格兰银行，用于购买国债，不需劳作也不必承担风险，每年就能稳稳当当地享受8%的利润。需要记住，当时的货币是实实在在的黄金或黄金的等价物，而不是经常贬值动辄负利率的价值符号。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借钱就要还，国家债务也不能回避这一点，如果国家打算以后继续融资的话。不过，国家的收入来自民间的税收或者战利品，所以国家的债务从来不是自己偿还的，国家偿还债务的资金无非来自战利品，或者全部或者一部分人的税收。社会顶层的利润必然对应战败国的财富损失或者本国居民的税负增加。抛开战败国的损失不说，本国居民的税负成为购买国债者的利润。

　　

　　由于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最终的绝大多数负担必然要由社会的绝大多数承担。于是，

　　

　　购买国债者只是社会顶层的一小部分，而承担税负的是全体居民。这是一种剥夺全体居民补贴少数人的行为。

　　

　　羊毛出在谁身上，干什么用，这是问题的关键。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在《元要素》一小节中，我们已经分析过财政行为对社会财产分配的作用。统治阶级控制国家，自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方式。只要条件允许，必然会把收益向自己倾斜，把负担转移给被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我们看到的是统治阶级提高被统治阶级的税负，从被统治阶级身上刮钱，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补贴统治阶级。当大多数人因为财产限额等原因被排斥在议会之外没有发言权或者权重很小的时候，他们的要求也自然不会有人关心。由统治阶级委员会决定的开支方向和征收的来源，必然更有利于统治阶级，这是无需证明的。

　　

　　国债作为一种财政行为，也必然有利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政府以全民的名义向金融资本家借债，购买产业资本家的产品，然后向全民征税还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家利用税收补贴社会顶层资本家的现象：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利息，产业资本家的产品买了出去，社会底层支付了国家借债的开支，压缩了生活消费。

　　

　　至于这些国债开支对应的事业所产生的效益，是否能均匀地惠泽全体纳税人，还是只惠泽一小部分，也是值得怀疑的。尽管稳拿经济学一再宣扬“公共”财政的理论，财政就是大家出钱办大家的事情，国家的开支满足“公共”需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顶层获利更加丰厚。一般来说，社会底层需要的是衣食住行不发愁，生老病死有依靠。资本主义国家消费选择的则往往是宏大的工程或者扩张的战争。美国政府可以不惜巨资攻打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国，却吝于出钱解决社会底层的住宅问题。抛开可以获得市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战争不说。各种宏大建设的工程也往往是有利于在议会中有发言权的阶级。

　　

　　所以，同样是建立央行发行国债这件事情，汉密尔顿和德维特极力赞美，马克思则极力贬斥。双方阶级立场不同，一方是被给予者，一方是被剥夺者，自然对这种“补贴+剥夺”的模式看法尖锐对立。如果双方观点一致，反而不正常了。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国债除了用于战争和建设宏大工程，又多了一个功能，就是由国家消费弥平消费不足的缺口。既然资本家有闲钱不打算消费，工人想消费没有钱。那么由国家出面从有闲钱的人那里借钱，用于消费岂不就能弥补消费不足的缺口吗？

　　

　　不过，在经济危机时期，通过国家借债刺激经济度过经济危机的做法效果并不理想。

　　

　　短期看，国内消费水平也许会有一定的上升。但是，从长期看随着国家债务的到期，国家如果不想赖账的话，必然增加税收负担。这时本来已经不足的底层消费被再次压缩。相比之下，社会顶层虽然的收入增加，消费虽然有所上升，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倾向也必然进一步下降。届时，社会必然面临更大消费不足，或者说未来必然面临更大的经济危机。那时怎么办？如果国家能继续借债自然好说，如果不能借债，就难免数罪并罚。

　　

　　不仅如此，与我们前面看到的工人借贷消费克服消费不足相比，这种“国家替底层消费”的模式对经济作用的效果更糟。

　　

　　首先，在借贷、开销、征税、还账的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资金被层层剥皮，中饱私囊，成为私人资本而不是用于消费。国家借债一个亿，实际开销七千万，支付利息三千万，从社会底层那里征收一亿四千万是很常见的事情。征收一亿四千万，只有七千万用于刺激经济。这种国家花钱消费的行为，同样的支出总量，与社会底层自身选择消费相比，刺激经济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其次，这种征收补贴的行为必然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酝酿更大的消费不足。在这种“补贴+剥夺”的行为中，官僚、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都发了一笔大财，社会底层本来用于消费的钱，成为了他们瓜分的盛宴。征收一亿四千万，有七千万成为私人资本。弥补消费不足的行为，却成了少数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有效形式。

　　

　　这种靠政府债务弥补消费不足的缺口额度行为，短期内也许可以克服消费不足的导致的经济危机，长期看必然是饮鸩止渴和助纣为虐的。这是很容易看到的事情。

　　

　　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假设税收主要来自生活必须品的课税，或者说是对商品征税。这时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增加对顶层的税收而不是底层的税收以偿还国债，比如对社会顶层的财产征税，比如累进的高收入税、资产税和遗产税。如果以这种方式偿还国债，相当于对民间财富进行劫富济贫的再分配，必然可以增加消费总量，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危机。国家向社会顶层借钱，然后增加社会顶层的税收，让社会顶层自己支付自己手中的债权，而不是社会底层支付顶层的债权。既然社会顶层有闲钱，就由国家把这些闲钱拿出来（而不是借出来）满足社会底层有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但是，很显然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政府与资本家的关系的话，就会知道，对社会底层增加税收的法案通过议会的难度，要远远小于对社会顶层增加税收的法案的难度。——资产阶级政府不掏底层的腰包，难道会掏自己的腰包？财政是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所以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性质。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财政的分配必然向资产阶级倾斜。不改变国家的性质，必然难以改变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也必然不能削弱经济危机的影响。

　　

　　明知用国家信用弥补消费不足而不改变分配模式和税收结构，会在未来埋下更大的祸根。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国家乐于采用这样的手段刺激经济呢？难道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是非理性的吗？或者他们的智力低于常人？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多数领导人轮流坐庄，由于任期的限制，并不存在长远考虑。他们不愿意改变税收结构，因为那样会得罪控制国家政治的大资产阶级，也不愿意经济危机在自己的任期内爆发出来，让失业率反应出国内真实的消费水平。

　　

　　于是，他们往往选择国家信用消费这种鸵鸟战术，把烫手的山芋扔给后任去解决。——我在任的时候当个好好先生，不出问题就可以了，哪怕政府负债累累。我任期届满以后以后怎么办？那是下任总统（首相、总理）的事情了。不必担心没有后来人，即使政府要破产倒闭也有的是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何况，这些领导人本人往往也可以在这种国债造成的虚假繁荣中大捞一把。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用国家债务维持虚假繁荣的作法屡见不鲜。这就如同击鼓传花，在鼓声停止之前，把鲜花传出去。

　　

　　鼓声最终必然有停止的时候，鲜花迟早会落在某个领导人的手中。这位不走运的领导人就要做前任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时，国家为了偿还国债可以加税，如果不肯加税就需要压缩开支，或者拍卖国有资产，或者申请国际援助（如果是地方政府的话，可能申请中央政府的援助）。最终的解决方案，往往四者兼而有之。这时，经济萧条，税收增加，一切社会矛盾就要总爆发。这就是没有发钞权的希腊和美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正在经历的事情。

　　

　　这种国家债务还有隐形的形式。比如，国家安排某些机构或个人用贷款投资，然后由国家出面用税收弥补银行的损失，把贷款一笔勾销。在某些时候，国家并不直接出面发行公债刺激经济，而是鼓励银行发放商业贷款。在我们前两章的分析之中，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些贷款环环相扣，最终的环节是社会总消费能力。在一个消费不足的社会中，必然因为产品滞销导致大量的贷款无法收回。这时，国家为了保护经济的运转，往往选择对银行实行救助，由政府出面财政出钱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表面上看，国家并没有给予这个机构或个人任何支持，实际上仍然完成了“补贴+剥夺”的过程。同样，征收行为也不仅仅限于税收。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各种其他各种隐性手段增加收入，但是不论哪种手段，最终的负担的大多数必然由社会大多数承担，大多数人的生活成本必然上升，消费必然被压缩。

　　

　　国家信用弥补消费不足的缺口，信用的最终环节必然落在国家未来的收入能够偿付这些信用。这与个人消费信用弥补消费缺口信用的最终环节必然落在个人未来的收入能够偿付信用的过程非常相似。一旦个人无法偿付前期消费的产品，社会信用体系就会崩溃。国家无法偿付债务的时候，国内信用体系同样会崩溃。

　　

　　在国家无权制造货币的条件下，国家可以借新还旧，但是不能无限增加债务。短期内，国家可以通过借债弥补短期内的消费缺口，并且通过不断滚动发行新债，掩盖消费不足导致的经济危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很快负债累累。当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无力承担利息支出的时候，就达到债务的上限。这时，就需要考虑减少债务，否则利滚利越滚越多，国家必然破产。当然，国家也可以不减少债务，而是直接降低利息。对于浮动利率的国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缓兵之计。不过，国家债务迟早还会触及上限，只要利率不是零。一旦国家债务到期，无法展期就是原形毕露的时候。这时，失业率上升，税收增加。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最难熬的时期。

　　

　　价值符号取代贵金属以后，国家控制了印钞机。表面上看，事情似乎就简单得多了。

　　

　　卢瑟经济学（7.5）——纸牌大厦（暴力的符号） 6 0

　　“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汉书王莽传》

　　

　　暴力介入货币流通以前，人类的货币是混乱的。暴力介入货币流通以后，货币流通流通依然混乱。

　　

　　金银作为货币有天生的优越性。金银是同质的，可以无限分割，分而复合，其他商品绝大多数都不具备这样的潜质。以白银为例，用二两银子买五头猪。每头猪卖四钱银子。一次买五头猪，给二两银子就可以，一次买一头猪，给四钱银子。如果只卖一条猪腿或者一个猪头，甚至再少一些，也都有对应的价格。理论上白银无限可分，可以分割到最小的原子。如果用其他实物做货币就很麻烦，五头猪对应两匹马，如果只想要一条猪腿怎么办呢？显然不能把马肢解了——大多数马的使用价值不是用来吃肉的。如果一头猪对应八双靴子，那么有马的人怎么买靴子呢？有马的人出售一匹马可以换得很多商品，但是这些商品未必是他现在就需要的，这些零碎商品怎么保存？他一次只能出售一整匹马，不能出售半匹马。此外，碎银子只要稍微熔炼，就可以变成整银，而且价值不变，也不影响使用价值。五十块一两碎银的价值基本等于一块五十两元宝的价值。相比之下，钻石价值超过金银，但是切割之后的价值小于原先未分割时的价值。两粒五克拉的钻石的价格，远远小于同样品质的十克拉的钻石。此外，每块钻石纯度、色泽都不完全相同，价值与重量没有绝对正相关联系。

　　

　　贵金属易于长久保存，重量小价值高，而且价值稳定。谷物容易腐烂，牲畜会死亡，钢铁会锈蚀，但是金银是很容易保存的。今天考古（盗墓）发现的元宝，仍然与当年无异。埃及法老王的用具用黄金制造，经过几千年仍然璀璨。生产一两白银需要的劳动与生产几十斤铁相当，白银的价值相当于铁的几百倍。显然白银更易于携带。去市场购买价值一两银子的商品，如果用银子的话，只要装在口袋里就可以了，而铁要挑着走。如果是黄金的话，　一盎司　黄金的价值接近几百公斤甚至上千公斤铁，两者便携性就更是悬殊了。由于地壳中银元素的稀有，获得白银的劳动从未像获得铜、铁、铝的劳动那样大幅度减少。地壳中的铁元素相对丰富，但是局限于科技水平很难开发，铁器的价格曾经与黄金相当。后来进入封建社会，科技水平大幅度跃升，冶铁成为普及的技术，铁器的价格便一落千丈了。相比之下，黄金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金属，价值却一直没有降下来——自然界中天然就存在不需冶炼即存在的高纯度金粒，但是不论冶炼技术怎么增长，开采黄金的劳动都是很艰难的。

　　

　　金银是理想的货币材质，但并不是理想的货币。在所有的商品中，金银最适合成为货币，但是这是理想中的金银，而不是现实中的金银。什么事情一旦联系现实，便有无限的麻烦，许多细节成为魔鬼，这些细节甚至能毁掉整体。贵金属有成为货币的潜质，但是仍然有难以克服的缺陷。

　　

　　具体到金银，它们作为货币最大的麻烦就是价值的不确定。黄金的成色是很难通过肉眼观察判断的，否则就不会有阿基米德测量皇冠的故事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含金90%和含金91%的两块金条，是很难用简便的手段判断出来的。但是两者的价值却相差超过1%。此外，质量也很难准确测量，尤其是测量技术相对落后的条件下，究竟用谁的天平为准就是很值得争执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买卖双方必然为了成色和质量争吵不休。买方说是一块　一盎司　24开的金块，卖方则可能认为是一块　0.99盎司　23开的金块。如果买卖双方没有公平交易的尺度，贵金属成为货币依然困难。

　　

　　这时候，就需要出现一个权威，为每一块金属规定成色和重量，然后打上自己的印记。这个权威可以是民间的，也可以是官方的。常见的就是官方的。

　　

　　比如秦半两、刀币、布币、蚁鼻钱之类，都是官方出产的规定成色重量的铜块。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统一文字、度量衡，还有货币。没有统一的货币，怎么征收货币租税呢？为了征税也有必要统一货币。于是，以秦半两为原型的环形币一直使用到清朝。

　　

　　有了官方认可的铜钱，做生意就方便多了。一石米三十钱，十石三百钱，大家做生意不必随身带天平了。

　　

　　有时官方也不管，允许民间自己来。汉高祖就允许民间自己铸币。刘邦穷棒子出身，常年生活的在社会底层，平时买点零零碎碎的日用百货，有机会和大钞打交道的机会不多。秦半两对他这样的人来说，价值太高。实在不方便。于是，他一上台就允许大家随便铸钱。当然，不管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刘邦的时代官方铸钱的利润远没有后世那么高。结果，各地熔炉四起，大家都忙着铸钱不从事农业生产。今天，我们看到出土汉代的钱多，品相差，也不值钱。

　　

　　这是为什么呢？

　　

　　官方给金属块一个印记，证明这个金属块的成色和重量。反过来，只要有这个印记，不论究竟含有多少金属，都可以按照印记所规定的金属量交易。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用秦半两来说吧，理论上秦半两都应该是十二铢，大约　8.4克　。就算秦代工艺水平不高，出土的秦半两应该是重量相仿，实际上出土的秦半两最轻的　6克　多，最重的　20克　以上，多数在8到　15克　之间。最重与最轻的重量几乎相差3倍，但是不妨碍彼此按照同一价值交易。

　　

　　如果张三获得了重量大的秦半两，那么对他来说最有利的事情是做什么呢？比如，他获得了100枚　12克　的秦半两，那么对他来说，把这些秦半两重新熔铸成150枚　8克　的秦半两是轻而易举的暴利的事情。反正都一样使用，100钱转手变成150钱。但是这种事情在秦代时是有风险的，秦始皇那样的人对读书人、商人都不能容忍，何况私铸钱币的人。再说，在秦朝严密的地保制度统治下，有族诛和同坐制度。某人作奸犯科，族人和邻居知而不举，与其同罪。个人想干点邪门歪道是很难的。当然，并不排除有人在偷偷摸摸地干这种事情。

　　

　　天下苦秦久矣，大家都盼望一个小政府。刘邦信奉不干预政策，相信充分竞争获得最好结果。到了他做皇帝的时候，允许老百姓铸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干这个营生。社会上流通的钱的孔越来越大，越来越轻，越来越薄。比较厚重的钱要么被窖藏起来，要么被毁掉熔铸铸小钱。这时，民间流通的钱名义上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成色重量相差悬殊，最轻的不到一铢（　0.7克　左右）。社会上存量铜加每年新开采的铜量，远远赶不上货币增加的数量，货币成色和重量日益下降。以货币计的GDP日新月异，物价腾贵，经济生活混乱。卖东西的人为了自保，不得不出对策。客官可以用新钱买东西，但是新钱要比旧钱多支付若干枚。实际上，这时又回到了以金属重量决定价值的时代。

　　

　　有许多钱虽然没有被熔毁，但是被动了外科手术。在重量的误差超过10%仍然不妨碍流通的情况下，用10枚比较重的货币就可以做出1枚新的货币。把比较重的货币集中起来锉一锉，就可以得到10枚货币外加足够制造1枚新货币的铜粉。这种事情不仅中国有人干，国外也有人干。到马克思的时代，仍然有人在干。他们把造币厂新出厂的新英镑集中起来，打磨掉一部分，然后获得一些并不影响流通的比较旧的货币和若干金粉。金属货币只要流通就无法禁止被人动手术。金属货币流通本身就会有磨损，搞邪门歪道的人不过是加速这种磨损。

　　

　　还有人向铜钱里掺杂其他更便宜的金属（比如铁锡铅），或者在金币里面掺银铜铁锡铅。在贵金属里面掺入便宜的金属——没有人向铜钱里面掺黄金白银，向金币里面掺白金（铂）的。用贵金属做货币，可以掺入比较便宜的金属；用比较便宜的金属做货币，可以掺入更便宜的金属。除非用最便宜的金属做货币，否则总是有可掺的金属。何况即使用最便宜的金属，还可以采用降低冶炼水平的方式减少铸钱成本。

　　

　　总之，政府规定了货币的重量和成色，是一种承诺。于是许多人就开始琢磨怎么在不影响流通的前提下，减少重量和成色。法定了重量，就比法定的重量轻一些。规定了成色，就比规定的成色差一些。官铸货币成色好、分量足，就有人给它们动外科手术；官铸货币成色不好，分量不足，还会有人打他们的主意。如果听之任之，那么很快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就会面目全非，重量越来越轻，成色越来越差。

　　

　　这时如果允许私铸，那么社会上流行的货币就会越来越多，以货币计价的物价会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以金属重量计价的物价的涨幅。到高祖末年，不得不禁止私铸。

　　

　　不过，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但是民间私铸仍然屡禁不止。暴利当前，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住。贾谊提出由国家垄断铜，但是在铜是是重要的制造生产生活工具的时代，垄断铜必然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方式。别的不说，起码没有镜子用了。

　　

　　想维持金属货币材质和重量的稳定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必须有精密的仪器，随时检查每一块硬币的重量和成色，不断熔铸不合格的旧币，制造新币。

　　

　　按照马克思时代的英国法律，　1200盎司　22开黄金等于4672斯特灵10先令，　一盎司　黄金合3镑17先令10.5便士。英国的造币厂不断强行销毁不足两的英镑，熔铸新英镑。英镑的分量低于一定的法定幅度，就不能作为法定货币，只能作为金块使用。这些作废的英镑和其他类型的金块一样，可以按照每盎司黄金3镑17先令10.5便士的比价去英国铸币厂换取崭新的英镑。一定数量的英镑等于一定数量的黄金，一定数量的黄金等于一定数量的英镑。普通人有金可以换成镑，有镑也可以换成金。与金相比，镑质量稳定，成色稳定，规格整齐划一，便于计数，大家自然倾向于镑。

　　

　　如果政府不允许英镑和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会如何呢？那就意味着不能维持英镑和黄金之间稳定的关系。在人们可以选择用黄金或英镑交易的年代，很显然这会破坏英镑的信誉：由于造币厂拒收黄金，磨损的不足额的旧镑，不会被熔铸掉，除了继续流通没有任何用处——因为熔铸以后的旧镑不能达到规定的含金量。如此一来，大家必然囤积新镑，使用旧镑。市面上流通的旧镑质量越来越次，增加的新镑则不断被囤积。如果旧镑的购买力不变，就会不断有人在旧镑上揩油；如果旧镑购买力下降，最终英镑就要按照重量交易。实际上，越来越轻的旧镑，也只能按照重量交易。这是极不利于商业发展的。

　　

　　与英国相比，中国古代的铜钱即处于不可自由兑换状态，所以很难保障铜钱的质量。另外，两千年前的农业社会的度量和铸造水平显然不能和两百年前工业社会相比。

　　

　　为了达到镑等于金的目的，英国政府必须没完没了地不断熔铸金块，制造黄金。

　　

　　如果暴力不介入，事情会更糟。某些金铺给自己的金条打上印记，以信誉取胜。其他不规矩的人完全可以模仿这个金铺的印记。对法定货币的手段完全可以用在对待民间货币上。不仅如此，私人金铺并不拥有暴力，所以伪钞制造者还不必担心暴力的惩罚。

　　

　　货币重熔是暴利的行业，在金属货币时代是难以禁绝的。既然不能禁止，某些统治者就动了歪脑子：与其便宜别人不如便宜我。既然民间一直在铸造不合格的货币谋求暴利，我是天子自然也能干。最早的是汉武帝，搞得最大的是王莽。

　　

　　汉武帝穷兵黩武，弄得国库空虚，于是开始琢磨怎么搞钱。除了盐铁专卖，他还搞出了皮币和银币。皮币就是一块皇家御苑特产的白鹿皮，标价四十万钱。按照规定，诸侯进贡的给汉武帝的玉璧必须放在白鹿皮上。一块玉璧不过几千钱，一块鹿皮要价四十万。一块鹿皮怎么能值这么多钱呢，这是彻头彻尾的敲诈。不过，当时汉武帝连年用兵，手下一批能征善战的老兵油子，诸侯王谁也不敢乱来，再说前面还有七国之乱被敉平的教训。诸侯明知是皇帝耍赖，也不敢不从。不过，皮币从汉武帝左手卖给诸侯，右手又收回来，并不进入流通。

　　

　　汉武帝搞的白金币就是另一回事情了。当时的白金币叫白金三品，说是白金其实是银锡合金。银币一共三种：大的重八两，龙纹，合3000钱；中等的马纹，合500钱；最小的龟纹，合300钱。汉武帝的目的是敛财，所以毫无疑问这些银币的价格远远超过它们包含的金属的价值，虽然名义上是白金币但是估计含锡量颇高。既然皇帝老子能点锡成金，民间自然也依葫芦画瓢，大量私造，屡禁不止。不过，老百姓也不傻，干脆直接拒收。于是，这些花不出去白金币大多数都被销毁了，传世极少。

　　

　　王莽的新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大的荒诞喜剧。汉武帝玩弄货币敛财的手法，被他学会了。不过，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把不足额的金属货币和暴力结合了起来，至此价值符号彻底诞生了。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采用价值符号替代金属货币的统治者，属于前无古人后面有的是来者——用价值符号洗劫老百姓真是太爽了。

　　

　　王莽打着复古的名义推行新货币，一共搞了四次。

　　

　　王莽搞第一次币制改革的时候，还没篡权。第一次改革的内容是模仿汉武帝搞白金三品，搞出来金错刀、契刀和一种名叫大泉的大钱。金错刀的形状类似一把钥匙，刀身上有错金字“一刀平　5000”　。一枚金错刀，相当于5000枚西汉五铢钱。金错刀主要是针搜刮大商人的，用一枚20　-40克　的金错刀，就可以收到5000枚　3.5克　的西汉的铜钱（五铢钱）。尽管汉代铜钱经常质量不足，但是平均　2.5克　总是有的。5000枚就是　12.5公斤　。换句话说，王莽把自己手中的铜的价格放大了300-600倍，铜的价格偏离本身的价值300-600倍。不过，金错刀虽然放大倍率高，但是民间流通范围小，搜刮范围有限。除了大商人很少有人一次用5000枚五铢钱作交易。许多小生意人所有的商货也不值5000钱，用金错刀去向这样的商贩买东西，显然不适合。当时与金错刀一切出现的还有契刀和大泉，一枚契刀可兑换500枚五铢钱，一枚大泉兑换50枚五铢钱。这是针对中产和卢瑟的。王莽给各个阶层都量身定做了搜刮用具，实行定向宽松。

　　

　　王莽觉得自己天下第一，说句话大家就会仰慕他的德行，按照他的指挥棒转。实际上，民间根本不买金错刀、契刀和大泉的帐。不论怎么私铸货币，五铢钱的价格与等量的铜的价格基本持平，因为两者内在价值相同。相反，王莽的大泉彻底破坏了这种关系。100枚五铢钱买一石米，现在有人要用两枚大钱买一石米。100枚五铢钱大约重量200　-350克　，两枚大泉肯定远远不到这个重量。所以，卖米的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方在开玩笑，第二个反应就是婉拒：“客官，本店小本经营，用不了这么大额的货币，所以只收五铢钱，您用的大泉最好换成五铢钱……。”不仅如此，民间还有很多人私铸。

　　

　　王莽第一次货币改革并没有禁用五铢钱，也没有采用严刑峻法，这是他大大的失策。王莽第一次货币改革搜刮效果并不好。当然，如果达到他的预期的搜刮效果的话，他恐怕就当不上皇帝了。

　　

　　第二次币制改革内容更混乱，一共5种材质，6种货币，28种单位。除了金银铜，贝壳和龟甲也都成了货币。当然，对老百姓来说，用得最多的还是铜钱。王莽的铜钱主要两种，小泉和大泉。小泉重一铢，当西汉五铢钱一枚。大泉就是前面提到的大钱，重十二铢，当西汉五铢钱50枚。换句话说，如果以钱计算价格，小泉通货膨胀500%，大泉通货膨胀2083%。王莽收回一枚五铢钱，熔炼重铸就变成五枚小泉。就是不足额的五铢钱，也能变成三四枚小泉。至于大泉就更厉害了，熔毁两三枚五铢钱，就制造一枚价值五十枚五铢钱的大泉。五铢钱与铜的价格基本是持平的。王莽的大泉，一下子让自己手中掌握的铜的价格翻了21倍。与上次不同，这次币值改革明确取缔五铢钱。

　　

　　很显然，这样的玩法，没有暴力支持是玩不转的。同样的铜，流通在市面上和成为五铢钱基本相同，到王莽的手里身价暴涨21倍，这就是点铜成金。大泉的价值之中只有5%来自材料本身，剩下的全部靠暴力支持。

　　

　　有上次币值改革的经验，民间并不欢迎所谓的小泉、大泉。于是，王莽大怒：“谁敢只要五铢钱，不收大钱，说大钱不好的，一律发配边疆！”货币价值不足没关系，只要有暴力就能推行。于是大泉、小泉替代了五铢钱，那些规规矩矩的人纷纷破产，人民甚至在市场上大路上失声痛哭。

　　

　　如果允许私铸，那么社会上马上就会充满大泉。如果不允许私铸，那么社会上也会充满大泉。两者的区别就是这些大泉来自哪里，是民间还是王莽。这些大泉由谁铸造，谁就获得好处。所以，王莽也担心有人私铸。两三枚五铢钱即可铸成一枚大泉，然后就一当五十，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谁不干啊。为了绝禁私铸，严查民间的铜炭。民间谁家有铜有炭，谁家就是私铸犯。不仅如此，一家出事，五家同坐。于是，正犯全家和街坊四邻全部流放去边疆劳动改造。尽管有严刑峻法，但是仍然屡禁不止，犯罪受罚的人数不清。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比如王莽之流，如同一个刺满纹身的流氓头子，纹身的字样是“正大光明”、“以德服人”、“温良恭俭让”之类。平时鲜衣怒马，穿得衣冠楚楚，一遇到争执就把会上衣脱下来，让对方看看他的一身横肉和刀疤，还有斑斓的纹身。然后把衣服穿上，一边瞪着对方，一边温和地说：“当年前朝的统治者抢男霸女，横行乡里，我为你们赶走了他。你们看，这是我赶走他时留下的伤疤。后来有人要造反，要危害你们的和谐生活，我为你们消灭了他。你们看，这时消灭反贼留下的伤疤。你们看这是我的座右铭，以德服人。你们看到了吧，我是讲道理的人，一切不讲道理的人我都不能容忍，要斩草除根。怎么样，我的金错刀和大泉，你们是不是很愿意使用啊。……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听不清！！！！！……你们愿意用了是吧。我就知道你们都是知恩图报的人，也是讲道理的人。”

　　

　　这种做法，理论上可以无限放大统治者手中铜的价格。只要愿意，可以一枚大泉当50，也可以一刀平五千，甚至可以造个什么钱一个等于一亿。这种价值符号，其实就是抢劫不过相对隐形而已。——“谁说我抢劫了你五千钱？我是讲道理的人，你看我不是给你一枚金错刀了吗？你不要乱讲话，否则小心我手中公正无私的国法。”

　　

　　王莽不会说自己这次改制是为了更有效地搜刮，他的理由是金错刀的含有“金”字、“刀”字，汉王室的“刘”字也叫“卯金刀”，这是大大的忌讳。五铢钱让人们思念汉王朝，也是不能留的。当然，王莽本人靠演戏、捣鬼和玩弄权术起家，有可能确实很忌讳任何与“刘”有关的事情。不论他的本意究竟是什么，他搜刮的目的达到了。

　　

　　但是这种价格并不可能长期维持。五铢钱消亡了，大泉的价值也就快到头了。大泉能维持比较高的价值，无非是因为一枚大泉可以换50枚五铢钱。王莽依靠暴力用大泉强行回收了所有的五铢钱，然后这些五铢钱陆续重新熔毁制造新钱——王莽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刮货币的人，获得了名义上价格不变的货币和额外的铜。不过，当五铢钱消亡以后，如果王莽继续无限造币的话，市面上就很快只剩下大泉。这时商品就会重新订价，大泉的价格很快就会跌到铜的价格。换句话说，一枚大泉相当于两三枚五铢钱。不过，大泉的价格不会一直下跌。大泉的价格不会低于铜，否则，大家就会熔毁大泉取铜了。金属价值符号的价格下限是内部所含金属的价值。

　　

　　这时如果想继续用这种方式搜刮，只能发行新币，制造价格比大泉更高的货币。于是，王莽又说话了：“如果货币是贵重的，那么小使用就不方便；如果都是轻小的，那么运输装载就不方便。货币必须有轻有重，有大有小，这样使用方便了，人民就欢迎了。” 于是又发行新货币五种。为了推行新钱，王莽要求人人身上带有新钱，没有的不能在旅店开房，不能通过关口和渡口，公卿大臣也要带着新钱才能上朝，比今天的身份证还重要。即使如此，强制推行的效果也差强人意。

　　

　　这时大小泉已经贬值到接近实际价值。所以，人民愿意使用大小泉，不原意采用新货币。这时，大小泉如同当年的五铢钱，成为新一轮货币改制的障碍。公元20年，王莽又搞了第四次改制，废除大小泉，采用泉布和泉货。不久，新朝就灭亡了。

　　

　　王莽治国无方，敛财有术。他频繁地更改币制，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榨干老百姓。

　　

　　王莽的价值符号是不足额的金属货币。后来的统治者，连金属也不用了。用金属做价值符号，还要反复销毁重新熔铸，太麻烦了。直接用张纸，写个数字就是钱了。换新钞也不必销毁重融，直接在新纸片上加一个零就可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封建帝王签字就可以无限征收，何况发点货币呢？有本　国　君主的背书，在本国保皇的军队能控制的区域内，谁也不敢不用，除非是其他　国家的　君主或者本国的反贼。流通中的价值符号，其实就是一张张流通的暴力宣言书。

　　

　　使用价值符号必须有可靠的暴力为支撑。比如王莽的大泉，如果没有暴力，是很难流通下去的。所以，当政者使用暴力符号，必须要有稳固而隔绝的统治区域。中国早早就实现了大一统，而且四周隔绝：北面是极北苦寒之地住着杀人不眨眼的游牧民族，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青藏高原和戈壁，南面是毒瘴蛮荒之地。适于中原人居住的地区，都被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牢牢控制着。中国老百姓既不能随便转移财产，也不能随便移民。，所以，中　国的　君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用价值符号。货币改制方面的历史，如果不比其他国家更丰富的话，至少不亚于其他国家。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中国居然在用纸币。他是来自四分五裂的欧洲的蛮夷，当然不能理解大一统的中国特色。当时，不要说欧洲，就是意大利都没有统一。

　　

　　相比之下，　欧洲的　君主就不这么幸运了。欧洲国家彼此之间没有地理障碍，君王上面还有教皇和教会的势力。君王的暴力受到制衡，从来没有发挥到极限。欧洲的　封建　君主，虽然骨子里面也是王莽那样的大流氓，但是不敢随便把街坊四邻集中起来敲诈勒索。万一勒索急了，自己的子民就可能移民到其他的大流氓的辖区去了，说不定还会被梵蒂冈的太上皇申斥、敲诈，没抓住狐狸弄得自己一身臊。

　　

　　不过，　欧洲的　君王也有自己的对策，他们　和中国　君主一样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更隐蔽、更阴柔，更缓慢。与中国不断废旧铸新相比，欧洲是在不断地铸新钱。罗马的阿斯，法国的里弗尔，英国的镑，俄国的卢布，都在不断缓慢贬值。在共和国时期，一枚罗马的德纳留斯的重量是　4.55克　，后来逐渐减少到　4克　，尼禄时代减轻到　3.45克　，成色由99%下降到80%。到公元三世纪，含银量只有2%。1066年，英国的便士重　1.4克　，到十七世纪只有　0.49克　，后来变成铜币，由1797年的　26克　减少到1806年的　19克　，到1860年，只有　9克　多。法国的里弗尔的实际价值一直在发生变化，以平均每年0.88%的速度贬值，所含贵金属不断减少（最初　1磅　白银铸造20索尔，后来演变为铸造66索尔）。各国政府一直在偷偷地做着和货币伪造者一样的事情。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们是合法的。

　　

　　欧洲是偷着干，中国是明着来。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政府可以随便使用价值符号，所以债务问题一直不是很严重的，但是币制的变化是非常壮观的。欧洲在几百年中干一回的事情，王莽在十五年中可以干四回。中国历代政府为了搜刮，使用的货币贬值的办法五花八门。不过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先是用各种理由减轻货币重量制造小钱，再用变相减重的方法制造大钱，最后用纸币来膨胀。反正我怎么折腾，你也跑不了，除非你造反。当然，难免有搞大了的时候。如果玩大了，就可能出现王莽的结果。于是，新王朝登场，新统治者汲取前朝的教训，整理货币，重铸新钱，重新开始新一轮货币贬值的游戏。

　　

　　货币一旦进入价值符号的时代，价格就发生了变化。

　　

　　由于金属货币随时处于销毁和重熔的过程中，所以货币的价值从来不能长期脱离金属价值稳定存在。虽然中国历史曾经多次发生一石米几万钱的事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往往出现严重的饥荒、兵败围城和滥造货币的现象，而且往往是祸不单行。每当货币过多，单位重量的货币的价格低于同等重量的金属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货币成为金属。反之，当货币过少，单位重量的货币价格高于同等重量的金属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金属被铸成货币。所以，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总量，会随着流通需要的货币总价值量不断进行微妙的自发的调节。而价值符号显然就没有这的功能。即使大泉随着王莽的增发在不断贬值，但是在达到单位重量大泉价格与单位重量铜基本持平以前，不会有人熔毁大泉取铜。这时，只有单向的熔毁铜器，私铸大泉的行为。赔本的生意没人做，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当大泉的数量达到一定幅度以后，大泉由价值符号重新变为金属货币，这时大泉才具有自动调节的功能。不过，此时王莽又在琢磨发行新价值符号了。

　　

　　以纸为材质的货币符号出现以后，这样的行为几乎更不可能出现了。提高货币的价格只要在货币表面上印刷更大的数字就可以了，绝大多数情况下，纸浆的价格远远低于货币的价格。不过，纸质价值符号的价值下限很低，但也不是没有触及下限的时候。解放前发生过用纸币糊房间的事情。当时，有人想粉刷房间，可是物价飞涨，用一麻袋钞票只能买小半袋的石灰，根本不够用。于是，此人索性把这些钞票直接贴在墙上，整个房间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世界。通胀早期的钞票在市面上流行的价值，相当于票面价值乘以货币单位的价值，如果两者都很低的话，出现钞票不如废纸的事情并不稀奇。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把法币当冥币或者手纸，估计是有的，不过偷偷摸摸，不敢明目张胆而已。

　　

　　在价值符号的时代，政府可以轻易消除债务，却注定要牺牲币值。

　　

　　于是，按下葫芦瓢起来。

　 　

　　卢瑟经济学（7.6）——纸牌大厦（颠倒的运动） 1 0

　　“我们在这里讲到的纸币，仅仅是指国家所发行的强制通用的强制通用的纸币，国家的这种干预，似乎废弃了经济法则。国家，在规定造币局的价格上，不过是对于金的一定重量起一个教名，表面看来，却是通过它的印记的魔术，把纸变成了金。因为纸票有强制通用的效力，所以谁也不能阻止国家任意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并在它们上面印上任意的铸币名称。可是国家的这种权力，纯粹是个表面现象。国家虽然可以把任意数量的纸票印着任意的铸币名称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完结。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过程所掌握，就服从于它的内在法则。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那支配实在货币在货币流通的一切法则似乎都反过来了，颠倒过来了。这些法则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不仅颠倒了，并且消失了，因为，当纸币以适当数量发行时，纸币所完成的运动并不是它当做价值符号所特有的运动，而当它当做价值符号所特有的运动，不是从商品形态变化直接产生出来的，倒是从纸币与金的正确比例的破坏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

　　

　　价值符号的运行与金银是完全颠倒的。金银天生有价值，价值符号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价值符号的总量、速度和商品的数量。两者的价值不同，导致运动规律完全相反。

　　

　　金银的价值是开采金银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开采　一盎司　黄金的量与开采并冶炼一吨铁所需要的的劳动量相同，那么　一盎司　黄金的价值就等于一吨铁的价值。　一盎司　金就可以买一吨铁。虽然以金计价的铁的价格往往是不断波动的，但是两者的交换关系基本稳定在　一盎司　金对一吨铁之间。

　　

　　相反，价值符号的内在价值远远小于它们的购买力。王莽的大钱（大泉）以一对五十，错刀一刀平五千，在王莽的时代，黄金对五铢钱的比较是一金换万钱，一斤黄金对应一万枚五铢钱，两枚金错刀就能换一斤黄金。两枚金错刀大约40　-80克　，西汉的时代的一斤是否会低于今天40　-80克　呢？可能性很小。换句话说，按照单位质量计算，金错刀比黄金还昂贵。

　　

　　蔡伦发明了造纸，价值符号就变成了纸片。与金错刀相比，后来的纸质价值符号的内在价值更是微乎其微了。造纸术和印刷术普及以后，印刷的纸片的费用是非常低廉的，何况还可以无限提高票面的标价。时代发展到今天，价值符号可以完全脱离实物介质，政府机关在金融机构的一亿美元存款，完全可以不存在任何实物介质，而仅仅是在政府帐户上的一个数字，或者是电子记录中一串0和1的组合。

　　

　　许多早期的价值符号上面印着一刀平五千，一泉平五十，一票合纹银一两、大洋一枚之类的字样，这些价值符号真的能有半斤黄金，五十枚五铢钱，一枚大洋或者一两纹银那样的购买力吗？

　　

　　如果真能如此的话，那么岂不是凭空创造出一座金矿？把一张纸片上面印上一票合纹银一亿两，这张纸片就真的能获得一亿两白银对应的价值吗？如果印上十亿两，百亿两，千亿两，甚至万亿两，这张纸片就真的具有万亿两白银的购买力？或者说，这一张纸片真的能兑换到一万亿两白银？人类历史上全部开采的白银数量是有限的，而在纸片上面写数字是无限的。没有任何人能阻止统治者在票面上写上天文数字，但是很显然数字未必能兑现。因为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这些价值符号最多可以购买的总商品数量是人类能够生产的总产品之和。票面未必能兑现就意味着票面的购买力与实际购买力之间是有差别的，价值符号的价值并不是由统治者凭空决定的。

　　

　　价值符号的购买力既不等于实际价值（也就是制作成本），也不等于票面价值。那么价值符号的购买力究竟有多少呢？

　　

　　如果要研究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交换过程。市场上产品的价格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博奕关系，彼此双方交易者数量对比和他们手中的商品数量决定彼此的价格。

　　

　　某甲用　一盎司　黄金，某乙有一吨铁，某甲用黄金交换铁，某乙用铁交换黄金。　一盎司　黄金交换一吨铁，以黄金计算，铁的价格是每吨　一盎司　金。这时，如果某丙也有　一盎司　黄金，也希望获得铁，就会和某甲竞争，最终某乙获得　两盎司　黄金，某甲和某丙平分一吨铁。于是，出现以黄金计价的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由于　一盎司　黄金和一吨铁价值相同。于是，会出某甲和某丙改行冶铁的局面。最终，铁的供应上升，金的供应下降。反过来，如果某丙也有一吨铁，那么　一盎司　黄金就可以换两吨铁，最终会导致某丙改行去淘金。这种工种的调整是自动的，缓慢的，不是立即变化的，但是却是在不断进行的。

　　

　　对此，富兰克林的说法是：“银的价值可以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完美地用劳动来衡量。比如，我们假定有一个人种玉蜀黍，另一个人采矿炼银。到年底或者在任何其他一段时期以后，生产的全部玉蜀黍和全部银互为自然价格，再假定前者是20蒲式耳，后者是　20盎司　，则　1盎司　银的价值能与生产1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费的劳动。但是，如果发现了更近便易开采和更富的矿，现在一个人生产　40盎司　银同以前生产　20盎司　一样容易，而生产20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费的那个劳动，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前1蒲式耳值　1盎司　，现在1蒲式耳就值　2盎司　了。因此，一国的财富要用它的居民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来估计。”

　　

　　纯金属货币不过是由某种权威（国家、组织或个人）规定成色和重量的金属块。这样的货币与原始的金属块相比，不过是规范了成色和重量而已。当金属货币的数量过多的时候，以至于低于同等重量的金属制品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金属货币还原成为金属制品或者被窖藏起来。比如，当金币过多的时候，以金币计价的物价会上涨，这时黄金制品也会上涨，如果等重量的金币不足以购买对应的金制品的时候，就会有人考虑熔毁金币。假设五枚金币　一盎司　，当金币过多，需要六、七个金币才能购买　一盎司　黄金的时候，珠宝商就会考虑停止从矿山进货而选择直接熔毁金币。同时，制造货币的权威(比如国家的造币厂)也会减少制造量——六、七个金币　一盎司　买来的黄金，制造出五个金币，这样赔钱的买卖很难持久。反过来，当四个金币就能购买　一盎司　黄金的时候，就会有人私自铸造金币。当然，这时国家也会增加金币的制造量——四个金币　一盎司　买来的黄金，制造出五个金币，这样赚钱的事情自然是多多益善。

　　

　　金属货币、金属块和其他商品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纽带就是金属货币的内在价值。纯金属货币的数量，会随着金属货币的价格自动波动，所以永远不会太多或太少。

　　

　　这并不是说以金银为价值尺度的商品价格完全恒定。事实上，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一金石米的情况。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情况往往伴随严重的天灾人祸，比如连年绝收，兵败围城。这时，生产过程陷入极度混乱，或者根本就没有生产，甚至出现人相食。大家保命第一，于是生活资料价格飞涨。但是从长期看，一旦危机时刻过去，商品的价格又会回到比较平稳的水平。金属货币时代商品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尤其是长期稳定的的变化，往往伴随着采掘工艺的进化或者富矿的枯竭。此外，大量劫掠的金银也能影响物价的变化，但是一旦劫掠过程结束，物价就会停留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

　　

　　价值符号显然没有这样的功能。价值符号在市场上交易的价格，完全取决于博弈双方的数量对比。持币的人多，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商品价格就会下降。

　　

　　因为价值符号的内在价值，远远小于与它们流通期价能交换的商品的价值，所以没有人会熔毁金错刀去制造铜镜。（事实上，如果两者相等或相近的话，统治者也就没有必要挖空心思，不惜用暴力推广价值符号了。统治者搞价值符号的目的就是在开支庞大，入不敷出，又不能继续加税的情况下获得额外的财政收入。）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单位质量的金错刀的价格高于黄金，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就不会用这样的铜币去制造铜镜。

　　

　　对于王莽来说，即使金错刀的价格不断下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远远高于制造成本的。一国之内，除了反贼，任何人也不能阻止王莽把任意数量的金错刀投入流通。王莽会不断铸造金错刀，直到他发明更好的敛财工具或者金错刀的价格下跌到和铜类似为止。所以，王莽必然会增加铸造量。没有人会熔毁金错刀，只有王莽不断增加金错刀。所以，金错刀的数量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单向增加，直到金错刀随着数量增多价格下跌，最终跌到制造成本为止。与金属货币随流通量变化而变化的双向运动相比，价值符号的总量与流通量没有任何联系，仅仅决定于国家，所以只有一个运动方向。

　　

　　某甲有一枚金错刀，某乙有五十石小米。某甲的这枚金错刀，就可以换五十石小米。如果这时某丙也有一枚金错刀，那么某甲和某丙两人各用一枚金错刀购买二十五石小米。这时，不会发生某丙改行导致金错刀的数量减少的情况——因为，金错刀是王莽铸造的，而且王莽在不断地铸造。某丙手中的金错刀必然辗转来自王莽（除非他是私铸者，按今天的说法就是造假钞的）——他可能是一名军官，这枚金错刀是他的军饷。他可能是一名工匠，这枚金错刀是他为政府服务几年的工钱。金错刀绝不是他自制的，所以他是否改行都不能影响金错刀的数量。

　　

　　流通中的金错刀的多少不会造成金错刀和铜之间的互动，也不会影响金错刀的供给。所以，金错刀的购买力首先决定于金错刀的数量。这条规律在今天同样适用。100美元到底能买多少东西，首先要看它有多少孪生兄弟。它的孪生兄弟越多，意味着它能竞争到的商品越少。反过来，它的孪生兄弟越少，它能竞争到的商品就越多。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的孪生兄弟都会越来越多，而决不会越来越少。

　　

　　金属货币数量过多，会有一部分金属货币被窖藏或熔毁。价值符号过多，导致物价上升，不仅不会使多余的价值符号主动退出流通，而且会刺激一些闲置或半闲置的价值符号进入流通。随着物价上涨，价值符号贬值，人们会增加贷款减少存款。把手中的闲钱变成几年也用不完的日用百货，同时尽可能增加贷款。

