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情绪化折腾，迎接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结束情绪化折腾，迎接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易 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在我看来，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信仰迷失和价值观混乱。而这一问题的出现又完全是某些人长期情绪化折腾造成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确有那么一小撮人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可以折腾的机会，他们极尽哭诉、侮辱、谩骂、造谣中伤之能事，抹黑党的历史，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特别是通过抹黑开国领袖毛泽东，图谋颠覆党和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通过鼓噪歪理邪说，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歪曲和误导改革开放。其罪恶目的就是要以此摧毁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所谓情绪化折腾，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极右分子为宣泄某种历史仇恨或为达成某种不可告人目的，歇斯底里地攻击既定对象或目标所致的一种没有底线的堕落，一种明目张胆的反动，一种丧失理智的疯狂。历数三十多年来的情绪化折腾，我们可以粗略地把它归纳为以下十种表现。　　

一是右派平反一风吹。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是党内共识，既然搞了扩大化，那么，对于在反右过程中确属错划的右派给予平反，是完全必要的。但纠正扩大化的错误并不等于彻底否定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1980年1月16日　，邓小平曾在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1957年不存在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既然邓小平也承认反右本身是正确的和必要的，那么，认真清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就应该本着有错必改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把“打击宽了”的那个“面”缩回到本来应有的“宽度”，而不是毫无原则的搞“一风吹”，更不能把那些自己都承认是“被准确地打成右派”的右派分子和那个时期的某些流氓犯罪也顺手牵羊地一起平反了。　　

从八十年代平反怨假错案的实际操作来看，所谓平反怨假错案工作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演变出了“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英雄”的荒唐逻辑。　　

二是强树小岗村负面道德典型。小岗村仅仅作为单干或联产承包的典型或许不应受到指责。但有人把小岗人的“人不为已天殊地灭”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标杆和道德参照并大加宣扬就有些过头了。古今中外，包括西方帝国主义也仅仅只是强调人性的所谓“自私”，而决没有强调到不“自私”就要“天殊地灭”的地步。“人不为已天殊地灭”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历来都是不能登堂入室的江湖黑话，但在中国这个“自由”到了没边国度，这句黑话却受到某些无耻小人的公开追捧。要知道世上的事情，有些是能说不能做的，有些是能做不能说的。对于小岗人所谓“冒着杀头的危险按红手印”的事，按了也就按了，不说也罢，但一定要为这“十八罗汉”塑像来永志纪念，就过于情绪化了。毕竟在中国，无论从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还是从中华文化的道德传统上讲，自私都是见不得人的罪恶。因此，小岗村无论如何扶持、如何装扮，永远成不了正面典型。　　

三是长期造谣“饿死三千万”。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出发点是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认识，以便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决议》把“文革”认定为“十年浩劫”的同时对毛泽东的过功作出“三七开”的评价，客观上为极右势力全面否定党的历史和恶毒攻击毛泽东打开了空间。于是，从那时起，一股非毛反毛反党乱国，全面否定包括“文革”、“大跃进”、“反右”在内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历史的逆流一浪高过一浪，从未停歇。其中，以大跃进为直接攻击目标的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谣言硬是让某些人叫嚣传播了三十多年。殊不知，毛泽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粮食分配和使用效率最高的时代，从“储备粮”这个历史名词来看，毛泽东时代早就解决了吃饭问题，而决不象某些无知无耻之徒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时代。那些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的所谓“饿死三千万”、“连饭都吃不饱”的叫嚣完全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种疯狂造谣和诬陷。　　

四是全面贬低毛泽东的各种才能。毛泽东的才能是举世公认的，就连李敖这样藐视古今的狂傲文人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文字语言天赋。李敖曾在电视上说 “写诗没人写得他（毛泽东）好，写字没人写得他（毛泽东）好”，“毛泽东的语言艺术胜过所有文学家”。但有人却硬是不顾事实，无中生有，编造谎言，说什么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别人“代笔”的，毛泽东的著作大部分是“秘书写的”。另外，就连国民党蒋介石也承认共产党搞军事“可以打一百分”，如今，毛泽东的军事著作都已经成了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材，可是有人硬是要睁眼说瞎话，说什么毛泽东“不会打仗”，说什么游击战“十六字诀”不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五是对毛泽东进行人身道德攻击。毛泽东一生没有私敌，没有私利。他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即便在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人民对他的怀念仍然有增无减，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毛泽东作为人民救星和开国领袖，一生仁爱民主，恩德广播，好比下凡的菩萨，他所坚持和所做的一切都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有史可参的是，即便是对待残杀了几千万中国人民的日本战争罪犯，他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肉体消灭，而是通过对这些战争罪犯进行思想改造，让他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可是有人硬是把毛泽东说成比历史上的任何封建帝王，甚至比希特勒还专制残暴百倍的恶魔。特别是最近有人竟把毛泽东污蔑成随意奸污妇女的流氓。由此可见，某些人的情绪化之毒之烈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真可谓丧心病狂，让人叹为观止。　　

