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文化革命

——《从战争与核战争的角度看文革》的学习评论

 张宗鲁  

2008年8月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革命打开了一些人的思想闸门，也就产生出一批思想家来。同时暴露了那一时代人的大脑发展程度和思想水平。这些思想家自然是文化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们都具备着“善于独立思考，认理不认权，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避免无主见地盲从”的一些人。这是当家作主人首先具备的品质，也是生产资料宣布为公共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上所有人的起码要求。然而这种品质使他们反反复复地受到国家政权的镇压迫害，好不容易活到现在。不平则鸣”，他们要向全人类倾诉自己的观点主张。这才出现了一批思想家。他们与反文革势力不同。

反文革势力中除了上层高官贵族集团之外的其他人，包括依附于大官们生存的上层知识分子在内，都是“认权不认理”的人。他们只具备模仿主人或上司的声音，行为的高等动物的本能。不过，他们可以得到当权者的奖赏、提拔、重用，享受高薪、特高薪的待遇，以及“科学头脑”、“知识精英”、“英雄”、“共和国的捍卫者”等美名鼓噪于全社会。他们当然不会成为思想家的。

当代的思想家由于各自的社会存在不同，经历不一，各人学习接受的理论不同，以至完全相反。他们认定的“理”是各个阶级的理，他们“独立思考”时的立场、观点、方法也不同；也就成了目前世界上各个阶级、阶层、政治派别的思想家。如杨小宁、傅荆原、这里的作者等。

“反复十年文革”是在生产资料宣布为公共所有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本质是用公共所有权去限制、代替国家政权组织管理生产分配等一切社会活动，将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到“虚政民权”的高级社会主义制度去。其目的是改造那些不能确保和维护公共所有权行使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创造出能够确保和维护公共所有权行使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见文革纲领《十六条》）。这就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行使宪法上明文规定的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权的文革势力，同国家机构中行使权力人的集体——官僚垄断阶级发生了矛盾，产生了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政权的生死搏斗。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尤其是“十年文革”及紧接着的共运逆潮，一百次地证明了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政权是两种性质相反，不能同时存在行使的社会权力。

文化革命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失败，而且导致了国际共运的特大逆潮，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产党的官僚垄断阶级”，都去消灭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名正言顺的资本制度，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暂时保留社会主义的名字，等待条件成熟后改变名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人类的大脑不够发展，认识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变化。生产资料宣布为公共所有那么长时间，人们生活其中都不去考虑公有制是什么、私有制是什么，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公共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各是怎样行使、确保、维护呢？既然人们对变化了的社会毫不关心，老是以过时的私人所有权行使时造成的观念看待、要求、改造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那还有不复辟倒退的道理吗？

原因的原因是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变革所有制的过程中，尤其是夺取政权后，忽视了或没有认识到人类大脑发展，意识能力思想水平的提高问题，也就没有教学、普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造反有理论；反而加强了“法权观念、道德伦理观念、人们的等级从属观念”等私有观念的灌输。这一方面是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行使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学校，占据着文艺宣传阵地造成的。这既是历史的局限性，又是共产党上层领导人中的绝对多数人的大脑不够发展，不能突破个人的社会本能进入自觉理性高度去的一种反映。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次特大教训，也是目前先进的人们必须认真研究、理解、解决的问题。

共运逆潮使人类社会暂时退入、以美国政府为霸主的世界垄断的资本制度去，并在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一个甘当世界垄断分子奴才的官僚买办阶级。世界资本的垄断分子虽然占不到全人类的百万分之一，但有了这个遍布世界的庞大的官僚买办阶级当走狗，就能稳固地统治全人类一个时期。世界垄断的资本制度造成了人间穷富差距地光速扩大，官府的腐败、糜烂登峰造极，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无以复加。无法正常生存的无产者民众出于动物的“生存欲”，进行自发的反抗和斗争，而且越来越剧烈。同时世界垄断阶级更需要将阶级矛盾转移成民族矛盾，通过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消灭国界建立统一的地球国，来确保世界垄断的资本制度长期存在下去。

这种社会存在，要求人们从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研究认识文革的原因、目的。因为“十年文革”是造成人类社会运动转折的最大事件，它深入到社会的每个细胞中去，敌对的阶级要巩固发展自己的势力战胜对方，都需要对它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说明与解释。

二、总评《从战争与核战争的角度看文革》。

我们看了本书（以下简称《看文革》）没有关于文革研究认识的感觉，却有新时代的三国鼎立的看法，比看元末明初的文学家的《三国演义》还要精彩紧张。

作者在写二战后的世界战争时，不是写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战争等世界革命的新景象；而是写中国利用美苏争霸的角逐独立成第三极，成“三足鼎立”的世界局势。其中有古巴的猪湾战争、侵越的特种战争、第三次柏林危机、中国的边民外逃和暴乱、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战争、蒋介石窜犯大陆，美国侵越的撤军令及肯尼迪被杀，约翰逊将美国争霸世界的战备东移亚太，把侵越特种战争扩大成局部战争，此后点出了中国的文化革命。

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不是写小说 ，而是从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研究认识文革的原因和目的。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愿望。更广的范围，从空间上看是全人类。作者达到了这一点，不过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国王在争夺霸权，再加上中华民族的领袖毛泽东；其他二十多亿人口没有提及，提到的其他几个人也是这三个人的陪衬。更广的范围还包括时间上的范围，应该是整个人类历史，作者忽略了这一点，只是从第二次资本大战后到文化革命的时间，重点是六0年到六六年。即便这个时间，也仅仅是从战争论战争，连春秋时代的《曹刽论战》的水平都达不到。

“更深的层次”是指认识的深浅程度，作者没有认真的考虑。表示认识深度的是“现象、本质、更深的本质”，而与本质处在同一个认识深度的概念还有“规律”。科学是反应客体的本质与规律的。《看文革》明显是不科学的，对二次资本大战后有关战争方面的材料加工、整理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得出来的结论就不正确。通篇充满着作者的猜测、臆想，显得非常牵强附会。这是缺乏社会科学知识的表现。我们是能理解的。

《看文革》的错误是：一、只看到了社会的现象和表现形式——战争；在认识战争时只看到了最高当权人和武器，没有看到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当然这种认识要比那些只看到个人家庭中的几个人、周围邻居几家人、以及邻村的几件事的人高明一百倍；但不能因为目前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人被“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囚禁在个人及家庭的生产资料的取得中”，就不去顾及人类已经达到的对于社会本质与规律的认识。

二、本文适应了世界垄断阶级及其走狗——官僚买办阶级的需要，将各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转移到民族矛盾去，以便利用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实现消灭国界建立地球国，用资本的生产方式来长期统治人类的目的。事实上，这是美国政府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直在全力进行的工作。怎耐力不从心，在二00三年的侵伊战争中，反而使其霸权动摇了。一个具有两亿人口，号称最富有、最发达、最强盛的世界霸主，还胁迫一些仆从国出兵，虽然能消灭弱小民族的国家，却无法征服一个仅有两、三千万人口、弹丸大小、又很落后的民族。这也说明了用战争，包括核战争在内的观点、认识人类历史是荒谬的、肤浅的。

目前人类社会迅速地走向统一、不是由那一两个超级大国的国家首脑的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世界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全面全球化造成的。目前的世界是资本生产方式绝对统治全人类的世界，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两个敌对的势力，行使资本权力的资产阶级和服从权力的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都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改造同一个世界，这就出现了近代史上人类社会发展的两条道路。资产阶级要用资本的生产方式消灭国界统一世界，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的生产方式创造共产的生产方式统一世界。这是自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公布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事实。不顾这一社会规律谈论战争、核战争，还不是适应世界垄断阶级的需要，企图将人类社会的运动引上邪路吗？

三、社会的本质与规律。

这个问题我们反复地介绍过，这里再简述一下。社会的本质是人和将单个人结合成社会整体的“社会力”。人高于高等动物，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特殊本质是大脑。大脑的根本作用是“认识改造客观必然，争取相对自由”。由于人的大脑在实践认识的大脑反复使用中发展，将个人结合成社会的“社会力”，也就有规则的更换着。这就造成了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的日常活动规则依次更换的情况。所以人类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本质和规律都是不同的。为了帮助人们尽快地认识到各自所在的社会本质和规律，社会科学家们也就从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各个阶段的本质和规律中、抽象概括出共有的属性和部分，这就产生出社会的一般本质和规律。表述社会一般规律的叫历史唯物主义。概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

