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唱红”不是文革模式，是有效的法治模式

重庆模式评论之三：

“唱红”不是文革模式，是有效的法治模式

    一．反腐败需要综合手段

对于薄熙来个人动机的猜测与攻击，毫无意义。有些人专门诽谤那些忠于共产党的，又有作为有思想个性的人，如前几年他们把潘岳的文章散布到香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做官最忌讳名声在外，成为众矢之的。一有争议，官运就完了，但这次他们未必能损害得了薄熙来，人和形势都不同了。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中国从孙中山打倒皇帝后再无世袭制，任何党员都有资格通过法制程序，担当各级领导职务。谁是野心家，谁不是？无法分辨动机。有些人整天骂政府不作为，对有作为的又惟恐他不倒；整天骂腐败，对真正反对腐败的骂得更厉害。为什么？因为不符合法律程序吗？那么请问：抓四人帮符合法律程序吗？他们为什么不反对呢？中国社会凭政绩，以协商，推举或选举的方式推举领导人是历史进步，完全符合“自由民主“理念，为什么要反对啊？因为某人是高干子弟吗？自由主义不是最反对血统论吗？何况薄在重庆的政绩与以前截然不同，和家庭无关，他是实实在在得到群众支持。不信可以搞民意调查。

我曾经多次提问：如何评价毛泽东，真的这样重要吗？退一步讲，不唱红，不发动群众，就真的不能彻底打黑反腐吗？改革以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回答说：有党纪国法各种规定，各类机构一直都在反腐打黑，至于为什么腐败越来越严重，我们不负责，“程序争议”是第一位的，只要符合他们所鼎礼膜拜的西方法治原则就可以，这就是最完美的社会，用经济学家的话“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用那个入了美国籍的日本学者福山的话，“历史终结于市场经济与民主”，这让人想起黑格尔，他曾经宣布德国政体为绝对理性的最完美表现。

“程序正义”的法治原则是什么？就是无罪推定：宁可放走三千，不能冤枉一个，要保障犯罪分子的人权，为他们辩护，为他们减刑，绝对不能刑讯逼供。但是，让大量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难道不损害人权吗？前几年有法学家要中共取消“双规”，说这是有罪推定，没保障干部的人权。有关部门解释说，这是共产党的“家法”，你入党时自愿宣誓把一切交给了党，不是吗？那么，党是不是可以按照有罪推定原则审查那些有权力的人呢？

这里有西方话语霸权：谁也不敢批评西方的法治原则和无罪推定，这是“普世价值”。为此宁可长期容忍黑社会。世界历史证明，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律非常完善的地方，腐败和黑社会都不能禁绝，有时甚至是不可分离，就象一个人和他的影子紧密相连。有个意大利电影《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警察局长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多次把黑社会头子送进监狱，但每次都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因为证人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收买。最后警察局长铤而走险，一枪打死了黑社会头子，自己进了监狱而且被暗杀了。这个电影揭示了一个思想：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要根治黑社会，就难免要违反无罪推定原则。意大利在墨索里尼时期能有效控制黑社会，就是不经法律审判，把他们流放到西西里岛。中国计划经济特别是文化革命时期也能根治黑社会，是因为社会控制以行政权力进行着严格控制，把个人自由压制到了最低限度。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黑社会蔓延，警匪勾结，说明他们之间有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在弥补着市场和法治没有完善的那一部分功能。法治越不健全，黑社会越猖獗。因为私人暴力要弥补公权力的空缺，使市场能够运转，比如帮助企业讨债，保护交易秩序等。苏联计划经济突然瓦解，黑社会就填补了70%的经济真空。

根本治理黑社会需要建立民主和法治秩序，特别是切断政权和黑社会的联系，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在转轨时期，法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一时不能完善，黑社会迅速蔓延，勾结权力寻找保护伞，加剧权力腐败，如不及时治理，反复治理，可能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进入长期混乱与停滞。

80年代大家曾经讨论“精英和痞子赛跑”的前途，结果是90年代精英自己变成了痞子，21世纪变成了“发展与崩溃赛跑”。对于腐败与黑社会，是以政治行政法律手段综合治理，还是任凭其泛滥？是一边治理一边健全法治？还是等法治健全以后再依法治理？

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30年前就指出，腐败是联系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桥梁，不是最优，也是次优。到2003年张五常建议把国有资产直接划拨给有权力的人，也看到这点：这是能迅速瓦解共产党和国家的有效办法。他们的目的不在治理腐败和黑社会，而是要让那些掌权力的人直接变成大富豪，如此，中国社会将从有序瓜分变成无序瓜分，直至分裂与溃败下去。

西方法治原则不能归结为无罪推定，特别在治理官员腐败是如此。香港廉政公暑进行公务员财产登记，俄罗斯普京惩治金融寡头，都是在民主框架下，法律和行政手段并用。谁说反腐败只能使用法律手段不能使用行政手段？谁说法律手段只能是无罪推定不能有罪推定？谁说不能在集中在一段时期里集中治理，以政治力量推动反腐败？

