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疯长不能给劳动大众带来幸福与安康

GDP疯长不能给劳动大众带来幸福与安康

曾飞

　　新快报报道过茂名300多中学生被违规组织到莞深做暑期工，不少人每日工作达11小时几乎全得病。从7月10日入院到7月27日死亡，16岁的梁晓雯在生命最后的17天里几乎一言不发。她怕光，不让别人拉窗帘或者开灯。她怕响，不让人靠近她，她对病床前一遍遍呼喊自己名字的母亲说出的唯一的一句话是，“妈妈，你愿不愿意借钱让我读书？”

　　夏衍先生早已作古，倘若他仍在世，我想不知他该做何表达？倘若他能看到现在的场景，我想他笔下描绘的《包身工》，相比起来，也不过尔尔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也不过如此。近年来，我国的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我们高速增长的GDP，让世人啧啧称奇，也让我们感到了油然而生的自豪和骄傲。我们小时候上政治课的时候，就知道了一条基本的道理，大河有水小河满。我们被告知，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价值观。但是很显然，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住不起房子，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上不起学。成百成百的未成年人，在学校和用工方的联合欺诈下，为了筹到上学的费用，为了寻找自己的梦想，到东莞这个世界工场。……发展的最终目标都不过是为了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的生命质量。GDP的增长，相应地应该是带给人们更多的实惠和好处，是为了促进大家的生活和生存环境的改善。而在我们看到GDP疯狂增长的同时，很显然，我们并没有看到GDP带给大家多少实惠，上不起学的依然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依然看不起病。说到这里，我们也只能说，东莞是个个例，但并不是特例。” (刘长锋:《16岁少女的生命能挡住东莞GDP疯狂的步伐吗？》)

　　网友库爽生在《祖国啊，妈妈，看看我吧—— 一个失业职工的呼唤》中这样呼喊道：“一个穷得几乎揭不开锅的失业职工含着泪花对我说：我们这些国企失业职工的悲惨命运，国家知道吗？人们为农民工说话，为农民工维权，为什么偏偏对于失业职工遭遇的不公平‘牺牲’不闻不问，若无其事？我无言以对，依照歌星李谷一唱的《妈妈，看看我吧》的节奏，悲愤地填一首歌词。”　 　

　　祖国，妈妈，看看我吧， 祖国，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　　

　　女儿穷困，被人辱骂，　　

　　霜欺雪压，春风何时到我家？　　

　　多想，看看，被毁的厂，　　

　　多想，说说，心里的话。　　

　　祖国，妈妈，看看我吧，祖国，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下岗失业，被困在家，　　

　　四处碰壁，何处有馅饼掉下？　　

　　流吧，流吧，辛酸的泪花，流吧，流吧，痛苦的泪花。　　

　　何日见到，委屈地叫声妈妈。祖国，妈妈，看看我吧， 祖国，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

　　但这些撕心裂肺的呼喊，那些已经挤入富人天堂的高官、精英能听得见吗？

　　他们只是淡淡地说，为了发展必须牺牲一代人。

　　这一代人当然不包括他们自己。他们不是用来被牺牲的，而是我们社会的主人，是牺牲掉一代人的终极目的。

　　在“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颠簸不破的真理之下，劳动大众被称为“弱势群体”，他们被当成“小河”，而资本家、官家才是“大河”。如今大河满了，小河却枯干了！这还不许说是剥削，只许说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不许说是贫穷，只许说尚在待富之中。不许说失业，只许说尚在待业之中。否则一律删除，甚至追踪发帖者。老百姓必须忍耐，等待GDP再疯长，让一部分人再富起来。然而当“大河”满得泛滥成灾，富人坐着直升机去就餐，到欧洲去抢购天价洋酒，高官们拥着庞大的二奶团的那个时候，“小河”和它灌溉的那片土地，迎来的却是“百年不遇”的旱灾与水灾！既是百年不遇的“泛滥”，又是百年不遇的“干旱”已经成为耀眼的风景线。看久了，听久了，人们都麻木了。精英们于是又淡淡地说，要辩证地看问题。