对人（包括社会集团）的认识，马克思指明了：人的本质是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实际上是指人的社会本质、社会本能、社会属性的问题（在这里、这三个概念是一个意思）。“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两大内容，一是这个人所在的社会关系网的性质内容，二是这个人在这个社会关系网中的地位。又因为每种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叫社会权力、每个社会关系网都有和它相对应的社会权力系统；所以一个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他们所在的社会权力系统中的位置。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一个人、或社会集团或阶级的社会本质的一种科学方法。

再看“社会力”。社会力分两大类，一叫生产力；一叫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人类对抗自然力、改造自然物，取得生存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能量的能动力。生产关系要分化独立出其他许多社会关系，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关系网，将社会上并存着的所有人固定在各自的社会地位上，完成各自的社会职能。这样社会才有了确定的组织结构和日常活动规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成生产方式，是生产活动的本质内容；也是生产方式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两种类型的社会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指社会生产力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社会自由支配时间的多少，社会非生产活动的人口与生产劳动人口的比例；决定了劳动产品的丰富程度；决定了劳动负担、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也就是社会权力系统、社会关系网的性质、内容、组织结构，一切社会活动中的“权力建立、行使，改换权力行使人”的方式方法；同时也决定了其他所有非生产活动能否从生产活动中分化独立出来，存在发展下去。原因很简单，因为人要生存发展，必须有足够的物质能量，而这些物质能量全都通过生产劳动转化而来。

社会的运动就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依次更换，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网、社会权力系统的依次更换，其本质的本质就是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换。造成这种运动的力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斗争。斗争的内容是劳动负担、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否符合由生产力的水平确定的公平合理。社会权力系统中的一切权力产生于劳动负担、劳动产品分配的需要。生产劳动负担、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物质化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一种分配方式通过所有权的性质内容规定、固定下来，不同的分配方式、所有权的性质内容不同。为了确保和维护一种形式的所有权的正常存在和行使，就要建立它所需要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斗争，实际上是指社会权力系统中服从权力人的集体与行使权力人的集体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具体一些的情况是：在一种社会权力系统的作用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的水平；社会权力系统确保旧的两类分配方式不变，也就造成了两类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这种社会性的不合理、不公平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提高越来越严重；服从权力的人不再服从权力，组织联合成“民众的大联合”造反、革命，当革命的力量粉碎了旧的社会权力系统后，改变了生产方式——即两类分配的方式后，也就产生出新性质内容的社会权力系统，社会也就质变成新的社会。此后，又开始了新的社会运动过程。

在人类的大脑不够发展时，生产力也必然的相对低下，人类也就认识不到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社会规律也就自然自发地起作用，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当人类大脑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生产力也必定达到了相应的高度，认识到社会规律的人也就达到了相当的比数；同时也就创造出了新性质内容的社会权力系统，使其中任何社会活动的“权力建立、行使，改换权力行使人”的方式方法，非常容易而轻松愉快。这就适应了人类“认识改造客观必然，争取相对自由”的本性需要，符合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一般规律。这时社会运动的规律，也就在人类理性的控制下，自觉自为地起作用了。

四、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是社会运动由“自然自发”向“自觉自为”的方式转换的时代。这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是一个过程；也就是由“私有制向公有制变革”的过程。其本质内容就是将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改造成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认识了社会运动规律而又自觉地“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人，由一个到两个，三个，五个……最后达到占并存人口的相当比例。这个过程是在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中，服从权力人的集体——被统治阶级，与行使权力人的集体——统治阶级，反复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自觉认识改造社会的人，自然要利用“自然自发的阶级斗争”达到自己的目的地。“自觉认识改造社会”的人，同样分成两部分，一是按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一是按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改造社会。这两类人都占目前人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处在个人的社会本能、支配下对社会起作用。

1、生产力的新高度，需要新的生产关系。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社会变革，开始于蒸汽机的发明并在个别民族国家中的普及使用。它使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肌肉收缩作动力的生产力、变成了通过机器用自然力作动力。这就使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远远大于社会需求发展速度。而劳动负担和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在它的社会权力系统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确保维护下，不能及时改变，也就产生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危机中大批工厂关门、倒闭，大批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失业，流落街头无法生存，动物求生的本能，使他们组织联合起来进行暴动，同占有社会财富的权力行使人拼命。整个资本的社会权力行使人组成的阶级，就使用他们的国家对暴动的无产者进行镇压屠杀。这种社会存在反映在先进人物的大脑中，产生出空想共产主义，而后发展成科学共产主义。也就正式开始了“由私有制向公有制变革”的社会运动过程。

2、共产革命的史前社会。共产革命的实质是消灭资本的生产方式创造共产的生产方式及确保维护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共产革命史前状态的社会是资本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社会。资本制度是由封建制度变革而来，封建制度由奴隶制度变革而来，奴隶制度由原始制度变革而来。这些变革是社会规律自然自发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前进的情况。

在资本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的人类社会，由于受到人类自身大脑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是处在地球表面的各地域中孤立发展的。由古猿质变成人的先后时间差别很大，各地域的人类社会发展、停滞等情况也不相同，其中绝种、灭亡的人类种群是很多的。为此，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间也就拉开了。资本制度的使命就是消灭人类各部分封闭孤立发展的状态，实现各民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着发展，使人类走向统一。这就产生出后进民族“超越阶段发展，后来居上”的新规律。

资本生产方式通过竞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科技文化输出；开辟、争夺市场、料源、投资场所占领殖民地的战争，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争夺霸权的战争向前发展；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全人类创造财富的二分之一以上集中垄断在几个人或一个人手里。它的反面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以及反对侵略、掠夺的民族独立战争，创造共产的生产方式和共产制度统一世界。

资本制度的发展是属于社会规律自然自发地起作用的最后形式。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是认识了社会规律的人，利用自在的阶级斗争，去自觉地创造共产的生产方式和共产的社会权力系统的社会运动。

3、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最初是在后进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社会规律指导下组成先锋队，去启蒙、教育、组织普通无产者形成自为的阶级，联合一切受封建的社会权力系统限制、压迫、剥削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个人，形成“民众的大联合”，通过暴力革命，粉碎了封建的社会权力系统。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取得统治权，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屠杀无产阶级的有形势力时，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号召组织民众用武装反抗的办法，战胜资产阶级的镇压、夺取社会的统治地位；借用“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因为无产阶级是坚决反对并消灭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变革所有制、宣布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此后，由处在党、国家、社会最高领导地位的共产主义的小集体发动领导文化革命。一是教会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二是限制、剥夺国家的权限和职能；三是创造能够确保和维护公共所有权正常存在和行使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四是使公共所有权形成完整的社会权力系统；五是宣布国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解散。从此，社会规律也就自觉自为地起作用了。

4、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是在科学共产主义指导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变革所有制的产物，是共产制度的幼苗同资本制度的庞大躯体并存、而且进行着生死搏斗，推动着社会变革的过渡性社会。共产制度的幼苗是“公共所有的名义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系列政策”。资本制度的“躯体”是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造成的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社会日常活动规则。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确保行使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权力系统。资产阶级法权是指“多劳多得”的整个社会活动的运行规则；具体表现为“工资（包括工分在内）劳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利润核算、生活资料的取得依旧是个人的私事，社会权力行使人按照严格的等级差别享受等级不同的特权和生活待遇。在这种社会的组织结构中，还没有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形式和可能。

从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造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日常活动规则看，它是一个彻底完全的“国家垄断的资本制度”。它比西特勒创造的“国家垄断的资本制度”要高一点，一是生产资料集中垄断的程度高；二是有公共所有的名义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系列政策。正是这个名义和这些政策使那些行使资本权力的人享受资本特权，既不名正、又不言顺，既不合情、又不合理，成了他们享受资本特权的锁链和镣铐。这就使他们对这个名义和这些政策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只要有半点机会和可能，也要制造借口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公共所有的名义。这就是说处在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行使权力人的集体，是本能地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制度的社会势力。

