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是随意创立和改变的吗？

公有制是随意创立和改变的吗？　　

现在有一些理论认为，改革开放前创立公有制是完全错误的，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产物。也有一些理论认为，这种公有制是完美无缺的，是最能促进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开放后搞“国退民进”就等于私有化，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产物。这里，左派右派，或公或私，界限分明，尖锐对立，水火不容，既不允许有任何的“和稀泥”，也没有任何的统一性和调节空间。在这些人看来，新中国的公有制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想创立就创立起来的，现在搞了许多私有制企业，也是“走资派”们想搞就搞起来的。也就是说，搞公有制还是搞私有制，都是政治人物的政治路线决定的，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决定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关系或财产所有制关系。只要政治人物改变一下政治路线，私有制就立即可以变成公有制，公有制也很容易变成私有制。于是，按照这些左派右派的观点，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所有制变化，似乎只是政治家们想变就变、随心所欲的结果了。　　

很明显，这两种观点都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说过：““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又说：生产力发展到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这一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可是，“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窜改”。可见，那些左派右派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都成了现代中国的“凯里”？　　

大家知道，自从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科学技术史等等，就不再是文人们主观唯心的历史观能一统天下了，不再是人们信口开河、自以为是的解释就能“改变世界”了。比如，讲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也就必须放到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来认识，才有可能作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结论。讲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有制或私有制，也必须结合当今中国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实际，运用唯物史观和科学辩证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对中国的现状没有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对唯物史观和科学辩证法没有真正的掌握，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来谈论公有制或者私有制，那么往往会滑到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泥坑里胡说八道的。可惜，这些人还必定是振振有词的！　　

我以为，要谈今日中国的公有制或私有制，首先要抛开一切“伟大人物”和各种政治派别的思想意志，抛开各种偶然因素，从什么是公有制，私有制？为什么会在中国产生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什么这种公有制又很容易转变成“官僚资本所有制”，转变成“民营资本所有制”等等客观事实出发，也就是说要从“物质动因”出发，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和发展的要求出发。然后再要研究现阶段公有与私有的关系，研究两者的辩证统一，研究它们存在的历史性，必然性，合理性，相对性，也研究它们的局限性，条件性，不合理性，暂时性，过渡性等等。抛弃这一切，一唯地无条件地肯定或否定原有的公有制，肯定或否定现有的私有制，我以为都是不科学的，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不能真正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的，因此也是不利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会被党和亿万人民所接受的。现在，党中央提出要划清“四个界限”，其中就有要划清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与私有化、与原来那种“一大二公”式的公有制的界限。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化大力气调查研究分析。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过：“每个事件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辞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辞句和法律辞句正象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中产生的”。而如何正确地认识现实中国公有制与私有制在发展变化中的矛盾斗争，分清其中的是非曲直，是一件艰苦的思想劳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听一听恩格斯的忠告：“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是资本统治的世界，正处于资本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商品、货币、资本、价值规律仍然具有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潜能，“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中国即使改变了旧中国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公有制仍是建筑在商品、货币、资本、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说，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同一生产力发展阶段上，共同建立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的基础上的。试想，如果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抛弃了商品、货币、资本和价值规律，会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既然如此，那么现阶段的公有制也就是商品化资本化的公有制，是把剩余价值全部归无产阶级国家即官员们支配的公有制。而正是这种公有制才成为改革开放后一些官僚特权派可以任意私有、任意出卖、任意挥霍的总根源。而且，也正是这种公有权一旦被腐败分子所掌握，才使得大量国有企业缺乏动力和活力。针对这种情况，所以毛主席晚年在总结苏联修正主义和林彪事件后深刻地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提出适当地合理地利用资本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我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主要因为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长期地大量地存在、民族资本家阶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促进商品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有利于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经济建设。当然，这种利用不应当是无限制的盲目的，不能严重损害社会主义全体劳动人民利益，更不能搞完全资本主义私有化。在现阶段，公有与私有是相对的，是相互在一定条件下很容易转化的。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如果利用的好，对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完全必要和十分有益的。相反，如果利用改革开放，根本动摇和改变了社会主义性质，搞“中美国”经济上“资本一体化”，政治上“民主自由化”，思想上“普世价值化”，那么无论是名义上的公有制还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私有化，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垮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暂时失败，中国一定会四分五裂，被帝国主义殖民化。　　

可见，关键不在名义上的公有制，而是掌握着支配着国家大量财产的党政机关的官员们，必须真正是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必须是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谋幸福的人民公仆！因为，在现阶段，在资本统治整个世界的形势下，在劳动人民还没有普遍成长为社会主人，又不善于管理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情况下，掌握着大量剩余价值和社会主义命运的上百万官员一旦变质，一旦转化成为官僚卖办特权阶级，那么无论建立多少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只会有利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贪得无厌。把金钱财富交给他们越多，劳动人民的苦难也越多。这不是说把资本都私有化，都交给民族资产阶级就一定好，而是说在当前条件下，适当利用和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适当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经济发展，促进政治进步还是有益的。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大战略，大策略。为此。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防止和改变两极分化；要建立更加广泛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全力以付打羸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持久战”。否则，一切“公有制”、“私有制”的争论都将是空谈，空话，解决不了当今中国的实际问题。　　

一家之言，欢迎批判。

                    多思        　2010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