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根治腐败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

　　国际上流行的观点认为，防治和杜绝腐败现象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另外更多的学者都趋向于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在，这其实就是说根治腐败是不可能的，可在这同时，世界又不能不承认，在人类历史上就在离我们不远的时候，有个人用自古至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独创方法，成功的杜绝了腐败现象，他就是伟人毛泽东，他根治腐败的方法，就是把官员交给民众监督，民众不但有权力检查官员的一切，还有权利责令其向民众述职、汇报个人生活情况。

　　当年文革的反对派给文革罗列的罪状之一，是破坏法律和法治，共和国主席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被拉到大街上批斗。这个做法对与否当然有商榷之处，但如果完善的法律和法治建设，仅仅是为了保障国家领导的权利，而普通民众则经常遭到权力机关和权力拥有者的合法伤害，比如像今天这样，法律不过是强势者用来惩罚民众的工具，那我们不妨向西方人尊崇的上帝就教：哪一种情形更为合情合理？

　　有一个问题，一直被文革的研究者们忽略，这就是文革强烈反对隐私权进而主张构建张透明化社会的问题，虽然普遍否定隐私权的观点未必可行，但其积极的一面却值得肯定，至少剥夺官员和社会强势者的隐私权，在私有制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没有了隐私权，官员一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官员们徇私舞弊的恶习，恪尽职守，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历史和辩证的分析，世界上从来没有那种法治可以避免腐败，因为在严谨的法律，如果遭遇培根那样的执法者，法律无疑就成了执法者犯罪的工具。

　　事实上在私有制时代，片面强调遵守法律和法治，毋宁说是为腐败分子集体腐败、相互谋私开绿灯。这并不是多么复杂深奥的道理，简单的说，在私有制时代任何有资格腐败的人，都是权力的主宰者，尽管理论上把三权分立说的天花乱坠，但事实上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者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具体的交代，爷爷负责立法，儿子负责执法，孙子是行政官员。即便没有血缘关系，也一样可以通过互相关照的形式，结成共腐联合体。法律是公平的，不放过一个坏人；法官是不公平的，总有办法放过坏人。

　　这当然不是说不要法律和法治，而是想借此说明，法律和法治建设只是避免和打击腐败的至要条件之一，如果想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必须抛弃教条的法治万能论观点另避蹊径，这个途径，就是最大程度的给予人民监督官员的权力和问责官员的权力，最大程度的取消官员的隐私权。纵观今天的世界，无论那些国家，公权私用其实一直严重存在，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隐私权为官员腐败提供了帮助。官员必须是透明的，这是成为官员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请另行高就。

　　回过头来看文革，所以能避免官员腐败，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官员丧失了隐私权，一举一动都被千百双眼睛盯着，在客观上就堵死了官员腐败的可能。无论不同政见的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秉持什么立场，只要不是腐败现象的直接获益者，那么在反对腐败问题上就有利益交汇点，就能达成共识，否则他必定是在别有用心的危害国家和国民。“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这样的话无论怎么分析，都不能证明讲话人反毛和反文革是出于公心，只能说明他是个小人。

　　文革无疑是一场民粹主义的思想狂潮，但民粹主义绝不是洪水猛兽，民粹主义颠覆了人类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它否定权威，蔑视权贵，嘲弄权力，以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精神，砸碎了桎梏人类思想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枷锁，让世界和社会震动的同时，也强烈的震撼了人类的心灵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它让腐败无法藏身，让特权匍匐脚下，让理性得到升华，同时也为人类指明了新的方向，——人民自治。

　　并不否认文革的确伤害了一些好人，因为文革的追随者也不都是好人，换一个角度讲，文革所以伤害了一些好人，就是因为有一些坏人为了攫取最大的政治红利，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罗织罪名蓄意的伤害好人，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但是这些负面的东西，毕竟不是文革的主流，事实上在运动过程中，也一直都在清算这类政治投机分子，尽管有些人侥幸躲过了，又再改革开放中以极右面目出现。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任何事物都有负面成分，重点是把握主流和普遍性。

2011-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