　　如今党中央已经决心贯彻科学发展观，以民生为本发展经济，百姓当然鼓励这种转变。但GDP疯长与当年大跃进中的冒进一个样，都是官僚们在升官发财欲望驱使下的疯狂折腾，是千年官僚阴魂不散，依然疯狂危害人间，人们不可熟视无睹。

　　君不见，人们群起围剿富士康奴役文化，围剿吸血的现代包身工制度，而深圳市的头头们，面对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续13人跳楼自杀的血迹，面不改色，当仁不让，立即以地方党政领导的权威反其道而行之，公开高调赞颂富士康，“为有富士康而感到自豪”，全力压制民众的呼声。［注1］这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保深圳的GDP，保升官发财之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人们不要以为中央一声号令，大官们就会依令而行，一切为了民生。官僚的基本秉性就是绝不会背叛自己的利益。在只有“官主”，没有“民主”的中国，他们一不怕百姓，二不管“民意”，只管“官意”。因而，GDP政绩祸害远未离去，依旧危害人间。

GDP疯长真能给广大劳动者带来幸福与安康吗？

　　球网论坛发帖人可可可可的《在当今中国，为什么踏实工作难以致富》指出：

　　一项调查说明，踏实工作难以致富。某论坛上一条题为“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的帖子引发热议。当下年轻人通过踏实工作，已很难走上致富道路。调查中76.8%的人对此表示认同。(6月22日《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踏实工作难以致富呢?

　　很多人认为，炒股票、炒房产、炒黄金、炒字画、炒外汇、炒期货、炒基金……比踏实工作更能致富。如一个工程师五年收入还不如炒房产一个月收入，一个企业的工人不如炒黄金…… 为什么踏实工作难以致富呢?

　　很多人认为，开后门、找关系、拉小群体、官官相护所产生的光环效应、……比踏实工作更能致富。如一个上亿元的矿竟被以1万元转让给个人：有的官商勾结，一块地以很低的价钱拍卖给开发商：…… 这些事实说明了，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炒钱”行为，还是靠黑色收入、灰色收入，本身并不能创造社会价值。

　　既然“勤劳”不能致富，那么，统计出来的GDP巨额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少数人天才地“炒” 出来的？

　　不可能，显然炒作并不能产生财富。财富依旧是劳动产生的。只不过是勤劳者不致富，炒作者才致富。问问马克思这该叫做什么？剥削！剥夺劳动者。除此之外，马列主义难道还能有别的解释吗？当然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已经断言：改革后，中国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他说： 

　　现在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一个货币指标，拿钱的多少做比较。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大大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来元。二者相差三百多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微不足道。一碟蔬菜大约三四元钱，比肉菜便宜十几块钱，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但是钱的差别却反过来，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低收入时，一两块钱的差别可超过高收入时几千上万的享受上的差别。一个人少了一块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别。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钱少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多。拿钱买享受，在钱多的时候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人提出，现在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比改革前小了。改革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区别在吃鱼翅还是吃肉菜或吃蔬菜。

　　从这个角度看，贪污分子最倒霉。他们贪污得来的钱很多，但是不敢露富，到处装穷，一点也没享受着，天天还要担心受怕。物质享受没挨上，倒是精神负担非常重。两头都没捞着，非常不合算。如果他们想通了，就不会贪污了。

　　于是经过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辩证分析，老百姓最享受，最幸福，富人吃亏大了，最倒霉的还是贪官，有“良心”的人应该同情他们。因此GDP大跃进真的给老百姓带来了幸福与安康！辩证法万岁！贫富差距问题经过茅于轼的辩证分析讲理，迎刃而解。不过百姓希望茅于轼等精英不要只讲不练，既然茅于轼等精英与梁晓雯等困苦的百姓的差距“微不足道”，那么当今的领导人也可以仿效当年的毛、邓领导人，用自己的权威来个“十大军区调防”，让茅于轼之类的达官精英与梁晓雯之类的困苦的百姓的待遇与地位调个防，让梁晓雯一类的困苦的百姓吃吃海参鱼翅，住住别墅，吃吃大亏；让茅于轼之类的达官精英吃吃蔬菜，当当剩男剩女，蜗居蜗居，享受享受，践行一下自己的理论。不知道茅于轼等精英乐意否？在茅于轼等精英看来没有老婆和拥有几十个二奶，住数以十套计的别墅和蜗居不算在差别之列，唯有吃饱与吃不饱才算最大的差别。因而是绝不会计较的。但茅于轼等精英并不傻，说傻话是为了蒙人的。他们比鬼都精！