　　

　　流通速度同样影响价值符号的购买力。一支速度出众的部队等于若干支速度缓慢的部队，充当交换手段的货币也是一样。

　　

　　甲丙手中各一枚金错刀，甲准备用金错刀购买乙的五十石小米，丙准备用金错刀去购买丁的五十匹麻布。如果甲购买了乙的小米，那么甲获得小米，乙获得金错刀。这时，如果乙立即用金错刀去购买麻布，那么就会出现乙和丙共同争购麻布的现象。于是，丁手中的麻布必然涨价，只能购买二十五匹。反之，如果乙不着急用金错刀购买麻布，那么丙就可以按照一枚金错刀购买五十匹麻布的价格购买丁的麻布。

　　

　　流通速度提升，即使市场上货币总量未变，交易之中货币一方的博弈地位仍然会下降。同样一枚货币由于流通速度提升，可以短时间内先后出现在两个交易场所，等于两枚货币出现在两个交易场所。货币流通速率越快，单位货币出现在市场中的次数越多。换句话说，市场中商品价格上升。

　　

　　对金属来说，无论流通速度多么快，都不会出现货币相对商品价格过低的情况。因为随着流通速度增快，货币价格下跌，会有部分货币退出流通，被窖藏起来或者变成金银制品。金银的流通量会随着流通速度加快而自动减少。

　　

　　而价值符号除了流通没有任何用处。于是，流通速度越快，价值符号价格越低。价值符号购买力下降越快，大家越希望尽快脱手手中的货币，由持币变成持货。如此便会进一步刺激价值符号的流通速度。出现价值符号贬值越快，流通速度越快，流通速度越快，贬值更快的恶性循环。即使价值符号的总量不变，某种原因造成的流速迅速增加，也足以摧毁价值符号。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我们需要第三次回到交换博弈。这次甲的手中有两枚金错刀，乙有一百石小米。甲用两枚金错刀交换乙的一百石小米。这时，如果戊手中也有一百石小米，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甲用两枚金错刀购买两百石小米。当流通中的商品数量增加的时候，价值符号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或者说购买力增强。反之，当乙的小米只有五十石的时候，甲的两枚金错刀只能购买五十石小米。也就是说商品价格上涨一倍。

　　

　　流通范围的变化，必然影响流通商品的总量。对金属货币来说，这并不影响货币的价值。对金属来说，流通中的其他商品增多或减少，对应货币价格上升或下降的时候，会有金属自动进入或退出流通，由于金属与其他商品之间存在内在价值联系，所以商品价格并不会变化太大。当然，如果是某块拥有高产富矿，盛产金银的新大陆并入流通范围或者某块金银矿区被割地则另当别论。

　　

　　对价值符号来说则是另一回事情。我们会发现当一个政权控制的范围扩大的时候，随着控制范围的扩张或缩小，价值符号的价值会迅速波动。当一个政权的势力范围增大的时候，如果不增发货币的话，相对商品，该政权的货币必然升值。如果保持币值稳定的话，就可以增发货币，无形之中增加一笔财政收入。承担损失的是持有原先战败政权的价值符号的当地平民。

　　

　　当地原有的货币如果是金银的话，必然被无偿从公。当然，这个从公的过程可以是用价值符号直接兑换。表面上是公平交易，实际上是用纸换金。比如，“皇军为了建设皇道乐土来到中国，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为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从即日起，全部民间黄金白银必须上缴，皇军将以合理的价格收购，私藏黄金白银者按照经济犯处理，严惩不贷。”沦陷区的老百姓吃大米都可能被扣上经济犯的罪名掉脑袋，何况私藏金银呢？如果是价值符号的话，比如国民党的法币，就会被鬼子用很便宜的价格搜集起来。集中起来的法币用去国统区套购物资，比如桐油、猪鬃、钨砂之类。反过来，如果这个政权的影响力缩小，货币流通区域减少的话，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流通区域缩小，流通面积减少，必然对应流通商品数量的下降。随着不断丧失地盘，物价必然不断上涨。

　　

　　战争中，军事上处于劣势、步步退缩的时期，往往也是经济恶化的时期。军事上扩张、步步为营的时期，往往是虽然赤字增加，但是物价不上涨的时期。如果我们观察二战结束前夕和结束后，美元、英镑、帝国马克和日元的命运，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与金银不同，在本政权势力范围之外的货币符号如果不能套购物资的话，就是废纸一张。乙流氓自然不会承认甲流氓的暴力，除非他是甲流氓的小弟，或者实力不济屈从于甲流氓，这是很显然的事情。抛开所有利益不论，即使为了保证价值符号的币值的稳定，也有必要保证相对稳定的流通区域。

　　

　　与金属货币相比，价值符号运行规律是完全颠倒的：当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数量过多，流速过快的时候，金属货币都会自动减少。随着金属货币自动减少，价格最终会回归到合理的水平。而价值符号则完全相反，当流通中的价值符号数量过多的时候，价值符号的数量会增加；当价值符号流通速度过快的时候，流速会不断自动加快。金属货币流出国境仍然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看成规定重量和成色的金银块。价值符号流出国境，离开本国暴力的支持则一文不值。乙国接受甲国的货币，完全是为了在需要时能够用于购买甲国的物资。在帝国主义时代，本国的暴力有时延伸到本国国境之外，其他国家接受该国的货币，则是为了购买该国势力范围内的商品。如果该国控制的这种商品是所有国家都需要的必需品，该国的货币就可能被其他所有国家所接受。这就是美军占领中东，与美元流通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价值符号的核心属性中，本身就有物价脱缰的冲动。这种冲动可能被货币超发而诱发，可能由政权垮台、国家分裂而诱发，可能由于严重的歉收或者减产而诱发。不论什么原因，只要民间对政权的权威产生怀疑，对货币的币值失去信心，价值符号很快就会变成废纸。

　　

　　不仅如此，两者的归宿也完全不同。金属货币最终会隐藏于民间，而价值符号最终会留回到政府手中——谁也不会要不断贬值的纸片的。最终民间的交易不再用价值符号，而是用实物（比如用谷和布帛交易），价值符号完全脱离经济循环，全部用于完粮纳税，回到财政部——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国家自然不能拒绝回收这些价值符号，否则以后任何价值符号也不可能流通。国家的解决方式就是印刷更大面额的价值符号，用发钞补足税收的不足。当然，日本鬼子那样无耻之徒，可以完全拒绝民间用军票纳税。相比之下，国统区虽然承认法币的合法性，却搞田赋征实——农民不必交钱，直接交粮食吧。其实也是一回事，自己不要自己印刷的废纸。

　　

　　在价值符号和纯金属货币之间，存在一种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形态就是银行券。银行券可以百分之百按照票面规定兑换金银，又具有纸币的轻便。银行券有纸质的材质和金属货币的属性，是贵金属的影子。

　　

　　中国历史上的银票就是比较典型的银行券。钱庄收入一定量的金银，开具一张银票，这是最早的银行券。如果百分之百储备发行银行券，有一两银子发行一两银子的银票，有　一盎司　黄金发行　一盎司　黄金的银行券，此时的银行券就是金银的影子。这样的银行券的运行规律与金属货币完全相同。当流通的银行券过多的时候，过多的银行券追求过少的商品，必然出现银行券价格下跌。这时便会有人用银行券提取金银。于是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下降，价格回升。

　　

　　我们前面说过，发行银行券是点纸成金的事情，极端暴利。大多数情况下，很少会有银行百分之百储备发行，除非新开张的银行为了赢得信誉。一些信誉比较好的老银行，往往会按照一定比率储备发行银行券。比如，钱庄地窖里面有1万两银子，可能发行1.5万两银子的银票。这时，当流通中的银行券过多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银行券被兑换成白银。但是，很显然只要还有流通存在，流通所需的银行券就不会下降到零。人们不断兑现白银，流通中的银行券和库存白银同步下降。但是只要银行的金库里面还有1两银子，银行券就能按照金银的规律流通。在这个例子里面，银行最多可以兑现9999两白银，也就是说流通最少需要5001两白银。低于5001两白银，银价就会显得过高，一部分银器就会变成银条、银币或者元宝进入流通。这些银条、银币或元宝又会回到银行，他们的主人用他们领取银票。

　　

　　换句话说，银行券超量发行的最高额度，是流通所需金银的最低限度减1两，高于这个限度就有无法兑现的可能。如果流通的最低限度是20001两银子，那么银行就可以库存10000两银子，发行30000万两银子对应的银行券。那1两银子是压库的银子，只要有这1两银子在，银行券就还是银行券，这1两银子一旦被兑现，那么就会出现名义上是银行券实际上却不能领到银子的情况。于是，流通的银行券就全部变成私人的价值符号了。私人的价值符号没有暴力支撑，显然很快就会垮台，被真正的金银排挤出市场。结果就是银行被挤兑，倒闭，董事长和总经理被逮捕起诉。在中国就是东家和掌柜，被缉拿归案。

　　

　　当然，如果是央行超量发行，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央行是国家暴力支持的唯一有权发行货币的金融机构，也是国家的一部分。央行的行为自然就是国家行为。

　　

　　可以按照票面的固定比例自由兑换成贵金属，是银行券与价值符号之间的区别。一旦割断自由兑换这条脐带，价值符号就彻底摆脱了与贵金属之间的联系，按照新运动规律运行。

　　

　　与王莽直接使用价值符号不同，西方国家的价值符号是扭扭捏捏登场的，是从银行券演化而来。西方国家的民间银行首先发行银行券，后来央行把这项权力统一，由国家发行统一的银行券，最后彻底摆脱限制超量发行。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历史上具有大一统的优势，所以中国在使用纸币以前，就出现了价值符号。中国自秦代就实现了大一统，而造纸术则是到东汉才出现的。其实，在秦始皇的时代就完全可以使用价值符号。不过，对他来说想征收什么就征收什么，所以没有必要搞那种多此一举的事情。

　　

　　对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来讲，可以靠新发货币抵债。但是新发货币如果按照银行券的标准发行，那么难免有上限。这个上限就是流通中所需金银的最低限度加央行库存的金银总量。如果要突破这个上限，那么必然无法保证货币与贵金属之间的自由稳定兑换。这时货币就要沦为价值符号。一旦超过这个上限，就会面临库中金银告罄，无法自由兑换的局面。

　　

　　纸币与金银之间自由兑换是银行券与价值符号的根本区别，也是货币与金银之间的脐带。增发纸币发行数量少于流通所需要的金银最低限度加国库库存金银总量，是维持这根脐带的充分必要条件。少于这个数量，就能维持金银对货币价值的支持，多于这个数量，则必然无法维持。

　　

　　不割断货币与金银之间的脐带，便不可能无限发行货币。不能无限发行货币就不能长期搞赤字财政。或者说，赤字财政迟早破产。而一旦割断货币与金银之间的脐带，货币的流动规律就与金银完全相反。这时，价值符号的价值仅仅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流通速度和需要交易的商品总数。

　　

　　为了保持一个还能忍受的失业率，需要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如果不想从社会顶层收税的话，政府需要不断投入货币购买多余的产品，能源源不断增加的货币只有价值符号。价值符号的血液中天生就有脱缰的本性。于是，为了克服“滞”引发了“涨”。

　　

　　卢瑟经济学（7.7）——纸牌大厦（债务的影子） 4 0

　　“即使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方面，货币也不过象一张让与的契约一样，甲把无意亲自使用的资本转让给乙。这样转让的资本量，和作为转让手段的货币的数量相比，不知要大多少倍。同一枚铸币或同一张纸币。可作许多次的购买，亦可连续作许多次的贷借。例如，甲以一千镑借给乙，乙立即用来向丙购一千镑货物。丙因不需货币，就把这一千镑借给丁，丁又立即用来向戊购　一千磅　货物。戊也因为不需要货币，同样地把这一千镑借给己，己再立即向庚购一千镑货物。所以货币还是原来那几枚铸币或孤几张纸币，但不消几天功夫，贷借就已进行三次，购买亦已进行三次了。每一次，在价值上，都与这货币总额相等。甲、丙、戊是有线出借的人，乙、丁、已是要借钱的人。他们所贷借的，其实只是购买那些货物的能力。贷借的价值与效用，都在于这种购买力。这三个有钱人所贷出的资财，等于这笔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的价值，所以，这三次贷借所借出的资财，实三倍于购买所用的货币的价值。假使债务人所购的货物，应用适当，能在相当期间偿还原借的价值及其利息，这种贷借，就十分可靠。而且，这笔货币，既可用作贷借三倍其价值的手段，或基于同一理由，也可用作货借三十倍其价值的手段，所以，也可连续用作偿还债务的手段。”——亚当斯密

　　

　　在信用社会中，流通的不仅仅是货币，除了货币，债权一样可以流通。某甲相信，某乙会到期偿还债务。至于你们信不信，某甲反正信了。只要某甲信了，他就接受某乙的债权。如果某丙也相信了，某甲就可以把债权替代货币，转移给某丙。这就是信用流通的基础。只要债务人保证能按时支付，债权（借条）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货币。大规模的批发都是由信用完成，货币仅仅用于零售、弥补信用之间的差额、或者弥补新旧信用之间短暂的时间节点中流通的空白。

　　

　　如果我们要研究货币的总量，就不能忽视信用对货币的扩张作用。由于信用的存在，货币的作用被压缩到最低。或者说，货币的数量被放大了若干倍。相比债权，货币的流通总量是不大的。

　　

　　甲、乙、丙三个人做交易，甲种麦子，乙磨面粉，丙做面包。乙购买甲的小麦，丙购买乙的面粉，甲、乙购买丙的面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循环。其中甲拥有乙的债权（借条），乙拥有丙的债权（借条），丙用最终产品平衡自己的债务。

　　

　　如果比例合适，甲、乙、丙三人之间可以完全不使用货币：甲的小麦价值100美元，乙的面粉价值200美元，丙的面包价值300美元，甲、乙、丙各自消费100美元的面包。甲乙丙三者之间的债权和债务互相抵消，产品全部消费掉，没有任何人有盈余，于是也就不会有任何人有货币，整个流通不需要货币。

　　

　　这里，甲并没有丙的债权，但是甲有乙的债权。只要乙认帐，丙也认可，甲就可以用乙的债权购买丙的商品。丙用商品获得乙的债权，乙将会替甲偿付。具体在这个“小麦、面粉和面包”的例子里，丙用从甲那里获得的乙的100美元的债权和价值100美元的面包，抵消了自己对乙所负有的200美元的债务。

　　

　　“（汇票）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到B的转移，而这绝对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例如，纺纱业者A要向棉花经纪人B兑付一张汇票，棉花经纪人B要向进口商人C兑付一张汇票。现在如果C又出口棉纱(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他就可以凭这张汇票购买A的棉纱，纺纱业者A又可以用这张由C支付而得到的、要经纪人B自己兑付的汇票，来偿付经纪人B。在这里，至多只有差额要用货币支付。这全部交易只是棉花和棉纱交换的媒介。出口商人只代表纺纱业者，棉花经纪人只代表棉花种植业者。”

　　

　　货币在这里，只是衡量价值的手段，或者用来弥补彼此之间债权不能冲销的部分。这就是信用替代货币的过程。

　　

　　商人之间的小圈子，彼此不断从对方那里进货，彼此记帐，年底聚在一起，大家对帐、结帐。绝大多数彼此之间的债务都可以冲销掉，极少数不能冲销掉的部分，由现金（金银或者价值符号）结清。

　　

　　这就是最早的用于流通的信用。

　　

　　这种信用最初只是在彼此信任的商号之间开展，后来流行于金融业，今天大量的企业和银行之间的结算业务就是起源于此。甲企业购买乙企业的产品，乙企业购买丙企业的产品，丙企业购买甲企业的产品，彼此交易往来，仅仅是银行账户上彼此帐号下存款余额的变化，而无需任何现金介入。

　　

　　随着经济的发展，彼此的债权债务关系越发复杂。我们前面提到的甲、乙、丙的小圈子，现在发展成社会大生产对应的债权和债务的大圈子。

　　

　　甲卖给乙100美元的商品，乙答应秋后偿还100美元。现在甲手中有乙的100美元的欠条，但是没有现金，那么能不能用这张欠条去丙那里买100美元东西呢？如果甲、乙的信用都良好，而且和丙彼此熟悉，三者之间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丙是有可能接受甲拿来的乙的欠条作为支付手段的。

　　

　　如果丙不认识乙，但是和甲比较熟悉，就可以要求甲在欠条后面签字画押，然后接受欠条。甲签字就意味着承认用乙的债务支付自己的债务——万一乙不能承担债务，比如说欠了一堆债，然后宣布破产，那么丙就有权向甲要求偿还这100美元债务。甲消费了丙的产品，用乙的债权偿还，乙的债权失效，必然要由甲亲自偿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总之，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甲和乙无论是谁，都必须有一个人承担债务。这个签字画押，学名叫背书。如果丙和乙熟悉，但是和甲不熟悉，也可以要求甲在欠条后面背书，万一这张欠条是甲伪造，乙不认帐怎么办？当年可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通讯体系，可以一个电话确认真伪。那时经营跨洋贸易，一封信的来回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对甲来说，用欠条支付不用等到秋后，可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对丙来说，接受甲背书过的乙的欠条，可以提前把商品卖出去，而且往往不必给甲全部商品，比如接受100美元的欠条，只要给95美元的商品就可以；对乙来说，欠谁的钱都是欠，反正到秋后偿还100美元就是了。

　　

　　事情并没到此为止。对丙来说，在收到100美元的欠条以后秋收之前，还可以继续把这张100美元欠条投入流通。比如背书之后，交给丁当97美元使用（越接近秋收，这张欠条的市值越接近100美元）。丁也可以把这张欠条继续背书以后当98美元使用，交给戊。在到期前，一张欠条反复流通，后面有若干人的背书是很常见的事情。

　　

　　如果戊最后购买了乙100美元的产品，那么在这些循环之中，货币就被完全排除出去。如果戊没有购买乙的产品，那么最终乙要交给戊100美元。在这个过程中，债权代替了货币，100美元仅仅登场一次用于最后清算，却完成了甲乙之间、甲丙之间、丙丁之间、丁戊之间四个交易。货币的利用率被提高了400%。

　　

　　当然，丙也可以拒收这100美元的欠条。

　　

　　如果丙对甲、乙都不熟悉，丙很可能会拒绝——谁知道甲、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会不会用一个假借条来诈骗？此外，如果其他人（丁、戊）拒收，那么丙就只能等到秋天才能回款，把宝贵的流动资金压在欠条上，是很不明智的。如果只是甲、乙两方，没有第三方介入，这个事情很可能就到此为止——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要么拿钱来，要么别做这笔生意。所以，如果没有有力的第三方的介入，这种欠条是很难在大范围流通的。

　　

　　这个第三方需要有足够的信用，有足够多的货币，能够保证乙能通过债务能获得对应的货币，对甲、乙的经营有充分的了解。很显然，按照这个标准，银行等金融机构就是理想的第三方。

　　

　　如果这个第三方有足够多的货币，甲可以用这张欠条直接去第三方那里换取货币。比如把乙的100美元的欠条卖给银行，从银行获得95美元。银行对乙的业务很了解，知道乙到时候违约的可能性很小，到秋后可以向乙要求100美元，所以就购买了这张欠条，给甲95美元，给银行向本行的利润账户中存入5美元，乙承担100美元的债务，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100美元。这个过程，就叫贴现。现在甲获得了95美元，银行获得5美元。甲可以直接购买丙的产品。这是方法一。

　　

　　乙还可以直接向银行借债，反正都是到期偿还100美元，给甲打欠条和给银行打欠条没有什么区别。乙向银行借95美元，答应年底偿还100美元。乙拥有了95美元，银行拥有5美元，乙承担100美元债务，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100美元。这个过程，就叫贷款。乙给甲95美元，甲用这95美元购买丙的产品。或者银行直接给乙一个支票本，乙可以开出最高95美元的支票。这是方法二。

　　

　　某丙不认某乙的借据，也不认某甲的背书，那么别人的背书，他认不认啊？只要担保人名气足够硬，能让某丙值得可以信赖不就可以了吗？这并不难。某乙还可以找信用担保公司，把自己的一部分资产抵押给给信用担保公司，然后给信用担保公司2美元，要求信用担保公司在乙的借据后面背书。届时，万一乙还不上债务，就由信用担保公司兜底。由于信用担保公司提高了这张借据的可靠程度，这张欠条可能就价值97美元了。于是丙就可以收这张借据了。这是方法三，学名叫增信。如果银行不肯给乙贷款，或者虽然贷款要求的利息也很高，某乙也可以找信用担保公司增信。

　　

　　不论方法一、二、三，最终都是对乙的债权改头换面获得了流通的权力。甲、乙的信用不够没关系，银行和信用担保公司提供现金或担保。万一甲、乙还不上钱，就由银行或信用担保公司承担损失。某乙付给银行或者担保公司一部分费用，拿出抵押品，把自己的债权交给银行或担保公司，换回银行或者担保公司的资产或债权。于是对乙的债权变成了对银行或者担保公司的资产或债权，如此一来，不可以流通的债权就可以流通，具体形式可以是现金，乙的支票或者乙的借据。

　　

　　这时有人可能会好奇，某丙拿到钞票是银行的资产，但是在银行开户怎么能说是银行欠某丙的债呢？其实，除非银行给某丙金银或价值符号，否则某丙得到的都是对银行的债权，包括支付银行券（比如中国的银票）也是对银行的债权。储户把金银送到银行，银行给储户开户或者支付银行券，这就是银行对储户的债务的承诺，拥有帐户就是拥有银行的债务，随时可以结清并兑现金银，这就是要求银行用金银偿还债务。所以说，拥有银行券就拥有对银行的债权，反过来银行对储户就有债务。价值符号的时代也是一样，储户去存钱，就是把价值符号借给银行。拥有银行的帐户，就是拥有银行的债权。其实，储户手中的价值符号，就是给储户拥有的对国家的债权，因为储户可以用价值符号纳税，用对国家的债权冲销对国家的纳税义务。

　　

　　不论怎么变来变去，流通的信用都是起源于某乙的借据，最终也需要某乙偿还。如果没有某乙的债务，就不会有这部分“债务货币”。

　　

　　这时，社会上流通的货币不仅仅是天然的金银或者价值符号，还包括对乙的债权衍生出来的“债务货币”，流于是通的货币总量既包括原有的货币，也包括“债务货币”。假设经济中原有1000美元货币在流通，现在就变成1100美元在流通了。而且在乙的债权到期以前，这100美元的“债权货币”会一直流通下去。换句话说，秋收以前一直是1100美元，直到到期以后回到1000美元。

　　

　　比如某甲把银行贴现获得的95美元交给某丙，某丙就可以用这95美元去购买商品，或者存进银行。某乙的债务与某丙没有任何关系。某丙可以把这些钱用于购买某丁的商品，或者支付劳动，甚至直接白给某丁。总之某丁的帐户上多了95美元，某丙的帐户上少了95美元。但是对全社会来讲，这95美元还是存在于银行帐户上的。也就是说，某丁完全可以用这95美元买东西。同理，银行的那5美元的利润也会一直存在。所以这100美元会一直存在。

　　

　　对银行来说，只要不出现同时提现的情况，就可以不断向外借钱。反正借出去的现金，很快也会存会来。用支票的话，现金连金库都不必出。只要给某乙开个帐户，然后在账本上写上95美元就可以了。在我们前面的例子里面，把这95美元的记账从乙倒到甲，再从甲倒到丙，从丙倒到丁。95美元的流动，不过就是账本上面来回冲销。现金的唯一用出，就是应对提现的要求，只要库里有压库现金（金银或价值符号），就可以不断放债。没有现金也不必惊慌，可以随时变现的有价证券（比如国债）也行，土地也行，甚至盐也行，只要有压库的财物就行。只要有这些东西压库，银行就能保持信用，商号就会乐于接受银行的支票或银行券（其实就是接受银行的借据），也会乐于把钱借给银行（就是去银行存款）。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相信——银行有这么多财产不会不承认自己对外的债务。我相信银行，我就把钱借给银行，我也敢收银行的借据。这部分压库的现金，就是银行的准备金。没有央行以前，全部存在各个银行的金库里，有了央行以后，要把其中的一部分存在央行的金库里。央行会要求各个银行把按照存款总量和一个比率把一部分现金存在自己的金库里，这就是法定准备金。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你在A那里存入的1000镑，明天又会付出，在B那里存入。后天又由B付出，在C那里存入，依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样，同一个1000镑货币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转手，成倍地增长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因此，联合王国全部存款的9/10，除了记在银行家的账簿上，由他们进行结算外，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例如苏格兰的情形就是这样，在那里，货币流通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但存款却有2700万镑。如果不发生向银行提取存款的风潮，只要同一个1000镑反复流回，就能够同样容易地抵销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同一个1000镑今天由某人用来抵销他对某个零售商人的债务，明天由这个零售商人用来抵销他对某批发商人的债务，后天由这个批发商人用来抵销他对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同一个1000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抵销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存款额。”

　　

　　银行向外贷款越多，存款就越多，来自利息差额的利润就越丰厚。银行不但可以贷款给某乙，还可以贷款给某甲，贷款给某乙赚5美元，贷款给某甲也赚5美元。这190美元通过某甲和某乙，变成某丙的收入，最终还是要回到银行的帐目上。某丙的这190美元加上银行利润10美元一共200美元，还可以贷款给某丁，再收取10美元的利息。于是，利润、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同步增长。

　　

　　不过，银行向外贷款越多，存款也就越多，提现的几率就越大，所以银行不能无限向外放贷款。虽然利润是越来越丰厚的，风险也是越来越大的。鲍鱼龙虾好吃但是吃多了也会撑死人的。所以银行必须让存款（贷款）和手中准备金的量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关系。超过这个比例关系就很危险了。

　　

　　从我们前面分析中可以看出，银行利用债权创造“债务货币”的过程，相对独立于国家发行货币的过程。国家显然不能让这样的过程，游离出自己的控制范围。国家通过规定利息率、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制约银行发行“债务货币”的总量：央行把利率高了，比如前文中的利率从5%提高到10%，某乙可能觉得贷款不合算，于是就不贷款了。央行通过规定准备金量，也可以限制贷款的数量。如此就可以限制流通中的由债权转化出来的货币的总量。这就是提升准备金控制流动性进而控制物价的理论依据。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想法，实践中控制准备金必然导致某些人能贷款而某些人不能，如果发展生产的人贷不到款，而能够贷到款的人用贷款去囤积居奇，那么这样的控制流动性的结果与控制物价的目标必然是南辕北辙。公开市场操作就是央行发行债券，银行觉得买央行的债券的利息和和风险与比乙贷款更合算，于是就买债券不放贷款了。

　　

　　只要有信用的存在，银行和担保公司可以把债权变成货币，使债权具有流通性，那么其他金融机构呢？或者直接融资市场呢？或者，我们更直接地问，债券呢？

　　

　　对某乙的债权不可以流通，不见得对其他人的债权不可以流通。对某乙的债权不能流通是因为某乙名气太小，信用不足，大家怀疑他是否能还钱，所以某乙需要通过银行或者担保公司才能把对自己的债权投入流通。如果大家相信这个人保证能还钱，那么这个人的债权自然就能流通。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信用呢？一国之内，信用最强的无疑是国家，所以可转让的国债（国库券）也是可以流通的手段。某些大公司历史悠久，资金雄厚，它们的可转让债券也可以流通。

　　

　　只要市场中大多数人都相信国家或者这些大公司能还钱，就可以接受这些债权作为支付手段。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于是我就要了。比如：某甲和某丙有贸易往来，某甲欠某丙900美元的债务，某甲手中有1000美元的不记名美国国债。只要某丙接受，某甲就可以直接用这1000美元的国债抵偿900美元的债务。这1000美元的国债就替代了900美元的现金成为了流通的手段。如果某丙不要国债也没关系，某甲可以把国债按照市场价格转让给某丁，从某丁那里获得900美元现金，然后把这900美元还给某丙。

　　

　　按照学名，原有的货币（金银或价值符号）就是M0，加上各种债权衍生出来的货币就是M1，M2，M3……，表示能够投入流通的货币和“债务货币”的数量，也就是全社会支付能力的总量。

　　

　　在苏格兰的例子里，M0是300万英镑的银行券对应的金银，如果当时银行券和金银是一对一发行的话，就是300万英镑；M2是现金加各种存款，即300万+2700万=3000万英镑。M1是现金加活期存款，这个例子里面没说活期存款是多少，估计在300万到3000万之间。至于M3，是现金加存款加国库券加各种大额可转让存单。在前面的例子里，M0就是1000美元。如果丙把那95美元中的30美元直接存在自己的活期帐户里，30美元存定期，35美元买国库券，银行的5美元作为活期存款，国家把卖国库券的收入支付给某丁，某丁把这35美元存为定期的话，那么M1就是1000+30+5=1035美元，M2就是1000+30+5+30+35=1100美元，M3就是1000+30+5+30+35+35=1135美元。

　　

　　M后面的数字越大，货币越不容易流动。现金直接就可以买东西，活期存款需要提现或者刷卡或者签支票，定期存款需要转为活期存款才能消费，至于国库券变现就更困难了。

　　

　　有人可能会问，某乙的债务不是衍生出100美元的债务吗？M3怎么变成了1135美元？多出的35美元是哪里来的？请注意，在这个例子里面其实有两次借贷（融资）行为，一次是某乙向银行贷款100美元，一次是国家向某丙借钱35美元。所以，某乙和国家的债务一共135美元。如果没有第二次借贷行为，某丙仅仅是把钱存入银行。那么M2和M3就只有1100美元。

　　

　　既然价值符号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流速和流动的商品总量，那么理论上只要知道了货币数量，就可以知道单位价值符号的价值，进而观察通胀程度。但是，事情显然不这么简单。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M，就代表一样的流动性。比如：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M2可能相同，但是流动性可能完全不同。

　　

　　首先，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这种信用支付的过程不经过银行，那么就不存在银行用某乙的债务创造货币的过程，甲乙丙丁小圈子里面债权对冲，债务内部消化了，虽然商品流动很激烈，但是在银行这里什么也看不到。其次，如果某丙把某乙的95美元中的60美元存为活期，35美元买国库券，某丁也把35美元存活期的话，M2=1000+60+5+35=1100，还是1100美元，但是很显然货币的流动性提高了。再次，同样是现金，或者同样是存款，流动性可能都不一样。有人上午得到工资，下午可能就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了。有些人可能在一个月之内缓慢花完，有些人没有银行帐户，手中有现金很可能长期闲置。有些人的活期帐户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变化，他们用活期帐户的原因就是刷卡更省事更安全。活期帐户的流动性未必比现金低。此外，货币在不同的人手中有不同的用处，对商品总量也能产生影响，有些人是为了支付欠款，有些人是为了扩大生产，有些人是为了囤积居奇，货币的不同的用处对物价的作用显然是不同的。最后，还有些潜在的货币是看不到的。比如信用卡，直接用债权买东西，到期之前还清。一旦还清，这笔货币就消失了。但是，在购买之后还清之前，很显然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了。所以，信用卡的额度，也是潜在的货币。

　　

　　用广义货币（M2）的量衡量流动性，进而衡量通货膨胀，只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办法，用它来衡量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衡量手段。有些国家用M3衡量货币量，无非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中有大量可以随时转让的国债和债券。

　　

　　债务和债权是一对影子，必然同时产生同时消灭。由债权产生的货币和也必然和债务的一起而湮灭。

　　

　　某乙用95美元贷款购买了某甲的商品，某甲把这95美元支付给某丙，某丙会用这95美元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银行则会把那5美元作为自己的利润分配或者贷款出去。这100美元在某乙贷款到期以前会继续停留在经济循环中。如果某乙的贷款期限是一年，一年后一次还本付息。那么这以年中，经济中流通的货币总量将一直包含这100美元。一年贷款期限到期，如果某乙生意顺利，这100美元辗转回到他手中，他如约偿还了100美元的贷款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偿还清100美元的债务，流通中的货币也会减少100美元。

　　

　　如果只要社会上消费与供给对应，彼此买卖相等的话，某乙的资金回流就不会有困难。某乙就可以按期偿还贷款，不会造成支付困难。反之就可能无法偿还贷款。如果是小圈子循环，没有银行介入的话，就可能导致某甲某乙某丙之间三角债。“由于信用是互相的，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因为在签发汇票时，一个人不是指望他本人企业中的资本回流，就是指望在这期间要向他兑付汇票的第三者企业中的资本回流。把这种对资本回流的指望撇开不说，支付就只有依靠准备资本，这是由发票人自己支配，以便在回流延迟时偿付债务的。”某乙的商品销售不畅，他就无法用销售的货款偿还自己的债务。如果他手头还有余外的100美元还好说，如果他没有，就必然拖累某甲。于是某甲也陷入困境，进而影响某丙。

　　

　　如果某乙生意不顺利，无法偿还100美元的债务话，这100美元同样会消失，但是过程可能非常痛苦。银行就会拍卖某乙的抵押物偿还贷款，或者要求某乙的保证人（比如担保公司）代某乙偿还。那么某乙抵押物的购买者或者某乙的保证人就会失去100美元，这时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一样会回到贷款以前的状态。如果这笔贷款，无论是拍卖抵押物还是追究保证人都无法偿还的话，那么损失就要由银行承担。银行的资本金就要损失100美元。总之，不论什么情况，银行以某乙的信用为依据创造的100美元，在贷款期限到期时将不会存在。

　　

　　银行创造的货币总有一个债务的影子，两者共存共生，一起产生一起消亡。这是银行创造货币与政权创造货币本质的区别。银行创造的货币必然伴随债务，这些货币必将随着债务到期而自动湮灭，所以必然有自动消失的时候，而政权创造的货币并不存在任何伴生的债务，一旦被创造出来，除非政权主动回笼货币，否则不会消失。

　　

　　但是，银行也可以变通，使这些货币不消失，只要债务的影子不消失，这些货币就不会消失。在某乙的债务快到期的时候，给某乙的债务延期或者新的100美元的贷款，那么这些货币就可以存在下去。只要债务存在，这些货币就会存在，反之债务消失的时候也就是这些货币消失的时候。换句话说，用“债务货币”弥补购买力不足，必然面临流通中货币量的增加和债务的堆积。对于政府来讲，不断提高债务上限，是一个变相发钞的过程。对于没有发钞权的国家机关或地方政府，不断借新还旧，就可以获得发钞的好处，至于债务问题则可以交给后人去承担。

　　

　　当某乙的产品销售不畅的时候，必然影响货币流回到他的手中，导致他无法偿还贷款。这时，银行可以采取强行收回贷款的政策，结果就是某乙、某乙的担保人甚至银行承担损失。银行也可以给予他新的债务，寄希望他能在新的生产循环中不断收回贷款。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压缩消费和扩张生产，总会有一些人的投资无法收回，总会有人承担损失。某乙也许能顺利挽回损失，但是他的同行某甲可能又要遭遇销售不畅。如果为了避免某甲的损失，只能增加某甲的债务。总体上看，则是债务、货币和存款同步增加。

　　

　　与政府印刷的价值符号一样，银行利用债务创造的货币，如果数量过多，同样会导致通胀的后果。这时如果不收缩货币，价值符号就不可能退出经济循环。如果要收缩货币，必须要清理债务。强行清理大量无法偿还的债务，可能导致大批企业（甚至没有发钞权地方政府）的破产。如果这些企业破产后仍然无法偿清债务，必然由银行承担损失，最终将危及银行。这时，信用全部失效，经济循环中货币极度紧缺，利率暴涨，资产价格暴跌。

　　

　　信用来自货币，在最大程度上替代了货币，却无法最终替代货币。

　　

　 　

　　卢瑟经济学（7.8）——纸牌大厦（欠债还钱） 5 0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马克思

　　

　　人们接受信用支付的原因在于信用能转化为货币。某甲接受某乙的借条，是因为他确信在秋后能凭这张借条从某乙那里获得100美元的货币。“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如果信用不能转化为货币，即某乙不能按时还钱，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进一步说，人们接受银票的原因在于银票可以随时无条件地兑换成白银，如果银票不能随时兑换成白银，那么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我们在前一小节已经看到，由于信用的发展，贵金属或价值符号的流通被降低到最低。货币的流通作用，一方面为“甲、乙、丙、丁小圈子”的信用经营所代替，另一方面为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所代替。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信用替代货币的前提是需要的时候货币可以亲自出场，如果货币不能亲自出场，那么信用就不能替代货币。——如果借据不能到期顺利冲销或者偿付，借据就是废纸；如果银票不能提取现银，那么银票也是废纸。

　　

　　支撑一个人的是信念，支撑一个社会的是信仰。一切信用的流通来自信仰，信仰的动摇导致信用流通的动摇。一切以信用为支撑的财富的观念也来自信仰，信仰的动摇导致财富的动摇。当信仰崩溃的时候，就是社会崩溃的时候。经济方面的信仰崩溃，必然到导致经济的大崩盘。

　　

　　信用按时转化为货币的过程也是信用或者“信用货币”和债务一起湮灭的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首先要回顾这个湮灭过程。我们首先分析没有银行介入的信用湮灭，然后分析有银行介入的信用货币湮灭。

　　

　　回到某甲某乙和某丙小圈子信用循环的例子中，某甲用某乙的100美元欠条支付了某丙的货款。支付之前，某甲在欠条背后签名，表示如果某乙不能按时还钱，那么某乙的借条就由某甲自己承担。这100美元的借据就替代了100美元的现金，起到了流通的作用。现在到了秋后，如果这张欠条没有辗转回到某乙手中，那么某乙就要面临还债的问题。

　　

　　如果某乙手中能拿出100美元的现金，那么一切万事大吉。如果某乙拿出不出100美元的现金，就要用别的方式偿还债务。比如，用某乙的汽车抵债。这样流通中的信用就减少100美元，某乙的债务也消失了。如果某乙的汽车拍卖，卖得100美元，那么购买者（比如某丁）手中就要减少100美元的现金，某丙手中增加100美元的现金。如果某乙这时已经一贫如洗，汽车房子早就不存在了，或者某乙直接宣告破产，那么就要由某甲承担这个过程，某甲要拿出100美元的现金清偿债务或者用某甲的家产抵债。如果某乙和某甲都宣布破产，那么最终的损失就要由某丙自己承担。

　　

　　正常情况下，已经过期的欠条，是谁也不要的。不过，某丙也可以廉价（比如20美元）把欠条卖给某丁。某丁是黑道人物，专门靠收债做营生。某丁把某乙绑架来一顿折磨，让某乙饱尝皮肉之苦，确信如果不还钱还有更大的苦头，最后某乙想方设法搞到100美元偿还某丁。至于这100美元究竟是怎么来的——某乙是坑蒙拐骗还是偷抢贩毒，某丁是不关心的。如果没有某丁那样的手段，谁也不会要那100美元的欠条。所以，那100美元的欠条已经不能流通了。

　　

　　不论如何，某乙的欠条到期时，流通中的现金总量不变，而某乙的100美元的欠条都要退出流通，不能再成为支付手段，不能承担新的流通的任务。

　　

　　有银行介入的情况，大同小异。

　　

　　一个经济行为，比如说投资建厂或者流动资金不足，某乙申请贷款。那么在银行给某乙贷款的时候，某乙在银行的账户上就增加了一笔对应的存款。从总量上来看，某乙增加了对应的债务，M2要增加对应的数字。在贷款期间，某乙陆续使用这笔存款，这笔存款从某乙企业名下转移到其他企业名下，然后其他人购买某乙的产品，他们存款转移回某乙的名下。当贷款到期以后，某乙要偿还这笔贷款，也就是债务和对应的信用货币一起消失，于是M2要减少相应的数字。所以，正常情况下，对应的贷款的存款不会出现累积现象。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某乙会无法偿还债务或贷款。

　　

　　如果某乙生产面包，某甲生产面粉，某丙生产小麦，那么某乙可以用面包平衡他对某甲或某丙的债务——如果某甲和某丙消费的面包总量相当于100美元的话。那么在债务到期时（甚至之前），他的欠条就已经回到他手中了。如果某甲或某丙只消费50美元的面包，第三方某丁消费了50美元的面包，那么某乙也能平衡他的债务。这时，如果某甲和某丙消费了某丁50美元的产品（比如香肠），那么总信用循环也是可以平衡的。某甲和某丙的消费能达到100美元，就能平衡总信用和总债务，换句话说，债权一方的消费总量应该等于他们所拥有的债权。如果债权一方仅仅想积累财富，而不打算消费，这时就需要有第三方消费多余的产品，提供对应的货币，否则必然面临一部分商品滞销的情况，那么对应的就是货币回流不畅。如果某甲、某丙和某丁消费了某乙的面包，而某甲和某丙并不打算消费某丁的香肠，那么必然出现某丁的50美元转移到某甲或某丙名下的情况。当某丁名下的货币耗尽的时候，就是某乙的面包滞销，也是这个循环无法继续维持的时候。

　　

　　在银行贷款的例子中，某乙申请100美元贷款，银行扣除5美元贴现，然后在某乙账户中存入95美元，某乙用这些贷款支付某甲的货款。某甲用这95美元购买某丙的商品。还有5美元成为银行利润。如果某乙的产品销售顺利，这100美元最终将辗转回到某乙的手中，某乙就能顺利偿还贷款。如果某丙和银行并不继续购买其他产品而是把这些钱存入账户，那么某乙很显然无法顺利偿还贷款。

　　

　　如果这笔贷款还不回来。那么会怎么样呢？可能性之一，是银行从第二还款来源获得补偿，比如拍卖企业的抵押物。其他企业或者个人购买企业的抵押物，他们的存款减少对应的数值。可能性之二，是第二还款来源无法覆盖损失，于是银行承担损失，银行的自有资本损失这个数目，如果数目很大，银行甚至可能破产倒闭。如果银行的自有资本也不够弥补这笔收不回来的贷款，那么银行破产清算以后还有一部分损失要由储户承担，原有储户的存款便不存在了——储户是银行的债权人，银行是储户的债务人，银行代储户放贷，储户是债权的最终所有人，如果债权最终无法转化为货币，银行的自有资产也无法弥补损失，那么损失必然要由最终所有人承担。

　　

　　这100美元并没有消失，而是停留在某丙和银行利润的账户中，或者即使进入流通也不购买某乙的消费品。如果停留在某丙的账户中，那么最终某乙的贷款到期的时候，某乙就没有能力偿还贷款。这时某丙可以购买某乙的抵押物，比如某乙的房子。平时售价200美元的房子，这时某丙可能用100美元就购买下来。如果没有人购买这些抵押品，或者这些抵押品不能弥补某乙的贷款，比如只卖了50美元，那么最终银行就要损失45（50-5）美元损失。如果银行倒闭破产，那么某丙的95美元存款也收不回来，于是某丙承担95美元的损失，银行损失5美元。表面上看，某丙获得了95美元的利润，银行获得5美元的利润，实际上这100美元的利润能否落袋为安，还是两说的事情。

　　

　　无论出现上面的哪种情况，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都会随着贷款到期而消失，M2都要减少相应的数字，而M0不变。这个过程可能是很顺畅的，如果某乙的产品顺利销售话；也可能是极其痛苦的，如果某乙的产品滞销的话。债务与债权一起湮灭的过程，可能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也可能涉及倒闭破产，暴力清欠，银行挤兑，经济崩溃。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积累财富而不是满足消费需求，所以本身就具有回流不畅的倾向。如果绝大多数资本家都只打算积累财富，而不打算购买消费品，同时压低工人的消费能力，那么最终必然有一个时刻，面临产品滞销，大量债务违约，大量损失要分摊的局面：“崩溃已经开始的信号……表示市场商品充斥，外国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停止，回流迟滞，而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是，商业丧失信用，工厂关门，工人挨饿，工业和企业事业普遍停滞”。事实上，这种局面往往是投资高潮的后遗症。一开始，由于设备更新，产业革新，开辟新大陆等等原因，资本家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于是一拥而上，纷纷申请贷款，扩大投资，购买设备，新建厂房，增加工人；当产能实现以后，资本家们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有效需求，大量产品生产出来却没有卖主，于是一哄而散。

　　

　　"I stay here on my bond!"我照契约行事！拿钱来，或者吃官司！这时如果某乙不能还钱，损失就要由某甲、某丙或者银行承担。毫无疑问，这几家一定会想方设法榨干某乙身上最后一分钱。查封财产，拍卖抵债是可以预期的事情，至于会不会有牢狱之灾则要看各国法律和具体情况，如果当地法制不发达还会有黑社会介入清欠。

　　

　　这时，某乙如果不想破产，就必须想法设法偿还债务。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借钱，想方设法延期偿还，或者拆东墙补西墙，这是很正常的。某乙手中有大量积压的商品，自认只要能坚持一段廉价把这些商品卖出去，就能还上钱了。哪怕是借点高利贷，先把贷款的窟窿堵住，将来用货款还高利贷。偏偏这时候银行也不愿意借钱——某乙现在已经回款困难了，谁能保证某乙能还上新的贷款？再说现在银行自己也有大量的贷款随时可能收不回来，本身就资金紧张。于是，很常见的现象就是银行利率飙升。

　　

　　这时，民间高利贷利率上升得更快——相比之下，民间高利贷更容易获得，所以放贷风险更大，必然利率更高。短期看，这种放高利贷的收益很高，年息40%都不稀罕。更有甚者，某乙签了借款100美元的拮据，只给某乙60美元，40美元作为利息直接扣下来。于是债主拥有100美元的拮据一张外加40美元的现金。膀不动身不摇，60美元，变成100美元，这样的事情，想想都会笑。于是贫困地区一夜暴富，宝马车成为一般人家的标配，不开宝马都不好意思和邻居街坊打招呼。但是，长期看风险非常大，毕竟这种暴富是建立在债权能顺利转化为货币的假设的基础上的，而借款人却恰恰是资金紧张的某乙。如果某乙能顺利回款也就罢了，债主获得140美元。如果不能回款，债主手中的100美元的借据就可能成为废纸，于是直接损失60美元。不过，某甲、某丙和银行的压力就小很多了。毕竟，有人愿意主动承担损失60美元的风险，对他们来说60美元已经回来了。

