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中国崛起的核心力量

工业化：中国崛起的核心力量  
 
  2006年01月12日

文/特约撰稿员  岳健勇

中国自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遥遥领先，并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既增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迄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升至世界第4位，国际贸易额则跃居第3位，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为确保能源供应，中国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中亚、拉美以及非洲等富产资源的国家进行投资，政治影响亦随之上升。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度开放产生的“溢出”效应，密切了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使得中国在东盟的影响相应扩大，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新亚洲政策在东南亚取得了显著成效。

种种动向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就是乐观的。实际上，困难和危机还有很多。

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以贸易和投资方式获取世界资源能否确保无虞？鉴于中国能源需求的刚性特征，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获取世界资源上的矛盾无法调和，届时受到国际体系重重束缚的中国将何以应对？为什么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极大好处”的国际体系最终反而可能摧毁中国经济或其自身？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去工业化”隐忧

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国内消费，而是依靠投资扩张和出口贸易。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制造业既是工业化的载体，又是承担社会就业的主要部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制造业。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表象下，中国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在非正规制造业和外资的竞争压力下，发展规模却相对萎缩，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去工业化”（工业化停滞不前）的某些迹象 。

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恰恰能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来源。从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把制造业迁移到中国，显然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但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占领国内的消费市场，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市场控制的基础上，把中国作为超低成本的生产中心，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大规模出口。这一策略十分成功，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近6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近90%均被外资控制（见表一）；跨国公司通过中国市场实现了最佳方式的全球化运作，对中国产业形成了极大的竞争优势。

在外资企业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中国制造业实力不断下降，尤其是在制造业核心的装备制造上，国内集成电路的95％、高档数控机床的70％强、光电子制造设备的全部，轿车制造装备及纺织机械的70％依赖进口。中国制造业的衰败直接导致了对本国高层次技术人才需求的萎缩，从而使社会整体的就业形势趋于严峻。由于经济增长目标被高度政治化，社会危机的加重反而加剧了政策目标的紊乱和政府行为的短期化，造成国内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扭曲（如房地产业的过度开发），使经济增长更加偏离工业化目标，并使宏观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 。

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的双刃剑

中国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背离，以及经济政策对工业化目标的偏离，均透视出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工业化已构成严重压制。受到世贸规则严格约束的中国政府几乎无法像冷战时期的日本和韩国那样对本国制造业实施产业振兴方针。

经济全球化是美国在严密控制国际体系的基础上，对自由贸易和投资大力推动并加以规则化的产物，美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是因为规则化的全球经济具有无法逆转的强大扩张惯性，最有利于垄断了规则制定权的美国发挥其经济技术优势。因此，美国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时，一方面继续保持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另一方面又以其巨大的市场为诱饵，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市场准入谈判，迫使中国开放国内市场。这一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强烈的诱导：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经济全球化。

在世界经济史上，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无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无一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如美国和德国），或同时依托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技术赶超的（如日本和韩国）。美国对此心知肚明，但利用中国市场化改革必然产生的对国际市场的强烈需求，以全球化这样的“和平”方式诱使中国进入并依附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显然比将苏联隔离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之外的办法要高明和有效的多。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采取的一贯方针。

因此，中国要在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并依托现存国际体系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其难度之大是超乎想象的。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遥遥领先，甚至高于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但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尤其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力却几乎排在世界主要大国的最末位（见表二）。事实上，中国入世协定所确立的“全球公平竞争”框架已经把中国制造业全面挤压到了生产的低端，在进口和外资的双重夹逼下，中国制造业的大部分只能从事低技术生产。在这种表面上“双赢”合作的全球化国际分工中，中国制造业的价值所得极其微薄，根本无力大规模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R&D），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这势必导致中国与工业化国家/地区技术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见表三），使中国经济无法摆脱对外国资本和技术越来越严重的依赖。这一趋势如果不能及时扭转，中国实现技术赶超和工业化的希望将化为泡影。

由此可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没有工业化进步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导向真正的现代化。当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质上是一种利润水平极低、缺乏产业技术进步支撑的“贫困式增长”，而恰恰是这种最容易被感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构成了目前“中国崛起”的基本内涵。但是全球化给中国造成的经济增长与“去工业化”的双重效应并不可能长期并存，因为中国工业化的踯躅不前正在使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趋于恶化，最终将令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中国制造业技术层次低下，产业进入障碍小，较高的国民储蓄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体制环境中就容易演化为对低技术制造业的过度投资，以至于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使中国宏观经济在长期趋势上呈现通货紧缩的态势。在此情况下，要阻止经济衰退，缓和“去工业化”带来的就业危机，只有靠低价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大量出口。到2004年底，中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贸易依存度）已达到70%，其中出口依存度高达36%，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外部需求。这一脆弱的经济结构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外部风险。

其二，低技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普遍能耗高、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的污染严重，它的竞争优势在于资源和劳动力的廉价，这是中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也是吸引大量外资来中国投资的主要原因。但中国的资源廉价却不丰富，因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必然是建立在对国内资源的透支式消耗和“血汗工厂”的基础上。事实证明，这种以本国资源的过早枯竭、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为代价而取得的经济增长已难以持续。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制造业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但是工业化与全球化无法相容，而且在全球化产生的政治社会心理已成定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很难根本改观，那么维持经济增长只有依靠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由于中国已经形成相当庞大的经济规模，能源进口的过快增长不但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成本，使中国贸易条件明显恶化，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关键的两端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在下游，大量低档廉价商品需要依靠发达国家市场来消化；在上游，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大多又分布在美国控制下的地区，因而，经济增长不得不倚赖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稳定。但是中国对美国霸权秩序事实上的默认却依然无法避免中美因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国家利益的冲突。

首先，经济全球化抑制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加剧了中国国内需求的不足，中国产品必然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从而引起发达国家部分产业的萎缩及国际收支的恶化。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发达国家从国内政治及本国利益出发，对中国的出口加以限制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争，而在于中国是个经济规模十分庞大的大国，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的内需上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而且，不具备真正的经济技术实力、因而不具备必要的“议价”能力的中国，也根本无法阻止掌握着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的发达国家以“公平贸易”的名义来限制中国的“自由贸易”。

其次，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中国对世界资源巨大的刚性需求，鉴于这些战略性资源（以石油为例）的不可再生性，大国在世界资源上的争夺必然是“零和博弈”（这一点与世界是否应该感谢中国提供了廉价消费品完全无关）；而且，像石油这样的战略性资源与地缘政治还存在着共生关系。所以中国进口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世界资源消费格局的质变，导致中国与美日等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受到了它自身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严重制约，中国期望通过与国际体系合作来实现长期和平发展的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当然，在市场依赖和资源依赖之间，更大的挑战来自后者，因为在前者问题上产生的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可以通过和平妥协方式来加以解决，如增加进口。但是，中国在资源问题上则无法退让，除非中国甘愿放弃经济增长目标。那样的话，中国将不得不与美国的霸权主义做殊死的博弈，这就绝不是中国崛起之争，而仅仅是为中国的生存而争。

因此，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崛起的根本出路都在于中国制造业的全面自主振兴。为此，必须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深入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和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潜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从而使中国的崛起真正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1期 总第2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