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只是消灭伪法统、改造蒋遗民的一种手段

　　一场匪夷所思的“国事”论坛

　　台湾省的《卓越杂志》9月16号下午2点，在台北市喜来登饭店搞了个30周年社庆，请了国民党、民进党的一些政客，比如吕秀莲、江丙坤等，以及一些谋士来纵论蒋政权残余和台独的“国事”。既然是讨论“国事”，那就少不了宏大的命题和高远的叙事，比如，设置了“两岸关系专题：两岸关系何去何从;金融专题：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的共伴效应;科技专题主题：生产力4.0计划;财经专题：台湾出口会不会受红色供应链影响”4个主题。我至今仍对上面的所谓“共伴效应”感到匪夷所思，完全无法理解蒋遗民们是如何生造出这种想当然的名词的，就像他们生造出诸如“形塑、抱持、区隔、研判、体例、主轴、检视、资讯、聚落、加持、愿景......”以及“面临收场和结束”这样毫不觉得违和的同义反复。不过，我们完全可以直接无视这些糟蹋汉语的“正统中华文化唯一继承人”执着卖力营造的这些与共产中国进行区分的小聪明，来看看台湾省小有名气的谋士们是如何纵论“国事”的。

　　在首先讨论的两岸关系中，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亚中谈了如下主要观点：

　　—— “两岸关系是当代国际政治上一个很奇特关系，两岸人员经贸往来频繁，但另一方面军事上仍处于敌视状态。从1990年中期起，台湾内部也在开启另一场民主内战，用的不是枪炮，而是选票，打的是国族认同、身分认同和两岸关系何去何从。”

　　—— “台湾目前在认同上是高度撕裂，对台湾来讲，两岸关系有3条路可走，分别是斗、拖、和，民进党的前“总统”陈水扁已经试过斗，结果很糟，台湾目前暗斗实拖的人不少，认为时间是在民进党这边，只要中国出乱，就有机会往独立迈进。从太阳花运动来看，两岸关系是非常脆弱的，而拖好听是维持现状，但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正大幅提升状况下，是否会愿意无限期拖下去?拖算是一个策略吗，还是自己温水煮青蛙坐以待毙而已?‘一中各表’只能做到拖，而做不到和，如要选择和，就必须积极创造和平，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就主张要与北京签署‘和平协定’，但要签署需先进行政治对话，那只有同表才可能达成共识，有的人一听到同表，就认为是急统，这是扣红帽子的民粹做法，因既然要同表，表示中国也必须接受台湾的表述方式，怎会得出急统的推论呢？”

　　—— “如签署和平协定，把目前法理现状确定下来，透过协定，可确保两岸和平，也可确保我们的宪政制度和自由民主方式，这样的协定对台湾绝对有利，而要让和平协定持久，则要内容大家都满意，以及认真维护，缺一不可。”“签署和平协定后，两岸的互动可以参考欧盟共同体的经验，在一加一等于三的统合机制下，让两岸和平发展可制度化，台湾才可能发挥更大影响力和取得更大利益。两岸目前是和平发展期，台湾应主动寻求和的策略，与建立合作的机制，这才是两岸未来最佳道路。”

　　—— “两岸政治定位应是分治不分裂，就像两个兄弟，大家保证不分家，但要平等尊重对方，如果两岸不能一中同表，不可能有互信，也不可能签署和平协定，那台湾只有斗和拖两个选择。”

　　陈水扁时期的海基会董事长(2007.7—2008.5)洪奇昌谈了如下主要观点：

　　—— “他曾和一群包括蓝绿都有的两岸关系研究者，共同讨论出两岸关系5原则，第1原则，两岸关系是现况维系，任何一方不得片面改变现况，也就是台湾不片面改变台湾存在的现况，不追求‘台独’，正名制定新‘宪法’不是现阶段台湾该走的目标，中国也不得片面改变台海现况，不以军事强权片面统一台湾。”“第2原则，什么是现况?现况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并存66年，双方不是交战的政府，而是分治的政府。第3原则，对北京“一个中国”的论述提出质疑，“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台湾已被矮化，或被说成为就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已不是台湾多数社会的人可接受，也就是‘一国两制’在台湾是没有空间的，不是一个解决方案。”“第4原则，期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共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双方以共识来决定中华议题，作为两岸现阶段发展的过渡方案。第5原则是，双方在这不完整国际法人的运作机制等等。”

　　——“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的最高战略价值，而现阶段，统一不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更不是2300万人民对未来的想法。北京对‘中华民国’不认同，是两岸目前的困境，中国目前的政治情势，从过去的集体共治到现在的强人实权，截然不同。”

　　——“习近平又提过‘中国梦’，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当中所意涵的，是对两岸关系属进取的，有别于之前的韬光养晦，在习近平领导下，关于国际议题和两岸关系，也许会走向主动进取、奋发有为，而两岸关系该如何走。台湾的挑战会愈来愈大，处境愈来愈困难。”“中国近年积极参与国际议题决策，如叙利亚问题、朝鲜问题等都扮演重要角色，当一个国际大国就在我们旁边，如何和对方取得稳定发展的架构或策略，是未来的执政者，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都需要审慎思考。中国虽说不称霸，但当其政治经济发展所伴随的军事强大，台湾两岸问题需有更高智慧，更深一层的团结来凝聚共识，面对未来的挑战。”

