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与思考——何新人生自述》出版

 《奋斗与思考——何新人生自述》出版

 

作　　者： 何新

出 版 社： 万卷出版公司  

ISBN　码： 9787547016176

出版时间： 2011-9-1

 字　　数： 510000字

内容简介

　　人生六十岁以后，就进入花甲之年。我这六十年来，人生经历和遭遇很特殊。也做过几件不平凡的事。这三十几年如果何新不存在，历史未必是现在这样子。中国当前的体质下，没有出现过我这样类型的人，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了。所以有人说何新是个圣人。     

　　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所欲泣、所欲骂——皆非關自我，而是以大悲之心观世照世——为后世，为国家，为苍生。    

  这本《奋斗与思考》，可以作为对本人60年人生和30年政治经济思想及学术的一种回顾和总结。

    与共和国同龄的我们这一代人，尽管曾多历磨难，但总体而言仍是幸运的一代。新中国建立的六十余年来，国家之大环境基本和平中发展，天下承平久矣。

    然而展望未来，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危机与战争的阴影若隐若现。下几代人生存的环境与我们过去的环境相比，当更加严峻，更加严酷。不能不承认，就此而言，西方共济会精英对地球环境、资源、人口与经济发展及竞争严峻性等中长期问题的前瞻性分析是十分深刻的。

历史绝不会直线式地一路发展。中国与世界爱未来10至30年间必将发生现今难料的深刻变化。作为微妙的个人，我们无力影响历史，以至改变历史的宿命。个人才学有限。我所著述皆只能挂一漏万，不过是现代版的《盛世危言》——也仅是向世人提供一种研究的线索，提供对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的一种新的观察视角而已。

毕竟，对于未来，我们这代人所留下的并非答案，而仍是一系列待解决的问题。是为序。

                                               

何新

编辑推荐

本书是何新60年人生和30年思考总结性的回顾文集。可以作为了解何新各领域观点及其人生的一本不可多得的材料。

上卷第一篇六十自述，看未来平淡如水，从这我们可以看到置于中国30年来思潮争辩中心，并且特立独行，饱受争议的思考者是如何总结自己的人生的。

其下三篇是何新国学思想、政治经济思想和国家复兴战略与谋略三个重要领域观点的总结和回顾。从何新所认识到的国家复兴战略层面所需，势如破竹地阐明何新的核心观点。

中卷第一篇可作为何新从思考层面来讲的自传式简介。第二篇哲学自述，是何新对逻辑学的革新。

下卷主要为往事杂议以及谈话、诗画集。最后附有祝东力、房宁等学者评论何新及其思想的文章。

目录

序：往事沧桑

上卷

　何新六十自述

　　我看未来淡如清水

　　一、三有三无四非

　　二、我的人生很奇特

　　三、平生经历是五部书

　　四、学术上我是玩家

　　五、我曾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六、道术已为天下裂

　　七、中国文明再度遭遇危机

　　八、直面争议

　　九、看未来淡如清水

　何新国学思想自述

　　总结我的国学和史学研究：追本溯源 古为今用

　　一、治学著述之目标

　　二、重新认知传统文化

　　三、在国学上有所建树

　　四、胡适鼓吹疑古史学的要害是主张文化殖民化

　　五、反对所谓中国封建制度 “超长 ”论

　　六、中国古代为什么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制度

　　七、学术不辩不明

　　八、市场化败坏了当今教育

　　九、怀念 80年代的文化氛围

　　   【附录】

　　  驳中国 “封建社会 ”长期停滞不前论

　何新政治经济思想自述

　　为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

　　一、我曾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二、关于 “生产过剩 ”的辩论

　　三、“新自由主义 ”是乱国之术

　　四、美国购货，中国买单

　　五、解散垄断企业会使中国工业倒退回工场手工业

　　六、人民币持续升值是高通货膨胀的诱因

　　七、内需主导在经济上是死路一条

　　八、以国家主义为本位还是接受本国经济的殖民化

　　九、智能性计划市场经济是强国之路

　　十、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复兴农村

　　十一、削藩与治吏

　　十二、法治不等于法制

　　十三、中国须制订全球化的地缘战略体系

　　十四、新世界性战争的阴影若隐若现

　　 结语

　　【附录】

　　美国解决世界问题的时间表

　　朝圣山学社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

　论国家复兴的战略与谋略

　　  上篇 关于经济金融战争的战略和谋略问题

　　一、战略研究关乎国之大政

　　二、美国用金融战略胜中国于无形

　　三、发生通货膨胀的四个原因

　　四、通货膨胀是关乎国家治乱的战略问题

　　五、战略研究不能忽视阴谋论

　　六、谋略博弈是软战争的主要内容

　　七、近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异常

　　八、有一种 GDP增长叫 “债务性虚拟增长 ”