　　其实与这类无耻之徒辩论十分无聊。总之是，只要这个社会的产出绝大部分落入少数大官和精英的口袋里，广大劳动者就不可能从发展中得到幸福与安康。

　　譬如，国家出台了经济适用房、解困房新政策，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来左右房源的流向。虽然标明流向是低收入的老百姓。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官僚成了社会的真正主人，手臂自然是往里拐的，这些肥肉依旧会落入官僚与富豪的手中。经济适用房、解困房已经在黑市狂卖就是明证。

　　再如，据东方早报报道，人保部部长：中国能让民众收入5年翻番 年均工资增15%。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访谈中明确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条件,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并且强调：现在就要开始警惕和预防。“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导致的两极分化，在实施时就要有预案。在实施居民收入和工资倍增计划时，一定要有针对性，一定要明确“倍增”给谁？收入和工资倍增计划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企业普通职工、一线职工、中低收入阶层、离退休人员等。

　　来自北京市海淀区toorz的贴子说：不管这个计划叫做收入倍增还是什么计划，就中国目前悬殊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隐患，因此国家对国民收入必须进行调节，而不是放任市场作为。因为我们都知道市场之力的最终结果就是贫富分化。smile17teen回帖说：但是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政府的干预后果是让贫富分化提前到来而已。无法信任该政府。

　　人们为何无法信任政府的这类改革方案？因为它根本不为劳动大众谋利益，只不过借机寻求扩大自己手中权限，以便升官发财。面对楼市疯长，搞什么经济适用房、解困房新政，恢复当年的双轨制，借机寻租发财。面对两极分化，其根本原因不是工资差别，而是权力寻租，官商勾结非法获取暴利。改革者根本不敢触动要害，反而把两极分化的罪责推给工资差异，同时趁机寻揽工资大权，既可以寻租，又可以恢复平均主义引发恶果，用以反击民众的正常提薪的诉求，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

　　中国自古以来有多少所谓的改革，都以为民开张，以害民终结。在官僚体制下，这些所谓的改革真正的结果是一批官僚因此得到了授权。他们就利用这个改革的权力寻租，换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其结果就是改革大权在握的官员们富可敌国，百姓再一次被刮一层皮，更加苦不堪言。[注2]

　　总之，只要劳动者不能真正当家作主，GDP炒得再高，政策如何翻新，受惠的就不会是普通老百姓。

GDP疯长不一定能反映社会实际财富大量增加

　　除了上面所分析的，GDP大跃进并不一定能造福劳动者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GDP疯长也并不能真实反映社会财富实际增加量。没有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造福劳动者也会成为空谈。

　　按照专家的解释，中国的GDP统计采用的是“生产法”，也就是把全社会对产值有贡献的生产部门，进行分类，再把每个部门的增加值（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加总。

　　我国现行核算方法中，占GDP百分之六十的工农业增加值核算，采用“生产法”。以生产法核算GDP，主要是对工农业的总产出与增加值分别进行测算。农业增加值，采用“产品法”计算，先将每种产品按产品产量乘以相应单价求得每种农产品的产值，再将各种产品的产值相加求得总产值，之后扣减农业生产过程中消耗的非固定资产和服务的价值。工业增加值分别按“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计算，规模以上增加值由工业总产出减工业中间投入加本期应缴增值税；规模以下增加值，则用抽样调查方法，分别计算总产出和增加值率再相乘求得。……工业增加值以“生产法”核算。工业产品种类繁多，同时按不变价计算，无论是总产值统计还是中间投入统计都难以比较准确地把握，特别是工业的中间投入，由于其构成的复杂性，在实际核算中无法严格做到“物耗跟着产出走”，往往存在着中间投入被低估的现象，从而导致工业增加值的高估。工业增加值在整个GDP中占比重接近一半，其虚增对整个GDP的影响显而易见。（《孙秋碧等：GDP核算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计算出来的GDP，并不一定能真实反映国民财富增加的实情。尤其是：

