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万亿投资”也决不能破１８亿亩红线！

巫继学：“4万亿投资”也决不能破18亿亩红线！

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局，正当整个社会都在为粮食安全、农民工失业诸多问题苦恼之际，一篇题为《4万亿投资项目布局渐明之际，18亿亩耕地红线横亘眼前》的报道令世人十分惊愕。因为，红线突破在即。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数据，在跨入2009年那一刻，全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超出红线的2574万亩，约有1.71万平方公里，已略大于北京市的1.68万平方公里面积。而此时北京的两会上，数千代表委员正在热议“扩内需、保增长”，各省上报的项目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冲击着中央刚刚收紧的地闸。我就十分不明白，为什么任何重大经济举措，最终绕来绕去，总会绕到侵占农地上来？

有人说，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房地产开发的需要。撇开全国海量的楼房空置率不说，依房地产公司现在的储备土地来说，还会将现有的空置率翻几个番！我要各位睁大眼睛看清楚：最新国土部数据显示，仅2008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面积就是29万亩。（《21世纪经济报道》， 2009-3-10）

如此下去，我不知道中华民族还会遭受什么样的大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去年年底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这一数据，比政府公布的截至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的统计数据多出两倍），而且警告，2009年610万名大学毕业生中就业困难的比例可能占到1/4。其实，这个失业数字还不是最令人担忧的，大量的农民工下岗返乡，却形成史上全球最壮观的失业潮。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约有2.3亿农民工，其中离乡背景外出人员约有1.3亿。庞大的农民工，在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他们业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国际范围内，许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成百万、成千万的的失业大军，居然在中国经济社会未能引起西方社会那样的大冲击。其实这并不没有什么秘密，只是许多人都不理解“农民工”的中国特色涵义。农民工，本质上是一种双重身份的劳动者：既是农民，又是打工者，即农民＋打工者。中国的农民工特色之处在于，他们有着双重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他们在农村每人都有一份土地，另一方面，他们在打工时又结合着一份生产资料。他们可以在两种生产资料中选择性结合，可以在两种劳动者身份中来去变换。这是中国独具的，是土地私有化社会中所没有的。对于西方失业工人来说，失业就是失业，就是失去一切，而对中国农民工来说，失去外出打工那份工作，还有一份农民的工作等着自己。

是的，每个农民工都有自己的一份地，即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这“一亩三分地”也许并不大，但却给予了广大农民工以经济基础的支持与基垫，给予了他的底气与安慰。

农民工，作为打工者，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兼职，一种剩余劳动时间的投放，或者一定时间段的跨界。试设想，1.3亿的一支海量般劳动大军，一当遇到经济危机、经济衰退，它酿成的失业，倘若发生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那可真将形成名副其实的“失业海啸”！换句话说，如果这1.3亿打工者没有那保命的“一亩三分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流向哪里，都必将轻而易举地摧毁其现行社会生活体系与经济运行体系。几百万、几千万失业之潮冲到哪里，哪里将瞬间面目全非。这决非故做惊人之语。中国目前农民工虽然大量失业着，每天都有农民工丢掉城里的饭碗，也引发了社会诸多社会问题，也出现了局部的困局，却没有剧烈冲击经济社会，真正对经济体系伤筋动骨。有了18亿红线政策保障着每个人的那“一亩三分地”，城里打不了工，大不了回家再去种地，现在出去不了，经济好转起来一定再出去。

有人说，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每日经济新闻，2008年12月25日）而我则认为，那种主张弃守18亿耕地红线的主张是十分错误的，极其有害的。这种有害的言论，很可能与对农地、对农业的误读与误解有关。