　　  下篇 关于中国的全球战略问题

　　九、需要修正对美国的某些误认

　　十、美国总统是给谁打工？

　　十一、共济会控制着美元和全球金融体系

　　十二、银行家权力大于首相

　　十三、共济会银行家要控制全世界

　　十四、谁把美国总统关进了笼子

　　十五、共济会影子政府控制着西方政治

　　十六、地中海动乱是针对中国布局的地缘战略

　　结语

　　    【附录】

　　Peter Schiff在美国共济会金融家高级俱乐部的

　　演讲：中国人知道我们不会把钱还给他们！

中卷

　我的思维之路

　　我是离经叛道之徒

　　一、始启疑蒙

　　二、浪迹燕京

　　三、劳形苦智

　　四、穷通自转

　　五、弄潮中国社会科学院

　　六、大同与异化

　　七、与高层的互动

　　八、回顾 90年代的一场政策辩论

　　九、横议食货

　　十、谏为苍生

　　十一、探讨中国经济复兴之路

　　十二、保守争衡

　　十三、狂狷济世

　　十四、穷理观命

　　十五、思齐政教

　　   【附录】

　　我对兵团战友何新的印象

　何新哲学自述

　　我对逻辑学的革新

　　一、探求唯实论与演化论的逻辑学

　　二、一种新型逻辑的构建

　　三、批判罗素的 “逻辑斯蒂 ”

　　四、解决逻辑学中的悖论问题

　　五、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

　　    【附录】

　　钱学森：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

　　钱学森关于 “何新树 ”的三封信

下卷

　往事杂忆

　　奇闻异事与奇谈怪论（六则）

　　忆吴冠中与 80年代美学形式的革新

　　我对我的人生感到悲壮

　　第一次谈话：“开放 ”与“封闭 ”

　　第二次谈话：我对我的人生感到悲壮

　　第三次谈话：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未来展望

　　对世界未来的展望：与托夫勒谈 21世纪

　　何新与宫泽喜一的谈话

　　【附录】

　　“北京密使 ”说服卡斯特罗搞改革秘辛

　　重塑中国远古文化

　　一、历史的追溯

　　二、文化的渊源

　　三、西亚南亚是早期文明的主要起源地

　　四、西亚文化与印度文化的融合

　　五、印度文化与中国早期文化的融合

　诗与画

　　何新旧诗抄

　　沁园春

　　纪念堂

　　观看审判 “四人帮 ”电视新闻有感

　　行浙东丽水石门涧

　　游雁荡山

　　满庭芳

　　凤凰台上忆吹箫

　　沁园春

　　沁园春

　　七律二首：湘　魂

　　读《心经》

　　沧海烟客：读何新著作有感（二首）

　　陈述元：读何新论陈寅恪后记

　　何新画存

　　江兆申论何新绘画

学术评论

　　祝东力：何新一人平衡了整个精英知识界何新是中国思想界 80～90年代转变的重要枢纽

　　房宁：论何新

　　叶慧坚：何新思想与当代世界历史大格局

　　景戎华：何新的史学研究

　　20年论战：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歧

　　危机源于生产能力过剩

　　二、市场也是资源，市场空间是有限的

　　三、瓦解中国国有经济是西方夺取控制中国市场的阴谋

　　四、批判萨伊定律

　　五、价格并非市场竞争决定，而是资本竞争决定

　　六、市场竞争必须由国家力量控制和管理

　　七、何新经济思想述要

　　盘点近二十年何新的魔鬼预言

　　何新致滁州学院倪阳教授：“何新研究 ”应正名为 “何新批判 ”

　　滁州学院开设《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课程

　　倪阳教授的回信

　　塞枫（旅美学者）：论何新

《人民日报》、《新华文摘》关于何新的报导

何新著作年表

有关何新的评论与研究

何新主要著作封面

海内外有关何新的部分评论集

部分章节内容

我的思维之路（之一）：始启疑蒙

记者：在以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了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生平经历。我想进一步了解您的一些独特思想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

