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亿农民背负9亿压力锅

9亿农民背负9亿压力锅　　

邓野　　

前言——　　

说到底，中国的农民史是一部压力史。几乎在任何历史时期，农民生活其本身就是压力。刘姥姥进大观园，说一两银子是她在农村一家老小一年的生活费。刘姥姥们因此遭大观园耻笑。刘姥姥们对背负这样的压力具有天生的耐受性——像极了压力锅——时代因需有人受压而使其产生。
    历史改写的终极原因，是施压方常常习惯了压力锅对压力的耐受性，却总是忽视了作为外力施压的合理性和极限。眼下，9亿农民背负9亿压力锅，其所能承受的压力指数，已经受到严重“破界”。 “破界”，使“黄宗羲定律”更加好比“斯芬克斯之谜”；使李昌平的“三农问题”如点死穴；使《中国农民调查》成为“绝响”；使2004年《一号文件》迅速令人高山仰止，其反响与力量之大，远远超出了《一号文件》本身……
    不管如何，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到了必须站在一个高度上才能真正解决的现实时期！几千年的历史问题，遗留至今天，谁都不希望它继续遗留下去！9亿农民9亿压力锅，的确如此，谁都希望把它们一一揭开，让压力尽数释放！

9亿农民背负9亿压力锅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农民压力”的问题，突然摊开在了阳光下，令人顿觉刺眼。政府的行动非常果决：五年之内取消农业税，与此同时做好城乡统筹发展。然后是社会各界对农民问题进行着种种或阅读，或审视，或吃惊，或不解。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种种阅读、审视、吃惊、不解，更多的时候，是站在城市的立场。城市改革深入发展，农民问题日益突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绝不仅仅是农业税的压力使然，制度性歧视、人权侵犯、教育严重落后、“上边政绩，下面压力”，中国农民问题在传统农村和产业体制下，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因为农民的压力，来自社会的四面八方，9亿农民9亿压力锅里，施压的外力纷纭复杂。更为有趣的是，9亿农民9亿压力锅，有如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令狐冲体内，多道或善意或恶意的外力相互消解、冲撞，结果吃不消的还是背负压力的人。
    除非，我们能够快速冷静下来，并且能够站在压力的立场，对压力的来龙去脉，了然于胸，因势利导，一一冰释。

“非典型”误读！ “典型”误读！
    　　

当我们的采访车历经三小时，终于从繁华的都市进入此行调查的重庆市某几个乡镇的农村公路时，与我同去的记者不禁惊呼：“哇，好清新的田园空气，好迷人的丘岭景致……”而当她打开车门向一位步行的老乡问路后，她又惊呼“好淳朴的人！”以至于我们这位女记者产生了“定居此地，终老此地”的念头。
这是城市对农村“非典型”误读！城市里已经高贵惯了的“市民”，适逢“自然风”之盛，兴起的城市对农村的一种新的阅读姿态。所谓“市民”对所谓“农民”，即使惺惺作态，也无法掩饰天生俱来的优越感。有识之士认为，“非典型”误读，反照出城市生态的浮躁与肤浅。当一切都停留在表面，代表城市利益集团的行为，会对农村压力集团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关怀吗？就在调查结束的当天傍晚返回时，我们作为“市民”，来到了主城区附近的一家鱼庄，花了接近两百元享用了一顿据说是飘着农村泥土芳香的晚餐，而这简简单单的两百元，可以让我们调查地的农民交齐修路、修学校的部分摊派了。
    另一种“典型”误读，来自对农村多少了解的人甚至是农民本人。“超生游击队”、“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堆坟，不超一个人”、“文盲”、“法盲”、“脏”、“农民的狡黠”……“典型”误读，是用一种老眼光看农村，因故非新。我们有一个很令人振奋的调查发现，当地的农民如果对当地政府的施政行为存有疑问，他们会主动找到相关部门，取得上至国务院的相关文件，与当地政府质疑。他们说，有国务院温总理保护我们，我们不怕。这很难令人将他们与“文盲”联系一起。我们对当地的政府官员说，这是好事，说明在你们的领导下，农民的法制意识、人权意识都得到了提高，这才是真正的政绩。
    事实上，阅读始终不是认识。所有人都知道“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立刻准确说出“三农”的正解是“农民、农村、农业”，人们可以从一个“农”字去联想，但绝对不是去认识。
    “非典型”误读与“典型”误读，对城市是一种病，对农民却自然造就出一种压力。WTO解决全球经济一体化，什么才能解决城乡一体化呢？城乡之间可能一体化吗？如果不是农民有问题，那么农民的压力成因一定是问题。

