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不应持有任何债权债务

1981年出生在浙江东阳的吴英，只有中专文化，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不等的高息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投资回报为诱饵，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徐玉兰等人处集资达1400余万元。吴英在已负债上千万元的情况下，为资金链的延续，于2005年下半年开始，继续以高息和高额回报为诱饵，大量非法集资，并用非法集资款先后虚假注册了多家公司。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被告人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426.5万元。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吴英的辩护词是只要不抓我，就一定能还上钱。这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与感情激愤，而是切实可行的：只要能说服中央银行全部购买。　　

查尔斯·庞兹是一位生活在19、20世纪的意大利裔投机商，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他开始策划一个阴谋，骗人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狡猾的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齐成功地在七个月内吸引了三万名投资者，这场阴谋持续了一年之久，才让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们清醒过来，后人称之为“庞氏骗局”。　　

雷曼兄弟、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通用汽车纷纷倒下，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冰岛、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美国日本的国债日积月累，越滚越大，严格意义上也已经破产。

如果说，次贷危机是不良银行家向世界输出的有毒债券，加强监管成为理论与现实的主流托辞，那么，面对正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总不能将集体犯罪再次扣到这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家政府首脑头上吧？

这是市场的普遍现象，是制度设计缺陷，是央行价值管理的巨大漏洞所致。

现在的企业与项目价值评估的基础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这就产生了极大不确定性，既有自我夸张美化的成分，比如中国的创业板三高问题；也有自身估算的难度。依据商业银行的信贷原则，根据这种潜伏巨大不确定性的收益模型即可放贷，这包括项目规划书、融资计划书、个人以往收入水平证明、政府税收预算等，事实上，它们都是对未来时点的收益加总，而不是现今时点的清算，这意味着总市值大大扩张了，以此来放贷势必导致信贷膨胀，然而，因为它们都源于商业银行的有限存款，故总额必然是有限的。所以即使申请人都具有吴英的营销水准，但获批者寥寥。

可怕的是中央银行可以混同普通商业银行，可以买进金融机构票据、企业债券、国债，从理论上说，没有数额上限，这必然刺激无数个吴英在世，鼓吹无与伦比的泡沫，然后抛给中央银行，让整个社会负担。

事实上，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存在巨大区别，前者负责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决定了总体价值量，物价水平，而后者的放贷仅仅依靠的是货币存量，有严格的数量约束，它的破产倒闭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总体货币量，只是发生了产权转移；但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则增加了整个系统的货币供应量，势必导致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尤其是它的数额完全是几个足不出户的银行官员拍脑袋的结果。而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原有货币持有人形成份额挤压，导致价值缩水，权益被掠夺侵占。

如果说，现在已经意识到有的商业银行因为大到不能倒，那么中央银行则是绝对不能倒，同时，商业银行是有牟利要求的，而中央银行没有，它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币值的稳定。

因此，央行不应持有任何债权，因为它不是中介结构，不需要牟利，更无须界定相关市场主体的微观权益；也不应持有任何债务，即所谓的央行票据，因为一要发行费用，二是对于解决通胀不是根本办法，毕竟这些货币还是要还的。如果不给与相应收益，比如利息，那么势必导致流拍，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发行，强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愿平等原则，而它却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对于通缩，央行只需通过市场招标买进质优价廉的铁矿、煤炭、原油、粮食、重大专利、荒漠绿林。

对于通胀，央行只需反向抛出实物，回收货币即可。

如此，物价波动既小，又效果明显，同时，也不会危害现有产权人利益，没有后遗症。最后，它改变了消费需求为唯一最终需求的传统观念，储备需求横空出世，不再依赖出口导向，避免了以邻为壑的贸易战，替换为可持续发展的改善社会成员整体福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