六是极端仇视工农阶级。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一国体的性质明确规定了工农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某个阶段，工农阶级不仅没有象先前想象的那样——其地位会在新的时代得到进一步提高，相反，却很快感到了改革“春天”里的一种特别寒意。特别是那些为国家建设奉献了几十年青春和汗水的国企职工们，他们不仅无缘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还被当作“包袱”给甩了。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他们没有牢骚，没有冤言，而是一边坚守着一直坚守着的那份信念，一边在“只不过从头再来”的悲壮中默默地期待着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不久即可到来的“共同富裕”。然而，让人愤怒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共同富裕”的虚幻“画饼”，一些无耻精蝇们也没能让这些下岗工人们稍稍多怀揣些日子，就冷酷无情急不可待地把它和工农阶级一直坚守的那份信念一起扔进了冰冷彻骨地的无底深渊：“牺牲三千万国企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　　

七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从《共产党宣言》的这句话来看，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可谓使命神圣，责任难违，天经地义。可是有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用“效率论”、“大锅饭”、“养懒汉”、“冰棍理论”、“靓女先嫁论”、“MBO”等词汇和歪理斜说疯狂诅咒和围剿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内硬是把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变成了“非公有”占70%的经济结构。不仅如此，如今所剩123家大型国企也正面临被“攻坚”的危险。　　

八是否定一切人民革命，为蒋介石和一切大地主大汉奸卖国贼翻案。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少数人为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掀起了一股直接、全面否定人民革命的反动思潮。这些人不仅否定人民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而且还一边否定刘胡兰、雷锋、黄继光、董存瑞和狼牙山五壮士等人民英雄，一边公开为人民公敌蒋介石、大汉奸汪精卫、大卖国贼李鸿章袁世凯、大地主刘文彩黄世仁评功摆好和翻案，更有甚者，有人甚至把蒋介石这个名字渲染成“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一时间，反党有理、复辟有功、当汉奸光荣成为一种空前绝后的“盛世景观”。　　

九是公开反对唱红打黑。唱红打黑是重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弘扬社会正气，匡扶正义，打击犯罪、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创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而采取的有效行动，是人民政权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作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任何一员，支持它天经地义，反对它却要冒道义风险。然而，就在重庆唱红打黑如火如荼之际，就在人民群众对唱红打黑的一片欢呼赞扬声中，中国大地上还愣是冒出了一干人公开为黑恶势力辩护，公开与黑恶势力站在一起。这些人面对正义与邪恶完全没有了是非观念，完全没有了礼义廉耻。近年来，他们用“文革”、“运动”这个“紧箍咒”箍住一切正义和良知，在由西方“普世价值”的全部毒素炼制而成的“程序正义”的烟雾剂和化装品的装扮下，不仅反复传达出摄魂猎魄的“邪恶也比文革强”、“犯罪也比运动好”的魔音咒语，而且还于最近赤裸裸地向全国人民上演了一出“富人药家鑫杀人可恕，穷人张妙死不足惜”的“法制理想”闹剧。　　

十是把改革简化为“反毛反党反社”。改革开放初期，党明确定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口里说着去“廊坊”，心里想的是去“天津”，行动上干的是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所谓改革就是就是与毛主席对着干，与共产党对着干，与社会主义对着干——即凡是毛主席拥护的他们就反对，凡是毛主席反对的他们就拥护；凡是共产党的性质所要求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都罪恶的。如此一来，改革就不需要任何理论，改革就成了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改革甚至就成了直接突出某些反义词。比如，过去搞公有，现在搞私有就是改革了；过去讲公平，现在拉大贫富差距就是改革了；过去反对三座大山，现在搬回三座大山就是改革了；过去让工农当家作主，现在欺压工农、强占强拆就是改革了；过去反对特权，现在纵容特权就是改革了；过去反右，现在反左就是改革了，过去说是白的，现在把白的说成黑的就是改革了过；去去说是丑的，现在把丑恶的说成美的就是改革了。总之，只要把过去的一切颠倒过来就是改革了。这种无视天理良心将改革简化为反毛反党反社的折腾正是情绪化最直接的恶果和要害所在。　　

以上所列十种表现不一定全面，但事实不容否定。情绪化或许是一个心理学范畴，本人虽然不懂心理学过程分析，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情绪化产生的本质原因的深刻认识。从情绪化表现最毒最烈的几个反毛专业户的身份来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毛泽东时代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曾经是被专政被剥夺的对象，从情绪化的表现形式上看，他们自私、狭隘、偏激。他们始终把个人或少数人的不幸当成整个国家民族的不幸，始终把局部的或一时的失误当成全局的和整个历史的错误，始终把集体的责任和时代局限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责任个人品质问题。由此可见，他们的情绪化折腾，本质上是在一种（由自己曾经被专政被剥夺而引发的）刻骨仇恨支配下的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的全面复仇和反攻倒算。　　

情绪化折腾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它不仅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仰迷失和价值观混乱，而且破坏了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特别是造成了少数人与多数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的严重分裂与对抗，好在现在结束情绪化折腾的条件已趋成熟。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是寄希望于那些顽固反毛反党反社分子的良心发现，而是基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曾经的那个时代有着直接利害冲突的“复仇老人”大多已不在人世，其仇恨正处于自然终结过程之中。现在即使还有在世的“复仇老人”也已是秋天的蚂蚱蹦达不了多少时日了。诚然，我不奢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有新生代既得利益者继续为老一辈的仇恨背书，但我相信随着直接仇恨的自然终结，大多数新生代既得利益者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一定会主动而理性地回归正确的政治伦理，重拾信仰，认祖归宗，并最终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迎来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我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