赘肉！机构也要“计划生育”！

　　

很多人都清醒地意识到，农民以经济压力为内核的压力锅内，政府机构的庞大赘肉直接导致了压力内核的核变。政府机构的庞大赘肉，其直接表现是县乡机构臃肿，人员膨胀，该设的机构没有设起来，该撤的机构撤不下去，人浮于事。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以减少人口、保证资源足够分配为指导精神的计划生育大战的同时，我们的政府机构，却一直在明里暗里地超生、多生。
    “其实当前农村不安宁主要是来自于官多的原因。”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向十六大提交了一份大会发言稿，建议精简县、乡机构，促进农民增收。
    相关资料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虽然先后进行了几次精简，但每精简一次都造成机构膨胀，人员增长：1979年，我国在编机关干部279万人，到1989年扩大到543万人，1997年党政干部总数达到800多万人。据权威人士估计，全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干部高达1316.2万人。
    据介绍，我国历代民与官的比例是：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末年911：1,现代已经发展到67：1。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比值仍不断缩小。近10年来，民官比例已经缩到40：1。例如，安徽泰和县1994年财政供养人员10276人，到2000年扩大到13676人，六年时间增加了3400人，增长33%；湖北襄阳县1993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口为16667人，2000年达到34699人，七年时间增长1倍还要多。任玉岭委员说，世界上很多国家至今只有三级政府，而我国则是少有的五级政府，即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体制之复杂，层次之繁多，机构之臃肿世界罕见。
    “我们一个30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5000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任玉岭委员在发言稿中介绍。一般说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经营站、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人。
    “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要盖办公楼、住宅楼，要购买汽车和手机等。这些财政供养人员已经发展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然与农民争利。”任玉岭委员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要吃、要喝不能满足时，既得利益得不到保证时，贪心不能实现时，他们就要乱收费、乱罚款。只要有这么多的人存在，“三乱”就不可避免。如果百姓起来反对他们，他们又会用手中的权力镇压百姓。
    对机构也得实行“计划生育”。“机构的无序生育”，甚至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藐视。“无数活生生的例证，甚至是血的事实证明了县、乡机构的膨胀，不仅给广大百姓带来了压力，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机构的臃肿，犹如一个国家的赘肉，多余而有害的东西，再痛也得当机立断地割掉。
    任玉岭委员建议，在国务院组建一个由各方人士参加的机构精简委员会，专门研究精简机构，特别是县、乡机构的政策和方略。“要重新审视中国各个行政管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并为县、区、乡的缩编拿出规范性意见”。
    中国机构精简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终身制。因此任玉岭委员建议，要研究终身制要不要打破，特别是要不要打破“当了公务员，各种待遇到死都不变”的现实状况。
    有专家建言：将目前的五级政府逐步恢复为三级政府，并乡建镇，将现在的乡镇政府改为镇公所，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如果当前条件不具备，可以先行大规模精简乡镇机构，采取党政干部交叉任职的办法，将“四大家”合为一家，坚决压缩乡镇领导干部的职数和人员的编制，分流冗员。至于乡镇的“七站八所”，除公安派出所和垂直管理的之外，一律改制为中介服务机构或专业经济组织，改制后的“七站八所”只能紧密围绕农村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发展要求，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单位。村委会原则上不再赋予行政管理的职能，逐步扩大村委会的民主权利和进一步规范村委会的自治行为。与此同时，支持和帮助广大农民成立有着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内涵的各级农会组织，农会组织在性质上应当同城市中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发挥出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在记者调查过程中，也有另一种说法，乡镇干部已经够辛苦的了，他们的工资只占财政支付工资的20%左右。大部份是教师工资支出。的确，就在记者调查的镇里，今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之前，镇里财政已经累积拖欠当地教师120多万元。但这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数据，若站在国家政令与农民的立场，进行动态的分析，我们不难清楚农民为何会遭遇那么多的摊派，因为当地政府的许多压力，魔术般一并转嫁到了农民身上，政府的压力，成为了农民的压力。

