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社会发展理论和政权合法性基础

在历史和现实之间（6）：社会发展理论和政权合法性基础

右而左

经过了50多年的两种社会主义的实践，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今天，可以说没有哪个理论权威，真有足够的理由高估自己的理论水平，小看民众的识别能力。前一段时间有两位专家作客强国论坛，一是北大的陈教授，一是中央党校的李教授，大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是，许多网友读过他们的高谈阔论后，很不以为然。我本人则认为李忠杰有意无意的曲解理论误导民众。有我类似想法的当然不只我一个，例如，网友170在我的《评李忠杰<与网友交流构建和谐社会>》之三后面跟帖指出，李忠杰是回避了这个理论提出的大背景和这个理论的纠错功能。我以为网友170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比李教授的全部说辞更得要领。

有良知的人大概都不应该否定，我们的社会改革运行到今天，社会基本面出现了某些不可再忽略的问题，许多地方在发出嘶嘶的断裂声响，局部严重的地方还干脆出现了碎裂声。例如，某些官僚利益集团，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伙同不良商人、地产界大佬，强征蛮占农村老百姓的农用土地、暴力性质强行拆迁城市老百姓的住宅，霸占宅基地，搞满足少数人需求的商品房开发，激起了老百姓的暴力反抗，给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威胁。我猜想，这些刺耳的声音冲破地方诸侯各种欺上瞒下的重重阻挡，传进了中南海之后，新的中央不得不认真考虑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这些断裂现象的出现，追根溯源自然还是归咎于改革理论的贫乏。理论界的乱象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了。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曾经是个气壮山河的说法，成为指控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最重量级的炮弹。然而，无论是毛泽东时代的建设理论，还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哪里也没有说过贫穷就是社会主义。它明显是一个伪命题。怎么得出的呢？自然是根据当时中国社会没有摆脱贫穷这个基本事实：贫穷在中国是实际存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所以，贫穷就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必须结束。

既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富有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富有的，那么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这样，理论家们利用了人们急于求富的心理和对于社会主义认识得不够深刻，在追求富有的名义下，在理论上成功修建了一条通向资本主义的暗道：“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吴市场”，“历股份”纷纷登场，什么“国有企业是所有者不在位”，什么“靓女必须先嫁”，什么“冰棍不卖也要化掉”之类的没有任何理论基础的歪理邪说纷纷出笼。而敢于提出质疑的人们，则被堵上嘴巴，不许争论。

改革的社会实践就此展开，名曰摸着石头过河。广大的民众，愿意不愿意都被扔进河里。结果，石头没有摸着，河没有过去，水倒是搅浑了，每个人都呛在浑水里，没有一个觉得舒服。最为恶劣的是，老百姓兢兢业业去摸石头，有些人则是混水摸鱼，不知不觉把河里大家的鱼，倒腾到自家的鱼池去了，还美其名曰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民基于对毛泽东的共产党的信赖，相信了毛泽东之后共产党人的许诺，不幸的是，人民被绑架，被劫持去走了自己不想走的路。当人民最终明白过来，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横在眼前的只有“新三座大山”。

理论家们原以为走过了暗道，国家就必然会富有，民众就必然都小康，共产党的江山可以永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吴市场敬琏老先生就十分幽默的一语道破天机：我没有想到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不好的市场经济。一般人可能只是简单的以为吴敬琏是个不负责任的马后炮，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学界，我还是比较尊重这位老先生的。当时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家徒书压四壁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追求富国富民之路的。问题在于，由于其理论素养的缺乏，没有吃透市场经济，也没有吃透社会主义，居然像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那样，看过几部美国的牛皮电影，就大侃社会主义怎么不好，资本主义怎么好，以为美国和其他西方的社会的发达，就是因为市场经济造成的，只要引入了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把中国带向繁荣富强和社会和谐。

理论家们犯了至少两个主要的认识错误。

第一，无视对立统一规律，机械的片面地看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本就有好有坏两个方面，他们偏偏只看好的一面，不看不好的一面；没有看到好的一面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不好的一面又是怎样伺机而动的；没有看到对立统一本身意味着，引进好的，也必然带来不好的。如果只对好的抱着期望，对坏的没有事先准备和应对的措施，一旦坏的表现了出来，除了后悔莫及之外，恐怕也没有其他可说的。

第二，归因论错误，将“多因一果”错为“一因一果”，将“时间相关性”错为“因果相关性”。资本主义的物质发达是其文化、历史、经济制度、通过战争掠夺毁灭别人壮大自己等等的综合因素所导致，是“多因一果”，不是单一经济制度的产物。中国当时的贫穷有历史积淀的原因，有1840年以来西方社会屡次入侵掠夺战争破坏的原因，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还比较短的原因，有当时的现实战略制约，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在谋求综合发展的时候，优先考虑重工业，军事工业的原因；还有当时社会的基本面的积极向上，中国人口迅速增长，人均寿命也大大加长，国家在物质基础较薄的时候较大面积的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等等利国安民措施，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原因，等等等等，也是“多因一果”。当时的所谓贫穷与社会主义实践在时间上有关联性，但并不构成因果关联性。实际情形是，自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贫穷，而不是加大了贫穷；中国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综合距离也相应的有实质性的缩小，而不是加大。然而，在理论家们那里，中国不但是贫穷的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贫穷的，而西方不但是富有的而且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唯一原因导致了他们的富有。这种极端的简单化的直接理论后果就是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实践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社会基本面的撕裂声的最终的出现。

私有制和公有制到底哪个好，实质上不是本文要质疑的。本文要质疑的是，既然提出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不管它好还是不好。如果它不好，资本主义好，那么，就说我们需要放弃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这样，我们就消除了理论上的矛盾。但是，这样的话，就会遇到合法性的考验：共产党的革命是在许诺给了人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之后，千百万人民献出生命获得的，这是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因此，不管社会主义的理想多么遥远，多么在现实的条件下难以实现，都必须兑现承诺，朝这个方向去，这一代人不能享受到社会主义全部的优越，他们的子子孙孙总会享受到的，这样才能保证共产党自己的合法性。如果废除承诺，那么就是取消自己合法性的基础。必然的结果就是，为了共产党的政权牺牲最多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就会质疑共产党到底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共产党。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才能兼顾社会发展和政权合法性基础。这是理论界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只有毛泽东坦然面对，没有回避，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的社会不管还有什么不和谐的因素存在，毛泽东没有遇到合法性和理论之间的矛盾，人民也给予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最大的理解和支持，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和共产党一同艰苦奋斗，没有怨言，只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不是人民，也不是共产党的真心朋友）觉得自己受到了损害而哇哇叫。

今天的人民，有理由要求共产党履行自己的诺言，在工农兵阶级与官僚买办阶级之间做出选择，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保护。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它反映了人民的现实要求。

好的战略往往失败于糟糕的战术。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最经典的大概要算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者被人搞成了浮夸风共产风等等，后者被人搞成了一场扩大化的清理共产党基层干部却放过真正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四清运动，最后不得不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进行战略战术的修补（当然这只是文革的目标之一）。但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不要遭到同样的命运。

所以，我觉得理论界的乱象到了非结束不可的时候了。但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不会再被挟持，而能成为乱象的终结者。

右而左2006-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