　　作为民进党新潮流系的头子，洪奇昌具有强烈的“台独”意识，主张“台湾自决”、“建立台湾共和国”，是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骨干，被称为“街头顽童”、“台独死硬派”。他公开反对两岸“三通”，反对两岸就主权统一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1995年7月，他代表民进党新潮流系提出了通过三个阶段实现“台湾独立”的主张。同时，作为来自台独势力大本营的台湾省医学界和台大医学院毕业生的洪奇昌，则毫不意外地兼有基督教长老会人员的身份。尽管还是同一个洪奇昌，在2011年4月21日跑到上海参加了官方举办的十二五规划与沪台经贸发展研讨会，并承认自己“很常来大陆”;尽管今年4月出版的《面对：民进党菁英的两岸未来》一书中说“希望民进党能够表述，若2016年执政，将不追求台湾法理独立”，但从洪某昨天的言辞来看，所谓5的原则，无非还是不切实际地妄图将败逃台澎金马的蒋政权残余，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平起平坐;妄图将历来为中国一组成部分和地方政权的台湾省及其政权，与中国和中国中央政府平起平坐。而宏大叙事想掩盖的，则依然是无法掩盖的台独梦想。故洪奇昌也罢、柯建铭也好，冻独提议也罢、弃独提议也好，在民进党台独党纲、“正常国家决议文”依旧的情况下，这些玩意都不过是用于廉价选举游戏和忽悠外界的小把戏，根本没有当真的必要。

　　所以，洪奇昌的言论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张亚中及其鼓吹的“一中三宪”伪和平论。

　　谈判，只是消灭伪法统、改造蒋遗民的一种手段

　　单从张亚中上述言论，我们即可从其貌似民族大义的虚伪情怀下，看到洒落一地的智伤，比如在分析台湾省内对两岸关系态度的问题上，张亚中“斗、拖、和”的说法明显模仿了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毛泽东提出的“天津、北平、绥远方式”解决国民党军的这一伟大创举，但落笔在政治对话与和平谈判问题上时，张却声称“既然要同表，表示中国也必须接受台湾的表述方式”，则明显暴露了张对“谈判”这一政治解决问题方式内涵的无知。很显然，张亚中根本没有接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根本不明白“和平谈判”只是收复台湾省、统一新中国的一种手段，而非给蒋政权残余续命，甚至跟新中国讨价还价、平起平坐。张亚中“一国三宪”的凭空臆想，就像67年前的傅作义一样——对于和谈的底线，仍停留在与中共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的层面。殊不知就在双方正式和谈的1948年12月19日清晨，毛泽东给东野总部的电报中早已明确了与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即：彻底解除国民党军的武装，谈判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而傅作义一厢情愿的幻想，则实在与毛泽东兵临城下的方针相差太远!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即看门见山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一些和中共有统战关系的民主党派也曾以反蒋的名义组织过一些武装。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向各民主党派提出，新中国决不允许保留任何其它党派和个人控制的军队，对于他们在反蒋过程中组织的少数武装，均一律接收并加以溶编。这一决策，彻底消除了近代以来中国军队由军阀私人把持、割据地方的遗患，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确保了这支武装力量永远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永不变色。

　　在上述摧枯拉朽的大变革、大革命中，无论是傅作义还是陈长捷，都不可能拿所谓“认同”问题来说事。一来他们不会因为手下的蒋军被共产党消灭、自己被共产党俘虏，而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二来即便是他们中有人对共产党、新中国顽固不化，也照样能被共产党和新中国改造，被俘后改造长达27年的黄维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与之对比，过去十来年大陆的所谓惠台政策，也的确如台独和蒋遗民所言，“虽然有其效果，但是没有办法跨越‘认同’的障碍”——什么认同障碍呢?无非是反共又反中罢了。

　　张亚中闭门造车的“统合理论”，可谓遍体鳞伤

　　比如说，张亚中看到了“台湾主体性已经成形，不容易受经济与政党轮替的影响。‘九二共识’对于打开目前两岸的僵局有其不可否认的功能，但是长久发展下去，两岸的主体性将日渐分离与对立，如果没有解决方法，‘一中各表’中‘各表’的最后发展，将可能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一个台湾’”，但他开出的药方却令人莞尔——“中国大陆独占‘中国’的话语权，其实是把台湾从‘中国’往外推。大陆应该认真思考，如何使台湾人民相信或接受‘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如果前者是真的，大陆就不应该独占‘中国’，如果后者是真的，那么‘中国’就不应该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目前只有协商性质的机制，并没有类似欧洲联盟常设性的跨两岸或超两岸机制。两岸是否可以在一些特殊事务上成立共同体?透过彼此机制性的功能合作，两岸的认同将可强化，这才能确保未来两岸的和平统合。”

