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研究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研究

【王益民】

马克思：“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王益民：马克思此言可以演绎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原理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根据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资本社会形态；共产社会形态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存在着石器生产力；铜器生产力；铁器生产力；机器生产力；电器生产力。而且还发现成熟的石器生产力决定原始社会生产关系，原始社会生产关系适合石器生产力，石器生产力与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原始社会生产方式；成熟的铜器生产力决定奴隶社会生产关系，奴隶社会生产关系适合铜器生产力，铜器生产力与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奴隶社会生产方式；成熟的铁器生产力决定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生产关系适合铁器生产力，铁器生产力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封建社会生产方式；成熟的机器生产力决定资本社会生产关系，资本社会生产关系适合机器生产力，机器生产力与资本社会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资本社会生产方式；成熟的电器生产力决定共产社会生产关系，共产社会生产关系适合电器生产力，电器生产力与共产社会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共产社会生产方式。需要强调的是：蒸汽机普遍使用后机器人普遍使用前属于机器生产力；机器人普遍使用后属于电器生产力。】

马克思：“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王益民：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马克思以上论述，演绎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形态的理论。而且强调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似乎只要通过暴力去改变生产关系，即使不用通过生产力自然科学性质的变革，就可以改变生产方式改变社会形态。然而，水相加亿万次还是等于水，生产关系相加亿万次还是等于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这个物质基础来说，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而法律，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等则是更高的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形态是同义反复。生产力就是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就是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就是社会形态。如果把生产方式解释为经济基础，意味着生产方式不存在社会意识；把生产关系解释为经济基础，意味着社会形态不存在生产力。因此，把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解释为经济基础都是不符合逻辑的。】

马克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王益民：马克思此言，可以理解为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存在决定原始社会意识；奴隶社会生产方式的存在决定奴隶社会意识；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存在决定封建社会意识；资本社会生产方式的存在决定资本社会意识；共产社会生产方式的存在决定共产社会意识。然而确切的说，是石器生产力的存在决定原始社会意识（生产关系）；铜器生产力的存在决定奴隶社会意识（生产关系）；铁器生产力的存在决定封建社会意识（生产关系）；机器生产力的存在决定资本社会意识（生产关系）；电器生产力的存在决定共产社会意识（生产关系）。】

马克思：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王益民：马克思此言，可以理解为石器生产力发展到铜器生产力阶段，便同原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铜器生产力发展到铁器生产力阶段便同奴隶社会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铁器生产力发展到机器生产力阶段便同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机器生产力发展到电器生产力阶段便同资本社会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把生产关系视为财产关系（法律用语），由此可见，生产关系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不能理解为经济基础。】

马克思：“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王益民：在这里，马克思“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可以理解为石器生产力；铜器生产力；铁器生产力；机器生产力；电器生产力。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形式”可以理解为原始社会生产关系；奴隶社会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生产关系；资本社会生产关系；共产社会生产关系。而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则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可以理解为必须根据生产力自然科学性质的变更判断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是物质形态；生产关系是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是社会形态。其实，物质也是意识，意识也是物质。确切的说：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可以分为阳性物质和阴性物质，它们的统一构成阴阳物质。例如：生产力是阳性物质物质形态（物质形态），生产关系是阴性物质形态（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是阴阳物质形态（社会形态）。在特定的条件下，物质可以决定意识；意识也可以决定物质；物质可以决定物质；意识也可以决定意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认识世界的思维逻辑。】

马克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王益民：马克思此言，可以演绎为石器生产力在猿类群体形态的胎胞里成熟以前，猿类群体形态决不会灭亡，原始社会形态也决不会出现；铜器生产力在原始社会形态的胎胞里成熟以前，原始社会形态决不会灭亡，奴隶社会形态也决不会出现；铁器生产力在奴隶社会形态的胎胞里成熟以前，奴隶社会形态决不会灭亡，封建社会形态也决不会出现；机器生产力在封建社会形态的胎胞里成熟以前，封建社会形态决不会灭亡，资本社会形态也决不会出现；电器生产力在资本社会形态的胎胞里成熟以前，资本社会形态决不会灭亡，共产社会形态也决不会出现。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蒸汽机普遍使用后机器人普遍使用前属于机器生产力；机器人普遍使用后属于电器生产力。】

马克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王益民：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理解为人类原始社会生产方式；人类奴隶社会生产方式；人类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人类资本社会生产方式；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马克思是把生产方式看作社会形态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应当是资本社会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应当是资本社会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应当是资本社会。因为，资本社会和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是机器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统治者占有生产资料，被统治者出卖劳动力进行生产劳动，产品归统治者所有；人类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机器生产力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朝反方向运动的统一体。此外，马克思似乎还在隐约的告诉我们：人类资本社会形态是最后存在阶级斗争的人类社会形态，在人类资本社会形态胎胞里成熟的电器生产力，是解决阶级斗争的物质条件；人类共产社会形态以前的人类社会形态，是以人类资本社会形态而告终的；因此，在人类资本社会形态与人类共产社会形态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资本社会形态的最高阶段就是人类共产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

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全文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段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是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卡尔·马克思

1859年1月于敦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