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

《现代性与人和自然的矛盾》之十一

十一、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科学技术的问题，不是组织机构的问题，不是法律制度的问题，而是价值的问题。各种现代危机，如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在根本上都是价值危机。人类离开自己的本质已走得太远，现代化各种灾难主要是由西方价值导致的，而西方文化本身完全不具备这种免疫机制和修复机制，随着现代化灾难的扩大和加深，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思。

今天，对不同文化价值意义的探讨已经超出了地域、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成了有关人类存亡绝续的大事。人类正在寻求一种新的价值以取代由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价值。东方的崛起为人类带来了曙光，人类注定要转向东方，从东方价值中来寻找智慧，这是因为，东方智慧是一种生命智慧，生态智慧，东方价值更有节制，更接近自然。

东方文化是灵性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文化；东方文化认识自然是为了更好的顺从自然，西方文化认识自然是为了更有效的控制自然。东方智慧对以物质为代表的“进步”不感兴趣，对致力于物质发展的科学技术没有特殊嗜好，对促进物质流通的商业心存疑虑。东方智慧认为，把人生的全副精力用在这上面，无疑颠倒了人生的目的和手段，人生将索然无味。

东方文化不必从自己的历史中去苦苦搜索那些只言片语、细微末节来对应、附会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冯友兰先生认为，东方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东方有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路径，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生活方式，东方文明可以完全不需要西方科学，她本身是一种完善的文明体系。如果没有西方的侵略，东方文明将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东方文明不会自己选择现代化道路。

东方在过去500多年的历史中，在西方强大的武力和物质文化的冲击下，穷于应对，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回过神来。东方传统过去主要是在延续种族，维系社会方面发挥作用，随着东方的重新崛起，东方文化必将超越和升华，为人类的发展导向。人类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回到东方，重建一个以东方价值为主导，同时吸收其它价值中有益成分的一种新的人类价值。季羡林先生多次强调：“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东方的有识之士应该有这样的眼界和抱负，东方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

东方智慧与西方智慧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西方对东方的一切偏见，完全是因为他们用现代范式，用技术和商业的眼光来看待东方文化和东方传统。东方国家无须为近500年来未曾产生过任何能够影响全球的观念和创造发明而自责，东方文明早已向人类贡献了宇宙和生命智慧，而现代文明的绝望使人类注定要回到东方文明上来。东方价值无疑是人类已有的、可参照的更好选择。

东方文明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可以永远供无数即便是那些聪明绝顶的人们倾其毕生精力施展他们的才智。缓慢演进的物质生活与无比丰富的精神生活、艺术生活和伦理生活，使东方文明从整体上——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呈现出最高的均衡、和谐。此外，东方的实用技术本身也决定了东方的发展只能是循序渐进和有节制的。而西方的知识理性、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理性所产生出来的现代科学必然造成现代文明的突飞猛进和无节制发展，西方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

在人生境界上，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儒家文化既重视人的精神人生，又注重人的社会人生，境界最高；印度文化只注重精神人生，不注重社会人生，次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只注重物质人生，不注重精神人生，境界最低。

东方文化的人类价值不是通过与西方文化的一一对应和类比来体现的，甚至不仅仅是从文化的多样性上体现的，东方文化的人类价值主要表现在她的整体文化功能上，而不是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而文化的整体功能是天然生成的，它决定文化的走向，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身心之间的关系。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都是围绕这三方面展开的。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这三者多呈负相关，而东方价值和一切传统价值多与这三者呈正相关。

东方文化绝非完美，她有许多弊端陋习，而她最受指责的地方包括印度的种姓制、童婚、殉夫等习俗，穆斯林的一夫多妻、圣战精神，中国的纳妾、裹脚等等，但这不影响她在整体功能上，即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的身心之间的整体和谐。东方价值的本质就是“节制”，其根源在于她的精神取向和自然经济取向。

