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

                                                                                                              科学天使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发展，原先许多的理论都出现了问题或出现了与现实及常识不协调的迹象。社会主义中国的前进方向更是引起了许多相关国家的注意，国内的许多理论学者更是难以有所超脱，而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着‘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创新。而自诩为民主世界的领导者的美国也被超级大国的实力烧得像个大头苍蝇，看不到真正的纯粹的敌人而又好像是敌人无处不在，而不得不奉行普遍的双重标准；尽管有发达的社会监控体系和乌压压的镀金闪光的专家智囊，也不能阻止美国向怪物的转变，美国的许多光环正在变成泡沫。

         虽然政府供养的专家学者不能盛产真知灼见和灵丹妙药，但不大关心理论宣传的公众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是不是我们的世界出现了什么问题，怨天尤人的人如果一味的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画蛇添足，那么世界就永远会是复杂的、苍茫的、危机四伏的。我们为什么要用桎梏性的理论来束缚我们的创造力呢？多彩的世界可以使我们产生创造力去创新理论、革新理论、正视理论。由于许多社会问题的缠绕，许多的理论问题不便于采用革命性的方法，而只能改革和渐变或者是沿用旧有的标牌而更换新的血液。并且持续稳定发展的社会也不应该采用导致社会动荡的方法来换取局部的或者是片面的进步，更不应该被汉奸利用或者是唯洋鬼子价值观念马首是瞻。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地区流行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至今并无超越，许多的从决定论出发的社会方面的学术观念都面临着更新，在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是共产党高层掌握的牢固的国家机器。任何学术、舆论的风风雨雨都难以动摇中华腾飞的基础，任何以激烈形式明显危害社会的组织和事件都会得到有效的抑制。因为许多的事情并不需要理论的推导就可以从大局出发直接采取措施，而理论的不协调和民众认识的误解给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不能使理论符合社会进步的专家学者从历史看不光是滥竽充数，还可以看作是社会的寄生虫。在社会学术领域中广泛存在的令人讨厌的学术腐败现象其实并不是单纯的道德引发的问题，而是社会性的腐败问题的一部分，当然学术腐败有其特色的过程性表现。

        就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讲，一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专有产品。而对于理想社会、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精心设计却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内圣外王’、‘大同世界’到‘桃源’世界，自古以来许多改朝换代都以类似于‘耕者有其田’之类的口号来发动民众为帝王用鲜血和生命夺取江山，而在技术如此发达的社会至今还继续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认识美丽的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框架，然而现在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中却明显感觉到旧有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存在问题。而这与导致上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深层原因不能说没有关系，现在所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不能不进行改革或者是革新来应对世界局势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原先看不惯中国改革的北朝鲜也开始经济特区的试验。

        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出发点而言，也没有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认识当作教条式的真理，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的方法。在欧洲资本主义渐趋成熟之际就能够达到很高的理论高度仍然是值得我们所尊重的，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就好像化学理论之与化学工程相似，照抄照搬难免要使社会进步遭受损失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目前我国的国情而言，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已经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在许多的人都在进行着这个领域内的工作，至今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可以奉献于社会。许多的媒体都炒作在 2003 年的七一讲话中胡锦涛会做出重大的政治改革决定，然而没有重大的突破性的政治理论创新作基础，循序渐进的推动党政职能的转变和社会进步就会是最好的办法。

        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思想认为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这样有利于在基础理论缺乏成果之际进行持续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就目前形式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明智的抉择。因为旧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鲜明对立的理论不能解释好现在的经济问题和国际形势等等。而且现在的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的转变，意识形态的认识的斗争不应该再成为社会动乱的基础性诱因，任何导致社会剧烈动荡的事件和组织都会在社会稳定的要求中受到抑制。

        就现有的社会形势而言，进行社会主义认识的创新大约有三条较明晰的途径。第一条就是以社会发展为基本点认识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二条就是从旧有传统理论中对照世界形势的发展开发出通用性的新理论，第三条就是采用朴素自然的方法进行理论的开发再进行现代化的包装。我们不难发现，一种理论创新的完成可以有不同特色的多种形式的表达，而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就是理论开发的目标，社会的进步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要求就应该反映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形式表达中。而只有具有指导意义和预测水平的理论才是符合社会要求的理论，而编译注疏性的学说对于中华腾飞来说只能是蚊蝇乱舞式的交响乐。所以尽管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稳产高产，但人们感觉到的是学术腐败越来越严重。

