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基础课题——如何分期

文化大革命，三年五个月

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四十八页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句，明确地表述为：起于1966年5月，于1976年10月结束。就是说，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北京召开，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一九七六年十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胜利结束（摘自华国锋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作的政治报告）。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在谈到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尽管两个文件的语境不一样，“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这两点却是一致的。

　　《五一六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和路线，以此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似乎没有什么人有疑义。但是，严格地说，，毛泽东主席亲自布置下，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点燃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导火线。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了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带上汪东兴悄然离开北京，在南方组织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五一六通知》在传达：“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决定之后说：“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可见，《五一六通知》体现了中共中央接受并确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五一六通知》已经明确《评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的性质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既然说，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的公开发表，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于这个时间，是正确的。　　

对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这种说法有疑义，就大有人在了。　　

《决议》说：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利用”者，顾名思义，就是利用，不作为运动本身结束与否的标志，要看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毛泽东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打算就是三年。　　

　1967年7月13日　下午，毛泽东主席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毛主席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他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这里说的是三年。　　

同年8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同阿尔巴尼亚的客人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这里说的还是三年。　　

　1968年10月13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讲话，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接着，毛泽东主席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于1968年11月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以便在十二月份集中各种意见。　　

1969年3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碰头会上，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十分明确地说了“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这句话，这是一点。第二点，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机构——中央文革，其功能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作为一个临时性的组织，毛泽东主席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央文革这个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不要在文件上签名了。这个时间是1969年的3月3日。这一点我们不能看不见。　　

1969年4月14日通过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里的“胜利”就涵盖了结束的意思。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于九大的胜利召开，这个结论，已经在党的九大作出了。所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说过：“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而后，毛泽东主席还说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这些语境，显然都是相对于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而言的。　　

所以，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主席批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的公开发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这里开始，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止，历时三年五个月。　　

另一方面，从运动的特征来看。没有特征就没有事物。文化大革命具有哪些与历次运动和党内斗争所不同的特征呢?　　

　1966年11月3日　，毛泽东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林彪作大会发言。他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这一段话，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观点。　　

众所周知，在196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谈话中曾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这里，毛泽东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概括了三个特征：一、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二、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形式；三、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三个文化大革命所特有的特征，是其它历次运动和党内斗争所没有的，是文化大革命所特有的。　　

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具有文化大革命的这些特征吗？没有。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定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战备等三个问题。在下午的开幕式上，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造势。林彪是用突然袭击的办法 ，打乱了会议的正常进程，妄图改变九届二中全会的三大议题，改变九大的路线，它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曾说：庐山会议问题的性质是，“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搞政变，要谋害毛主席，和毛泽东主席粉碎林彪的政变阴谋，发生在上层，不具有自下而上、四大民主等文化大革命所固有的特征。就是说林彪事件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范畴。　　

同样的道理，华国锋逮捕王、江、张、姚，粉碎“四人帮”，也不具有那些文化大革命所固有的特征，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范畴。至于说华国锋在1977年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华国锋是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确立“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来表明新一代的开始。　　

华国锋与华国锋之后，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粉碎‘四人帮’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他们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标志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后者标志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结束”，两者完全是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是主观主义的一个简单划定，缺乏具体的分析。我们说，真理只有一个，只有一种可能。有两个、有两种说法的就不是真理。所以，把粉碎‘四人帮’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评价是一回事，文化大革命如何分期，是另一回事。从毛泽东主席领导党中央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过程和安排，从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来看，文化大革命的分期：起于1965年的11月10日，于1969年4月九大的胜利召开而结束，前后三年又五个月。林彪事件，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范畴。　　

关键词：毛泽东 文革  分期   九大  十年  三年五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