20年以来中国腐败升级而且扩散，把原因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没搞彻底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在发展初期，可能还加剧腐败。因此在转轨时期反腐败，不能受西方法治原则限制。如果在转轨时期不能采取综合手段，坚决把腐败和黑社会控制住，他们的势力就会控制政治经济，让中国转轨永远完不成，象所谓“三南模式”（南亚，南欧，南美）那样，长期被大地主大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控制政权，国内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政府软弱不能干预市场和黑社会，经济不能发展，社会长期陷入停滞与混乱。

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旧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就是这样，他们和青红帮本来就是一家。印度能造4艘航空母舰，却不能修高速公路，因为土地被私人大地主控制，政府没能力搞拆迁。中国可以在十几年里修4万公里高速公路，印度却没有超过100公里，这就是所谓“服务型政府”！为谁服务？为大地主大资本家服务，而不是为大多数人民服务。

如果在转型期间不能两手抓，一边健全民主法治，一边不断对腐败和黑社会进行综合治理，那么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建设，就在腐败格局上进行，在发展中国家是一种金钱与权力结合，对内压迫人民群众，对外买办投降的利益格局。这样的“民主法治“是镇压广大人民群众，保障少数人的权力和资本特权的制度。这样下去，中国将成为西方的附庸，永远没有真正的发展和独立。

       二．批判地继承毛泽东反对特权的思想遗产

中国最有争议的是毛泽东。特别是如何看待毛泽东反对特权的思想。文化革命是方向路线错误，我不赞成给文化革命翻案，但可吸取毛泽东反对特权思想的积极成分。

毛泽东是汲取了古今中外非主流思想的大思想家，他有浓厚的民粹主义情节。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是佛学用语。他说，世界上无非就两种理论，一种论证剥削压迫有理的，一种是论证造反有理的。他不相信专家管理，习惯于直接与群众互动。他总是为天下穷苦百姓思考和呼吁，他反感商品货币，想把提前把它们消灭。他对西方形式民主和法治不感兴趣，认为这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而且麻烦。自由派把毛泽东的错误说成是“封建专制”，又是套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不能用五种生产方式来套用中国，在中国学术界已基本形成了共识。专制是一人独裁，依靠中层管理下层。文革是依靠和动员基层群众，压制甚至取消中间管理层。怎么会是专制模式呢？

文化革命10年应分为前三年和后七年，前三年是“宗教模式”加“巴黎公社模式”。在把毛泽东奉为神以后，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决定（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三个斗争目标，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由于谁也分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分不清革命和反动，所以结果就是，把几乎所有的当权派和知名人士都打倒，成分或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所谓“牛鬼蛇神”。这样规定斗争目标必定打倒一切，因为没有确切的法律概念。

发动群众并没有什么错误。搞竞选也要发动群众，否则谁来投你的票？文化革命的错误不在于发动了群众，而在于破坏了法治，损害了个人自由。在“砸烂公检法”以后，群众可直接根据毛泽东的号召，自行成立各种组织，并可以行使国家机器的职能，可以对个人进行关押，斗争，批判，抄家，甚至随意打骂，丑化和侮辱人格，发生了许多侵犯基本人权甚至危及人的生命的暴行，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有点象那乱杀乱砍的法国九三年。

结束文革后大家总结的教训首先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必须用民主监督权力。以后进一步认识到：民主必须以个人自由和人权为基础，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多数人，都不能剥夺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这大概就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吧！

对于毛泽东文化革命的错误实践和指导思想，不可简单否定，因为这种思想和实践曾经动员数千万群众大串联，破四旧，大造反，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称为“触及人民灵魂的大革命”，工人农民管理上层建筑，都是在“反对特权”旗帜下进行的，虽然方法不对造成了混乱，方向不对造成了历史倒退，但在人民中埋下了反对人间特权和不平等的种子，这是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比印度贱民式的容忍要强得多。这是反对精英腐败的中国式思想资源，其意义可与西方宗教相比，毛泽东也将成为中国民间一个神的符号。这不是文革符号，而是在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基础上，平等和正义的符号。上层精英可以不喜欢他，但无法磨灭他的思想影响，特别在上层日益腐败，而且剥夺人民群众话语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民间的毛泽东热和所谓“民粹主义”，是精英的腐败和专制逼出来的。

在“善恶”和信仰问题上，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作为共产党高层领袖，毛泽东反对特权的思想虽为空想，也有历史价值。在他以前曾有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和格瓦拉，他们都是空想，在实践中失败了，马克思许多预言至今也没有实现，但社会主义思想留给人民一种理想追求。人人平等，是一切伟大宗教的基本信条，中国也不能没有，否则就会在西方的双重标准下被边缘化。