　　身兼台大“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张亚中显然醉心于机械套用欧盟的形式来“研究”台湾问题。但早在1972年，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早就认同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三个逻辑连贯的结论。蒋政权残余的蒋宋美龄之流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自命正统、“汉贼不两立”的独占中国话语权，自此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张亚中摆出一副反对台独、对中华民族忧心忡忡的样子，试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兜售“两害取其轻”的生意经，试图用“你不接受‘中华民国’我就拿台湾国来给你颜色看看”，来挽回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争夺中国话语权失败，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情绪上都是滑稽可笑的。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指的是地缘意义上的大陆与地缘意义上的台湾同属一个地缘意义上的中国；而建立在地缘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毫无疑问独占了地缘中国和政治中国——也可以说独占了国际法中国与国内法中国，根本不存在张亚中哗众取宠、自以为找到破绽的所谓“两难逻辑”。而盗用欧共体或欧盟这样的主权国家联盟的套路来“强化两岸认同”，显然是偷换概念、指鹿为马，搞错了对象。所以，张亚中在2008年5月号《中国评论》中发表文章大谈所谓“格局决定结局”，就显得轻佻而虚妄了。

　　再比如，到了2009年8月，张亚中写了一篇雄文《一中三宪：重读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前言“用知识寻找共识，用情怀探索交集”中，张亚中承认“在两岸的定位上，我长期所主张的是‘整个中国内部的两个宪政秩序主体。’”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过程中，蒋家王朝的伪宪法、伪法统就是解放战争所要废除的首要目标之一。在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明确提出：

　　——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亦应当赞助这样的和平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65年后的今天，张亚中等蒋遗民居然开口向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法统”、摆”宪法“了?!张亚中若不是昏了头，就只能说明他这样的蒋遗民已经被蒋政权残余给彻彻底底洗白了脑子。他哪来的这等自信?!

　　张亚中的好朋友黄国光，在2009年5月写了篇《以“一中两宪”跨越和平协议的门槛》的奇文刊登在《中国评论》上，将张亚中长期主张的“整个中国内部的两个宪政秩序主体简化补充为“一中两宪”，声称以求清晰明朗。显然，这个两宪不值一驳。但在当年1月的《两岸间的“法理现实”与“政治现实”》、6月的《台湾“主权”的“虚”与“实”：面对两岸间的政治现实》、10月的《高瞻远瞩名正言顺--两岸签订和平协定的前提》等文章中，黄国光和张亚中一样，又拿台独当道具唱双簧，一再为马英九的蒋政权残余合理、合法、合情论找理由、抬轿子。比如在评价余克礼当年8月的《两岸应正视结束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定的问题》一文时，黄说：“可是，在我看来，今天两岸签订和平协定的最大难关，在于两岸关系的定位。要落实余先生所提的这条原则(即：两岸在结束敌对状态、完全解除台湾同胞在军事安全及其他方面的种种顾虑后，台湾不论哪个政党执政、哪位领导人当权，都应摒弃台独，不得再有台独分裂政策。)，两岸决策当局一定要能够高瞻远瞩，让两岸关系的定位能够‘名正言顺’，‘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他借用王郁琦的话说“两岸关系是‘台湾地区对大陆地区’，‘两个地区是对等地区’，‘每个地区上都有统治当局’”，声称马英九不是民进党说的“一国两区，我是区长”旧两区论，马英九的新两区论“是在描述两岸之间的‘法理现实’，而不是‘政治现实’。如果他坚持(民进党)这样的‘两区论’，则两岸之间根本不可能展开政治协商。”

　　而对于所谓的“政治现实”，黄某的解释是：“政治学上的‘主权’可以从‘实质主权’和‘国际承认’两方面来看。‘实质主权’又称为‘管辖权’，它是以有效统治作为国家存在之要件，包括：用民主合法的程式取得政权，行政命令之执行，拥有司法审判权，保有自己的关税，发行本身的钱币，对外签订条约等等。就这个层面而言，‘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当然拥有实质‘主权’。”不过可笑的是，黄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包括他们整天在抱的“大腿”美国在内，都不承认台湾省是一个独立国家，也不承认有所谓“中华民国”存在，就像这几天发生在联合国欧洲总部日内瓦的打脸例子一样。因此，黄某声称：“对于这些不承认我们的‘国家’，台湾即使自我否定，他们也不可能改变态度。因此，不论对方是否承认‘中华民国’，我们都应当坚持自己‘主权’‘国家’的地位。”

　　可见，坚持蒋政权残余还有”主权国家地位“，才是黄、张们制造”理论“的动力所在。

　　黄某的这些辩解其实漏洞百出，根本难以自圆其说。蒋政权残余从来都不是他们自称的所谓“国民政府迁台”。作为一个内战战败的蒋记国民党军政残部，黄某试图一笔带过蒋政权残余这段很不光彩的“出身”，显然是徒劳的。内战作为一国政权更迭的手段，无疑有合法与非法两类。而被最广大中国人民选择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疑具有无可挑剔的合理性、合法性，更是情理之中、众望所归。如果黄某妄言的蒋政权残余真有资格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平起平坐，那无疑只能反证蒋记中华民国更有资格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但历史、现实、国内人民、国际社会却早已给出了正确答案。将所谓的“管辖权”自行偷换为“实质主权”，除了编造概念自己爽之外，毫无意义，就像某国海关人员反问蒋遗民的：“以为在护照上贴张纸，你就是个独立国家了?!”无论是眼前“管辖台湾省”的蒋政权残余，还是管辖香港特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政府，都没有独立主权资格，也没有所谓的“实质主权”。至于蒋遗民拿来粉饰合法性的所谓23个“邦交国”，到如今已经少了宁肯暂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也要跟蒋政权残余分道扬镳的冈比亚，而我们从公开资料更知道，别说欧洲的梵蒂冈，仅拉美一地，就有至少4个国家巴望着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因此，黄某妄言的所谓国际承认，就像一个弱不禁风的破屋顶，一场疾风骤雨就可以让它随时垮掉。