弱势！我本羸弱

　　

中国目前有十三亿人口，农业人口占了九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就占到五亿多，乡镇企业只解决了几千万，农业生产也只需要一亿多，还有三四亿过剩劳动力有待流出。
    因此可以说，只有大批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成为市民，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对于亿万打工的农民来说，一直上演着漂泊和失落的悲情戏。农民工不可能真正做到“跟城里人平起平坐”，一些人利用政府赋予的职权，对农民工吃、拿、卡、要，最让他们寒心的，还是身前身后布满的种种陷阱：没完没了的加班却没有加班费；损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劳动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设施，许多人则常常上当受骗，干了活竟拿不到工资；更有因工负伤、患病、致残，就被一脚踢出门外了事，还有令人痛心地沦为了乞丐、妓女、吸毒贩毒者和犯罪分子……
    社会学研究专家李强等调查发现，仅2002年，在北京打工的外来民工，大约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拿不到工资，或是被拖欠工资；由于各种原因，有百分之三十六点三的农民工出现过身上一文不名的现象；有六成民工每天劳动时间超过十小时，三分之一超过十二小时，百分之十六在十四小时以上；百分之四十六的人生过病，而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单位未付分文医药费。
这些竟然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国都北京！
　　无数外来的民工，用他们的汗水、泪水，心力交瘁地创造着一座座城市的辉煌与富足，但我们城市的一些人，却让各地的农民工懂得了什么叫“为富不仁”。同在一片蓝天之下，人与人之间那种应有的平等、互助、友爱、尊重和谦让，就这样被无情而又彻底地打碎，甚至没有为他们留下多少怜悯与温情。
　　当今之中国，凡有能力的人，几乎就没有愿意待在农村的。头脑灵活的，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有点门路的也都通过招工、投亲或是打工涌向了城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主要是当时的农村积攒了一批人才。但是这以后，农村的人才不断外流，乡镇企业的人力资源难以为继，创造精神和创业资源的贫乏和枯竭，这无疑是近几年乡镇企业后劲匮乏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使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财富资源不仅包括人力资源，同样包括实物资源。因此，与人才一起流走的，已不仅是农村中的优秀人才，更有大量的资金。从我们掌握到的数字看，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十年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累计，就高达三千零五十七亿元，年均三百多亿元！
一边是资金从农村大量外流向城市，一边却是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相向，农民工作为城市化建设的饯行者，却首先背负上了一口压力锅。　　

教育谁？是个问题！

　　

农民压力，竟也会来自于教育。中国的广大农村，严重缺失教育的上善之源。记者曾采访过重庆市教委主任欧可平，以全国相对尖锐的教育现状，探究了“教育如何与时俱进”的命题。对于城市里的教育，可以套用一句俗话：佛的法力是金装出来的。这使城市里的教育自然可以良性循环。可对于农村的教育问题，的确令诸多专家都颇感头疼。欧可平表示，教委会尽一切可能扶助农村教育，比如农村教育的师资力量的建设，教育资金的迅速到位，教育成果的积极交流等等；对特别优秀的农村学生进行特招，也是扶助农村教育的一种办法。
    “我们非常非常想读书！可是……”，“我们非常非常支持子女读书，就是……”接受教育，是农民的梦想，但往往是梦想尚未实现，压力却接踵而至。首先是农村教育集资。在校生集，家长也集，好不容易集完资建完校，三两年后学校变成了危房，然后又是教育集资。好不容易集完资修完校，教师不在了，因为教师的工资被拖欠了又拖欠。一些基层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就胆敢把农民教育集资的血汗钱，变成豆腐渣工程。记者在调查中便遇到这样一个事件。所幸制造“王八蛋工程”的当事人，都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戒。甚至，恶劣的教育环境使一些教师的人性与职业素养沦丧为罪恶之源。在此次调查过程中，记者惊悉高中的一位同学在成为一名乡镇教师后，竟于几年前堕落为强奸女生的罪犯。
    农村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农民那么简单。过去有人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那么，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村教育的部分施行者，这其中包括一部分教师，一部分基层干部，而教育的内容，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政策。这是农村教育所面临的压力的两个方面。