　　其一，水分很多，地方市政府为了完成政绩指标，制造了许多无用的GDP。

　　譬如，据报道，2009年，杭州市实现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达到5098.66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0%。网友uway质疑说：“2009年杭州卖地可是1200亿啊。 1200亿的土地开发出的房地产至少要卖3000~4000亿啊，（按30~40%的土地成本计算可以吗？）。 其实，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还涉及到建筑业、交通业等等创造的GDP，这部分也不会少于1500亿吧？”而这些占GDP极大比例的社会财富，出现大量的空置房，也就是无用的所谓财富。再看报道：2010-04-22《杭州西湖边第一高楼 13年即告“寿命”终结》：“随着几声闷响，有着西子湖畔第一高楼之称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在1月6日清晨被爆破拆除。近两天来，该楼被炸的消息不仅占据了杭城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也为社会各方所关注。被炸3号楼原为浙江大学湖滨校区主教学楼，共22层，其中地下两层，高67米。此楼开始筹划于1985年，1993年正式交付使用，建筑面积21100平方米，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人民币。”已经计算过的GDP，一声巨响，化为乌有。拆了好啊！再建一座第一高楼，又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GDP。全国各大城市争建第一高楼风起云涌，奥秘就在于此。创造了巨额的GDP，成就了一批高官，又成就了一批富豪。而百姓得到的是无用的GDP和困苦。

　　其二，GDP疯长，被与之俱生的浪费与破坏抵消了许多国民财富。

　　官员为了完成GDP政绩目标，不惜一切代价。浪费与破坏在所不惜。譬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我们有的GDP数字很好看，但并不是增加了社会财富，是浪费了社会财富。比如讲，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7月18日《广州日报》)。还有，一些地方决策者“把规划当政绩”的观念还根深蒂固。每个领导都想有所建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在城市建设上寻求突破。几乎每个领导上台，都要有重大的城市发展结构调整，久而久之，就会引发浪费。换一任领导就变一次规划，今天决定城市重心向南边发展，明天又说要向北扩张，规划一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向就跟着变，带来的浪费就不可避免。据新华时政报道，在蒲县，“财政收入不到3亿，却花1亿盖个鸟巢。”近日，论坛流传一则网帖，指山西蒲县财政收入2亿多，却建造了一座1亿元的蒲子文化宫，外观模仿鸟巢。该项目建设总指挥、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保说，文化宫创意像一片森林。至于拿出近一半财政收入建造该项目是不是劳民伤财，王不愿就此回应。如此浪费，举不胜举。

　　2010-05-12科技日报报道：《调查显示：民众厌恶官员追求政绩使环境受破坏》。为修公路拆毁唐代古城墙，洱海情人湖被填建豪华别墅……近日媒体曝光的一系列事件引发社会热议，也让更多人开始质疑：为了城市发展牺牲环境和历史古迹的做法是否可取？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284人参加，其中“80后”占50.8%，“70后”占31.7%)，72.2%的人认为，因城市经济建设而牺牲环境或古建的做法，是官员追求政绩的结果；67.4%的人表示，这种做法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GDP疯长带来的生态破坏造成生态灾难，灾难与救灾的负增长又抵消了很多社会财富。

