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本意和共产主义

　　说明：这篇文章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第十二部分的一个节选。本意是批判有些人故意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歪曲解读，还原马克思本意，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人自觉发展自己的新实践中，人主观能动性与规律高度同一着的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并论证了共产主义在这种新实践中的必然性,人民群众的组织起来和当家作主的内在联系。而这个结果正是那些要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所极力要反对的。

　　鉴于这段文字对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意义，故摘录出来独立成篇，以期引起注意。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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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中，尤以应该把资源和劳动看作历史范畴为要。资源，是因为它的有限性才称其为资源的。随着人类驾驭物质运动能力的不断发展，这种有限性早晚会因人协调两种生产和驾驭物质运动能力的充分发展而否定。而劳动，在以往也被看作一种永恒的东西。其实它不是自来就有的，当然也就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如果说工业革命发展不变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人的劳动，那么随着不断发展的工业革命，它最终也是要消亡的，这符合辩证法。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也并不是说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就不可以再存在劳动了，而只是说那时的劳动和人本身的作为劳动者作为一种自然和社会外在必然性对人的束缚已经解除，人类获得了相对于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最终的自由。

　　这里，也依然可以看出，把某种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目标追求的观点的局限性。一切社会，当它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某种联系时，它是人自由的条件;而当它一旦形成并开始一步步作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束缚着人们的时候，它就成了人不自由条件。所以，一切社会形态就既都是需要历史本身所肯定的东西，又都是需要历史本身所最终否定的东西。人类只有最终消灭了一切形式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包括它共产主义的形式)，才可以获得最终意义的自由。

　　为了更好的把握共产主义对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问题，我们还需要厘清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容易产生的误解。

　　比如，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的，所以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代理人就抓住了这一点，并由此宣布：既然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决定和历史阶段论，那么落后国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搞社会主义就搞错了，落后国家只有搞资本主义才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即使共产主义的党掌了权，也应该离红色尽可能远一点，离资本主义尽可能近一点，或者补一补资本主义的课。无形当中，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偷梁换柱做了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的预设和解读。

　　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不乏部分人幼稚的真诚，但实际多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想法。由于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于是这成了资产阶级及其共运内部代理人用以欺骗群众、告别革命和反对革命的利器，给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挫折。而一些革命左翼也往往因为这个误解，而把挫折的原因归到马克思主义头上，要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甚至列宁主义，从毛泽东主义中剔除出去(秋石客). 实际上,这反映的依然是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不真正理解。

　　实际上，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市场之后，原本个别民族的历史就已经融入了世界历史。这时即使是谈生产力决定，都已经不再是落后民族自身的生产力决定，而已经是在世界民族矛盾中落后民族和先进民族生产力相比较的决定。大清国或者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和社会革命，不是它们国内自身的生产力内部决定，而是它们各自生产力相对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生产力的落后局面决定。孟什维克和国民党的败亡，也不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内部决定，而是由它们对比共产党——也就是已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动员和生产组织能力相比较的决定。

　　不仅如此，在理解人类新的历史实践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能简单用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或者是历史唯物主义来冠以理解社会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而只能用一种叫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来冠以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及其以前人类过去自发的历史时代的时候提出来的(严格讲中国周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早期的唯物史观)。在自发的历史时代，人类对历史规律还缺乏必然的认识，所以那个时代人类对整体历史运动的主观能动就尚不能发挥，规律就只能是在自在的自发的对历史起着作用。正因为此，我们过去的唯物史观就确实往往突出的强调了生产力在盲动历史当中时不时自发表现出的那种顽强的决定作用(比较典型的表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这是没有错误的，既然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那个时代还不能对人类整体历史运动发挥作用，那么历史自发的表现出生产力的作用，就是那个时代必然的历史特点，而这也就规定了我们以往唯物史观表述上所存在的一些局限。

　　当然，虽然以往的唯物史观尚有以上特定时代所留下的印记，但它总归是对人类的历史起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在此之前，人类的历史还太年轻，以至于人类还不能真正看清楚自身的历史实践。而在此之后，一方面由此才开始了人类真正正确理解自身历史实践的新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也就同时开始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导整体历史人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代。此前是自发的时代，此后则是自觉的时代。