　　之所以要花点时间谈论黄国光，不仅因为他跟张亚中是好友，而且在独台理论上互为补充、互相抬轿子。和张亚中一样，黄某通过营造民进党台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通过迎合大陆涉台学者的一些论述，然后端出了自己的套餐——那就是先要大陆承认蒋政权残余的“现实性”，进而装出“好心协助”大陆处理“中华民国”的“尴尬”，办法是PRC和ROC 两个都不谈，搞一个“大一中”的“太上皇之国”。这样一来呢，不但逼迫大陆继续卖血支持蒋政权残余，所谓“共同对付民进党台独”，而且诱使大陆在不知不觉中主动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统、主动缴械，进而获得了公然索要和对半瓜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法人的机会，可谓无本万利、“完全有利于‘台湾’”，甚至完全可以说是不战而胜、反攻复国。用黄某的原话说就是：“如果海峡两岸都能够接受‘一中两宪’的主张，将来双方要以‘政治实体’的立场，签订‘和平协定’或其他条约，既然不能使用现有的国名，不妨使用‘台北中国’(Taipei China)和‘北京中国’(Beijing China )的名称。在这两个名称中，‘台北’和‘北京’分别代表两个‘政治实体’的首府所在地，也可以作为‘中国’的形容词，其意义分别为‘台北的中国’和‘北京的中国’，代表两个对等的治政实体，谁都没有被谁‘矮化’成‘地方政府’。用国民党所主张的‘一中各表’来看，‘台北中国’指的是在台北的‘中华民国’，‘北京中国’指的是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大家都是中国，完全符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精神。”

　　对于张亚中在2009年8月以“两岸统合、一中三宪”为主题，依据欧盟制订《欧盟宪法条约》的经验，在《一中两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一中三宪》的主张，说“欧盟在2004年开始推动的宪法，其实是集过去已签订的条约的总和，加以精简补充而得”。“它其实是一部不是宪法的‘宪法’，它本质是条约，但是叫它做‘宪法’”。未来两岸和平(基础)协定，可以看做是两岸进入“第三宪”的第一份文件，“未来的两岸协定就像一根根的支架，涉及政治性的协定是柱梁，事务性的协定是壁墙，当‘第三宪’的权威感愈来愈高，两岸不就是自然成为一体了吗?”的言论，黄国光表示“完全赞同”，吹捧“张教授的主张为两岸人民‘共同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擘划出一条具体可行的途径。”而这，也是张亚中和黄国光为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孜孜以求的所谓“名正言顺”。试想，如果变相承认伪宪法、伪法统，甚至将伪宪法与伪法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政体和宪法等量齐观、相提并论，进而再非法创设一个俨然是“联合宪法”的这种偷梁换柱、无病呻吟的小把戏也能奏效，那除非是中国共产党的几百个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集体昏了头！

　　给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补补中国革命史的课

　　关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认为：“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关于蒋记国民党的性质和中国红色政权何以存在及其任务，毛泽东认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务，毛泽东指出：“是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领导责任。......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

　　关于上述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毛泽东指出：“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

　　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由于日寇入侵，“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我们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出的。”“关于这种政策改变的客观原因和时间性，我们曾经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贯地坚持了并发展了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所以共产党能于强寇压境民族危急之际，及时地提出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这种唯一能够挽救危亡的政策，并且不疲倦地实行之。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据以定出一定的政纲和政策，并真正而不二心地、切实而不敷衍地、迅速而不推延地实行起来，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真是日夜馨香祷祝之的。为此，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关于新民主主义及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认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关于抗战胜利后，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包围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国民党为着挽救其垂死统治，除了采取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驱逐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代表机关，宣布国共破裂等项步骤之外，又采取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项步骤。”为此，“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宣言，毛泽东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

　　“蒋介石现在的内战政策，不是偶然的，这是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⑴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又一次忘恩负义，对于日寇则消极应战，对于人民则积极镇压，对于共产党则极端仇视。前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定、通过政协决议、宣布四项诺言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从去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协定宣布到现在，蒋介石先后动员了二百二十多个正规旅和近百万的杂色部队，向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用血战夺取过来的解放区，实行大举进攻，先后侵占了沈阳、抚顺、本溪、四平、长春、永吉、承德、集宁、张家口、淮阴、菏泽、临沂、延安、烟台等城市和广大的乡村。蒋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的行为完全一样。去年十一月，蒋介石召集了伪国大，宣布了伪宪法。今年三月，蒋介石驱逐了共产党的代表。今年七月，蒋介石下了反人民的总动员令。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介石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关于蒋记国民党和美国人兜售的虚伪“和平”，毛泽东辛辣地揭露：“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在关于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中，中共发言人首先指出：“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⑶，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而据南京中央社一月二十六日上海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二十六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十六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