由于处在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行使权力的人，依靠军队、特务、警察、保安、法庭、监狱、等级森严的下属官吏等社会专职暴力和人员行使特权；其下属、民众是无法对长上践踏宪法、违反政策、扩大特权的行为进行抵制、反抗、斗争的。相反当权力对于下属、民众违抗自己指令的行为不能随时化解，包括说理、威胁、利诱、体罚、关押、当即处死等，也就不可能成为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中的官员，不能行使权力。在这种社会权力系统中，即便响应最高领导人的号召，行使宪法上明确规定的公共所有权的民众，给上司提意见和批评，也逃不出受迫害、遭镇压的命运。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反复一百次地证明了的事情。

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矛盾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政权”的矛盾。公共所有权人格化为民众和国家政权中个别的“大脑发展超出了社会本能，进入自觉理性高度”去的共产主义者。国家政权人格化为，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中排除个别共产主义者之后的、所有权行使人构成的集体。这一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实质就是“发展共产制度的幼苗成共产制度，同消灭共产制度的幼苗复辟资本制度的矛盾与斗争。其具体表现是用公共所有权去限制代替国家政权的职能，还是剥夺公共所有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5、第二次资本大战后的新局势。第一次资本大战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资本大战中法西斯阵营的覆灭，大大的削弱了世界资本的势力。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使很多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就很容易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上升为阶级社会中的最高斗争方式，也就产生了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陆地三分之一，有十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使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势力对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同时最初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民众阶级与官僚垄断阶级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了。这反映在斯大林的二分半错误上。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继列宁之后带领苏联人民完成了所有制的变革，战胜了西特勒的侵略，保住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成社会主义阵营，功勋卓著。同时他看到了“实行巴黎公社制度”很难，没有继续革命，片面地强调了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忘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没有用公共所有权去限制代替国家政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此外，对中华民族的新民主革命的指导是有错误的。他在第二次资本大战后，低估了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力量，过高的估计了美国政府代表的旧式资本势力，采取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错误政策，给了一些民族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交出军队到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指导。在资本帝国阵营发动的侵朝战争中不仅不出兵抗击，答应支援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也迟迟不发送，而且不去配合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在西欧发动无产阶级的革命。

我们清醒的是，斯大林对二战后局势的估计和政策，不是他个人的意志和决心；而是他背后的政治集团、政治集团背后的官僚垄断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一个时期他虽然杀掉了一批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却也错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结果也没有阻止住，他身后的官僚垄断的政变和社会的倒退。

二战后毛泽东对世界局势的认识是正确的。那时旧式资本制度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不能穿镐素”的程度。美国政府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原子弹只是对世界人民进行精神恐吓的工具。这从中华民族的三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完全证明了。所有这些表明了：自从产生了社会主义阵营后，人类社会向共产制度前进的直接阻力不只是旧式资本制度，还有赫鲁晓夫代表的官僚垄断阶级。这正如荷、英、法、美、德、日等民族国家进入了资本制度后，人类社会的生长点，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那样。这就提出了对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继续改造的新问题。

6、文化革命的紧迫性。认识到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共产主义者，进入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行使权力，是能够挣脱个人社会本能的支配，担负起“消灭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创造出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的使命的。否则，他不仅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后，同黄炎培关于“走出历史大循环”的谈话中，已经有了充分的思考。进北京之前的西柏坡会议上，就向全党提出了“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的预告。所有制变革后，紧接着适应公共所有权的需要，开门整风、扩大民主。让一部分民众（有文化的人，包括中学生和小学教师）行使公共所有权，给共产党的干部提意见和批评。发明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然而在紧接着而来得“反右扩大化”中由国家政权的力量，将民众行使的公共所有权给彻底剥夺和封杀了。毛泽东发现了“反右扩大化”，多次提出让政府有关部门纠正平反；虽然一些人的冤案得到了纠正，而另一部分却被国家政权的力量压在五行山下、无动于终。就这样一部分民众和中下层官吏也就接受了“教训”，不管上司的指令是对还是错，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倒退的，全都作为“圣旨”吹捧、歌颂，绝不敢再有半点不恭和迟疑。这就大大地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

五八年大搞经济建设中的“五风猖獗、造成灾难”，正是民众无法行使作为主人的“公共所有权”进行有效的抵制、反对造成的。包括中央的不少高官和省、地、县的一些政权行使人，连麦苗韭菜都分不清，却指手画脚的领导生产、搞经济建设。他们高喊着亩产双千斤、双万斤、二百万斤，一级级地传到生产单位。气得基层单位的带头人和劳动者直跺脚、毫无办法。民众的反抗和斗争、全被国家政权的力量搞的“拔白旗”，反复进行的批斗给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这样国家政权搞的“五风”也就长期的“治而不治”。

五八年元旦开始毛泽东进行了经济建设的动员，三月底发现了“五风”的苗头，提出了“压缩空气、留有余地”的指导，四月与个别人谈话、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五月北京会议、依旧向扩大“五风”推进，八月北戴河会议开始反左。此后，郑州会议、五九年庐山会议都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即将结束，彭德怀上万言书，提出“分田单干或承包到户经营”的社会改造主张。也就被定为“右倾思想”予以批评。毛泽东下山后，有关人员把批评“右倾思想错误”、扩大成“斗争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就将党内民主彻底封杀了。

毛泽东在五九年春夏之交，曾以个人的名义给全体党员写信（发到农村支部）明确提出，“对于违害人民利益的领导不能服从要坚决抵制”。但在国家政权统治一切的社会里，谁又有力量和勇气抵制上司领导呢？这正如《孙子兵法》中“将在外，君令有所不授，以国家社稷为重”那样，在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下是无法实行的。这就使“反左、纠正五风”直到六一年底才初见成效。五八年经济建设中的“五风”及纠正难度，充分暴露了公共所有权同国家政权是不能同时存在和行使的。这才使毛泽东下定了“用公共所有权限制和剥夺国家政权的职能”，向共产制度前进的决心。

自五八年后期到六二年初，毛泽东主动承担“左”的错误，全力不懈而又耐心地纠正，暂时缓和了民众与官吏的矛盾，团结联合了除极少数人之外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战胜了国内外的各种困难，保住了所有制变革后的社会主义制度。

六二年的反华高潮，正是当时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政权的阶级矛盾，激化到高峰时转化成民族矛盾的一种情况。国际上以美国政府代表的资本势力，包括印度、蒋帮、英国等；再加上赫鲁晓夫代表的共产党内的官僚垄断阶级的势力，本能地相配合；向毛泽东代表的自在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势力进攻。经历了四十多年最错综复杂的阶级战争与民族战争交织在一起的革命领导工作、锻炼而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其大脑发展、意识能力思想水平的提高，都达到了当时人类的最高峰；其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预知明天，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62年4月—10月）就粉碎了国际资本大反华的势力。这就出现了世界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夺取胜利的大好时机。

然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共产党内的官僚垄断阶级”，已经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成了世界资本反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头部队。马克思预见的“既得利益和阶级的自私”将延缓共产制度到来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毛泽东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并向前发展，不得不对赫鲁晓夫代表的共运逆流进行反击；并开辟出向共产制度前进的新道路。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开始了。

社教中出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不能同时存在的矛盾。上层高官组织的工作组对中、下层官吏“整顿教育”，违反了所有制变革后行使公共所有权、向共产制度前进的需要。相反，它是上层高官刷掉那些不听从自己指令，敢于怠慢抵制的中下层官吏，换上忠实于自己的人、来强化国家政权的职能，以便举行政变，按照“国家垄断的资本制度”的需要改造社会，而积极进行的的准备工作。这从撤走工作组后、复职干部对提意见的民众普遍进行的打击报复上，看到强化国家政权的作用。这逼着毛泽东不得不应战，抓住社教全面展开的时机发动文化革命。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解决“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政权”的矛盾，推动社会向共产制度前进。这是文革纲领《十六条》第一条明确表述的内容。

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是所有制变革后、社会前进的需要。所以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遍及整个中华民族的“上自七、八十的太太，下至七、八岁的娃娃”，都在参与争论的社会运动。

7、文革简史。文革发动本身就是毛泽东代表的公共所有权同刘少奇代表的国家政权的一次搏斗。从评论《海瑞罢官》到红卫兵徒步串联，发动起八亿人口参加到社会问题的辩论中去。这一时期创造了公共所有权行使的原则和方法。其原则就是全民参加的“民主集中制”。民主的方法就是“写论文、发号召”，响应号召的人成立群众组织，跟不同意或反对号召人的群众组织进行充分文斗。具体的方式是四大民主、群众组织、学习串联、各式各样的群众集会。它与私人所有权依靠社会专职暴力——国家，“自上而下逐级行政命令”的方法；以及“民众服从官吏，下级服从上级，所有社会的人服从国家首脑一个人的意志”的权力行使原则完全相反。