　　

　　这时某乙手中可能用其他的债权，比如没有收回的货款，某乙就会加紧催收货款，同时拒绝给其他下家赊购的机会。问题是这个时候能收回多少债权也是未知数。一方面，许多债权可能还没到期，某乙要在年底偿还100美元，他手中有某丁的100美元的债权，但是他和某丁约定收回100美元的时间是来年春天。这时某丁完全有理由拒绝提前偿还。如果某乙要某丁提前偿还，则可能要提出优厚的条件，比如现在偿还只要80美元就两讫了。另一方面，这些债权还能收回多少本身就成问题，某丁现在可能本身已经陷入困境。再说某乙陷入困境，本身就可能是因为其他人欠债不还所引起的。

　　

　　某乙如果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也不能收回债权，就只能挖肉补疮了。某乙可以廉价抛售自己的产品，挥泪跳楼大甩卖。所谓货到地头死，这时就不要讲价钱了，能卖几个钱是几个钱。如果只有某乙自己在抛售也就罢了，如果大家都在抛售，那就看谁跑得快了。跑得慢的人，只能把卖不出去的商品抵债，只能能抵几个钱，只能随债主说了算。

　　

　　抛售完商品抛资产，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土地，平时收集的奇珍异宝，名人字画，有什么是什么。这时，各种资产价格迅速下跌。

　　

　　折腾完某乙，折腾某甲；折腾完某甲，折腾银行；最后还有某丙兜底儿。一连串折腾下去，直到所有信用和债务一起湮灭为止。

　　

　　这时几乎所有的购买都需要用现款支付，不能使用信用赊购。一方面卖主不知道对方能不能按时偿还货款，另一方面卖家也着急获得现款去偿还债务。于是有多少信用，就要损失多少商品。“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当然不是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在停止贷款，催收欠款。如果我们把银行理解为有很多债权的某乙的话就不难理解银行的处境。于是，一部分人的还款困难，直接影响另一部分人贷款。那些靠贷款维持流动资本运转的资本家，即使经营良好，产品并不滞销，也会因为拿不到贷款而停产。而他们的上游企业则可能面临产品滞销的困难。某些中小企业，平时获得贷款就很难，这时往往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这时，这些企业家们就不得不像某乙一样，拆东墙补西墙或者挖肉补疮。为了维持基本的运转，他们往往不得不求助于民间高利贷。于是我们经常看到银行收紧银根，民间高利贷旺盛，中小企业微利运转、苦苦挣债的局面。

　　

　　由于全社会的资金通过银行这个中介，具有高度流动性，所以全社会所有人的现金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紧：“这时危机突然爆发了，昨天还是如此充足的银行券，一夜之间就从市场上消失了；随着银行券的消失，汇票贴现者，要有价证券作担保的贷款人，商品购买者，也消失了。英格兰银行应该出来援助……但是它很快也就无能为力了；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把自己能够获得的货币贮藏起来，因此，银行券将会在人们最需要它的那一天从流通中消失。保存起来的银行券，1847年10月一个月就有400万镑到500万榜。”

　　

　　保存现金的目的除了为了应对支付，还为了让自己的利润落袋为安。

　　

　　这种时候任何财富都不如货币重要：“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在信用扩张期，全社会总利润可能很高，但是一旦发生危机，总信用和总债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湮灭，互相抵消之后，究竟有多少利润落袋，那是另一说的事情。名义上挣了很多钱，存款帐户中有很多钱，还有很多投资，但是这些财富能否落袋为安，是两说的事情。这时只有金银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信用是靠不住的，银票是靠不住的，有价证券、债权、股权和土地所有权也都是靠不住的。

　　

　　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积累的财富是实实在在的金银和土地，有些大财主喜欢窖藏货币，因为货币是社会必要劳动的化身，可以购买一切商品。他们把多余的货币埋在院子里，或者收在密室的金库里，这些货币沉睡起来退出流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积累的财富是头脑中对债权的信仰。平时人们不需要金银，信用把金银的流通作用压缩到最小，很少有人会让自己手中的货币会处于停滞状态，资本家获得金银马上又进行投资。金银的交割仅仅是账面的运动，匆匆地在账面上一带而过，随即便再次投入流通，以求获得更多的同类。这时社会顶层拥有财富的人，会更多地在意自己未来能拥有多少财富，而不是现在保险柜里有多少金币，或者银行账户上有多少存款。这时，他们手中拥有少量的现金也是为了应对生活的需要或者支付到期的账款。相比之下，这些现金与他们名下的所有的财产相比，往往不值一提。他们拥有的绝大多数财产，都是在不断进行投资，处于滚动之中。他们拥有的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是在想象之中，需要通过估算才能知道总量。当然，这种估算的前提就是一切经营活动顺利平稳。

　　

　　产业资本家会用自己手中的货币进行投资，有些人会把手中的钱借给产业资本家，不够投资的部分会被存入银行，由银行收集起来放贷，这些放出去的贷款也会转化为投资，债权最后变为商品。这时，货币已经退出流通，绝大多数的货币静静地沉睡在公共的金库（也就是银行的金库）里，处于休眠之中。与实体沉睡相对应的是所有权的高速转移——货币的流通变成银行账目中货币所有权的不断冲销，利润的积累会随着贷款和投资的增加也变成银行账目上纸面的增长，最后货币的财富会变成债权，这些债权能否顺利兑现则在于商品销售情况。

　　

　　还有一部分货币会投入与实际生产无关的领域，去购买股票、债券、土地（地产作为资产，和股票债券一样，也对应一种索取权，是对未来在该地生活的人的贡税的索取权），去追求这些资产的价格的升值。如果不考虑价值符号泛滥情况下人们购买资产以求保值的话，那么资产的价格同样间接得益于实体经济的利润。首先，这是因为当实体经济萎缩的时候，股票和债券的收益和地租必然下降，实体经济破产的时候，股票和债券必然变得一文不值，土地也无法收到地租。其次，这些资产的价格与利息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当利息上升的时候，即使股息、利息和地租不变，这些资产的价格也会下降。再次，当实体企业家遇到资金困难的时候，必然抛售一切可以抛售的东西以避免破产。这时，即使这些资产收益不变，利息也不变，他们的价格仍然会因为大批抛售而迅速下跌。

　　

　　正常情况下，财富是滚动积累的资本，而不是窖藏的货币。非常时期，资本不再投入滚动，而是被窖藏。这时的损失不知道由谁承担，即使存在银行，也难免被银行倒闭所牵连。对资本家来说最靠不住的就是债权，最没用的就是商品。能获得多少利润，能有多少利润落袋为安，要看财富脱离经济循环的速度，甚至完全看运气。某乙欠了某甲和某丁的债。如果某甲先到，那么某乙的资产可能就先被某甲拿走，某丁赶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抵债的东西。某甲拿走了某乙的资产去拍卖，某丙可能也要拍卖类似的产品。如果某甲赶在某丙之前卖出去，那么某甲就可能落袋为安。相比之下，某丙的商品就可能被迫打折，甚至完全卖不出去。

　　

　　这时，大家都变成货币贮藏者，想象中的财产，未来的收益、债权或者虚幻的价值，必须变成实在的货币。谁跑得最快，谁损失最小。大家纷纷退出循环，握有现金，准备应对支付危机，准备将来东山再起，或者仅仅是为了避免损失。——火灾之中，站立不动的人会被众人踩死，仅仅为了避免被踩死也要随大流狂奔。

　　

　　这时，银行也不是可靠的。实际上，银行也是环环相扣的信用链条中的一个节点，银行绝大多数的资产是放出去的贷款，主要的负债是存款。前一小节的例子中，苏格兰银行拥有的现金大约为300万英镑，而各种存款大约2700万镑，换句话说，银行拥有的债权（各种贷款）至少2400万镑。如果某乙不能偿还贷款，银行就有可能要承担损失。对银行来说，虽然有很多债权（贷款），但是也有很多债务（存款）。货币荒的时候，银行拥有的债权最不好说，谁也不知道那些贷款人会不会宣布破产；但是银行负有的债务却很难逃脱，除非银行自己宣布破产，否则银行难逃债务。如果银行的债权（贷款）损失到一定程度，超过银行自有资金，就可能出现银行不能保证存款人随时提现的局面，也就是由储户最终承担损失，或者说储户的存款打水漂。某乙不能承担损失，将由某甲承担损失，某甲不能承担损失，某丙要继续承担。这个损失传递的规律在这里也适用。不过某乙具体化为贷款人，某甲为银行，某丙为储户。对储户来说，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比赛逃跑，或者说在银行倒闭之前把自己的存款全部提现。于是，动作快的储户落袋为安，动作慢的储户面对一大堆收不回来的贷款欲哭无泪。

　　

　　如果对银行失去信心，就不是窖藏银票，而是窖藏金银。甲、乙、丙、丁拥有银行的存款是对银行债权，他们手中的银票也是，如果他们对银行拥有的债权（放出贷款）也产生怀疑，担心银行可能被拖累的话，他们同样会采取迅速提现的做法——这时的提现绝不是提取银票，而是提取现银——银票不过是一张纸，不能提取现银的银票就是一张废纸。平时看似沉睡的压库的银子，这时就派上用场了。如果这些银子不存在，银行难免面临倒闭。同理，在价值符号的时代，理论上央行是唯一的发钞行。这时，如果对国家的信用产生怀疑的话，所有央行的债权人，就会争相放弃央行的债权，去追捧外汇和黄金——如果能兑换就兑换，否则就去黑市购买。

　　

　　保存现金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获得额外的收益。

　　

　　这时，有人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逆潮流而动，把货币投入经济循环，试图出手捡便宜。这是一种冒险求富贵的行为。成功的话，可以廉价买到平时昂贵的资产或产品，弄不好却可能成为损失的分担者。抛开前面高利贷者的例子，还有其他很多的例子：“一个法国人把一批价值3000镑的商品交给明辛街一个经纪人，要他按一定的价格出售。经纪人卖不到要求的价格，这个法国人又不肯削价出售。商品就留在那里卖不出去，但这个法国人急需钱用，因此经纪人就用下述方式贷给他1000镑，即由这个法国人以商品作为担保，向这个经纪人开出二张以三个月为期的1000镑汇票。三个月后，汇票到期，而这宗商品却仍然卖不出去。经纪人这时必须兑付汇票，尽管他手里有价值3000镑的担保品，但不能变卖，因而陷入了困境。一个人就是这样把另一个人拖垮的。”

　　

　　当然，如果进入循环的大资本有操纵市场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情了。产业资本旺盛期，并不是货币资本旺盛期。相反，当产业资本陷入困境的时候，恰恰是货币资本获得最高利息并且廉价收购资产的时候。这时，大批信用退出流通，赊购赊销很难被接受，许多人贷款困难，存款损失惨重，全社会的货币总量迅速从M2向M0靠拢。M2承担的流动要由远远少于M2的M0承担，不仅如此，还有大批的货币被窖藏起来，退出流通。由于信用失效、债务被强行清盘、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贮藏等原因，必然导致货币资本在短期内极度紧缺，在支付的压力下，货币资本迅速升值，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则迅速贬值。恰恰是后者太多，才显得前者太少。这时，如果给予某一群体贷款，那么这个群体就可以迅速廉价收购产业和各种资产。问题是谁能获得贷款？毫无疑问和金融机构有密切关系的垄断大资本相对小资本有更多的机会。在价值符号时代，理论上央行是唯一发钞行，也是各个商业银行最终贷款人，能操纵国家政权的各大垄断资本自然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贷款。只要政权不倒台，央行就不会破产；只要央行不破产，这些垄断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就处于不败之地。

　　

　　19世纪，这样的危机定期袭击资本主义经济，来去匆匆，社会经济定期一片狼藉。出大事了，就要分析原因，就要有人负责，就要寻找罪魁祸首。经济危机也不例外。

　　

　　当时产业资本家的观点是银行家不肯继续给他们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导致他们陷入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廉价甩卖的困境。银行家的观点是产业资本家投资力度不够，为了继续发展生产而争相贷款所以导致利率上涨，进而诱发危机。

　　

　　“断言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要么他们眼中只看到那些拥有可靠担保品的人，要么自己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认为银行有义务也有权力用纸票把所有破产的投机家变为有支付能力的稳健的资本家。断言只缺少资本的人，要么只是玩弄字眼，因为正是这时，由于输入过剩、生产过剩，有大量不能转化成货币的资本存在。”

　　

　　产业资本家认为货币不足，不能贴现。如果有商品就能贴现，那银行成什么了？存货不管能不能卖得出去，都能以存货为抵押向银行贴现或者申请贷款，那银行不成了最大的批发商了吗？ 工人的消费能力被压低，资本家自己的消费能力随着收入增加下降，必然有大量产品卖不出去。这些卖不出去的产品没有销路，也就不会有货币的回流，没有货币回流的商品对应的借据（汇票）怎么能贴现呢？如果贴现了，将来又卖不掉，最终货币回不来，这些商品必然归银行，那不成了银行购买产业资本家的产品了吗？再说，还有很多贷款纯粹就是用于投机甚至欺诈。

　　

　　“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

　　

　　银行怎么能有义务把这些损失兜底呢？何况，银行兜底的幅度，如果超过银行自有资金的，就是储户用存款兜底。

　　

　　如果银行不伸出援手，不肯向某乙提供资金援助的话，某乙的损失必然一环扣一环的传递下去。银行一手托两家，一面是贷款，一面是储户，所以也是其中的一环。货币紧张的蔓延，必然导致危机的扩大；危机的扩大，加剧货币紧张的蔓延。这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把自己的资产变现，成为货币贮藏者。“在恐慌时期，国家所需的通货等于平时的两倍，因为流通手段被银行家和其他人收藏起来了。”这种危机达到一定幅度，难免会冲击银行。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自有资本的话，银行必然倒闭。

　　

　　表面上看，银行只要印刷一张银行券（银票）就可以使陷入困境的某乙获得解放，也可以避免自己破产的风险——既然大家把银行券收藏起来，那银行就加印银行券。实际上，这样一来，银行破产的风险还是增加了。因为这时就意味着银行的负债增加了一张银票，资产增加一堆卖不出去的商品，或者一些已经失败的投机或欺诈。当银行的负债多到一定程度，资产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可能面临被挤兑白银的风险。银行冒着被挤兑的风险，用自己的债务换取某乙的滞销产品和垃圾债务，这样的傻事谁会干呢？

　　

　　再说，大家收藏银行券而不是金银的原因，是大家确信银行不会超印银行券，用银行券随时能提取现银。如果大家知道银行超印银行券，必然不再收藏银行券而是收藏金银：某乙获得银行的银票，把银票支付给某甲，某甲把银票支付给某丙，某丙会在第一时间用这张银票去提取白银，然后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银行库存金银一旦告罄，银行还是会破产。

　　

　　这时，需要有一家银行站出来，用自己的钞票为企业提供流通手段，避免所有的货币都被窖藏起来。这家银行必须有足够的信用确保自己的钞票能够顺利流通，而且不怕挤兑。

　　

　　卢瑟经济学（7.9）——纸牌大厦（开闸放水） 7 0

　　“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马克思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崩溃型的危机往往是投资高潮的必然结果。当扩大再生产结束，产能释放出来的时候，整个社会进入结帐状态，多数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并没有提高到足以消耗掉所有产能的高度，于是总产能与总消费之间的缺口暴露出来，出现产品滞销的情况，进而导致货币回流不畅，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扩大再生产结束的原因，可能是技术储备耗尽，可能是触及到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的上限，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外来的特殊原因导致扩大再生产被强行打断。不论哪种情况，只要扩大再生产一旦终止，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就难免暴露出来。

　　

　　十九世纪，这样的经济危机往往与交通运输的扩张密切相关。

　　

　　某家公司大量投资铁路（收费公路、运河），铁路建成之间预计将会有多少多少的运输量。修建之前肯定要进行项目评估，于是要估计能从马车那里获得多少的客源，能让多少人改变出行习惯，能带动多少地方经济创造多少客源等等。总之，估计是能赚钱的项目，于是大规模上马，要实现交通运输的跨越式发展。

　　

　　钱不够没关系，从社会融资，就是向社会大众借钱。

　　

　　直接借钱是直接融资，就是前面一小节提到的“甲、乙、丙”循环，发债券、发股票或者卖债权，都是这一类。可以自己做，也可以花点费用通过投资银行来做。投资银行可以帮助铁路公司设计专门的融资方案，或者牵线搭桥联系其他大资本，事成之后收取一定的佣金。

　　

　　如果通过银行贷款就是间接融资，把银行牵连进去。银行给铁路公司开一个账户，写入若干存款，收取利息，到期偿还。铁路公司从帐户里面提款，购买原料、支付建筑商工程款、支付工人工资。相对铁路公司的经营，银行变更铁路公司、供货商、建筑商、工人帐户的余额。

　　

　　对投资银行来说，稳稳当当获得佣金；对银行来说，可以获的利息差；对债权人来说，把钱借给铁路公司，然后获得红利；对储户来说，把钱存进银行获得利息；对铁路公司来说，扣除利息和红利就是收益。总之，一切设想都是很好的。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公众的消费能力能达到预期的水平。

　　

　　如果全社会的消费能力不足，铁路客运和货运情况并不理想，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那么铁路公司就面临偿还债务的难题。如果是用股票融资，那么所有股东都面临股票价格缩水，拿不到红利的局面；如果是债券融资，就会面临无法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局面；如果是银行融资，就可能无法偿还贷款。

　　

　　总之，这时谁拥有铁路的债权谁倒霉。直接融资的修筑铁路后，投资无法收回的后果，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讨论，这一节讨论间接融资后，投资无法收回的后果。

　　

　　这时，铁路前期的投资对应的货币已经流通在社会上，用于购买土地、购买钢材、开凿隧道、铺设桥梁、购买机车或者支付工人工资，当然也可能包括巨额的贿赂。总之，融资获得的钱是支出出去了，但是这些钱并没有辗转流入需要消费铁路服务的人的手中。于是，铁路修好了，许多人发财了，铁路公司却因为乘客稀少，而面临债务危机。

　　

　　欠债还钱，是契约最基本的原则。这时，如果没有人伸出援手的话，铁路公司就要面临破产倒闭的结局。铁路公司倒闭之后，铁路公司的铁路网和机车，就归贷款银行所有。如果铁路公司造成的坏帐数量比较小，那么银行可以用自己的自有资本承担损失；如果铁路公司的坏帐数目惊人，超过银行自有资本的数量，那么必然有一部分损失要转移到储户头上。这是前一小节已经分析过的内容。

　　

　　对储户来说，知道银行有一大笔投资收不回来，就是提现的信号。提前把自己的存款提出来，免得最后承担损失。这时，挤兑的风暴就在酝酿之中。

　　

　　对银行来说，铁路和机车也许在未来能产生很多利润，但是现在却是累赘。银行的储户需要的是现金，而不是铁路的资产。储户来提现，银行不能给储户铁轨或者车头。（当然，还有许多投资，在贷款期限到期的时候，甚至连铁路和机车都拿不出来。“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银行可以向储户宣传，铁路资产未来可以日进斗金，安抚储户情绪。这是很难的——如果铁路资产能盈利，铁路公司就不会破产了，储户更关心的是现在的存款的安全，谁知道呢。至于其他人信不信，我反正不信，我就要提现。

　　

　　这时，银行为了自救必须一面若无其事，一面提高利息。提高利息的目的可以吸引存款，减少提现和贷款。储户存入现金（真金白银）最好，存入本银行的银行券（银票）或者支票也行，其他信誉卓著的银行的银行券（银票）或者支票亦可。不过，其他有问题的银行的银行券则是绝对不行的。

　　

　　实际上，在银行提高利息以前，社会利率水平往往已经上升了。铁路公司倒闭之前，必定拆东墙补西墙，不惜一切手段借入货币。那些在铁路投资中发了大财的人，现在往往持币观望，或者提现，甚至转移资产。落袋为安，谨慎投资，这是很现实的思路。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许多正常经营的资本家此刻也会受到连累。对于那些能贷到款的资本家来说，银行提高了他们的利率，直接压缩他们利润空间。对许多中小资本家来说，他们则面临根本贷不到款的困境。工程已经开工，还没有投产，投产之前，银行突然停止贷款或者提高利息，甚至要求提前还款。企业已经购买了设备，银行却突然停止贷款，或者提高了利息，导致企业无法购买原料，或者即使生产也是亏本运营。这就完全可能把本来能正常运转的企业弄倒。

　　

　　对其他银行家也是如此。当甲银行提高利率的时候，如果甲银行规模足够大，那么乙银行也必须跟进。否则，乙银行的储户就会提现，然后去甲银行那里开户存款。如果两者利率差足够大的话，甚至可能会有人从乙银行贷款，去甲银行存款。于是，本来是甲银行有被挤兑的风险，乙银行却因为收紧货币太慢，最终李代桃僵。甲银行提高利率，乙银行的贷款企业同样会遭殃。在这一小节的后面，我们会看到，英格兰银行因为提高利息速度太慢，就吃过法国银行的亏。

　　

　　甲银行的日子一样不好过，虽然手中还有大量的其他债权，却苦于没有足够的现金应对挤兑。大量的贷款出去，投资建设、试运行、达产、盈利都需要时间，银行不是不知道。但是，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如果不能尽可能多地收回债权，就要面临倒闭破产的风险。储户挤兑银行，银行把最大的压力转移给贷款的资本家。

　　

　　铁路公司不反思自己的投资规模太大远远超过社会消费能力，也认为只要能贷到款，咬一咬牙就能挺过去。——只要继续贷款，不断借新还旧不就可以了吗？

　　

　　至于前期在铁路投资中发了大财的人，现在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但是，他们一不打算用所有的钱去坐火车（他们手中的巨额利润足够他们每天坐火车坐到寿终正寝还有大量结余）；二不打算把自己的财产分散出去，让社会上其他多数人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三不打算和银行同生共死，而是随时准备提现。于是，大批现金在他们的帐户下，随时可能被提现进入他们的保险柜，既不能辗转流回铁路公司，也不能让银行渡过难关。

　　

　　于是，很多资本家和银行家抱怨危机时刻通货不够，或者说流动性不足，导致他们或者贷不到款，或者被挤兑。

　　

　　这时，银行如果不能凑够足够现银（黄金）应付挤兑风潮，就必然倒闭。银行的倒闭并不是拿不出银行券（银票）或支票，而是拿不出现银。银行券（银票）对银行来讲并不算什么，只要印刷就可以。大家接受银行券（银票）的原因是因为相信银行券能兑换现银，如果大家知道银行没有足够的现银，谁还会要银行券呢（银票）？

　　

　　悲剧的是，危机一旦形成，无论有银行金库中多少金银也是不够提现的。

　　

　　我们在《流通的债务》中分析过，由于信用的流通，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必然大于库存金银总量——银行肯定会有贷款，这些贷款会变为存款。只要存在放贷行为，银行库存的金银数量，就必定少于储户帐户中的现金数量，之间的差额就是各种贷款余额。银行金库拥有400万盎司黄金，银行储户帐户上就会有400万盎司黄金对应的存款。铁路公司贷款200万盎司黄金，银行老储户的400万盎司存款不会有任何减少，由于贷款会新增200万盎司的存款，于是新老储户总共会有600万盎司黄金的存款，而银行金库还是400万盎司黄金，账面上会有200万盎司的债权。即使铁路公司破产了，新增的200万盎司黄金存款也不会消失，而是会辗转流如某甲、乙、丙的帐户。如果甲、乙、丙不肯用这200万盎司黄金购买铁路的资产，银行就要面临400万盎司库存黄金加铁路资产对应600万存款的局面。

　　

　　现实世界中，局势往往严重得多。《资本论》提到的苏格兰银行的例子中，银行金库只有300万镑的库存现金，储户帐户上却有2700万镑的存款，现金与存款的比率大约11.1%。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一个良性经营的银行，遭遇挤兑也是在劫难逃的。良性经营的银行，虽然手中握有2400万镑以上的贷款债权，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收回所有的债权。如果不能从同行那里拆借到金银的话，只能抛售手中的资产。而紧急抛售往往卖不上价钱。2400万镑的债权，也许只能筹措到1200万镑的现金。于是，银行首先是把各种债券，然后把贷款收款权廉价卖给其他公司，最终关门大吉。

　　

　　提现的人群只要银子，不要债权，也不要银票。没有银子，金子也可以。银票则是随时能成为废纸的东西，谁也不要。如果不能使他们安心，他们就会挤垮银行。如果仅仅一家银行遭遇挤兑，可以向同业申请援助。为了避免形成所有银行都遭遇挤兑的情况，银行同行之间往往会伸出援手，这不仅仅是为了向同行提出苛刻的条件乘机扩大自己的资本，也是为了避免恐慌情绪扩散，进而导致自己的银行也被挤兑。但是，如果所有的银行都遭遇类似的情况，那么任何银行也不要指望能获得同行的援助。如果铁路公司的损失惊人的话，各个银行集中所有的金银都无法应付提现风潮的话，各个银行最终往往不得不自扫门前雪。

　　

　　此刻，整个银行界手中握有大量的债权，背后负有大量的债务。这些债权是前期贷款所转变成的商品资本（铁路、机车、桥梁、涵洞、车站）或者它们的衍生产品（铁路公司的债券），那些债务就是储户的存款。商品资本由于社会消费能力不足，不能顺利转化为货币，导致债务无法偿清。于是，整个银行界无法拿出足够的资金偿还储户，各大银行的招牌在挤兑风潮中摇摇欲坠。

　　

　　这时，有人提出，由国家提供贷款不就可以了吗？既然银行手里有大量没有收回的债权（各种贷款），那么就可以用这些债权作为抵押向国家申请贷款，由国家信用替代的金银储备发行货币，稳定人心，避免挤兑风暴的无限蔓延。风暴过去以后，把这些货币逐步收回不就可以了吗？换句话说，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由央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换句话说，央行成为银行中的银行，当所有银行都陷入困境，无法互相救援的时候，由央行成为所有银行的拯救者。

　　

　　这种方式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一度是有一定疗效的。

　　

　　早期的英国银行拥有独立的发行权，可以随便发行银行券（银票），不论有多少库存金银，发行多少都可以，只要有人愿意要，别被挤兑就可以。挤兑了，银行就要破产，储户和银行就要自认倒霉。当时在英格兰，几乎所有的银行都超发银票。——只要库里面有银子，就可以随便印银票。这样暴利的事情，怎么可能不做呢？于是货币流通极其混乱。小银行经常今天开业，过几天就被挤兑。实践证明，市场选择除了优和更优，还有烂和更烂。当时英格兰地区的银行，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所谓自由选择达到完美世界，只能是想象之中的事情。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储户都不可能了解银行的运作细节。

　　

　　当时有必要由国家统一发行权。

　　

　　1844年，英国上下两院通过由首相罗伯特.皮尔主持的《皮尔条例》。根据《皮尔条例》，凡曾经发行银行券（银票）的银行，不许新增银行券发行，发行量以现有数额为上限；英格兰银行可以新增发行，的银行券与黄金数量挂钩。英格兰银行依法分为发行和营业两部分。发行部负责货币发行，类似今天的央行。营业部负责吸收存款和放贷，类似今天的普通商业银行。发行部凭政府债券发行1400万镑的纸币，此外可以按照库存金银的总量增发纸币。任何人都可以按照3镑17先令9便士　一盎司　的价格用英格兰银行的纸币自由兑换金条。反之，英格兰银行也可以按照库存黄金白银和这个比例不断增发银行券。从此，英国的货币实行严格的储备发行。每一张纸币的背后，都对应的黄金白银或1400万镑国债。

　　

　　于是，英格兰地区银行的货币发行总量有了上限，各个银行不能再随便滥发银行券（银票），小银行今天开业明天挤兑的事情一去不复返了。

　　

　　好景不长。

　　

　　1846年，爱尔兰土豆歉收，英格兰本岛小麦歉收，欧洲大陆小麦也歉收。于是，英国被迫从美国超量进口小麦，法国也是如此。为了应对黄金外流，法国把贴现率提高到5%，并从英国贷款100万英镑。英国先是提高到3%，后来提高到4%。由于英国慢了一步，大量的黄金从英国流到法国，又从法国流向美国。由于黄金外流，英国国内货币总量迅猛下降。于是，英国国内出现贷款困难，全社会扩大再生产被打乱，前期的投资进入结帐状态。由于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大批商品滞销，许多商号倒闭。这些倒闭的商号把责任推给皮尔条例，认为是皮尔条例限制了货币总量，使他们无法自由贷款，导致他们破产：“于是这类只有三千镑资产而负债达到五万镑之多的大人先生们竟大喊大叫地说，他们的一切困难的根源就是这个万恶的1844年条例，就是这个皮尔的限制条例。”他们认为只要能随便贷款，他们就能挺过难关。

　　

　　当时的公众牢牢抓住黄金和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不放（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可以随时按照固定比率换黄金，所以就是纸黄金），纷纷把现金从银行中提出存进自己的保险柜（或者床头柜）。提现加窖藏挤垮了许多银行，许多规范经营的银行虽然拥有大量优质债权，但是缓不济急——这些债权变成现钱需要时间，所以众多银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时，如果继续顽固地坚持皮尔条例，必然使商品和货币流通迅速萎缩。“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

　　

　　最终英格兰银行自己的营业部也受不了了。我们前面说过，只要有贷款，存款总数必然大于银行库存的现金总数。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也是商业银行的性质，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必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到　1847年10月23日　，英格兰银行营业部库存现金总数只剩下199万英镑，随时可能被挤兑垮。——央行差点被挤兑垮，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为了保住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英格兰银行的发行部被授权可以进行“任何违反现行法规的紧急措施”。换句话说，发行部可以暂时抛开《皮尔条例》的限制，超量发行货币，为营业部提供无限数量的货币。因为营业部可以为英国其它银行提供贷款，所以为营业部提供无限数量的货币，就是为社会融资提供无限数量的货币。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救市行为。

　　

　　英格兰银行拥有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发钞权，完全不同于一般银行用金银作储备的发钞权：一般商业银行只要金库中的金银被提空，该行钞票就会失效，退出流通；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之中不只有黄金，还有国家的暴力，所以英格兰银行的金库永远不会被提空，英格兰银行的钞票也是永远不会退出流通的。于是，其他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开设账户存入现金（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或者黄金），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客户。英格兰银行可以为其他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它们渡过难关。英格兰银行成为银行中的银行，也就是最早的央行。

　　

　　这些货币对应的信用，显然是由国家提供的。由于这项授权，使所有人确信国家会为可靠的债权提供信用。英格兰银行虽然没有在事实上超额发行，却给公众吃了定心丸。于是大家不再拼命抛售债权、挤兑银行、窖藏货币，被收藏起来的英格兰银行的货币重新又回到了流通之中。由于前期超量投资的商号已经倒闭破产，债务货币湮灭过程已经完成，所以危机停止蔓延，到此为止。

　　

　　由于科技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导致新的投资高潮的出现，英国经济很快经济复苏。到1848年，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过。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英格兰银行的救市行为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危机进入第二阶段，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由于充满竞争，经济也不会长期停滞。于是产生了只要英格兰银行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破坏的错觉，认为经济危机时期只要放松利率就万事大吉。事实上，“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超过资本家自身消费和工人工资部分的产品是没有销路的。这部分产品需要成为投资品，用于扩大再生产。一旦扩大再生产被打断，这部分产品就会因为没有销路而滞销。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是危机的根源，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改变“社会底层无力消费，社会顶层无欲消费”的现状，自然就不能消除危机。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导致产品滞销，一批高负债经营的资本家（那些“拥有三千镑资产却负债五万镑”的人）回款困难，投资无法收回，倒闭破产牵连银行。这个时期新增投资停止，生产规模迅速由扩大再生产向简单再生产靠拢。第二阶段是由于银行为了自保而提高利息，压缩贷款甚至停止支付，民间为了自保大量提现，于是大批经营正常的企业和银行也被牵连其中，危机扩散蔓延。

　　

　　第一个阶段中，超过社会消费能力的大量产品没有销路注定无法回款，只要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就必然发生；第二个阶段中，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也会因为现金流动停滞而受到冲击。这个时期所有信用停止，银行大量筹措现金应对挤兑，无论是能如数偿还的还是不能如数偿还的企业全部遇到贷款困难，于是民间也开始大量筹集现金。

　　

　　很显然，英格兰银行允诺的超额发行，能够缓解短期内金融恐慌，保证必要的流通手段，却并不能治疗前期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换句话说，为利润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有一部分投资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对应的产品（或服务）滞销而无法产生利润，甚至根本无法收回。这些产品即使获得贷款，也照样没有销路，同样会滞销。不过那些资本家能坚持的时间更久一些而已。这部分投资是注定的坏账，英格兰银行即使给予贷款最终也必定无法收回。对于这部分投资，英格兰银行的救市措施是无能为力的。英格兰银行作为央行，没有理由去无条件收买这些坏账。

　　

　　如果英格兰银行收买这些坏账，必然导致流通中的货币永久性的增加。

　　

　　在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这部分投资不能带来回流的货币。英格兰银行投入的货币，解放了盲目投资的资本家以及给他们贷款的银行，相当于购入这些不良资产。一般银行购入不良资产，用自有的黄金交换资本家手中卖不掉的商品，如果没有人接盘，不能变现的话，就要损失自己的资本。银行就要拥有一推卖不掉的产品，自有的黄金就要受到损失。损失到一定程度，就要倒闭破产。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并不会增加。与一般的银行不同，英格兰银行拥有发钞权只要印钞即可，不必用库存黄金交换这些卖不掉的产品，也不会面临破产清算的风险，也不会发生拍卖银行资产填补漏洞的强行的债务货币湮灭。于是，这部分货币会永远留在流通之中。

　　

　　不过，如果英格兰银行坚持这么做，那么日后英镑与黄金必然摘钩，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由央行购买大企业或大银行的投资的行为，就是由央行剥离大企业或大银行的不良资产行为。央行给予大企业或大银行现金，收购大企业或大银行的盲目投资和烂帐。表面上看，央行和大企业、大银行都没有损失什么，却会带来流通货币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后果。）

　　

　　很显然，这种挣钱归自己，亏钱归英格兰银行，由全社会承担损失的行为，是很难通过英国上下议院的——由央行给予的无法收回的贷款，不是一般意义的“有借有还”的贷款，而是是一种无偿的财政补助。不论什么人从银行贷款，胡乱投资，挥霍殆尽以后，要求央行弥补损失，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如果英格兰银行不收买这些坏账，对应的损失必然由资本家和贷款给他们的银行甚至由银行的储户承担。这个过程可能伴随一系列的破产和拍卖，就是我们在前一小节中提到的“折腾完企业，折腾银行；折腾完银行，储户兜底”的过程。

　　

　　对于没有消费能力的投资，不论英格兰银行是否出手，总要有人承担损失。区别是，如果英格兰银行出手就是全社会承担，否则就是资本家和银行承担。对央行来说，不可能通过放松信贷就创造出有效需求，通过印钞机买坏账的行为必然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央行只能避免金融危机时期，生产规模从扩大再生产跌落到简单再生产之后继续萎缩，以及信用恐慌继续扩散。

　　

　　央行不能无代价地创造有支付能力需求，所以经济的复苏也不是来自央行的救市行为，而是来自科技的进步和竞争的压力。从铁路公司的建设中获利的人，把手中的货币重新进行投资，那些有良好利润前景（比如建设中的铁路有望取代马车成为陆上主要运输工具）的债权重新受到追捧。于是，扩大再生产重新启动。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社会有效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产品没有销路，即使货币再充裕，利率再低，也不会有人新增投资。银行贷款并不能创造有效需求，也就不能创造投资动力。创造投资需求的是科技进步和竞争的压力。竞争的压力消失以后，复苏就变得极其困难。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流动性不足，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固有的供需矛盾，可以达到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的目的。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利率问题，也可以在放松货币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好处。这些好处包括那些“拥有三千镑资产却负债五　万镑的　先生”推卸盲目投资的责任，以及在投机者随后的投机之中获得极大的收益。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由央行出面由国家信用抑制经济危机扩散是有效的，可以避免经济规模跌落过深。经济稳定在简单再生产后，随着投资不断增加，原有的债权很快就能产生利润。于是，经济复苏，社会生产重新进入扩大再生产阶段。这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复苏并不重要。因为即使英格兰银行放手不管，经济很快就会复苏。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有必要深究复苏的原因。因为经济停滞的严冬让绝大多数人都切身感觉到无法忍受的寒冷。更糟糕的是，这种漫长的严冬几乎没有尽头。如果能够确认是货币过紧，导致经济无法复苏的话，那么只要央行开闸放水就能使经济摆脱停滞。如果是需求不足导致经济无法复苏的话，那么即使开闸放水也是无效的。

　　

　　事实上，这时即使放松货币也是无效的，而且会刺激通货膨胀。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由于竞争的压力不足或者根本没有压力，垄断企业倾向压缩产能谋求超额利润，此外，由于垄断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的产品数量和种类有强有力的控制作用，所以上下游企业也必然选择停滞。所以，社会生产很难进入扩大再生产阶段，经济很难复苏。这时即使银行给予大量贷款，也很难刺激经济复苏。垄断企业也不会轻易增加投资。垄断企业或垄断联盟控制市场能轻易了解市场总量，也不存在扩大再生产抢夺对手市场的可能。而中小企业受制于垄断企业，即使扩大生产往往也面临原料紧缺，利润下降或者产品缺乏销路的窘境。

　　

　　如果这时继续增发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黄金的银行券必然要变成不可自由兑换黄金的价值符号。这是因为如果超过黄金储备总量增发货币，而且保持可以按照固定汇率自由兑换的状态，那么很快就会出现中央银行储备的金银被兑换光的情况。于是，央行要么主动停止固定汇率兑换，要么被动兑换光储备金银，无论那种情况，不断增发的货币都不能和金银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金银的数量是有限的，纸币的发行量是无限的，有限的金银不可能锁住无限增发的纸币。这是显而易见的。银行券（银票）与价值符号往往同样是纸质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按照固定比率兑换金银。一旦纸币不能自由兑换金银，就割断了纸币与金银之间的脐带，纸币就不再是银行券（银票），而是价值符号。因为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流通靠国家暴力的支持，所以这时货币的流通规律完全改变，价值符号数量直接影响物价，这就为通货膨胀提供了条件。

　　

　　这时，垄断企业虽然不投资扩大生产，但是并不意味它们不贷款。它们贷款的目的是投机紧缺物资或者囤积土地。此时，央行试图通过注入货币的刺激经济复苏的做法只能导致滞胀。

　　

　　卢瑟经济学（7.10）——纸牌大厦（银行中的银行） 4 0

　　A central bank, reserve bank, or monetary authority is a public institution that usually issues the currency, regulates the money supply, and controls the interest rates in a country. Central banks often also oversee the commercial banking system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In contrast to a commercial bank, a central bank possesses a monopoly on printing the national currency, which usually serves as the nation's legal tender.Examples include the Bank of Engl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the Federal Reserv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The primary function of a central bank is to provide the nation's money supply, but more active duties include controlling interest rates (i.e., price fixing), and acting as a lender of last resort to the banking sector during times of financial crisis (e.g., bailouts). It may also have supervisory powers, intended to prevent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rom reckless or fraudulent behaviour. Central banks in most developed nations are independent in that they operate under rules designed to render them free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wikipedia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central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s the nation with a safe, flexible, and stabl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The Federal Reserve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一）发布与履行其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三）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四）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五）实施外汇管理，监督管理银行间外汇市场；（六）监督管理黄金市场；（七）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八）经理国库；（九）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十）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十一）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十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央行是金融市场的发牌人，掌握发牌的权力。它高高在上，控制商业银行手中的纸牌数量，监督并影响每一个商业银行的出牌行为，维护其乐融融的和谐秩序。央行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是中央政府的银行，是中央政府的债务经理，是银行中的银行，是所有金融业的统帅，是金融宏观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是金融舞台的建立者和总导演。

　　

　　英格兰银行最早的身份是英国政府的融资平台。虽然是中央政府的融平台，但是也是一家商业银行，由私人募集股本，接受私人存款，发放商业贷款，是一家官督民办的银行，甚至连国有银行都不是，与一般民营商业银行平起平坐。唯一不同的是，英格兰银行接受英国政府的国债抵押发放货币，同时接受英国政府的监督和指导，受到政府的支持——英国政府拿着国债来到英格兰银行，就能获得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反过来英格兰银行遇到事情，英国政府当然要出头帮忙摆平。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到19世纪中叶，长达150年的时间中，这种互利共生关系并没有显示出惊人威力：一方面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信用和银行的作用并不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民众对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心存戒惧，反对设立高于所有商业银行的中央银行。

　　

　　资本主义国家中现代意义的央行，完全是被经济危机逼出来的。1847年的危机中，英格兰银行获得了为了避免挤兑风潮无限蔓延，可以自主便宜行事，向其它银行提供由政府担保的无限贷款的权力，客观上使英格兰银行与其它银行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英格兰银行可以不援助其它银行，其它银行却不能离开英格兰银行。这一点点细微的差异，最终使英格兰银行成为银行中的银行，所有金融业的统帅。

　　

　　与英国相比，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由于深受制衡思想影响，民众从骨子里不信任政府，担心中央银行控制经济的超级实力为政府所利用，很长时间内拒绝中央银行。1811年，美国第一银行被解散。1832年，美国第二银行延长经营许可证期限的要求遭到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否决。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因为经营许可证到期自动寿终正寝。由于美国银行没有最终贷款人，所以饱受挤兑风潮的折磨。直到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至此，美联储才宣告诞生。很显然，当时的美国民众并没有想到日后金本位崩溃，美元本位取而代之，美元在世界范围流通，美联储为美国带来无限的好处。

　　

　　言归正传。

　　

　　在《皮尔条例》之前，很多人认为银行遭到挤兑是自身滥发银行券（银票）所造成的。所以，1844年的《皮尔条例》限制了商业银行发行钞票的数额，使英格兰银行垄断了所有新增货币的发行权，规定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发行数与库存金银挂钩。从此，英国国内的银行券的含金量有了法律的保障。

　　

　　没有想到的是，1847年挤兑风潮再次冲击整个英国银行业。这次受到冲击而倒闭的不仅仅是小银行，而且还有许多声誉显赫、贷款谨慎的大银行。在此之前，苏格兰银行界一向以稳健著称，这次也在劫难逃。最终，英格兰银行自己的营业部也面临破产的风险。

　　

　　因为经济危机中总要有一些商品卖不出去，所以总要有一些贷款收不回来，总要有一些银行倒霉。在《皮尔条例》之前，一些小银行往往滥发银行券（也就是滥发贷款），发生挤兑的时候，储户会把金银从小银行中提出，存入那些历史悠久、信誉卓著的大银行。于是，大银行的库存金银不但不减少，反而猛增。最终，小银行和它们的储户承担损失，大银行则很难遭到挤兑。这种“小银行倒闭，大银行平安无事”的假象掩盖了生产过剩的真相。使人们误以为银行遭到挤兑仅仅是滥发银行券（银票）滥放贷款造成的。大银行不滥发银行券（银票），它们的储户很容易树立信心。为了限制滥发银行券（银票），于是就有了《皮尔条例》。《皮尔条例》出现以后，银行券（银票）总量受到严格控制，除英格兰银行以外的任何商业银行都不能随便新增发行银行券。从此，大银行和小银行的银行券（银票）处于相同的地位，不再具有信心优势，所以损失要在整个银行界之中分摊。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成为“不可靠”的银行。大家不再把金银从小银行转移到大银行，而是转移到自己的保险柜或者地窖，导致大银行也难逃挤兑的命运。《皮尔条例》剥掉了滥发银行券导致金融危机的假象，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矛盾摆到桌面上。

　　

　　如果把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只要存在贷款行为，所有银行的库存金银就必然小于存款总数。商业银行的每一笔贷款，在到期以前都会产生对应的存款。所以，粗略地看，商业银行的资产包括库存金银和贷款债权，负债则是存款、本行的支票和银行券（银票），两者相等。库存金银是M0，存款和银行券总数是M2，后者往往是前者的若干倍，两者之间的差额是银行拥有的贷款的债权。在发生信用危机的时候，或者说银行恐慌的时候，所有储户同时提现，而大批贷款回收却需要时间，不能立即收回，缓不济急。所有储户必然不可能全部收回自己存折上的金银，兑现手中所有的银票。这时需要有一家银行用自己的信誉担保，为其它银行的良性贷款提供贷款，使它们度过危机。

　　

　　因为没有人能凭空变出金银，所以任何一家以金银作为发钞储备的银行都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这种贷款只有英格兰银行能够发放。由于有国家信用的支撑，英格兰银行发钞不必与库存金银一一对应。英格兰银行的发钞量可以远远高于库存金银总量，而不必担心挤兑——如果发生挤兑，只要宣布停止按固定比例兑换金银即可，而不必担心任何其它后果。英格兰银行的发钞基础是国家暴力，任何人不能拒绝英格兰银行的钞票，英格兰银行也不必担心因为不按固定比例兑换黄金而被起诉——议会给予了央行为维护金融稳定而便宜行事的权力，任何法院也不会受理对央行的诉讼。英格兰银行具有任何商业银行都不具有的优势，于是在危机时刻其它商业银行走投无路的时候，都可以从央行获得贷款，渡过难关。英格兰银行的贷款，为商业银行提供了M0与M2之间的差额，使银行能够度过挤兑风潮。（挤兑风潮一旦过去，这笔贷款是要收回的，否则难免引起库存黄金的下降和通货膨胀。这是后话。）

　　

　　从此，英格兰银行具有了第二个与其它商业银行不同的身份——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

　　

　　获得便利，就要交出权利；交出权利，最终成为奴隶。这是与垄断资本进行交易的规律。商业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的交易也是如此。央行不需要商业银行提供什么，商业银行却需要从央行贷款（贴现）救急。于是，商业银行最终成为央行的仆从。

　　