        下面，我们讨论以社会发展为基本点认识社会主义的性质。

              第一节   从社会发展认识社会主义  

        如果把现在我们的社会状况就定义为社会主义显然会限制社会的发展，如果把社会主义定义在将来显然会增加社会对社会主义的淡漠和茫然，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不是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表达方式。由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习惯于从形式上认识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这是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茫然的主要原因。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济的许多形式都适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经济体吸收和借鉴了许多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当然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深刻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发展经历一些不必要的曲折。比如先污染后治理，三农问题，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等。社会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共产党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反思，而认识的进步也必将带来社会文明的进步。如果说改革开放政策的承诺是若干年不动摇的话，那么随着思想认识的进步会使国际社会承认会有更加先进的社会经济政策制度成功地在中国运行，并且中国社会应该会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先进的表率和杰出的领导者。

        放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观念，就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可能取得更加宽松和谐的发展机会。在有限的经济资源投入世界经贸交流的过程中容易取得许多的直观的效益最大化的财富成果，并且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战略也会相应作出协调。当然并不能轻视敌视社会主义中国和敌视中华统一的战略阴谋和可能出现的突发恶性事件，解决敌对势力应该因事制宜，既没必要坚持鸵鸟政策又没必要坚持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死抱任何一种僵化的政策都会使中华的振兴受到迟滞。冷战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狭缝，多极世界的努力更会使中国走向负责任的大国，但中国也没必要成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冤大头。

        社会的发展使社会要素的体系的监控工作变得高效透明化，监控体系的进步可以使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尽可能地降低，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尽可能的避免风险。当然一些免疫性的事件也可能会因为监控的灵敏而过早地被遏制，从而使社会发展继续另一种形式的弯路或者是潜伏另外的较大的风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无论是社会主义体系还是资本主义体系，都需要而且必须要有发达的社会监控体系。由于历史的影响，社会主义体系要求社会主义特色，而如果要做得更好就必须有创造性的发挥和先进的精神的指引。就目前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形势而言，社会主义还没有清晰的精神形象，社会主义还处在积极的探索和发展中。

        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调控的高效和高能，使许多人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也是适用于中国的理想形式。有人妄图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国家的有限的教育经费没有堵住制造汉奸和为资本主义国家培养人才的漏洞，亲美症和恐美症在一些所谓的高层人士中恶性传染并流行。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的不足和缺点，我们可以直观的得到建设社会主义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并且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理想，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我们的事。而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性改造并不是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辉煌才会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世纪中开始新的篇章。

        在中华振兴的事业中，我们并不是为了标榜与众不同，而仅仅是完成中华的振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吃白面，我们也没必要见到白面就绕着走。资本主义文明也是人类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就好像人类文明是从蛮夷时代走过来而没必要就丑化原始的人类一样，而人们对开裆裤的儿童的天真顽皮并不是充满恶意却是自然的流露出希望的喜爱。所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并不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攻击资本主义制度上，而是要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中无可辩驳的占据优势和施展先进社会制度的光芒四射的影响力。现在的社会主义研究的现状很值得忧虑，没有革命精神、没有进取精神、没有自主精神就很难取得学术理论的突破，没有社会主义战士组成的学术队伍很难打赢一场社会主义学术创新的战役。

        这样的讨论可能会诱发一个误解，那就是我们首先把事业作成功，然后再按照‘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方法宣布并系统化地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其实没有坚定的社会主义认识而宣布出愚民性质的社会主义认识是具有潜在危害的。通讯交流发达、文化素养提高的社会容不下任何迷信形式的理论和说教，就连宗教的最高宗教意志都受到了质疑，还有什么会让全世界人民共同地去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呢？显然无所不能的上帝、真主、如来佛等等之间面临着必然的冲突，人类世界是如此之小，而神的意志是理想的强大并且意志又彼此不同。教派冲突、民族冲突、政治冲突、文化冲突等会以不同于经济竞争的形式表现出不同的特色，而国家恐怖主义、极端恐怖主义、甚至于种族清洗等等都不可避免的表现出人类斗争的最直接的形式，暴力与血腥。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从社会发展出发观察，就是以社会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出发认识社会要素的意义并且从发展的意义出发处置社会的生存、建设和发展。这样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从方法和意义出发的，而不是从形式上出发的。所以这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体系和方法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评价体系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所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精神，而现在持续的经济高速发展中社会主义精神已经不再明晰了。所以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许多的不协调带来的问题，过多的是形式化和对应形式化所带来的问题。