文化革命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集中”上没有按照《十六条》的指导，试行并推广“巴黎公社全面选举、撤换制度”。采用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等办法，将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各种社会活动的各种不同意见、主张，集中统一成社会意志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这种办法造成了“共产党内的官僚垄断阶级”内部各派别的争斗。他们内部不论哪一个派别，进入国家政权的行使地位，都要去镇压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民众势力，导致国家政权剥夺公共所有权，消灭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最低劣的资本制度的结果。

“一月风暴”的上海公社，没有遵照“巴黎公社原则”产生公社委员会，没有解散警察、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宣布公社自治，并随时准备与其他公社组成“公社联盟”。而是由一派群众势力镇压其他派别的群众势力，将统治管理上海的权力，夺到这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代表人手里。也没有提出“如何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分配等一切社会活动，如何确保和维护公共所有权的正常存在和行使”的问题，进行全民性的充分辩论。这就将文革的真实目的（指社会规律所确定的需要）隐没了。

“夺权斗争”却激怒了官僚垄断阶级的本能反抗。他们使用军队、警察、监狱、临时监狱、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同时逮捕、关押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群众组织的头头、骨干、积极分子，并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强行解散；由他们撑管政权的行使。在社会的最上层由副总理、元帅们参加的会议上，全力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这就是被叫做“二月逆流”的事情。事实上“二月逆流”是军队行使职能、确保国家政权、镇压消灭公共所有权的统一行动。

“反逆流”从三月中旬开始，提出了“批判带枪的资反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最初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但经过全面思考后感觉不妥，立即改为“做军队工作”的办法。六七年七·二0事件，是文革战略的转换点。由林彪负责调换支左部队，将地方部队支左改为大军区直接派部队支左。并将公社改为革命委员会，提出“还是革命委员会好”，以及用三结合的方式组织革命委员会。并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王、关、戚）和北京军区支左的一些人（杨、余、傅）作反军乱军的典型来批判。这就把林彪推到了国家政权代表人的位置上。

到六八年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夺权完成。事实上是由刘少奇这一派的权力行使人换上了林彪这一派的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确保行使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权力系统，从性质到内容上没有变动。群众组织联合夺权，也就成了“军管会”支持的革委会管理社会，临时使用的工具。当时高喊的“斗、批、改”却与“用公共所有权限制代替国家政权”的社会前进需要没有直接关系。相反，六八年后期却在反对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下，将本能的公共所有权的代表人——北京红卫兵的领袖们排挤掉，送到边远地区的工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九大”之后以林彪为代表的官僚垄断阶级的势力，在“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与修正主义的矛盾已经解决，应该恢复文革前的社会秩序，建设四化”的舆论下，由军管人员及其支持的革命委员会解散群众组织，并将除上海之外的其他几个先夺权的革委会搞垮、重新组织。以“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为名，对全国文革势力的头头、骨干、积极分子进行全面的打击、迫害，人数达到一千好几百万，以求彻底剥夺、消灭民众行使的“公共所有权”，恢复国家政权垄断统治一切的权威。以湖北为代表的文革势力，曾以“反复旧”进行反抗，却被国家政权的力量非常容易的化解了。毛泽东提出了“清查五·一六扩大化”、指示平反纠正、却无动于衷。这同五七年“反右扩大化”是一样的。

毛泽东不得不用新的方式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不设国家主席”的方式、对官僚垄断阶级的猖狂进攻给予反击。带头批判“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英雄史观、个人崇拜等私人所有权必须的意识形态。最初想以“批陈保林”的办法，保持中华民族的团结。怎耐“身处高位，行不由己”，林彪背后的整个官僚垄断阶级的势力怎能允许他退却。林彪只能背负着“军事政变”的罪名出逃。

林彪集团的覆灭，不仅没有削弱官僚垄断阶级的势力，反而使之更加增强团结了。这从批判林彪的“极左”，加紧“清查五·一六”，对文革势力再踏上一只脚，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以“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来反击。官僚垄断阶级惧怕毛泽东背后的“全神贯注盯着政局变换”的民众觉悟、造反，只能强压怒火，忍耐着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毛泽东只能权衡国际上的资本势力，国内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所有权的具体情况，调整政策。开展了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论《水浒》，学习马列原著等一系列群众性活动，来改变人们的观念。却发现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全都囚禁于“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造成的“法权观念、道德伦理观念、人的等级从属观念、奴隶主义、奴才思想”之中。由于人们缺乏社会科学知识，很少理论思维能力，上述理论斗争在当时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人们都在自己的社会本能支配下活动，公共所有权的有型势力无法看到；不同派别的国家政权势力却咄咄逼人，处处皆是。不让他们表演是做不到的。

邓小平复职后代表官僚垄断阶级的利益要求，以全面整顿为名，用国家政权剥夺公共所有权，进行右倾翻案活动。“四·五事件”是官僚垄断阶级向文革势力的大反扑。为此，毛泽东不得不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反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展开，就为“抗震救灾”冲垮了。

事实上“九大”之后到毛泽东去世，公共所有权是处在被国家政权剥夺、消灭的地位上。毛泽东不得不采用“积极防御”的方法与国家政权周旋。国家政权不管换上谁当首领，都必然采取积极进攻，彻底消灭公共所有权，恢复国家政权的垄断统治地位。

五、对几中错误观点的评论。

1、历史唯心主义。在产生了社会科学之后要求人们看待历史、认识社会，用社会科学作指导。科学共产主义只是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中权力服从人的集体——无产阶级，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最终结果。其中的权力行使人的集体——资产阶级，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只能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发展资本制度。资本制度产生发展的初期，是消灭低于资本生产方式的其他生产方式属于革命阶段；其自身发展是消灭中小资本，使全人类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向更加集中垄断的特大资本发展；其最后趋势是一个人或几个人集中垄断全人类创造财富的二分之一以上。这就出现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和资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两条道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前进的情况，最后统一成共产制度。

这种社会发展是通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生存斗争实现的，而且两个敌对阶级在斗争的不同阶段中的存在形态也不同。在这种斗争中资产阶级胜利了只有消灭无产阶级的有型势力，不能消灭资本的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不生产劳动，他们的财富和一切生活用品，必须靠无产阶级的生产劳动提供。无产阶级胜利了只有创造出共产的生产方式和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取代了资本的生产方式和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才能消灭、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就消灭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自身，消灭了人类分化的社会现象。

《看文革》认识不到社会的历史就是生产方式依次更换的历史，认识不到每种生产方式内部都有行使权力人的集体和服从权力人的集体；正是这两个集体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推动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依次更替。在他看来只有社会的最高权力行使人才有意识的作用，其他所有官吏只有当留声机、传话筒使用，所有民众都像建筑工地上的钢筋、水泥、砂子、石子那样。他不知道服从权力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不服从权力、造反革命。因而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主义。

2、文革的三个目的。这是《看文革》的中心论题。本书谈到这一论题的地方不多，使用的是画龙点睛的办法。“写在前面的话”突出了这一点。其中第二部分、第一节讲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1）国家整体性战略大撤退；2）同苏修决裂、清除亲苏势力；3）联美抗苏、走出封闭，自成三足鼎立的一极。我们确认这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最肤浅、最表面的看法，不符合社会的本质与规律，不符合我们所在的历史阶段的使命，与文革前的国际国内的具体情况背离。

文革的第一个目的：不是“国家整体性战略大撤退”，而是相反。它背负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向整个世界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其中包括“名义上公共所有、本质上是完全国家垄断的资本制度”的社会权力系统宣战，大举进攻的新式革命。它是通过写论文发号召、抓住典型进行支持推广的办法，让响应号召的民众组织联合成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民众的大联合”，向资本的整个世界权力系统开战。当然是在中华民族中做出榜样，通过宣传号召来推广。这就产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方式新高潮。同时使中华民族走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前锋，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生长点。

文革的第二个目的不是“同苏联决裂，清除亲苏势力”。相反，它是“用公共所有权限制和代表国家政权去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创造出更高级的“虚政民权”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人类社会向共产制度推进一大步。并以此为榜样号召、启发世界上所有受“共产党的官僚垄断阶级”统治的民众阶级革命造反，创造“虚政民权”的社会主义制度。让“国家”清吃坐穿、不干扰社会的事情。