　　其次，中共发言人辛辣地回击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1949年1月26日的“和谈”电文，指出：“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言人一月二十六日的声明中，获知南京的先生们要求和平谈判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据说都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感觉中共方面对于接受你们的愿望则是这样地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又不停止军事行动’，实在是‘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你们口中的所谓‘和平’、‘民意’，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依赖美国势力，违反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这次残酷无比的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国内战争。那时你们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那时，上海、南京和各大都市的官办的或御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工会、农会、妇女团体、文化团体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如今，过了两年半，被你们屠杀的人民何止数百万，被你们焚毁的村庄，奸淫的妇女，掠夺的财物，被你们的空军炸毁的有生无生力量，是数不清的，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账必得算一算。听说你们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人民一齐起来和你们拚命。人民不欢喜你们，人民斥责你们，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你们提出了五条，我们提出了八条，人民立即拥护我们的八条，不拥护你们的五条。你们不敢批驳我们的八条，不敢坚持你们的五条。你们声明愿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的基础。这样难道还不好吗?为什么还不快点谈呢?于是乎显得你们很紧张，很热烈，很殷勤，很迫切，很主张‘无条件停战’，‘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我们呢?显然是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但是且慢，南京的先生们，我们会要紧张起来，热烈起来，殷勤起来，迫切起来的，战争时间一定可以缩短，人民的痛苦一定可以减轻。你们既然同意以我们的八个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你们和我们会要一齐忙碌起来的。实行这八条，够得上你们，我们，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全国各界人民忙上几个月，半年，一年，几年，恐怕还忙不完呢!南京的先生们听着：八条不是抽象的条文，要有具体的内容，目前这一个短时期内还是大家想一想要紧，为此耽搁一段时间，人民也会原谅的。老实说，人民的意见是要好好地准备这一次谈判。谈是一定要谈的，谁要中途翻了不肯谈，那是决不许可的，因此你们的代表一定得准备来。但是我们还得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不容许战争罪犯们替我们规定谈判的时间。我们和北平人民正在做一件重要工作，按照八个条件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你们在北平的人例如傅作义将军等也参加了这件工作，经过你们的通讯社的公告，你们已经承认了这件工作是做得对的。这就不但替和平谈判准备了地点，而且替解决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太原、归绥、兰州、迪化、成都、昆明、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台湾、海南岛等地的和平问题树立了榜样。因此，这件工作是应当受到赞美的，南京的先生们对此不应当表示不够郑重的态度。我们正在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在我们区域的和在你们区域的都在内，商量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准备第一个条件的具体内容。这个名单，大约不要很久就可以正式公布出来。南京的先生们，你们知道，直到现在，我们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和正式公布这样一个名单，这是要请先生们原谅的。其原因，是你们的和谈要求来得稍为迟了些。如果早一点，也许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你们也并不是没有事做。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我们认为只有逮捕这些战争罪犯，才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认真地做了一件工作。只要战争罪犯们还存在，就只会延长战争时间，加重人民痛苦。”

　　在关于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一文中，毛泽东不无嘲讽地写道：“自从一月一日蒋匪介石发动和平攻势以后，曾经连篇累牍地表示自己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们，一到二月上旬，和平的调子就突然低落下去，‘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忽又高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给‘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宣传指示》上说：‘叶剑英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报对此，必须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一连列举了好几点应当‘驳斥’的理由。‘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两星期以前那种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的神气，再也不见了。所谓‘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这些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名句，再也不提了。假如中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作风’，一定要惩办战争罪犯，那就不能谈和平了。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按照国民党英雄好汉的《特别宣传指示》，是选择了后者。战争罪犯的名单，中共方面尚在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征求意见中，现在已经收到了好几方面的意见。根据这些已经收到的意见，都是不赞成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所提的那个名单。他们认为那个名单所列战犯只有四十三个，为数太少;他们认为要负发动反革命战争屠杀数百万人民的责任的人决不止四十三个，而应当是一百几十个。现在姑且假定战犯将确定为一百几十个。那末，请问国民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你们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的吗?假如因为你们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拖延时间，延长战祸’这八个字的罪名是你们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南京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声明，加在共产党身上的，现在难道你们想收回去，写上招贴，挂在你们自己身上，以为荣耀吗?你们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的人们，为什么一下子又改成以拯救战犯为前提了呢?根据你们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中国人民的数目，不是四亿五千万，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这和一百几十个战犯相比，究竟大小如何呢?英雄们是学过算术的，请你们按照算术教科书好好地算一下再作结论吧。倘若你们不去算清楚就将你们那个原来很好、我们也同意、全国人民也同意的提法——‘以拯救人民为前提’，急急忙忙地改成‘以拯救一百几十个战犯为前提’，那你们可要仔细，你们就一定站不住脚。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特别宣传指示》中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全部论点。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一文中，依旧是痛快淋漓地揭露了慌不择路的蒋朝诸君：