        以社会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出发认识社会要素的意义，就会避免畸形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紧张和避免激化社会内部矛盾和社会体系的环境灾难。资本主义社会是典型的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制度，这样就会误导各种资源的社会意义而注重于经济意义的开发和运用，而道德沦丧、环境灾难、两极分化、伦理迷茫、法律泛滥、政策混乱等等都会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数字化技术虽然为追求社会监控的硬件建设提供了有利的保障，但是社会要素变化的不确定性的本质为社会监控的精密带来了不可能绝对精密的基本命运，就好像财务制度的假帐现象是不可能绝对避免的一样，不同的财务监控制度可能会给财务帐目的评价带来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政治改革的滞后也带来了一些热点的社会问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旧的问题会得到缓解，但这并不等于会避免新的问题的发生。

        在现有的主导性的习惯性的认识中，总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就是所谓的对症下药，虽然有效但可能是治标不治本。今天的经验不见得明天灵验，社会是受环境影响并且影响环境的开放的体系，为了明天的美好就应该改造环境主导社会向美好的明天对接，而在这个过程中切不可迷信以统计性结果为基础的因果性结论，而应该就事论事。

　　 就现代社会而言，单纯的从经济出发观察社会就会出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而这样的认识是建立在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的，即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文化等组成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那么是不是就存在自然的决定论呢?　应该说决定论是一定条件下的认识，而在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的社会条件下经济决定论可能会大概的有所符合。是不是有一定确定的财富的人会有相同的处世原则呢？显然不是。有的富人很贪心，他可能会有财富去经营权利和势力；有的富人可能有善心，它可能会帮助周围的人或者是做一些慈善事业；有的富人可能是守财奴，他的生活并不见得比周围的穷人强多少；有的富人可能生活的潇洒逍遥，被周围的人羡慕或者嫉恨；有的富人能够持家守业，有的富人会变穷，有的富人会更富。总之，穷富是一种财富持有的状态，而状态是一种标志，而状态总处在动态的变化中。并不是穷富决定了命运，而是命运表现出了穷富。对于社会而言同样如此，社会的运行表现出了经济的状况，而经济的状况并不会绝对的决定社会的运行。比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而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日子过得却很潇洒。　

　　在中国历史上，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等开国的伟人都是白手起家的，孙中山、毛泽东也并非名们望族的出身，而一代领袖的诞生就意味着一次财富的大流动和重新的创造。在最近的中国大陆的富豪排行榜中，普通出身的甚至是文盲出身的占相当比例，而富豪的财富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并不见得成正比，并且许多的富人过得并不安心，许多巨富都将相当多的资产转移到海外。而在被许多亲美情节的人景仰的哈佛学院所归结的哈佛案例中，精心的研究显示出，案例的创造者的天赋并不是经过名牌的教育和金钱的堆积才产生的，那是一种天生的天赋。在世界的富豪榜上，没有大学毕业的人在巨富中更加突出，而没有听说过银行家和名牌的经济学院合伙实验培育白手起家的世界级富翁，恐怕只有有精神病的人才会去依靠理论和财富去培育白手起家的世界巨富。而富豪的成功的案例只能是一种启发，社会环境的变化可以创造出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悲剧，而相似的似乎只有富豪创业所共有的精神品质。而如果说精神品质决定人的命运肯定是片面的，只能说精神品质影响着人的命运。

　　我们可以说，在社会各要素中并不存在普适的绝对的决定论的结论，而在确定的条件下，相关的社会要素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是必然的，而决定性仅仅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或者是宣传所需的结论。经济的强大不足以左右世界的命运，经济强国日本仅仅算是一个二流强国，世界首富虽然富可敌国但与相当经济规模的国家元首相比社会地位是无法平起平坐的。军事的强大虽然对别人构成威胁但不足以左右世界的命运，前苏联作为一个军事强大的超级大国却走向了崩溃，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寡胜众的战史战例比比皆是，并且维持强大的军事装备设施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负担。文化的强大虽然可以消泯文化壁垒和涤荡封闭性的文化结构但不足以以文化构建政权和社会生活，文化显示的是社会交流、社会经验和社会预期，虽然文化可以表现出经济性质、政治性质、道德性质、军事思想等等，但是文化的能动作用不会是无限的，当然文化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宗教的作用在现代的世界越来越显得有限，而政教合一的国家正在变成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对象或者是渗透打击的对象，社会内部的宗教正面临着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教义、教理、教务的冲击，宗教极端主义以其极端行动标志着正在式微的存在。政治的强大可以掀起社会的惊涛骇浪，但是强奸民意、愚民扰民的政治终究会被公众所抛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社会精英虽然处在社会潮流的风头浪尖，但也是脱离不了自身的局限性和环境的影响，而将社会推向极端并不能迅速的协调就会使社会遭受巨大损失，历史以来的社会强人的集团很少有普遍的褒奖，而非议颇多的改革者却不胜枚举。