压力之盖，谁来揭？

　　

揭开农民压力之盖，中央的六个“一号文件”各有侧重。１９８２年的一号文件，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１９８３年的一号文件建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论；１９８４年的一号文件延长了土地承包期；１９８５年，第四个一号文件着力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１９８６年，第五个一号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２００４年，第六个一号文件是带领9亿农民增收。
    2004年一号文件颁发以降，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取消、免收和降低标准的１５项全国性及中央部门涉农收费项目。取消的涉农收费有３项，包括：国内植物检疫费中的检疫证书费，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费中的兽医卫生条件考核、发证和定期技术监测收费，户籍管理证件工本费中的寄住证工本费。对农民免收的收费有８项，包括：水土流失防治费，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取水许可证费，涉及农村中农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的水资源费，建设用地批准书工本费，对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农用三轮车、农用拖拉机收取的公路运输管理费，对自产自销农副产品的农民收取的城乡集贸市场管理费，农村义务教育借读费。降低标准的涉农收费有４项，包括：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费，农机监理费，渔业船舶检验费，海事调解费。
    由此可见，中央一号文件及其配套政策的出台，让农民增收与节流是双管齐下的。其效果也是务实而又雷厉风行。
    但文件始终不是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尚有诸多问题必须解决。　卢锋　教授说，在我国曾经有很多扭曲性的制度安排。在政策上，农民和社会其他公民没有被平等对待。这位学者提醒，在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既要重视好政策的作用，也要看到政府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不是政策好了，农民的收入就一定能提高。这位经济学家解释，农民收入问题，其实是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问题，涉及很多经济发展规律。如此背景下，政策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因素。另外，投资、市场、技术革新等，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这是农民收入提高的大背景。农业发展缺乏动力，农村发展缺乏亮点，农民增收缺乏支撑，也始终是揭开农民压力之锅的必须正视的矛盾。
    “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年来对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的认识不清楚。”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说，“尽管目前中央政府想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但县级以下的所有部门早已离农而去，很少为农民服务了”。例如，供销社、信用社以前是农民合作组织，现在已变成以赢利为目的了。还有一些部门，仍在以支农的名义开展业务，但每增加一点权力，向农民伸的手就会更长。“七顶八顶大盖帽，来管一顶破草帽”，就是形象比喻。
    另一个关键问题来自对“剪刀差”的质疑。有资料显示，今年氮肥、磷肥的出厂价和到岸价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了１００－３００元，涨幅为１０－１５％，预计市场零售价也会走高。而来自河南省的信息显示，１０月份以来尿素、柴油等农资价格同比上涨近３０％和７０％。
企业善于捕捉商机无可厚非，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价格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也属正常现象。但有必要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存在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剪”掉的大都是农民的利益。“种玉米，锻炼身体；种大豆，所剩无几。”这是近年来农民们用来自嘲的一句话。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单方面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农民的压力也不能仅靠开农业产业的源，节农业税费和摊牌的流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农民的压力还来自其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少、以及社会资源的再分配长期不合理等诸多压力源，为农民所带来的一代一代的心理压力。但如何平衡农民积重难返的心理压力，尚未进入强调增收的2004年一号文件的决策视野。也许，2004年一号文件是站在“仓廪实而后知廉耻”的角度考量问题的吧。但这种善意的考量，却也同时让我们对如何揭开9亿农民的9亿压力锅，多少产生出一点隐忧。毕竟，揭开9亿农民的9亿压力锅，实一个需要双方完全互动的长期的过程。
    值得庆幸的是，农民的压力之盖，总算是在最终“破界”之前开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