何新：那是在文革时代就已形成的。

记者：在文化革命中，你还能研究和写作吗？

何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们那一代人当时都普遍关心政治，毛泽东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因此，当时虽然我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但也经常阅读社会上的各种传单、小报、大字报，密切注意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动向。可以说，从1967年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政治方向已开始萌生初发性的怀疑，特别是对指导这个运动的理论基础产生怀疑。“怀疑会产生哲学”(亚里士多德)，那时我已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思考方向——“怀疑一切”。（马克思认为这是他所喜爱的一句拉丁格言）我认为自己不能无条件地盲目信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宣传，我决心系统地读书，学哲学，而且要读一切可能找到的禁书。今天人们谈论文革，往往说那是一次造神运动，宗教迷信运动。但是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文革的另一面是思想的大解放，是一些旧的意识形态迷信的破除，包括对旧的国家机器的迷信。

记者：您在文革期间能从哪里搞到书读呢?

何新：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烧了一些书，也封存了很多书。初期的时候(在1966年8月那个红色疯狂的夏天)，我也参加过烧书的运动，但1966年的政治寒冬使一些人开始得到清醒。1967年初，中央发生了“二月逆流”，其后全国在政治上陷入了瘫痪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学，机关停止办公，到处都在大造其反，天下大乱，有些地方真枪实弹地搞起了武斗，社会秩序陷入了崩溃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读书，没地方去借。借不到，我们的办法是利用当时风行的“打砸抢”和“偷”。我们瞄准了学校和一些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是最冷清的部门，被封了大门，没人管理。在一天夜里，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学校图书馆，把窗户撬开到里边去找书，连干了一个星期。搞过了我们自己的学校，又去搞别的学校，收获极丰。一书包、一书包搞到了好多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哲学的、历史的名著，许多书都是当时正被点名批判、被禁读的书。正是从这个时期(1967年那个早春)开始，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可以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当时我搞了好多红红绿绿的传单纸，那是写大字报用的，学校免费供应，我把它们裁成小页，用线订起来作笔记本。

记者：以你当时的文化基础，阅读那些外国著作，你不感到有困难吗？

何新：当然困难。首先那些洋人的复杂译名就让中国人感到困难。 但我找到了窍门，例如读洋人的名字，我只记住其中最有特征的一两个字，而忽略其全名。阅读的过程，是一种发现和探索的精神历险，非常有意思。而且愈是去读那种人们不让你读的东西，这种刺激就愈强。当时听到什么“禁书”的书名，就想方设法去找。禁果最好吃，人类就是这种心理。

记者：你从这种阅读中获得了什么?

何新：怀疑。我首先学到的是怀疑。我最初的一个发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很多道理和当时文革派的理论是并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当时文革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 林彪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但当我读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后，我对此产生了怀疑。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吃饭是第一位的，首先人要吃饭，要生存。为了吃饭，人类必须进行物质的生产活动，因此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一切，它的改变方造成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因此经济活动决定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恩格斯认为这个道理是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一项意义最重大的发现。当时我也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一书，这位俄罗斯共产党的创始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乃是经济史观，即“经济决定论”。我注意到，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物质的)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列宁全集》38卷第15页引）我当时所引发的一种联想是，这里所说的“思想”，是否也应包括毛泽东的思想呢？而这种主张物质因素、经济因素居于第一位的马克思主义，与60-70年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即认为精神和政治决定一切，可以说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同的。

记者：的确矛盾。

何新：很显然。一方面是唯物论，认为物质、经济、吃饭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是唯心论，主张精神、上层建筑、政治及意识形态活动是第一位的。究竟哪个道理对呢？我想，既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显然前者是对的。然而矛盾之点在于，文革派明明是主张唯心主义的，却又声称自己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那么这种明显的理论矛盾如何解释呢?

记者：是呵，那么你当时是怎样想的?

