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企改革、重庆模式及政改方针等问题的思考

就国企改革、重庆模式及政改方针等问题的思考
　　
请属地组织经省委报中央：
　　近来为完成上级下达单位的国企权力监督和党风建设论文的写作任务，得以集中精力思考这个被称为腐败重灾区的国企改革与国企党风建设问题，结合网上的有关论述，形成较为系统的解决思路。现结合国家审计署公布对17家央企审计结果所暴露出来的央企内部运行的体制机制缺陷，谈一下个人意见。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面对事物发展中的问题向来都有两种态度之争，一种是求全责备，将其出现的问题视为根本性缺陷，视为不可救药，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借机复活旧事物。比如封建势力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弊病所开出的处方是走回头路。另一种则是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而给出根本的解决出路。比如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是以全新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央企的出路不是私有化，也不是股份制改造。因为央企的问题出在全民所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政府以委派官员的方式参与央企的管理，这样政府的性质就决定了国企的性质。在我们的体制不能保证政府都是由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官员组成的情况下，这样央企很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权利所有制，甚至是官员所有制。由这种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即央企内部管理结构，就没有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央企员工的参与权力与机会，从而将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雇佣劳动者地位。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找出了问题实质距离解决问题仅有一步之遥，那就是健全国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把国企的职工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常设机构作为国企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国家委派职代会主席与国企员工民选产生的职代会及其常设机构合作，代表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与国企员工一道，行使对国企经营管理的监督权。这样做既是借鉴了南斯拉夫改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进而实行企业工人自治的成功经验，也是对我国首创的鞍钢宪法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辩证继承与发扬，是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管理方式的正确方向。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重庆模式。
　　
　　近来关于重庆模式的话题在网上引起热议，有网友发文论述中央此举是有深远的战略考量的。选择重庆、选择薄熙来，都是胡锦涛同志经过慎重考虑的，旨在走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搞好党的建设、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领导当今中国社会走出价值观失落的误区、回归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一个试验。事实证明这个实验是成功的，已经得到了多数中央常委同志的充分肯定，其中包括李源潮同志长期耐心的工作指导，并给予了理论方面的概括。为了说明重庆模式的政治效应，现将《乌有之乡》网站所刊登的一篇倡议信转载如下：
　　
　　                                          倡议书：向重庆模式学习！　　　 　
　　
　　                                             赵磊 易淼 （执笔）　　
　　
　　 一个模式，一个被称为“重庆模式”的模式，在中国的大地崛起。　　
　　
　　为了对这个模式进行神圣的围剿，资本豢养的一切势力，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腐败分子和黑社会老大、辛子陵和茅于轼、贺卫方和萧功秦、南方系的激进派和远在大洋彼岸的民运分子，都在“反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重庆模式”已经被中国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模式；　　
　　
　　 第二，“重庆模式”已经令腐朽势力越来越感到坐立不安。　　
　　
　　当腐朽势力正忙着围剿“重庆模式”而上窜下跳的时候，中国的广大民众却为之振奋不已，载歌载舞，奔走相告。如此强烈的反差再次证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在经济上，“重庆模式”注重发挥公有制的优势，大规模地推进“公租房建设”，对两极分化不回避、不容忍，坚定地承诺，要将基尼系数从0.42降到0.35；　　
　　
　　 ——在政治上，“重庆模式”毫不犹豫地“打黑除恶”，不失时机地推行“三进三同”，通过“扶正祛邪”的办法来反腐倡廉、整顿吏治；　　
　　
　　 ——在文化上，“重庆模式”独家推出“红色卫视”，不惧腐朽势力的疯狂阻挠，大胆开展“唱传讲读”，理直气壮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历史地看，“重庆模式”的形成，是以薄熙来同志为代表的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逻辑结果：　　
　　
　　 ——“重庆模式”用“唱红打黑”、“三进三同”激浊扬清，在感情上溶入人民群众，在立场上归依人民群众，在工作上依靠人民群众。这难道不是对马列主义的人民观以及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坚持和发扬吗？　　