文革的第三个目的更不是“联美抗苏，走出封闭，自成一极”，与美苏成三足鼎立、争霸世界或统一天下，建立地球国。相反，它号召世界无产阶级和其他民众，以中华民族为榜样，组织联合成“民众的大联合”，粉碎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变革所有制，建立“虚政民权”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条件成熟时，由各民族社会，按“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选出代表协商解散国家，成立世界总公社，使人类进入共产制度。

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华民族的先锋作用，得到了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响应和拥护。六七、六八，两年出现了遍及世界各民族国家的革命学潮，不少地方冲破了原来修正主义共产党的限制，成立了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组织带领受压迫剥削的民众拿起武器去粉碎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

由于文革受到了官僚垄断阶级的拼死反对和镇压，没有创造出“虚政民权”的社会主义制度来。在毛泽东去世后，中下层官吏组成的中间两面派势力，投靠了高官贵族集团、当即政变，彻底消灭了文革势力，剥夺了公共所有权，恢复了国家政权绝对垄断统治社会的权威。紧接着，高官贵族集团不费吹灰之力，将反革命两面派逐出权力行使的地位；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借口下，取消了公共所有的名义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系列政策，复辟到建国之前的封建性极强的买办资本制度中去。由于共产党的高官贵族集团，害怕民众的觉悟造反，心甘情愿地投靠资本帝国，充当美国政府镇压世界革命的马前卒，跪着哀求外国跨国公司收买、接收中华民族的企事业，来当中华民族的主人，逼迫中国人民充当外国资本的“工资雇佣奴隶”，共产党的官吏充当外国资本的买办。这才导致了国际共运的特大逆潮，使人类社会进入以美国政府为霸主的“世界垄断的资本制度”去。

3、发展经济经济问题。《看文革》多处提到发展经济，这是必须弄清的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确认了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劳动的历史，是生产方式依次更换的继存链条。整个人类社会都必须首先进行生产劳动，再激烈的战争年代绝对多数的人也不能停止生产劳动。全部问题，包括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所有矛盾斗争、所有战争在内，全都集中在用什么性质内容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系统，去组织管理生产劳动、占有分配劳动产品。只讲发展经济，不讲在什么性质内容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系统中发展经济；除了无知者之外，就是修正主义，是为统治阶级强化压迫剥削效劳的。

奴隶主专门设立了监工手持皮鞭，一鞭子、一鞭子地抽打着奴隶，口里不住地高喊“给我干，快干！”是发展生产。殷纣王建鹿台、秦二世造阿房宫、隋杨帝开运河、慈禧太后修颐和园，都是进行经济建设。肯尼迪发展经济，赫鲁晓夫发展经济是在什么性质内容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系统中发展经济？毛泽东发动文革，要创造什么性质、内容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系统去发展经济、建设四化；反文革势力又是主张并实行用什么性质内容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系统去发展经济、建设四化。不弄清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系统的性质内容，就分不出社会制度，没有好坏、对错、是非的区分。

“九大”后的官僚垄断阶级，不管换上谁掌权执政，都是在“发展经济建设四化”的借口下，全力镇压文革势力、剥夺公共所有权，恢复国家政权垄断统治一切的权威。如林彪、林彪后的其他人、复职后的邓小平、批邓后的华国锋。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力主不要国家首脑，提出“阶级斗争为纲、其他都是目、纲举目张”的口号，与官僚垄断阶级的口号相对立。这里的意思是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去限制和代替国家政权组织管理生产、分配等一切社会活动；不允许国家政权凌驾于公共所有权之上，只允许它确保公共所有权的存在、行使。它不仅不保护反而全力剥夺消灭。这里的原因是国家是私人所有权的上层建筑，它的组织结构、权力行使原则、权力行使方法，全都是私人所有权的典型化。它只会确保私人所有权的正常存在和行使，剥夺消灭公共所有权。这就有点“强人之难”了。

“九大”后林彪代替着官僚垄断阶级的利益要求，恢复文革前的秩序建设四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彻底消灭文革势力，剥夺公共所有权，恢复国家政权垄断统治一切的权威。“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是其行动的纲领。消灭文革势力、剥夺公共所有权，是使用军队、在“三支两军”的旗号下进行的。“全面备战、加强战备”是一种借口，是突出军队的作用、消灭文革势力的需要。七0年二月上书，“停止战备、转入经济建设”，是抗拒林彪势力镇压文革势力的。林彪势力对你镇压，正是使用的“枪打出头鸟，杀一儆百”的私人所有权的行使方法。

上书的内容是主张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建设四化，还是主张用国家政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建设四化？这是两种性质相反的权力，是所有制变革后两个敌对阶级反复拼斗的根本内容，是自空想共产主义以来反复争论斗争的核心问题。国家垄断的社会权力系统、只能国王一个人说了算，怎能允许你草民提谏议呢？“公共所有”是人人都有平等的一份，不管谁讲什么政治观点主张，都是行使主人权力的正常行为，不能镇压、逮捕、关押、判刑、处罚等。错了，可以批评辩论，也允许反批评、自我辩护，经过充分的“文斗”后，召开所在基层单位的全体成员大会表决，确定一种主张为集体的意志，选出可以随时监督、批评、撤换的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执行集体意志就是了。

《看文革》“写在前面的话”、第二部分最后一句话说：为他逝世后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平崛起，打好了坚实的内外基础与和平环境。这种认识是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的，是附和美国霸主、世界垄断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需要，对文革的歪曲、修正，也是对毛泽东的曲解。上面讲了“改革开放”本身是消灭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私有制，投身资本帝国，将中华民族的企事业出卖、奉送给外国跨国公司，让外国资本垄断控制中华民族的经济生活命脉，做的主人，迫使民众充当工资雇佣奴隶，让官吏充当外国资本的买办。这是为外国资本家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成为新式殖民地。近些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奔走呼号、震耳欲聋，显然作者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

再看“和平环境”。自一八四0年以来外国侵略者经过反复多次的侵略战争，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毛泽东去世后，一枪没放、一弹没费全都得到了，还得到了一大批忠心耿耿的奴才，当然不需要战争了。什么“和平崛起”：如果元灭宋、荷兰侵占台湾、清灭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日本侵占中华民族等；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去反抗作战，也不会有战争的。而且入侵者占领了他们要占领的地方，也要发展经济、进行建设。既然《看文革》把卖身投靠当成“和平崛起”，既然不讲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系统的性质内容；也就把社会事物的好坏、对错彻底颠倒了。历史上灭亡、绝种的人类群系太多了，像这样颠倒是非的民族遭受压迫剥削、以至灭亡绝种，是不会有人同情流泪的、也是无法同情挽救的。中华民族能让这类人长期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吗？我们深信中华民族存在着优秀儿女！

4、两种战争观。自从产生了社会科学后，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社会科学确认，战争是私有制度的必然产物。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使人类分化成，权力行使人组成的统治阶级和权力服从人组成的被统治阶级。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然采取政治的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阶级斗争的中心内容是社会必要劳动负担由那些人担负，劳动产品由那些人占有分配。当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不能用正常的方式解决时、也就发生了战争，通过战争来解决。民族战争是统治阶级将阶级矛盾转移到国外去解决的方法。

这样战争分成两大类，一是正义战争、一是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又分成反压迫剥削的革命战争和反侵略的民族自卫、独立战争两大类别。同样非正义战争也分成反革命战争和侵略战争两个类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战备战术是不同的，其中很多东西对方不能使用。正义战争要发动人民群众才能进行，非正义战争只能靠国家专职军队去进行。社会科学确认“革命战争”是新社会制度的助产婆，是受压迫剥削的阶级和人民的喜庆事情。

《看文革》不分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反侵略战争、侵略战争，革命战争、反革命战争；按照几千年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文人的战争观，来说明历史、解释社会大事件，是极端错误的。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出发，要着重于政治、要从阶级斗争上去研究认识。

5、英雄史地。几千年的文明史都是用战争来说明历史，其中又以最高当权人的个人意志和决心来说明战争的原因和胜负。这是一种对社会的最表面、最浅薄的认识方法，是不科学、不正确的；是站在统治阶级及其文人立场上的典型英雄史观。