　　“这个论点，不是别人的，是第一名战争罪犯蒋介石的。蒋介石在其元旦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声明的前七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中共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个战犯名单，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这个蒋介石。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可是这是不调和的。共产党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那末，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匪’，就应当‘剿匪’。既然‘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就应当‘戡乱’。‘剿匪’，‘戡乱’，是百分之百的对，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

　　“孙科觉得有些不妥，他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的同一天的晚上，发表广播演说，‘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

　　“第三个国民党人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李宗仁在这里出的是无头告示，他也没有说国民党应负责任，也没有说共产党或者别的方面应负责任，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不是出在别的地方，而是出在‘黄河南北’。查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谁在这里造成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呢?难道是这里的人民和人民的军队自己打自己造成的吗?李宗仁是做过北平行营主任的，桂系的军队是和蒋系军队一道打到过山东省的沂蒙山区的，所以他有确实的情报，知道这种‘浩劫’的地点和情况。”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二月七日发表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半年以来，因战祸蔓延，大局发生严重变化，人民痛苦万状。凡此种种，均系过去所犯错误、失败及不合理现象种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势严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国需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日不能实现，则中国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追忆本党总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义亲自遗交本党，冀其逐步得以实行。苟获实行，绝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人们请看，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在这里，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至于共产党呢?孙院长说：‘吾人试观中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为号召。吾人实应深感惭愧，而加强警惕，重新检讨过去之错误。’谢谢亲爱的院长，共产党虽然尚有‘诱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总算没有别的滔天大罪，致邀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

　　“孙院长的可爱，还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说里又说：‘今日共党势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义未能实行之故。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贻敌人分化离间之机会。及至八年抗战结束，本为实现和平统一千载难逢之时机，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纠纷之计划，不幸未能贯彻实施。人民于连年战乱之后，已亟待休养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响士气之消沉，以致军事步步失利。蒋总统俯顺民情，鉴于军事方法之未能解决问题，乃于元旦发表文告，号召和平。’好了，孙科这一名战争罪犯，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打，即自动招供，而且忠实无误。谁是迷信武力，发动战争，及至军事方法未能解决问题，方始求和的呢?就是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孙院长用字造句也很正确，他说过分迷信武力的是他们党内的‘若干人士’。这一点，对于中共仅仅要求惩办若干国民党人，把他们称之为战争罪犯，而不要求惩办更多的更不是全体的国民党人，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和孙科之间，在这个数目字上并无争论。不同的是在结论上。我们认为，对于这些‘迷信武力’，使得‘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的国民党的‘若干人士’，必须当作战犯加以惩办。孙科则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现共方之迟迟不行指派代表，一味拖延，显示共方亦正迷信武力，自以为目前业已羽毛丰满，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全国，故拒绝先行停战，其用心亦极显然。余兹须郑重提出者，即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这样看来，孙院长又有些不可爱了。他似乎认为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不算公平合理。”

　　“至于‘拒绝先行停战’，这是服从蒋总统元旦文告而采取的正确的态度。蒋总统元旦文告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孙科的行政院，于一月十九日，做出了一个违反蒋介石上述文告的决议，说什么‘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共发言人曾于一月二十一日给了这个不通的决议以严正的批评。不料该院长充耳不闻，又于二月七日乱说什么中共‘拒绝先行停战’，就是表示中共‘亦正迷信武力’。连蒋介石那样的战争罪犯，也知道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没有商谈是不可能的，孙科在这点上比蒋介石差远了。”

　　“人们知道孙科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一向赞助蒋介石发动战争，并坚持战争。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还说：‘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他就是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现在他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好像他并没有迷信过武力，三民主义没有实行他也不负责任。这是不忠实的。无论正国法，或者在国民党内正党法，孙科都逃不了挨板子。”

　　那么，风雨飘摇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呢？毛泽东在1949年4月4日清楚地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在蒋政权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由毛泽东起草，并与朱德共同向人民解放军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在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讲到：“诸位代表先生：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同月30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

　　对于给败亡的蒋政权撑腰打气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毛泽东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四篇文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比如：“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中有关)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看啊，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怎么样呢?艾奇逊没有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拚命，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那末，好了，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张亚中们不妨好好看看共产党人书写的上述历史真相，好好想想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张亚中们的各种迷思说白了无非是一股不切实际的遗民迷思

　　张亚中们拿民进党台独做幌子，甚至明里暗里跟民进党的策士们合演双簧，无非是在合股“维持现状”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各自舔食想要的蛋糕——一个要“中华民国”的正统，一个要“台湾国”的出头天。