　　
　　 ——“重庆模式”用公平来衡量发展，用民生来指导经济，用正气来弘扬主旋律。这难道不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　　
　　
　　 ——“重庆模式”致力于消除“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扎实推进“十项民生工程”，用“分好蛋糕”来“做大蛋糕”。这种“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的发展思路，难道不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好体现吗？　　
　　
　　 “重庆模式”正在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我们坚信，这样一个担负着历史重任、承载着人民希望、昭示着未来走向的发展模式，最终必将走出重庆，走向全中国！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努力践行“为人民服务”的“重庆模式”，人民的支持是她战胜一切腐朽势力的强大力量。为此，我们发出如下倡议：　　
　　
　　（1）我们呼吁，全国人民都来关心和支持“重庆模式”，大力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活动，为构建良好的社会主义文化氛围和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贡献自己的力量！　　
　　
　　（2）我们呼吁，在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掀起一个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学习活动，促使广大党员和团员理论联系实际，不仅积极倡导“唱传讲读”，而且自觉投身于“三进三同”，在捍卫共产主义信念的斗争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3）我们呼吁，各地政府及其官员应当积极学习和借鉴“重庆模式”的经验，尽快组织人员亲赴重庆考察取经，并且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到实处！　　
　　
　　（4）我们呼吁，有正义感的媒体都要深入了解“重庆模式”，客观报道“重庆模式”，积极追踪“重庆模式”的新进展和新变化，广泛收集民情，真实反映民意，为党和政府更加准确地把握“民生”，发挥良性互动的媒介作用！　　
　　
　　（5）我们呼吁，“重庆模式”再接再厉，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总结经验，全方位地将“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推进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坚决完成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　2011年5月18日　）
　　　　
　　这是来自民间的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义呼声，党中央理当作出正面回应，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科学内涵的工作方针方面的失误，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全心全意的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振兴。
　　
　　 第三个问题关于政治改革。
　　
　　 5月初，我和属地党委书记郑树森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在这方面我也不会刻意创新，无非是循名责实。那个人民代表理当由人民依据选举法自主选举产生吧？那个党员代表也是理当由党员群众自主选举产生吧？人民代表由上面分配名额，由本级党委指定候选人，甚至采取直接报送的方式；虽然这个办法很省劲，但却没有公众认可的程序正义，因而也没有群众基础，更谈不上群众威信。人民群众不认账，当然也就代表不了人民，更不能成为人民意见和利益的代表者，所以也不能成为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更起不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桥梁作用。当然有这种方式组成的代表大会也就容易产生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和官本位思想，使一些干部只对能够给他官位的上级组织或者是上级某个人负责，而不向他所服务的辖区人民群众负责”。这时候属地书记说：“我认为我们的干部既要对上级党组织负责，也应该对所属人民群众负责”。我说“这就存在一个思想境界问题。但不能排除现有体制就是产生官本位观念的根源”。
　　
　　关于如何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去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法修正案，已经做出非常严密而具体的程序规定，由于事关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统筹考虑，不是各级人大自身所能解决的，所以党的各级组织应当担负起具体组织实施的责任。首先得配备班子，组织选举程序选举知识的编写，进而培训人员，选择试点。这方面国家已经安排复旦大学创办《选举与人大制度》网站，其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论文，对选举法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宝贵的可行性参考意见，必将对选举法修正案有条不紊的贯彻落实起到巨大帮助。
　　
　　当然中国政治改革的重头戏在党内的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的提高，在于党的建设有法可依，有程序可循。这方面制度设计的完善与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关系极大。但重庆在三年多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全党能不能在较长时间内做到？邓小平同志把我们在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戏称为“摸着石头过河”，那么，我们在政治领域里毕竟有了重庆经验，毕竟有了人大制度建设的经验，这样我们就有了方向、就有了比“摸着石头过河”更大的信心。
