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红卫兵墓”

有感于“红卫兵墓”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一个魔鬼，文化革命的魔鬼，在东方古国肆掠。
    必须摈弃幽灵，锁定魔鬼！
    这是极右人士的心声。

    现代社会只要发展生产力，过早消灭资产阶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要让人们记住，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再进行革命！
    这是当今领导阶级的话。

    无产阶级专政下最凶险的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派。青少年们用自己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将来的黑暗中，有我们自己的武装，再也别忘了喊口令。
    “口令！”
    “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回令！”
    “彻底培藏帝修反！”
    于是，枪口一致对外。
    这是我看着“红卫兵墓”最想说的话。
   
    我还想说，将重庆沙坪坝“红卫兵墓”列入省级文物保护，真是一个勇敢的举动！西方媒体和极右势力都在第一时间里表示了审慎的欢迎。他们以为，“红卫兵墓”就是给红卫兵盖棺定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我也感谢政府，让我们有个永远记念战友的地方，我想到那一天，我们所有的人（不只是左派），同聚这里抒发豪情和愤懑，同唱“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同样的歌，同说“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同样的话。这也是长眠在这里的红卫兵小将们最想听的歌，最想说的话。
    这就是极右势谨慎欢迎的原由，这就是他们最害怕的“负作用”。
    令人担忧的事情真多。
    老汉带着孙子从这里走过，“娃啊，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为了保卫毛主席，连命都可以不要！”
    工人农民从这里走过，“你们的遗愿落空了，资本主义果然复辟了，等着瞧吧，老子总有一天要象你们那样干！”
    学者从这里走过，“你们改造旧世界的精神是好的，可惜你们的子弹打错地方了。”
    未来的后生从这里走过，发现血还可以这么流的?要想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多么不容易，引起他们冷静思考，懂得了如何走前人没有走完的道路。

    右派们要叫嚷了，你是说这些红卫兵死得应该吗？他们死得毫无价值！
    其实，正是他们心里在说这些红卫兵死得应该，他们要是不死，可能就是更加利害的左派。他们应该多死，更能证明文革危害。当然毫无价值，价值就是金钱、利益。今天的杨元元之死，同样毫无价值，但是她自认为有“价值”，可以表达她对内心的控诉，可以引来正义的呼唤，可以唤醒人们的良知。
   我看着“红卫兵墓”，心里头有了新的感想。我本来也差点就躺在里面，过后我庆幸自己没有白白地死去，现在我却也愿意躺在里面了。因为我不是为了杀人躺倒的，而是以正常的方式参加革命被人误杀的。这样我就可以永远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向人们诉说着革命的艰难曲折。

   右派们声嘶力竭，“红卫兵是暴徒，是魔鬼，毫无人性！”
   当年的红卫兵有几千万。现在残存在世上而又本性不改的至少还有几百万，他们面对着阶级兄弟遭涂碳，阶级姐妹遭蹂躏，眼在流泪，心在流血。他们只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和养老金捐献救助受难者，他们只能用手中笔，去召唤执政者的良知，鞭笞腐败邪恶势力。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死得差不多了。但是，能够传承他们的后代会将有亿万。

    那些人谨慎宣染“红卫兵墓”的主要目的，说出来吧，就是为了打压左派！
    我曾看过一篇老右朋友的文章，揭露左派。说他们都是文革中的“有问题”人士，都是当年“打砸抢的红卫兵 ”，血债累累，罪行难书，他们这种遭到处理过的人在四川有十几万（应该是缩小了的数字）。立即使我想起了一位大朋友，他是我们单位男子篮球队大名鼎鼎的前锋，生产也是一把好手，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热情、正直、豪爽。“文革处遗运动”突然被投入监狱，服刑八年，出来以后，判若两人，生龙活虎的青年，变成了老态龙钟的庸者。原来的两派群众都感到惊异不解，鸣不平。甚至有人说，这就是赤胆忠心跟党走的下场。几年前，我的同学到北海市，以当年红卫兵文艺宣传队同学聚会的名义，祭奠她（他）们的一位朋友，生前是北海市博物馆的馆长。这个人我也熟悉，高年级同学。文革前据说还是一位顽皮捣蛋的不良学生，文革后期成了我们我们敬慕的司令，英勇、威严又很讲道理。武斗刚结束有一个短暂的混乱时期，有些坏人企图龙蛇混杂，鱼目混珠，以兜其奸。押起我们学校“站错队”几名老师去枪毙，是他带着我们去把老师抢回来。他却也曾被“处遗专案组”撤职查办 ，幸亏学校的老师们出来作证：“我们的命是他抢回来的。”上面提到的两位为什么会被诬陷，原因都是调到了外单位工作，文革中心怀不轨办了坏事的人就把身上的屎往别人身上扔。虽然我一身清白，但是也感到在那个特殊的日子要想不犯错很难，自己的亲朋好友被人打死了，怎能控制住情绪 ？没有歪思的人有时也免不了“走火  。发动群众揭发文革中的坏人是必要的，而且先前也已经有过发动群众揭发，有必要关起门来搞人人过关吗？事后我才明白这是精英们又一英明决策，这样才能把文革中上来的千百万基层干部搞掉，否则不放心睡觉。我见识了一些“处遗”工作者，文革中的逍遥派，尽管人们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热情澎湃，他也毫不关心，逍遥自在。当初人们骂他们没血没脸，现在好了，政治轮到他们来了。

     文革武斗时我还没有三八枪高，当子弹从耳边嗖嗖而过时，心里的确害怕，并不是怕死，而是知道这样死不值。心里诅咒蒋介石为什么不来反攻大陆；诅咒右派为什么不发动武装政变。心想，只要我们背后有枪炮打响就好了，正面正向我射击的“敌人”就会马上成为我的坚强战友。那时我就会自豪地前去战死。我这份心，还有谁知道？如果他们活过来，一定会有人对我说，“同感！”

   我站着红卫兵墓前，还是似乎感到这里本应有一块属于我的地方。但是我决不会像你们这样去死，我一定会死而无憾。本来不应该过多埋怨逝者，但是我必须帮他们说出他们内心的遗憾。既然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为什么不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要用文斗，不要武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还没说得够清楚吗？为什么你们还是要两眼迷茫？曾记否，你们还没有流血，武斗快要烟消云散，某某领导一次接见，马上又风云突变，战火重燃。也许这位领导是“四人帮”的人？除了白痴，谁会相信！“四人帮”想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只有那位傻蛋老华，才会说得出来。难呀，真难！好人坏人要到毛主席离开之后才能分辩得出来。
    我站在“红卫兵墓”前，想起了当年有人说过的话，“我哭豺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