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绩效评估之三：评估的几个重要结论

公有制绩效评估之三：

可以引伸的几个重要结论　　

之前，我曾提出一个判据——如果能够同时证明农业和工业公有制实践是高效率的，则公有制高效率的判断就是一个强势的结论。通过对工农业公有制实践的系统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公有制是直接促成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制度基础。农业公有制实践的结果是通过提高人际协作的方式应对自然环境，大幅度改善了农业经济的基本要素，由此使得农产品的共给总量成倍增长，是破解人地关系紧约束的唯一有效方法，由此提供了中国社会走出治乱循环的物质基础。工业公有制实践从传统手工业起步，通过平均分配的方式实现广覆盖、通过低工资的方式实现高积累，使得中国经济以超越日本的发展速度，进入了现代工业化国家的门槛。中国的工业公有化实践，创造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曾有过的增长奇迹。因而可以认为，没有公有制实践，今天的中国绝不会产生任何奇迹。对于上述公有制绩效的最终结论，需要进一步给出经济学理论和规律支撑或者解释，并且对公有制高效率的现象进行系统分析——　　

【其一：公有制促成社会道德进化，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方式】　　

市场上发生的交易，是一种人与人关系的具体形式。这个关系的日常沿袭，会需要一种低成本的交流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大家共同遵守一种标准化的行为约定，这就是道德。西方经济学中经常会提及“契约精神”，制度经济学甚至将企业也看作是一系列契约导致的结果。而当追问契约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发现西方经济学介绍给中国人的契约精神缺乏文化属性，纯粹就是一个字面上的僵直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的契约精神，等同于合同、合约、字据或者凭证。而实际上，这只是契约精神的一种形式化的表达。契约精神的本质是行为规范方式，就是通行于社会的商业道德。　　

单从道德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降低人际交流成本的追求，不是西方社会特有。而且商业贸易，也不是中国社会的缺项，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降低商贸活动中人际交流成本的实践是什么呢？分析契约精神的内涵与外延就是可以知道，所谓契约精神也就是中国人常讲的诚信。而仁义礼智信，从来就是中国人追求的道德价值。诸多人一讲到契约精神，就追溯到犹太文化。而实际上从人类精神发育的过程看，任何一个能够延续至今的民族，大都有优秀的、用以协调人际交流成本的内在规范。比较而言，中华民族将“信”字刻写在文化中的时间远远超过其它民族，其内涵也更丰富。也就是说，中华文化中，本来就有适用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这是因为从井田制废止之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市场经济”的体系中，没有《国富论》不等于没有市场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引进了一个不甚理解的洋概念却湮灭了传统，很可能演绎邯郸学步的悲剧。　　

道德失范的经济运行过程，就等于交易成本急剧攀升。比如人们能够自觉地遵守交通秩序，就可以省略交通警察的大量劳动、也可以省略路边的护栏，这就是道德价值的折现效率。而这样的折现效率，在现实生活中是随处可见。一切道德的进化过程，都是一种促成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的追求。横向地观察世界各个经济体，会发现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都伴随着严重的道德问题（官员贪污、社会秩序混乱）。有人将道德问题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内涵阶段，认为经济继续发展就会走出这样的危机阶段。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承认道德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原理，对此的解释是——当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活动有了超额剩余溢出时，就会对新的分配秩序产生需求。这种需求不能满足公认原则，以经济为基础的道德结构随之失范。而一旦道德环境失范，经济效益的增长就会受到交易成本的制约，由此形成一种交易成本与生产同时增长的简单平衡。这个平衡不能用治理道德的方式获得解决，经济增长受制于这种平衡的现实就无法突破，宏观上就无法继续增长，也就永远地不能成为发达国家。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道德进化是经济发展的优先条件。　　

相反，鼓吹私有制就必然解构常规道德环境，其原因在于构成私有化的诸如“经济人假设”、“私有产权不受侵犯”、“自由化”等核心概念，都是维护资本利益的言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理下，潜藏着信息不对称、效用不统一的问题。比如一个穷人只有五个金币，而一个富人却有着一车的金币。社会支出的那部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开支，显然更有利于富人，这就是效用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的涵义是由于资本在社会活动中具有当然的强势，经济人行为不受任何制约的结果，就是助长通过合法手段进行财富的掠夺。还有自由化的问题，今天全世界都在为美国人买单，就是自由化的结果。这些概念通行于社会，成为一种精神信条，就为大资本与金融财团利益服务提供了行为合理化的条件。这种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垄断舆论、学术、分配权力建立的维护特定群体利益的言说，带着浓重的自私信息。这就像病毒隐藏在牛排上一样，会使人在不知不觉地罹患资本主义的绝症。病症发作的直接结果就是坏蚀道德肌体。一些新自由主义流行的国家，人际交流处于乖离、势利，失信的氛围中，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其原因在于利益追求解构良心与道德秩序，而一旦人的行为不受制约的氛围形成，将会使得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理性秩序崩溃（包括各种规章制度、法律）。黑砖窑的产生，就是一个信息丰富的警讯。　　