        那么，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说，各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社会运行过程的不同性质、不同观察点、不同出发点、不同评价标准的认识。处在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情绪、行为和位置等条件下，认识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可能难以取得普遍的一致，这也是社会纷争的一个深层的原因。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可能是盲人摸象各执一词，但即使使都从整体的系统上观察问题还是会有个人的区别，因为个人不同、经历不同、环境不同。

        社会要素反映的是社会过程的不同方面，但社会要素反映的是社会的状态性的标志，而不是社会过程性本身。所以注重于社会要素本身的形式性的政府调节就会流于形式化，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等等。从经济看社会，社会就是一个经济体，而以经济政策治理社会就总会有不尽如人意，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根本上性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社会的调节就是辅之以非经济手段，甚而至于要采用战争手段来干预经济指标的变化。从政治角度看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意志的分散、分歧以及对立等，如果社会不能约束政治狂热分子的极端性、挑拨性、煽动性的言论和行动，社会离动乱和灾难就不远了。从军事角度观察社会就会发现社会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潜力，然而注重于军事发展的社会容易迟滞社会的发展或者是习惯于以敌友的观点观察世界，而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人类社会的灿烂文明是不适于以单纯的军事理念来区别的，所以军事潜力强大的以色列和北朝鲜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而美国却发现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几乎是无所不在。从信仰角度观察社会就会发现异教徒和邪恶分子充满着整个世界，而在无奈之余总希望异类的衰落或是消除，而无论是‘伊斯兰圣战’还是‘新十字军东征’都不会再取得什么决定性的胜利，越来越紧密的人类社会的公共理念不会再以信仰作为精神支柱。而所谓的东西方文明的竞争其实是一种文明的融合和认同，单一的僵化的、保守的、狂妄的、自大的文明不可能统治整个人类世界，传统的国家意义越来越变得落后，国家文明将会变成历史，而新的文明是适于新的社会的发展的。

        单纯地从社会意义认识社会要素的意义是不完整的，还应该考虑社会环境的意义。因为社会不是封闭的、孤立的，而是开放的，而且社会的深层表现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把社会描述成严格结构性的、逻辑性的、纯实在性的或是纯虚化的都是片面的，因为社会是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可以感觉到的具有大概形式的事物。社会的变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存在着不确定性，突发事件和突发事变都难以纳入明晰的可以预测的认识体系，现有的任何体系性的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和全方位无限的，而相对于环境来说人的相对无限的欲望总是会受到制约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影响着社会的生存、发展、稳定与动荡，许多的改朝换代、社会进步都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而现代人们越来越发现观察社会的变化不能不考虑自然环境的因素，而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而将所有的随机因素都纳入确定的认识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随机因素是根本的,而确定性来自于人们的认识和相对的较稳定的过程。

        所以认识社会不能采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因为社会的环境意义会被错误的处置，而脱离环境意义的社会认识必然是片面的认识。人们可以有限的改造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而不能普遍的决定和改变事物的根本的全面的属性，而且最终人们会发现人类本身就是外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虽然有的联系和影响是经常被忽视的或是难以察觉的。认识也不能采用绝对客观的方法，因为社会的精神意义就会被歧义的淡化，而脱离精神意义的社会认识必然是片面的认识。从环境因素定义社会的精神和人的意志总会觉得捉襟见肘，而通过解剖生物体的认识定义生命现象是不可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的，也就是说采取客观的结构认识容易走向见物而不见人，而且人们最终会发现精神意义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特征性的表现，虽然精神的表现并不像自然物体一样可以实在性的观察与纪录，但精神的表现是不容置疑的确实存在的。所以认识社会既不能单纯的从社会出发认识社会，也不能单纯的从社会环境出发认识社会，而应该从社会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出发认识社会，因为社会与社会环境都是开放的变化的，而社会体系的认识和社会环境体系的认识都是人的认识的状态性的表示，状态性建立在变化的过程性之上并且认识的状态性也建立在认识变化的过程性之上。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明确，认识社会要素的意义应该从社会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出发来认识。所以社会要素指标的改善不能仅仅注重于社会要素本身，也不能仅仅确定性的认定一个确切有限的相关背景，当然这是从宏远方面考虑的。在一些环境因素较稳定的情况下，一些社会指标会显示出较明晰的相关性，甚至于有的联系会令讲究逻辑理论的人费解，而不被看好的数字化的指标的联系也不能不作为一种经验保存下来甚至于再上升到理论。取得一项指标的提升往往会牺牲其他的指标，但适当的有效的调整和变革会巩固希望得到的成果。就好像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发展会带来环境问题、治安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法律问题等等，而适当的改革和调整是可以缓解紧张关系和不适应的。而紧张关系的不当处置和漠视可能会使关系激化或是失控，当然遭遇一定打击的社会可能更加有效的建立新的关系和新的体系，所以快刀斩乱麻的工作是需要机会、勇气和代价的。

