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台与假“大公”

　　 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蒋党内幕》（作者翊勋）以民国人写民国内幕，颇具史料价值。关于当时的大报《大公报》，本书说它是假的“大公”：

　　 “九•一八”后，国民党报纸的威信扫地，蒋介石采纳了张群、杨永泰的建议，采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运用民间的有力报纸，对政府“小骂大帮忙”，于是就对《大公报》“特加青睐”，另眼相看。民国二十一年吴鼎昌到上海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但不包括“剿共”在内，其作用即在团结一切反动力量，以反对人民、反对共产党，巩固蒋介石、汪精卫的统治，所以得到国民党各种御用团体的响应。这也是《大公报》与蒋介石合作的第一声。

　　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各院部会长以下到者数百人，首席的主客却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与席者大有“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概。从此张季鸾就成为蒋介石的顾问，可以不待通报，直接跑进去见他。《大公报》即利用这机会，常在评论中或新闻中透露一些蒋党新闻检查所不许发表的消息，新闻检查所如要检扣，张季鸾打一电话去说：“这是委员长说的，由我对委员长负责。”新闻检查所的奴才们决不敢去问委员长，只好通过。

　　《大公报》对蒋介石的帮忙是无微不至的，但他的方式很巧妙：平时对蒋政府常加批评，好像它真是“大公”一样，但仔细分析起来，它决不批评蒋政府的基本政策，更从不批评蒋介石本人，只讲些枝节问题和蒋下面的二三等或四五等角色。其作用即在麻痹读者：基本政策方针是“对”的，只是若干具体办法错了；蒋介石是“好”的，只是部份的官吏不好，这是所谓“小骂”。

　　至于“大帮忙”的手法则更为高明：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时，国民党所有报纸都大骂张学良、杨虎城，人家一看就说是一面之词。《大公报》并不如此傻，它开始大夸奖百灵庙的胜利与百灵庙胜利的艰难与伟大，这首先造成一个“政府已在抗战”的印象，其次略说一说西安事变是一个不幸事件，最后则提出是非曲直，大家应听一听绥远抗战将士的意见与主张。它并没有正面明白提出谁是谁非的话，而要大家听傅作义的话，又在傅作义的头上戴一顶“抗日将士”的大帽子。文章这样做法，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打击，比国民党报纸的一味谩骂者要毒辣万倍；对南京政权的帮助也十分有力。这就是《大公报》一贯使用的手法，表面上使读者觉得它颇为公正，并不偏袒蒋政府，实际上则偏袒得最有力，最有效果。有时《大公报》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也作某些批评，说那样不行，会失败，但其作用则在提醒国民党，要国民党聪明些，提防吃亏，基本上仍是帮助国民党说话的。
　　《大公报》对国民党的帮助这样大，所以成为蒋介石每天唯一阅看的报纸，而许多国民党要人不论是那一派的，也都很注意《大公报》。政学系就利用这一点取得了若干政治上的便宜，当某一问题或某一重要职位的人选尚未决定的时候，《大公报》就先进行舆论准备，使政学系获得优势或有利条件。如民国二十六年吴铁城调广东省主席，所遗上海市长一职，各派逐鹿，在人选难以确定时，以秘书长俞鸿钧代理，以后《大公报》即传出“俞鸿钧将真除”的消息，俞鸿钧的资望是不足担任上海市长的（以能力讲，他当然比吴铁城强得多），但竞争的各派，如自己不能到手，也不愿竞争的对手得到，政学系就利用这点拖延决定继任人选。最后一次，蒋已同意给钱大钧，第二天的中政会就要提出通过，政学系知道了（那时张群兼中政会秘书长），当晚通知《大公报》，就在报上登出一则“专电”，说“上海市长决定由俞鸿钧真除”。中政会开会时，《大公报》，上海版的航空报已早到南京，大家纷纷猜测，“是否蒋的意见又变更呢？至少表示蒋还没有最后决定吧！”于是反对钱大钧的增加了勇气，结果钱大钧的市长就没有到手，下一次，俞鸿钧就真的成为正式市长了。这仅是一个例子。
　　《大公报》并不直接拿国民党的津贴，但比接受津贴的报纸要多得实惠数百倍以至千倍。如日本投降之前，重庆的美汇市价要三千元蒋币换美金一元，《大公报》从财政部获得外汇二十万美元，是照最低的官价二十元蒋币换美金一元计算的，就是以四百万元换到价值六万万元的外汇，其所得超过一千个职员全年的薪金，比《大公报》全年的开支要大几倍，那里有这样大的津贴！