　　而在自觉实践的历史时代，在自发历史中形成的那些历史观点，由于它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尚缺乏足够关注的局限，当然也还是由于它本身还仅仅是在怎么样解释世界的局限，就只能作为指导新的自觉实践的方法论基础而并非这种方法论本身了。这里真正可以标示马克思主义的，绝不是过去尚有缺陷的这种唯物史观，甚至根本就不是唯物史观——即使未来它升级了的形式(因为只要还是唯物史观它就依然还仅仅是如何解释世界的。而如果把这些旧认识推向极端，搞出个放到自觉时代的今天还要继续正确到底对人对历史规律的主观能动视若无物的什么唯生产力论，来告别革命、反对革命，就更是历史性的错误)，而只能是作为马克思所有理论和实践活动落脚点的使“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或说对世界的改造，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新的历史实践中与人类实践的主观能动性高度同一着的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这个东西把人类实践对历史规律的主观能动放到第一位，虽然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需要升级)为基础，但绝对又要高于那些唯物主义认识本身。所以，马克思把它命名为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要人类在洞悉自己过去未来历史实践的条件下，“改造世界”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相对只会解释世界的旧唯物主义和整个旧哲学而言(马克思反对只是解释世界，包括用唯物史观仅仅解释世界)，马克思也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后世也称之为新哲学。实际是一种以自觉实践为核心的革命的唯物主义，或者革命的哲学。

　　如果给马克思翻译一下，很明确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开宗明义地批判了那种忘记了人类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只知道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而不知道还有个人对世界改造作用的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不仅仅是环境在改变人，人也在改变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相一致”，并把这种一致上升到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的高度，批评所有那些哲学家至多只是在解释世界，而关键是要改造世界。而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本有特质。它实际已经否定了一切只在解释世界的新老哲学——包括今天那些试图把马克思主义重新打扮成仅仅是如何解释世界的哲学的哲学。

　　马克思的这个批判，同时无疑是对那些忘记了或是故意忘记了上层建筑的主观能动，忘记了革命，甚至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告别革命反对革命，故意把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把唯物史观阉割成单纯的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的人们的最好的批判。这些人无疑是把马克思主义故意阉割贬低庸俗化到了以上这种马克思批判过的马克思以前的完全忘记了人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老掉牙的无用的其实是对革命起阻碍作用对现存世界无害的旧唯物主义或旧哲学的水平。

　　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即使是按照自发时代那个尚不够完善的老的唯物史观表述，都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贬低。因为即使在那个表述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它们各自的互相关系中到底是谁决定谁，根据具体的情况都是有条件分角度的，都绝不是在任何的条件和任何的角度上，都只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起决定作用，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历史就不起决定作用。这种简单庸俗化，即使对唯物史观以前尚不完善的表述都是恶意阉割，以图最大化的降低它对现存世界的“破坏”作用，使之达到无害化。但这和马克思所倡导的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本意又有什么联系呢?正因为它们的反革命性质，所以一当革命来临，列宁斯大林最早就反对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在建国后，直到文革，更是一贯的反对这种唯生产力论。

　　按照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的口气重新界定历史规律：

　　如果说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产物，那么这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倒正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创造的;如果说历史运动中，生产力、经济基础在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那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实际上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改变，总要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相一致，总要和人类实践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相一致。历史运动中，固然生产力从一开始起着某种基础的主导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能脱离各个时代人本身(包括通过上层建筑)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理解，因为发展人的生产力在各个时代本身就在人的目的之内，当然也就在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范围之内。

　　其实，这才是马克思对待规律问题的本意，当然，也是革命唯物主义或革命哲学对待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本意。这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作用，总可以归于人或社会通过上层建筑对世界改造实践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本身。

　　如此，这就勿宁说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都是人类实践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自觉时代和自发时代的区别，仅仅是在于人类实践对规律主观能动的大小范围程度的区别。自发的时代不是没有自觉，是个人的个别的自觉被整体的盲动和不自觉给对冲掉了;自觉的时代也不是没有盲动，是个人的个别的盲动被整体的自觉给对冲掉了。

　　所以，在新的自觉实践中，关于自发时代那个仅仅基于解释自发时代历史规律的唯物史观表述，就最好要拿过来放到了马克思所表述的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革命的实践的新唯物主义革命哲学框架下理解。否则，它本身都要成为革命实践继续发展的障碍。不单如此，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革命导师们在这个地方这么说过，在那个地方那么说过，正确与否，不能脱离讲话时的具体场合理解。如果非要在变换了场合下判断它们的正确与否，就也要看它们是否符合于上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革命的实践的新唯物主义的革命哲学 。