        一项社会要素指标的突出证明社会的发展不协调，而世界各国政府普遍追求数字化的成就，所以人们的印象好像是发展越快带来的问题就越多。有人希望发展会解决问题，但如果是因为畸形发展而带来的问题继续发展的畸形就会使问题更加严重，辅助化的综合治理也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只能是带着问题进行急需的工作指导并寻找机会进行休整。并不是万事俱备才能发展，即使万事俱备也不见得找到最理想最优的发展方向。因为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关联和作用，在发展中会有有益的形势的转化和资源的转化，而只要是不以同归于尽为最终目的就有可能在最危险的条件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社会变化有正有奇，可能因顺得逆，可能因逆得顺。人们习惯于用经验和逻辑认识社会要素的变化，但社会要素并不是经验和逻辑的演算纸，而社会要素是创造经验和逻辑的一个方面。就好像人们对按照医学理论治死人有一定宽容一样，对于社会治理按部就班没有取得好成绩的官僚政客也有一定的同情，但是世界的变化要求变化的认识和发展的认识，纸上谈兵导致的灾难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而不应停留在情有可原而让社会弥漫僵化、保守、落后的风气。站在为人民服务的位子上，没有功劳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庸庸碌碌之辈可以找阴凉背风的地方去实现心安的‘苦劳’。

        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并且机会是随机产生的，只是许多后续的综合性辅助方案的不能确定会影响快速发展的决心，而坐失良机也不见得会让人遗憾，也许是因为巨大的风险的伴随。危难之际对风险的评价与平安之际对风险的评价是不同的，所以时势造英雄，在混乱与无奈之际往往会出现出身卑贱的开拓者力挽狂澜。战争容易造就英雄，因为战争会造就超常的意志和超常的效率，平时人们不愿冒太大的风险。平时由于效率低下的民主体制与中庸风气的影响，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最大的可能性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当然人们也许会说这样是避免独裁，而有益的独裁为什么不能容许呢？平时也需要许许多多的英雄，而不仅仅是战时。问题是人类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独裁者治理社会，怎样保证独裁者是真正的英雄而不是庸君或暴君。社会的发展应该在民主与独裁之间做出适当的调整而不是作出极端的选择，因为无限制的独裁与大帮哄式的民主同样是社会的灾难。英雄不等于圣人，而真理不见得掌握在多数人手中。所以为发展而追求社会要素的关系的适当和高效的协调，并没有必要追求形式上的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的数字化指标。历史上许多强大的国家都可以在社会要素指标较高的情况下崩溃，而导致国家崩溃、社会动荡的社会指标也许是不能数字化或难以确切的数字化的，而关键的、突出的社会指标的变化往往是政府难以关心的或是无法关心的。

         我们将在后文就中国的快速发展问题作扩展性的讨论。

        面我们讨论从发展的意义出发处置社会的生存、建设与发展。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发展变化，就不会有社会的认识，甚至不会有社会的存在。当然没有变化的社会是一种假设，而社会的变化是有精神参与的自然过程，从状态性的认识出发社会的变化是绝对的，而变化是否符合人愿是一种人为的评价。