我想，解放思想的本意就是追求整理，就是准确、客观地认识公有制的历史与现实，目的在于为社会道德、文化环境的进化寻找一个可靠的依据。社会的发展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的社会性的提升过程，也是人与人协作性提升的过程，道德就是人与人关系的最有效率处置方式的社会性普及。马克思生产关系的论述中，先进的生产关系必然是张扬社会性的生产关系，这也就是道德进步的产物。相反，强化私有制的价值，非但不会有什么经济发展的结果，客观上还会造成整个社会道德环境的滑坡。如果与小农经济的意识形态相浸染，道德解构的结果就是反对任何社会协作形式的生产活动。比如，认为公社化使得人的积极性被扼杀就是小农经济式的论说。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所有生产、生活活动，都具有公有的涵义。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发现的公有制的精神价值，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已经随处可见，社会主义的因素正在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增长着。大型企业内部人与组织的关系方式，就远比公社化时代社员与生产队的关系更加公有化。企业产权是别人的，员工在企业内部工作不会因为产权问题而不好好工作。企业员工动辄上万人，没有人认为可以解散了企业重回手工业时代就是社会进步。用承包制的理由和逻辑解释工业企业的组织方式，是不是这些企业的效率是最低的？对比大寨与小岗村的发展历程，大概最大的差别在于一种体现了集体主义的协作精神，一种是小农意识形态的变相表达。大寨精神被否定多年后，突然发现大寨出现在了全国亿元村的名单上。而小岗村被神乎其技地呵护了三十年也只能维持温饱。两者之间的优劣，有着巨大的反差。由此想到电影《神鞭》中的一句话，“辫子没了但神留着，一变就又是绝活”。大寨之神变，客观上就是大寨精神内在效用的体现，小岗村农民的行为习惯就是中国农民数千年一贯制的小农思想而已。一个代表着人际协作关系高级化的途径，这是生产活动追求规模效益（手工作坊到大型工厂）的必然一步。回归小农经济，是今天严重三农问题的根源。两者的差异，本质上就是将别人看作协作者还是盗窃者，对人的定义不同，结果选择的态度大不相同。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知道以邻为壑的道德环境，人们无法建立协作关系。相反信诚张扬的社会，才能产生人与人的和谐，也才是一个更能够产生财富的社会。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反对私有制，本质上就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理性追求。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以及价值，就表现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人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为什么会采取国有化金融机构的方式救市？其答案可能有许多，比如维护市场信心等。实际上，国有化之所以能够救市的最深刻哲理是——公有制是一个比私有制更有效率的经济结构模式。由于交易成本更低，也就更加有效率。2008年，人类第一次共识性地获得了这样一个认识。　　

【其二：公有制发展效率超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结论的进一步解释】　　

通过对工业公有制实践的评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在1978年与日本经济的规模相当。此后，由于增长速度的差距，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日本。截止到2003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是日本的两倍。这个结论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对立与激烈的争议。争议的原因在于是对经济问题的学术理解层次不同，因此有必要对我所持经济学理论进行简单阐释，自此以后，一个全新的观念——经济规模覆盖人口面积——将深入人心。这个概念，是马克思“相对剩余人口”概念的发展与深化。　　

所有不接受中国经济超越日本论断的人，其对经济问题的认识是常规化的，其结论受两种信息的制约，而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两种信息分别是：经济统计数据与直观印象。从统计数据看，GDP数值日本大于中国很多。而直观印象中，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最少有20年的发展距离。但，这样观点是寓于经济学的书本知识不能自拔的表现，是无法理解真实世界经济学的必然。摆脱这种精神枷锁的方法是重新建立一个更加接近现实的经济学发展模型——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这是一条公理。解析这条公理可知，其包含两个基本要素——经济发展与人口。经济发展用规模（GDP）增长表达，人口用简单计数表达（数量）。则经济规模与人口数量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关系，经济活动涉及的人口数量与总人口数量存在差异。这个差异用百分比表示，我们称之为经济覆盖人口的面积。从十六世纪以来，工业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现代经济发展就将农业作为了背景和基础。这时，我们可以将工业生产波及的人口范围称作工业化覆盖的人口面积。一个经济体内，当现代工业规模较小时，一部分人已经参与到了现代工业生产过程中，而另一部分人依然维持着传统经济的模式。这个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关系。　　