　　其实，这才符合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前面也提到了，按照这个马克思主义，在人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时代，历史条件变化了，历史运动的主导的决定性因素就也已经变化了。如果说，在自发时代，是以生产力在历史进程中时不时表现的那种对人类来讲异己的自在的自发的决定性作用为规律，那么在自觉时代，就必然是以人类实践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与规律高度同一着)对历史进程整体自觉的决定性作用为规律的。这时生产力实际也不能说不主导了，它实际已经内化于人对规律的主观能动，内化于人类的目标体系和历史自觉当中了。我们说的共产主义是劳动、资源、及以其为基础的社会消亡进程的自觉的组织，也正是这个意思。

　　这个马克思主义强调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认为，一旦人类的历史实践作为一种有知被人类认知(毛泽东说的理性认识)，人类的认识和主观能动性上升到历史进程的主导地位(按毛泽东的说法：上升到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类被历史规律性盲目决定支配的自发的历史实践，就要转变成有知指导下自觉的历史实践。

　　这样在自发阶段的历史当中，因为盲目必然性支配所出现的合规律性的很多东西——实际是规律旧的表现形式，在新的自觉实践中就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了。

　　比如，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社会关系，曾经在自发的时代是符合规律的。但在自觉的时代，如果还有人硬要逼着人们非要去重复奴隶的封建的时期的苦难，就一定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了。同样，如果在群众已经组织起来有条件直接走上自主共同发展的时代，还要群众徘徊资本主义的多数人的苦难和少数人的发达，就一定也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了。

　　因为，在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之后，在理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接下来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具体实践中，就必然要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讲，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我们讲，实践的唯物主义，只能是共产主义。

　　因为在群众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去未来，在群众同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已经切实组织起来的条件下，他们就已经可以不再需要任何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财主，作为他们生产生活的主人领导他们的生产生活，就已经完全可以自觉地行动起来自己组织自己的生产生活。巴黎公社的工人只要组织起来了，他们就不再需要资产阶级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俄国的工农兵只要产生了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起来了，他们就也不再需要地主和资本家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国的农民工人，只要在同封建地主封建把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组织起来了(镇压反革命)，有了工会农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机构，他们就也不再需要资产阶级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

　　人类目前为止的物质生产，尤其是现代的物质生产，无非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所进行的协作式生产。奴隶的生产如此，封建的生产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如此。而只要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先锋组织的领导下真正的组织起来了，当家作主有了自觉的劳动协作，他们就已经可以进行任何的生产。这绝对是符合规律的。就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的地主资本家出来领导组织做主他们的生产。这也是符合规律的。

　　在这里，改变了的只是规律的表现形式，而非规律本身。并且，只要是历史条件变化了，规律的表现形式就必然的要随之变化。

　　所以，革命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结果，绝对是合于规律的，是觉醒了的人——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其组织实践和历史规律高度同一的必然结果。有人污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唯意志论，其实这与唯意志论屁毛关系没有，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唯心的妄为的成分。

　　共产主义可以产生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不是任何的其它的因素——比如有些人所等待的某些物质条件，而只能是人民群众的自觉组织起来当家作主，这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具体的人的因素，是这种群众自己组织的力量已经超过旧的领导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领导组织力量。这里绝不是等待具备了某种物质条件再去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而只能是群众组织起来了再去发展相应的物质条件。

　　共产党在苏联在中国在朝鲜越南古巴之所以革命成功，就是因为他在这些地区实现了比地主比资产阶级更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生产组织能力。并且，也正是这种动员和组织能力，才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苏中实现了旧领导阶级所比拟不了的空前的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要证明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非合理性，除非能够证明地主资产阶级同期在这些地区有比已经组织起来当家作主的劳动群众更强大的生产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

　　任何时代，生产都是根据人的需要的生产。根据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经验，只要有了人的需要，只要有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根据需要已经自觉组织起来的当家作主的劳动群众，公共劳动中就能够进行任何的生产——包括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质条件，比如工业革命的物质条件。即使资产阶级搞不出来的卫星、宇宙空间站、杂交水稻，大型计算机，都可以搞。总之，在共产主义实践中，只要有了组织起来的人，就会有一切。

　　所以，要理解共产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工作，就首先要理解人民群众的自己组织起来这个前提。这也是当家作主的前提。没有人民群众的自己组织起来，就没有人们群众的当家作主，就只能依然是不断地重复地主资本主的做主。人民群众自己社会关系的调整，也必然是以人民群众自己的组织化为前提，而不可能是依靠地主资本主所领导的组织化为前提。因而，这里首要的就要树立人民群众自己在共产主义新的历史时代的社会主体地位。要对具有主观能动性和无限创造力的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建立信心，相信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无所不能的力量。