何新：当时我们都很穷，也经常挨饿，当然本能地在感情上倾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认为吃饭问题、经济问题应当被摆在第一位——至少我们在欲念上喜欢这种主张。而当时报纸上那种理论，认为为了捍卫毛泽东的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这种道理显然是不对的。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假如按这个方向进一步思考下去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反革命。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你怀疑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就会犯下反革命的政治罪行，很危险。类似的思想矛盾和问题还有很多。当我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面临着一种抉择——如果继续思考下去，我相信我早晚一定会成为反革命！“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哈姆雷特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也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么是走向反革命，要么是停止自主思考。(笑)

记者：(笑)那你怎么办？

何新：我懂得首先必须保护自己。办法只能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对我读的东西，我所思考的东西，努力保持沉默，不向任何人讲。本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我一度也很活跃，但读书与思考使我走向孤寂。当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到1967年底，我的家人都被揪斗了，我父亲被造反派作为“漏网右派”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隔离起来。当时很多的家庭都如此，我们楼里住的多数干部不是成了叛徒就是反革命。这种扫荡一切的大背景，必然使得我们这些子女们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抵触，产生怀疑。1967年初到1968年中，我避开运动的旋涡，在学校(北京24中学)4楼东侧找到一间阁楼角上的小屋子，我住在里面从事了将近一年非常专注的阅读和学习。

记者：您阅读过哪些书呢?

何新：我记得，那时候读过的书有《史记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及通信集，文学著作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卢梭、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左拉、莫泊桑等法国启蒙学者、人道主义者的著作。这里有许多书是当时不能读的书，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坏书。但正是这些书，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得到了彻底的洗礼和启蒙。

记者：当时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书?

何新：我当时酷爱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我也深深陶醉于这些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古典的和浪漫的爱情。我喜欢托尔斯泰作品的深厚，斯汤达的力量，巴尔扎克的深刻。正是他的《人间喜剧》，使我对人生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我开始懂得如何通过私利与情欲的观点去剖析人生。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书（《卡拉马佐夫兄弟》）以一种充满神秘主义的宗教感情，深深地震撼了我。

记者：您这一阶段的读书持续了多久?

何新：到1968年6月中学生被安排上山下乡而告一段落，那时我被学校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屯垦戌边”。我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但同时还带了两个大木箱，里面装了很多书。除了一部分父亲的书，大部分是在那一年中我通过各种途径搞到的书，其中有许多书是当时的政治性“禁书”，例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朗夫人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桑塔亚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等。那时瞻望前途，可以说头上的天空正是一片黑暗茫茫。但是我内心中却抱持着一种信念，我深信天会变，地会变，时代也会变。这种信念来自我当时已学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概念。辩证法认为，宇宙中没有不变的事物，宇宙、自然和社会，常变常新，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同时我深信思想的光芒，智慧和知识的光芒，必定可以照亮我未来的全部人生。

记者：您下乡的地点在哪里？

何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18团。在兵团建立以前，这个地方的行政区域是黑龙江省友谊县。

记者：我没有下过乡，我不太懂，建设兵团是一种什么组织？

何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1968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成立的。建设兵团是一种军事与农业合一的特殊体制，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三部分，一是复员和转业军人，二是担任领导的现役军人，三是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其中一部分经过严格审查(出身好、思想纯)的知青成为持有枪械的武装连成员。这种体制具有准军事组织的特点，对青年人的思想和政治控制非常严。建设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从事机械化的大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是在东北中苏边境上作为一种战略后备力量，防备中苏战争。这就是“屯垦、戌边”。

记者：你们那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苦不苦？

何新：比起山西、内蒙、云南、甘肃那些更苦的地方，应该说黑龙江是个好地方。农场是机械化作业的大农场，主要作物是大豆和小麦。因此，食油充足，白面是主食。我去的友谊农场，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一个样板农场，基础就更好一些。

记者：在那里你能继续读书吗？

何新：很困难。我刚去的时候，被分配到农业连队，农忙时一天在田地里艰苦劳动12-14小时，累极了，几乎没有假日，晚上又没有电灯。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我当时仍然坚持每天晚上下工后读几个小时的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熬读。直到第二年，我被调到县城里的团部农机厂当工人，宿舍中才有了电灯。工厂的劳动制度是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0小时以上），条件比在乡下时好了很多。但是，到工厂不久，我就成了反革命，书又读不成了。（笑）

记者：怎么回事呢?