        从单一社会指标观察社会的表现就会发现社会经常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但这并不表示所有的社会指标都会倒退，而在灾难滞后往往会有大的发展。这是因为就社会的精神体质而言并没有倒退，而且社会在经过大调整及适应性反思之后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会更加显示出积极的甚至是超常的活力。在战争之后、经济危机之后、学术理论崩溃之后、法律困境之后、政治动乱之后、道德伦理剧变之后、文艺大萧条之后等等往往都会迎来相应的调整性大发展，而实际上社会灾难本身就是解决走向某个极端的社会的一种最佳或较佳的方法，当然社会灾难可能是痛苦的，并且在社会承受能力之外还会导致社会的形式性的变化甚至是危及社会的生存。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民族融合、交流紧密、学术竞争、思想竞争的过程，而以狭隘的认识评价社会的发展只能是逆历史潮流而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从现代社会的观念看古人的许多的正常的活动，就会发现落后和残酷。但应该看到奴隶的悲惨是因为社会生产能力的低下，而现代社会的许多贫困地区的社会价值观念比起大都市来也很难说就是落后的，因为许多问题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道德的沦丧得不出统一的认同，即使是出台了相应的法律而法律所起的作用并不会统一所有人的意志，并且法律还往往容易处于被动的地位。社会的转型期人们的观念很难同步转型，而共同的探索就容易浪费社会的资源而牺牲一些发展速度，当然社会的高速的不协调发展是制造危机的。

        就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来讲，现在即使出台许多法律条例也只能是表达一部分人的观念，并且这是认识、处置、处理社会资源的问题。动辄适用法律、法规并不会取得满意的效果，况且法律、法规并不是万能的，用一句有争议的俗话来说就是‘法律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即所谓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这个并没有什么真理性的律条而不分情况就一律禁止，甚至不惜使中医药宝库受到损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在一些地区因为保护动物的泛滥危害农民生命安全，当地公安部门只好发猎枪让人们捕杀，而就现在的法律环境来说杀害野生动物和发放枪支都不是什么可以提倡的办法，而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把那些不考虑人民生命安全的专家学者放到野兽泛滥的地区去体验生活并且为他们提供为了社会发展而作出牺牲的机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雄辩的绝对的证明蛇、果子狸等野生动物与所谓的非典型性肺炎有关系，而一些被蹩脚学术所愚弄的人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就鼓动立法体制广泛禁止野生动物的消费，这对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来说是极端性的错误。

        就学术对于社会的意义来说，只能是一种参考，因为学术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或许有预见性的认识，而学术是发展的或者说学术是不能从根本上排除错误的，所以把社会发展彻底地放在一种或者是有明显偏见的学术上是会损害社会发展的。这无论是哲学观点、思想观点、技术观点、教育观点、军事观点、经济观点、政治观点等等，如果人们发现用理论处理器问题来既蹩脚又复杂就应该考虑修改或者是更换理论，但人们经常习惯于对落后的理论修修补补，当然学术腐败和落后学术的卫道士对社会的迟滞是不能避免的。毛泽东可以在物资贫乏、装备落后、国际环境并不理想的条件下果断的决定派志愿部队对美国宣战，并且战争的结局证明其‘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光辉论断，爱国主义精神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合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和人民解放军的军威；而在国力显著增强、军事装备加速现代化的现代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恐美症’，这既是民族主义的耻辱，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耻辱，更说明军事理论的落后，科索沃战争的耻辱使俄罗斯人修改了军事理论并且声言可以首先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而驻南联盟大使馆遭美国侵略被炸毁却没能使中国的新军事理论诞生可以说是中国军事事业的遗憾。战争的目的是保生存、求胜利，而使用的手段只能为目的服务，而不应局限于什么君子战、小人战，胜者王侯败者寇，打胜了战争说什么都会有人听。

        现代的人类世界有几千个民族，有二百个左右的独立行政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民族的融合和国家形态的改变都是不容改变的趋势。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报复社会的恶性思潮都会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超级大国的精神理念、价值观念会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弱小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都面临新的挑战和抉择，尽管在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会有许多的酸辛和和悲惨，但有句俗话说‘彩虹总在风雨后’，当然彩虹和风雨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必然的联系。

        现代世界连珍希野兽都不能免遭人类的影响，何况是种族人群。社会交流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平，任何阻碍社会交流的固定化的形式都会受到冲击或是遭到淘汰。被动的遭到世界潮流的冲击还不如主动的加入世界潮流并尽可能的把握有利的形势。弱小的国家和弱小的民族不可能在世界潮流的冲击中迎风独立，而只能顺应历史潮流并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寻找尽可能优越的地位，一味的保守和封闭只能受到越来越难以抵挡的冲击或者被边缘化。而大国纷争并不是仅仅进行着政治、军事、经济的斗争，而是思想文化为主导的综合性的竞争，胜利的最佳形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光战争不是好的形式而且肯定不是最好的形式，战争是形势的转变到了不得已不为之的最直接最有效形式。