分析经济规模与人口两个要素的关系，可以知道，两者是内在独立而形式相依的关系。相互独立的涵义是两者具有各自的内在系统，这个系统之间没有相互作用。人口因素对经济规模的增长而言，是一个外在的因素，经济规模的增长的构成要素中，人口数量不是直接因素。相对应地，经济规模对人口数量而言也是外在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不受经济规模的直接影响（忽略收入与生育率关系）。两者在这个意义上的关系，可以比作金鱼与鱼缸的关系——假如将经济规模的增长比作金鱼，而鱼缸比作人口数量，显然鱼缸的大小与金鱼的生长速度没有关系。对于经济规模而言，从原点开始累计的过程，受制于金鱼机体的内在增长条件。形式依存的关系是说，经济规模与人口的相对关系决定是存在制约的。也就是说鱼缸的大小最终决定金鱼的体型和重量，而金鱼的生长速度也决定着鱼缸的使用价值。　　

不同经济体人口数量与经济规模的关系，有三种形式：一是覆盖面积小于“100”，这就是不发达国家。这个阶段表现出种种产品分配不足的效应。人们温饱不保，缺医少药，婴幼儿死亡率很高，产品稀缺，绝大部分人生活在赤贫中。当然，这个阶段也由于接近于“100”的程度不同、以及分配关系的不同，会导致人们生活水平存在相对的差异。二是覆盖面积等于“100”，这就是欠发达国家。这个阶段，就是小康阶段。产品基本满足社会需求，人们对产品功能的需求得到满足，也就是温饱问题解决了。三是覆盖面积大于“100”的情况，这就是发达阶段。这时候，产品生产剩余，财富开始复式增长。技术增长较快。三种关系状态，也可以用比喻解释：经济规模好比住房，不发达经济就是住房少而人口多，欠发达国家就是人人拥有住房。发达经济，就是社会财富积累超过对住房功能需求时，剩余财富开始用于装修住房。人们对不同经济体发达程度的直观感觉，就如同观察有没有装修的房的差距。　　

用这样的发展模型解释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日本人口少，覆盖其人口需要的经济规模也小。在70年代这个规模就达到了覆盖全部人口的程度，其后继续积累的财富，就开始进行装修日的国家行动。于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社会福利增长迅速，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的主导，就业需求超越人口提供数量进而工资大幅度提高，这就是发达模式。而中国由于人口众多，要达到覆盖全部人口需要建设一个10倍于日本的经济规模。就是装满中国这个鱼缸的金鱼，要长出超过日本十倍的体重。经济规模的增长，是一个受内在因素制约的系统。中国语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有所不同，但就积累量而言，基本会在同一数量级上。而且这个规模的增长不可能产生太过超越的状况。也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远远地超越日本。这时中国在直观印象中没有日本发展快的原因。这个道理可以解释一切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是不同经济体成熟速度不同的原因。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大于日本两倍，但人口是日本的十倍，经济成熟速度大约会晚一些。这就是中国今天仍然在建设中，而日本在七十年代就成熟了。其它许多小规模的经济体，比如四小龙也有了各种成熟的结果，但这不能用来说明公有制与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关系。走出了这个认识误区，就等于走出了私有制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误区。　　

由此，我们获得了一个解释不同人口数量经济体发展速度的终极解释。同时也可以用经济规模覆盖人口面积这个指标通同地解释恩格尔系数、产业结构、发展效率等问题。这是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不能提供我们的知识。由于这个指标比较重要，现有经济学也经常使用人均gdp这个数据划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但这种方法，仅仅是对现实的一个拟似，属于经验概括的范畴，并不理解其背后含有的这个重要的经济学规律。理解了这个规律，就掌握了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不理解这个规律的发展经济学，充其量就是“山门”之外的一堆罗嗦。　　

【其三：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问题】　　

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农业经济仅仅是其组成部分之一。这就要求新农村建设问题的研究，应超越就农业而农业的分析套路。只有超越这个套路才能找到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　　

