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项规定说说语文问题

从八项规定说说语文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项规定的出台，是党的十八大后新的中央的亮相之举。这个举动中，具体、细致的规定，人们很容易与1949年党中央“进城赶考”之前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联系起来，根据毛泽东提议，立了六条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曾经谈到过八项规定，对于一些地方出台相应规定时“原则性强”提出了疑义。有网友责备我说，地方的理论水平怎么就不能比中央高呢？我以为我的话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不料还是没有。

地方的一些规定，看起来更具有理论深度，恰恰说明这些地方在玩他们一贯擅长的文字游戏。中央出台的规定，是建立在理论上已经阐述清楚的基础上的，没有必要在规定里搞“穿靴戴帽”。地方规定的那些原则性的话、看起来显得有理论水平的话，只是他们在那里念有口无心的“经”，是企图以原则性来代替刚性约束，还有可能是为自己开脱打马虎眼。

每每在媒体上，看一些地方领导人在哪里乐此不疲地念经，就有一种他们是在把别人当傻子其实是在展示自己二百五的感受，帽子一大堆，在任何场合都恨不得把中央的所有提法都全面背一遍，在任何场合都恨不得把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念叨一遍，任何场合都善于让中央领导的提法为自己的举动来背书，言论热衷于追求排比句、对偶句，读起来真是“骈四俪六”，好不热闹！
对于这类语文问题，毛泽东主席曾在《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痛加批判，但是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在这个时代还在发展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客们，很好地利用了它的保护色，谋自己“官位”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股清新之风，八股调大大减少了，某些地方的“念经”实在显得刺眼。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一些习惯了八股调的人们，现在要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话，也会出现二百五的情况。比如，某人想用自己的语言来谈中美关系，就不伦不类地说些“夫妻”的话；比如，有人想用网络笑话来说点什么，增强说话的生动性，就没去想它是不是笑话，没去想有的网络新词、新话也可能是鄙俗不堪的。效果是与愿望适得其反的。

说自己的话，说生动的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政治素养问题，是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的问题。不要搞颠倒了。

可以略微说开些。这个世界，最普遍的现象问题就是语文问题。
最近，美国国务卿到中国来了，关于亚投行说了一些话，电视上有不少专家进行解读，我觉得都在那里隔靴搔痒。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语文问题嘛！克里说了好几句状语，是在说：中国愿意把亚投行归到美国规则下吗？总的来讲，克里不过是在说：亚投行已经这样了，我还能说什么；我们美国不是没有努力过，但是没人听啊，你们中国也不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