造成这种观念的原因是：一、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是“等级森严、层次分明”的宝塔式结构；“民众服从官吏、下级服从上级、全体服从一人”的权力行使原则；依靠社会专职暴力，“自上而下逐级行政命令”的权力行使方法。二、能够上升为最高领导人或最高统治者的人只能是个别，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处在这个地位上去亲身体验“英雄史观”的错误。三、统治阶级为了欺骗、愚弄被统治者，官吏们为了让自己的下属、民众服从个人的指令完成任务；故意编造了一些“压迫剥削有理，镇压屠杀有功”的故事和歪理邪说，用高薪、特高薪收买一些文人、专职的演讲、教学、鼓吹造成的。如编造的上帝造天、造地、造人、造万物，指派某人“牧民”、“惩恶扬善”等。为此，英雄史观是至今都在统治人类思想的工具。

从表面上看，最高当权人是“金口玉言”，每句话都是“圣旨”。本质上社会运动的规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服从权力的人，不再服从权力，起来造反革命，胜利后才能推动社会前进一步。这就决定了社会的最高领导人是不自由的，不能随便行使个人的意志和决心。“身处高位，行不由已”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最高当权人的意志、决心必须是他所在的政治集团的意志决心，代表他所在的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只强调个人的意志决心，甚至连三、五个人的小集体都组织不起来，怎能成为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和阶级的代表。《三国演义》中，著名的一章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它要求英雄人物有“随机应变信如神”的本领。

文化革命正是我们这些人过分的强调了“道德伦理”，“独立思考、认理不认权、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避免无主见的盲从”，才一次又一次的坐牢、受刑的。当然有“公共所有权限制代替国家政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历史大潮，有毛泽东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允许开杀戒”等，才让我们这种人活下来，成为思想理论的研究人。否则，第一次落入敌方之手，也就失去了肉体。

在阶级社会中对于革命领袖的要求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并能带领自己所在三、五个人的小集体，攻、守、进、退自如地发展成大集体，强大的社会势力，夺取政权改造社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指个人和小集体的意志决心、代表革命阶级的利益要求。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指个人和小集体、随着所在空间时间的不同，随机应变的调整个人和小集体的言论、行动适合变化着的情况。在这里有两个原则：一叫策略，指革命过程中的不同时间阶段，不同对待；一叫政策，指不同阶级、阶层、政治派别、关键性的个人，不同对待。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指在集体生活中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一个人不明白自己的阶级属性，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自己所在的小集体是哪个阶级阶层的小集体；不千方百计地让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人，认识理解到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小集体、是代表他们的利益要求的；怎能会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一个阶级、一个民族的首脑人物。

在人类大脑不够发展时，认识不到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不去考虑这些问题。社会规律必定要自然自发地起作用。只有相对比、较能代表社会需要的人，才能代表先进的阶级或政治派别推动社会前进。罗贯中所在的时代没有社会科学，所以《三国演义》中的智慧之神，也只能仰天长啸“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在有了社会科学的今天，不用阶级分析法，不从个人或政治集团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把握其社会本质，不从社会规律上看社会问题；依然按照几千年来的战争观，最高权力行使人的意志、决心，看待历史和社会事件怎么能服人。

6、唯物器论。包括唯军队人数论、唯经济实力论在内，都是统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问题很简单，因为统治阶级掌握着财权、武器的制造权、军队的组织使用权。《看文革》通篇贯穿着导弹、核武器、核战争；实际上这是第二次资本大战末期，美国政府专门制造的战争威胁和核讹诈。共产党中的官僚垄断阶级是处在、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中权力行使人的地位上的集体，虽然有共产党的外衣，共产党的干部、大官这些头衔，出于资本权力的社会职能，也就本能地背着了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被美国政府的核武器、经济实力给吓住了，既不敢革命又不敢胜利。

有了社会科学之后，对统治阶级的战争观、英雄史观、唯武器论、唯经济实力论等全都进行了辩证的否定。这种否定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总结、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接受这种唯武器论的。如果他们能被统治阶级的武器、经济实力、军队人数吓倒，也不会参加革命队伍，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将军、元帅。

战争的基础是士兵，虽然离不开武器和军需品，但武器、军需品不属于战争的能动因素，可以从对方手中夺过来使用。东北抗日联军、军歌中，就有“没有吃、没有穿，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只有敌人给我们造”。任何革命的战争还不都是这样么？

战争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经济力量的较量；还有政治、组织力量的较量，策略、政策、战略、战术的较量，军心、民心的较量。物质力量，战略战术，军心民心等全都落实到士兵身上。

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战争观中的唯武器论、唯经济实力论的。其内容是：在一切因素中人的因素第一，在人的工作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活思想第一。这里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谁将一切因素组织成战斗力或生产力，谁去做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活思想工作；谁是工作的对象，只有作为战斗力或生产力中的能动因素起作用。私人所有权下，人与人的关系是主人、奴才、奴隶的关系，或者上级、下级、民众的关系；公共所有权下是平等、互助、协作关系。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核心问题。毛泽东想用文化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想创造出公共所有权代替私人所有权的方式方法、来解决。

唯武器论在生产活动中叫“唯工具论”或“唯生产力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一种精神统治工具。它在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别之间进行的“财产、权力再分配”，或剩余价值的分割中，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但在阶级斗争和反对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就不完全是这样。这里有“民心”、“军心”问题，有统治阶级无法使用的政策战略战术。这只能用阶级斗争、用权力服从人的集体与权力行使人的集体之间的，能否生存、怎样生存的斗争来说明。

从“民心”上研究认识战争的事例太多了，三千年前的武王伐纣、二千五百年前的《曹刽论战》、柳下跖领导的奴隶造反、希腊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陈胜领导的大泽乡革命到太平天国数百次农民战争；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单从军队人数、武器装备、经济实力、军事训练、军官学校毕业的军官等方面相比较，尤其是在打响第一枪之前的对比，都是无法比较的。

从“军心”上说，镇压巴黎公社的军队枪毙了自己的将军——克列艺·托马，参加公社；阿芙称巡洋舰炮轰冬宫；武汉清朝的新军造反起义，清朝的北洋军不服从皇室的命令进行镇压；刘邦押送囚徒去咸阳，却与囚徒一起造反、啸聚在蟒长山上，待机参加农民革命。侵越美军中出现了士兵拒绝长官的命令，不去同越南人民军作战的不少事情。所有这些怎么能用“唯武器论”、“唯经济实力论”来解释呢？

《看文革》对于“民心”“军心”的问题是不顾及和考虑的，只知道私人所有权的行使原则：“民众服从官吏、下级服从上级、整个社会的人服从国王一个人的指令”；所以他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上二十多亿人口都是石块、木头没有大脑，或是动物——牛、马、鹰、犬等没有意识。既然，人是有意识的社会性动物，却把他们当成了无意识的一般物体，还不是明显的错误吗？作者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写在前面的话”第一部分、第三节就强调了“性喜独立思考……避免无主见的盲从”。这就是说作者是用两重标准看待“人”的。至于为什么这样，自己所认的“理”是什么性质的理，我们没有时间和兴趣研究。

7、三国鼎立论。去掉阶级分析法，去掉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权力系统性质内容的变换，就战争论战争；也就分不出真理谬误、好坏、对错。《三国演义》本身是没有社会科学时代的封建文人之作。曹操、刘备、孙权都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地主阶级的不同派别的代表人，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进行“财产权力再分配”时、造成的社会存在现象。罗贯中站在地主阶级的“忠君”立场上，歌颂刘备、贬低曹操，恶毒攻击农民革命黄巾军，只能说明他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卫道士。我们处在今天的社会科学成果面前，依然重复罗贯中的封建观念，显然是不适时宜的。用似是而非的观念来表达历史的事实，与现代人类大脑发展的程度不相适应，其中包含着有意混淆概念、搅乱人心，为复辟倒退服务之嫌。

肯尼迪是旧式资产阶级和资本制度的代表人。赫鲁晓夫是穿着共产党的服装，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官僚垄断阶级的代表；毛泽东称它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马克思虽然没有看到它，却通过“人的本质是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论认识，事先预见了它，并送给它一个名字“既得利益者阶级”。毛泽东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用自己的理性战胜了自己的社会本能，代表着世界无产阶级和民众阶级的利益要求，带领着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剥削，向共产制度前进。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世纪上最强大的三个阶级进行的搏斗，是不能用三国鼎立来解释说明的。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因为它们都属于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行使权力的人组成的资产阶级，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不同民族派别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情况。这正如前两次资本大战中，后起的资本帝国要同老牌的资本帝国争夺市场、料源、投资场所和霸权那样。当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叛徒集团（包括中国的官僚垄断阶级在内）的真面目之后，新旧资产阶级也就合在一起了。这里没有什么“三国鼎立”，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给叛徒集团彻底毁灭了。民众阶级失去了公共所有的名义也就变成了无产阶级。