农业、农地对于中国，有着其特殊意义。尽管土地在不同国度其经济功能大体一致，但土地对于中国来讲，人均土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多一点，意味着占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超过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土地，在这里主要担负民众的食物来源。也就是说，土地的食物供应比重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于人均土地多的国家来说，它可以有经济作物功能，有加工业原材料功能，有观赏、旅游、休闲功能，也可能有休耕功能。对于我国人均耕地大约“一亩三分地”（过去一直说人均耕地1.59亩）来说，必须牢记它主要是为中国人提供口粮的功能。那种克隆国外土地使用结构，效仿人均土地多的国家在城市建设，特别是房地产上的豪华占地的模式，注定是行不通的，短视地以经济权利执意运行，日后付出的历史代价将是沉重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下面的名言务必不要忘记：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报复。

从本质上讲，土地对于中国农民，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它还是社会生存保障资源，是社会安定的永恒基业！今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再次验证了这种认识的正确性。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句由古典经济学家配第道出，经由马克思给予肯定的名言没有过时,它也不会过时。它的历史深刻性在于，揭示了土地母仪国计民生的原本意义，农业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产业永远也不会夕阳化，它是日不落的常青产业。

农业，是人类整个经济发展的起始点。在古典经济学的重农学派那里，农民被解读为原本的生产劳动者，加工业，只是附加价值其上，而服务业则属非生产劳动者。中国哲人讲，民以食为天。在衣食住行中，食是根本，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命维系。农业的起始基础，不会因为产业发展与分化，不会因为工业革命与新技术革命而消失或者削弱。无论世事沧桑变化，人类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永远不会变，人类对于农业的依赖永远不会变。在发达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降低，农业人口减少到15％以下，这丝毫不说明农业本身的衰落与产业光芒的暗淡。相反，它正说明当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使得这个产业青春焕发。在美英日德这样发达国家中，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百分之几的劳动者为全社会提供着农副产品，甚至还有出口剩余，这究竟是农业夕阳化的证据，还是农业朝阳化的证据？这个结论是异常明白的。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农业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农业一个夕阳产业。他在批评马尔萨斯农业收入递减论时，满怀激情地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明创造为根基，强调农业不仅不会衰落，反而会因科技的进步而获得提升。后来百余年农业发展的实践，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言。

这给予了我们重新认识农业的一个新思维：农业决不是夕阳产业，它是永远的常青产业，是万世不变的朝阳产业。所谓农业夕阳产业论，完全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伪概念。国内外发展经济学诸多学者陈陈相因，几乎是不假思索，未经论证地以讹传讹，实在是对农业的一种亵渎。所谓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首先应该从重新认识农业，认识农民是这一朝阳产业的守望者这一崭新观念出发。鉴此我想说，对于中国目前的现状，保护农民每个人的那“一亩三分地”，已经成为十分严峻的任务。所谓土地流转，必须顺势而行，因地因人因时制宜，有多少农民工在打工中成功转换了身份，摘掉了“农民”帽子，他们又自愿放弃那“一亩三分地”，就流转他们的土地。

几乎没有人将“一亩三分地”与今次金融海啸、经济危机酿成的失业海啸联系起来，也很少有人将其与每个农民工的就业联系起来。但成千万的下岗农民工如同海啸般呼啸而来时，迅速地在中国18亿广袤的农地上被吸纳了，他们与属于自己那份“一亩三分地”再次拥抱时，令整个西方社会惊诧不异。如果要论世界范围内对挽救危机的巨大贡献，独具中国特色的“一亩三分地”是头等功臣，令其它任何举措只能望其项背。

这足以证明，坚守18亿亩红线是多么的重要！“一亩三分地”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着粮食安全保障，今次又在经济危机中起着经济社会稳定器的显著作用。

附文：

4万亿触摸地根红线 土地督察紧急响应

本报记者 赵飞飞 上海报道

4万亿投资项目布局渐明之际，18亿亩耕地红线横亘眼前。

红线突破在即。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数据，在跨入2009年那一刻，全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 