        所以，社会主义不会是封闭的、保守的思想理念，而只能是开放的发展的思想理念。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为了坚持任何僵化的形式，采用的形式是因为形式的可用和有效，至于法律、道德、文化、艺术等等都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要素的社会评价应该是发展意义上的评价，离开社会发展讨论社会要素的性质是愚蠢的。许多的社会学家已经钻进了复杂的游戏性的学术圈子中‘作茧自缚’，如果不咬破学术共同体的强茧就难以变成自由的飞蛾。为什么社会寄予社会学者以厚望，而社会学者难以有惊人的业绩呢？主要就是僵化观念的束缚和名利的束缚。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应该具有的精神性原则，具有适当的协调能力，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强力舒爽人民精神，强力发展精神文明，强力清新社会风气。而社会主义所要采用的形式则视发展的需要而决定，而没必要注重于一定要与敌对势力或是竞争者有明显的标新立异。任何社会成果只要有用、可用、能用就不应该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而至于是否是国际公法限制之列则应该看变通的成本和需负的代价，而国际公法的制定和修改也应该受到社会质疑影响。

        适当的协调能力包括内部调节能力和外部调节能力，没有调节能力是不行的，而调节能力的巨量的增强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不存在百毒不侵、广谱避害、永远持久的协调能力的表达形式，所以只能选择适当的协调能力并视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水旱灾害的频繁，使人们容易想起修建水利工程，而水利工程还会引发生态问题、工程问题、战略安全问题等等。水土流失、沙尘天气令人不安，而治理风沙可能影响到国土面积的增长、季风气候的规律性、森林草场火灾的频繁、龙卷风的频繁等，而继续的治理还会引发继续的问题，也就是说很难找到百分之百有益无害的形式。而人民内部调解工作涉及到许多道德与法律之间的问题，许多的问题是不宜太认真又不能不认真的，太认真容易激化问题并使事情闹大，不认真又不能解决问题，不重视人民调解工作会影响社会稳定，过于重视人民调解工作会干预人民的正常生活和政府的工作。社会福利工作仅仅覆盖城市人口，违反中国各大行政区的基本法并且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而社会福利的全面覆盖似乎又加重了政府负担但这说明了政府服务思想的落后，而做到绝对的彻底的社会性福利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性福利的个人差异性不可能做到精确，总会有需要扶助的个人得不到即时帮助，因为福利工作的前瞻性还不具备。

        社会的强大影响力包括对内的和对外的影响力。对内可以凝聚人民精神，化解热点问题，规范养护政府；对外可以调解地区纠纷，维护海外利益，主导世界秩序。只有淡化政府的统治职能而加强政府的为人民服务的职能才能呈现出政府与人民的鱼水关系，遇到国际争端才不至于出现人民精神的分化，否则就难以避免政治的尴尬局面的发生。社会的内部纠纷基于社会的发展就容易得到解决，也可以采取搁置纠纷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局限于地方利益、集团利益、阶层利益解决内部问题就可能酝酿问题的激化，局限性的人民利益与发展中的人民利益之间是存在差距的，不留后患的解决问题就应该提高公众的素质和避免采用愚民政策。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就有‘内圣外王’的思想，但现代的国际关系不一定要以军事霸权推行扩张发展的战略，世界的丰富多彩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军事实力只要够用、可用、能用，推行军事霸权主义的国家容易受到非常规的恐怖主义袭击的‘众矢之的’。由于世界交流的发展，各种社会利益将不仅仅局限于国界范围之内，所以调解国际的地区纠纷和维护海外利益就是一项自然而然的工作，几千万海外侨胞不仅不是所谓的‘天朝弃民’而且是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且不能分离的组成部分。维护海外侨胞的利益将是社会主义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的社会就难以抵御剧烈的社会动荡，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的强大的生产能力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性条件。虽然人类进步会使世界性的社会化大分工更加明朗化，宏大的虚拟经济及越来越发达的服务业都需要强大的生产能力的支持，随着‘世界工厂’的崛起，建立在世界工厂之上的世界经济也必将崛起，即使中国领导世界之后也必须保持世界领先的强大生产能力。建设并保持强大的生产能力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是经济安全的需要。现在有一个经济观点是世界经济不景气，这是因为在世界性的经济调整中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受到了打击、继而引发的相关的经济现象，而如果排除虚拟经济的成分观察世界经济还会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的经济大调整正在有序的进行，而跨国企业决不会置身事外。而吸引外国企业加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该注重于政策性的支持，而应该加速优化并扩大中国的人才资源。