　　
　　 第四个问题关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路线问题。
　　　
　　近来在《乌有之乡》网站读到不少左派文章，对于作者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角度分析苏东巨变，分析看待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图谋，及其在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很为佩服和赞赏。他们批判的矛头也有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出这个文件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既违背事实，也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致人民日报社的政函中就已经阐明观点，那就是肯定文化革命的动机和意义，对其中发生的错误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错了就纠正就改过来。但后来随着胡耀邦同志用高杨文借机罢免属地书记职务而导致接班人问题延误，中央工作朝着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向发展下去，直到用中央决议的方式否定文化革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1986年3月24日，我针对当时已经出现某些错误倾向，再次经过人民日报社致信十二届中央委员，提出关于开创团结民主科学进步的政治局面的四项主张，其中就包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客观公正一分为二的评价文化革命的意义，以保护广大青年学生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文化革命反修防修的善良动机，同时肯定文化革命中人民群众批判封资修和官僚主义作风的革命积极性，借以抑制逐渐膨胀起来的官僚特权思潮。随后党组织和我谈话说“如果你对文化革命问题转过弯了，你的事情就好办了，人家就这一点对你不放心”。时过不久，邓小平同志放话说“文化革命问题以后不提了”，并由平顶山矿务局党委书记陈兆华安排局党办受理接班人问题。随着接班人问题由于赵紫阳的原因在十三大解决失误，邓小平同志要在10年内完成政治体制实质性改革的目标，成为赵紫阳大搞淡化党的领导、加快政治西化和思想舆论自由化步伐的借口，客观上推动了大规模学生上街和民众示威的八九风波。
　　
　　
　　  面对目前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批评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用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思想政治武器与国际国内公然攻击诬蔑开国领袖毛主席，公然攻击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这股极右反动思潮展开斗争的这股左翼思潮，我们理当在道义上给予支持，比如像吴邦国同志公开宣布“五个不搞” 所做的那样， 像陈奎元同志那样发表文章旗帜鲜明的表达《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同时我们也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先应该承认左翼思潮有利于我们全面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有利于矫正过去一段时间党的工作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危险倾向；其次，对于左倾观点和言论不盲从，要有选择的加以采纳运用。重要的是作为执政党的我们要记住邓小平同志的谆谆告诫：“‘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摘自《邓小平文选》3卷375页）
　　
　　最后，还来谈谈接班人问题。据主办人透露他受属地组织委托已经第三次赴省委交涉问题解决事宜，虽然其间1月29日上级领导曾经到属地提供解决时机，但由于省委方面曾答复他们将派人下来与当事人见面，所以把上级领导到来作为解决问题的前站而未作这方面安排，至于2月8日上级领导到矿参加老同志回家联谊会，被认为纯属私人活动，而且主办人此时已经前往省委交涉问题解决，所以不应算作一次解决机会。
　　
　　 4月中我曾和接管政工工作的属地纪委书记刘宝玉同志谈到接班人问题，我说：“接班人问题拖了这么久，党组织依然如此严肃认真对待，足见我们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伟大的党，加上属地前任书记和主办人都承认他们对问题延误负有责任，这就说明胡锦涛同志是襟怀坦白的。但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这里面既有党性党风方面的问题，也有主办人政治敏感性与政治魄力和组织能力问题。我看上级在地生书记走后让担任纪委书记的您兼任政工书记，是颇具政治匠心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党解决问题的诚意，说明党组织是光明磊落的，是追求正确与正义的。”宝玉书记表示认可我的看法。
　　
　　 5月初，我和郑树森书记谈话时，他一方面肯定我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肯定我叙事论理的逻辑感，同时谆谆提醒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党的领导，要求我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多读中外历史书。对于属地主办人一任接一任的矢志不渝的解决努力，对于属地党组织为问题解决所营造的良好氛围，及其负责任的政治爱护与培养，我理当谨记在心。这些终将汇聚成忠诚党的事业的内在力量，让我为之奋斗终身。
　　
　　 时值母亲病重短暂回家料理之际，匆匆草上，言不尽意，当否，请复示！
　　
　                                                                                                                                   艾梦 2011年5月23日于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