　　英格兰银行使商业银行逃过一劫，这种援助显然不会是无代价的。英格兰银行提供的贷款并不是整箱的英格兰银行的钞票，而是要求商业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开户，然后为商业银行存入现金（其实就是在他们的帐户上加上一个数字）。与之对应，商业银行要拿出足够的资产作为抵押，这些资产一般是前面小节中提到的承兑汇票。商业银行用承兑汇票作抵押向央行申请贷款的过程，学名叫作再贴现。（发货方用购货方的汇票向自己开户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学名叫贴现。）不仅如此，商业银行往往被要求在央行存入自己的金银和外汇，交出发钞权。与之对应，央行给予它们在央行帐户的存款或者央行的钞票。于是，英格兰银行与这些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就由平起平坐的同行，变成了银行与储户的关系。银行可以对储户使用霸王条款，央行也可以对商业银行使用——如果央行有兴趣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央行规定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实就是霸王条款。）

　　

　　由于商业银行多在央行开户，所以商业银行之间的往来只要由央行统一结算就可以，再也不需要银行家定期聚在一起交换彼此的支票、银行券（或者银票）和各种票据了。于是，凡是不与英格兰银行打交道的商业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开户的商业银行之间清算难度大增，很难和其它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往来。最终，大多数商业银行即使仅仅为了不被排斥在金融圈之外，也需要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客户。

　　

　　由于所有的银行都是央行的客户，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抛开央行的起源就是财政部的融资平台这一点的话），财政部也有必要是央行的客户。财政部的户头就是国库专户。甲公司在乙银行开户。上营业税的时候给税务局一张1000美元乙银行的支票。这张支票进入央行的结算系统之后，就会在乙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账户中减少1000美元，在国库专户中增加1000美元。当财政部需要支出这1000美元用于购买在丙银行开户的丁公司的产品时候，就把这1000美元划到丙银行在央行的账户，同时丙银行在丁公司的账户中存入1000美元。

　　

　　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财政部，任何大规模资金的流转都要经过英格兰银行。于是，英格兰银行的金库就成为全国财富的集中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仅仅是英格兰银行帐面上资金所有权的字面转移，对应的黄金则一直静静地沉睡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之中。（所以，个人行凶一般选择抢商业银行，而国家之间攻陷敌国的首都之后，则往往首先洗劫对方央行的金库。）

　　

　　至此，英格兰垄断了发钞权，成为全国所有储户的总金库和总财务，为全社会提供总会计和总出纳服务，于是拥有了第三个特殊的身份——全国金融资本的核心。

　　

　　大型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很难采用现金交易，必须通过央行这个结算中心。在现代意义的央行出现以前，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网状结构，商业银行之间彼此联系；在现代央行出现以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是星状结构，跨行之间的所有联系都要经过央行，央行就是星状结构网络的中央处理机。

　　

　　所有跨行金融交易都是帐户间的往来都是在央行账本上进行，甚至个人跨行使用ATM机或者刷卡交易都要通过央行。所有与商业银行有关的大规模的金融交易都逃不过央行的眼睛（有些国家非银行类大型金融机构也在央行开户，这样的机构的资金流动同样受到央行的监视）。央行是各种金融信息的汇聚地。充分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企业在商业银行开户要经过央行审批，个人信用记录由央行提供。很显然，央行能够掌握的信息决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情况。

　　

　　于是，央行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就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央行有充分的信息来源，知道大家在做什么；一方面央行也有足够的能力让大家（上到金融机构下到个人储户)乖乖就范。

　　

　　所以，央行的职责之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进行各类金融行为监管和金融信息收集：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实施外汇管理，监督管理银行间外汇市场；监督管理黄金市场；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经理国库；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

　　

　　央行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第四个特殊身份——金融市场的情报中心和秩序的维护者。

　　

　　既掌握金融交易的信息又垄断发钞权，央行就有了对宏观金融实施足够影响的能力。

　　

　　央行常用的影响宏观金融的三个手段，分别是贴现率(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准备金。实际上，这三个手段仅仅是最常用和最普及的手段，央行的手段远不止如此（比如人民银行可以直接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银行可以怎么对待储户，央行就可以怎么对待商业银行。

　　

　　央行最早的调控手段是控制贴现率。既然央行成为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为所有银行贷款（再贴现），就必然要收取利息（再贴现的利息很长时间内是美联储的主要财源）。一般来说，银行之间一般是互相拆兑的，彼此之间可以彼此借钱，实在不行才去求央行。金融同行之间拆兑主要有两种方式：同业拆借和转贴现。甲银行向乙银行申请临时资金，叫同业拆借。银行间互相拆兑资金（头寸）的利率叫同业拆借利率（比如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甲银行用收入的汇票去向乙银行贷款，叫转贴现。同业拆借和转贴现的利率随行就市。但是，一般低于央行的再贴现利率或者与之相当。原因很简单，虽然反复频繁申请央行再贴现可能受到央行以后停止再贴现的惩戒，但是如果市场利率大幅高于再贴现利率，大家就都去申请再贴现而不向同行求援了——以后的惩罚是以后的事情，眼前的利差是实实在在的。央行通过控制再贴现利率就可以控制银行间市场利率。央行通过控制再贴现利率和再贴现总量，就可以有效控制市场利率。在二十世纪大萧条以前，这是各国央行主要操作手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袭击美国。当时，生产停滞，大家都不贷款。商业银行申请再贴现业务也迅速下降，美联储的主要财源受到了影响。为了解决自身财政困难，美联储开始购买各种有价证券（主要是固定收益的美国国债）。美联储吃惊的发现，随着美联储购买证券的总量上升，市场上流通的美元总量也上升；随着美联储持有的证券总量下降，市场上流通的美元总量也下降。于是，美联储偶然间发现了新的宏观调控手段——公开市场操作。实际上，公开市场操作也相当于一种发钞行为：美联储的资产中增加有价证券，向社会投入对应数量的美钞；反之如果美联储的资产中减少有价证券，必然要从社会收回对应的美钞。如此便不难理解美联储库存有价证券与流通中货币数量同步的增减。

　　

　　储户斗不过商业银行的规律，在商业银行与央行的关系之中一样存在。商业银行对储户有霸王条款，央行也有。央行可以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上限，央行也有能力让商业银行就范——超过这个数额，央行可以用多种方式让这家银行感到央行的不满——所以还是乖乖听话好。当然，一家银行的贷款数量相对在其央行的存款越多，在社会上的存款总数（央行存款+贷款）就越多。那么这家银行遭遇挤兑的概率就越大，央行“捞”这家银行的成本就越高。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实际掌握的资金总量量入为出地发放贷款，也不是没有道理。

　　

　　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全部都是准备金，规定以内的部分是法定准备金，规定以外的部分是超额准备金。假设一家商业银行在央行有1000英镑的存款（准备金），如果这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就是20%，那么这家商业银行最高贷款上限就是4000英镑(1000/20%-1000)。如果这家银行向社会发放了2000英镑的贷款，那么这家银行的帐面上就会有3000英镑（1000+2000）的存款，它法定准备金就是600英镑，超额准备金是400英镑。如果这家银行发放了3000英镑的贷款，那么那么这家银行的帐面上会有4000（1000+3000）英镑的存款，法定准备金就是800英镑，超额准备金是200英镑。如果发放了4000英镑的贷款，那么就没有超额准备金了。这时这家商业银行就不能继续放贷了。

　　

　　理论上，央行可以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上限，实际上准备金操作笨拙又无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般情况下，大多数银行的贷款总量都远运低于法定准备金规定的总量，不会使该行在央行的存款触及法定准备金的上限。如果央行小幅上调准备金比率，往往无效；一旦央行大幅上调准备金比率，使许多银行的贷款总量触及或者接近上限，这些银行就必须大量收回贷款，结果很可能造成社会提前进入结账状态打破扩大再生。即使在简单再生产情况下，收紧准备金也可能使大量需要贷款参与的有支付能力的生产循环无法顺利进行，导致简单再生产下降到比较低的水平。

　　

　　银行控制社会信贷，央行控制银行。不论实际效果怎么样，央行的“三板斧”理论上使央行具有通过控制商业银行，间接控制全社会流通信用总量的能力。于是，央行具有了第五个身份——宏观经济的调节者。

　　

　　垄断发钞权，拥有所有大型金融机构的交易信息，可以制定金融市场交易规则，可以改变金融市场的货币总量、利率和贷款规模，可以决定商业银行是否给企业或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拥有这样权利的银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操作后台，是Matirx中的Architect。对其它商业银行来说，简直是神一样的对手。如果作为商业银行的话，无疑是其它所有商业银行的悲剧。

　　

　　英格兰银行与商业银行相比地位的上升，必然对应与政府相比地位的下降。商业银行沦为央行的下属相对应的，是央行自身也必然变成政府的下属。一方面，英格兰银行的钞票需要国家的暴力作为后盾，没有政府的支持，英格兰银行必然立即垮台。既然政府给予央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必然不会让央行跳出自己的掌握。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具有无限发放贷款的权力，也就具有了不受限制发钞的权力，所以就不适合再经营普通商业银行的业务了。因为此时英格兰银行的贷款，具有国家信用的成分。于是，英格兰银行自动演化成受政府控制和影响的公共机构，而不再是谋求私利的民间企业。

　　

　　我们在前面《流通的借据》分析过，所谓贷款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用自身信用兑换银行信用的行为（每张银行券的背后都有银行信用的背书）。英格兰银行的信用是国家信用，从英格兰银行贷款，实际就是用自身信用换取国家信用的行为（每张法币的背后都有国家暴力的背书）。如果英格兰银行不能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给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提供贷款，必然使国家信用满天飞。最终就是国家信用一文不值——现实表现是恶性通货膨胀。（事实上，商业银行疯狂放款，中央银行全数兜底的行为与央行自身胡乱放款无异，这样的贷款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是货币总量迅猛增加。这是下一小节的内容。）谁能从英格兰银行贷款，谁就能使自己的信用提高到国家信用的水平。把自己的借据，变成国家的法币。如此，英格兰银行必须谨慎使用贷款的权力。很显然，个人或企业，甚至地方政府都不能拥有这样的权利——除非中央政府同意。于是，英格兰银行不再为个人或企业开户，不再接受个人或企业存款，也不向他们发放贷款，而成为专职的国家（财政部)的银行、金融机构的银行。

　　

　　不过，如果成立英格兰银行营业部，那么其它商业银行都不是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的对手，是无法与之竞争的。我们在《垄断帝国》中曾经指出，有国家暴力支撑的垄断资本是最强的垄断资本。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必将垄断整个商业贷款市场。这时，谁能成为这家银行的主宰，谁就能使用这样的权力为自己谋求惊人的私利，在人人谋私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非常让人垂涎的权力。这种以国家信用谋私利的行为，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央行独立性较差的国家中的国有大型银行，可以算作央行的营业部。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央行往往和商业银行合二为一。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经济私利很少，所以并无大碍。）如此考虑，也有必要避免英格兰银行从事以私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活动。其次，如果默许英格兰银行以牟利为目的经营，必然无法避免英格兰银行为了自己利益破坏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比如，要求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00%，而自己的营业部无限发放贷款。英格兰银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不恰当的。再次，英格兰银行最初承揽私人和企业存款的目的，是为了向社会募集资金。现在英格兰银行已经垄断了货币发行，而且有便宜行事的权利，自然没有必要再保留承揽私人和企业存款的业务。

　　

　　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如果想谋求私利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仿效原先的滥发银票的小银行，随便印钱就可以了。与那些小银行不同，英格兰银行不必担心挤兑，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只要开动印钞机，每年获得天文数字的利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权利决必须上交，而不能为私利而运转，否则就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英格兰银行绝对不能以经营利润最大化为运行目标。何况，印钞的权力是国家赋予的，有利润也应该落到国家的腰包里。所以，很多央行（比如美联储）贴息利息等收入扣除行政经费以后，必须转划到财政部的帐户中去，也就是上缴国库。当然，不足的部分也是由国家财政弥补。

　　

　　即使央行不直接参加谋利行为，也具有超人的影响。实际上，央行站在哪家商业银行的身后，那家银行在与其他同行的金融斗争中也必将占据主动，占尽上风。即使某家商业银行间接得到央行的支持（比如知道交易对手的交易情况，获得更优惠的贷款条件，央行声明将无保留地充当最后贷款人等等）就足以获得压倒性的优势，更不要说央行有意偏袒这家银行，非难其它竞争对手。央行决不是什么人畜无害的小白兔，而是国内金融斗争的至高神，能获得央行庇佑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必将战无不胜。如此，为了国内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必要让央行从谋求私利的金融斗争中超脱出来。不过，在与外资银行斗争的过程中，央行的支持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

　　

　　此时，拥有公器的英格兰银行不再适合进行以谋求私利为目的商业经营。于是，英格兰银行放弃了半商业银行的身份，具有了第六个身份——中央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下属。央行如果不是政府机构的话，也是具有政府机构性质的公共组织。有些央行虽然有独立公共机构的外衣（比如美联储），实际上受政府严密控制。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主席的人选由总统提名，总统有权任命一到两名联储委员会委员。美国国会对美联储同样有极强的影响力，既然设立美联储的法案是国会批准的，国会自然有权随时修改这些法案，所以美国国会议员则经常用收回美联储经费自主权来威胁美联储。相比之下，美联储的股东（在货币监理处注册的商业银行），除了享受6%的固定股息以外，没有任何发言权，更不要说决策权。没有国家的支持，央行会在瞬间倒塌，央行的行为必然不会违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所谓“独立央行”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

　　

　　央行本来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用国家信用为政府融资。现在央行成为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可以用国家信用为商业银行提供最后的担保，或者说，政府拿出国家信用为商业银行兜底，政府让商业银行在危难时刻可以分享自己的权威。既然无利不起早，那么政府获得了什么好处呢？

　　

　　最根本的好处是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为采用价值符号替代金银和银票（银行券）铺平了道路，黄金作为货币的地位彻底开始不可逆的动摇了。在大一统的中国，这不算什么，秦始皇时代就做到了。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欧洲，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由于每个国家的疆域有限，暴力不能广泛延伸，而人、财、物却可以自由流动，所以黄金一直是各国法币的有力竞争者。20世纪70年代，金本位最终随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而崩溃。不过，崩溃的起点确是在1847年英格兰银行被授权援助其它商业银行的那一刻。更妙的是，这种垄断不是政府靠暴力强加给资本家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内部产需不平衡，由资本家不得不主动向政府申请的——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都需要政府信用作担保的货币救急。这样的要求，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垄断了货币发行的直接好处就是可以更方便地透支。央行是金融Matrix的Architect，掌握所有大型金融机构大规模资金流动的后台操作权。既然央行是政府的融资平台，央行当然可以应政府的要求，给予财政部后台操作的权力，这就是无限透支的权力。比如政府从丁公司采购一辆汽车，但是央行国库账户之中的税收余额已经告罄。这时财政部可以直接要求央行在国库账户中写上足够的金额，凭空变出一笔钱来。有些国家的财政部可以给央行一张借条，比如10万英镑的国债。不过，这张借条什么时候还，谁也不知道。央行也可以给予国有商业银行一笔贷款，指定贷给有关部门。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不过，财政部这样不断透支造成的必然恶果就是日后的通胀。各国的法律都禁止财政部在央行随便透支，但是又都留下技术性的后门——议会立法禁止行政机关随便透支，但是又留下技术性后门，就是为了随时由议会控制透支的尺度（不过，最终往往是行政机关占上风）。一方面防止财政部随便透支出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危机时刻该透支还是会透支。央行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如果这点好处都没有，那还有什么用？

　　

　　当然，后台操作的权利远不止于此。“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好处绝不仅仅是为了滥发钞票，获得铸币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交易都要要以货币为媒介。控制了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就可以控制人、财、物的流动，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自然极大地提高。对具体企业给予帮助更不在话下：理论上，中央银行要对所有商业银行的所有经营行为一视同仁。实际上，央行完全可以通过有选择地贴现或贷款等办法，给予某些金融资本特殊的照顾（当然这些金融资本的经营行为也必然符合中央政府的利益），也可以给予某些金融资本以颜色（如果它们的行为胆敢违拗中央政府的利益）。比如，大型银行为与政府关系密切大型企业提供廉价贷款，央行为这些大型银行进行贴现或者提供贷款。不仅如此，如果本国军事实力延伸出本国国境，本国货币流通范围超过本国疆域，该国甚至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调动各种资源，为本国大资本谋求非分的利益。这是后话。

　　

　　有时，受益的不仅是中央政府，还包括和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的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绝大多数国家，地方政府无权向央行申请贷款。须知无限申请贷款的权利就是发钞的权利，不断借新还旧，就是永远不还。如果希腊可以随便使用本国债券去欧洲央行申请贷款（贴现），就意味着希腊可以不断顺利发钞。不限制希腊的财政支出之前，如果给予希腊这样的权利，就是给予希腊不断印钞弥补财政赤字的权利。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央行在收买希腊债券问题上如此迟疑。但这并不是说地方政府不能向央行申请贷款。既然大型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都是央行的客户，地方政府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然后由商业银行向央行申请贷款就可以了。企业或个人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商业银行可以用这些的借据向央行申请贷款。如果这些贷款收不回来，商业银行要代为偿还，这就是商业银行为这些贷款背书。央行可以拒绝为商业银行贴现，但是如果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向地方政府或者国有大企业放贷，最终没有收回来，而该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话，央行就很难拒绝。“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一般来说，“但”字后面的内容往往是最关键的内容。

　　

　　更大幅度调动人、财、物仅仅是政府得到的好处的一个方面，政府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好处决不仅仅止于此。商业银行控制实体产业，央行控制商业银行，中央政府控制央行。只要控制了央行，理论上就有控制经济的能力。央行有了第七个身份——政府操控宏观经济的把手。资本主义国家设立现代意义的央行，是为了提供最终贷款人。有些国家即使没有经济危机的威胁，也设立央行，主要就是觊觎从后台操纵金融市场的权利以及无法穷举的尽在不言中的种种好处。

　　

　　现代意义的央行身兼数职，对宏观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力，于是有人希望给央行再增加一个身份。既然央行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全国金融资本的核心、金融市场的情报中心和秩序的维护者、宏观经济的调节者、中央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下属、中央政府操控宏观经济的把手，那么央行能不能再承担一个新的身份——经济周期的终结者呢？能不能由央行出面维持一个其乐融融的和谐秩序呢？

　　

　　我们在前面的《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已经指出，在扩大再生产被打断的时候，超出资本家和工人消费能力的产品没有没有销路，这就是危机的起因。整个社会生产了1000美元的产品，其中600美元用于补偿消费掉的设备和原料，资本家阶级消费100美元，工人阶级消费100美元，于是就会有200美元的产品没有销路。那一章还指出，简单再生产阶段，社会生产规模由社会顶端的消费水平和单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决定。如果社会顶端需要消费100美元的产品，每榨取100美元剩余价值，要付出100美元工资，每个工人维持最低生活需要25美元，那么就只会有4个工人就业，而不论社会上总共有多少工人寻找工作。如果还有第五个工人，要么他顶替其他工人的位置，要么其他工人主动降低一些生活标准消费一些第五个工人的服务，否则第五个人永远是失业的。没有对应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不会有人要雇用多余的劳动力。

　　

　　有人提出，既然央行发钞不必受到库存金银的限制，如果央行提供这部分货币（在这个例子之中是200+25美元），那不就既没有危机又能充分就业了吗？

　　

　　事情显然不这么简单。实践证明，这个身份超出了央行的能力，央行这样做的后果必然带来通货膨胀。经济先崩溃后停滞或是恶性通胀，央行迟早必然再次面临两难的抉择。一切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纸牌数量的多少，而是这些纸牌属于谁。

　 　

　　卢瑟经济学（7.8）——纸牌大厦（欠债还钱） 5 0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马克思

　　

　　人们接受信用支付的原因在于信用能转化为货币。某甲接受某乙的借条，是因为他确信在秋后能凭这张借条从某乙那里获得100美元的货币。“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如果信用不能转化为货币，即某乙不能按时还钱，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进一步说，人们接受银票的原因在于银票可以随时无条件地兑换成白银，如果银票不能随时兑换成白银，那么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我们在前一小节已经看到，由于信用的发展，贵金属或价值符号的流通被降低到最低。货币的流通作用，一方面为“甲、乙、丙、丁小圈子”的信用经营所代替，另一方面为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所代替。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信用替代货币的前提是需要的时候货币可以亲自出场，如果货币不能亲自出场，那么信用就不能替代货币。——如果借据不能到期顺利冲销或者偿付，借据就是废纸；如果银票不能提取现银，那么银票也是废纸。

　　

　　支撑一个人的是信念，支撑一个社会的是信仰。一切信用的流通来自信仰，信仰的动摇导致信用流通的动摇。一切以信用为支撑的财富的观念也来自信仰，信仰的动摇导致财富的动摇。当信仰崩溃的时候，就是社会崩溃的时候。经济方面的信仰崩溃，必然到导致经济的大崩盘。

　　

　　信用按时转化为货币的过程也是信用或者“信用货币”和债务一起湮灭的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首先要回顾这个湮灭过程。我们首先分析没有银行介入的信用湮灭，然后分析有银行介入的信用货币湮灭。

　　

　　回到某甲某乙和某丙小圈子信用循环的例子中，某甲用某乙的100美元欠条支付了某丙的货款。支付之前，某甲在欠条背后签名，表示如果某乙不能按时还钱，那么某乙的借条就由某甲自己承担。这100美元的借据就替代了100美元的现金，起到了流通的作用。现在到了秋后，如果这张欠条没有辗转回到某乙手中，那么某乙就要面临还债的问题。

　　

　　如果某乙手中能拿出100美元的现金，那么一切万事大吉。如果某乙拿出不出100美元的现金，就要用别的方式偿还债务。比如，用某乙的汽车抵债。这样流通中的信用就减少100美元，某乙的债务也消失了。如果某乙的汽车拍卖，卖得100美元，那么购买者（比如某丁）手中就要减少100美元的现金，某丙手中增加100美元的现金。如果某乙这时已经一贫如洗，汽车房子早就不存在了，或者某乙直接宣告破产，那么就要由某甲承担这个过程，某甲要拿出100美元的现金清偿债务或者用某甲的家产抵债。如果某乙和某甲都宣布破产，那么最终的损失就要由某丙自己承担。

　　

　　正常情况下，已经过期的欠条，是谁也不要的。不过，某丙也可以廉价（比如20美元）把欠条卖给某丁。某丁是黑道人物，专门靠收债做营生。某丁把某乙绑架来一顿折磨，让某乙饱尝皮肉之苦，确信如果不还钱还有更大的苦头，最后某乙想方设法搞到100美元偿还某丁。至于这100美元究竟是怎么来的——某乙是坑蒙拐骗还是偷抢贩毒，某丁是不关心的。如果没有某丁那样的手段，谁也不会要那100美元的欠条。所以，那100美元的欠条已经不能流通了。

　　

　　不论如何，某乙的欠条到期时，流通中的现金总量不变，而某乙的100美元的欠条都要退出流通，不能再成为支付手段，不能承担新的流通的任务。

　　

　　有银行介入的情况，大同小异。

　　

　　一个经济行为，比如说投资建厂或者流动资金不足，某乙申请贷款。那么在银行给某乙贷款的时候，某乙在银行的账户上就增加了一笔对应的存款。从总量上来看，某乙增加了对应的债务，M2要增加对应的数字。在贷款期间，某乙陆续使用这笔存款，这笔存款从某乙企业名下转移到其他企业名下，然后其他人购买某乙的产品，他们存款转移回某乙的名下。当贷款到期以后，某乙要偿还这笔贷款，也就是债务和对应的信用货币一起消失，于是M2要减少相应的数字。所以，正常情况下，对应的贷款的存款不会出现累积现象。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某乙会无法偿还债务或贷款。

　　

　　如果某乙生产面包，某甲生产面粉，某丙生产小麦，那么某乙可以用面包平衡他对某甲或某丙的债务——如果某甲和某丙消费的面包总量相当于100美元的话。那么在债务到期时（甚至之前），他的欠条就已经回到他手中了。如果某甲或某丙只消费50美元的面包，第三方某丁消费了50美元的面包，那么某乙也能平衡他的债务。这时，如果某甲和某丙消费了某丁50美元的产品（比如香肠），那么总信用循环也是可以平衡的。某甲和某丙的消费能达到100美元，就能平衡总信用和总债务，换句话说，债权一方的消费总量应该等于他们所拥有的债权。如果债权一方仅仅想积累财富，而不打算消费，这时就需要有第三方消费多余的产品，提供对应的货币，否则必然面临一部分商品滞销的情况，那么对应的就是货币回流不畅。如果某甲、某丙和某丁消费了某乙的面包，而某甲和某丙并不打算消费某丁的香肠，那么必然出现某丁的50美元转移到某甲或某丙名下的情况。当某丁名下的货币耗尽的时候，就是某乙的面包滞销，也是这个循环无法继续维持的时候。

　　

　　在银行贷款的例子中，某乙申请100美元贷款，银行扣除5美元贴现，然后在某乙账户中存入95美元，某乙用这些贷款支付某甲的货款。某甲用这95美元购买某丙的商品。还有5美元成为银行利润。如果某乙的产品销售顺利，这100美元最终将辗转回到某乙的手中，某乙就能顺利偿还贷款。如果某丙和银行并不继续购买其他产品而是把这些钱存入账户，那么某乙很显然无法顺利偿还贷款。

　　

　　如果这笔贷款还不回来。那么会怎么样呢？可能性之一，是银行从第二还款来源获得补偿，比如拍卖企业的抵押物。其他企业或者个人购买企业的抵押物，他们的存款减少对应的数值。可能性之二，是第二还款来源无法覆盖损失，于是银行承担损失，银行的自有资本损失这个数目，如果数目很大，银行甚至可能破产倒闭。如果银行的自有资本也不够弥补这笔收不回来的贷款，那么银行破产清算以后还有一部分损失要由储户承担，原有储户的存款便不存在了——储户是银行的债权人，银行是储户的债务人，银行代储户放贷，储户是债权的最终所有人，如果债权最终无法转化为货币，银行的自有资产也无法弥补损失，那么损失必然要由最终所有人承担。

　　

　　这100美元并没有消失，而是停留在某丙和银行利润的账户中，或者即使进入流通也不购买某乙的消费品。如果停留在某丙的账户中，那么最终某乙的贷款到期的时候，某乙就没有能力偿还贷款。这时某丙可以购买某乙的抵押物，比如某乙的房子。平时售价200美元的房子，这时某丙可能用100美元就购买下来。如果没有人购买这些抵押品，或者这些抵押品不能弥补某乙的贷款，比如只卖了50美元，那么最终银行就要损失45（50-5）美元损失。如果银行倒闭破产，那么某丙的95美元存款也收不回来，于是某丙承担95美元的损失，银行损失5美元。表面上看，某丙获得了95美元的利润，银行获得5美元的利润，实际上这100美元的利润能否落袋为安，还是两说的事情。

　　

　　无论出现上面的哪种情况，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都会随着贷款到期而消失，M2都要减少相应的数字，而M0不变。这个过程可能是很顺畅的，如果某乙的产品顺利销售话；也可能是极其痛苦的，如果某乙的产品滞销的话。债务与债权一起湮灭的过程，可能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也可能涉及倒闭破产，暴力清欠，银行挤兑，经济崩溃。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积累财富而不是满足消费需求，所以本身就具有回流不畅的倾向。如果绝大多数资本家都只打算积累财富，而不打算购买消费品，同时压低工人的消费能力，那么最终必然有一个时刻，面临产品滞销，大量债务违约，大量损失要分摊的局面：“崩溃已经开始的信号……表示市场商品充斥，外国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停止，回流迟滞，而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是，商业丧失信用，工厂关门，工人挨饿，工业和企业事业普遍停滞”。事实上，这种局面往往是投资高潮的后遗症。一开始，由于设备更新，产业革新，开辟新大陆等等原因，资本家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于是一拥而上，纷纷申请贷款，扩大投资，购买设备，新建厂房，增加工人；当产能实现以后，资本家们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有效需求，大量产品生产出来却没有卖主，于是一哄而散。

　　

　　"I stay here on my bond!"我照契约行事！拿钱来，或者吃官司！这时如果某乙不能还钱，损失就要由某甲、某丙或者银行承担。毫无疑问，这几家一定会想方设法榨干某乙身上最后一分钱。查封财产，拍卖抵债是可以预期的事情，至于会不会有牢狱之灾则要看各国法律和具体情况，如果当地法制不发达还会有黑社会介入清欠。

　　

　　这时，某乙如果不想破产，就必须想法设法偿还债务。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借钱，想方设法延期偿还，或者拆东墙补西墙，这是很正常的。某乙手中有大量积压的商品，自认只要能坚持一段廉价把这些商品卖出去，就能还上钱了。哪怕是借点高利贷，先把贷款的窟窿堵住，将来用货款还高利贷。偏偏这时候银行也不愿意借钱——某乙现在已经回款困难了，谁能保证某乙能还上新的贷款？再说现在银行自己也有大量的贷款随时可能收不回来，本身就资金紧张。于是，很常见的现象就是银行利率飙升。

　　

　　这时，民间高利贷利率上升得更快——相比之下，民间高利贷更容易获得，所以放贷风险更大，必然利率更高。短期看，这种放高利贷的收益很高，年息40%都不稀罕。更有甚者，某乙签了借款100美元的拮据，只给某乙60美元，40美元作为利息直接扣下来。于是债主拥有100美元的拮据一张外加40美元的现金。膀不动身不摇，60美元，变成100美元，这样的事情，想想都会笑。于是贫困地区一夜暴富，宝马车成为一般人家的标配，不开宝马都不好意思和邻居街坊打招呼。但是，长期看风险非常大，毕竟这种暴富是建立在债权能顺利转化为货币的假设的基础上的，而借款人却恰恰是资金紧张的某乙。如果某乙能顺利回款也就罢了，债主获得140美元。如果不能回款，债主手中的100美元的借据就可能成为废纸，于是直接损失60美元。不过，某甲、某丙和银行的压力就小很多了。毕竟，有人愿意主动承担损失60美元的风险，对他们来说60美元已经回来了。

　　

　　这时某乙手中可能用其他的债权，比如没有收回的货款，某乙就会加紧催收货款，同时拒绝给其他下家赊购的机会。问题是这个时候能收回多少债权也是未知数。一方面，许多债权可能还没到期，某乙要在年底偿还100美元，他手中有某丁的100美元的债权，但是他和某丁约定收回100美元的时间是来年春天。这时某丁完全有理由拒绝提前偿还。如果某乙要某丁提前偿还，则可能要提出优厚的条件，比如现在偿还只要80美元就两讫了。另一方面，这些债权还能收回多少本身就成问题，某丁现在可能本身已经陷入困境。再说某乙陷入困境，本身就可能是因为其他人欠债不还所引起的。

　　

　　某乙如果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也不能收回债权，就只能挖肉补疮了。某乙可以廉价抛售自己的产品，挥泪跳楼大甩卖。所谓货到地头死，这时就不要讲价钱了，能卖几个钱是几个钱。如果只有某乙自己在抛售也就罢了，如果大家都在抛售，那就看谁跑得快了。跑得慢的人，只能把卖不出去的商品抵债，只能能抵几个钱，只能随债主说了算。

　　

　　抛售完商品抛资产，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土地，平时收集的奇珍异宝，名人字画，有什么是什么。这时，各种资产价格迅速下跌。

　　

　　折腾完某乙，折腾某甲；折腾完某甲，折腾银行；最后还有某丙兜底儿。一连串折腾下去，直到所有信用和债务一起湮灭为止。

　　

　　这时几乎所有的购买都需要用现款支付，不能使用信用赊购。一方面卖主不知道对方能不能按时偿还货款，另一方面卖家也着急获得现款去偿还债务。于是有多少信用，就要损失多少商品。“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当然不是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在停止贷款，催收欠款。如果我们把银行理解为有很多债权的某乙的话就不难理解银行的处境。于是，一部分人的还款困难，直接影响另一部分人贷款。那些靠贷款维持流动资本运转的资本家，即使经营良好，产品并不滞销，也会因为拿不到贷款而停产。而他们的上游企业则可能面临产品滞销的困难。某些中小企业，平时获得贷款就很难，这时往往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这时，这些企业家们就不得不像某乙一样，拆东墙补西墙或者挖肉补疮。为了维持基本的运转，他们往往不得不求助于民间高利贷。于是我们经常看到银行收紧银根，民间高利贷旺盛，中小企业微利运转、苦苦挣债的局面。

　　

　　由于全社会的资金通过银行这个中介，具有高度流动性，所以全社会所有人的现金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紧：“这时危机突然爆发了，昨天还是如此充足的银行券，一夜之间就从市场上消失了；随着银行券的消失，汇票贴现者，要有价证券作担保的贷款人，商品购买者，也消失了。英格兰银行应该出来援助……但是它很快也就无能为力了；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把自己能够获得的货币贮藏起来，因此，银行券将会在人们最需要它的那一天从流通中消失。保存起来的银行券，1847年10月一个月就有400万镑到500万榜。”

　　

　　保存现金的目的除了为了应对支付，还为了让自己的利润落袋为安。

　　

　　这种时候任何财富都不如货币重要：“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在信用扩张期，全社会总利润可能很高，但是一旦发生危机，总信用和总债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湮灭，互相抵消之后，究竟有多少利润落袋，那是另一说的事情。名义上挣了很多钱，存款帐户中有很多钱，还有很多投资，但是这些财富能否落袋为安，是两说的事情。这时只有金银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信用是靠不住的，银票是靠不住的，有价证券、债权、股权和土地所有权也都是靠不住的。

　　

　　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积累的财富是实实在在的金银和土地，有些大财主喜欢窖藏货币，因为货币是社会必要劳动的化身，可以购买一切商品。他们把多余的货币埋在院子里，或者收在密室的金库里，这些货币沉睡起来退出流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积累的财富是头脑中对债权的信仰。平时人们不需要金银，信用把金银的流通作用压缩到最小，很少有人会让自己手中的货币会处于停滞状态，资本家获得金银马上又进行投资。金银的交割仅仅是账面的运动，匆匆地在账面上一带而过，随即便再次投入流通，以求获得更多的同类。这时社会顶层拥有财富的人，会更多地在意自己未来能拥有多少财富，而不是现在保险柜里有多少金币，或者银行账户上有多少存款。这时，他们手中拥有少量的现金也是为了应对生活的需要或者支付到期的账款。相比之下，这些现金与他们名下的所有的财产相比，往往不值一提。他们拥有的绝大多数财产，都是在不断进行投资，处于滚动之中。他们拥有的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是在想象之中，需要通过估算才能知道总量。当然，这种估算的前提就是一切经营活动顺利平稳。

　　

　　产业资本家会用自己手中的货币进行投资，有些人会把手中的钱借给产业资本家，不够投资的部分会被存入银行，由银行收集起来放贷，这些放出去的贷款也会转化为投资，债权最后变为商品。这时，货币已经退出流通，绝大多数的货币静静地沉睡在公共的金库（也就是银行的金库）里，处于休眠之中。与实体沉睡相对应的是所有权的高速转移——货币的流通变成银行账目中货币所有权的不断冲销，利润的积累会随着贷款和投资的增加也变成银行账目上纸面的增长，最后货币的财富会变成债权，这些债权能否顺利兑现则在于商品销售情况。

　　

　　还有一部分货币会投入与实际生产无关的领域，去购买股票、债券、土地（地产作为资产，和股票债券一样，也对应一种索取权，是对未来在该地生活的人的贡税的索取权），去追求这些资产的价格的升值。如果不考虑价值符号泛滥情况下人们购买资产以求保值的话，那么资产的价格同样间接得益于实体经济的利润。首先，这是因为当实体经济萎缩的时候，股票和债券的收益和地租必然下降，实体经济破产的时候，股票和债券必然变得一文不值，土地也无法收到地租。其次，这些资产的价格与利息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当利息上升的时候，即使股息、利息和地租不变，这些资产的价格也会下降。再次，当实体企业家遇到资金困难的时候，必然抛售一切可以抛售的东西以避免破产。这时，即使这些资产收益不变，利息也不变，他们的价格仍然会因为大批抛售而迅速下跌。

　　

　　正常情况下，财富是滚动积累的资本，而不是窖藏的货币。非常时期，资本不再投入滚动，而是被窖藏。这时的损失不知道由谁承担，即使存在银行，也难免被银行倒闭所牵连。对资本家来说最靠不住的就是债权，最没用的就是商品。能获得多少利润，能有多少利润落袋为安，要看财富脱离经济循环的速度，甚至完全看运气。某乙欠了某甲和某丁的债。如果某甲先到，那么某乙的资产可能就先被某甲拿走，某丁赶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抵债的东西。某甲拿走了某乙的资产去拍卖，某丙可能也要拍卖类似的产品。如果某甲赶在某丙之前卖出去，那么某甲就可能落袋为安。相比之下，某丙的商品就可能被迫打折，甚至完全卖不出去。

　　

　　这时，大家都变成货币贮藏者，想象中的财产，未来的收益、债权或者虚幻的价值，必须变成实在的货币。谁跑得最快，谁损失最小。大家纷纷退出循环，握有现金，准备应对支付危机，准备将来东山再起，或者仅仅是为了避免损失。——火灾之中，站立不动的人会被众人踩死，仅仅为了避免被踩死也要随大流狂奔。

　　

　　这时，银行也不是可靠的。实际上，银行也是环环相扣的信用链条中的一个节点，银行绝大多数的资产是放出去的贷款，主要的负债是存款。前一小节的例子中，苏格兰银行拥有的现金大约为300万英镑，而各种存款大约2700万镑，换句话说，银行拥有的债权（各种贷款）至少2400万镑。如果某乙不能偿还贷款，银行就有可能要承担损失。对银行来说，虽然有很多债权（贷款），但是也有很多债务（存款）。货币荒的时候，银行拥有的债权最不好说，谁也不知道那些贷款人会不会宣布破产；但是银行负有的债务却很难逃脱，除非银行自己宣布破产，否则银行难逃债务。如果银行的债权（贷款）损失到一定程度，超过银行自有资金，就可能出现银行不能保证存款人随时提现的局面，也就是由储户最终承担损失，或者说储户的存款打水漂。某乙不能承担损失，将由某甲承担损失，某甲不能承担损失，某丙要继续承担。这个损失传递的规律在这里也适用。不过某乙具体化为贷款人，某甲为银行，某丙为储户。对储户来说，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比赛逃跑，或者说在银行倒闭之前把自己的存款全部提现。于是，动作快的储户落袋为安，动作慢的储户面对一大堆收不回来的贷款欲哭无泪。

　　

　　如果对银行失去信心，就不是窖藏银票，而是窖藏金银。甲、乙、丙、丁拥有银行的存款是对银行债权，他们手中的银票也是，如果他们对银行拥有的债权（放出贷款）也产生怀疑，担心银行可能被拖累的话，他们同样会采取迅速提现的做法——这时的提现绝不是提取银票，而是提取现银——银票不过是一张纸，不能提取现银的银票就是一张废纸。平时看似沉睡的压库的银子，这时就派上用场了。如果这些银子不存在，银行难免面临倒闭。同理，在价值符号的时代，理论上央行是唯一的发钞行。这时，如果对国家的信用产生怀疑的话，所有央行的债权人，就会争相放弃央行的债权，去追捧外汇和黄金——如果能兑换就兑换，否则就去黑市购买。

　　

　　保存现金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获得额外的收益。

　　

　　这时，有人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逆潮流而动，把货币投入经济循环，试图出手捡便宜。这是一种冒险求富贵的行为。成功的话，可以廉价买到平时昂贵的资产或产品，弄不好却可能成为损失的分担者。抛开前面高利贷者的例子，还有其他很多的例子：“一个法国人把一批价值3000镑的商品交给明辛街一个经纪人，要他按一定的价格出售。经纪人卖不到要求的价格，这个法国人又不肯削价出售。商品就留在那里卖不出去，但这个法国人急需钱用，因此经纪人就用下述方式贷给他1000镑，即由这个法国人以商品作为担保，向这个经纪人开出二张以三个月为期的1000镑汇票。三个月后，汇票到期，而这宗商品却仍然卖不出去。经纪人这时必须兑付汇票，尽管他手里有价值3000镑的担保品，但不能变卖，因而陷入了困境。一个人就是这样把另一个人拖垮的。”

　　

　　当然，如果进入循环的大资本有操纵市场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情了。产业资本旺盛期，并不是货币资本旺盛期。相反，当产业资本陷入困境的时候，恰恰是货币资本获得最高利息并且廉价收购资产的时候。这时，大批信用退出流通，赊购赊销很难被接受，许多人贷款困难，存款损失惨重，全社会的货币总量迅速从M2向M0靠拢。M2承担的流动要由远远少于M2的M0承担，不仅如此，还有大批的货币被窖藏起来，退出流通。由于信用失效、债务被强行清盘、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贮藏等原因，必然导致货币资本在短期内极度紧缺，在支付的压力下，货币资本迅速升值，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则迅速贬值。恰恰是后者太多，才显得前者太少。这时，如果给予某一群体贷款，那么这个群体就可以迅速廉价收购产业和各种资产。问题是谁能获得贷款？毫无疑问和金融机构有密切关系的垄断大资本相对小资本有更多的机会。在价值符号时代，理论上央行是唯一发钞行，也是各个商业银行最终贷款人，能操纵国家政权的各大垄断资本自然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贷款。只要政权不倒台，央行就不会破产；只要央行不破产，这些垄断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就处于不败之地。

　　

　　19世纪，这样的危机定期袭击资本主义经济，来去匆匆，社会经济定期一片狼藉。出大事了，就要分析原因，就要有人负责，就要寻找罪魁祸首。经济危机也不例外。

　　

　　当时产业资本家的观点是银行家不肯继续给他们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导致他们陷入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廉价甩卖的困境。银行家的观点是产业资本家投资力度不够，为了继续发展生产而争相贷款所以导致利率上涨，进而诱发危机。

　　

　　“断言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要么他们眼中只看到那些拥有可靠担保品的人，要么自己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认为银行有义务也有权力用纸票把所有破产的投机家变为有支付能力的稳健的资本家。断言只缺少资本的人，要么只是玩弄字眼，因为正是这时，由于输入过剩、生产过剩，有大量不能转化成货币的资本存在。”

　　

　　产业资本家认为货币不足，不能贴现。如果有商品就能贴现，那银行成什么了？存货不管能不能卖得出去，都能以存货为抵押向银行贴现或者申请贷款，那银行不成了最大的批发商了吗？ 工人的消费能力被压低，资本家自己的消费能力随着收入增加下降，必然有大量产品卖不出去。这些卖不出去的产品没有销路，也就不会有货币的回流，没有货币回流的商品对应的借据（汇票）怎么能贴现呢？如果贴现了，将来又卖不掉，最终货币回不来，这些商品必然归银行，那不成了银行购买产业资本家的产品了吗？再说，还有很多贷款纯粹就是用于投机甚至欺诈。

　　

　　“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

　　

　　银行怎么能有义务把这些损失兜底呢？何况，银行兜底的幅度，如果超过银行自有资金的，就是储户用存款兜底。

　　

　　如果银行不伸出援手，不肯向某乙提供资金援助的话，某乙的损失必然一环扣一环的传递下去。银行一手托两家，一面是贷款，一面是储户，所以也是其中的一环。货币紧张的蔓延，必然导致危机的扩大；危机的扩大，加剧货币紧张的蔓延。这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把自己的资产变现，成为货币贮藏者。“在恐慌时期，国家所需的通货等于平时的两倍，因为流通手段被银行家和其他人收藏起来了。”这种危机达到一定幅度，难免会冲击银行。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自有资本的话，银行必然倒闭。

　　

　　表面上看，银行只要印刷一张银行券（银票）就可以使陷入困境的某乙获得解放，也可以避免自己破产的风险——既然大家把银行券收藏起来，那银行就加印银行券。实际上，这样一来，银行破产的风险还是增加了。因为这时就意味着银行的负债增加了一张银票，资产增加一堆卖不出去的商品，或者一些已经失败的投机或欺诈。当银行的负债多到一定程度，资产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可能面临被挤兑白银的风险。银行冒着被挤兑的风险，用自己的债务换取某乙的滞销产品和垃圾债务，这样的傻事谁会干呢？

　　

　　再说，大家收藏银行券而不是金银的原因，是大家确信银行不会超印银行券，用银行券随时能提取现银。如果大家知道银行超印银行券，必然不再收藏银行券而是收藏金银：某乙获得银行的银票，把银票支付给某甲，某甲把银票支付给某丙，某丙会在第一时间用这张银票去提取白银，然后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银行库存金银一旦告罄，银行还是会破产。

　　

　　这时，需要有一家银行站出来，用自己的钞票为企业提供流通手段，避免所有的货币都被窖藏起来。这家银行必须有足够的信用确保自己的钞票能够顺利流通，而且不怕挤兑。

　　

　　卢瑟经济学（7.9）——纸牌大厦（开闸放水） 7 0

　　“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马克思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崩溃型的危机往往是投资高潮的必然结果。当扩大再生产结束，产能释放出来的时候，整个社会进入结帐状态，多数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并没有提高到足以消耗掉所有产能的高度，于是总产能与总消费之间的缺口暴露出来，出现产品滞销的情况，进而导致货币回流不畅，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扩大再生产结束的原因，可能是技术储备耗尽，可能是触及到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的上限，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外来的特殊原因导致扩大再生产被强行打断。不论哪种情况，只要扩大再生产一旦终止，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就难免暴露出来。

　　

　　十九世纪，这样的经济危机往往与交通运输的扩张密切相关。

　　

　　某家公司大量投资铁路（收费公路、运河），铁路建成之间预计将会有多少多少的运输量。修建之前肯定要进行项目评估，于是要估计能从马车那里获得多少的客源，能让多少人改变出行习惯，能带动多少地方经济创造多少客源等等。总之，估计是能赚钱的项目，于是大规模上马，要实现交通运输的跨越式发展。

　　

　　钱不够没关系，从社会融资，就是向社会大众借钱。

　　

　　直接借钱是直接融资，就是前面一小节提到的“甲、乙、丙”循环，发债券、发股票或者卖债权，都是这一类。可以自己做，也可以花点费用通过投资银行来做。投资银行可以帮助铁路公司设计专门的融资方案，或者牵线搭桥联系其他大资本，事成之后收取一定的佣金。

　　