超出红线的2574万亩，约有1.71万平方公里，已略大于北京市的1.68万平方公里面积。

2009年全国耕地面积18.2574亿亩，投资项目可能遇到缺土少地的瓶颈，土地督察也应时而动。

而此时北京的两会上，数千代表委员正在热议“扩内需、保增长”，各省上报的项目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冲击着中央刚刚收紧的地闸。

本报记者最新获悉，从2月中旬起，全国九大土地督察局全面出动，调研辖区内扩大内需项目用地实情。这一战役由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指挥，目前调研报告已陆续汇集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案头。

上海督察局向本报独家提供了刚上报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其辖区内上海、福建、浙江列入中央新增投资资金总量仅占3.8%，但即便是这区区的3.8%，对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已高达94.7万亩，仅浙江一省就需要占用耕地28万亩，耕地占补平衡矛盾尖锐(耕地占补平衡是指，一个省区占用了多少耕地，需要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规划，从而在本省内复垦耕地，占多少补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国土部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面积是29万亩。

另据本报统计管辖东北三省的沈阳督察局、华南三省的广州督察局网站数据，东北、华南两个区域预测新用地433万亩。显然全国的总数据将更超乎想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谢俊奇对本报记者表示，地方扩内需项目基本是把未来重大项目提前实施，中央对激增的用地，则通过释放未来用地指标对应。已向两会提交涉及耕地保护提案的谢俊奇认为：“虽然压力会很大，但指标问题应该会得到圆满解决。”

上海督察局局长高向军则表示，平衡这场博弈，需要“大智慧与大勇气”。

督察局调研三级用地情况

九大督察局2009年首场最重大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

本报获得的上海督察局调研工作方案显示，该局几乎是举全局之力，兵分三路，持续一周的调研进度安排得满满当当。参与上海调研组的一位上海督察局人士告诉记者：“白天都在走访、晚上碰头开会写报告。”

“2月11日上午8点45分，由高向军带领的上海调研组前往上海市政府一楼会客室，会见副市长沈俊、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局长冯经明等。”

此后三天，上海调研组走访区县各级政府，并实地查看了中环线浦东段、商用飞机研发中心等7个项目用地的情况。随着核心信息不断汇集，上海扩大内需用地问题初现端倪。

4万亿的投资，尽管分解到上海头上不多，但手握重资的上海正步入“愁地不愁钱”的境遇。

调研报告显示， 2009中央新增1300亿投资项目切块到上海市5.93亿，总投资150.6亿，需新增建设用地0.4万亩。2009市级重点项目需新增建设用地约3万亩，市级以下投资项目预估地4.3万亩，今年上海共需新增建设用地7.7万亩。

上海遭遇的用地短板在于，其本轮规划确定的土地指标早在2002年就已经用完，目前几乎所有的项目都需要调整规划。

更令人忧心的是，上海已经无法在本市范围内通过土地的开发整理实现复垦，进而达到耕地的占补平衡。

前往浙江与福建的调研组调查到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浙江省2009年三级新增建设用地预计50万亩左右，福建省需要37万亩左右，两省该数据比2008年增长了20%-25%。

如出一辙的是，浙江和福建省分别有60%和90%以上的项目，并不符合2008年 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要求。由此带来的一个棘手难题是，今年扩内需新增项目工期要求紧，大量项目要在上半年开工建设，而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批程序复杂，时间较长，如何能既不突破土地红线，又保证各地项目按期开工？

银根松地根要紧

两会上，总理在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及了“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

3月5日，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在参加广东代表团讨论时就此做出解读：现在银根松了，但地根不能松，银根松了还可以紧起来，地根一旦松掉，耕地被占了，18亿亩就保不住了。

但4万亿项目的用地又如何保证？这成为徐绍史年前写给各大国土资源厅长的信中最大的担忧。对此，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现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文甲对本报记者表示：“只要我们认认真真按国务院要求去办，扩内需造成长远的用地危机影响有限。”