何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不久，1968年夏，毛泽东召见四大红卫兵领袖，废黜了他们，正式终结了红卫兵造反运动，接着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1969年4月，九大召开，人们本来认为文革可以就此谢幕了。但没想到九大以后还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着一个运动，令人厌倦之极。1970年初，中央发动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叫做“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就是反对“516”（“516兵团”，文革时期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反对周恩来为纲领）、反贪污、反浪费等。这个运动波及到农村。由于知青到农村后，在很多地方与当地人发生矛盾，一大批不肯服从当地社会规范和政治权威的知识青年，被当地领导人借政治运动之势作为反革命分子而揪出来。这批知识青年都很年轻。在我那个团(友谊农场)，有几百名知识青年被认为是“地下复仇军”反动组织的成员，而被当地人揪出来批斗。这些人被关起来，而且挨打，打得很残酷。

记者：你当时也被揪出来了吗?

何新：不，这个运动开始并没有触及到我。虽然我早就被作为一个“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而被搞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盯上了，但我是自己跳出来的。我看到这么多知识青年被抓起来，看到他们挨揍，看到一些严酷的肉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感到很不平。

记者：为什么?

何新：我当时已经深受俄罗斯和法国文学中人道主义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人，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文化革命，至少应当受到人道的待遇，不能这么残酷地打人、折磨人。毛泽东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为什么那些当地人不执行呢？因此我就给团领导和一打三反的工作队连续写了几封信，教训他们说，你们应该讲政策，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大多数等等。结果是把我也揪出来了，时间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的3月-4月。当线索开始追查到我的时候，我被人们孤立起来，周围的人们都不理我了，我感受到一种被排挤和歧视。我们同来的十几个知识青年，本来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我们这些青年本来都是一块儿去吃饭，一块去儿上班、下班，彼此关系很亲密的。但忽然，人家互相招呼，却没人来叫我了，而且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回避和我讲话。原来，工作队给“积极分子”们都打招呼了。我这时就感觉到我可能要倒霉，出事前半个月就已经感觉到了。我那时每天都有一种灾难随时将要临头的预感，诚惶诚恐。

记者：你在被揪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精神准备？

何新：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没有终结的恐怖不如一个恐怖的终结”。(见《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每天都在等灾难临头，那感受是让人压抑而要发疯。但当事情真的临头，不过如此，反而一切坦然了。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年3月的一个早晨，凌晨3点钟，全厂集合在一个大礼堂开会。为什么3点钟开会呢？那时是“抓革命，促生产”，3点钟起床搞“运动”，早上7点钟还要正常上班干活。当我要进礼堂的时候，人家挡住了我，不让我与班组一起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有人把我领到最后一排。我想，今天就要出事。那个会场的气氛是很威严的，如临大敌，调了一个持冲锋枪的武装连，戒备森严地持枪守卫会场，那个会议的横标是“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开会后，团运动工作队长给大家讲话，这位工作队长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还任我们团的副参谋长。这人讲起话来很有气势，而且有煽动力，我至今仍记得他的一些讲词。他说，“有人指责我们不团结大多数。我们是要团结大多数，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多数必须是好人。你是阶级敌人，你这里是劳改队，你让我怎么团结大多数？你问我为什么揪出来这么多牛鬼蛇神？你这里就有这么多，我不揪行吗？”(这些话他是针对着我那封信讲的)这话十分雄辩。他又说，“毛主席在纪念鲁迅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在尖锐的斗争面前，要像鲁迅那样做独立撑持的大树，不要做向两边倾倒的小草！同志们，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你们究竟是要做独立撑持的大树，还是做向两旁倾倒的小草呢？！”他讲话中一声大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其中一位正是鄙人。结果，我就与其他一批挨批判的人被武装连战士从坐位上揪起来，按到会场前面。然后有人就开始念大批判稿，挨斗的人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台下是我所在那个“工业营”的全体职工，大约有500多人。这是我第一次挨斗，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人生体验。

记者：你挨揍了吗？

何新：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但多数时间是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写思想交代材料。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记者：您是怎样熬过来的?