　　如果通过银行贷款就是间接融资，把银行牵连进去。银行给铁路公司开一个账户，写入若干存款，收取利息，到期偿还。铁路公司从帐户里面提款，购买原料、支付建筑商工程款、支付工人工资。相对铁路公司的经营，银行变更铁路公司、供货商、建筑商、工人帐户的余额。

　　

　　对投资银行来说，稳稳当当获得佣金；对银行来说，可以获的利息差；对债权人来说，把钱借给铁路公司，然后获得红利；对储户来说，把钱存进银行获得利息；对铁路公司来说，扣除利息和红利就是收益。总之，一切设想都是很好的。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公众的消费能力能达到预期的水平。

　　

　　如果全社会的消费能力不足，铁路客运和货运情况并不理想，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那么铁路公司就面临偿还债务的难题。如果是用股票融资，那么所有股东都面临股票价格缩水，拿不到红利的局面；如果是债券融资，就会面临无法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局面；如果是银行融资，就可能无法偿还贷款。

　　

　　总之，这时谁拥有铁路的债权谁倒霉。直接融资的修筑铁路后，投资无法收回的后果，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讨论，这一节讨论间接融资后，投资无法收回的后果。

　　

　　这时，铁路前期的投资对应的货币已经流通在社会上，用于购买土地、购买钢材、开凿隧道、铺设桥梁、购买机车或者支付工人工资，当然也可能包括巨额的贿赂。总之，融资获得的钱是支出出去了，但是这些钱并没有辗转流入需要消费铁路服务的人的手中。于是，铁路修好了，许多人发财了，铁路公司却因为乘客稀少，而面临债务危机。

　　

　　欠债还钱，是契约最基本的原则。这时，如果没有人伸出援手的话，铁路公司就要面临破产倒闭的结局。铁路公司倒闭之后，铁路公司的铁路网和机车，就归贷款银行所有。如果铁路公司造成的坏帐数量比较小，那么银行可以用自己的自有资本承担损失；如果铁路公司的坏帐数目惊人，超过银行自有资本的数量，那么必然有一部分损失要转移到储户头上。这是前一小节已经分析过的内容。

　　

　　对储户来说，知道银行有一大笔投资收不回来，就是提现的信号。提前把自己的存款提出来，免得最后承担损失。这时，挤兑的风暴就在酝酿之中。

　　

　　对银行来说，铁路和机车也许在未来能产生很多利润，但是现在却是累赘。银行的储户需要的是现金，而不是铁路的资产。储户来提现，银行不能给储户铁轨或者车头。（当然，还有许多投资，在贷款期限到期的时候，甚至连铁路和机车都拿不出来。“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银行可以向储户宣传，铁路资产未来可以日进斗金，安抚储户情绪。这是很难的——如果铁路资产能盈利，铁路公司就不会破产了，储户更关心的是现在的存款的安全，谁知道呢。至于其他人信不信，我反正不信，我就要提现。

　　

　　这时，银行为了自救必须一面若无其事，一面提高利息。提高利息的目的可以吸引存款，减少提现和贷款。储户存入现金（真金白银）最好，存入本银行的银行券（银票）或者支票也行，其他信誉卓著的银行的银行券（银票）或者支票亦可。不过，其他有问题的银行的银行券则是绝对不行的。

　　

　　实际上，在银行提高利息以前，社会利率水平往往已经上升了。铁路公司倒闭之前，必定拆东墙补西墙，不惜一切手段借入货币。那些在铁路投资中发了大财的人，现在往往持币观望，或者提现，甚至转移资产。落袋为安，谨慎投资，这是很现实的思路。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许多正常经营的资本家此刻也会受到连累。对于那些能贷到款的资本家来说，银行提高了他们的利率，直接压缩他们利润空间。对许多中小资本家来说，他们则面临根本贷不到款的困境。工程已经开工，还没有投产，投产之前，银行突然停止贷款或者提高利息，甚至要求提前还款。企业已经购买了设备，银行却突然停止贷款，或者提高了利息，导致企业无法购买原料，或者即使生产也是亏本运营。这就完全可能把本来能正常运转的企业弄倒。

　　

　　对其他银行家也是如此。当甲银行提高利率的时候，如果甲银行规模足够大，那么乙银行也必须跟进。否则，乙银行的储户就会提现，然后去甲银行那里开户存款。如果两者利率差足够大的话，甚至可能会有人从乙银行贷款，去甲银行存款。于是，本来是甲银行有被挤兑的风险，乙银行却因为收紧货币太慢，最终李代桃僵。甲银行提高利率，乙银行的贷款企业同样会遭殃。在这一小节的后面，我们会看到，英格兰银行因为提高利息速度太慢，就吃过法国银行的亏。

　　

　　甲银行的日子一样不好过，虽然手中还有大量的其他债权，却苦于没有足够的现金应对挤兑。大量的贷款出去，投资建设、试运行、达产、盈利都需要时间，银行不是不知道。但是，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如果不能尽可能多地收回债权，就要面临倒闭破产的风险。储户挤兑银行，银行把最大的压力转移给贷款的资本家。

　　

　　铁路公司不反思自己的投资规模太大远远超过社会消费能力，也认为只要能贷到款，咬一咬牙就能挺过去。——只要继续贷款，不断借新还旧不就可以了吗？

　　

　　至于前期在铁路投资中发了大财的人，现在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但是，他们一不打算用所有的钱去坐火车（他们手中的巨额利润足够他们每天坐火车坐到寿终正寝还有大量结余）；二不打算把自己的财产分散出去，让社会上其他多数人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三不打算和银行同生共死，而是随时准备提现。于是，大批现金在他们的帐户下，随时可能被提现进入他们的保险柜，既不能辗转流回铁路公司，也不能让银行渡过难关。

　　

　　于是，很多资本家和银行家抱怨危机时刻通货不够，或者说流动性不足，导致他们或者贷不到款，或者被挤兑。

　　

　　这时，银行如果不能凑够足够现银（黄金）应付挤兑风潮，就必然倒闭。银行的倒闭并不是拿不出银行券（银票）或支票，而是拿不出现银。银行券（银票）对银行来讲并不算什么，只要印刷就可以。大家接受银行券（银票）的原因是因为相信银行券能兑换现银，如果大家知道银行没有足够的现银，谁还会要银行券呢（银票）？

　　

　　悲剧的是，危机一旦形成，无论有银行金库中多少金银也是不够提现的。

　　

　　我们在《流通的债务》中分析过，由于信用的流通，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必然大于库存金银总量——银行肯定会有贷款，这些贷款会变为存款。只要存在放贷行为，银行库存的金银数量，就必定少于储户帐户中的现金数量，之间的差额就是各种贷款余额。银行金库拥有400万盎司黄金，银行储户帐户上就会有400万盎司黄金对应的存款。铁路公司贷款200万盎司黄金，银行老储户的400万盎司存款不会有任何减少，由于贷款会新增200万盎司的存款，于是新老储户总共会有600万盎司黄金的存款，而银行金库还是400万盎司黄金，账面上会有200万盎司的债权。即使铁路公司破产了，新增的200万盎司黄金存款也不会消失，而是会辗转流如某甲、乙、丙的帐户。如果甲、乙、丙不肯用这200万盎司黄金购买铁路的资产，银行就要面临400万盎司库存黄金加铁路资产对应600万存款的局面。

　　

　　现实世界中，局势往往严重得多。《资本论》提到的苏格兰银行的例子中，银行金库只有300万镑的库存现金，储户帐户上却有2700万镑的存款，现金与存款的比率大约11.1%。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一个良性经营的银行，遭遇挤兑也是在劫难逃的。良性经营的银行，虽然手中握有2400万镑以上的贷款债权，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收回所有的债权。如果不能从同行那里拆借到金银的话，只能抛售手中的资产。而紧急抛售往往卖不上价钱。2400万镑的债权，也许只能筹措到1200万镑的现金。于是，银行首先是把各种债券，然后把贷款收款权廉价卖给其他公司，最终关门大吉。

　　

　　提现的人群只要银子，不要债权，也不要银票。没有银子，金子也可以。银票则是随时能成为废纸的东西，谁也不要。如果不能使他们安心，他们就会挤垮银行。如果仅仅一家银行遭遇挤兑，可以向同业申请援助。为了避免形成所有银行都遭遇挤兑的情况，银行同行之间往往会伸出援手，这不仅仅是为了向同行提出苛刻的条件乘机扩大自己的资本，也是为了避免恐慌情绪扩散，进而导致自己的银行也被挤兑。但是，如果所有的银行都遭遇类似的情况，那么任何银行也不要指望能获得同行的援助。如果铁路公司的损失惊人的话，各个银行集中所有的金银都无法应付提现风潮的话，各个银行最终往往不得不自扫门前雪。

　　

　　此刻，整个银行界手中握有大量的债权，背后负有大量的债务。这些债权是前期贷款所转变成的商品资本（铁路、机车、桥梁、涵洞、车站）或者它们的衍生产品（铁路公司的债券），那些债务就是储户的存款。商品资本由于社会消费能力不足，不能顺利转化为货币，导致债务无法偿清。于是，整个银行界无法拿出足够的资金偿还储户，各大银行的招牌在挤兑风潮中摇摇欲坠。

　　

　　这时，有人提出，由国家提供贷款不就可以了吗？既然银行手里有大量没有收回的债权（各种贷款），那么就可以用这些债权作为抵押向国家申请贷款，由国家信用替代的金银储备发行货币，稳定人心，避免挤兑风暴的无限蔓延。风暴过去以后，把这些货币逐步收回不就可以了吗？换句话说，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由央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换句话说，央行成为银行中的银行，当所有银行都陷入困境，无法互相救援的时候，由央行成为所有银行的拯救者。

　　

　　这种方式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一度是有一定疗效的。

　　

　　早期的英国银行拥有独立的发行权，可以随便发行银行券（银票），不论有多少库存金银，发行多少都可以，只要有人愿意要，别被挤兑就可以。挤兑了，银行就要破产，储户和银行就要自认倒霉。当时在英格兰，几乎所有的银行都超发银票。——只要库里面有银子，就可以随便印银票。这样暴利的事情，怎么可能不做呢？于是货币流通极其混乱。小银行经常今天开业，过几天就被挤兑。实践证明，市场选择除了优和更优，还有烂和更烂。当时英格兰地区的银行，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所谓自由选择达到完美世界，只能是想象之中的事情。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储户都不可能了解银行的运作细节。

　　

　　当时有必要由国家统一发行权。

　　

　　1844年，英国上下两院通过由首相罗伯特.皮尔主持的《皮尔条例》。根据《皮尔条例》，凡曾经发行银行券（银票）的银行，不许新增银行券发行，发行量以现有数额为上限；英格兰银行可以新增发行，的银行券与黄金数量挂钩。英格兰银行依法分为发行和营业两部分。发行部负责货币发行，类似今天的央行。营业部负责吸收存款和放贷，类似今天的普通商业银行。发行部凭政府债券发行1400万镑的纸币，此外可以按照库存金银的总量增发纸币。任何人都可以按照3镑17先令9便士　一盎司　的价格用英格兰银行的纸币自由兑换金条。反之，英格兰银行也可以按照库存黄金白银和这个比例不断增发银行券。从此，英国的货币实行严格的储备发行。每一张纸币的背后，都对应的黄金白银或1400万镑国债。

　　

　　于是，英格兰地区银行的货币发行总量有了上限，各个银行不能再随便滥发银行券（银票），小银行今天开业明天挤兑的事情一去不复返了。

　　

　　好景不长。

　　

　　1846年，爱尔兰土豆歉收，英格兰本岛小麦歉收，欧洲大陆小麦也歉收。于是，英国被迫从美国超量进口小麦，法国也是如此。为了应对黄金外流，法国把贴现率提高到5%，并从英国贷款100万英镑。英国先是提高到3%，后来提高到4%。由于英国慢了一步，大量的黄金从英国流到法国，又从法国流向美国。由于黄金外流，英国国内货币总量迅猛下降。于是，英国国内出现贷款困难，全社会扩大再生产被打乱，前期的投资进入结帐状态。由于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大批商品滞销，许多商号倒闭。这些倒闭的商号把责任推给皮尔条例，认为是皮尔条例限制了货币总量，使他们无法自由贷款，导致他们破产：“于是这类只有三千镑资产而负债达到五万镑之多的大人先生们竟大喊大叫地说，他们的一切困难的根源就是这个万恶的1844年条例，就是这个皮尔的限制条例。”他们认为只要能随便贷款，他们就能挺过难关。

　　

　　当时的公众牢牢抓住黄金和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不放（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可以随时按照固定比率换黄金，所以就是纸黄金），纷纷把现金从银行中提出存进自己的保险柜（或者床头柜）。提现加窖藏挤垮了许多银行，许多规范经营的银行虽然拥有大量优质债权，但是缓不济急——这些债权变成现钱需要时间，所以众多银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时，如果继续顽固地坚持皮尔条例，必然使商品和货币流通迅速萎缩。“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

　　

　　最终英格兰银行自己的营业部也受不了了。我们前面说过，只要有贷款，存款总数必然大于银行库存的现金总数。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也是商业银行的性质，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必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到　1847年10月23日　，英格兰银行营业部库存现金总数只剩下199万英镑，随时可能被挤兑垮。——央行差点被挤兑垮，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为了保住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英格兰银行的发行部被授权可以进行“任何违反现行法规的紧急措施”。换句话说，发行部可以暂时抛开《皮尔条例》的限制，超量发行货币，为营业部提供无限数量的货币。因为营业部可以为英国其它银行提供贷款，所以为营业部提供无限数量的货币，就是为社会融资提供无限数量的货币。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救市行为。

　　

　　英格兰银行拥有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发钞权，完全不同于一般银行用金银作储备的发钞权：一般商业银行只要金库中的金银被提空，该行钞票就会失效，退出流通；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之中不只有黄金，还有国家的暴力，所以英格兰银行的金库永远不会被提空，英格兰银行的钞票也是永远不会退出流通的。于是，其他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开设账户存入现金（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或者黄金），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客户。英格兰银行可以为其他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它们渡过难关。英格兰银行成为银行中的银行，也就是最早的央行。

　　

　　这些货币对应的信用，显然是由国家提供的。由于这项授权，使所有人确信国家会为可靠的债权提供信用。英格兰银行虽然没有在事实上超额发行，却给公众吃了定心丸。于是大家不再拼命抛售债权、挤兑银行、窖藏货币，被收藏起来的英格兰银行的货币重新又回到了流通之中。由于前期超量投资的商号已经倒闭破产，债务货币湮灭过程已经完成，所以危机停止蔓延，到此为止。

　　

　　由于科技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导致新的投资高潮的出现，英国经济很快经济复苏。到1848年，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过。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英格兰银行的救市行为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危机进入第二阶段，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由于充满竞争，经济也不会长期停滞。于是产生了只要英格兰银行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破坏的错觉，认为经济危机时期只要放松利率就万事大吉。事实上，“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超过资本家自身消费和工人工资部分的产品是没有销路的。这部分产品需要成为投资品，用于扩大再生产。一旦扩大再生产被打断，这部分产品就会因为没有销路而滞销。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是危机的根源，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改变“社会底层无力消费，社会顶层无欲消费”的现状，自然就不能消除危机。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导致产品滞销，一批高负债经营的资本家（那些“拥有三千镑资产却负债五万镑”的人）回款困难，投资无法收回，倒闭破产牵连银行。这个时期新增投资停止，生产规模迅速由扩大再生产向简单再生产靠拢。第二阶段是由于银行为了自保而提高利息，压缩贷款甚至停止支付，民间为了自保大量提现，于是大批经营正常的企业和银行也被牵连其中，危机扩散蔓延。

　　

　　第一个阶段中，超过社会消费能力的大量产品没有销路注定无法回款，只要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就必然发生；第二个阶段中，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也会因为现金流动停滞而受到冲击。这个时期所有信用停止，银行大量筹措现金应对挤兑，无论是能如数偿还的还是不能如数偿还的企业全部遇到贷款困难，于是民间也开始大量筹集现金。

　　

　　很显然，英格兰银行允诺的超额发行，能够缓解短期内金融恐慌，保证必要的流通手段，却并不能治疗前期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换句话说，为利润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有一部分投资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对应的产品（或服务）滞销而无法产生利润，甚至根本无法收回。这些产品即使获得贷款，也照样没有销路，同样会滞销。不过那些资本家能坚持的时间更久一些而已。这部分投资是注定的坏账，英格兰银行即使给予贷款最终也必定无法收回。对于这部分投资，英格兰银行的救市措施是无能为力的。英格兰银行作为央行，没有理由去无条件收买这些坏账。

　　

　　如果英格兰银行收买这些坏账，必然导致流通中的货币永久性的增加。

　　

　　在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这部分投资不能带来回流的货币。英格兰银行投入的货币，解放了盲目投资的资本家以及给他们贷款的银行，相当于购入这些不良资产。一般银行购入不良资产，用自有的黄金交换资本家手中卖不掉的商品，如果没有人接盘，不能变现的话，就要损失自己的资本。银行就要拥有一推卖不掉的产品，自有的黄金就要受到损失。损失到一定程度，就要倒闭破产。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并不会增加。与一般的银行不同，英格兰银行拥有发钞权只要印钞即可，不必用库存黄金交换这些卖不掉的产品，也不会面临破产清算的风险，也不会发生拍卖银行资产填补漏洞的强行的债务货币湮灭。于是，这部分货币会永远留在流通之中。

　　

　　不过，如果英格兰银行坚持这么做，那么日后英镑与黄金必然摘钩，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由央行购买大企业或大银行的投资的行为，就是由央行剥离大企业或大银行的不良资产行为。央行给予大企业或大银行现金，收购大企业或大银行的盲目投资和烂帐。表面上看，央行和大企业、大银行都没有损失什么，却会带来流通货币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后果。）

　　

　　很显然，这种挣钱归自己，亏钱归英格兰银行，由全社会承担损失的行为，是很难通过英国上下议院的——由央行给予的无法收回的贷款，不是一般意义的“有借有还”的贷款，而是是一种无偿的财政补助。不论什么人从银行贷款，胡乱投资，挥霍殆尽以后，要求央行弥补损失，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如果英格兰银行不收买这些坏账，对应的损失必然由资本家和贷款给他们的银行甚至由银行的储户承担。这个过程可能伴随一系列的破产和拍卖，就是我们在前一小节中提到的“折腾完企业，折腾银行；折腾完银行，储户兜底”的过程。

　　

　　对于没有消费能力的投资，不论英格兰银行是否出手，总要有人承担损失。区别是，如果英格兰银行出手就是全社会承担，否则就是资本家和银行承担。对央行来说，不可能通过放松信贷就创造出有效需求，通过印钞机买坏账的行为必然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央行只能避免金融危机时期，生产规模从扩大再生产跌落到简单再生产之后继续萎缩，以及信用恐慌继续扩散。

　　

　　央行不能无代价地创造有支付能力需求，所以经济的复苏也不是来自央行的救市行为，而是来自科技的进步和竞争的压力。从铁路公司的建设中获利的人，把手中的货币重新进行投资，那些有良好利润前景（比如建设中的铁路有望取代马车成为陆上主要运输工具）的债权重新受到追捧。于是，扩大再生产重新启动。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社会有效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产品没有销路，即使货币再充裕，利率再低，也不会有人新增投资。银行贷款并不能创造有效需求，也就不能创造投资动力。创造投资需求的是科技进步和竞争的压力。竞争的压力消失以后，复苏就变得极其困难。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流动性不足，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固有的供需矛盾，可以达到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的目的。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利率问题，也可以在放松货币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好处。这些好处包括那些“拥有三千镑资产却负债五　万镑的　先生”推卸盲目投资的责任，以及在投机者随后的投机之中获得极大的收益。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由央行出面由国家信用抑制经济危机扩散是有效的，可以避免经济规模跌落过深。经济稳定在简单再生产后，随着投资不断增加，原有的债权很快就能产生利润。于是，经济复苏，社会生产重新进入扩大再生产阶段。这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复苏并不重要。因为即使英格兰银行放手不管，经济很快就会复苏。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有必要深究复苏的原因。因为经济停滞的严冬让绝大多数人都切身感觉到无法忍受的寒冷。更糟糕的是，这种漫长的严冬几乎没有尽头。如果能够确认是货币过紧，导致经济无法复苏的话，那么只要央行开闸放水就能使经济摆脱停滞。如果是需求不足导致经济无法复苏的话，那么即使开闸放水也是无效的。

　　

　　事实上，这时即使放松货币也是无效的，而且会刺激通货膨胀。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由于竞争的压力不足或者根本没有压力，垄断企业倾向压缩产能谋求超额利润，此外，由于垄断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的产品数量和种类有强有力的控制作用，所以上下游企业也必然选择停滞。所以，社会生产很难进入扩大再生产阶段，经济很难复苏。这时即使银行给予大量贷款，也很难刺激经济复苏。垄断企业也不会轻易增加投资。垄断企业或垄断联盟控制市场能轻易了解市场总量，也不存在扩大再生产抢夺对手市场的可能。而中小企业受制于垄断企业，即使扩大生产往往也面临原料紧缺，利润下降或者产品缺乏销路的窘境。

　　

　　如果这时继续增发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黄金的银行券必然要变成不可自由兑换黄金的价值符号。这是因为如果超过黄金储备总量增发货币，而且保持可以按照固定汇率自由兑换的状态，那么很快就会出现中央银行储备的金银被兑换光的情况。于是，央行要么主动停止固定汇率兑换，要么被动兑换光储备金银，无论那种情况，不断增发的货币都不能和金银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金银的数量是有限的，纸币的发行量是无限的，有限的金银不可能锁住无限增发的纸币。这是显而易见的。银行券（银票）与价值符号往往同样是纸质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按照固定比率兑换金银。一旦纸币不能自由兑换金银，就割断了纸币与金银之间的脐带，纸币就不再是银行券（银票），而是价值符号。因为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流通靠国家暴力的支持，所以这时货币的流通规律完全改变，价值符号数量直接影响物价，这就为通货膨胀提供了条件。

　　

　　这时，垄断企业虽然不投资扩大生产，但是并不意味它们不贷款。它们贷款的目的是投机紧缺物资或者囤积土地。此时，央行试图通过注入货币的刺激经济复苏的做法只能导致滞胀。

　　

　　卢瑟经济学（7.10）——纸牌大厦（银行中的银行） 4 0

　　A central bank, reserve bank, or monetary authority is a public institution that usually issues the currency, regulates the money supply, and controls the interest rates in a country. Central banks often also oversee the commercial banking system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In contrast to a commercial bank, a central bank possesses a monopoly on printing the national currency, which usually serves as the nation's legal tender.Examples include the Bank of Engl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the Federal Reserv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The primary function of a central bank is to provide the nation's money supply, but more active duties include controlling interest rates (i.e., price fixing), and acting as a lender of last resort to the banking sector during times of financial crisis (e.g., bailouts). It may also have supervisory powers, intended to prevent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rom reckless or fraudulent behaviour. Central banks in most developed nations are independent in that they operate under rules designed to render them free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wikipedia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central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s the nation with a safe, flexible, and stabl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The Federal Reserve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一）发布与履行其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三）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四）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五）实施外汇管理，监督管理银行间外汇市场；（六）监督管理黄金市场；（七）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八）经理国库；（九）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十）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十一）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十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央行是金融市场的发牌人，掌握发牌的权力。它高高在上，控制商业银行手中的纸牌数量，监督并影响每一个商业银行的出牌行为，维护其乐融融的和谐秩序。央行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是中央政府的银行，是中央政府的债务经理，是银行中的银行，是所有金融业的统帅，是金融宏观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是金融舞台的建立者和总导演。

　　

　　英格兰银行最早的身份是英国政府的融资平台。虽然是中央政府的融平台，但是也是一家商业银行，由私人募集股本，接受私人存款，发放商业贷款，是一家官督民办的银行，甚至连国有银行都不是，与一般民营商业银行平起平坐。唯一不同的是，英格兰银行接受英国政府的国债抵押发放货币，同时接受英国政府的监督和指导，受到政府的支持——英国政府拿着国债来到英格兰银行，就能获得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反过来英格兰银行遇到事情，英国政府当然要出头帮忙摆平。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到19世纪中叶，长达150年的时间中，这种互利共生关系并没有显示出惊人威力：一方面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信用和银行的作用并不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民众对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心存戒惧，反对设立高于所有商业银行的中央银行。

　　

　　资本主义国家中现代意义的央行，完全是被经济危机逼出来的。1847年的危机中，英格兰银行获得了为了避免挤兑风潮无限蔓延，可以自主便宜行事，向其它银行提供由政府担保的无限贷款的权力，客观上使英格兰银行与其它银行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英格兰银行可以不援助其它银行，其它银行却不能离开英格兰银行。这一点点细微的差异，最终使英格兰银行成为银行中的银行，所有金融业的统帅。

　　

　　与英国相比，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由于深受制衡思想影响，民众从骨子里不信任政府，担心中央银行控制经济的超级实力为政府所利用，很长时间内拒绝中央银行。1811年，美国第一银行被解散。1832年，美国第二银行延长经营许可证期限的要求遭到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否决。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因为经营许可证到期自动寿终正寝。由于美国银行没有最终贷款人，所以饱受挤兑风潮的折磨。直到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至此，美联储才宣告诞生。很显然，当时的美国民众并没有想到日后金本位崩溃，美元本位取而代之，美元在世界范围流通，美联储为美国带来无限的好处。

　　

　　言归正传。

　　

　　在《皮尔条例》之前，很多人认为银行遭到挤兑是自身滥发银行券（银票）所造成的。所以，1844年的《皮尔条例》限制了商业银行发行钞票的数额，使英格兰银行垄断了所有新增货币的发行权，规定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发行数与库存金银挂钩。从此，英国国内的银行券的含金量有了法律的保障。

　　

　　没有想到的是，1847年挤兑风潮再次冲击整个英国银行业。这次受到冲击而倒闭的不仅仅是小银行，而且还有许多声誉显赫、贷款谨慎的大银行。在此之前，苏格兰银行界一向以稳健著称，这次也在劫难逃。最终，英格兰银行自己的营业部也面临破产的风险。

　　

　　因为经济危机中总要有一些商品卖不出去，所以总要有一些贷款收不回来，总要有一些银行倒霉。在《皮尔条例》之前，一些小银行往往滥发银行券（也就是滥发贷款），发生挤兑的时候，储户会把金银从小银行中提出，存入那些历史悠久、信誉卓著的大银行。于是，大银行的库存金银不但不减少，反而猛增。最终，小银行和它们的储户承担损失，大银行则很难遭到挤兑。这种“小银行倒闭，大银行平安无事”的假象掩盖了生产过剩的真相。使人们误以为银行遭到挤兑仅仅是滥发银行券（银票）滥放贷款造成的。大银行不滥发银行券（银票），它们的储户很容易树立信心。为了限制滥发银行券（银票），于是就有了《皮尔条例》。《皮尔条例》出现以后，银行券（银票）总量受到严格控制，除英格兰银行以外的任何商业银行都不能随便新增发行银行券。从此，大银行和小银行的银行券（银票）处于相同的地位，不再具有信心优势，所以损失要在整个银行界之中分摊。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成为“不可靠”的银行。大家不再把金银从小银行转移到大银行，而是转移到自己的保险柜或者地窖，导致大银行也难逃挤兑的命运。《皮尔条例》剥掉了滥发银行券导致金融危机的假象，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矛盾摆到桌面上。

　　

　　如果把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只要存在贷款行为，所有银行的库存金银就必然小于存款总数。商业银行的每一笔贷款，在到期以前都会产生对应的存款。所以，粗略地看，商业银行的资产包括库存金银和贷款债权，负债则是存款、本行的支票和银行券（银票），两者相等。库存金银是M0，存款和银行券总数是M2，后者往往是前者的若干倍，两者之间的差额是银行拥有的贷款的债权。在发生信用危机的时候，或者说银行恐慌的时候，所有储户同时提现，而大批贷款回收却需要时间，不能立即收回，缓不济急。所有储户必然不可能全部收回自己存折上的金银，兑现手中所有的银票。这时需要有一家银行用自己的信誉担保，为其它银行的良性贷款提供贷款，使它们度过危机。

　　

　　因为没有人能凭空变出金银，所以任何一家以金银作为发钞储备的银行都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这种贷款只有英格兰银行能够发放。由于有国家信用的支撑，英格兰银行发钞不必与库存金银一一对应。英格兰银行的发钞量可以远远高于库存金银总量，而不必担心挤兑——如果发生挤兑，只要宣布停止按固定比例兑换金银即可，而不必担心任何其它后果。英格兰银行的发钞基础是国家暴力，任何人不能拒绝英格兰银行的钞票，英格兰银行也不必担心因为不按固定比例兑换黄金而被起诉——议会给予了央行为维护金融稳定而便宜行事的权力，任何法院也不会受理对央行的诉讼。英格兰银行具有任何商业银行都不具有的优势，于是在危机时刻其它商业银行走投无路的时候，都可以从央行获得贷款，渡过难关。英格兰银行的贷款，为商业银行提供了M0与M2之间的差额，使银行能够度过挤兑风潮。（挤兑风潮一旦过去，这笔贷款是要收回的，否则难免引起库存黄金的下降和通货膨胀。这是后话。）

　　

　　从此，英格兰银行具有了第二个与其它商业银行不同的身份——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

　　

　　获得便利，就要交出权利；交出权利，最终成为奴隶。这是与垄断资本进行交易的规律。商业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的交易也是如此。央行不需要商业银行提供什么，商业银行却需要从央行贷款（贴现）救急。于是，商业银行最终成为央行的仆从。

　　

　　英格兰银行使商业银行逃过一劫，这种援助显然不会是无代价的。英格兰银行提供的贷款并不是整箱的英格兰银行的钞票，而是要求商业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开户，然后为商业银行存入现金（其实就是在他们的帐户上加上一个数字）。与之对应，商业银行要拿出足够的资产作为抵押，这些资产一般是前面小节中提到的承兑汇票。商业银行用承兑汇票作抵押向央行申请贷款的过程，学名叫作再贴现。（发货方用购货方的汇票向自己开户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学名叫贴现。）不仅如此，商业银行往往被要求在央行存入自己的金银和外汇，交出发钞权。与之对应，央行给予它们在央行帐户的存款或者央行的钞票。于是，英格兰银行与这些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就由平起平坐的同行，变成了银行与储户的关系。银行可以对储户使用霸王条款，央行也可以对商业银行使用——如果央行有兴趣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央行规定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实就是霸王条款。）

　　

　　由于商业银行多在央行开户，所以商业银行之间的往来只要由央行统一结算就可以，再也不需要银行家定期聚在一起交换彼此的支票、银行券（或者银票）和各种票据了。于是，凡是不与英格兰银行打交道的商业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开户的商业银行之间清算难度大增，很难和其它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往来。最终，大多数商业银行即使仅仅为了不被排斥在金融圈之外，也需要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客户。

　　

　　由于所有的银行都是央行的客户，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抛开央行的起源就是财政部的融资平台这一点的话），财政部也有必要是央行的客户。财政部的户头就是国库专户。甲公司在乙银行开户。上营业税的时候给税务局一张1000美元乙银行的支票。这张支票进入央行的结算系统之后，就会在乙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账户中减少1000美元，在国库专户中增加1000美元。当财政部需要支出这1000美元用于购买在丙银行开户的丁公司的产品时候，就把这1000美元划到丙银行在央行的账户，同时丙银行在丁公司的账户中存入1000美元。

　　

　　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财政部，任何大规模资金的流转都要经过英格兰银行。于是，英格兰银行的金库就成为全国财富的集中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仅仅是英格兰银行帐面上资金所有权的字面转移，对应的黄金则一直静静地沉睡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之中。（所以，个人行凶一般选择抢商业银行，而国家之间攻陷敌国的首都之后，则往往首先洗劫对方央行的金库。）

　　

　　至此，英格兰垄断了发钞权，成为全国所有储户的总金库和总财务，为全社会提供总会计和总出纳服务，于是拥有了第三个特殊的身份——全国金融资本的核心。

　　

　　大型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很难采用现金交易，必须通过央行这个结算中心。在现代意义的央行出现以前，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网状结构，商业银行之间彼此联系；在现代央行出现以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是星状结构，跨行之间的所有联系都要经过央行，央行就是星状结构网络的中央处理机。

　　

　　所有跨行金融交易都是帐户间的往来都是在央行账本上进行，甚至个人跨行使用ATM机或者刷卡交易都要通过央行。所有与商业银行有关的大规模的金融交易都逃不过央行的眼睛（有些国家非银行类大型金融机构也在央行开户，这样的机构的资金流动同样受到央行的监视）。央行是各种金融信息的汇聚地。充分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企业在商业银行开户要经过央行审批，个人信用记录由央行提供。很显然，央行能够掌握的信息决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情况。

　　

　　于是，央行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就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央行有充分的信息来源，知道大家在做什么；一方面央行也有足够的能力让大家（上到金融机构下到个人储户)乖乖就范。

　　

　　所以，央行的职责之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进行各类金融行为监管和金融信息收集：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实施外汇管理，监督管理银行间外汇市场；监督管理黄金市场；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经理国库；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

　　

　　央行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第四个特殊身份——金融市场的情报中心和秩序的维护者。

　　

　　既掌握金融交易的信息又垄断发钞权，央行就有了对宏观金融实施足够影响的能力。

　　

　　央行常用的影响宏观金融的三个手段，分别是贴现率(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准备金。实际上，这三个手段仅仅是最常用和最普及的手段，央行的手段远不止如此（比如人民银行可以直接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银行可以怎么对待储户，央行就可以怎么对待商业银行。

　　

　　央行最早的调控手段是控制贴现率。既然央行成为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为所有银行贷款（再贴现），就必然要收取利息（再贴现的利息很长时间内是美联储的主要财源）。一般来说，银行之间一般是互相拆兑的，彼此之间可以彼此借钱，实在不行才去求央行。金融同行之间拆兑主要有两种方式：同业拆借和转贴现。甲银行向乙银行申请临时资金，叫同业拆借。银行间互相拆兑资金（头寸）的利率叫同业拆借利率（比如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甲银行用收入的汇票去向乙银行贷款，叫转贴现。同业拆借和转贴现的利率随行就市。但是，一般低于央行的再贴现利率或者与之相当。原因很简单，虽然反复频繁申请央行再贴现可能受到央行以后停止再贴现的惩戒，但是如果市场利率大幅高于再贴现利率，大家就都去申请再贴现而不向同行求援了——以后的惩罚是以后的事情，眼前的利差是实实在在的。央行通过控制再贴现利率就可以控制银行间市场利率。央行通过控制再贴现利率和再贴现总量，就可以有效控制市场利率。在二十世纪大萧条以前，这是各国央行主要操作手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袭击美国。当时，生产停滞，大家都不贷款。商业银行申请再贴现业务也迅速下降，美联储的主要财源受到了影响。为了解决自身财政困难，美联储开始购买各种有价证券（主要是固定收益的美国国债）。美联储吃惊的发现，随着美联储购买证券的总量上升，市场上流通的美元总量也上升；随着美联储持有的证券总量下降，市场上流通的美元总量也下降。于是，美联储偶然间发现了新的宏观调控手段——公开市场操作。实际上，公开市场操作也相当于一种发钞行为：美联储的资产中增加有价证券，向社会投入对应数量的美钞；反之如果美联储的资产中减少有价证券，必然要从社会收回对应的美钞。如此便不难理解美联储库存有价证券与流通中货币数量同步的增减。

　　

　　储户斗不过商业银行的规律，在商业银行与央行的关系之中一样存在。商业银行对储户有霸王条款，央行也有。央行可以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上限，央行也有能力让商业银行就范——超过这个数额，央行可以用多种方式让这家银行感到央行的不满——所以还是乖乖听话好。当然，一家银行的贷款数量相对在其央行的存款越多，在社会上的存款总数（央行存款+贷款）就越多。那么这家银行遭遇挤兑的概率就越大，央行“捞”这家银行的成本就越高。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实际掌握的资金总量量入为出地发放贷款，也不是没有道理。

　　

　　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全部都是准备金，规定以内的部分是法定准备金，规定以外的部分是超额准备金。假设一家商业银行在央行有1000英镑的存款（准备金），如果这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就是20%，那么这家商业银行最高贷款上限就是4000英镑(1000/20%-1000)。如果这家银行向社会发放了2000英镑的贷款，那么这家银行的帐面上就会有3000英镑（1000+2000）的存款，它法定准备金就是600英镑，超额准备金是400英镑。如果这家银行发放了3000英镑的贷款，那么那么这家银行的帐面上会有4000（1000+3000）英镑的存款，法定准备金就是800英镑，超额准备金是200英镑。如果发放了4000英镑的贷款，那么就没有超额准备金了。这时这家商业银行就不能继续放贷了。

　　

　　理论上，央行可以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上限，实际上准备金操作笨拙又无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般情况下，大多数银行的贷款总量都远运低于法定准备金规定的总量，不会使该行在央行的存款触及法定准备金的上限。如果央行小幅上调准备金比率，往往无效；一旦央行大幅上调准备金比率，使许多银行的贷款总量触及或者接近上限，这些银行就必须大量收回贷款，结果很可能造成社会提前进入结账状态打破扩大再生。即使在简单再生产情况下，收紧准备金也可能使大量需要贷款参与的有支付能力的生产循环无法顺利进行，导致简单再生产下降到比较低的水平。

　　

　　银行控制社会信贷，央行控制银行。不论实际效果怎么样，央行的“三板斧”理论上使央行具有通过控制商业银行，间接控制全社会流通信用总量的能力。于是，央行具有了第五个身份——宏观经济的调节者。

　　

　　垄断发钞权，拥有所有大型金融机构的交易信息，可以制定金融市场交易规则，可以改变金融市场的货币总量、利率和贷款规模，可以决定商业银行是否给企业或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拥有这样权利的银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操作后台，是Matirx中的Architect。对其它商业银行来说，简直是神一样的对手。如果作为商业银行的话，无疑是其它所有商业银行的悲剧。

　　

　　英格兰银行与商业银行相比地位的上升，必然对应与政府相比地位的下降。商业银行沦为央行的下属相对应的，是央行自身也必然变成政府的下属。一方面，英格兰银行的钞票需要国家的暴力作为后盾，没有政府的支持，英格兰银行必然立即垮台。既然政府给予央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必然不会让央行跳出自己的掌握。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具有无限发放贷款的权力，也就具有了不受限制发钞的权力，所以就不适合再经营普通商业银行的业务了。因为此时英格兰银行的贷款，具有国家信用的成分。于是，英格兰银行自动演化成受政府控制和影响的公共机构，而不再是谋求私利的民间企业。

　　

　　我们在前面《流通的借据》分析过，所谓贷款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用自身信用兑换银行信用的行为（每张银行券的背后都有银行信用的背书）。英格兰银行的信用是国家信用，从英格兰银行贷款，实际就是用自身信用换取国家信用的行为（每张法币的背后都有国家暴力的背书）。如果英格兰银行不能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给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提供贷款，必然使国家信用满天飞。最终就是国家信用一文不值——现实表现是恶性通货膨胀。（事实上，商业银行疯狂放款，中央银行全数兜底的行为与央行自身胡乱放款无异，这样的贷款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是货币总量迅猛增加。这是下一小节的内容。）谁能从英格兰银行贷款，谁就能使自己的信用提高到国家信用的水平。把自己的借据，变成国家的法币。如此，英格兰银行必须谨慎使用贷款的权力。很显然，个人或企业，甚至地方政府都不能拥有这样的权利——除非中央政府同意。于是，英格兰银行不再为个人或企业开户，不再接受个人或企业存款，也不向他们发放贷款，而成为专职的国家（财政部)的银行、金融机构的银行。

　　

　　不过，如果成立英格兰银行营业部，那么其它商业银行都不是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的对手，是无法与之竞争的。我们在《垄断帝国》中曾经指出，有国家暴力支撑的垄断资本是最强的垄断资本。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必将垄断整个商业贷款市场。这时，谁能成为这家银行的主宰，谁就能使用这样的权力为自己谋求惊人的私利，在人人谋私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非常让人垂涎的权力。这种以国家信用谋私利的行为，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央行独立性较差的国家中的国有大型银行，可以算作央行的营业部。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央行往往和商业银行合二为一。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经济私利很少，所以并无大碍。）如此考虑，也有必要避免英格兰银行从事以私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活动。其次，如果默许英格兰银行以牟利为目的经营，必然无法避免英格兰银行为了自己利益破坏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比如，要求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00%，而自己的营业部无限发放贷款。英格兰银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不恰当的。再次，英格兰银行最初承揽私人和企业存款的目的，是为了向社会募集资金。现在英格兰银行已经垄断了货币发行，而且有便宜行事的权利，自然没有必要再保留承揽私人和企业存款的业务。

　　

　　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如果想谋求私利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仿效原先的滥发银票的小银行，随便印钱就可以了。与那些小银行不同，英格兰银行不必担心挤兑，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只要开动印钞机，每年获得天文数字的利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权利决必须上交，而不能为私利而运转，否则就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英格兰银行绝对不能以经营利润最大化为运行目标。何况，印钞的权力是国家赋予的，有利润也应该落到国家的腰包里。所以，很多央行（比如美联储）贴息利息等收入扣除行政经费以后，必须转划到财政部的帐户中去，也就是上缴国库。当然，不足的部分也是由国家财政弥补。

　　

　　即使央行不直接参加谋利行为，也具有超人的影响。实际上，央行站在哪家商业银行的身后，那家银行在与其他同行的金融斗争中也必将占据主动，占尽上风。即使某家商业银行间接得到央行的支持（比如知道交易对手的交易情况，获得更优惠的贷款条件，央行声明将无保留地充当最后贷款人等等）就足以获得压倒性的优势，更不要说央行有意偏袒这家银行，非难其它竞争对手。央行决不是什么人畜无害的小白兔，而是国内金融斗争的至高神，能获得央行庇佑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必将战无不胜。如此，为了国内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必要让央行从谋求私利的金融斗争中超脱出来。不过，在与外资银行斗争的过程中，央行的支持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

　　

　　此时，拥有公器的英格兰银行不再适合进行以谋求私利为目的商业经营。于是，英格兰银行放弃了半商业银行的身份，具有了第六个身份——中央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下属。央行如果不是政府机构的话，也是具有政府机构性质的公共组织。有些央行虽然有独立公共机构的外衣（比如美联储），实际上受政府严密控制。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主席的人选由总统提名，总统有权任命一到两名联储委员会委员。美国国会对美联储同样有极强的影响力，既然设立美联储的法案是国会批准的，国会自然有权随时修改这些法案，所以美国国会议员则经常用收回美联储经费自主权来威胁美联储。相比之下，美联储的股东（在货币监理处注册的商业银行），除了享受6%的固定股息以外，没有任何发言权，更不要说决策权。没有国家的支持，央行会在瞬间倒塌，央行的行为必然不会违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所谓“独立央行”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

　　

　　央行本来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用国家信用为政府融资。现在央行成为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可以用国家信用为商业银行提供最后的担保，或者说，政府拿出国家信用为商业银行兜底，政府让商业银行在危难时刻可以分享自己的权威。既然无利不起早，那么政府获得了什么好处呢？

　　

　　最根本的好处是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为采用价值符号替代金银和银票（银行券）铺平了道路，黄金作为货币的地位彻底开始不可逆的动摇了。在大一统的中国，这不算什么，秦始皇时代就做到了。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欧洲，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由于每个国家的疆域有限，暴力不能广泛延伸，而人、财、物却可以自由流动，所以黄金一直是各国法币的有力竞争者。20世纪70年代，金本位最终随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而崩溃。不过，崩溃的起点确是在1847年英格兰银行被授权援助其它商业银行的那一刻。更妙的是，这种垄断不是政府靠暴力强加给资本家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内部产需不平衡，由资本家不得不主动向政府申请的——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都需要政府信用作担保的货币救急。这样的要求，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垄断了货币发行的直接好处就是可以更方便地透支。央行是金融Matrix的Architect，掌握所有大型金融机构大规模资金流动的后台操作权。既然央行是政府的融资平台，央行当然可以应政府的要求，给予财政部后台操作的权力，这就是无限透支的权力。比如政府从丁公司采购一辆汽车，但是央行国库账户之中的税收余额已经告罄。这时财政部可以直接要求央行在国库账户中写上足够的金额，凭空变出一笔钱来。有些国家的财政部可以给央行一张借条，比如10万英镑的国债。不过，这张借条什么时候还，谁也不知道。央行也可以给予国有商业银行一笔贷款，指定贷给有关部门。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不过，财政部这样不断透支造成的必然恶果就是日后的通胀。各国的法律都禁止财政部在央行随便透支，但是又都留下技术性的后门——议会立法禁止行政机关随便透支，但是又留下技术性后门，就是为了随时由议会控制透支的尺度（不过，最终往往是行政机关占上风）。一方面防止财政部随便透支出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危机时刻该透支还是会透支。央行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如果这点好处都没有，那还有什么用？

　　

　　当然，后台操作的权利远不止于此。“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好处绝不仅仅是为了滥发钞票，获得铸币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交易都要要以货币为媒介。控制了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就可以控制人、财、物的流动，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自然极大地提高。对具体企业给予帮助更不在话下：理论上，中央银行要对所有商业银行的所有经营行为一视同仁。实际上，央行完全可以通过有选择地贴现或贷款等办法，给予某些金融资本特殊的照顾（当然这些金融资本的经营行为也必然符合中央政府的利益），也可以给予某些金融资本以颜色（如果它们的行为胆敢违拗中央政府的利益）。比如，大型银行为与政府关系密切大型企业提供廉价贷款，央行为这些大型银行进行贴现或者提供贷款。不仅如此，如果本国军事实力延伸出本国国境，本国货币流通范围超过本国疆域，该国甚至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调动各种资源，为本国大资本谋求非分的利益。这是后话。

　　