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农业发展目标、路径的经济学解释。　　

从农业经济发展目标的角度看，中国的农业只是一个满足粮食需求的经济成份。由于耕地面积占世界的比例太低，不可能以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方式富裕农民。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同时中国的人口数量也是一个定量，这就对农产品的生产给出了需求上限。农业的发展，可以逐渐提高技术含量增加效益，而没有可能进行总量的超规模发展。这个现实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存在着上限。追求农业经济的效益，就是寻找这个要素上限的边界。我们一贯反对没有现实边界条件的要素投入呼吁。因为超量的资金投入农业，等于降低资金效率。也反对将大量高智商人才滞留农业，因为农业生产活动相当于简单劳动，甚至是体力劳动，如果将高智商的博士、硕士引入农村刨土坷垃，是人才的严重浪费。更不能用农业视角限制城市规模的扩张，造成城市房地产业的认为泡沫，使得城市化的成本无限制增加。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的方法是进行农业经济总量的研究，设定一个边界，确定规模发展的最佳效益区间。同时，也坚决反对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就是将农村全部发展成为华西村，搞所谓的就地城市化。因为这是一种最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大城市之所以经济活力强，就在于大城市可以通过集聚效应，产生规模效益，许多后发市场经济体都生长出了超大型城市（如东京），基本原因就是规模效益使然。如果今天的中国，发展出了大量微型城市，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必然大打折扣。人均市政建设费用、运营成本、交易机会成本、环境治理成本、信息流通成本都会成倍地增加，这几乎就是一种人为的反效率操作模式。其结果必然是发展了多年之后，产生严重的低效率特征。　　

从路径的角度，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工业经济与人口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妥善调处工业经济与人口的关系，最有效率地解决工业覆盖人口的面积，这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总纲。有句老话叫做“纲举则目张”。　　

从这样的角度看，公有制实践完全可以被认定为是促成今天中国经济、社会高效发展的主要原因。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一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当第一产业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并且存在足够数量的剩余，则这部分剩余就会活化为工业资本，支撑起第二产业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规律——即工业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农业产生剩余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农业经济不能充分提供剩余的情况下，跨越性地发展工业经济会产生各种问题。比如国民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两极分化，而大跃进的模式抑制了两极分化的结果，但产生了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农业积累一方面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同时也为工业发展提供市场。早期资本主义的殖民运动，也可以看作是第一业产业积累不足，导致了第一产业不能充分承担“市场”与“资本”角色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先解决吃饭问题，然后才能发展工业经济。但按部就班的发展也为历史证明是不行的，这是洋务运动给出的结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尊重上述规律外，还有时效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先放下工业发展的问题，等待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积累再启动工业发展的自然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如果不能尽快地将超量的人口吸纳进入经济循环，中国就无法维护社会的稳定，而社会不稳定就为殖民者提供了绝佳的干预条件，就不能维护自身的安全，不能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这是过去一百年中国人面对的沉重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如果建立一个全社会统一的公司化运作体制，一方面能股有效地从农业发展中抽离出足够的剩余，另一方面并行地发展工业经济。这个模式辅之以低工资广就业的发展策略，是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模式的效率所在。这种超自然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曾经称之为计划经济。这个模式用理性方式干预经济运行，动态地调整剩余分配，避免局部利益过剩而消耗发展机遇。如果说自然发展模式类如双手并用，而并行发展模式就有点左右互博的味道（金庸小说语）。共产党执政的60年，就是并行模式发展的60年，实践证明这个模式促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诞生。特别是建国初期公有制改造产生的效益，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价值，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从59年共产党真正认识农轻重关系之后，农业经济的发展走上了正规，由此产生了粮食产量超越现实需求的结果。同时也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前面我们提出了一个排除统计方法、货币价值、不同经济活动模式的经济发展指标，　　

这个理性模式，也可以从哲理的角度给出结论。一种奇迹的产生，必然会有潜含的原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产生，与别的国家最大的不同，是且仅只是公有制实践的不同。也就是说，与其它国家相比，除了公有制之外，中国无论从起点。人口、农业发展水平、科学普及程度、资源。技术、管理水平等各个方面，并不具有任何优势。这个现实，就从客观上证明了公有制存在的价值，也证明了公有制作用的唯一性。从这样的逻辑还可以反面论证——世界上现存一百多个国家，大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其发展条件比中国优越的多，也不能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大多也不是发达国家。这样的现实直接证明一个道理——“市场经济模式”不直接等于效率，而公有制却是直接的效率模式。这对那些宣称“市场经济就能够使中国快速发展”、建立私有产权就能发展经济的论述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最近发生的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是对这样一类市场迷信提出的最严肃的批判。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不构成发展效率的逻辑出发，还可以自然地得到一个结论——中国即使建设成为一个“纯粹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究竟是成为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也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这就是说，我们模仿美国等发达建设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撒下龙种也许会收获是跳蚤。如果不幸被资本主义经济学俘获，其结果倒是必然的，那就是——收获俄罗斯经济衰退、拉美经济停滞的结果。相反，公有制实践的历史提供的结论是——公有制是经济发展的最直接促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