　　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GDP政绩，导致最严重的生态破坏。据报道，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治理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水土流失面积从建国初期的116万平方千米增加到90年代初期的150万平方千米，每年流失量达50亿吨以上，相当于全国的耕地上刮去1厘米厚的土层，其中流失氮、磷、钾肥料元素的量相当于4000万吨的化肥，等于全国化肥施用量。相当于每亩耕地冲走了25千克肥料。全国受水土流失的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3。目前，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27.3%，目前仍在扩展。风沙区生态环境脆弱，耕地萎缩，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全国有60%的贫困县集中在风沙地区，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人均森林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尽管我国的造林和森林保护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森林覆盖率在10年时间里从12.98%上升到13.92%，但用材林面积缩小，森林质量下降，森林资源面临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由于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且利用效率低，北方地区严重缺水，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据统计，目前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北方城市几乎全都缺水，年缺水量约60亿立方米，北京市人均用水量虽然只相当于一些发达国家首都的1/3；农村有3.6亿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成为健康问题，北方和西北农村有5000多万人和3000多万头牲畜得不到饮水保障，这些在短期内都难以缓解。淡水资源不足已成为影响中国许多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环境生态网：《中国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

　　而森林破坏和荒漠化的灾难又连锁引发气候灾难。极端气候频繁发生，旱灾、水灾、酷暑、严寒交替肆虐，造成生命与财富的严重损失，不但抵消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增长，而且还严重遏制今后的持续发展。并给后人留下了可怕的环境破环遗产。

GDP疯长不能强国富民

　　田嘉力先生认为，不能给百姓带来幸福的GDP是麻醉剂。对于GDP，“主流们有种盲目的乐观情绪。他们说：我国的GDP已是世界第三，很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再过10年，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GDP大国，到那时，我们中国说话就算数，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媒体也报道过，我们已经达到整体小康，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其主要依据就是GDP。有位名叫戴旭的军事评论员尖锐地指出，决定国力的不是GDP的数量而是它的质量。1840年的时候，清朝的GDP是英国的6倍，英国当时的GDP只占世界的5%，而清朝GDP占世界的33%。可是，却在1842年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到1894年，清潮的GDP还是日本的9倍，可是，满清的北洋水师却在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

　　方华国高级经济师的《衰弱的“强国”：1900年中国GDP高于英国的启示》一文有更详细的分析：

　　提起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们普遍认为那时的中国是个弱国，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常吃败仗，并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实，这种判断标准并不太精确。弱国不一定都打败仗，而强国也不一定都打胜仗。当时中国的国力如何呢？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等著作中，把中国与当时世界的第一强国英国、崛起大国美国和日本进行了GDP和军力的比较。来比较经济实力。按四个国家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中国占17.3%，而日本、英国、美国仅分别为2.3%、9.1%、0.9%。到了1900年，中国的比例为11.0%，落后于美国的15.8%，但依然领先于日本的2.6%和英国的9.0%。从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来看，1860年中国与英国相当，分别占19.7%、19.9%，远高于美国（7.2%）和日本（2.6%），1880年，英国制造业将中国落在后面，但中美的差距却并不明显。直到1900年，中国（6.2%）才落后于美国（23.6%）、英国（18.5%），但依然高于日本（2.4%）。从GDP数据看，清末中国绝对是世界上的强国之一，虽然不能跟英国相比，但即使到了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依然高居日本之上，是世界至少是亚洲强国之一。……如果长期以GDP等标准看中国复兴，只能看到国家强盛与否的静止状态，却发现不了国家的发展趋势，更找不到让国家持续强大的奥秘。

　　一句话，GDP疯长不为民造福，必然失去民心。没有民心支持的GDP“强国”形如豆腐渣工程，一触即溃。何来的强国富民？

GDP疯长的罪魁祸首是对官员的政绩目标管理

　　从以上的观察可以发现，在具体的层面上说，GDP的政绩指标管理是逼官瞎折腾的直接推手。从管理学的角度讲，也就是误国殃民的目标管理方法，是具体层面上导致GDP大跃进的罪魁祸首。

　　和大跃进时期的冒进相比较，其机理是完全相同的。

　　荣欢先生在《还原历史，刘xx应该为大跃进责任负责》的文章中指出：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还有什么消极方面吗？有的。有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刘xx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毛泽东在与刘xx一些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xx一些人）。” 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刘xx的“左”倾错误，泛滥于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泽东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刘xx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严重的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严重的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资本主义狂们制造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