　　这个东西反对一切的形而上学，反对一切把有关旧社会的事物包括解释旧社会的唯物史观，搬到新社会不做任何分析就要完全充当正确的简单粗暴的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当然更反对一切在新社会还在迷信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董事会的组织力量，而不相信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党委会的领导)的倾向。

　　很多人即使明明看到已经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众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生产管理上相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也还是不敢相信自己。

　　几千年阶级社会，在群众心理上形成了某种已经习惯于做奴才的习惯和倾向。正是由于有这种习惯倾向，才让欧美的群众至今跪在资产阶级的神牌面前站不起来。

　　社民党本来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它最早的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阉割到了经济决定论的程度，回避了马克思主义所有革命的能动性的东西。以社民党为代表的的工人贵族做惯了阶级社会的奴才，就是不敢相信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不敢也不可能有什么做主人的自信和担当。即使欧洲资产阶级已经明显表现出他们已经失去了组织社会生产的动力和能力，已经表现出要放弃社会生产领导权的意愿——收点税就跑。即使如此，即使社会大量失业、举国举债度日寅吃卯粮，他们也还是不敢站起来组织群众接过资产阶级手中的领导权。他们过去把权力拱手让给希特勒，今天还不知道在等着要让给谁呢!总之。他们已经跪习惯了。

　　这种习惯于做奴才的思想，在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向资产阶级的主动投降。

　　历史上真正领导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些伟大的时代导师，无疑都是站在人类认识史巅峰上的历史巨人。所以，他们无不是最积极的能动的自觉的革命唯物主义的贯彻者。他们——代表一种巅峰认识，其所指导下的实践，无不始终如一的相信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己的力量，他们发动、组织、引导群众，并把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给群众的组织化和这种组织化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在这个路线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凝结成共产主义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然而，在这些历史巨人身后，那些已经习惯了做奴才的人们，还是站了出来。他们因为自己落后国家建立的新社会相对欧美依然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水平，而怀疑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生产组织能力。实际这个组织能力早已经把西方的资本家给吓的要死。但正是因为奴才们对自己的怀疑，结果资本家们目瞪口呆的看着已经组织起来的强大群众的重新跪下来自认奴才。当然，同时结合落后国家相对落后状况的生产力决定论和历史阶段论就又出来了——组织起来是错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错的，要退回去补课。什么单干，什么厂长负责制、承包、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不过是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全方位放弃共产主义先锋组织(党委会)的领导，即党的领导，向自发势力实际最终是向资产阶级主动的交枪投降。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前进就有后退。当然，后退了，就一定会重新前进。认识一旦冲破牢笼，自觉的实践和共同解放的事业就不会止步。历史需要我们汲取的教训，就是要在新实践中坚决地反对一切惯于做奴才的思想和习惯，要真的敢于胜利和敢于当家做主人，不但要敢于做主人，还要善于做主人，不但要有当家作主的自信和担当，还要懂得相信群众，和在群众的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做主人——这实际就是共产主义新人。

　　这同时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代一切人类自觉发展自己的新实践，前提一定是要相信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己的力量和这种组织的进一步完善。这既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核心，又是革命政治的核心问题。失去了这个前提和核心，就一切可能重来。

　　懂得了这点，也就懂得了识别反革命分子利用历史阶段论欺骗的辨别准绳。

　　在共产主义革命中，为了明确目标防止极左是可以划分革命的历史阶段的。但任何的阶段划分，都不能成为反革命分子在共产主义生产生活各方面放弃党委和党的领导，实际是解散群众的组织——这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前提的借口。凡是打着阶段论的借口，解散或涣散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的行为，都是有利于人民的敌人的行为，都是背叛的行为。

　　包括补课论亦是如此。

　　补课论，补补商品经济的课不是问题。90年代中期以前的那些党委支部领导下的乡镇集体企业(原社队企业)，补的正是商品生产甚至是资本运作的课。那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们依然是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但后来硬要把它们私有化私有继承了，放弃了党委的领导，把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散伙掉，让群众失去当家作主的地位，那就不是补不补课的问题了，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总之，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尤其人民群众的组织化，来理解共产主义阶段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共产主义看作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这是共产主义一切秩序建立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