毛泽东反对特权的思想只能是非主流，作为信仰而不是政策。特权在中国，主要是封建残余和权力不受限制造成，不是资本造成。毛泽东把特权归于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搞错了方向。毛泽东做事不讲究规矩，喜欢发动群众造反，称为孙悟空大闹天空，大乱才能大治。他喜欢法国巴黎公社，不喜欢英国三权分立。他总说民主只是一种手段，似乎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其实社会进步恰恰是手段的进步。在设立一个终极目标以后，其他目的都变成手段。因此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为终极目的不择手段，社会就只能流氓化，永远也进步不了。

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矛盾，想通过发动群众定期批判干部，共同组成三结合的，巴黎公社式的革命委员会，将司法立法与行政合一。没想到群众发动后，不仅有暴行，而且分裂成两派。文革派辩护说这不是毛泽东本意，而是走资派挑拨的，这样辩护是教条主义的。一个领袖要对自己亲自发动的运动负责，不能将失控责任推给下边。如果预料到失控，就不应发动。事实证明，除特殊革命时期外，不能在法律之外发动群众。群众没有权力使用私人暴力或群体暴力。凡涉及人身安全自由和财产处理，都须依法由司法部门实施，不能由群众运动，民主投票，或者黑社会进行。

大多数学生是有正确看法的。2003年到中国政法大学以后，我对800个学生进行了民意测验，2010年对80个学生又进行测验，其中硕士42人，博士3人。答案差不多。

以2010年10月11日在我的《中国涉外经济研究》课上对 47名研究生测验的题目是这样的：

（一）对于毛泽东的总体评价

1．不能说他的错误，应该作为神来崇拜（1）

2．三七开                         （40）

3．五五开，建国以来几乎全是错误   （6）

4．千古罪人                       （0）

（二）文化革命

1．        很好                             （0）

2．        思想完全正确，实际出现了失控     （2）

3．        思想完全错误，历史浩劫           （8）

4．        思想实践错误，但有长远的思想意义  （37）

    这样的结果，是比较理性的。真正不理性的恰恰不在青年学生，而在那些60岁左右的人，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使他们不能进行理性科学的判断。

三．毛泽东思想怎样与法治结合？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的治官，治黑社会，反对腐败，包括控制住宅价格，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毛泽东的思想资源动员群众参与，然后依据法律行事。这是把信仰和制度结合起来的适合于中国的方式。

另人振奋的是：在重庆“唱红打黑”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合。毛泽东符号恰恰没有破坏法治，而是弥补了法治空缺；群众被极大地动员了，但他们没有去打砸抢，而是去揭发黑社会和作好各项工作。政府直接发给老百姓20万个绝密信封，鼓励群众揭发，结果是，群众提供4万多条线索，其中80%实名举报。-----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说，重庆人民动员起来，参与到法治建设里来了，他们的素质大大提升了。正是有了大量的群众举报，法治才可能起作用。短时间破获那么多的案件，做出了让法学家们不能相信的奇迹，就非要去寻找“逼供信”的证据不可了。

中国人最大缺点是缺乏正义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很少人愿意实名做证。宪法没有规定公民有做证的义务，许多公民也不认为自己有这义务。我曾经在飞机上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乘客因乱占座被机场警察带走，全飞机200多人全部下去等待检查，耽误两个小时。警察请两位乘客做证此过程，只有我一个人愿意做征，其他人就在一边站着看，表现出冷漠，自私，与我无关，谈不上什么正义和义务。坐飞机的人尚且如此，大多数人又是一个什么状态？

大家总说中国法治不健全，是因为法条太少吗？权力干预太多吗？这是受到制度决定论影响。法治健全不了深刻的文化根源就是：中国人缺乏正义概念，不愿当证人。马克斯。韦伯说基督教新教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不知能否适用于法治？在西方那一套法庭，法官，律师，陪审团，证人背后，是不是有一个“上帝或神”的信仰力量在支撑？如果有，就对了。这正是中国人搞不好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文化根源。

如果想让中国人提升到现代法治水平，就要改造人，灌输信仰，这比制定法律条文困难万倍。怎么办？只能利用中国人自己的神，去填补信仰空缺，让中国人敢于做证，这就是重庆唱红的重要意义。

薄熙来为什么在重庆唱红，他少年时代就是在文化革命中遭受迫害，但在此过程中间也必然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发。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成法制社会？不是因为法条少，是因为人丧失信仰道德，没有基本勇气。大多数人不愿意做证人，“无罪推定”就什么也抓不着。迷信西方法治的人不能想象重庆一年能够抓出几千个黑社会分子，按照“程序正义”，抓6个已经不少。他们理想的民主自由法制社会，其实是以容忍腐败和黑社会为基础的，警匪勾结两极分化的社会。

重庆唱红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唱红是为了发动群众积极揭发问题，这不是搞文化革命，而是实现有效的法治。毛泽东形象的复活，并不是倒退到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作为一个信仰符号，纳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轨道，是为了造就氛围，弥补信仰空缺，群众才能有勇气有热情，用真名揭发检举黑社会，进一步扩大到对权力腐败的检举。只要坚持法治程序，唱红就不会导致文化革命，所以我说，“唱红”不是文革模式，而是有效的法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