何新：我想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感来对付他们。让我写材料我没什么可写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是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我就不断地把脑子里所记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还有鲁迅这些圣人的语录一段一段地默写出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笑) 有趣的是，许多语录工作组的人从来没见过，因此他们就说是我瞎编出来的，指责我所写的都是反对马克思，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自于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几卷第几页，如果不信，就让他们去查。也真有趣，我们团那时有个姓高的军人，是学毛著讲用标兵，当时是我那个团的副团长，读了我写的交待材料，他还真的去查书，去核对。他对哲学理论有兴趣，曾就哲学问题找我谈过一次话。但整起人来，他并不含糊，表明他深谙斗争哲学之三昧。另一些工农出身的工作队员就骂我是“假马列”，引用林彪的话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读毛主席语录是捷径，我就和他们辩论。结果，这种审查与批判往往变成了引经据典的意识形态辩论。我想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神学辩论也许就是这样吧。但自此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被人们认为是理论修养高深，反倒出了名。

记者：对您的审查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何新：到1970年5月，由于在被监管中饮食不洁，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脓血便十几次。 但是，我是“牛鬼蛇神”，当时药品短缺，又是战备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当时由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出现了战争危机)，少量药品都被屯积起来用于备战，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疴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 当时氯霉素、土霉素一类对痢疾有效的抗菌素属于一类战备药品，医院不给我们这种坏分子使用。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偷偷到田头上寻找一些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野草，用开水泡烂后当药吃。这些野草的治疗作用是我读中医本草时了解到的。我当时还在自学中国的针灸术，教科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从商店中购买了不锈钢制的细针，以自己的身体作实验，寻找经络和穴位进行针刺，居然有点效果，能够抑制腹痛，也能够缓解和抑制腹泻。但是针灸难以根治存在严重感染的炎症。尽管效果有限，以我当时的严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医药，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自救措施的话，我可能那时就送命了。 一两个月后，我患的急性痢疾转变成慢性痢疾，我整个人由于久病而失形，体重由120斤降到不足90斤。

记者：这的确是很惨痛的经历。

何新：更惨痛的还在后来。拖到7、8月间，我日日发低烧，双踝浮肿无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难，心率达到每分钟100次以上，有时发生昏厥，显然已有生命危险。这时监管人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人由监管地送进团直属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次药物中毒，差点真的送命。发生这次药物中毒后，团医院认为我病情太严重，怕我死在那里面（当时知识青年死的已经不少），就将我转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在这个医院，医生诊断我患了急性风湿性心脏炎，心脏瓣膜已受损害，“左瓣膜狭窄及闭锁不全”，“心尖区可听见三级左右吹风样杂音”。当时医生认为我会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活过40岁。由于医生认为我已成废人，农场也不派监管人员看守了。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强化性治疗，每天大剂量注射青链霉素后，我的病情却逐渐有所好转。这时我找到一个机会，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前离开医院，回到北京。　

网友评论

1、忧国之命运，民族之未来。

何新多发异音，亦多为人们辱骂。然而时光越久，愈见其铮铮铁骨，拳拳之心。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看后让人多发沉思。

2、非常值得推荐的作品！

何新是我从80年代末到现在的崇拜偶像。看到他的人生盘点，发现自己也在慢慢变老，但心还热。这是非常有可读性的一本书，推荐给喜欢何新并关心中国与世界前途命运的人们！象何新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只希望他能保重身体，他的存在对中国很重要！

3、应该看看。那些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何新的人们呀！可悲

那些反对何新或者有不同意见的家伙们。我就不明白了，他们没看到何新之前预言又已经被证实了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吗？那些预言不都是可以查到的吗？在各种报纸上，书籍上，还有别的记录里。我不想探究其中的原因，只是觉得可悲的很。为了人生的尊严，不应当追求?相吗？现实的真相，历史的真相，自然界的真相。得过且过地活在假相里的人是庸人，是没有灵魂的人。明知是假相却甘心活在其下的人是奴隶。失败的人依然算是人，真的活过一回。完美的苍蝇永远是苍蝇。我欣赏何新的学识与努力，更欣赏他的人格。人格，是属于自己的，属于个人的唯一的东西。别的东西属于国家民簇家庭组织等，唯有人格是属于单个的人自己的东西。当然，上面说的奴隶比上面说的庸人有人格，至少他们做了自己的选择，而庸人们压根不知道还有选择这一说，他们只是风中的云，风向哪吹云向哪飘。奴隶却如老鼠似的给自己打洞。不错，我?都会死去，这会是事实，也是辩证法存在的证明。但死也要死个明白，就是说要活个明白，既然除了人格我们什么都不会真的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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