　　“公社”这个名词，就是刘xx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731—732页）刘xx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颇为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1958年8月至9月，刘xx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在山东寿张县，刘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刘xx同志视察山东工厂农村，光明日报1958.8.4）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刘xx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报1958.9.30）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批示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1961年6月12日，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说：“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 ‘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事实表明，当时把大跃进的建设热潮搞成瞎折腾的就是刘xx等一帮党内的新官僚。他们借此一层层搞政绩，图谋官僚们的升迁之路，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今天的官僚瞎折腾与当时的瞎折腾，模式完全一个样，都是对官僚的层层政绩目标管理引发灾难。

以劳动大众的利益为目标的发展才能带给民众幸福与小康

　　胡锦涛同志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旨就是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为劳动大众的利益而发展，而不是为官员的升官发财而追求指标。劳动大众的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标。唯有如此，发展才能能带给民众幸福与小康。但愿中央的意志是坚定的，行动是坚实的，措施是实在的、坚持不懈的。党的坚强领导，是彻底转变发展观的最有力地保证。

　　而在理论上，还必须花大力气清除封建官僚主义的思想残余。同时，还必须摒弃辩证法。特别是辩证法的“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不符合事实。恩格斯说：“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们在理论上迷信财富量的变化能够导致质的变化：GDP的量增长了，劳动者因此就变得幸福与安康了，国家也因此变得强大了。这样的幻想经不起实践的考验。中道哲学（或称为人文辩证法）的质变律却“结构变化引起质变定律——改变序列结构，其对应的属性就随之变化。”（曾飞：《从唯物辩证法回归到人本辩证法》）事实正是，社会财富增长了，并合理分配给了劳动者，有了这样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者才能够有幸福和安康。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保障，共产党、国家政权和人民的军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这样的政治结构，才产生强大的中国。相反，官商勾结占据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劳动者被剥夺而依然贫穷，因此民心丧失殆尽，这样的政治结构就产生了衰弱的中国。结构的变化引起质变才符合事实。哲学思想方法的谬误不消除，GDP疯长的弊病也难以彻底消除。

——————————————————————————————————————

[注1]2010年08月06日深圳商报：《全力支持富士康在深继续做大做强手机》。昨天下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率队到富士康科技集团调研，与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等座谈，实地了解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研究解决方案。王荣强调，政府部门要提供针对性、“处方式”优质服务，服务企业发展，助推企业提升，全力支持富士康在深圳继续做大做强，不断提升企业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为深圳在新时期实现更高水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王荣说，多年来，富士康为深圳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圳也为有富士康而感到自豪。富士康不仅是高科技加工企业，也是研发实力很强的总部型企业，更构建了独到的产学研平台，推动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壮大，深圳愿意成为富士康布局全国、走向全球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支撑点。

[注2]譬如，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存在一个短命的王朝——新朝。新朝的主人王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这次改革触及了社会各个领域，其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改革没有解决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反而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引发农民暴动。王莽改制后，法令刻苛，徭役繁重，加以天灾相因，民不得耕桑，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天凤四年（公元17），荆州一带发生饥荒，饥民数百人共推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为领袖，发动起义。不久，南阳人马武、颖川人王常、成丹等率众参加。起义军以绿林山为根据地，称“绿林军”。这些起义推翻了王莽政权的腐朽统治。再如洋务运动。张之洞用“中体西用”论来指导改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在维持封建专制体制和传统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师夷之长”。张之洞深受传统文化浸泡，又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重臣。他的思想和地位决定了他对清王朝和封建传统的态度。他与保守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维护封建制度，而在于如何维护上。保守派以为一味排外，见洋必反是对封建制度最好的维护，而洋务派懂得要以技术上的变来求得制度上的不变。用“西学”是为了图“中体”。 西学的“体”与“用”，即制度与技术，完全是统一的。用封建制度那一套去推动工业化，钱花了不少，工业也建立了一些，但直至清王朝灭亡，中国的工业化仍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