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

张五常热”的实质：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

张五常的讲演和媒体炒作，已引起国内学院派反感，批评他把经济理论简单化，不懂数学，没有模型，实证性差，结论轻率缺乏经验支持；作风轻狂，不规范，自我标榜和炒作；编造经济故事宣扬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这后一点批评比较中肯，张五常有点象一个以自由主义为信仰的神学家。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学思维统治了整个社会科学，经济学由实证科学几乎变成了神学，经济学家成为神学家，利益关系成为信仰，腐败盛行，物欲横流而缺乏信誉和道德，社会风气浮躁容易盲目崇拜，大小神仙层出不穷，李洪志可说是一路大斜教，张五常也象一路小神仙，走到哪里，大小报纸一路跟风，报纸不愁卖。张五常在国内走红，是由于他以彻底的自由主义理念，把经济学从科学变成信仰，因而具有煽动性。

张五常对于中国改革的自由主义药方，自称为“从不出错，实在可行”：

　　（一）中央银行只管银根，什么也不要管。

　　（二）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

（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

　　（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

　　（五）容许外资开办任何金融事业。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

　　（六）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

　　（八）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

　　（九）税制要简单。大量削减干部，选贤与能，大幅度提升留下来干部的薪酬。

　　（十）外汇储备可有可无。

如此，需要一次性“休克”：长痛不如短痛。他对渐进改革的批判与我一致，保留大量政府管制，会走入拉丁美洲或者印度的长期性腐败。但办法应该是以政治社会改革来平衡和控制经济混乱，而不是在经济上推行休克疗法，一再削弱政府职能。即使真的在某一领域与国际接轨，也应对在利益调整中受损失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张五常不提补偿就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人在休克疗法中损失绝大部分利益，从而威胁社会的基本稳定。张五常对此未必不知道，而是默认把改革变成剥夺，所以他反对民主，说“选票不如钞票”。剥夺大多数人利益的“休克疗法”，必定得不到选票。经济自由主义，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把自由和民主拆开，并把民主换成了专制。

80年代就有过这种所谓“新权威主义”思潮，在激进的“价格闯关”中失败，张五常当时也是鼓吹者之一。他深恶痛绝的90年代“管制下的腐败”，实际上也是这种思潮发展的恶果。但经济自由主义者从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变本加厉，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而否认其已经在许多方面被滥用。他们继续鼓吹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实现“制度变迁，产权革命，与国际接轨”。虽然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我还是看出其屁股后面有“制度决定论”的印章。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也是一种“制度决定论”。当我们看到经济自由主义者包括张五常在内，一方面对斯大林和毛泽东深恶痛绝，一方面又恪守其“制度决定论”的深层思维，完全不能够从其他层面如资源，人性和文化等方面综合考虑问题的时候, 我们说他们是“右翼斯大林主义”，或者说他们用殖民地经验来给中国开药方，是不是有几分道理呢？鼓吹“为某种理想制度而牺牲自己利益”这种思维，已经被遭受文化革命失败的中国人彻底唾弃，如果说我们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有什么真正的收获，应该就在这里。而不是丢掉一种教条主义，又拣起另外一种，而且是在前苏联和拉丁美洲彻底失败的那一种。

张五常自我吹嘘，他的预测是最准的，他敢和所有人打赌等等。他的预测是什么呢？他的感觉又是什么呢？据《北京晨报》说，他看到北京的繁荣，竟然喜不自禁，说“只要放开外汇管制，5年之后上海必定超过香港，成为世界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看：这叫做“意识形态自我蒙蔽与自我陶醉”。张五常应该去看看中国的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甚至北京市周边哪怕是100里地，是什么样子。