（一、）东方价值的整体观念

东方价值是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在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所具有的价值取向。东方价值强调人生、自然、整体、直觉、亲情、传统、权威、神秘、道德和艺术修养。东方文化中尽管也存在天、地、人、神的冲突，但在总体上它们是和谐共存的。东方的智慧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交织在一起的、无比庞大、无比繁复的因果链团，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自然界弥漫着包括人在内的无限生命。

东方价值的精神取向和人文关怀，包含了对天、地、人、神的整体关照，以及由这些终极价值引申出来的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整体认识。例如，印度文化最高境界是“梵我一如”，印度文化的价值精髓包括，中道、正法、苦行、布施、爱、喜、诚、非暴力、禁欲、同情、神即真理、智行统一等。伊斯兰文化思想本原为“认主独一”，阿拉伯文化的价值精髓包括，重视人的声望和价值，整体团结，强调人的社会关系，注重道德修养，主持正义公正，诚实宽恕，尊敬父母，关心邻人，同情弱小，仗义疏财等。中国文化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包括中庸、和合、忠、孝、仁、义、信、温、良、恭、俭、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而西方文明从源头开始，西方价值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始终都表现出一种矛盾和冲突。古希腊神话中就充满了各种人神的对抗；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的价值得到张扬，人类中心主义的地位完全确立；工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宣战；弗洛伊德学说，展示了惊世骇俗的人的内心冲突；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社会发展史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永恒矛盾和阶级的对抗；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更陷入与大自然全面的对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由西方文明主导的整个现代文明是一种冲突的文明，现代文明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是与人和自然难以克服的矛盾。

东方价值具有一种先天的整体观、综合观、有机观、和谐观。东方价值认为，每个人，每个生命，包括所有动物、植物都处于巨大生物链中的一环，同样，每个人、族群乃至整个人类的每个行动也都处于巨大的物质因果链和道德因果链中的一环。我们的一切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周围的一切；这些影响有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有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长远的；有可能是眼前的，也可能是未来的。这种观念是东方一切认识和判断的起点和归宿，这种价值观成为抑制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强大的观念机制。

与西方对待自然的态度截然相反，东方价值认为，历史的演进不是线性的，而应是循环的；人应该成为精神动物，而不应是经济动物和科技动物；天只可顺从，不可违抗，更不能征服，万事须以天理为法。

东方价值的整体关照和综合思维特征是它不致产生类似西方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一切现代性后果的根源。东方价值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各有侧重，并行不悖，都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之间的关系。穆斯林的兄弟思想，印度教的果报轮回思想，儒家的中庸和合思想都是对西方现代极端主义倾向的一种根本反制。

（二、）东方价值的精神取向

东方文明博大精深，东方文明中蕴藏着大量现代科技的萌芽，但东方文明一直是以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等各种精神活动作为理想境界、核心价值、社会主体和社会基础的。东方价值通过宗教、常识、神秘主义、玄学、迷信和各种实用技艺来与自然沟通，表达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梁启超认为，“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专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

东方的智慧是关于生命、关于自然、关于宇宙、关于终极价值的智慧。东方智慧把各种精神活动看得高于与物质和技艺相关的其它活动，并按照这种价值来设计社会秩序，安排社会生活。

东方的知识是关于价值的知识，是关于伦理道德的知识，是关于生活、人生和生命的知识，是关于如何将外在自我转化为内在自我的知识——是关于心性和意义的知识。而西方知识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是关于自然的知识，是关于方法论和规范的知识——是关于当前实际需要的知识。西方价值追求的是物质和科学的无限发展，而东方价值追求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不断完善。当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时，其实所指的主要是科学和技术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成了西方的基本精神动力。西方的理性、逻辑和思辨主要是为事实知识和科学技术服务的。深受西方知识体系影响的整个现代知识体系有着致命的缺陷。