此外，我们不能不看到“三国鼎立”的核心是英雄史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有二十亿人口；肯尼迪、赫鲁晓夫、再加上毛泽东与二十亿相比，还不是无穷小比无穷大吗？当时他们有力量并不在于他们个人的意志和决心，而在于他们背后的政治集团，政治集团背后的阶级。肯尼迪代表旧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登上美国总统的位置，当他不能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要求，强行个人的意志和决心时，遭到杀身之祸是难免的。“身处高位、行不由己”么！这也证明了肯尼迪缺乏社会科学知识，不懂阶级分析法。

赫鲁晓夫轻而易举的政变上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背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反斯大林，强化对本国民众阶级的压迫剥削，不允许民众对干部监督批评、发表其政治观点和主张，与美国抗衡争霸等；是代表了官僚垄断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他在第三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中退让，也是官僚垄断阶级既要同西方旧式资产阶级争夺霸权，又害怕民众阶级革命造反的、中间两面派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毛泽东代表了世界无产阶级和民众阶级的利益要求，号召并带领人民大众，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剥削，实行共产制度。他既能看到官僚垄断阶级的力量和民众阶级的思想水平，也能把握世界资本的势力；尽管这样，也做不到“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他“最害怕的是人民不觉悟”；也只能权衡利弊、因势利导，进、退、攻、守全都采取积极主要的方式。在实行这些战略转换时，也不得不采用“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方法。文革中自六七年七·二0事件后的战略退却、及退却中一次又次的反击，至今都不为先进的人们认识理解。当我们认真地研究认识所有制度变革后，毛泽东代表着自在的民众阶级的利益要求，反复地同本能的官僚垄断阶级和国际上的资本势力搏斗时，才真正体会到他的大智大勇，和卓越无前的才能。尽管这样，他身后的政变和共运逆潮，也充分证明了“英雄史观”是错误的。

8、内因外因。《看文革》“写在前面的话”第三部分最后一节有：……关键在于突破了重内因、轻外因的传统思维模式，而从国际外因入手……。除了前面讲到的作者找到的文革的原因和目的、是完全错误的之外，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或者不理解；也是对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的无知。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模式不是唯物辩证法，而是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最多是十八世纪法国的机械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仅在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中才系统的讲述过，而且远远没有被人们理解和掌握。即便是“十年文革”及其前后也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占统治地位。不然文革后期，毛泽东不会一再说：我党真懂马列的很少；不会出现所有制变革后十多年，人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公有制、私有制；不知道公共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各是怎样行使、确保和维护。更不会出现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政权在文革中的反复搏斗，最后还是公共所有权被国家政权消灭清除的事实。

唯物辩证法是研究认识事物运动变化原因的，是一种事物的本质、变化成另一种事物的本质时的，内部根据和外部条件的一般指导方法。内部根据就是内因，是指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的物质能量的转移传递。外部条件就是外因，是指物体从外部吸收或向外部发出的物质能量。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是指不管吸收、还是发出物质能量，都要通过内部各构成部分来进行，还要在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转移传递，达到新的动态平衡。这才使物体显现出运动变化。内因本身包含了外因的作用，是说吸收或发出的物质能量，都要通过内部各部分的物质能量的变化显示出来。内因是不完全依靠外因起作用的，是指没有吸收或发出物质能量时，它自身内部的各部分之间，也在进行物质能量的转移传递。即便是机械运动，外因也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外力作用于物体改变其运动的状态，是与物体的质量有直接关系，同样的外力加在不同质量的物体上，其加速度不同。加速度等于力除以质量，这一规律已经表明了。

我们具体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中。应该认识到那时整个人类社会，虽然分成一些部分——民族国家，各部分之间早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成一个整体了。无论是美国、苏联、中国，还是其他民族国家；本质上是资本的生产方式，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统治着社会。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只是公共所有的名义，民众没有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可能和事实。而是由“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确保资产阶级法权的行使”的资本社会的权力系统去组织管理。在这个社会权力系统中，还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即行使权力的人组成的阶级、内部没有民主。这从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期，将批评“右倾思想错误”、扩大成“斗争右倾反党集团”，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不仅是国家政权与公共所有权的矛盾不好解决，而且官僚垄断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不易解决。所以这种社会的矛盾特别尖锐、激烈，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社会形态。这就逼着人们尽快解决这些矛盾，或者前进、或者倒退。这就是它的过渡性本质。

帝国主义阵营国家中的私人所有权是和国家政权相一致的权力，而且在行使权力的人组成的阶级、内部实行的是“民主政治”。这样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容易解决，而且可以把被统治阶级的有型势力的上层人物拉过去，质变成确保资本制度的力量。尤其在第二次资本大战后，欢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参加议会选举，选票达到规定的数量可以独立组织政府，任何政府都可以在任期内实行自己的政策，如“建立国有企业”，实行二次分配等，可以一届一届的暂时缓和阶级矛盾。为此，社会稳定程度较大，它还能在资本道路上前进；除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之外，是无法向共产制度变化的。

从当时的世界来看，主要有资产阶级、官僚垄断阶级、无产阶级和民众阶级四大势力，前两者是资本权力行使人的集体，后两者是权力服从人的集体；其区别在于有无公共所有的名义。（这一点很重要，不能轻视，它是一九一七年到六0年，数千万无产阶级革命的烈士换得的成果，也是向共产制度发展的生长点、是共产制度的幼苗。）从总的来说，当时人类的面分这九十九，只能认识名义和表面形式，认识不到本质，资产阶级和官僚垄断阶级也就处在对立的状态下。当有更多人的认识接触到本质时，二者也就合在一起了。无产阶级和民众阶级都是服从资本权力的人，属于自在的阶级，如果没有人启蒙、组织、带领，是不属于有型的社会势力的，它们之间也谈不上矛盾。

民族国家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存在形式。它在十九世纪末几个资本大国将世界市场瓜分完毕，进入资本帝国阶段后，就已经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成为世界资本统治人类、限制无权民众活动范围的工具。为此，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民族国家之内进行，不会一下子危及资本的存在，使它有充足的时间调集力量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镇压、封锁、演变。

自十九世纪末在认识社会时，谁只停止在自己所在的民族国家内，谁就在客观上为世界资本的统治服务。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从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同世界资本斗争的全局出发，处理无产阶级革命具体问题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侵略战争。夺权后的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主张民族歧视和压迫，反对“无条件的支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后质变成资产阶级的代表，为确保资本制度服务。

为此，《看文革》的内因、外因划分是表面形式的划分，不属于我们这个历史阶段中、从本质上认识社会问题的方法。它只看到目前人类社会存在的表面形式，看不到本质和规律。资本生产方式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现实社会的本质；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转移到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去解决的社会现象。用现象代表本质是错误的。

9、文革动乱论。《看文革》第一章最后一节谈到：在大敌当前、盟发告急、战争迫近的危险时刻；却发动了把全国搞乱，党政国家管理瘫痪，经济一时猛烈下降倒退的文革大动乱，而反其道行之。上面讲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从现象、表面形式看问题的结论，也是反文革势力的攻击之词。作者也是对这种攻击进行反驳的，不过反驳的立场观点不同。