　　有时，受益的不仅是中央政府，还包括和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的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绝大多数国家，地方政府无权向央行申请贷款。须知无限申请贷款的权利就是发钞的权利，不断借新还旧，就是永远不还。如果希腊可以随便使用本国债券去欧洲央行申请贷款（贴现），就意味着希腊可以不断顺利发钞。不限制希腊的财政支出之前，如果给予希腊这样的权利，就是给予希腊不断印钞弥补财政赤字的权利。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央行在收买希腊债券问题上如此迟疑。但这并不是说地方政府不能向央行申请贷款。既然大型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都是央行的客户，地方政府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然后由商业银行向央行申请贷款就可以了。企业或个人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商业银行可以用这些的借据向央行申请贷款。如果这些贷款收不回来，商业银行要代为偿还，这就是商业银行为这些贷款背书。央行可以拒绝为商业银行贴现，但是如果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向地方政府或者国有大企业放贷，最终没有收回来，而该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话，央行就很难拒绝。“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一般来说，“但”字后面的内容往往是最关键的内容。

　　

　　更大幅度调动人、财、物仅仅是政府得到的好处的一个方面，政府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好处决不仅仅止于此。商业银行控制实体产业，央行控制商业银行，中央政府控制央行。只要控制了央行，理论上就有控制经济的能力。央行有了第七个身份——政府操控宏观经济的把手。资本主义国家设立现代意义的央行，是为了提供最终贷款人。有些国家即使没有经济危机的威胁，也设立央行，主要就是觊觎从后台操纵金融市场的权利以及无法穷举的尽在不言中的种种好处。

　　

　　现代意义的央行身兼数职，对宏观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力，于是有人希望给央行再增加一个身份。既然央行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全国金融资本的核心、金融市场的情报中心和秩序的维护者、宏观经济的调节者、中央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下属、中央政府操控宏观经济的把手，那么央行能不能再承担一个新的身份——经济周期的终结者呢？能不能由央行出面维持一个其乐融融的和谐秩序呢？

　　

　　我们在前面的《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已经指出，在扩大再生产被打断的时候，超出资本家和工人消费能力的产品没有没有销路，这就是危机的起因。整个社会生产了1000美元的产品，其中600美元用于补偿消费掉的设备和原料，资本家阶级消费100美元，工人阶级消费100美元，于是就会有200美元的产品没有销路。那一章还指出，简单再生产阶段，社会生产规模由社会顶端的消费水平和单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决定。如果社会顶端需要消费100美元的产品，每榨取100美元剩余价值，要付出100美元工资，每个工人维持最低生活需要25美元，那么就只会有4个工人就业，而不论社会上总共有多少工人寻找工作。如果还有第五个工人，要么他顶替其他工人的位置，要么其他工人主动降低一些生活标准消费一些第五个工人的服务，否则第五个人永远是失业的。没有对应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不会有人要雇用多余的劳动力。

　　

　　有人提出，既然央行发钞不必受到库存金银的限制，如果央行提供这部分货币（在这个例子之中是200+25美元），那不就既没有危机又能充分就业了吗？

　　

　　事情显然不这么简单。实践证明，这个身份超出了央行的能力，央行这样做的后果必然带来通货膨胀。经济先崩溃后停滞或是恶性通胀，央行迟早必然再次面临两难的抉择。一切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纸牌数量的多少，而是这些纸牌属于谁。

　 　

　　利率、准备金与开裆裤 19 0

　　为了控制物价提高准备金，不提高利率，好像为了遮羞穿上一条裤子。这条裤子能遮羞吗？

　　

　　考虑到获得贷款能力的强弱差别，提高准备金，不提高利率的行为，就是一条开裆裤，照样春光外泄。小资本会因为得不到流动资金，导致资金紧张，进而被绞死，却并不妨碍大资本继续使用廉价资金进行炒作。这就是夺命剪刀差的一种表现。

　　

　　中小企业获得资金越来越困难，最终资金链断裂。大资本照样可以继续哄抬物价，甚至用廉价的银行贷款向中小资本放高利贷，或者趁机收购中小资本。物价上涨、中小企业凋敝、失业增加、大规模兼并（*进*退）、老百姓遭受失业和通胀双重挤压，五种现象可能同时并发。

　　

　　惹祸的是强者，绞死的是弱者。

　　

　　穿裤子是为了遮羞，如果开裆裤不能遮羞，那还如果脱下来，或者换条裤子。实在不行，至少穿条内裤，也算打个补丁。

　　

　　自己儿子惹祸，暴跳如雷，一巴掌把佣人抽昏过去。舍不得教育儿子，就拿下人出气。以为自己的儿子就会老实了，就不再惹祸了，就会天下太平。

　　

　　呵呵，傻子才会这么处理问题。

　　

　　现在为了压制物价，而提高准备金，必然导致银行资金紧张。但是，银行间资金紧张，并不意味着物价不会继续上涨一定会下降。首先，有关系获得贷款的人，还是能够获得负利率的贷款，还可以囤积或者炒作商品。其次，他们炒作的商品都是生产生活必需品，即使价格上涨，需求量也不会下降太多。再次，对于大多数生活必需品的上涨，消费者首先的反应是压缩原有消费，保持基本生活必需。企业也是。所以，倒霉的是那些生产并不是生活必需品的企业。不过，生产奢侈品的企业仍然会生意兴隆，甚至会出奇的好。因为靠通货膨胀挣了钱的人要挥霍。经济生活中，很可能出现粮食、成品油、煤炭、钻石、豪宅上涨，手电筒价格下跌的情况。最后，多数劳动者保持基本生活的承受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为了吃饭，工资不够，可以提取存款，存款不够，可以把房子抵押上，房子不够，还可以负债累累，或者签订卖身契，还可以父债子偿，甚至爷债孙偿。这是小农沦为佃农的过程。城市中房奴的过程也基本类似。当然，实在还不上的时候，就是次贷危机。

　　

　　不论哪种方式，最终都难逃崩溃。毕竟，劳动者的贫穷，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在这个过程之中，大资本获得大量收益，大量的产权和债权，消灭了大批小资本，达到了事实上的统治。只要别发生元要素归属权转移的事情，产权和债权就会得到承认，成为未来分配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的依据，于是大资本就成为了新统治者。当然，这也是元要素逐步退到后台的必经步骤。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元要素也要逐步隐退。至此，强盗转型为骗子，大家继续费厄泼赖。

　　

　　大量利用贷款囤积物资，然后在通货膨胀后偿还贷款，实现原始积累，这就是日本垄断资本在二战后复活的手段。

　 　

　　需求不足型经济危机，从来就不是靠货币政策能解决的。

　　

　　资本主义条件下，投资每一块钱，都要有对应的利润。如果没有利润，就不会有人投资。利润到手，获利者消费一部分，然后用于积累。用于积累的部分，没有对应的购买者，这就是需求不足经济危机的根源。

　　

　　靠增加贷款刺激投资，并不能解决需求不足型经济危机。产品没有销路，降低利率，也不会有人增加投资。即使增加了投资，届时也面临产品没有销路，无法偿还贷款的问题。

　　

　　降低利率，提高准备金，没有门路的人被弄死，有门路的人，用低利率贷款去搞囤积。在经济高度垄断的今天，想囤积是很容易的事情。

　　

　　08年底的贷款，今年年底开始陆续到期。如果不继续大规模放松信贷，让原有贷款能够借新还旧，就会有大批的坏账浮出水面。如果放松信贷，物价又要开始新一轮攀升。

　　

　　百姓对人民币的信心一旦丧失，后果会如何？

　　

　　房价的暴涨就是一种不信任人民币的反应。小资的生意做不下去，关门大吉，手中的闲钱变为房产。好在这种反应还没有扩散到商品流通领域。如果物价继续上涨，扩散开来，大家把手中的人民币都换成商品会如何？那就要回到物物交易的中世纪了。中国的广义货币相对经济总量的比率在大国之中位居前列，一旦大家对人民币丧失信心，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物价是不能不管的。于是，收缩信贷。

　　

　　但是并不提高利率，于是没有门路的弄不到流动资金，有门路的继续炒作。直到实体经济是在无法支撑为止。当然，提高利率也是崩溃，不过崩溃得更早，规模小一些。

　　

　　失业率究竟是多少，大家一直很好奇。经历这样的崩溃以后，会上升到多少？这个不好说。会不会继续放松信贷，再搞大规模建设呢？在搞一轮大规模放松，就把问题推到14年去了。

　　

　　惹祸的是强者，绞死的是弱者。每次一松一紧，都有无数中、小企业成为亡灵。考虑到发土地财和破土地产并存，发通胀财和破通胀产同时存在，可以预期，到14年贫富差距会更大，需求不足会更严重，实体经济会更凋敝。

　　

　　产品没有销路，与获得剩余价值者的消费倾向有关，与利率无关，所以靠利率克服经济危机是根本不可能的，利率的平衡点是不存在的。妄想找到利率的平衡点，最终却难免触及临界点。每次大规模崩溃，都是以加息为起点。这并不是说加息是崩溃的原因，也不是说控制利息的能力没有长进，而是因为并不存平衡点，只有一个临界点。责任不在加息，而在贫富差距过大，消费不足。

　　

　　膨胀或崩溃，只有两条路，没有中间路线。膨胀暂时避免崩溃，但是孕育更大的崩溃。不崩溃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可以肯定的是越晚规模越大。

　　

　　是否有可能通过新一轮产业升级克服经济危机？这种希望是存在的，也是渺茫的。如果真那么好升级，各大企业为什么把利润投入房地产，而不升级？他们不升级，上下游配套怎么升级？

　　

　　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把矛盾转移到海外是不现实的。美元袭击过日元、英镑、泰铢、欧元，美国有什么理由放过中国？不用F22对丝带，直接摧毁对手经济岂不更好。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元的强弱取决于美国的利益，美元不是病猫，是恶虎。轻敌冒进，被诱入伏击圈，最终全军覆没。这样的战例很多，最有名的是长平之战。

　　

　　耐心等等。

　　

　　

　　失业、通胀与加息 6 0

　　这次加息并不意外，是物价加速上涨、提高准备金失效的必然结果。

　　

　　现在的宏观调控的想法很清楚，就是努力找到一个就业相对较高通胀、能够忍受的平衡点，这个点上通胀可以接受，物价上涨平缓，就业率比较高。实际上，这一点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中国的平衡点，也就是自然失业率，是很高的。这一点可以参考《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自然失业率）》一小节。如果要达到一个相对不太低的就业率，通胀必然很高。目前的问题是，这个点的通胀有从温和进化到恶性的危险。

　　

　　现在怎么办？既要抑制通胀（注意是抑制不是消灭），又要保护就业率，还不要伤害银行和地方政府。现在银行有大量贷款，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也就是把土地到银行贴现。一旦加息，两者都受不了。何况还有大量没有效益或者效益很差的工程，需要靠通胀让亏损变盈利。收缩货币三个方式，市场操作、提升准备金和加息。加息是最不愿意选择的方式。

　　

　　

　　去年下半年，市场操作已经失效了，所以就选择了提高准备金。试图通过大量冻结货币的方式控制通胀。结果，年前差点弄出金融崩溃，银行内部普遍缺钱。控制物价的效果仍然很糟糕。今年的鞭炮声比往年少很多，年货贵，鞭炮也贵，工资不变。中国的广义货币相对经济总量在世界大国之中排名前列，如果老百姓发生抢购风潮，后面就是加息也没有用了。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只能找个王（后+土）推卸责任了。

　　

　　现在，提升准备金也失效了。于是，不得已加息。不过，一旦中国没有通胀，真正的就业率马上就会暴露出来，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所以，虽然加息，但是步子仍然很小，寄希望于能找到一个就业相对较高，通胀能够容忍的点。实际上，这个点是不存在的。只有临界点，没有平衡点。

　　

　　随着收紧货币，失业率会不断上升。这是最黑暗的时刻。

　　

　　随着伤害到切身利益的时候，还会继续放松货币。不过，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大批资本外逃，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出现流动性陷阱。

　　

　　这个过程，仅仅从经济角度看，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当然，也是投机的过程。

　　

　　

　　

　　关于通货膨胀 16 0

　　说到通胀，首先要说通胀的起因。通胀的起因直观看很简单，就是钱相对商品太多了。

　　

　　金属货币时期是不容易发生通胀的。因为无论是黄金、白银还是铜，都有内在的价值，开采它们都需要付出劳动。以黄金和小麦为例：正常年景收获一吨小麦付出的劳动，等于开采一盎司黄金的劳动，那么一吨小麦的价格就是　一盎司　黄金。如果小麦价格过高，那么矿工就改行种小麦；如果黄金价格过高，那么农民就改行开采黄金。此外，金属货币与金属制品之间也存在动态调节。以铜钱和铜制品为例：如果市场上流通的铜钱偏多，就会有一部分铜钱变成铜制品，比如镜子；如果铜钱偏少，就会有一部分铜制品被私铸成铜钱。由于这种动态平衡随时随地可能发生，所以金属货币的价值是相对稳定的，除非开采、冶炼工艺有突飞猛进的进展，使金属制品的提炼变得相对容易。

　　

　　纸币时期就不一样了。纸币本身无价值。纸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流通过程。或者说，取决于买者和卖者的博弈过程。

　　

　　某甲和某乙都想获得某丙的商品，谁出价高谁优先获得。某甲和某乙都想出售自己的商品给某丙，谁卖价低谁的产品优先出售。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货币和商品数量对比的博弈。如果某甲和某乙手中的货币较多，那么这种博弈自然相对某丙有利，某丙就可以在某甲和某乙争相出价中，提高自己商品的售价。反之亦然。如果某甲手中有一百元，某乙有二百元，那么这件商品很可能在略高于一百元的价位成交。如果某甲手中有二百元，某乙有四百元，那么这件商品的价位必然升到略高于二百元。流通中的货币增加，物价上涨。

　　

　　货币流通的速度，同样影响物价。某甲手中的工资，可以逐步花出去，也可以拿到工资就去商店，把工资全部变现为一个月的消费品。某乙作为店主，销售了商品，获得货币，原先需要在一个月内回来的货款，现在一周之内就回来了。剩下的三个星期，某乙手中的货币没有任何流通任务。这些货币不会闲置，而会继续进入流通。现有流通速度是原先的四倍，无形之中，相当于社会上的货币增加到原先的四倍。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物价也会上涨。

　　

　　经济学中的费雪方程（MV=PT），说的就是物价和货币总量、货币流毒速度以及商品总量的关系。方程中，M表示一定时期流通中货币的平均数量；V表示一定时期单位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即货币流通速度；P表示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加权平均数；T表示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数量。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胀与短缺经济有关，只要社会存在剩余产能，就不会发生通胀。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一边是产能过剩，大量机器闲置、大批人口失业，一边是物价上涨，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常见的经济现象，俗名滞胀。所以，如果有大量闲置产能，商品价格就不会上涨的话，那么就不会有滞胀现象。

　　

　　通胀并不见得与短缺有必然的联系。费雪公式里面只要货币流动速度较快，流通货币总量增加，物价就会上升。对应的，生产会不会增加弥补物价上升呢？在一定程度上，温和通胀时期，这种情况会出现。

　　

　　但是，如果大家都对物价表示怀疑的时候，就不好说了。比如某甲开工厂，产品售出以后，三个月回款。如果在这三个月之内，原料上涨到他不能继续维持原有生产规模的时候，他还会出售产品吗？或者出售以后，他还能继续顺利生产吗？这样的情况下，他会怎么选择？某甲十有八九不会继续向下游供货，而是等物价稳定以后再说，然后去银行提现囤积充足的原料。如果都这样做，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仓库堆满货物，下游商品奇缺，价格飞涨。这时，某甲会怎么处理？某甲会继续按住手中的存货，同时努力囤积上游原料。即使某甲不这么做也没关系，他的同行都在这么做。还没等他囤积到足够原料的时候，上游自身也开始囤积了，不向下游供货。这时某甲还想要原料，怎么办？某甲只有提供产品和上游易货交易。这时，货币就失灵了。货币逐步退出经济循环。

　　

　　随着物价上涨，消费者会尽快把手中的货币变现成还能买得到的商品。货币到手，马上就花出去。如果大家预期到月底的物价会有大幅度上涨，大家的反应就是尽量在月初购买一个月的生活必需品。大家上午开工资，领到工资就全部请假，去置办一个月的生活必需品。此外，大家会把手中的存款，变成各种便于长期保存的商品或者生活必需品。如果某甲是职员，他领到工资并不去购买商品，那会怎样呢？可能性之一，他购买商品的时候，物价已经上涨了。可能性之二，他购买商品的时候，已经买不到任何东西了。在大家都购买的情况下，谁不买，谁吃亏。

　　

　　随着物价上涨，货币逐步退出经济循环，导致货币的流通范围缩小，流通速度加快，物价会更加迅猛地上涨。如此便形成物价上涨不断加速的循环，物价上涨刺激更快的物价上涨。

　　

　　温和通胀进化到恶性通胀的标准，或者说货币退出商品循环的标准，就是一般回款期间物价上涨的幅度和利润之间的衡量关系。如果回款期间物价上涨超过多数企业的利润，就很危险了。

　　

　　垄断情况下，出现通胀危机的门槛更低。自由竞争条件下，企业彼此之间的利润相差不大。垄断条件下，普通企业的利润更低，许多都是在微利经营。通货膨胀的程度一旦超过他们利润幅度，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停产，要么囤积。垄断企业本身对扩张生产也没有兴趣。多数情况下，垄断企业乐于故意搞一些供应缺口，然后高价出售自己的产品。国家怎么说，老百姓怎么骂，也不妨碍它们故意闲置一部分产能或者囤积一部分产品然后涨价。有1亿吨的产能，社会总需求9000万吨，故意闲置1500万吨产能，或者廉价出口海外，只供应市场8500万吨。其他企业想生产，就开足马力，供应社会1亿吨，让外来户赔死。或者直接给上面打报告，这个行业产能过剩，需要压缩产能，不然如何如何浪费云云。其他同行直接被弄死。还可以控制原料，国内的原料垄断企业全部控制，国外的原料必须通过垄断企业进口。这就好办了。同行有2000万吨的产能，就给他们200万吨的原料，让他们直接饿死。产量多少对垄断企业无意义，它们追求的是利润。垄断产品涨价，其他产品一连串涨价。

　　

　　此外，如果上游供货商，是垄断企业的话，完全可能囤积自己的产品，要下游生产商提前预付货款。要么预付货款，要么就没有。真正提货的时候，则可能按照张家以后的价格结算。比如，45000订货15吨，到提货的时候，则很可能只给10吨，理由很简单，涨价了。愿意要就要，不要有的是人要。如果下游销售企业是垄断企业的话，也完全可以拖欠上游生产企业的货款。原先是三个月结清，现在是半年。通货膨胀时期，拖欠货款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清楚。账面上还是原先的货币，但是购买力已经大打折扣了。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卖有的是同行要卖。上、下游企业从中间生产环节获得免费资金以后，也不会闲着，而会滚动囤积。倒霉的是中间的企业，资金链紧张，还要承受进货价格上涨，销售价格下跌（销售价格虽然上涨，但是到手的货币以及大打不值钱，扣除新一轮进货以后，所剩无几，甚至亏本）的双重挤压。由于很多中、小企业都会倒掉，于是商品供应更加减少。

　　

　　在低利率的情况下，这个门槛也比较低。只要囤积的利润高于银行贷款利息的话，就可以考虑利用银行贷款搞囤积自己的产品或者上游的原料。显然，利率越低，越有利于囤积。到期以后，抛售商品，偿还贷款，超出的部分就是利润。如果是负利率的话，如果是负利率的话，囤积商品的成本是负的，或者说，这个时候谁能弄到贷款和紧俏物资，谁就是稳赚了。如果仅仅收缩准备金，那么对没有关系的企业囤积影响很大，对有关系的企业则没有影响，这些企业继续发财。这时，整个经济站在恶性通胀的门槛上，任何一点恐慌，或者供应不足（比如农产品受天气原因减产），都可能推动惊人的通胀。

　　

　　有人认为只要控制了销售价格就可以控制物价，但是企业可以停产甚至减产吧？这个权力企业总是有的。一面进原料，一面设备检修，这样的事情，可是现实中的例子。现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周期，行政权力不好控制。这个价格没有利润甚至亏损，企业干脆不生产了。如果停产的是小企业也就罢了，如果停产的是控制总产品20%-30%的大企业，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价格迅猛上升。

　　

　　有人认为可以通过打击囤积，不需要加息就可以抑制物价上涨。问题是，企业有多少原料和存货算囤积？如果有的企业囤积，有的不囤积，那么不囤积的企业低价卖产品，高价买原料不就要吃亏了吗？打击囤积行为能做到大公无私吗？小蒋在上海搞过，最终以闹剧收场。许多搞涨价的都是老虎，不是苍蝇。

　　

　　苹果价格越高，越不出售苹果。从果农、供货到批发，全部囤积。这种现象就在身边。打击囤积，能到农民家里去抄苹果吗？那不真成了抢粮了吗？再说，各种生产资料都涨价，农民囤积点苹果，减少点损失，最多弄点小钱而已。

　　

　　现在住房和土地不也出现这种情况吗？利用银行利率低，不断大量吃进土地，然后长期囤积土地或者房产。企业就是不开发，行政能怎么样？或者即使开发，也慢悠悠的，行政命令能怎样？下游房产涨得越厉害，上游越有动力囤积土地。

　　

　　无论是生产凋敝还是囤货，下游供应都会减少。反过来，下游供应减少，刺激物价上涨，加剧囤积或凋敝。

　　

　　物价上涨超过一定幅度，就会产生物价越上涨，商品越紧缺的现象，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供需曲线并不总是好使的，所谓市场自己调节有一个限度。一旦超出这个限度，什么理论上不应该出现的事情都可能出现。学者可能觉得匪夷所思，但是普通人应该知道世界是复杂的，只有追求利润是不变的。市场经济一旦出现同向运动，最终往往以崩溃告终。而同向运动是很可能出现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市场参与者经常面临的囚徒博弈，就能理解为什么多数企业同时采取对整体不利的疯狂的同向运动。

　　

　　所有企业都囤积，最终陷入通胀，崩溃为止。但是，企业间囚徒博弈，甲不搞，乙搞。最终，大家联手把物价推上悬崖。

　　

　　货币供应量过多是通货膨胀的潜在条件，大家一旦对货币丧失信心，物价就要失控。物价一旦失控，货币就有可能逐步退出经济循环。货币退出经济循环以后，商品交易退回到易货交易的时代，生产必然遭受重大打击。对于这种现象，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听之任之。必然采取收紧银根的政策。加息、收紧准备金或者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一片萧条。如果这一步不灵，就只有考虑发行新钞，重新树立货币信心了。

　　

　　不论是物价上升到极限货币退出经济循环导致萧条，还是央行主动收缩导致萧条，最终的结果是无法避免的。

　　

　　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无论是收缩银根，还是发行新钞，都是指标的办法。治本则需要控制赤字和信贷规模。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赤字和信贷规模，通胀就会反复袭击经济。

　　

　　国民党亡于通胀，魏玛共和国也是，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必一一例举了。手中掌握印钞机是很爽的一件事，不过，要看到潜在的风险。如果不能自我约束，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意外的海啸 17 0

　　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张牧之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产能的自我淘汰。在经历过扩大再生产之后，资本完成了积累过程，忽然发现没有那么大的市场可以消费全部的产品——剩余价值中，资本家消费以外的部分没有对应的消费者。于是，大批产品滞销，大量产能被淘汰。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这个惨痛的过程就是经济危机。

　　

　　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均衡承担损失。规模大，技术先进，生产成本低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损失转嫁给规模小，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的企业。

　　

　　一部分产能损失掉了，另一部分产能就保留下来了。不论如何，总要有一部分产能损失掉。幸存者有机会熬过冬天，在新一轮复苏期中发展壮大。

　　

　　同行企业，这种时候，就是你死我活的对手。钱不重要，你也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言规正传。

　　

　　这次经济危机中，中国的企业就面临一场生死淘汰。无论是主动压缩产能，还是被动压缩产能，都必然有大批产能被压缩，大量工人失去工作。

　　

　　这次大地震突然改变了格局。

　　

　　大量日本企业一瞬间停产，于是中国与日本有重叠的行业，短期内就不需要压缩产能了。日本的钢铁厂，汽车厂恢复产能也需要等到半年以后，如果考虑到恢复生产需要从恢复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开始的话，这个过程可能更漫长。在此期间，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占有这块市场。前提是中国产品的质量能够胜任。

　　

　　不仅如此，日本的灾后重建需要大量的物资。这是一块原先没有的市场。这块市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目前还不好说。一场战争过后，重建总能刺激经济。日本这次的损失，也不亚于一场激烈的战争。

　　

　　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因为天灾，你突然没有了。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境内的热钱究竟有多少来自日本，或者发源地是日本，完全不清楚。

　　

　　日本灾后重建，必然导致大量资金回流，这几日日元暴涨已经看出端倪。中国国内的热钱，来自日本的部分必然逐步撤回。

　　

　　换句话说，这有利于压缩中国国内的金融资产泡沫。

　　

　　中国目前面临的两个困难，一个是实体产业萎缩，一个是金融泡沫膨胀，物价上涨。日本这次海啸对两个困难都有改善的作用。

　　

　　改善的程度如何，取决于日本灾情的严重程度；日本与中国企业重叠行业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日本重建多少材料来自中国；中国国内的热钱有多少来自日本。

　　

　　经济危机必然有一大批资本蒙受损失，这次天灾导致很大一部分损失出人意料地由日本承担。

　　

　　我们不应该幸灾乐祸，我们不爽外国人用汶川说事，我们也不应该用海啸说事——毕竟天灾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能遇到的情况。不过，从经济角度讲，日本的天灾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软着陆的机会。希望中国能抓住这个机会。

　　

　　温总是个厚道人，在几乎山穷水尽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事情，应该说他人品还是不错的。

　　

　　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必须转变发展方式。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必然动力不足，这就如同霸王龙统治的自然界，进化几乎停止一样。不过，那是后一步的事情了。

　 　

　 　

　　卢瑟经济学（7.11）——纸牌大厦（饮鸩止渴） 5 0

　　“当就业量增加时，总实际所得也要增加。当总实际所得增加时，总消费也要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个就业量都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量，雇主们就要蒙受损失。因此，要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当前的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这个就业量下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因为如果投资量小于这个量，则雇主们的收入将不足以诱惑他们提供这一就业量。……当就业量增加时，由于消费者的开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所以，除非投资的增加能填补两者之间的差距，否则已增加的就业量就会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收入越高，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每当制造一件为了以后的消费而从事生产的物品时，现期的总需求就会增大。每当我们靠增加投资来维持今天的均衡时，就会使明天的均衡变得更加困难。”——凯恩斯

　　

　　资产阶级要求政府设立现在意义的央行的目的就是为商业银行提供最终贷款人，使拥有良性债权的商业银行度过经济危机初期的挤兑风潮。实践证明，央行有这个能力。资本家和政府还希望央行通过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避免经济崩溃和长期的萧条。实践证明，这超出了央行的能力，最终必将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代表资本利益的经济学家（比如弗里德曼之流）一直不肯承认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生产超过消费的倾向。把经济危机的责任归结为货币数量的不足：“几次突出的银行倒闭事件或其他事件造成了对银行制度的缺乏信心，从而一系列的新的银行挤兑。除非使用某些方法创造出额外的现金，并且使银行得到这些现金。否则，一家银行回收贷款、出售票据或兑换它自己的存款从而对其他银行造成压力。其他银行反过来也会对更多的其他银行施加压力。这种恶性循环，假使听任其自行继续下去的话，会益愈严重。使得本来是完全健全的银行破产，动摇存款者的信心，从而恶性循环开始……没有任何国家在任何时间有过任何严重的经济萧条而不伴随着货币数量的急剧下降；而同样的，没有任何货币数量的下降而又不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萧条。”

　　

　　按照他们的看法，只要央行在危机时刻放松信贷，提供足够的贷款就不会有危机。“储备系统有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现金，同时也赋予各种手段，以便以银行的资产来担保使银行获得现金，通过这种方式，……储备系统有足够的力量来为银行提供它们的存款者需要的现金。假如做了这些事情，银行倒闭会被制止而货币崩溃会得以避免。……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他严重的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

　　

　　资本家的代言人把责任推给政府，如同当年那些有三千英镑资产却负债五万英镑的经营的人，责怪《皮尔条例》禁止银行滥发钞票一样。正常情况下，企业离开银行寸步难行，大额交易必须通过银行（贩毒之类非法交易除外），很难想象会有企业之间的交易通过现金往来。所以，有人取款必然也有人存款，个别人的提款行为会被其他人存款行为冲销掉。此外，银行之间还可以彼此拆兑，对个别银行的冲击会被银行同业之间的互助化解掉。所以，少数储户的不理智行为根本无法轻易撼动银行系统——否则商业银行也不会诞生、发展、壮大并存在几百年。

　　

　　既然私人经济制度没有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市场可以有效地自我调节，为什么社会上会突然出现同时到银行提现的要求？这种要求甚至会强大到足以冲击整个银行系统的地步，以致会产生“挤兑-倒闭-再挤兑”的恶性循环？为什么还要求政府通过央行“用某些方法创造出额外的现金”呢？弗里德曼显然回避了这个问题。他的解释只说明了雪崩的过程，却回避了雪崩的起因。他像一个狡猾的骗子，隐瞒了最关键的地方，明显是在骗人。

　　

　　每一个企业都是独立的资本单元，货币不断从企业的采购和劳资部门流出，购买设备、原料和劳动力，不断从销售部门流入，作为销售货款回到企业的帐户下。一个企业生存的前提是以销售货款形式回到企业的货币至少和前期投入经济循环的投资货币相抵，否则很快就会资不抵债，破产倒闭。所以，企业的每一项投资之前，都要首先估计市场盈利情况。如果销售商的仓库里面堆满存货，销售商是不会增加订单的。没有销售商的订单，生产商也是不会主动增加投资的——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订单，只能压在自己的仓库里。

　　

　　当然，如果企业的主管是萨伊和他的门徒那样的白痴除外——按照他们的理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或者说，只要不断生产，产品就会卖出去。大量存货堆积的时候，只要不管库存，继续不断生产，这些存货就会自动消失——这不是胡扯淡吗？

　　

　　需要注意的是，技术革新时期，即使有大量的库存，没有新增的订单，企业也会增加投资。轮船出现了，帆船就要被淘汰，淘汰下来的帆船要么进博物馆，要么被拆毁。水上运输公司如果不希望自己也进博物馆，被其他同行兼并、瓜分，就要迅速增购轮船，淘汰帆船。这样的新增投资来自科技的进步和竞争的压力，而不是企业主动不顾大量库存和有没有订单去扩大生产。

　　

　　扩大生产又不能从同行手中抢夺到市场，只是自己产品滞销，同时给零售商压价、供货商涨价的机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这时，倒霉的往往是中小企业，或者信用消费的消费者。

　　

　　对中小企业来说，由于竞争激烈，博弈能力弱，它们的销售往往要采用赊销的方式，采购却往往要用现金结帐，甚至要求预付帐款。一旦销售不畅，马上就要面临没有新订单、商品被退回，原料无法撤单，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不仅如此，它们往往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上下家把它们的利润空间压缩到最低，没有多大实力承担产品滞销的损失。它们属于“躺着中枪，中枪就完蛋”的那一群，是资本之中最悲摧的类型。相比之下，大企业就是站着，子弹也会绕着它飞过去——它们不但不必对下家不必赊销，甚至可能要求自己的上家向赊销，同时要求自己的下家预付货款。生产循环完全用别人的流动资金。对他们来说，就是产品卖不出去，也与自己无关——货款也已经落袋为安了，甚至可能还压着上下家的资金。而且他们往往利润丰厚，所以即使偶尔中弹，也很难伤筋动骨。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小企业为什么要拼命要做大，它们有实实在在的压力——不做大，迟早被吃掉。

　　

　　信用消费的消费者也是如此，他们的提前透支了未来的收入，一旦遇到裁员，马山就可能失去住宅和车子。资本主义经济是强者获得收益，弱者承担损失的经济模式。所以，资金断裂的起点，必然是经济地位最不利的环节。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或个人，必然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这些中小企业家金额贷款消费的人，手中现金奇缺，必然四处借钱，没有向银行贷过款的要向银行申请贷款，已经申请贷款的会要求银行延期或者借新还旧，被银行拒绝贷款并被催逼偿还贷款的会拍卖房产、汽车、古玩，或者求助于高利贷，还不上高利贷的会选择跑路、“人间蒸发”，他们的财产会被高利贷债主拿走、银行拍卖。如果他们自己剩余的财产不足以弥补银行的贷款，余下的部分就要由银行承担。这是前面“欠债还钱”一章的内容。

　　

　　正常情况下，每时每刻都有旧企业倒闭，也都有新企业诞生。旧企业倒闭给银行带来损失，新企业诞生给银行带来利润，两者不断弥合。但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整个经济处于“结算”状态，前期投资的大量产能被释放出来，超过社会消费能力的产品却没有销路。企业面临资金回流的压力，维持旧企业极其困难，创建新企业风险极大、无利可图。于是，现金回流不畅的企业拼命申请贷款，银行却不敢放贷。尽管如此，银行注定有大量的贷款无法收回，损失远远超过利润。这时，就会出现银行的倒闭潮。这就是雪崩的起点，也是弗里德曼有意回避的关键点。

　　

　　央行能够挽救的部分，是有对应消费能力，但是暂时还没有产生足够回流现金的部分。央行给予商业银行贷款（或者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使用某些方法创造出额外的现金，并且使银行得到这些现金。”），帮助商业银行度过最困难的时期，那些有还款能力（或者说有对应消费能力）的项目的产品和服务逐渐销售出去，产生现金回流，商业银行用回流现金，偿还央行的贷款。这些项目产生的现金回流，会通过商业银行流回央行。央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这些贷款会随着到货币回流逐步湮灭掉，并不会对经济造成长期的影响。

　　

　　至于那些超过社会消费能力的产品，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也就没有对应的现金回流，即使商业银行继续给予贷款最终也必将成为呆账。如果央行给予商业银行贷款支持这样的项目的话，商业银行最终必然无法偿还央行的贷款。这就会成为变相的发钞（不能按时收回的央行贷款就是变相发钞）。

　　

　　借了一次钱还没有完，企业必然会压缩产能。已经有这么多库存了，而且销路不好，靠贷款勉强维持，企业怎么可能继续保持现有的产能呢？不管销路如何，企业不断向银行贷款，不断生产卖不出去的东西；不管企业的产品有没有销路，银行不断继续企业贷款；不管银行贷款质量如何，不断给予银行贷款。这样的循环，实际就是央行不断发钞购买企业滞销的产品。

　　

　　这样的事情，如果是由私有企业和私有商业银行做出的，最终由央行买单，那么在任何国家都是严重的丑闻。（私人投机冒险，然后由央行买单，由全社会承担通货膨胀的代价，这就难怪社会底层要求占领华尔街了。）除非是政府默许，否则根本不可能。当然，如果是国有企业、国有商行联手做出的事情，央行买单并不罕见。（有时，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者为了私利胡乱放贷，然后把烂帐推给央行。央行和商行都是国家的，央行买单也是常见的情况。）后面我们会看到，凯恩斯的方案，其实就是把产品卖给央行。

　　

　　这时，对企业来说，如果没有新增的订单，最正常的处理方式是倾销库存，尽快回款，同时压缩生产。压缩生产，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放长假或者失业。裁减员工，意味着裁减工资，必然导致社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多么廉价的贷款，企业也不会扩大产能——产品做出来堆放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傻瓜才会做那样的事情。这时，经济就陷入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所谓“降低利率成本，放松信贷，企业就会不管库存和市场销售情况扩大生产”，这样的说法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绝大多数人也不信。

　　

　　于是，产能的下降便不可避免。对应的就是失业的增加。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竞争的压力，这个过程是短痛。企业很快就会更新设备，一家水上运输公司采取了轮船替代了帆船，其他同行就感觉压力很大。它们如果不想被淘汰的话，很快也被动会跟进。于是新的投资高潮就会到来，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由于工人收入增加，消费能力也会上涨。于是，新的经济周期到来，经济危机的严冬很快就会过去。至于这些产能达产以后，新对应的消费不足，那是以后的事情。

　　

　　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企业没有竞争的压力，这个过程便会异常漫长而痛苦。垄断企业不会主动更新设备，那些“虽然投入高，但是生产效率更高”的设备对垄断企业意义不大，整个市场在自己控制之中，没有必要扩大产能。我们前面在《人造饥荒》中已经指出，人为制造一定程度的短缺，比如“油荒”、“煤荒”、“气荒”、“电荒”，对垄断企业来说，是比更新设备扩大产能更有利可图的事情。垄断企业控制生产循环，它们不但没有扩大产能的冲动，反而有压缩产能的倾向。至于其它中小企业，如果不想悲剧，必须“小猪跟着大猪跑”——如果垄断企业压缩产能，中小企业扩张产能，这些中小企业就要面临原料涨价，产品被压价的局面。

　　

　　这时，产能的压缩带来的失业不但漫长而且痛苦。更悲摧的是，这时社会的就业总量是有限的，并不会因为工人降低工资而增加。所谓“劳动力供求曲线是两条交叉的斜线，只要工人要求的工资越低，资本家就会雇佣越多的工人。如果劳动力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那么就业量就可以扩大，所有失业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失业者拒绝接受与其边际生产力相应的报酬造成的”的说法，是扯淡的。产品卖不出去，工资再便宜，资本家也不会无限增加雇佣量。有多少订单，雇佣多少工人，即使有一部分机动名额，也不会超额太多。多雇佣一个人就意味着多一份工资开销，不雇佣不能创造利润的人，以最少的成本（包括工资成本）创造最多的利润，这是资本的追求，也是基本常识。我们在前面的《自然失业率》中已经指出，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数量直接决定于有效需求量，或者说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水平；而工人的消费能力，则是由社会顶层的需求衍生出来的。这时，工人彼此之间的为了就业展开竞争，竞相压低工资，只能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苦难，而并不能增加就业量。不仅如此，大量工人的消费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为他们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劳动者失业。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就足以甚至经常会使得就业量得增长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停止。”

　　

　　不仅如此，社会贫富差距越大，这种失业现象越明显。“社会越富有，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别就越大，因而经济体制的弱点就暴露得更明显，甚至令人感到愤慨。”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顶端少，消费能力较弱；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底层数量太多，博弈能力差，内部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下。

　　

　　穷则思变。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最不稳固的时期，也是最容易发生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期。这时候给工人们灌输“进行经济交易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的而且是不带欺骗性的”的教条是没用的。资本家不能从雇用工人中获益，就不提供工作机会。工人不能就业，就要挨饿。他们不要什么获利不获利，他们要工作，要吃饭，要活下去。当社会存在大量的失业的时候，想维持社会稳定是极其困难的。

　　

　　央行可以通过贷款保住有消费能力的项目，但是却不能保住那些没有对应消费能力的项目——除非央行打算变相发钞，而不是简单地给予贷款——贷款需要按时收回，发钞则不必。对商业银行来说，这些商品没有对应的销路，所以贷款才收不回来。如果央行打算援助这样的项目，也就意味着用自己的纸币却购买没有销路的产品。央行也不能持续缓解就业，因为那意味着没完没了地为没有销路的产品提供贷款，也就是变相发钞。

　　

　　这时，对政府来说，改变社会分配结构，通过税收征收一部分人永远不会消费的财产转移给没有消费能力的社会底层是治本的解决方案。政府消费或者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然后向社会顶层征税，支付消费或投资的账单。

　　

　　很显然，这种方式会受到社会顶层的强烈反对，往往很难推行。掌握经济最多的人，往往也是现存社会掌握社会政治资源最多的人。从他们身上拔毛最困难。历史上看，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当差，落下刻薄的骂名。国际上看，奥巴马上台以后试图推行的劫富济贫税收政策遭到华尔街的强烈抨击，结果步履维艰。

　　

　　不仅如此，这种税收甚至也会遭到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发财梦想的人强烈反对，甚至包括一些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他们有点闲钱，梦想自己有一天能成为社会顶层的稳拿，但是却没有多少政治资源，属于躺着也中枪的类型。他们没有能力用自己的遗产搞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没有能力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子虚乌有的公司为自己的收入合法避税，更不可能收买议员为自己呐喊，或者宣传什么“肉烂在锅里”对全社会有益的道理。他们反感稳拿对他们的压榨，却又没有像卢瑟那样陷入绝境。他们既惧怕本稳拿兼并，又不愿意实行极端的财政措施。他们的数量随着对稳拿限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稳拿为所欲为的社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稳拿吞并掉成为彻底的卢瑟。有趣的是，社会改良措施越多，原有稳拿受到的限制就越多，社会中层的数量就越多，反对进一步改良的力量也就越大。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违逆了资本主义制度私有财产至上的原则，通过税收主动改变社会分配结构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倾向。“当今极权国家的制度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那是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的。除了短暂的兴奋期外，失业现象与今天的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凯恩斯已经指出了，如果不想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话，失业问题基本就是无解的。

　　

　　既然不能彻底改变惊人的贫富差距，或者说不打算治本，那么起码就要治标。不然，社会动荡迫在眉睫，尤其是多数人穷则思变，少数社会顶端穷奢极侈挥霍炫富，社会矛盾尖锐对立，全社会人心惶惶的时候。于是，政府往往选择变相的拖延战术。拖延到新的技术革命到来，带来新的投资高潮。

　　

　　政府既然不打算均贫富就要创造出货币，购买那些卖不掉的产品，避免暴跌。当企业大量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由银行提供贷款，让企业继续维持。这些滞销的产品绝不可能因为有了流动资金就能有销路，迟早将成为银行的坏账，最终由央行统一核销。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要扩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达到保就业的目的。经济长期萧条期间，既然企业没有足够的订单，就要压缩生产，那么就由政府来创造订单。这些订单注定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如果有对应的消费能力，也就不必政府扩大开支了。政府要把钱花费在廉价的公共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社会底层在这些方面虽然有需求，却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这是“政府开支会转移私人开支，能保证没有转移办法就是使政府把钱花费在完全无用的东西上。”——在资本家的代言人看来，社会底层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论多么迫切也是“完全无用的”。

　　

　　当然，政府也可以投资，比如修建公路，铁路，地铁，广场。这些项目如果不能引起社会资本的跟进，那么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赔钱的。“当就业量增加时，由于消费者的开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所以，除非投资的增加能填补两者之间的差距，否则已增加的就业量就会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通俗一点讲的话，就是说这些铁公鸡如果不能引起跟进投资，那么注定就是赔钱的。项目投资10个亿，建筑商和上下游厂商利润3个亿，为争取项目而进行游说的华盛顿议员和掌握审批权的美国政府大小官僚获得2个亿，工人工资5个亿。这里面用于消费的部分，注定小于10个亿，假定是7个亿。（事实上，建筑商、上下游厂商、官僚和议员们发财越大，将来卖不出去的东西就越多。）那么对全社会来讲，短期看新增了5个亿工资对应的就业量，长期看则有3个亿（10亿-7亿）的投资没有回款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每当制造一件为了以后的消费而从事生产的物品时，现期的总需求就会增大。每当我们靠增加投资来维持今天的均衡时，就会使明天的均衡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要这些投资回款，就需要让官僚和建筑商把钱拿出来增加新的投资，或者有人愿意从他们手里借钱来增加新的投资。在垄断资本统治时期，除非垄断资本愿意增加投资，否则这是极困难的事情，具体原因在前面已经说明了。

　　

　　因为政府不打算或者不能触动社会顶层的利益，也就很难通过增加顶层税收的方式支付这些订单带来的账单。显然，政府也不可能破产。所以，如果政府不打算向底层加税的话，那么不论是政府直接使用财政赤字，还是利用商业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国债，搞这些没有换款来源的项目。迟早都是央行买单。考虑到央行最早的功能是政府的融资平台的话，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多说一点。

　　

　　政府的现金来源无非税收、拍卖国有资产、增加债务借新还旧和印钞，一般人缺钱的时候可以多挣点、去当铺、四处借钱，政府也一样，不过多了印钞这个选项。如果央行不听政府招呼，比如欧洲央行不听希腊政府招呼，政府就比较尴尬。政府可以拍卖国有资产筹资，比如希腊出售小岛。但是国有资产，迟早有卖光的时候。政府也可以像社会发债筹集资金，但是万一遇到国际评级机构那样的黑嘴一忽悠，就可能弄得债也不好卖。如果没有能力动顶层的大饼的话，那么最终还是要向底层加税，这就不难理解希腊老百姓强烈的抗议了。——社会动荡时期，社会底层消费不足，为了增加就业扩大政府开支。如果为了弥补政府开支，向底层加税，岂不是火上浇油。——没有听话的央行，就没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权，很难度过难关。如此就不难理解控制央行对政府有多么重要了。

　　

　　话题回来。

　　

　　社会总消费能力就那么大，如果政府不赔钱，迟早会有别人赔钱。政府出钱修筑铁路，铁路沿线的房产会出现投资高潮，建筑工地开工，脚手架林立。政府通过出售其它相关资源获得现金流，比如出售铁路沿线的国有土地，靠卖地收回投资。于是，工人获得工作，社会总需求上升。但是好景不长，很快随着这些房产的建成，又要面临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矛盾，直观的现象就是大量房产没有销路。当然，开发商也可以把房子卖给消费者。消费者的工资注定小于投资，不足的部分由银行贷款补足。无论那种情况，政府把这些投资或消费转嫁出去，最终还是要造成大量银行的坏账。考虑到央行的第二个身分是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的话，就知道央行还是要买单。

　　

　　如果卖地不顺利，就是政府悲剧；如果卖地顺利，卖房不顺利，就是开发商悲剧；卖房子、卖房子都顺利，就是贷款买房的人悲剧。总之，因为社会总消费能力小于总供给，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有人悲剧。最终的区别，无非是击鼓传花，这些债务落在谁的手中，由谁来承担损失。所有的悲剧都是产能大于消费能力造成的，如果这些人的财产不足以弥补贷款的话，都将导致银行的悲剧，最终只能由央行出来收拾残局，由央行出面摆平。

　　