这种“以专制推进自由”的思想，是以香港的殖民地经验为基础的，张五常当然非常熟悉，但绝不适合中国大陆。在香港实行长期“专制”的是异族的殖民统治，香港的“稳定和法制”有英国的民主制度做保证。中国大陆的稳定，绝对不可能依靠任何新权威，更不可能依靠外国或者“国际社会”，只能依靠自己人民的支持。所以，即使是再先进的，非移植不可的制度，也必须考虑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和承受能力。如果象张五常那样一意孤行，外汇放开就意味着金融危机，产权革命就意味着少数人侵占绝大多数公共资产的瓜分狂潮。在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的中国，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丧失基本的生存环境。这样的“赌”是没有人去和张五常打的，任何人没有权利拿中国人民的生存去赌博。如果真的赌博了，就更加悲惨。那些鼓吹“休克疗法”的人是有美国绿卡的，他们可以在国际上继续庆祝“最后一个专制帝国的瓦解”，而全然不顾中国的大多数人民。这样说张五常，恐怕不是冤枉他。在他的文章里，我看不到民生，民主，大多数人的权利和自由，看不到中国人民近代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更看不到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我所看到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建立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制度。他甚至连基本的操作性也不考虑，比如说卖掉所有的银行和国有企业，卖给谁？什么价格？是不是要在外汇放开以后来一次金融危机，把中国所有的资产贬值到一文不值，然后让外国资本来“吃死尸”？至于后果，他就更不考虑。象这样不负责任的药方，谁敢吃？一旦吃死，又如何去和张五常打赌？

目前“张五常现象”突然升温，不能简单理解为媒体炒作赚钱，更不是张五常的个性需要发泄，我认为有更加复杂的背景，这就是在中国16大前后，国际资本害怕中国进行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调整。国际上有一个“休克疗法”轴心：美国哈佛大学萨克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到香港的国际资本评估机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如果按照他们的药方，中国必定爆发总体性危机，这一点，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做出我的预测------我的预测比张五常准。但是，我却得不到“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相似的个性，张五常可以被神化，我却一再被“妖魔化”。因为，我反对以“自由”的名义瓦解中国，剥夺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权利。我认为，即使是再愚昧，再落后的人，也应该为自己而生活，而不是为什么“先进制度”去牺牲。让人为制度牺牲，不是真正的西方文明，而是被一批殖民地性格的人阉割以后的假文明。

为了制止国际资本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中国人没有必要太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的只有一两个人，让千万经济学家一辈子去追求在“国际权威刊物发表文章”，实在没有意义。只有傻瓜，才云集在一棵树上吊死。中国人得诺贝尔奖，意义不大，希望也不大。因为此奖属于西方文化范畴，得奖者需要自幼就习惯以英语思维和表达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需要研究自己国家的特殊问题。印度的森得到此奖不是偶然的，他既有英语习惯，又是著名的“草根派”，他研究的是印度的饥荒和贫困问题。中国经济学家中的“草根派”，包括我在内，当然没有得诺奖的奢望，因为我们自幼插队，熟悉中国文化有余，而无法把自己变成地道的西方思维。“东施效颦”，不如不效。几位海外华人包括张五常先生，当然具备英语条件，但是不熟悉中国大陆，特别缺乏对中国大多数人的人文关怀，他所热中的就是照办西方的“先进制度”。他以北京的繁荣来判断全国，可知其感觉也不大对劲。

特别要指出，目前大肆炒作“中国人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时候。中国改革正面临重大危机，方向和战略都需要调整，大辩论已经开始。如果国际“休克疗法”轴心，想阻止我国战略调整，误导中国改革，就可能把某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捧上来。在诺奖问题上，中国人反而不应该有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以为只要是中国人得了就好。中国的经济学家与足球队员不同，有些人是帮助国际资本损害中国利益的。所以我们必须淡化炒作。

如果张五常或者什么人真的得了诺贝尔奖，也应了解他的局限性。比如张五常先生在30年前的文章，可能真的不错。我们在向他祝贺以后，还是要批评他对中国改革的药方。你在30年前的理论贡献，与目前中国改革未必有关。前几年有人去美国搞什么“诺奖大追寻”，结果是，大部分诺奖得主都只谈自己的理论贡献，不给中国开药方，理由是“我不懂中国”。这倒是令人钦佩的大师态度。真正的大师，绝对不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以一个理论包治百病，就好象我们只给中国开药方，不给美国开药方一样。

把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其提名，甚至“据说提名”，大肆“追寻”和炒作，不仅说明传媒的庸俗，而且说明中国改革可能被洋教条误导而出现重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