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至上无处不在

人治呼？法治呼？权力至上无处不在　　

邻居她57岁了，一辈子老实本分，对父母也很好，但母亲在利益面前，却同她翻了脸，还害她背上“不孝”非议。她的遭遇在别人看来是一件平常小事，可放在她身上，却是天大的事。比起赵东民、钱云会、王培荣，她的遭遇的确不起眼，对于一个只想安安份份过日子的普通百姓，你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法制，可政治和法制偏偏与普通百姓联系紧密，息息相关。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媒体上指责毛泽东时代是人治，赞扬改革开放年代进入了法制社会。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就连体现在普通百姓身上的小事，无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治的疯狂，说得更确切点，是权力至上的人治，为官者手中有多大的权就能遮多大一片天。　　

邻居她的遭遇令我同情，但我帮不了她，我把她讲的事情说给大家，只想告诉老实善良的人们——你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法制，而这两件东西无处不在，并且时时刻刻可能与你不期而遇，给你造成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灾难，犹如泰山压顶，教你难以承受、无处逃避。　　

下面是其自诉（笔者整理）——　　

1998年8月，我父亲将自己名下的两套片石（俗称干打垒）房（101房、102房）其中一套（101房）卖给了我，双方签订了住房转让协议，当面付清购房款，父亲也出具了收据，在矿家庭成员：母亲、二妹、三妹、兄弟以及证人均在住房转让协议上签了字并按了手印，房屋产权证和国土证办下来也交由我保存（两套房为1个产权证和国土证，产权证载明为101、102两套房），我在该房居住至今。　　

2010年该房被列为棚户区，5月下旬在登记安置房时，出于对母亲的信任，我将房产证交给母亲登记安置房，事后一段时间才知道，母亲没有为我登记安置房，私自将两套安置房分别登在了母亲和兄弟名下。我出示户口和住房转让协议向厂棚改办提出登记安置房，得到答复是：“父亲死后由母亲说了算，母亲说登谁就登谁”，拒绝了我的请求（父亲2008年1月去世）。　　

2010年6月，因我丈夫心肌梗死在县医院抢救，我前往护理，7月下旬出院回家，我再次到厂棚改办要求解决安置房问题，厂棚改办回答，要我拿出法院判决书才能办理。于是，我的住房产权归属被迫走上诉讼程序，　8月25日　，向厂棚改办出示了法院受理文书，并提交了复印件。　　

　8月27日　，母亲与兄弟在我丈夫心肌梗死复发住院情况下，乘人之危，强迫我交出国土证去签订安置房协议，我与母亲、兄弟一同前往厂棚改办签订安置房协议，同意对方购其中一套安置房，并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当我提出另一套安置房应该由我购买并与棚改办签协议，但厂棚改办拒绝与我签协议，仍然与对方签了协议，这份协议我不认可也拒绝了签字，并指出存在产权争议情况下，无视我的合法权利的错误做法，厂棚改办回答，要我拿出法院判决书才能与我签安置协议。　　

　2011年3月3日　经过法院开庭审理，法院依据住房转让事实，将101房产权判归我所有。　　

　4月1日　我持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要求厂棚改办签订安置房协议，厂棚改办以已经与对方签订协议为由，要求我为其收回棚改办原与对方所签协议，才能重新与我签订安置房协议。　　

自从产权纠纷诉讼开始，对方多次对我采用暴力，至今我犹四处躲避不敢回家，虽托人劝说对方交出协议，但都没有结果。我实在没有能力为厂棚改办收回协议，也没有这样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在住房产权纠纷诉讼期间，厂棚改办与对方签订的安置房协议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棚改政策，理应依据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认定原安置房协议为无效合同，重新签订。但厂棚改办却坚持收回合同的观点，并说形成原与对方签订合同是我造成的，我有责任，理由是签合同时我在场。　　

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因棚户区拆迁安置并不影响本案关于房屋产权的归属” 既然法院将我所购棚户房产权判归于我，我就理应凭判决书签订安置房协议。厂棚改办却为何还扭住判决前对方所签安置协议不放呢？为何还以种种借口拒不与我签订棚改安置协议、剥夺我的合法权利呢？法院的判决书为何得不到执行呢？我找法院问，答复是案子已经结了，去咨询自己的律师；我找律师问，答复是案子已经结了，你去找你们厂棚改办。真的教人好无奈，现在究竟是法治还是人治？说得确切些，现在就是权治。不讲理、不依法，法律、政策对百姓就是一纸空文，有权者说了算，谁官大谁说了算。　　

我知道厂棚改办是采取拖延办法帮助对方，等安置房建成后，再根据安置协议将安置房产权直接颁给对方，致使法院判给我的棚户房产权失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起“孝道”当抢使，指责我把母亲告上法庭属不孝，我感到万般无奈。我该如何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得到自己应该拥有的棚改安置房？特向高人请教，不胜感激之至。　　

最后，邻居她悄悄告诉我，为什么厂里和棚改办要如此？母亲年轻时结下的qing人，他们的女婿多在这里为官掌权，小小设一道坎，教人无法逾越。虽说是家丑，本不该外扬，但我要说明的是，当官玩权显威是不讲良知、无需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