但各大督察局陆续汇往徐绍史案头的调研报告却又显示，新增项目对用地的需求非常强劲。

本报记者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数据显示，主管华南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及深圳计划单列市)的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上报，2009年中央新增扩大内需投资，该区域已初步做出1.98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预计需要用地面积约108万亩。

主管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及大连计划单列市)的国家土地督察沈阳局上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预计用地需求为325万亩。

根据上述两大督察局呈报的状况，东北、华南遇到的问题与上海督察局类似。除了与原有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相冲突、耕地占补困难之外，未批先用、损害农民权益、违法违规用地等情况时有发生。

而随着二季度扩内需带来的大量用地需求，以及基层政府盲目安排项目用地的冲动，目前开工典礼已经多到令地方领导应接不暇。随之而来的是土地执法的压力在加大，有可能引发违法用地的新动向和新特征。

上海督察局办公室主任赵凤江告诉记者，2008年浙江省已经对违法用地，给予212人党纪处分，追究刑事责任78人。“前不久我们刚在浙江东阳查处一处工业园区违规用地情况，该市发改委一位领导因此下台。”

刘文甲认为，18亿亩硬指标分解到各省头上，是作为行政约束下达，而不是采用市场调整的模式，所以约束力相当强。

“寅吃卯粮”？

按照原定计划，地方政府需于2月28日将2009年用地计划申报至国土资源部。

此前的国土部237号文件已要求将中央投资项目纳入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确实无法避让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在规划修编中给予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土地使用惯例一般分为两个层级，首先是全国定期修编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次为地方每年上报中央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该年的新增建设用地的控制指标需要通过中央审批下达，各省对此尤为关注。

3月9日，国土资源部新闻处处长龙兵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相关司局正在做数据的整理和汇总，会适时公布今年全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整个工作进程应该不会有问题。”

土地利用的计划管理模式，也正是土地的第一道闸门。国土部的应对思路，其实在2008年底深圳召开的全国土地利用计划座谈会上就已经初露端倪。此次会议拟定了明年土地利用计划编报思路以及加快推进计划改革的方向，“扩大内需的重点项目要保障，一般项目也要寻找出路”。

国土资源部网站提供的材料显示，由于扩内需项目几乎都是把以后几年的重大项目提前到今年安排，履新不久的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表示，这个用地的缺口需要把“十二五”计划当中2010—2012年的部分指标提前挪用，同时国土资源部将把今年建设用地指标在去年基础上再增加50万亩。

2009年用地计划指标的下达方式也将调整为：年初预下达一部分，上半年根据上一年度土地管理的绩效落实奖惩，年底根据宏观政策及各地重大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调剂，变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

刘文甲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的建设用地人均总量尚且不如发达国家，目前还可以减少农村建设用地，与扩大城镇建设用地挂钩，实现总量的平衡。”

“现在由于国家的大项目都是单独选址，不在城区，有时候非占用点耕地不可，大项目务必要把附带占补平衡的投资这个钱用好，加强土地的整理。”刘文甲认为。

在调研报告中，上海督察局进一步建议，在规划修编衔接期内，国土部可结合各省市实情，明确一定量的基本农田由省级政府自行调整，部级实行总量控制。

而对于辖区内耕地占补平衡困难，上海督察局建议，对中央投资项目和国家重点项目，在建设单位缴纳耕地开垦费后，由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围内复垦实现占补平衡。

“我们同时建议，增加二省一市2009土地利用计划指标20%左右。”上海督察局人士透露，“目前用地虽然与上一年度土地计划指标冲突，但中长期可以保持基本平衡。”

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的18亿亩耕地红线，究竟能否坚守住？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1997-2010年)》中曾提出，到2010年，耕地总面积保持在19.2亿亩以上。当时恰好也经过一轮地方大干快上的投资热潮，该纲要规定的红线很快在2005年被突破。(根据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到2005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8.31万亩。)

而2008年8月通过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则提出，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应保持在18.05亿亩。

无论如何，严防死守耕地红线的压力将超乎寻常。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