A、文革不是大动乱。既然有毛泽东这个党、国家、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领导、指挥，虽然是浩浩荡荡、横扫一切、排山倒海、冲击所及纷纷瘫痪，当然也就不属于动乱了；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公有制名义下的社会运动”。的确也有官僚垄断阶级的代表人故意制造的混乱，那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月逆流、林彪集团的派性支左及“九大”后的阴谋政变，邓小平复职后的右倾翻案风及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等。但只要有毛泽东对“全神关注政治局势”的民众、轻轻一点，也就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B、党、政、国家管理瘫痪。所有制变革后，用公共所有权限制和代替国家的职能，让民众亲自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要求。只有让原来的党、政、国家机构停止运行、靠边站，民众才有可能行使公共所有权。否则公共所有只能是名义，公共所有权也就没有存在和行使的可能。这里的“党、政、国家管理瘫痪”，是所有制变革后，第一次“消灭国家，消灭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创造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的尝试。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进行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C、经济一时猛然下降倒退。这是反文革势力颠倒黑白的攻击，是为他们“消灭社会主义、复辟私有制度、投身资本帝国当走狗”制造的借口。事实上是，自五八年到六二年初由于国家政权不适应于公共所有权的需要，而造成的“五风”原因，使得农业生产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全民族的生活用品比较紧缺。正是“十年文革”使中华民族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整个民族经济才得到突飞猛进发展的条件、向前发展。作者也写到“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粮食基本自给，还能拿出一些人力、物力无条件地支援世界革命。怎么又说是“一时猛然下降倒退”呢？“十年文革”中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是：当时每个生产单位都有两个到三个群众组织，民众都能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生活等集体活动，都能随时监督、批评、指责、以至撤换自己的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不管哪一派群众势力的代表，担负集体的生产、生活等集体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都不敢失职偷懒，多吃多沾都不行，不用说贪污盗窃、假公济私了。否则大字报、大标语当即涌向街头，随时解决问题。为此，那些“当官享乐”的人不得不撂挑子，什么“五风”、“六风”、欺压民众之事，荡然无存。还有大学教授、专家、知识分子下乡进厂参加劳动，给生产单位带去了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运动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全面展开。这才出现了公有制中生产大发展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一些地方也出现过生产积极性下降的时候，那都是走资派得势，压倒了文革势力，疯狂地对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民众打击、报复，剥夺民众行使的公共所有权，不允许民众发表他们的观点和主张造成的。对于中华民族的农业来说，文革中、后期是大发展的时代。我们的亲身经历是，文革中的前几年食物等日用品还比较紧缺，中、后期已经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程度。如果人们查一下文革后期的报纸就会看到，比比皆是的，是有关大队、公社、县达到稳产高产的报导，就会明白了。在今天人类大脑发展的水平上，民众的思想是不应该受到复辟狂们控制的“宣传、教学”的内容左右的。

D、“大敌当前、盟友告急、战争迫近的危险”问题。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作者七0年二月还上书“停止战备、进行经济建设”，怎么又成了战争迫近的危险时刻呢？当然这是指六五、六六年，美帝将侵越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不过当时人们对世界局势及战争问题的认识不同罢了。

毛泽东精通的是辩证逻辑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他对当时世界情况的掌握，早在第二次资本大战后期就得出了“世界资本制度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程度，阻碍人类社会前进的直接障碍是赫鲁晓夫代表的官僚垄断阶级。然而，这个阶级是非常虚弱无能的，连自立的能力都没有；它只能投靠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生存。因为它是“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阶段的统治阶级；构成它的一些人参加过无产阶级革命、信仰过共产主义，发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也立过功劳；只是由于他们进入了“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行使权力，才本能地执行资本权力的社会职能，同民众阶级处于敌对的地位。

毛泽东根据历史的事实，特别是掌权后的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确认“靠国家军队反对侵略”是行不通的。例如：宋朝的抗辽、抗金、抗元，明朝的抗清，鸦片战争中民众自发的势力打败英军、而官府都镇压民众、签订“南京条约”，清军勾结英法屠杀太平革命，清政府勾结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复辟帝制，日本轻松愉快地占领东北、华北等等。文明越发展越能明确地表现出国内外的统治阶级，无非是一条裤子的两条腿而已；何况旧式资产阶级和官僚垄断阶级，都是“资本权力系统”中的权力行使人的集体。为此只能根据历史发展的需要，发动“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去限制代替国家政权”的革命，将八亿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共产主义者的周围，就可以轻松愉快地战胜世界资本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官僚垄断阶级的联合进攻。

历史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当中华民族的文化革命荡涤一切旧世界时，世界革命学潮风起云涌，美帝苏修镇压本国的群众运动都来不及，那里有力量联合起来侵略中华民族。美国政府发动的“局部战争”不得不偃旗息鼓、甘认失败，苏修也只能仰天长啸“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六、结论。

《看文革》提出了从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研究认识文革的原因和目的，肯定文革，赞扬文革的发动领导人毛泽东，并收集了二战后的很多战争资料是应该肯定的。作者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不顾各种危险和威胁，整理公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是符合时代精神、当家作主人的品质和要求的。而与那种为了得到主人的奖赏，只会模仿主人的声音、行为的高等动物无法比似。

观点主张不对、并不是过错，只要通过文斗，认识了错误改了就好。就是一时认识不了，可以保留意见，等待实践的检验。只要通过充分的文斗后，由社会基础单位的全体大会表决，来确定这个集体实行哪个主张，也就无碍大局了。为此，作者是公有制度中的高尚人，应该受到人们的学习和尊敬。同样我们进行评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欢迎辩论和批评。为了弄清问题，激发人们学习、研究理论科学的兴趣推动人类大脑的发展，是需要提倡民主、提倡理论斗争的。

我们认为《看文革》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社会的认识是错误的，是属于现象和表面形式的认识。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当时社会的本质与规律。原因的原因在于作者对于社会科学学得少了点，或者没有理解、弄懂。这也有客观原因：一是，社会科学产生得晚，十九世纪中页产生，也不完备。二是：社会科学的本质是“造反有理论”；处在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行使权力人的集体，及依附于这个集体而生存的文人，本质上是反对这一理论的；即便是不得不讲到它，也是全面地歪曲、篡改、修正成“镇压有功论”，起/码是“权力行使人压服自己的下属、民众，服从指挥、完成任务是有功”的吧！？所以，社会科学虽然产生了一百五、六十年，整个社会还是处在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地统治下。故知道社会科学的人不多。即便是革命四、五十年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集团中“真正懂得马列的很少”。这不是文革中、后期毛泽东一再叹息的事吗？用传统观念认识社会和历史只能得出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错误结论。

社会科学确认：社会最高当权人的意志决心，战争、武器、经济实力等是社会存在的现象和表现形式；其本质是社会权力系统的性质内容，也就是社会权力行使人的集体与权力服从人的集体之间的关系。本质的本质就是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再深的本质就是人类大脑发展的水平。表示人类大脑发展程度的是认识、思维能力，即由已知推出未知，由今天推断明天的能力。推理的根据是本质与规律。本质内部的矛盾性是内因，具体条件是外因，二者都不能忽视。人类能动性的根据，就是同一本质在不同条件下转化成不同的本质，也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规律。

如“水”在电解的条件下，转化为氢气、氧气，在加入三氧化硫的条件下转化为硫酸，在加入氧化钠的条件下转化为火碱。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毛泽东代表的民众阶级胜利了，也就产生出“虚政民权”的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官僚垄断阶级胜利了也就要倒退回新式殖民地的资本制度去。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让社会生产力倒退、人类大脑退化的办法，所以人类社会的倒退是暂时的，倒退是为了飞跃做准备。

毛泽东发动领导文化革命绝不是与美帝、苏修搞什么“三国鼎立”、争夺霸权、建立地球国；这种私有制度中的低级趣味。而是适应目前人类社会前进的需要，消灭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创造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完成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使命。

十年文革创造出了共产制度的雏形。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公共所有权的上层建筑的幼苗。不允许她组织、使用社会专职暴力管理社会；只允许她写论文发号召、召集各种类型的群众集会或代表会议，确保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解决社会重大问题和个人问题。“写论文、发号召”的办法，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任何民众都可以使用。只要你的号召有道理、对人类有好处、而且可行，就会有人响应、成立群众组织，通过演讲、辩论，在一些社会基础单位、由全体大会形成决议试行，做出榜样后、其他单位通过全体会议的决议学习推广。

文革中红卫兵学习串联，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民众一起劳动生活，发表个人的观点主张，参加辩论、文斗进行集体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表明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这是共产制度中没有货币的启示，也是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社会的一切活动的一种办法。

十年文革中没有国家首脑，绝对多数官吏靠边站，对社会不起好作用。这是消灭国家的可行性证明。文革发动阶段给了我们这些积极参加的人、一个共产制度的直观感觉。同时，给了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中权力行使人的集体、及依附于他们生存的上层文人，一个世界末日的感觉。所以他们拼死反对文革、复辟私有制度、投身资本帝国甘当奴才、买办。这就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