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舟文稿》之译校者前言

译校者前言

转自：华夏文摘

Joel Andreas （J ·安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社会学研究者，对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和中国社会问题颇有研究，其撰写的博士论文《Persistence of  Privilege》（直译为《坚持特权》）（或译为《特权的持续》）的英文打印本在北京和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极少数学者中流传。安舟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交给一些国际会议，一些章节和后续研究的论文（英文），在海外一些中国研究的刊物上发表。他也就其中阐述的问题，在北京等地的某些学术沙龙做过报告。读过和听过安舟报告的朋友反应各异。有的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的说他是西马学者，也有人说他是无政府主义学者或自由主义学者，甚至有人说他是托派学者！一个自称清华红卫兵领袖的朋友，干脆说不知其报告说的是什么。

据J ·安舟自己回忆，他还在孩提时候，就随其左翼知识分子的父母，参加过上世纪6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批判现实和政府的激进运动的游行……而那是与中国红卫兵运动同时代的政治运动，都是挑战二战后确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体制的世界性的群情激荡。可不可以说他自幼就受到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或泛左翼运动的熏陶？而他的《坚持特权》就是一部严肃的左翼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报告，很值得中国社会研究者和文化革命的研究者阅读讨论。

我们不善于也不需要给学术论说和学者个人贴政治标签。所有接触过安舟的学人，都为他的坦诚、亲和，他的执着与悉心的研究精神所感动，特别是他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问讯和调查了大批当年清华大学的学生与教师、干部职工（乃至其他中国各地各阶层的人），其涉及面并不亚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和文革研究者。这些被调查者的思想、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在安舟的论文里有极为充分的记述，作者以他域外人的客观见解和西方人的学术思维方式，对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爆发的自身特征，清华——乃至中国社会何以出现文革运动，做了他的独到的解析，也对毛泽东自嘲“只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之一的清华大学的后期文革，进行了批评。我们知道，文化革命以前，蒋南翔校长以他30年代革命者和17年（1949－1966年）高等教育领导者的身份，提出了著名的“双肩挑”的“又红又专”的——“清华牌”政治/技术干部培养的模式，这种培养的典型模式，在当时也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的一种学习、仿效的楷模，甚至是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心目中的接班人培养模式。不管这种培养方式的目的和效果在毛时代如何，也不管毛本人认同程度如何，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人们已经清楚看到蒋校长的政治文化理想所产生的深远效应：优秀且理想的“清华牌”干部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昨天和未来。要研究毛以后的政治文化、科技思想，而忽视清华大学历史，是一个绝大的失误。

在文革运动的红卫兵造反阶段（暂以1966-1968年为时限），著名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中的激进派别，提出“彻底砸烂旧清华”口号，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以异端的方式，置疑、反对蒋氏的干部培养模式，其中也包含着对共产党的特权化制度的担心。毛泽东本人一度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认同过这种十分激进的倾向。但“运去英雄不自由”几乎贯穿了毛的文革始终，况且他对于清华的两派，内心始终是矛盾的。如果毛泽东活到现在，他会认同与忍受清华大学现状和高校战线的实际——乃至惊人的中国“巨变”与“巨不变”吗？而“心雄万夫”的清华大学的精英们，包括当年竭力要反抗特权的蒯氏，现今也未必会去鄙视局外人安舟所蔑视的特权。安舟引证了许多清华“凡夫俗子”言谈、事例，使读者观之如近在咫尺；虽然他一再引用的西方政治学概念，对于老年读者确实有些“不简易”——语境差异和文字晦涩。

此文的译者是文革后出生的青年人，我们借用安舟的“出口”——“进口转内销”——在内部流传，以飨广大读者。尽管文字也经过安舟本人、海外华裔学者和个别运动亲历者的校对，特别经清华文革研究者唐少杰教授的修改，但由于译者未亲历清华文革，且中英文水平有限，所译文字未必准确达意。希望清华大学文革的当事人和其他研究者提出意见。至于原著中涉及到的当年清华大学真名实姓的各种红卫兵朋友，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历史的公众人物和历史研究的对象，请不要有何不安；音译的姓名如有出入，也请见谅，译者和校对者都无法再去一一查证。这里提供的只是一个文本，并不针对任何个人，不做任何价值判断。

不认真读读左翼学者的研究，就不一定知道1960年代中国高校为何发生批判现实的文革，为何出现激进的“蒯派”。从社会学和心态史学的研究角度看，文革究竟结束了没有？为什么还要研究文革？安舟的研究，告诉我们清华大学文革中出现过什么样的荒谬，为什么文革不能达到激进的红卫兵理想的目标？为什么精英知识分子要批判文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今后也能有海外右翼学者研究中国高校文革的文章译介给国内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