　　认为只要政府投入一定资金就能激活投资高潮，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一条铁路、公路或者地铁，可能刺激沿线的房地产投资，但是却很难刺激整个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如朝露一样的投资高潮，随着银行贷款的到期和现金回流的困难，很快就会停下来。这一方面是垄断企业强烈的压缩产能的惰性，一方面是铁路的投资确实难以像新技术革命那样震撼现有生产模式，产生翻天覆地的结果。实际上，真正能刺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更新换代，甚至能冲破原有资本垄断的技术（比如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芯片），是不需要政府投资来诱发的。这些技术投入使用可以冲破原有资本的垄断，更意味着惊人的利润，即使没有政府投资，也会蓬勃发展。

　　

　　无论政府采取哪种选择，出现那种情况，如果不能向顶层征税，也不敢加剧压榨底层的话，那么最后迟早形成财政赤字或者银行坏账，只有由央行买单，其实都是变相发钞。

　　

　　选择扩大政府投资不仅仅能暂时掩盖社会矛盾达到治标的目的，而且还有惊人的利益。“议会讨论，政府投资，商人投标，央行买单”的运转模式，创造了新的稳拿集团。在一个人人为私利最大化而运动的社会里，要完全避免这样的现象是不可能的。与政府密切相关的工程商，供货商，获得惊人的利润。为他们争取项目的国会议员，拿了他们的好处。在华盛顿四处游说，负责项目实施、审批的官僚也趁机自肥。

　　

　　当然，类似的开支不仅仅局限于公共开支和基础设施建设，最常见的是战争。小布什任期内远征阿富汗、伊拉克，就业充分，经济稳定。靠向地球另一端扔炸弹来维持美国人的就业。这种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却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与之对应的是，美国军火商和石油商都发了大财。有些美国的“爱国主义者”宣传这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是为了全美国人的长远利益——不论究竟是谁的利益，反正不是阵亡大兵和他们亲属的利益。

　　

　　表面上看，皆大欢喜。项目承包商获得惊人的利润，负责项目审批的官僚和提案议员从与他们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那里获得他们应得的那一份，垄断企业启动一部分闲置产能，小企业获得订单，工人获得工作，经济启稳，回暖。除了银行的贷款是否能够回来是未知数以外，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是，随着这些投资高潮逐渐消退，政府投资的钱逐渐进入稳拿的腰包，垄断企业将逐步限制产量闲置设备，生产规模又将逐步下降，刺激就业的效果也将逐渐消退，失业率开始攀升，物价开始上涨。

　　

　　不过，最困难的时期在后面。贷款终将到期，届时一切都将原形毕露。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就没有对应的还款能力。那些投资对应的货币已经几经辗转，流入少数人的腰包，变成货币资本、房产或者紧俏物资。这些货币进入流通的目的是去寻找更多的同类，而不是去消费过剩的产能。

　　

　　于是，一切又将回到起点，又要面临欠债还钱的崩溃局面和崩溃之后的长期萧条。这时，政府将面临更严峻的困境：原先的药方往往已经造成物价的上涨和房地产泡沫，如果继续靠央行创造货币先保经济不滑坡，再刺激经济，就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面临物价和房地产双失控的局面。如果停止原先的药方，那么中小企业就要再次陷入资金紧张的困境，全社会就要立即面临经济崩溃和长期的萧条。何况，即使服药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不久的将来还将面临这样的两难局面。这是极其艰难的抉择。惟一的希望就是尽早出现新的工业革命。不幸的是，很多情况下，天不遂人愿。

　　

　　“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后，任何想增加投资的企图都会使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通货膨胀状态。然而在达到这一状态之前，物价会随着总实际收入的增加而上涨。”凯恩斯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建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过是用通胀换就业，用印钞换时间，通过不断印钞避免崩溃和长期萧条，等待新工业革命到来。

　　

　　如果物价上涨的过程相对缓慢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并不重要，因为“从长远看，我们都将是死人。”问题是，如果物价上涨的时候，我们还活着，那会怎么样？

　 　

　　卢瑟经济学（7.12）——纸牌大厦（飞舞的蝴蝶） 5 0

　　

“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1640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930 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债，290 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税额，反而在1921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　一磅　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正如威廉•夏伊勒所说，通货膨胀是有人吃亏、有人获利的过程。

　　

　　“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的基础，而是为了把它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这话是恩格斯说的。没有价值符号以前，政府破产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情况下即使不破产也是负债累累，捉襟见肘。政府花钱过多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战争（查理一世对苏格兰的军费），比如灾荒，比如行政机构臃肿长期入不敷出（路易十六手下的烂摊子），比如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在危机的时期给滞销产品提供信用担保，比如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等等。政府不断花钱，如果不便或不愿增加对顶层的税收（威廉•夏伊勒提到的直接税，比如财产税、遗产税等等。这样的税收很难逃脱，却最难征收，因为统治阶级自己向自己开刀是最难的了），也不敢、不便或者不能对公开底层进一步搜刮，那么对应债务必然越来越多。利滚利，必然越滚越多。一旦出现财政危机，那么就有政府倒台的危险。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到台前，他们的政府都陷入深深的财政危机，今天的希腊也是如此。

　　

　　战事急如星火，军费没有着落，政府沿门托钵，银行家趁机敲诈那是非常郁闷的一件事情。在大一统的中国这就是笑话，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欧洲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央行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自从有了现代意义的央行，政府的融资平台控制了发钞权，政府不必再担心急需用钱的时候借不到钱或者欠债太多导致破产了。有了央行，政府钱不够花的时候直接通过央行进行后门操作，给自己在央行的国库帐户上加钱就可以了，不必向社会借债，仰银行家的鼻息了。

　　

　　有了发钞权，就要担心通货膨胀了。如果央行不断为政府买单，央行的纸币迟早必然脱离和贵金属的联系，或者说，央行的钞票迟早由可兑换金银的银行券演化为不可兑换的价值符号。在贵金属本位的条件下，流通中的纸币都是银行券（银票），19世纪的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可以按照固定比率兑换黄金，也是银行券。央行库存的金银有上限，发行的纸币却不短增加。无限增加的货币不可能按照固定比率兑换有限的金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当银行券（银票）数量过多的时候，银行券会流回发钞行要求兑换黄金或白银。于是，央行黄金数量急剧下降。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政府宣布停止法币以固定比率兑换金银。比如上世纪6、70年代的美元危机。

　　

　　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178亿美元，已不足以抵补当时的210．3亿美元的流动债务，出现了美元的第一次危机。1960年10月，几天之内，伦敦市场上每盎斯黄金的价格上涨到40.6美元，比美国官方规定的黄金与美元的比价(每盎斯35美元)高出了5.6美元。1968年3月爆发了严重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半个多月中，美国的黄金储备就流失了14亿多美元。　3月14日　一天当中，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350-400吨的破纪录数字。美国与原黄金总库成员国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克制提取黄金协议”，各国同意原则上不再以美元向美国大量兑换黄金，以减轻美国兑现黄金的压力。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102．1亿美元）仅是它对外流动负债（678亿美元）的15．05%。此时美国已完全丧失了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于是，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于　1971年8月15日　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

　　

　　央行停止自由兑换黄金就切断了法币和金银之间的脐带，从此便打开了通胀之门。由于金银具有内在价值，所以可以自动调节流通中的金银数量。当流通中的金银或者银行券数量过多时，金银会自动变成金银器皿，银行券会回到发钞行，而价值符号却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除了进入流通，别无用处。这就是价值符号与金银或者银行券完全不同的颠倒的运动。

　　

　　与金银和银行券（银票）不同，价值符号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它们的价值与其流通数量和流通速度成反比和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成正比。一旦比例失调，就会出现物价波动。任何货币数量增加，流速加快或者生产规模下降的现象都可能导致通胀，其中以政府开支持续增加央行不断买单，而生产规模变化不大所导致通胀最为常见。

　　

　　言归正传。

　　

　　凯恩斯主义是政府出钱以工代赈，是治标的办法，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凯恩斯在通论中已经指出，悬殊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总消费能力相对潜在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导致严重失业）。如果不搞凯恩斯主义，可能因为失业率过高直接就导致社会动荡了；搞了，不过是把问题后延而已。由于社会消费能力有限，注定多数投资回不来，或者即使收回来也要挤压其他社会产品的消费能力，最终要由央行买单。

　　

　　这种买单决不是一次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短期看，政府订单源源不断，就业增加，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长期来看，随着时间推移，必然出现一大堆半截子豆腐渣工程加烂尾楼加银行坏账加通货膨胀加资产泡沫。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结局。为了避免半截子工程，避免银行的烂帐，避免建筑工人集体讨欠薪，避免停止政府投资以后过高的失业率，政府要不断追加投资，央行也要不断买单。所以，金本位条件下，政府是没有资格搞凯恩斯主义的。这时政府如果有搞凯恩斯主义，要么负债累累最终破产，要么法币最终脱离金本位。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有没有垄断企业的存在，是否实行凯恩斯主义，社会生产达到最大潜能之后，政府继续不断注入价值符号，都会出现通胀。这一小节，我们以凯恩斯主义导致的通胀为例子分析通胀的过程，并不是因为只有凯恩斯主义才会导致通胀，而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导致的通胀是非常典型的政府开支不断增加而生产规模变化不大所导致的通胀。短期看，政府增加订单，可以提高流通商品的总量。长期看，随着政府订单的消失，生产规模会逐步萎缩。央行为支付政府订单而增发的货币之中成为利润或回扣的那部分货币，却不会退出流通。于是，商品流通规模变化不大，货币数量增加，物价必然上涨。

　　

　　通胀的过程是激烈的财产再分配的过程，不同的人在通胀之中的处境不同。不同的生产要素在通胀过程中上涨幅度和过程也是完全不同，并不是所有东西同时同步涨价：有些商品的涨价是闻风即动，有些姗姗来迟；有些一飞冲天，有些原地踏步；有些上去就下不来，有些暴涨之后暴跌。个人境遇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掌握什么生产要素，这种要素的稀缺程度以及他掌握的要素变成其它要素的灵活性（比如：有大量现金的稳拿，可以在通货膨胀初期迅速把现金的绝大部分换成房产、紧缺物质或者金银；而只有少量存款的卢瑟却只能每月拿工资，看着存款缩水）。

　　

　　所以，弗里德曼说，开着直升飞机撒钱，所有人都会吃亏，很显然是骗人的。弗里德曼的分析掩盖了不同人群在社会经济循环中的博弈地位不同的现实。实际上，事情远比他的分析复杂的多。即使我们不考虑通胀的过程，我们也会知道通胀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或者说，弗里德曼的例子只能存在于稳拿经济学家的臆想之中，并不适合我们能观察得到的凯恩斯主义引发的通货膨胀。

　　

　　凯恩斯主义是以政府出钱“以工代赈”的政策，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工程款谁出？虽然工人的工资最终可以消费回款的形式辗转回到政府手中，但是资本的利润则不能。表面上政府支付了利润，实际上政府只是开动了印钞机并没有支付任何东西。但是，很显然，确实有人在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和随后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致富了。如果通货膨胀真的伤害所有人，为什么美国的官僚和依附于他们的资本还对推动凯恩斯主义乐此不疲呢？既然伤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何苦这样积极地推动呢？很显然，凯恩斯主义对官僚和依附于他们的资本是有丰厚利润的。

　　

　　那么究竟是谁在提供利润？

　　

　　事实上，既不是所有人都不受损失，也不是所有人都受到损失，而是一部分人的损失成为另一部分人的收益，或者说社会中下层的损失成为社会中上层的利润。“……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如果政治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则兴建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事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政府举债支出确实可以增加财富，不过是少数人的财富，不是所有人的财富，多数人是要为通胀买单的。

　　

　　现实世界中，财政支出的钱进入商品循环的过程既不是均匀的也不是瞬间的（类似弗里德曼所说的直升飞机均匀撒钱），而是由一些人先获得，然后通过层层交易不断扩大其流通范围。占有垄断资源在交易中占优势的一方，首先获得货币的一方，有更大的机会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获得好处。不论新增货币在谁的手中，都是数量较少的集团占优势。换句话说，垄断核心资源的稳拿可以垄断货币，抢购、囤积商品；也可以通过垄断商品，吸收货币。谁处于交易的垄断地位谁在通胀中占据优势；谁先获得货币谁在通胀中占据优势；占据垄断地位优先于获得货币；同样占据垄断地位的双方，谁获得额外的货币谁占优势。

　　

　　先看博弈能力。由于货币不是在瞬间进入经济循环的每一个环节，所以在每一次交易的过程中，原先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都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受益，转移对应的损失，处于劣势的一方则只能不得不承担被转移过来的损失。每次交易都是货币购买商品的过程。货币增加，商品数量增加幅度不及货币增加那么多，则售价必然上升，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上升的幅度却是值得探究的。如果新增货币集中在几个人手中，拥有商品的人数量较多，那么商品的售价上升的幅度就会较低。反之，如果新增货币均匀分布在多数人手中，拥有商品的人数量较少，那么商品的售价上升幅度就会较高。

　　

　　换到企业也是一样，如果是完全自由竞争企业的话，物价可能不上涨或者上涨不多，产能可能扩张满足额外的订单。如果是完全垄断企业的话，可能价格上涨很大，产能基本不变或者略有扩张。对企业来说，利润最高的选择未必是产能最大的条件下实现，而往往是在产能略微扩张而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实现。自由竞争企业由于竞争的压力，彼此争夺市场做不到这一点，垄断企业则可以尽量做到这一点。在博弈之中，垄断企业具有绝对优势，物价上涨程度与垄断程度密切相关。如果是大规模基建的话，第一轮上涨往往是工业核心原料，这些核心原料往往高度垄断，生产过程离不开。生产公司容易控制产量，拥有较强的议价权，自然容易涨价。相比之下，上下游企业往往议价能力弱，所以涨价幅度也有限。

　　

　　获得货币的优先权，很大程度上和博弈能力有关。首先，对垄断企业来说，由于它们掌握最关键的生产、生活资料处在经济循环的核心环节，所以货币往往会很快传导到它们手中，它们有更多的机会更早获得货币。即使这些货币不是首先支付给他们，比如下游中小企业或者劳动力，它们也有办法通过涨价把这些货币敛过来。何况，它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这些货币即使它们没有敛过来，它们也可以借过来。

　　

　　每次现实中的通货膨胀都会产生一个发财的特殊阶级。简单地说，握有核心生产、生活资料的少数垄断企业，可以迅速大幅涨价。在垄断资本主义垄断煤炭、石油、粮食等生产、生活核心资料的垄断资本很容易涨价也会获得收益。相比之下，不掌握核心生产、生活资料的多数企业，则很难涨价。至于劳动力，则基本没有什么涨价的可能。如果我们考虑到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原因是大批劳动力失业的背景的话，就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会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卢瑟由于经济地位低下，博弈能力弱小，都将成为通胀的受害者。所谓工资跑赢CPI只是美好的愿望。

　　

　　再看获得货币的先后顺序。通胀初期的一笔钱（比如50万元）和在通胀一段时间以后同样数值的一笔钱的购买力显然是不一样的。所有人都获得50万元和只有个别人获得50万元显然是不一样的，这50万元对个别人来说就是相对独占的垄断资源。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获得货币不是为了持有货币，谁一直持有货币谁承担货币贬值的损失，而是为了尽早将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物价上涨的初期尽量多的占有商品，将来再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其他财物。债务人吃亏就是因为他们的债权以货币而不是以实物计量，如果他们以实物计量债权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政府扩张开支，货币进入循环，并不是所有商品在一瞬间同时涨价的，而是有一个逐步传导的过程。随着在货币注入经济循环的过程，货币逐渐贬值，商品价格不断上升，能够尽早获得货币，并将之转化为其他商品的人必能享受到商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好处。

　　

　　那些首先获得货币的人，就包括积极推动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官僚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这些人获得利润之后已经在第一时间把到手的大部分利润用于囤积紧缺物资加入投机大军的洪流，或者转化为房产、土地、股权、外汇和黄金，或者投资高利贷。后面通胀的损失与他们无关，他们已经落袋为安。如果他们参与投机的话，他们甚至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在分析过谁会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获利之后，我们现在有必要仔细分析通货膨胀的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至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印钞：一种是直接向自己在央行的国库账户中写上一笔数字，然后支付消费的账单；一种是向商业银行贷款，先支付账单，然后由央行代为偿还；一种是社会发行公债，支付账单，然后由央行收购这些债券。三种方式其实是一回事：政府支付了账单，央行发钞。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第一种方式为例分析。

　　

　　政府在央行的国库账户中给添加了数字，绝不是为了欣赏自己账户中惊人的天文数字或者晒出来炫富，而是为了购买产品和劳务。与之相关的产品价格首先会上涨。如果打仗的话，比如希特勒备战，比如美国轰炸伊拉克，就是武器装备，军粮，军装等等。如果是是修铁路的话，就是水泥、钢筋、铁轨、钢材。

　　

　　这是第一轮上涨。此时理论上工资水平也会上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工人数量众多博弈能力最弱，而此时有大批失业者愿意按照现有的工资水平工作，由于存在大批竞争者，在职工人很难要求上涨工资。其次，涉及这些项目涉及的工人只是总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大多数行业用人需求量变化并不大。所以，工资水平很难上涨。

　　

　　这一轮上涨过程中，与政府订单有关的产品价格上涨，工资基本不变。此时就业增加，生活品价格基本稳定。于是有人沾沾自喜，认为经济气温回暖，危机的冲击过去了，保住了增长等等。御用经济学家开始歌功颂德，资本豢养的经济学家则开始“盛世危言”般地预测将来的通胀。

　　

　　这些企业会留下一部分利润然后向上游订货，于是出现第二轮上涨。这种上涨很快就会传导到控制核心生产、生活资料的垄断企业。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目前集中考虑垄断条件下，垄断企业控制社会产能基本不变的情况。这是因为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产能也是有极限的，当所有人都就业以后，社会也会进入产能不变的状态。“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后，任何想增加投资的企图都会使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通货膨胀状态。”即使想扩张产能，也无法扩张，最终必然出现产能不变，货币不断增加的局面。作为垄断企业上下游的其它企业扩张产能的规模也受到垄断企业的产能的影响。如果垄断企业不扩张，它们很难扩张。如果扩张，它们必然面临原料涨价，销售不畅，利润下降的局面。

　　

　　这些货币第一步未必由垄断企业获得，究竟谁先获得不重要。因为只要垄断产品涨价，很快这些货币中的大部分就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了。垄断企业获得这些利润可以继续扩张，可以存款，可以投机。

　　

　　对垄断企业来说，继续扩张产能意义并不大。市场已经是自己控制的，继续争夺其余部分的市场已将没有太大的意义。产量越高，单位产品售价越低。利润最高的状态并不是产量最大的时候出现。垄断企业往往有闲置产能。这一方面为是为了对付新进入的竞争对手，一方面是主动闲置提高售价。接到政府的订单，把一部分库存卖出去，在启动一部分闲置产能即可，基本没有必要上新设备，扩张产能。

　　

　　把钱存起来同样是不理智的。在金本位的条件下，不断存钱就是积累黄金。但是到了价值符号的时代，谁都知道钱会越来越多，单位货币的价值会越来越缩水，而且也不能兑换黄金，不过就是纸片或者银行账户中的数字。

　　

　　这时，最佳的方案就是用这些钱去投机了。这些钱脱离生产，也不老老实实呆在银行，而是成为游资，去抢购、囤积、炒作各种生活必需品，或者囤积土地。最好的投机题材往往就是垄断产品。对垄断企业来讲，最好的投机品就是自己的产品。这些产品是生产、生活必需品。反正握有超额的利润，不必操心回款不足影响企业运转。这时不妨把产品直接送入自己的仓库，而不是投放市场，相当于自己购买自己的产品然后囤积。对外的名义就是检修设备或者物价上涨生产亏本不得不压缩产能等等。名义上的理由无所谓，只要能制造足够的紧张气氛，给自己压缩市场供应量找一个借口就可以了。这些产品在仓库里，相时而动，等待物价上涨以后再供应市场。

　　

　　在第一轮上涨中获得好处的企业，利润无处可用，如果不购买黄金、白银、外汇、房产、土地，往往会购买紧缺商品，让自己的利润追随垄断企业的利润，一起汇成投机的游资洪流。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小猪跟着大猪跑。垄断企业囤积什么，他们跟着囤积什么。并不是所有产品都适合成为投机的产品：因为企业博弈能力有区别，一般企业的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多数情况下要小于垄断产品的上涨幅度。许多产品因为保存条件，需求弹性大等因素也不便囤积。于是，他们也开始跟风投机垄断产品。如果此时有保证金交易的期货，或者现货工具的话，借助金融杠杆，这个过程将大大加快。当然，这样做也存在被垄断企业反手吃掉的可能。

　　

　　这些跟风的货币，会加速货币的传导过程。用于购买垄断产品的钱，很快就会汇集到垄断企业手中。使垄断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去增加库存，减少供应。垄断资本很快就可以把这些钱汇拢起来，并形成足够的强度去冲击物价。

　　

　　这种投机未必是垄断企业亲自操盘，但是垄断企业获得的利润必然流入利润最高的行业，很显然就是投机。

　　

　　有些垄断产品，对外人来说是不易投机的。比如成品油，需要有储油装置或者利用现货和期货平台。一般人未必能掌握这样的设备或者具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如果自己私自储存成品油可能还未发财就被消防队找上门来了。比如电力，在超导装置诞生之前，任何人都不可能大规模囤积电能。比如煤炭，需要有足够的场地去存放，还要小心自燃。

　　

　　这难不倒那些获得了利润的人，这些人可以囤积其它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土地，比如农产品。粮食是最理想的囤积品，是最好的炒作题材——生产、生活离不开，好囤积好垄断的东西是炒作的最好选择——粮食一年一次收获，总量有限，谁都要吃，显然符合这个标准。在法律不许囤积粮食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囤积其它农产品，打擦边球，比如棉花，绿豆、生姜、大蒜、苹果、蔗糖、玉米之类。

　　

　　某种意义上，投机充分显示了不同人群博弈能力的不同。小农博弈能力差，自己涨价的能力有限。对方来收购，小农虽然能涨价但是也很难形成坚强有力的联盟大幅度涨价。不过，农产品到了投机者手里则是另一回事情了。投机者的数量远远小于小农，可以更有力地控制农产品价格。换句话说，他们完全可以囤积惜售，甚至销毁一批，人为制造短缺，把农产品价格推到新高。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葱、姜、蒜在不同的人手中可以买到不同的价格。暴涨暴跌并不是葱姜蒜的品质有什么不同，或者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出现了惊人的变化，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博弈能力完全不同的人手中。

　　

　　话题转回来。

　　

　　此时，各种原料全面上涨，全面的通货膨胀正在酝酿中。各种生活资料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工资仍然变化不大。因为没有出现全面上涨，普通人虽然感觉到生活日益困难，但是还能忍受。

　　

　　接着，物价出现第三轮上涨。随着生产、生活资料的物价上涨，那些没有获得政府订单的企业的产品售价也会上涨。这次上涨与前面新增货币追求规模变化不大的商品所导致的需求拉动的上涨不同，是成本上涨推动产品售价上涨。不管有没有政府的订单，垄断企业会对所有下游企业一视同仁，一样涨价。这次上涨是被动上涨，是对前面上涨过程的确认：如果不上涨，这些下游企业就会亏损。

　　

　　由于竞争的原因，这些企业的产品售价在原材料上涨势头冲击到它们以前，是很难上涨的。在需求不足的市场中，上涨自己的产品价格就意味着把这一部分市场拱手让给同行。甲涨价，乙不涨价，就意味着乙能获得甲的市场。当所有同行都面临不上涨就亏损的局面时，才可能形成稳定的上涨态势。

　　

　　对这些企业来说，因为不存在价格同盟不能提前涨价，所以虽然他们预测到未来的涨价，但是除了提前囤积部分原料以外没有其它对策。对他们来说，大规模囤积原料则是比较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掌握原料的企业此时已经在增加库存压缩市场供应，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往往因为流动资金紧张没有多余的闲钱大规模增购原料。

　　

　　随着所有重要原材料的全面上涨，本轮上涨的产品必然广泛涉及是各种产品，主要是各种生活日用品。这时通胀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时，全面上涨的局面已经显露出来。

　　

　　这时，政府往往紧张起来，开始压缩贷款。于是，此时这些企业往往遭到三重打击，一面是原材上涨，一面是贷款紧缩，一面是因为产品涨价销量下降。不仅如此，他们很快会遭到工资上涨的第四重打击。

　　

　　不过，此时如果放松信贷则可能造成更严重通胀，因为此时回报最高的行业不是生产制造，而是囤积生产、生活原材料。银行贷款不论最初贷款项目如何，最多两三个来回就会投入到投机的洪流中去。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马上就会迎来第四轮涨价。

　　

　　随着生活日用品的涨价，绝大多数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当实际工资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工人就是节衣缩食，也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这时，他们就会提出涨工资的要求。实际上，涨工资的要求一直存在，但是由于大批失业人口存在，劳动力内部竞争激烈，如果不是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的话，工人很难同时提出涨工资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前几轮上涨之中，工资基本不动的原因。

　　

　　此时会出现“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的现象，一面是大量工人找不到待遇理想的工作，一面是企业用现有工资找不到合适的工人。这种看似荒谬的现象的本质，是就业岗位不能提供满足基本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实际工资水平。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多数下游企业利润下降，工人实际工资水平也下降，企业拿不出更高的工资，工人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说到底，是下游企业的大饼变小了，企业和工人都不够吃了。所以，所谓改变就业观念，增加就业培训并不能消除这种现象。

　　

　　这时，工人可以辞职、跳槽、罢工、闹事相威胁，企业也可以关门大吉相应对。此时的企业遭受四重打击，许多经营者的利润不足以应对四重打击。他们选择主动退出，停止生产，关门大吉，加入投机的大军，购买土地、房产、紧缺物资、黄金、白银和外汇，或者卖掉一切资产，套现所有现金，移民其它国家。

　　

　　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双方工资集体协商，互相妥协。企业的利润让出一部分，工人工资上涨一部分，彼此各承担一部分损失。大饼小了，双方各少吃一口。工人工资并不会达到对应的物价水平。如果考虑到每个肢体健全的人都拥有劳动力，劳动力不能囤积，是最不稀缺的生产要素，工人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就不难理解工人最弱的博弈能力和他们处于经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

　　

　　随着工人名义工资水平的上涨，前三轮之中没有涨价的企业也要开始涨价，于是所有企业的商品都会上涨。不仅产品上涨，就是不需要任何原料的服务业价格也会上涨，比如理发店、诊所、小时工等等。

　　

　　经过“政府订单产品”、“关键原材料”、“日用生活用品”、“劳动力”这四个环节，上涨的势头逐步蔓延开来。主动上涨拉动被动上涨，推动全社会所有商品价格的上涨。前两个环节是货币传导到上游企业，后两个环节则是成本上升传导到下游企业。前两个环节是较多的货币追逐相对不足的产品，后两个环节是成本不断上涨导致生产亏本，劳动力不能维持生活。相比而言，前两个环节是注定盈利的，而后两个环节则是注定吃亏的。涨价已经由一种特权变成了不涨价就难以为继了。

　　

　　通过这四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后两个环节的多数企业产品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不过是对前面两个环节涨价结果的确认。他们博弈能力差，得到货币的时间更晚，注定是吃亏。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吃亏，造成一部分企业停产，一部分劳动力另谋职业，才可能使这个环节的产品价格和工资上涨，对非垄断企业和劳动力来说，同行之间很难形成稳固的联盟，任何企业或个人主动提高价格都是把市场让给同行，主动涨价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涨价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货币传导到这个环节，或者是因为成本上升传导到这个环节。虽然知道物价要上涨，但是却并不能提前涨价。

　　

　　对垄断企业来说，则是另一回事情。如果预期到要涨价，大可主动增加库存，压缩供应量。垄断企业就是压缩生产，其它企业也难以填补对应的市场空间。对同行小企业来说，此时最理智的行为不是增加产能，填补供应缺口，而使跟风压缩供应量，产品直接进仓库而不是进市场，等价格上涨以后再抛售出去。垄断企业完全有能力操纵自己产品的市场，甚至可以提前促成该垄断产品的涨价。

　　

　　对劳动力来说，即使他们首先获得货币，他们也难以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多收了三五斗》那一小节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对农民来说，所有农民都丰收，米行会极力压低大米的价格，所以不是农民的好事。只有自己丰收其他人歉收才能获得额外的好处。所有人都涨工资，无非是给垄断企业抬高垄断品售价的机会。

　　

　　再看投机和价格操纵。

　　

　　虽然物价总体方向是物价向上的，但是整个过程绝对是不均匀的。游资涌入哪个方向，那个方向的物价就会飙升。游资的方向由少数人决定，他们选择哪个方向，那个方向就会成为突发暴涨的方向。所以，可能出现蒜你狠，也肯能出现大蒜没人要。物价的上涨方向是由掌握游资的稳拿确定的。说到底，也是游资的流向的强度决定的。游资流向的强度与游资总量成正比，与投机者数量成反比，游资数量越大，越集中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对他们所选择的投机商品价格的冲击能力越强。

　　

　　投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贱买贵卖获得更多的货币。稳拿的经济理论认为投机可以促进市场的平衡：当某种产品过度充裕的时投机者买进，当这种产品不足的时投机者卖出。投机是赌博，风险自担，投机者以自己承担风险为市场平衡做出贡献。

　　

　　事实上，市场的稀缺程度完全是可以受到操纵的，只要某一投机者的资本量达到一定程度即可。所以，风险自担的只是中小投机者，对大投机者则是另一回事。战场上，两军拉锯时，一支数量队伍并不太大的队伍，坚定地站在某一方就可以彻底改变战局。投机市场同样如此，当绝大多数投机者都按照“顺风倒”的原则投机的时候，只要某一投机者的资本量达到一定程度，就足以按照他的目的改变整个市场方向。这些人既是市场方向的决定者，也是参与者，其他人则是跟风者或者搭便车的人。

　　

　　垄断企业对市场价格的操纵也是如此。实践中，绝大多数垄断企业并不是完全控制百分之百控制某一种产品。只要该企业压缩产量，其他同行不能有效填补即可。假设某一企业掌握某产品市场总分额的30%，该企业主动限产，压缩产能到10%，其余产品全部进入库存。这时，如果其他同行开启闲置产能弥补这20%的缺口的话，该产品的价格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其他同行开足马力也不足以弥补这20%的话，该产品价格必然上涨。这时，对其他同行来说，无论自己是否启动闲置产能，产品价格都会上涨，现在销售和等一段销售会有完全不同的售价。最好的选择必然是追随限产的企业，压缩市场供应增加库存。于是，就形成了涨价的同盟。那家控制市场份额30%的企业就成为该行业的带头大哥，能有效控制该行业产品售价的上涨。反之亦然，当垄断企业觉得有必要开启闲置产能压低售价挤垮冒失闯入的外来者的时候，其它企业也不得不跟风。

　　

　　这是一个小猪跟着大猪跑的游戏，少数控制市场方向的人是大猪，数量众多的跟风者则是小猪。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人手中，有不同的价格，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农民不明白为什么大蒜价格暴涨暴跌。因为当有外来资本炒作的时候，农民是小猪跟着大猪跑。没有人炒作的时候，小农博弈能力若得弱点完全暴露出来，大蒜价格自然一落千丈。

　　

　　对小猪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跟风。不跟风，死的更快。小猪的钱不去跟风炒楼，他们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去跟风炒楼，可能被高位套牢。对农民来说，不跟风囤积大蒜意味着大蒜在上涨阶段不能卖到高价，在下跌阶段只能贱卖。不论他们跟风或不跟风，他们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大蒜价格下跌的时候都要承担损失。

　　

　　对小猪来说，最理智的行为是时刻跟随大猪，千万不要与大猪做逆向操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猪随时可能转向，而不提前通知。那些满怀激情跟在大猪后面的小猪，立即就会成为与大猪逆向操作：当大猪建仓的时候，小猪并不知情。当大猪减仓的时候，小猪还在追高。当大猪再次建仓的时候，小猪可能正在割肉或者惊魂未定犹豫不决。它们最终成为大猪的猎物，被大猪踩死吃掉。于是，农民手中积压大量农产品，最终赔钱甩卖没有人要的事情屡见不鲜。多说一句。有人认为，发展订单农业能抑制农产品的暴涨暴跌，能有效保护农民利益是完全没有看到农民所处的不利地位。实际上，通过订单，收购企业将拥有更强的操纵市场的能力。收购企业可以一面压低农民手中大蒜的价格，一面提高供应市场大蒜的价格。

　　

　　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注入货币，通货膨胀的趋势是不能持续的。大多数投机最终没有买主必然失败，政府的投资一旦停止，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不再增加。物价便有下降的趋势。对大猪来说即使被套牢压力也不大，因为它手中控制着足够数量的紧俏物资，完全可以通过减少市场供应量，维持较高的价格，稳步退出。对小猪来说则是悲剧，由于大猪已经撤退，所有小猪往往不得不割肉一哄而散。大猪此时则可以趁机吸收物资。总体来说，只要政府源源不断地注入货币，那些被套牢的小猪迟早会解套，但是这种解套只是会计意义的解套，他们获得的货币的购买力已经大大缩水了。

　　

　　随着物价的上涨，比如出现越来越多的资本逐渐离开生产循环，脱离实业，进入投机行业的现象。在投机盛行的时期，与投机相关的行业（比如能为投机提供资金的地下金融业）蓬勃发展，与之相关的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也会水涨船高，于是创造出若干工资神话。这种工资暴涨绝不是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的例证。售楼小姐、投资理财经理、银行的客户经理都属于这类人，他们的工资都是绩效工资，只有能为资本带来更大的利润才能获得高昂的工资，如同鱼鹰为渔夫服务。这些工来自新加入的资本的损失，而并不是原有资本对工资的妥协。

　　

　　凯恩斯主义引发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绝不是一个大家都吃亏的过程，而是一个卢瑟吃亏，稳拿发财的过程，是一个贫富差距扩大的过程。刺激经济是给垄断集团发财的机会。劳动者则受到双重打击，一方面是随着政府投资的结束，就业率不断回落，一方面是生活成本上涨，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与第三轮上涨中受到冲击的企业家不同，他们没有能力移民或者当寓公。他们的收入主要是货币工资，没有多少资金可以用于投机，主要财产是货币存款，很难回避货币贬值的损失。即使他们投机，他们也处于小猪的地位，往往在大猪掉头的过程中损失惨重。于是，社会底层饱受滞涨的折磨。

　　

　　现在，我们不妨再看看经过推行凯恩斯主义之后，各个阶层的受益损失情况。首先，是获得政府订单的承包商，他们获得惊人的利润，哪怕他们修建的是豆腐渣工程，政府也会买单。这样的好事，天下少有。当然，一起受益的还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僚和议员。其次，是控制关键生产、生活资料的垄断资本。绝大多数政府增发的货币都流入了他们的腰包，他们趁机攻城略地，聚拢财富。原先能勉强维持的企业将虽然在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初期可能会遇到短暂的小阳春，但是必将更加困难，他们将受到原料上涨，工资成本上涨，社会消费能力下降和信贷紧张的综合打击。原先有工作的人，会遇到工资和存款缩水的冲击。原先没有工作的人，在推行凯恩斯主义初期，暂时能获得工作的机会，但是随着政府订单的压缩和工程量的下降，他们的就业将重新遇到困难。如果他们有存款的话，他们也要承担损失。一般来说，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往往也有少量存款和手头的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社会底层受到损失的程度远远大于CPI和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差额。现实通胀中，涨幅最大的绝不会是花盆或者渔缸。这两样涨价的话，大不了不种花养鱼就是了。越是生产、生活离不开的产品，越可以卡住下游企业或者消费者的脖子。往往是涨幅最大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涨钱，消费者也要消费。决定博弈能力强弱的因素，除了博弈双方数量对比以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成交的渴求性。粮食虽然涨价也不能不吃，蔬菜再贵也要买。能卡住博弈对方的脖子，自然能逼迫对方把多数收入（甚至存款）掏出来，以维持必要的生活。CPI只是一般消费品的加权平均，并不能反映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上涨情况，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食品）的涨幅，必然高于那些可有可无的消费品（电影票）的涨幅。如果仅仅看CPI自然不能充分感觉到民生日蹙。

　　

　　对社会底层来说他们的多数消费都离不开衣食住行，这些东西都是最容易涨价的东西。相比之下，社会顶层的多数消费品则是奢侈品，这些产品的上涨幅度必然落后与生活必需品，所以他们对物价上涨的感觉自然没有底层明显。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是，社会底层受到工资上涨落后于物价上涨的挤压，社会顶层还在悠然享受通货膨胀带来的红利。

　　

　　既然政府推动凯恩斯主义符合顶端垄断集团的利益，弗里德曼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为什么弗里德曼还会反对呢？这是因为当两个垄断集团博弈能力接近的时候，政府站在那个垄断集团之后，哪个垄断集团就占有更大的优势。于是，此时究竟是由哪个垄断集团发财是由政府决定的，而不是资本。垄断集团沦为政府的附庸。

　　

　　按照我们的分析，推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效果与社会垄断程度密切相关。政府下同样数量的订单，注入同样数量的货币，达到的刺激经济的效果不同：社会生产垄断程度越高，扩张幅度越有限，通胀速度越快，幅度越高。反之，垄断程度越低，生产扩张能力越强，通胀过程越慢，幅度越低。凯恩斯认为政府投资会推动一系列社会投资，这就是所谓的“乘数效应”。这种情况只能在生产高度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在高度垄断情况下，则很难出现这种拉动一串经济复苏的现象。弗里德曼说政府投资会挤出其他实业投资，出现“挤出效应”。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垄断企业不扩张，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大批生产企业利润下降，被迫关门。事实上，究竟是“乘数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垄断程度，垄断程度越高，挤出效应越严重，而没有垄断压制生产就不需要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复苏。垄断程度越高，越需要政府刺激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垄断程度越高，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努力越无效，这是第一个有趣的结论。

　　

　　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通胀有巨大的财产再分配作用，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小，达到同样的刺激效果需要越来越大的政府订单。长远看，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率将不断下降，通胀的幅度和速度则将不断提高。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有效需求越少，需要政府加大投资的力度；政府加大投资的力度越大，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有效需求越少。这是第二个有趣的结论。

　　

　　如果我们把两个结论相结合的话，就会发现，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社会消费能力不足，失业问题严重。于是，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虽然暂时能缓解失业问题，但是长期看必然使贫富差距更大，消费能力更加不足，失业问题问题更加严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不拆分垄断资本，不主动减缓贫富差距，只能是治标的办法，而且是使病情不断恶化的治标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垄断资本是立国基础，顶层孜孜不倦不断聚敛就是为了增加私有财产，所以都是万万不会触动的。于是，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无法解脱。

　　

　　值得注意的是，通货膨胀具有自我加速的功能：流通中的价值符号越多，价值符号的流速越快，流通中的商品数量越少，物价上涨就越多，政府就需要更多的价值符号弥补财政赤字，人们就希望尽快脱手手中的钞票换成实物，生产者无法顺利生产，销售者囤积货物。

　　

　　在温和上涨阶段，大家还对货币的信心虽能维持但必定不断动摇，随着物价上涨速度越来越快，大家对货币的信心必然彻底动摇。大家都相信物价会上涨，就会开始考虑囤积，有条件的首先囤积，会加快物价上涨的速率，当物价上涨的速率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有人都加入囤积的行列，生产赔钱，囤积赚钱，生产过程会被打乱。

　　

　　于是，物价就成了脱缰的野马。这时通货膨胀进入恶性阶段。

　 　

　　卢瑟经济学（7.13）——纸牌大厦（脱缰的野马） 6 0

　 　

　　“如果农业有个三长两短，那么通货膨胀的发展就会相当严重。而通货膨胀具有一旦启动就会加速发展的特点，它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自动停止和消失。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从而诱发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这种教训是很多的。国际、国内经验还表明，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朱总理讲话实录》

　　

　　“极度通货膨胀是最可怕的货币灾难，公众对自己国家的货币失去信心，试图摆脱这种货币，见到什么就买什么。这时，灾难就发生了。”——俄罗斯代总理、“休克疗法”推动者叶戈尔•盖达尔

　　

　　“通货膨胀的情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滥印钞票使外汇行市大幅度上涨，美元的比价由三千元上涨到三十万元，后来又上涨到空前的六百万元。形势恶化到了可怕的地步，蒋的钞票贬值到同给死人烧化的纸钱相差无儿了。广东有一家大造纸广，买进八百箱票面一百元至二千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使钱不当钱用，这个现象简直把大家吓昏了。物价自然是直线上涨，几乎无法计算。在离内战战场将近　一千英里　的华南地区，米价在几天内从每担一千八百万元涨到三千六百万元。据报纸估计一粒大米要值十五元，一根火柴要值两百元。但是谁还都不愿以此为根据进行买卖。更糟糕的是，政府用小票给公职人员发放工资，但中央银行、邮局、铁路局和税务局全都拒收这种钞票。这简直是直接掠夺中产阶级。然而蒋的官僚还有更大的打算。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又发行一种新的金元券，规定三百万元旧币换一元新币。同时它以逮捕和抄家相要挟，迫使人民把自己的金银、墨西哥鹰洋和所有外币全都交给中央银行。本来发行“金元券”是为了挽救已经丧失信用的政府通货，结果却反而搞得更不可收拾。生产陷于停顿。物价只稳定了短短几天，然后又开始上涨，一如过去。政府想用经济法今来稳住物价，可是苦斗中的商人十分明白，不管用什么办法，物价也稳定不长，干脆就拒绝把店里的商品拿出来卖，以此进行反抗。人们到处抢购，见什么就买什么。上海的有钱人，为了出脱金元券，开始把最大的钻石、最贵的手表、最上等的碧玉和其它东西抢购一空。在北平，人力车夫把昂贵的法国点心买个精光，因为市场上别的东西都没有了。据报道，广州的家庭主妇宁愿买蛇吃，也不愿留着金元券过夜，怕第三天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中国人民对政府已经丧失信心。对于他们来说，由这样一个政府的资产作保证的新钞票只是一堆废纸而己。这位太子爷派特务和军队到上海各家商店，以逮捕相要挟，迫使商人按硬性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商人的脑袋被手枪顶着，没有办法，只好屈服。上海人乘此机会疯狂地抢购，把毫无价值的钞票换成有价值的商品。店员和店主忙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使劲劝顾客别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许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他们还是白费唇舌。顾客们哪管什么式样、尺寸，什么东西都买，而且马上就要。有一个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员吃了一惊，问他是不是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商店的贷架被抢购一空。许多商人在几天之内就倾家荡产。对于几十万人说来，切身的问题不再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独裁的问题了。忠于职守的中国教员以前曾经宣称，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真正饿死的危险，而不是挨饿的可能。骆英超少将从船上跳水自杀，遗书中说，‘余从军三十载，身为少将，仍无法养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饿死’云云。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更有甚者，已经有警察在暴民冲进米店时，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一个警察对记者说：‘我干嘛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呢。’”——《中国震撼世界》

　　

　　人类社会最早没有货币，易货交易的种种不便使人类社会出现了货币。从此，人类交易的模式由“一只山羊换一把斧头”进化为“山羊换货币，货币换斧头”。当价值符号相对稳定的时候，一只山羊能换30美元，30美元能换一把斧头。当价值符号急剧贬值的时候，山羊能换30美元，30美元却未必能换一把斧头。这时，“一只山羊换一把斧头”的交易模式虽然有种种不便，与纸币迅速贬值相比却不算什么，所以必然复活。于是，价值符号便要退出流通。

　　

　　价值符号丧失货币功能的过程关键的是贬值的速率，即贬值的幅度和贬值的时间之间的比值。如果三十年间，单位纸币购买力缩水一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纸币的保值功能相对较强，是强势货币。如果三个月之间就缩水了一半，这就是典型的恶性通胀了。

　　

　　在温和通胀的时代，物价变化是以年、季为单位的，用纸币交易虽然有损失但是还能忍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物价变化就以月、周、日，甚至小时为单位，因为大多数生产循环的时间都长于月、周、日，纸币造成的损失必然破坏生产循环。

　　

　　在温和通货膨胀的时代，人们还是追求货币。到恶性通胀的时代，人们就追求实物了。恶性通胀是价值符号丧失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贮藏、支付手段、国际货币五大功能的过程，也是价值符号退出流通的过程，是“钱变纸”的过程。温和通胀时代，是抢钱的时代，市场各方比赛涨价；进入恶性通胀时代，就是抢商品的时代，拥有纸币的各方迅速出手纸币抢购商品。这时囤积的参与者不再仅仅是投机者，而是全民。

　　

　　如同盖达尔所说，当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失去对法币的信心。信心的动摇决不是凭空产生的，个人因为精神障碍等原因突然不要法币是可以想象的，全民集体陷入颠狂状态突然不要法币是不可想象的。一切稳定现象的根源都有物质基础，所有人失去对法币的信心的物质基础是流通中的法币在短时间内迅速贬值。

　　

　　与金银相比，价值符号（法币）先天就缺乏稳定的价值，血液里有脱缰的野性。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单位价值符号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商品总量、流通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单位价值符号的价值与流通商品总量成正比，与货币总量和流通速度成反比。价值符号的内在价值取决于外在三个变量，三个变量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剧烈变动都可能造成物价的剧烈变动。

　　

　　商品流通总量是最不易剧烈变动的。在现代社会中，在很短的时间内，社会流通商品总量迅速减少到原有总量的几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几乎是不可能的。既是惨烈的战争，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效果。当然，如果政权控制的地盘迅速丧失，则是另一回事情。国土大面积沦丧，货币流通区域迅速下降，占领军收缴占领区货币，通过中立区套购抵抗区的物资，这是战争中很常见的事情（多说一句，抵抗区的对策就是冻结被占领区的账户财产）。

　　

　　法币的总量上升几倍甚至上百倍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理论上，国家可以把无限数量的货币挤压到经济中去，只要国家不倒台，谁也不能拒收。在《流通的债务》中我们介绍过，商业银行也可以增加信用货币的供应，但是商业银行很难长期大规模猛增信用货币。商业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必然和债务相伴相生，迟早和债务一起必然湮灭。如果商业银行胆敢对客户不断借新还旧，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那么就要承担被挤兑的风险——商业银行的创造的信用货币越多，被挤兑的风险就越大。所以，如果没有央行在背后撑腰，商业银行显然不敢也不可能无限增加信用货币的供应——猛烈增加信用货币的结果只能以挤兑和暴跌收场。这时，只有央行出手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开动印钞机才能避免暴跌。