　　张亚中们以为谈判就是对等和必须让他们满意，才会有结果，这显然是本末倒置根本错误。谈判恰恰是在双方实力不完全对等的情况下，相对较弱者有可能用来保存自己并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若双方真的实力对等，那有的只是对峙。若实力悬殊，则谈判的结果就是消灭、谈判的条件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没有条件——换言之，弱势一方能得到什么条件，全凭强势一方酌情给予。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谈判为之。谈判双方的实力对等吗?红军改编，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是谈判解决，红军、边区和蒋军、南京政府的实力并不对等。重庆谈判，共产党为此让出南方八省的解放区。到了平津战役之时，实力天平颠倒过来了，和谈则成了困守北平的傅作义集团的最佳出路。至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张治中代表李宗仁来北平和谈之时，长江北岸已经是百万雄师大兵压境、蓄势待发了。包括朝鲜停战协定的谈判在内，不谈?可以嘛，要么继续打下去，直到一方彻底失败，投降为止。对于弱势一方而言，很显然，必须学会妥协和让步。所谓“中国也必须接受台湾的表述方式”、“台湾任何一个政党的菁英可能均无法接受”之类的“臣妾做不到啊”，就是些个张爱玲式的无病呻吟。事实很清楚，就像大陆早就说明白的那样，蒋政权残余越早回应两岸政治谈判，越主动。越想玩对等、拉条件，就越没有筹码。张亚中们以为，现在手上还有多少筹码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条件呢?

　　那恐怕还有所谓“民意”了吧?

　　张亚中们对过去十年大陆的惠台政策很是受用，声称“两岸关系未来最大的变数在于目前的善意关系，是否能够持续下去。首先在经济上，大陆的‘惠台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台湾经济?如果效果有限，将会影响到马政府两岸交流政策的说服力，而使其政策正当性的基础受到消蚀。”言下之意，你不长期输血，我就随时翻脸。尤其是，张亚中们热衷于要求大陆在外交领域“自制”、对台独言行“自制”，并希望“双方订定‘和平发展框架’或‘和平发展协定’，依据该‘框架’或‘协定’规范两岸的共处模式，才是最有利于马政府的上策。”所以，“马政府上台半年，就两岸、外交、国防三个面向来看，成果堪称满意”。很显然，如何更有利于马英九、更有利于蒋政权残余、更有利于从大陆捞到各种实质好处，才是张亚中们心底里真正在乎的。

　　只有这样，或许才能说通这个自诩为“百国免签，甚至是唯一得到美国免签的非邦交‘国家’”，却为何总是在咒骂大陆打压他们的国际生存空间，总是声称需要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

　　张亚中们拿出“‘一个中国’与‘一国两制’不断地在台湾被妖魔化而得以收效”、太阳花学运、反服贸、反课纲等荒诞不经、愚蠢不堪的东西来作证所谓“台湾民意”，其实并不比当年蒋介石及其文胆陈布雷们在国民党“中央电台、中央社、中央日报”上发布的剿匪宣传更文明、更进步、更有人民性、更有代表性。我们熟知的“用爱发电”、“蒋公唯一领导抗战”、“一路大捷、胜利转进、炸匪过亿、国府迁台”、“北京故宫侵权”、“北京清华大学”等等反智言行，无一不是台湾省的民意，这种反智民意既不能证明大陆主张不合理，也不能证明台独与独台很合理。说白了，这些都是无效民意、虚妄民意、自欺欺人的民意。

　　至于蒋遗民们试图维护的所谓“宪政”——假设它还能搞得清楚为谁而“宪”，就像所谓“国军”还知道为谁而战的话——其实无非是维护大资本家、剥削阶级和治外法权的“宪”，无非是维护继续卖国求荣、数典忘祖、民族分裂、国家分裂的“宪”，蒋遗民们口口声声标榜的所谓他们深以为然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是断不会真正保障底层百姓、陆生陆配的。无论是公娼还是蒋遗民和台独们粉饰的所谓“街友”——也就是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者，都无一不证明这个所谓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究竟是为谁而存在的。当然，近30年来大陆改开走回头路搞出的贫富悬殊、道德沦丧、反动横行、真理不彰等丑恶现象，绝不是中国革命的目的和结果，个中原因路人皆知，故不再这里展开论述。

　　“和平”二字也是张亚中们乐于做文章的一个切入点。比如，他想当然地写道：“他是从如何促使民族和平统一的角度看两岸，只是在那个冷战意识形态对抗、两岸争正统的年代，邓小平很自然地，也必须地将‘一国’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在一个和解的年代，邓小平应该会站在民族和平统一的角度来处理两岸的争议，而不会多着墨于哪一个政权是正统。”这种匪夷所思的臆想，其实是很多蒋遗民共同的毛病。他们的确是被国民党的“动员戡乱”白色恐怖重度洗脑了，以致于根本无知自己和自己的父母究竟是为何会跑到这个岛上偏安至今的。说好的民国正统呢?怎么说完蛋就完蛋了?当然，蒋遗民说这是“播迁台湾”。但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反分裂国家法，都无不提醒张亚中们：“和平”不是能掩护台独和独台实现的道具，“和平”也不是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中国的紧箍咒，“和平”更无法协助台独和独台为所欲为、心想事成。和平台独没有可能，和平搞两个中国、一国两宪、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一国两治统统是死路一条。更别说和平搞什么“一国三宪”了。张先生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张亚中还虚妄地遐想：“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对欧洲有相当的认识，如果他看到今日两岸的发展与欧洲统合的进程，我深信邓小平会告诉世人：我主张的“一国两制”，“一国”是指中国的主权不可分割，中国的主权属于两岸全体中国人民;“两制”是指在统一后，两岸可以各有其自己的制度，彼此尊重;“一国两制”的精神在于为“和平统一”而服务，至于方式，不必拘泥，只要是和平就好。他会在现在的“一中新三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外再加一句，“中国的主权属于两岸全体人民，为两岸全体人民所共有与共用”。这四句话不是站在狭隘的本位主义，而是宽广的民族主义立场。”很显然，邓小平16岁时抵达的法国和彼时的欧洲，与今天的欧洲迥然不同。受到共产主义ABC初步启蒙的、在工厂勤工俭学的青年邓小平，也谈不上“对欧洲有相当的认识”。用这种露骨的恭维来导出欧共体、欧盟的所谓超国家机构、欧盟宪法等说辞，并试图说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动放弃对中国的唯一代表性，不仅脱离实际，也无法给张亚中的铺垫带来可信度。在中国的土地上，历朝历代都有实实在在的政府，不同的是中央集权和诸侯分封甚至王朝鼎力交替期间。不存在张亚中曼妙描绘的、一个可以无视政府存在的、空洞的“中国”，以及“中国的主权”。也就是说，中国必然对应于相应的政府、中国主权必定对应于相应的中央政府。张亚中子虚乌有的遐想，为其构建同样是子虚乌有的“第三宪法”伪造了一个看上去似乎蛮还不错的逻辑前提。