        建设社会主义不应仅仅局限于人民的富裕和文化，而应该注重于人民的舒爽。如果富裕带来紧张，高等教育的普及带来社会的虚伪，那么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就没有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许多现代的精神疾病、文明病的流行就是这种畸形发展的很好的说明，社会的全面的、健康的发展就不应该也不会带来越来越普遍的精神疾病和文明病，而社会的不健康发展对于许多的奇怪的、难治的传染病的滋生和蔓延也会提供环境性的机会。是不是发展经济与是人民舒爽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呢？没有人会证明到肯定的答案。经济的发展挑战了人们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念就会使人不愉快，从而冲击了人们的社会性的纯朴，而导致不应该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不正常现象。只有思想文化的发展、政治文明的发展、道德文明的发展、法制文明的发展等等的同步发展才能避免社会的畸形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社会病不应该在社会主义社会重演并泛滥，而经济发展不应该失去思想文化的主导性，而即使社会病出现了也应该进行社会性的、先导性的、协调性的治理。人们的舒爽是发自内心的，是精神性的，只有营造良好的精神环境才会使精神得到愉悦。对于主抓经济的政府来说抓精神环境也许是一件难事，但良好的精神环境的建设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事，精神环境的建设是全社会的事情。

        精神性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精神性文明的实际水平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局限于形式性的指标。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工作学习休养，处处都能够体现出人们的精神状态，而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体现着人类文明的存在。所以精神文明并不仅仅体现在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上面，仅仅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公德意识以及教育水平并不能全面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道德水平受到环境因素和人们的习惯、经验的影响，公德意识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风气以及自身的欲望状态的影响，教育水平只是一种社会交流手段的表示和一种接受社会经验的表示，所以道德、公德和教育对于社会精神文明的贡献很有限，注重于形式性的精神文明工作很容易流于口号而难以向口号的目标的方向直进。而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直接的体现。精神文明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可以怡然的学习生活工作，可以充满自豪的为了心中的祖国、理想、公众利益而显出宝贵的生命，可以为了社会以苦为乐，可以为了社会而自觉的修正自己的欲望，可以采用公众认可的方式处理分歧，可以自觉的处理好社会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具有强大的精神文明的社会无疑将是自然世界中最绚丽多彩的部分，而社会主义社会所具有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将是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形式所不具备的，而强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将人类思想带入更高境界。

        社会风气的好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和社会的精神，可以说社会风气是社会精神的环境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在大唐的‘贞观之治’期间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期间都曾经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而这无疑也为李世民和毛泽东的伟大增添了光辉。社会风气的清新与污浊并不是简单的结构性问题，也许是‘一只死老鼠坏了一锅汤’，而清除了死鼠异味还存在，这就是社会风气治理的难度，更重要的问题是社会这锅汤并不能说倒掉就倒掉。就比如说治理腐败，简单的用法律制裁腐败，用舆论谴责腐败，用规章制度限制腐败，都难以根治腐败，而却能使腐败分子提高腐败水平而创新腐败的形式。一个人最初认识到不良行为可能会义愤填膺，而屡见不鲜之后就会觉得无所谓，即而屡次的机会可能自己也会加入不良行为的制造者和参与者的行列中。一个人宣誓为了社会利益而不惜生命也许发自于良心，而宣誓的庄严肃穆是不容亵渎的，而一旦投身于染缸一样的社会就难以洁身自爱，一个社会的骄子沦为阶下囚的真正感想可能是悔恨自己手段太不高明或是仅仅承认自己倒霉，而社会责任心和社会义务感已经是别人的事情，而为了尊严以外的私利就可以放弃尊严。而清新社会风气就必须使每一个公民的尊严受到至高无上的尊重，使每一个公民得到发自内心的社会自豪感，一个公民尊严屡遭践踏、社会生活压抑的社会是不可能有清新的社会风气的。而治理社会风气单纯的治理机构和行业是取得不了根本性的效果的，一般会流于形式，就好像顺口溜说的‘雷锋同志三月来，四月走，雷锋没户口’。没有普通战士的尊严，没有社会主义公民的自豪感是不会凭空造就出平凡而伟大的雷锋的。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到，只应该有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而不应表示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精神理念的庸俗化也许容易形成一种大哄大嗡的形势，但不利于社会的长期持久稳定的发展。社会要素的数字化指标仅仅是社会评价理念对于社会发展的认识，而不是社会的根本性标志，所以对于社会要素的数字化指标只能作参考而不能迷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