　　

　　说到底，稳定新增的货币只能来自国家的印刷机，每次持续的货币猛增，政府的印钞机都难逃干系。这种迅猛的增加必然来自政府超发法币，这可能是短时间内大量超发货币进入流通，也可能是长期超发法币突然在短时间内进入流通。

　　

　　法币流速的迅猛增加也是不容易的。一个人急于脱手手中的法币，大家并不跟进，并不能造成全社会货币宏观流速的上升。少数人的行为往往被其他少数人的反向行为所对冲掉：某甲急于购买大米的行为，可能导致大米价格上涨，反过来抑制某乙购买大米的欲望，某乙可能会考虑等一等再说。大家集体要求脱手手中的法币，即使物价飞涨也在所不惜——某乙必须相信现在不买大米，将来必定更贵，甚至可能买不到。让所有人都确信这样的趋势，必然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一种情况是价值符号后面的暴力消失了，比如汪伪政权垮台以后，比如国民党灭亡被赶到台湾以后。国民党没有义务承认汪伪政权的中储券，解放军也同样没有义务承认法币和金圆券。新政权会不会承认前政权的法币，即使承认的话，以什么比例兑换，都是未知数。前朝的法币是前朝的暴力符号，现在前朝暴力已经随着改朝换代烟消云散了，暴力的符号没有暴力只剩下符号了，就是废纸一张，在新朝自然一文不值，与手纸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时，把废纸换成商品，是必然的选择。于是，大家把手中的纸币迅速投放市场，抢购物资。当然，商人也不傻，会迅速拒收前朝法币。于是，前政权的法币谁都不要，在一个月内贬值到原先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不考虑改朝换代的话，可以不考虑这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物价不断上涨，民间相信货币即将迅速贬值，大家的对策都是尽快脱手货币，钱到手就花出去，变成需要的商品。假设物价每月上涨1%，每年上涨12.7%。那么明年需要的东西，不妨考虑现在购买。原来可能是一年一买，现在是一月一买。于是，随着物价的上涨，货币流速也在不断加快。货币流速加快的过程，反过来刺激物价上涨。要大家都相信物价要失控，物价必须有长期不断加速上涨的“前科”。

　　

　　只要政权稳固，货币发行规范，让大家都相信物价会迅速上涨甚至失控并不是容易事。一次性购买能吃三、五年大米的人不但要承担损失，还会成为笑柄。但是，如果政府一直开动印钞机，又不限制每个人购买商品的数量，导致物价一直高速上涨，那么提前购买大米的人就会成为精明人。这时，想让大家都相信物价不会迅猛上涨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分析过物价上涨过程中提前购买商品所能带来的好处，在人人为私人利益运动的社会中，希望个人放弃利益、承担损失是不现实的。可以说，货币流速的变动的基础归根结底还是政府发钞数量，所以并不是完全不可控的。

　　

　　如果我们看影响价值符号内在价值的三个变量，我们就会发现核心的变量还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影响货币数量的关键是政府的发钞数量。抛开政权崩溃的情况不说，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应量过多是恶性通货膨胀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要货币供应量速率远远超过生产发展的速率，物价就难免成为脱缰的野马——即使这些货币暂时没有进入商品流通，也并不代表这些越积越多的法币是安全的。恰恰相反，暂时没有进入商品流通的法币越积越多，如同水库中不断上涨的洪水，一旦溃坝必然“如同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当然，那些利用国情特殊性为货币超发找借口的专家、学者和官僚，届时又会用国情特殊性为恶性通胀找借口）。

　　

　　所以，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严控通胀预期，都不如管好印钞机。

　　

　　恶性通货膨胀是法币失去货币功能的过程。货币的主要功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储藏，支付手段和国际货币。随着价值符号不断增加，单位价值符号的价值不断大幅度缩水，几项功能先后丧失。价值符号的价值所剩无几了，就只剩下符号了，自然就不具备货币功能了，这时的价值符号就是一张纸而已。即使国家用枪托给每张法币盖章背书，也不能避免法币被挤出经济循环——只要允许法币购买商品，商品就会替代法币。如果法币不能购买商品，国家还有什么必要印刷法币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一般来说，最先丧失的是价值储藏的功能（虽然价值符号先天就没有内在价值，缺乏保值功能，但是正常情况下价值符号的价值能保持相对稳定）。这个功能要求货币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价值。物价每个月上涨一点，每年就可能上涨一大截。这个功能对物价上涨最敏感。如果长期处于负利率，物价不断上涨，存款不断缩水，最终必然导致这种功能的丧失。

　　

　　事实上，多数商品替代纸币保值往往是不划算也是不便的。某种商品具有价值贮藏的功能，首先要便于保存，其次也要在未来能够使用甚至用于交换。正常情况下，多数商品在这两方面都有欠缺：多数产品保存期都不长，而且保存成本很高，损失很大。比如囤积大米，除了防火防盗，还要防霉、防虫、防鼠。相比之下，大米还是易于保存的商品。多数人的收入不仅仅用于购买生活用品，还有其他的用处比如养老、医疗、子女教育或者各种不时之需。现在购买了大米，显然不能用来支付未来的养老费、医疗费和学费——医生可能需要用诊费支付房租，但是房东未必需要大米。何况，届时这些大米还能不能食用都是值得怀疑的。物价上涨越快，越容易发生囤积；商品保质能力越差，越不易发生囤积。各种商品的保质能力基本是不变的，决定因素是物价上涨速率。

　　

　　在通货膨胀初期，黄金、房产、外汇等不易变质的特殊商品便已经部分替代了价值符号的储值功能。这些商品即使自己不消费也可以用来保值，将来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变现卖出。实际上，这些商品购买和变现的过程中都要承担损失，大家购买这些商品保值的原因即在于这些损失与持有存款（算上利息收入）的损失相比已经不算什么了。这些商品往往成为投机的首选，首先受到追捧，上涨的幅度往往超过其它商品。

　　

　　如果法币的贬值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其他商品保值的不便，也就逐渐不在话下了。如果囤积的损失和物价上涨的损失相比不算什么的话，那么大家就开始囤积了。如果不考虑陈米的口味相对新米比较差，并忽略存款的利率，假设大米的价格在一年内翻一番，那么即使有50%的大米会在贮存过程中损失掉，两者相比也互不吃亏的。如果大米的价格上涨不止一倍，那么必然会出现大批囤积大米的消费者。这些人首先是囤积足够满足自己消费的产品。比如一次性购买能吃一两年的大米、食用油和蔗糖，能用一两年的肥皂和洗衣粉，能抽几个月的香烟，能用几年的棉布，能吃一两年的罐头等等。这时，抢购浪潮初现，抢购的商品主要是能相对持久保存的消费品。

　　

　　随着物价上涨速率的加快，价值符号很快就会失去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的功能。农民秋天卖出粮食，春天买入种子化肥，这个过程是分开的。卖与买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如果物价在这个时间差的之中上涨到不能顺利购买足额的种子化肥或者即使购买倒也会损失惨重，农民自然会考虑改变交易方式。这里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一冬的时间内物价会上涨多少？如果上涨1%或2%，农民未必会改变交易方式，如果上涨10%甚至20%，农民必然会考虑暂停售粮。

　　

　　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收入纸币而是实物。收入实物有诸多不便，比如体积庞大、不易携带、不易贮存、种类庞杂、不好流通等等，但是如果物价上涨如此之快，纸币拿在手里时时刻刻在缩水，那么这些诸多不便就不在话下了。这时，随着物价进一步上涨，会导致进一步的囤积。这时的囤积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也是为了流通和支付，如果货币贬值如此之快，医生无法确定自己收的诊费是否能够缴纳房租，购买生活用品，就可能拒绝收取货币而要求实物报酬。囤积的东西自己未必消费，还可以用来支付或者交换其他商品。这时，房东很可能也不要现金房租改要大米了——年初签订合同，每月房租1000元，可以买500斤大米，年底通货膨胀每月的房租可能只能买200斤大米了。这样就不如直接要大米了，虽然自己不需要大米，但是可以用大米交换青菜和食盐。

　　

　　物价的进一步上涨会使价值符号失去价值尺度的功能。实际上纸币本身无价值，纸币的价值由他所能购买的商品的价值所反应。在一段时间内，物价相对稳定，我们可以知道某种商品价值多少钱。一个　一磅　面包2美元，　一磅　面粉1美元，我们会知道1美元可以买半磅面包或者　一磅　面粉。但是，在恶性通胀时期，物价上涨速度如此之快，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手中的法币能买什么东西。这时，月初能购买　一磅　面粉，月底可能只能购买3/4磅甚至半磅面粉了。于是，市场中交易的每一方不仅会提高自己掌握的商品的售价，且会打出一定程度的安全“冗余量”。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正常情况下，各种商品有彼此相对稳定的价格比例关系，比如　一磅　面包2美元，　一磅　面粉1美元。在物价飞速上涨时期，物价上涨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整个物价系统发生紊乱。早上能买一口袋面粉的法币，晚上只能买几磅面粉，如果面包房消息不灵，没有及时调整售价就会出现面包和面粉价格倒挂。　一磅　面包2美元，　一磅　面粉2美元，听起来不可思议，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了不亏本，面包房的对策就是把售价提高到4美元以上，比如6美元、8美元甚至10美元，提前打出冗余量。实际上，面包房不可能24小时紧盯面粉价格，并且随时进货：进100斤面粉制成面包全部售出也许需要一天的时间，从卖出第一个面包开始，到卖出最后一个面包结束，这时物价究竟能变化多少，谁也不清楚。补偿卖出的第一个面包的面粉需要到全部面包卖出以后，面包师不可能为　一磅　面粉跑一次磨坊，磨坊显然也不可能为　一磅　面粉送货。如果面包房不提前打出冗余量，那么就非常可能出现售价不能跟上原料上涨导致赔本的情况。有趣的是，磨坊也可能提前打出安全冗余量，所以面粉比面包贵的事情，并不新鲜。比较精明的面包房主，很快会知道自己的面包正在贱卖——蜂拥而至的人群，能提醒他。当然，如果他反应比较迟钝的话，只忙着招呼蜂拥的顾客，却没去打听面粉价格话，很快就会面对空空如也的货架和面粉的新报价欲哭无泪。这时　一磅　面包到底值多少法币，　一磅　面粉到底值多少法币，谁也说不清楚，只能跟着感觉走。

　　

　　到通货膨胀的后期面包房就彻底不要法币了，收了法币也未必能买到面粉有什么用？想买面包，就要拿金条、银元、外汇，没有的话实物也行——可以用面粉来换。没有面粉，大米也可以勉强充数。没有大米，蔗糖、黄油、肥皂也行，只要是有人要的生活日用品就行，只有法币是万万不能的——除非纸币按照等重量手纸的价值兑换。

　　

　　至此，价值符号先后失去了价值贮藏、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三个主要功能，起因完全是因为单位时间内纸币数量增加太快，导致内在价值的动摇。这时，价值符号还有支付手段和国际货币两个功能。这两个功能也不会保持很久。

　　

　　支付手段往往能保留相对较长时间。这是因为支付手段对应的往往是大宗交易（大规模批发、订货、大规模信用贷款和还贷），很多情况下都是银行账户的划转，用现金交易已经非常不便，更不用说实物了。在物价上涨的时期，对于未来的支付，可以采取金融工具或者规定较高的利率和货款的避免损失。但是这个功能并不是不会丧失的，当法币在市场上已经被逐出的时候，用法币单位进行的支付还有什么意义？支付功能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伴相生，正是有大规模的交易，才需要有支付功能。当社会化大生产停顿下来的时候，支付功能自然也就消失了。反过来，当支付功能失灵的时候，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消亡了。那么小规模的支付（比如交账单）怎么办呢？交实物吧。

　　

　　国际货币功能也是如此。本国国民都不用本币了，其它国家还要该国的货币还有什么用？此时，本币会面临迅速贬值的压力。当一国纸币发行量迅猛增加，迅速贬值的时候，就会出现追求外汇的浪潮（除非该国自恃实力强大，强制升值本币），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用本币换外汇。如果该国采取相对固定的汇率制，那么外汇储备就会迅速下降。外汇储备损失殆尽之后，本币相对外币的迅速贬值就不可避免。此时，该国要么停止兑换，要么让本币迅速贬值。对浮动汇率的国家，汇率取决于购买外汇和购买本币双方供求关系。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换外汇，而几乎不会有人要求兑换正在不断迅速贬值的本币。于是，本币同样会立即贬值。

　　

　　五个功能都丧失以后，价值符号就是废纸了。

　　

　　我们再回到通货膨胀的过程，我们会发现进入恶性通货膨胀之前，会有一个临界区，进入临界区以后，囤积商品会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于是每一轮的囤积的起因都是纸币的贬值，每一轮的囤积都是加速物价上涨的过程，膨胀出现自我加速的趋势。事实上，在达到实物替代货币之前，通货膨胀就已经会出现种种恶化的征兆。这些征兆包括出现抢购潮，企业压缩生产，银行贷款脱离生产循环加入投机洪流，政府财政赤字上升等等。出现这些征兆的时候政府如果不能悬崖勒马，立即停下印钞机，难免出现恶性通胀。

　　

　　物价上涨越快，货币流动的速度越快，投入循环的货币越多。随着物价上涨，消费者会尽快把手中的货币变现成还能买得到的商品。货币到手，马上就花出去。如果大家预期到月底的物价会有大幅度上涨，大家的反应就是尽量在月初购买这个月的生活必需品。大家上午开工资，领到工资就全部请假，去置办一个月的生活必需品。此外，大家会把手中的存款，变成各种便于长期保存的商品或者生活必需品。如果某甲是职员，他领到工资并不去购买商品，那会怎样呢？可能性之一，他购买商品的时候，物价已经上涨了。可能性之二，他购买商品的时候，已经买不到任何东西了。在大家都购买的情况下，谁不买，谁吃亏。这时试图靠宣传树立对货币的信心已经不管用了。事情发展到极端，就是大家能买什么是什么，商店里空空如也。于是就出现了“苦力抢购青霉素”，“人力车夫抢购法国点心”。

　　

　　如果物价上涨幅度如此之快，以致企业销售产品之后获得的货款不足以维持再生产，就会出企业大规模减产的现象。利润率与通货膨胀率两项衡量，如果利润不能弥补通货膨胀的损失，必然出现大规模减产。实际上，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通胀对生产的破坏是自始至终而不可逆的。我们在上一小节的分析中已经指出，正是由于部分企业的减产才可能使高度竞争的企业产品出现涨价的可能。但是，进入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这个过程明显加快。在温和通胀时代，许多企业的减产是主动退出，到恶性通胀的时代则往往是被动退出——利润无法弥补通胀的损失，买不到原料，流动资金异常紧张，实在没法干了。

　　

　　如某甲开工厂，产品售出以后，三个月回款。如果在这三个月之内，原料上涨到他不能继续维持原有生产规模的时候，他还会出售产品吗？或者出售以后，他还能继续顺利生产吗？这样的情况下，他会怎么选择？某甲十有八九不会继续向下游供货，而是等物价稳定以后再说或者提出大幅涨价的要求，然后去银行提现囤积充足的原料——如果能贷款更好。如果都这样做，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仓库堆满货物，下游商品奇缺，价格飞涨。这时，某甲会怎么处理？某甲会继续按住手中的存货，同时努力囤积上游原料。即使某甲不这么做也没关系，他的同行都在这么做。还没等他囤积到足够原料的时候，上游自身也开始囤积了，不向下游供货。这时某甲还想要原料，怎么办？某甲只有提供产品和上游易货交易。社会化大生产的循环被彻底打乱。这时所有的生产厂商，谁也不能确定按照合同自己收回的货款还够不够购买足够的原料维持基本的再生产。当然，生产厂商可以要求缩短回款期，但是下游销售商往往会想方设法地拖延回款。在物价飞涨的时候，拖延上一两周甚至一两个月回款那是多么惊人的好处啊。下游会用某甲的货款去投机或者干别的生意，多拖一天就占一天的便宜。何况，即使生产商立即拿到现钞，也不能确定上游原料商是否还愿意供货。所有人都会尽量提出挤占别人的货款，谁是相对垄断的环节，谁就有资格挤占别人的货款。上游原料商也会提出预付货款的要求，然后拖欠发货。不要认为对中小企业来说，预付货款能占便宜。某甲提前一个月预付10吨原料的钱，每吨800美元，一共8000美元。一个月之中，每吨原料的价格涨到1000元。交货的时候，对方可能就会提出来按照新价钱，只给8吨货——愿意要就要，不愿意要拉到。对原料商来说，10吨货现价10000美元，退8000美元外加800（10%的订金）美元，还赚1200美元。社会上货币过剩，什么都在涨价，中小企业却面临流动资金不足，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却是经常可以看到的现实。这种现象的根源则在于中小企业的博弈能力远远不及大型企业甚至垄断企业。（多说一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往往要求助于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于是，银行收缩信贷提高利率的时候他们往往是第一批牺牲品）。

　　

　　继续生产有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参与投机却是稳赚不赔的事情。于是，大量生产商结束生产参与囤积就是正常的现象了。零售商也是如此。当物价上涨的速率太快，通胀的损失突破他们的利润的时候，他们就可能面临无法回补货物的局面。何况，上游也可能停止供货。手里握着不断缩水的纸币，却不能进货。这时，商店也就快倒闭了。零售店商的对策就是大量囤积商品，同时尽量减少销售，可能的话还要尽可能拖欠货款。

　　

　　这时如果能获得贷款将是非常有利的事情，月初获得一笔贷款购买商品，月底卖出偿还贷款，那是稳赚不赔的事情——只要政府持续印钞的话。（多说一句，如果提前知道政府要收缩财政，那么立即抛出所有的商品，偿还贷款，增加银行存款就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了。这就是内部消息的价值，可惜多数人得不到而已。相比之下，许多升斗小民既不能获得金融的支持也没有内部消息，在政府通胀的时候他们的存款往往化为乌有，在政府治理通胀的时候他们负债累累。）于是，在银行监管不力的地区银行的资金也会投入投机资金的洪流。用银行资金去进行商品投机是多么惊人的利益，反之如果老老实实按照政府规定的利率存贷放贷，那么很快银行所拥有的资产就会大幅缩水，可能连维持基本运转都不够。进行投机的银行可以给予更高的利息，吸收更多的存款，不进行投机的银行则可能迅速被取空。当然，能支持银行投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印钞机源源不断地运转推动物价上涨。否则，最终必然因为物价上涨停滞甚至下跌，导致银行血本无归。

　　

　　这时政府也出奇地窘迫，要政府停下印钞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商品价格越贵，政府越有必要加快印钞机的转速。道理很简单——物价上涨了，要为维持原先的开支必须印刷更多的钞票。不仅如此，此时的其它收入必然锐减。抛开多数人收入下降，全社会生产萧条不说，各种收入的贬值就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税款由税务机关征集上来，汇总到财政机关，由各个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同意再用于支出，整个循环的时间，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经过这一段时间，这些税款往往已经大幅缩水甚至一文不值了。这时如果不印钞，就难以维持政府机关基本的运转（如果此时政府正陷入债务危机、外战、内战或平叛的话，更是雪上加霜）。当然，这时的印钞也要打出冗余量。银行深知政府不会轻易停下印钞机，自然敢于放心大胆地偷偷投机。

　　

　　这时就出现了物价上涨越多，货币流速越快，商品供应越少，货币供应越多的恶性循环。这时，如果不果断停下印钞机，货币就会逐步退出经济循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收法币，能用法币购买的商品越来越少。于是，进一步刺激物价上涨。最终，难免出现恶性通胀和经济崩溃。毁掉一个社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毁掉其货币。物价一旦失控，货币就有可能逐步退出经济循环。货币退出经济循环以后，商品交易退回到易货交易的时代，生产力必然遭受重大打击。

　　

　　对于这种现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听之任之。否则就会经济崩溃，政权垮台。于是，通胀与反通胀的博弈就开始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都不愿停下印钞机，而是希望通过规定售价、刺激生产、统购统销等方式控制物价。

　　

　　既然物价上涨，那就冻结物价，这是直线思维。只冻结零售物价，不能阻止生产原料上涨。如果原料上涨而零售物价不变，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生产厂商赔钱，于是它们或者压缩产能，或者赔光为止。短期内，零售产品的物价被控制住了，长期看产品供给将进一步减少。零售商也一样。在所有商品都涨价的时候，如果政府冻结物价，商店完全可能关门歇业，等政府停止冻结物价再开业。或者只按照政府的定价出售进货的很小一部分，多数进货拿到黑市上去换取高价。于是商店里有价无货，黑市商品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如果封杀黑市，逼迫商店按照规定价格出售商品的话，那么所有商品就会被迅速一扫光——有限的商品对应几乎无限增加的货币，必然出现这样的结果。货币总量、商品总量和流通速度三个变量决定物价，物价只是结果，冻结物价是因果倒置，一点意义也没有，最终必然以失败告终。还有的治理方案是冻结工资，这是最无耻的方案。除非有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否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劳动者都处于博弈最差的一方，工资上涨最慢。冻结他们的工资，只不过是逼迫他们更多地动用存款。

　　

　　既然涨价就给社会底层发补贴，这也是一种思路。既然要靠印钞维持，还要由财政发补贴。不妨不发补贴少印点钞岂不更好？不断增加的补贴只能暂时缓解底层的痛苦，并不能挽救法币的命运。不断增加的法币必然进一步刺激物价上涨，破坏法币现有的货币功能，这是前面已经说明的。发放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收入的损失，却不能弥补存款缩水的损失——而多数升斗小民的主要财产恰恰是存款。一点点有限的补贴怎么能弥补存款的损失？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民众还是会对物价失去信心，他们还会把存款转化为实物。

　　

　　物价怎么都管不住，还可以考虑施行配给，保证底层基本生活需求。国家按照很低廉的价格（往往是赔本的价格）从生产商手中强制收取一部分产品，然后按人头分配，凭票供应基本生活用品。同时允许生产商议价出售其余产品，弥补损失。这个想法很好，实行起来并不容易。施行配给首先要有详细的人口资料，其次要有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否则，官吏把廉价收购来的配给品拿到议价市场甚至黑市上出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一面是应该领到配给品稀缺，迟迟不能下发，一面是黑市商品齐全。历史上看，恶性通货膨胀的时期恰恰是官僚捞外快最多的时期。事实上，国民党时代的很多黑市巨头往往有很深的政治背景。能在政府眼皮底下长期大量销售紧缺物资的人，往往就是四大家族的代理人。只有他们才可能有稳定的货源，而且不必担心被逮捕查抄。苏联解体后的黑市巨头，则往往与克格勃特务、有政府背景的银行家、红色经理和共青团精英关系密切。

　　

　　既然商品总量越多，物价越便宜，扩大商品生产就是了。这是进一步的思维。事实上，许多国家战后都会发生通货膨胀（这时，大量军饷被用于购买消费品，大量的企业主要产品是军火）。但是随着军人复员，各种企业军转民，民用产品供应增加，物价会逐步稳定。不过，生产的扩张是有限的（垄断企业控制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政府的印钞机是无限的。希望以有限的生产潜能应对无限增加的纸币，是不现实的。再者，恶性通胀条件下，许多企业的利润低于通货膨胀的损失，继续生产是赔钱的。换句话说，印钞机必须首先减速到一定程度，使企业的利润能够弥补通货膨胀的损失，生产才会逐步回复。不打算让印钞机减速，甚至让印钞机不断加速，生产是无法恢复的。（战后通胀一般都是暂时性的。这时因为战争结束了，巨大的军费开支没有了，印钞机自然会减速。）希望通过印钞给某些行业补贴，拉动这些行业扩张，必然导致其他行业商品进一步上涨，最终的结果如果不是某几种商品价格基本变化不大其他商品价格猛涨的话，就是所有商品的价格全部猛涨——甚至连补贴的行业的物价也控制不住。

　　

　　控制物价无效，推动生产困难，自然想到控制货币流通速度。这就需要稳定大众的情绪，让大家确信自己手中的货币不会变为废纸。央行行长或者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人心。但是，如果印钞机不停下来的话，新增的货币不断加入流通，那么物价很快还会涨上去，这时任何人讲话也无用了。失信于民的后果是不可承受之轻。一旦政府的信用等于狼来了的孩子的水平，那么以后任何安抚都将无效，即使切手指、发毒誓也没有用。烽火戏诸侯可以搞一次，不能搞第二次。做不到城南立木，还不如不做。新钞换旧钞也是一种安抚人心的做法。用有黄金、外汇储备担保的金圆券换法币，能起到一定程度安抚人心的作用。但是，日夜不停的印钞机很快就会让金圆券变成新的法币。这时，就是换钻石券也无效了。

　　

　　各种方式都行不通，最后只能考虑压缩货币总量。如果失败了，就是法币的末日，往往也是经济的末日；如果成功了，挽救了法币，但是经济必遭重创——通货膨胀一旦成型再去治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必然付出惨重的代价。

　　

　　方法之一是抛售黄金白银外汇和各种国有资产回笼货币。这样的做法一般也是以失败告终。国家真金白银不足才开动印钞机，如果国家有那么多真金白银，何苦开动印钞机滥发价值符号？如果国家无条件按固定比例回收货币，那么央行的金银储备和外汇储备很快就会耗光。抛售国有资产也是一样，国有资产是有限的，迟早会抛售光。当然，也可以把抛售出去的国有资产再没收回来。不过，那样的话，还有谁愿意买呢？（多说一句，事实上，没收不没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金银外汇和资产究竟被谁买走。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往往伴随国有资产贱卖的过程。）

　　

　　方法之二是发行国债，通过国债回笼流通中的货币。这时国债的利息如果不能高于通货膨胀率，是没有人愿意买的。如果高于通货膨胀率，国家就要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自愿购买的国债就是一个鸡肋。“敬酒不吃吃罚酒”，自愿国债不买没关系，既然大家不愿意买国债，就发行强制国债，强行把存款转为国债，冻结存款。国债有国家信用同样可以交易，只不过要打折扣而已。原先用金圆券买一个面包10000元，现在用15000的国债购买。不仅如此，还可能加速老百姓脱手货币的速度。把大多数存款取出来，买成生活日用品，剩下一点点买成强制国债。国家的对策就是限制银行提款量，每人能提多少，设定上限。

　　

　　方法之三是加息，让多余的法币重新流回银行，同时减少信贷，减少流通中的信用。困难在于谁是贷款人，如果政府本身就有大量的债务的话，加息必然加重债务负担。政府自然是非常不情愿的。许多时候，政府试图通过其它手段折中，比如提高准备金率。理论上是限制贷款增量。实践之中，往往一边是新增贷款量继续猛增，一边是准备金持续提高，一边是中小企业求贷无门。于是出现信贷增加，物价继续上涨、贷款难和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并存的现象。与政府相关的人继续贷款，其他人则被拒之门外。在通货膨胀期间能贷到款，那是多么大的利益啊。这是一种定向发钞，发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这是给这些人开挂。这些贷款人反手再把这些贷款用于放高利贷。有这么大的利益推动，贷款必然源源不断，这种折中手段注定失败。这种手段即使成功了，首先死掉的也是中小企业（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它们本身就资金紧张），必然诱发大批失业潮。

　　

　　方法之四是增税，通过税收把多余的货币收上来，不再投入流通，而是销毁掉。实际上，如果能有效对社会顶层增税的话，也就没有必要求助于印钞机了。稳拿手中的钱是收不上来的，卢瑟手中的钱虽然能收上来，但是已经物价飞涨的时代，还要增加卢瑟的税收，只能使卢瑟生活更加艰难。何况，绝大多数的财富在稳拿手中。他们完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把钱变成紧俏物资，当然也可以反向操作。

　　

　　一面开动印钞机，一面反通胀，这就如同左右互博。历史证明这些治理通胀的努力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

　　

　　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价高者有权先购买，出钱多者有权多购买，为了能买到商品彼此竞争的购买者必然提高价格。恶性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币总量迅猛增加，政府不停下印钞机，法币数量源源不断地上升，流速不断上升，商品总量基本不变，过多的法币追逐数量基本不变、甚至在不断减少的商品，却希望物价基本不变，这是不可能的。不触动流通货币总量，仅仅规定销售价格，扩大生产总量或者试图通过讲话换钞安抚人心的措施最终都必然是缘木求鱼。

　　

　　如果希望通过行政命令实行价格双轨制，形成两个商品和货币循环，保证一部分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利益差。必然出现商品从廉价循环向议价循环的流动。如果希望实行信贷双循环，也必然出现贷款的跨界流动。有巨大的利益推动的情况下，这并不是难事。尤其控制双轨循环的人往往是靠工资吃饭的公职人员，在通货膨胀中他们的生活也在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下，这不过是给他们捞外快的机会。

　　

　　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用真金白银回收多余的法币，又不愿意承担加息给自己带来的种种不便，就会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冻结部分法币。这就意味着一部分货币不能参与追逐商品的行为。政府印刷了货币，却要永远或长期剥夺一部分货币的购买力，如果这种剥夺不是均匀的话，那些被剥货币购买力的人必然吃亏，而握有货币并其保持购买力的人则占大便宜。政府是超发货币的源头，既想保持自己握有的货币的购买力，又想剥夺社会上多余货币的购买力。糟糕的是，政府没有能力定向剥夺某些稳拿手中货币的购买力。（事实上，如果政府有这样按照财产不同冻结货币的能力，也就有按照财产不同征税的能力，便没有必要使用通货膨胀弥补财政赤字了。）

　　

　　无区分的冻结行为，最终必然由多数人（也就是社会中下层）承担负担。无论这种冻结行为最初针对谁，最终必然会被转嫁到他们头上。比如，银行收紧信贷，往往是中小资本和社会中下层首先贷款困难。所有人的所有行为必然是逐利而动，趋利避害是基本的运动趋势。稳拿可以利用博弈优势获得收益、转嫁损失。我们在前一小节中分析过，优先获得货币的人往往是社会的顶层。（如果一边剥夺一些人掌握的货币的购买力，一边给另一些人货币，那就是在给后者开挂，是在帮助后者完成资本积累。）社会顶层可以在通货膨胀和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浑水摸鱼占尽便宜。被剥夺货币购买力的人却往往是博弈能力弱的底层，他们会在通胀中吃尽苦头，在政府治理通胀过程中再次吃尽苦头。他们自然会想方设法垂死挣扎。严重的话，就会激起剧烈的社会动荡。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各个层级博弈能力的不同，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并不打算触及这种日益拉大的博弈能力的差距。

　　

　　不停下印钞机的前提下，冻结部分多余货币的作用是加剧社会底层的困境。其实，冻结了也是一样，还是他们倒霉。

　　

　　如果能有效彻底冻结多余的货币，必然导致大批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无法偿还货款。首先，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大批中小企业和社会中下层往往债台高筑，这些债款的利息必然是高利贷（即使真实利率不高，加上通货膨胀率的名义利息也必然很高）。这时政策突然转向，通货膨胀率下降，利率负担必然大幅上升，他们必然陷入债务危机。其次，原先一个面包进价10000元，按15000元出售，如果物价一瞬间冻结，靠贷款和财政拨款购买面包的需求也会消失，于是大家不再哄抢面包，每个面包只买到了8000元。中小企业和个人必然陷入债务危机。危机必然逐级扩散出去。这一脚刹车，完全能让大批企业和个人陷入三角债之中。车速越高，刹车越猛，损失越大。（相比之下，大型垄断资本负债较高的时候可以游说政府不踩刹车，它们就是一不留神深陷债务，也完全可以恬着脸向银行和政府要求援助。事实往往也是如此，华尔街的巨头往往就白宫的经济顾问。）

　　

　　有人希望轻点刹车，防抱死，缓慢停车，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一旦物价稳定下来，社会总需求马上就会陷入严重不足之中。绝大多数人损失了大量的存款，家里有足够用好几年的各种生活日用品，这时谁还能有旺盛的购买力就奇怪了。当然，少数社会顶层的稳拿除外。于是，马上就是新的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时期欠下的债务，必然是利率极高的，越是社会底层他们的借贷利率越高，现在物价稳定了，他们立即就会因为债务破产。小猪跟着大猪跑，大猪站住了，他们冲过头了。

　　

　　对社会底层来讲，通货膨胀率上涨的时候，他们要吃亏，因为他们的多数收入是工资，多数财产都是存款，有房产往往也是自住的。他们不知道政府会不会容忍通胀，什么时候出手制止通胀——是他们一辈子的存款能买一套房子的时候出手，还是能买一辆汽车的时候出手，还是能买一套电脑的时候出手，或者只能买几磅马铃薯的时候出手。他们的财产损失，往往并不是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当他们的财产大幅缩水的时候，政府终于出手了。这时，他们又会失去工作，陷入债务危机。

　　

　　不废除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冻结部分货币要么是失败，要么要伴随严重的萧条。总之，社会底层都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那么进一步研究，如果彻底废除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会如何呢？

　　

　　如果希望彻底保证物价不变，就要废除货币在流通中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彻底冻结货币，废除市场经济，元要素替代财产决定社会产品流动。政府可以用枪逼迫零售商开业，并且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但是零售商的存货卖完以后也就到底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很难再进货。理论上，政府也可以用枪逼着生产厂商继续向零售商供货，然后用枪逼着原料商向生产商供货。于是，整个生产循环都在枪口指挥下运转。这时，市场经济就由计划经济所替代。有钱买不到商品，没钱也未必不能得到产品。货币不再是获得产品的充分必要条件，货币的功能被彻底削弱了。

　　

　　抛开计划经济的弊端不说，并不是所有政府都能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各自为私，缺乏中央权威的政府是难以实行计划经济。当年的国民政府由各个军阀派系组成，蒋介石没有能力统一各个军阀，自然也就不可能按照计划指令安排统治区内所有产品的生产、销售、分配、消费问题。军阀之间就各种产品“怎么分配，怎么消费”的问题必然吵成一锅粥，最终难免兵戎相见。其实，就是四大家族之间恐怕也未必能统一意见。

　　

　　事实上，一个政府如果有能力由市场经济进入计划经济，也就是说有能力用行政命令调动一切人、财、物的流动，还有必要用印钞机付账，搞这种“以纸变钱”的骗人的把戏吗？

　　

　　即使实行计划经济，也不是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实际上，危机也并没有过去。表面上的物价稳定是以行政命令替代货币在交易中的决定地位为代价的，这时物价没有什么意义——“有钱没票证买不到东西”。大量的货币并没有消失，而是暂时休眠起来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一旦货币重新成为交易的决定因素，那么前期积累的休眠的货币就会激活，重新进入商品循环。这时，货币“堰塞湖”崩溃，难免会发生通货膨胀。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都发生了通货膨胀，严重程度不同而已。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一夜间放开物价。于是，居民手中握有的大批苏联时代积累下来的存款一瞬间进入经济循环，导致物价迅速暴涨，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许多人一生的积蓄只能购买一片面包。

　　

　　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是充满趣味和眼泪的博弈：官方和非官方捉迷藏，双方斗智斗勇，“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政府孤注一掷，稳拿浑水摸鱼，卢瑟垂死挣扎。过程惊险刺激，却没有无痛疗法。对于稳拿来讲，这个过程可能是无痛甚至很惬意的；但是对卢瑟来讲，这个过程必然是痛得呲牙咧嘴的。当卢瑟们疼痛难忍的时候，必然会把仇恨对准制造通胀的罪魁祸首。

　　

　　放下民间的不满情绪不说，恶性通胀时期是政府统治力量最弱的时期。对政府来说，不论是否治理恶性通货膨胀是否成功，都必然动摇统治基础。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时期，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往往屋漏偏逢连阴雨。

　　

　　如果不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结果就是经济直接崩溃。工业化社会已经不具备退回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自我生产，自我消费能力。抛开食品和燃料能自给自足的农村不说，城市会陷入经济停顿，失业暴涨之中。这时，有钱买不到东西，有力气找不到工作。市民消耗囤积起来的产品，消耗干净为止。如果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必须要压缩财政开支猛减银行贷款。于是，凯恩斯主义原形毕露。由于没有订单，大批靠国家订单维持工作的人重新失去工作。由于收缩信贷，大批企业陷入三角债之中。中等收入者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存款，现在又失去了工作，于是社会消费能力更差，失业率更高。虽然物价稳定了，商品又出现在货架上了，但是多数人却没有钱去买。

　　

　　既然有工作没有工作，有工资没工资，都买不到或者买不起食品和燃料，又不愿饿死、冻死，就只有联合起来去抢劫商店和仓库。成群结队的饥民抢劫米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光天化日下的抢劫，随时可能演化为大规模的骚乱，于是“监狱人满为患”。相比之下，城市化率越高的国家，恶性通胀对政权的威胁性越大，多数人口在农村的国家则安稳得多。

　　

　　此时，国家机器也虚弱到极点。靠工资吃饭的人，在通货膨胀中最容易受到冲击。绝大多数公职人员，都是靠工资维生。所以当物价飞涨的时候，他们的实际收入也必然会迅速下降。如果以前利用公职以权谋私还有一点顾虑或者道德上的自责的话，现在则是“脸不红、心不跳”了——既然“靠工资谁也活不了（勃列日涅夫名言）”，那么捞外快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公职人员捞外快，必然把负担转嫁到民间，自然会激起更严重的反抗。公职人员是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当所有的螺丝钉都忙着为自己捞外块运动的时候，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自然所剩无几。这时候的国家官僚已经不是无能，而是处处为了敛钱和洗钱而运动。不仅如此，如果他们捞外快也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话，他们随时也可能加入抢米骚乱行列。正如《中国震撼世界》所写的那样，在国民党统治末期，高级军官养活不了妻儿老小，警察也要加入饥民的行列，那是还怎么能统治呢？那些国家机器的螺丝钉随时可能将脱离国家机器，反过来成为对抗国家机器的力量。在国家治理恶性通胀的时期，这些人也是容易受到冲击的。压缩行政经费，大规模裁减公务人员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苏联解体后，大批公职人员失业，其中不乏军、警、克格勃人员。许多俄罗斯黑帮中挑大梁的骨干，都是当年苏联国家机器的螺丝钉。

　　

　　此时政府不是不知道公职人员工资太低必然动摇统治基础，但是政府实在没有能力给公职人员涨工资，因为此时财政也是捉襟见肘。一方面，由于生产的萧条，社会总产品的总量必然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物价的上涨，经济严重萧条，多数人对政府失去信心，社会动荡甚至走上对抗。为了平叛，保持社会稳定，政府开支无论是绝对产品数量还是相对社会总产品的相对数量都必然暴涨（这时用法币为单位来衡量开支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样的情况下，自己重新开动印钞机或者低三下四地向其他国家求援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如果偷偷开动印钞机难免导致通胀进一步恶化，加速经济崩溃。如果求援则往往要答应很多难以接受的条件——山穷水尽的时候，不接受又如何？

　　

　　既然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恶性通货膨胀这样可怕，印钞机在政府手中，为什么会有政府重蹈覆辙主动走上这样的绝路呢？

　　

　　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最初并不是准备自己毁灭自己的货币，只是一直贪恋通货膨胀的快感，又自恃自己能避免恶性通胀。结果，常在河边走，一不留神湿鞋了。很多时候，政府认为只要把赤字比率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即可使通胀保持在温和状态而不恶化，现实中则往往失败。

　　

　　首先，政府可以禁止公民用其它国家的货币或者金银进行交易，却不能禁止公民用法币购买商品，所以回到易货交易时代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关键是易货交易的不便与货币交易的损失之间的权衡。一旦货币贬值的速率突破一定的界限，易货交易必然复活。所以，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很微妙，很难划出一条精确的界限。很难说CPI突破某一个世界公认的数值以后就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此之前就是绝对安全的。政府往往乐于不断享受印钞的快感，印了很多钞票，但物价虽然上涨却没有失控，于是有恃无恐。实际上，物价正在不断靠近发生恶性通胀的临界区。

　　

　　其次，因为许多突发事件造成的开支暴涨，往往使政府不得不突破预先设定的发钞数量。常见的造成开支暴涨的原因之一是大动干戈，比如对外战争或者镇压内乱。不及如此，恶性通货膨胀必然带来更大的内乱，刺激政府进一步增加开支。靠印钞机弥补进一步增加的开支难免造成更严重的通胀。如果平时大手大脚，印钞机已经满负荷运转，物价上涨的速率已经接近临界区了，关键时刻不能不迅猛增加开支。于是，再度加快印钞机的转速，最终必然使得物价的上涨幅度冲进临界区，造成严重的通胀。

　　

　　再次，有些国家商业银行与政府关系密切，缺乏有效监管，放贷过程极其随意，大批信用贷款最终收不回来，不能退出经济循环。还有些国家的个别大银行占据社会信用网络的核心地位，一旦倒下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虽然滥放贷款央行也不能不管。于是，央行几乎无条件地充当这些大银行的最终贷款人，不断印钞收购坏账，为商业银行弥补收不回来坏账的损失。这样的过程就是信用货币变成基础货币的过程，会和债务一起湮灭的“流通的信用”变成除非政府收回否则不会消失的“暴力的符号”，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发钞。虽然政府赤字有限，但是商业银行不断贷款，央行不断买单，照应会造成通货膨胀。这种情况比政府乱发钞票还要恶劣：政府起码有搜到内部监控制约的预算、决算过程，赤字的支出方向和总量都受到计划的控制，大多数情况下还要获得议会认可。相比之下，“商业银行放贷，央行买单”的模式则相当于发钞权分散到了各个商业银行手中，甚至是各个商业银行的信贷员手中。有央行撑腰，各大银行有恃无恐，为了银行、客户或个人的私利，展开激烈的放贷竞争。最终，新增信用货币源源不断流入经济循环。烂账总量多少，给了谁，干什么用，中央政府几乎一无所知。反正大银行不会破产，最后由央行一次性买单，把这些信用货币转化为基础货币就是了。印钞机究竟为谁而转，公众一无所知，他们只承担买单的后果。公众自然极其愤怒却往往又无可奈何，于是出现占领华尔街的活动也就是必然。

　　

　　还有，在货币长期超发的背景下，大批存款被激活也能导致物价飞涨。由于配给制等原因，居民购买商品不仅需要货币还需要票证，他们手中虽然握有大量的法币却不能进入流通。这时，一旦配给制取消，就难免出现价格飞涨。这就是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时出现的情况。与之类似，居民手中虽然拥有大量法币，但是主要用于投机房产、股票，一旦这些法币离开房地产或股票市场，又不发生资本外逃，离开本国经济循环的话，难免冲击各种紧俏物资，导致物价飞涨。此外，偶然的农业大规模歉收，也可以导致农产品暴涨，最终造成物价失控。这些恶性通货膨胀可以归咎为天灾人祸和经济转型不慎，实际上这些因素不过是诱因，长期积累的大量的货币才是根本原因。货币增长率长期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物价并没有发生剧烈变化，并不代表长期超发是安全的，只能说明大批货币由于种种原因处于休眠状态或者并没有进入商品循环。一旦这些休眠的货币醒来，进入商品循环，物价必然上一个新台阶，那时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果断措施，就是噩梦的开始。

　　

　　在一个储蓄率非常高的社会中，一旦大家手中的存款都被调动起来，物价可能立即失控。老百姓手中有惊人数量的存款。这些存款虽然属于M2，但是多数存款平时处于休眠的状态，可能积攒几年甚至十几年才会动用一次。但是，一旦物价增速快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知道自己这些存款马上就会大幅缩水甚至化为乌有，这些存款必然立即醒来投入流通，如同被唤醒的的木乃伊战士。这时，以前若干年的印钞成果被释放出来，即使国家不再印钞，银行不再增发贷款，M2不变，物价也会不断上涨。那些单纯看货币总量就得出物价不会失控的结论，认为可以高枕无忧的人，往往忽略这个变数。

　　

　　最后，一旦物价失控，必然导致政府财政收入锐减。虽然名义数字增多，但是实际购买力必然下降，这样政府必然更加依赖于印钞机。这种时刻要政府当机立断压缩财政赤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温和通胀进化到恶性通胀的过程是“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一旦湿了鞋，难免不落水”。

　　

　　通货膨胀如同吸毒：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很舒服，稍有不适，后来越来越上瘾，也越来越不舒服，为了获得暂时解脱，只能不断加大剂量。最终，整个人精力耗尽，奄奄一息，成为毒品的牺牲品。暂时超发的货币未必会进入经济循环，引起物价的上涨，但是迟早会在未来付出代价。巨大的货币堰塞湖一旦崩溃，必然淹没一切。

　　

　　对国家来说，印钞机给予政府“纸变钱”的能力，但决不是万能的。一旦进入恶性通货膨胀时代，社会大生产就会被打乱，商品流通会回到易货交易，进而导致经济崩溃，社会道德沦丧，统治力丧失，政权摇摇欲坠。 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恶性通胀，必然导致社会大生产经济的崩溃，最终政权自身也难免灭亡。

　　

　　政府拥有发钞权的时代，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赤字和信贷规模，通胀就会反复袭击经济。缺少预算约束的政权最容易出现疯狂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旦发生是极难消除的——消除就意味政府要大幅度压缩开支，停下印钞机，而此时的政府往往因为长期寅吃卯粮而濒临破产。进入恶性阶段以后，往往也就预示着政权的崩溃。如果以王莽的大泉（大钱）为起点考虑的话，中国是历史上最早出现价值符号的国家，没有之一。在造纸术出现以前，就出现了价值符号。这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特有的优势。中国也是最早饱受恶性通货膨胀折磨的国家，每次用价值符号都亡国，这是肆无忌惮地使用价值符号的后果。于是后世不敢乱用了，只好回到金属货币。

　　

　　“在旧中国，政治当权者操有对财政预算和中央银行独裁统治的大权，而这些人对其所控制的经济能量却一无所知。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而任其所之，政府的最后命运，早已注定。经济上的不稳定终于导致了政治上和社会道德上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军事集团（国军和各地地方军），都可不费吹灰之力而被清除。”这段话是国民党政府的央行行长张公权写的，写在国民党反动派失去大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