　　张亚中们都很热衷于谈论现状，宛如马英九念兹在兹的“正视现实”。但搞笑的是，马英九从来不愿正视南京总统府被占领、蒋政权在大陆被推翻这个国内现实，从来不愿正视联合国2758号决议这个国际现实，却总不忘提醒大陆要“正视”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民国104年”这些自欺欺人的“现实”。很显然，蒋遗民要正视的，是他们选择性记住的现实，就像郝伯村妄言“要了解抗战真相一定要去台湾”一样。蒋遗民的这个毛病，就出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上面，相关论述同样很多，再此不展开论述。因此，张亚中们基于这个错误的前提，来煞有其事地摆出所谓“分治”、“互不隶属”、“实际管辖”、“两个宪政”，都不过是一种打着和平旗号的历史复辟、键盘反攻罢了，其高谈阔论千言万语一句话：1927-1949年的南京蒋政权及其残余势力至今合法，如此而已。

　　正是立足于这种错误的出发点，他才会发出：“如果将“一中”或“一国”视为“整个中国”，两岸目前不已经是“一国两制”了吗?”这种恍然大悟式的惊呼。但是，亲爱的张先生，很抱歉，“整个中国”是由一个具体的中央政府来代表的，你需要面对的现实是：这个中央政府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至少联合国和170多个独立主权国家是怎么认定的，让你失望了。

　　张亚中生硬地模仿欧盟，模仿联邦制国家，虽然他也承认两岸的情况与之均不同，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拿欧盟宪法个联邦制国家的州宪法来说事，说穿了，张亚中发明的所谓“统合”、“一中三宪”，张口闭口的“宪法”二字，无非还是拒不接受“台湾香港化”，拒不接受在蒋政权残余的地盘上施行一个类似于香港的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无非还是指望能在法统上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平起平坐；无非还是指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到跟蒋政权残余等量齐观的水平——然后在不厌其烦地叠床架屋搞一个“皆大欢喜”的“第三宪法”，进而欢呼伟大的和平来临。

　　套用一句流行语：张亚中们真是为了蒋记民国的万年长存操碎了心！

　　无论如何自命政治菁英、学者菁英，张亚中们都始终无知中国革命的历史，始终无知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龙去脉，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在脑子里诞生出唯物论、辩证法和变阵唯物主义，所以也就根本无法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系列科学学说。张亚中们深受蒋政权的长期洗脑，完全错误的历史观只能让他们把非法当合法，把反动当先进，把国家统一当成一桩只能和平商量、讨价还价的生意。尽管他们也乐于把民族、国家、中华、中国等绚烂感人的大词挂在嘴上，但却始终无法掩盖他们为反动政权“正名”、为反动派“正名”、为反革命历史“正名”的出发点和归宿。很显然，张亚中们如果继续罔顾历史、讳疾忌医、错进错出，他们声称的所谓“先行探讨、化解两岸歧见”是不会有任何正确、积极、有意义的效果的。

　　最后，我们也必须坦率地指出，张亚中在2008年10月张亚中在台湾竞争力论坛研讨会上认为，“民进党不可能在台湾主体性上退却，并认为任何政治性的协商都必须经由人民公投同意。马政府如何建立一个让国民党、民进党与中共均可以接受的政治性论述，或是提出一个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主张，是其任内必须面对的挑战”的说法，早已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统一祖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八面玲珑、四方讨好。随着岛内形势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统一祖国将越来越成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大陆也逐渐意识到了单方面惠台和说服教育的被动，相信必然会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但与张亚中们据此的忧心忡忡相比，真正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共产党人，恰恰是不会大惊小怪、莫名惊诧的。为民族大义计，真正的共产党人过去不会回避联合政府、新政协，今后也不会回避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国两制、一国一制，而且他们深知这都是实现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段行程而已；同样是为民族大义计，真正的共产党人过去不会畏惧22年的浴血奋战，不会畏惧解放台湾，今后也不会畏惧用非和平的方式完整、彻底、干净地统一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