　　又如抗战刚开始时，《大公报》向海外买进一大批纸，运到了香港，价值近十万元。那时俞鸿钧真除市长不久，胡政之去对愈鸿钧说：“纸已到香港，报馆一时无钱，请市长打一电报给广东吴主席请代垫一下，并把纸代运到汉口。”俞鸿钧当然立即照办，不仅敲了一笔大竹杠，而且那时粤汉路运输极拥挤，化了大钱也不易运输，《大公报》不仅很快运到，还叫别人出钱（这笔纸钱和运费，当然由俞鸿钧弥补）。

　　凤凰电视台不就是昔日的《大公报》么？

　　尝记得余秋雨“大师”在凤凰电视台每天都在为自己做一个广告说：“为什么有些人这样生活？为什么有些人那样生活？只能从文化里找答案。”（大意）然后，凤凰电视台接着就吆喝中国人民和他一起去“拜文化为师”。

　　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资产者暴富，声色犬马；劳动者贫困，一贫如洗，只能从什么“文化”里找答案吗？贪官污吏是什么文化？贫穷的“农民工”又是什么文化？看来，他一方面要蒙骗老百姓，一方面还要向一些人讨好。这种人正是要用一种貌似“文化”的嘴脸，来掩盖当前社会的不平，掩饰社会的腐败。梁效当年就是抱中央文革的粗腿，现在当然还是要抱粗腿，抱惯了。

　　另外还有一例，不久前法国政府收回了人民所反对的劳工法。二个多月来，法国的工会和学生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香港凤凰台的评论员何亮亮，几分钟前却立刻表达了中国“主流”的意思。他马上判断说，这一次在法国没有赢家。在实际上，他指责了法国民众，认为法国将承担没通过新劳工法所带来的法国经济没有竞争力的后果。他说法国、德国和英国都是“吃大锅饭”的。至此，我们才明白了这些中国“主流传声筒”的意思。

　　照凤凰台的说法，西欧北欧都是“吃大锅饭”的，都没有经济竞争力，都应当实行中国式的“改革”，贫富悬殊，可以随意开除劳工，才可能有经济活力。香港凤凰台完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传声筒。几乎从来没有站在人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西欧北欧人民生活得好好的，他们拒绝打开将“失去社会保障”的潘杜拉的匣子，欧洲人民不需要中国式的“改革”，他们目的明确，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无需何亮亮之类的中国评论家来指出他们阴暗的、没有经济竞争力的前景。

　　中国人民倒是没有“大锅饭”了，他们也没有钱去看病、上学、买房了。不少中国人在盼望“社会保障”，但他们能够得到吗？而且我们中国人怎么好意思嘲笑欧洲经济的“竞争力”问题。中国经济的技术基础，比欧洲天差地远！现在是中国在引进欧洲技术，而不是欧洲在引进中国技术！奔驰、宝马、标致、大众，还有空客，那都是欧洲的，不是中国的。

　　凤凰台前些年倒还骗了不少善良之人，现在越来越露出中央二台的马脚。有时候会洒几滴鳄鱼泪，但基本立场是为了官僚买办辩护的。有心人留意一下刘老板的背景，就知道它实是党内走资派的代表了。

　　鲁迅说：“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他不是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是仗势欺人的宰相家丁。他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他有点上等人的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小百姓看得明白：《大公报》和凤凰台之流，可不就是“二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