在人生的价值上，儒家文化的人生价值主要表现在道德和艺术方面；印度文化的人生价值主要表现在宗教和艺术方面；伊斯兰文化的人生价值也是主要表现在宗教和艺术方面；而西方文化的人生价值主要表现在认知和宗教方面。东方价值的共同特点是重精神、轻物质，东方价值并不排斥物质，但对物质的要求是适可而止，知足常乐。生产主要不是为了利润和积累，而是为了生活的需要，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要受制于各种精神生活和伦理生活。东方价值同西方的发展、创新、速度、效率价值是对立的，与建立在功利和效率基础上的专业分工和专业训练也是对立的。

东方价值是有节制的，这是因为，第一，它的最高价值是一种精神取向，人生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完善、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二，它有一种深刻的内心敬畏，对自然的敬畏，对伦理道德的敬畏；第三，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秩序，使商人和科学技术人才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和领导阶层，这是对科技和商业的有力制约。相对于西方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东方的宗教、玄学和神秘主义都是无用之大用，它将整个社会的能量、智慧、精力、兴趣和注意力都引向无穷无尽的精神世界。

当西方文化对“人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之类的疑问做出完全世俗、客观、唯物主义解释之后，人的丰富多彩的本质便被以各种现代化的名义掏空，尤其是那些涉及到神圣和终极价值的部分，剩下的都是以各种进步、发展名义包装起来的本能和欲望，人从此沦为机器和动物。现代化的所有灾难都是源于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的缺失。

所有的宗教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灵渴望和终极关怀，所有的宗教都具有相同的功能，都通向同一个境界，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爱”和“节制”——爱生命，爱他人，爱万物。不同的宗教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以适应不同环境、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但她们都殊途同归。正如辜鸿铭先生所说：“宗教给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

因为有宗教，因为有地狱，因为有来世，因为有普遍存在于物质世界和道德世界的因果律，人才会受到一种内在的威慑和约束，也才会永远充满希望。当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将宗教的“天机”暴露无遗，当发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摧毁了人类各种伟大的文化传统，整个人类生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以逻辑、数学和实验方法为特征的现代科学技术拒绝承认一切看不见和不能被证实的存在，贬低东方文明中的直觉、内省和冥想等价值，否定人与这些价值之间的意义联系。今天，能够有效抑制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扩张的东方价值正在受到巨大的侵蚀，而西方价值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印度文化的伟大，在于它所宣扬的果报轮回思想对人的物欲和邪念的内心震慑和约束。印度哲人泰戈尔说：“东方最高智者认为，为了任何特殊的物质目的去利用至高的神而获得它，这不是我们灵魂的职能，……生命不是从任何需求而是我们与无限者的密切关系中涌现的。这是我们在灵魂中拥有完美的原理。”

（三、）东方的自然经济取向

农业与工业绝不仅仅是两个不同的产业，它们代表两种不同的法则、原理和逻辑，代表两种不同的范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农业倾向于接近一切自然的因素——土地、植物、动物、气候、季节、昼夜等等，而工业倾向于消除生命和人性的因素——机器、规程、制度等等。

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始终存在，但在现代化之前，世界上各种传统文化价值都是具有内在节制的，对自然的破坏总是可以通过时间得到自我恢复的。东方固有的经济是自然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尤其是在中国，每个人一生中消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浪费的，最终都会回到自然中去。吃剩的食物可以喂鸡、鸭、猪、狗；人畜的粪便以及生活中的所有有机废物都会被搜集起来作肥料，返回土壤，参加再循环；大孩子不能穿的衣服，小孩子再穿，小孩子不能穿的衣服再做成鞋；各种生活用具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废旧利用一直是东方生活传统，生产制造的理念是经久耐用，农业生产技术更是达到了极高的生态循环境界。例如，为了使不同作物互抑互利，在民间普遍采用轮作、间作、套作（禾豆轮作、桑麻间作），农、牧、渔互养技术，有机除草和施肥（草鱼鲢鱼同池混养、稻田养鱼、养鸭）。

只有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自然的修复才能达到基本平衡，自然的状态才是圆满的状态。《汉书货殖列传》中提出：“育之以时，用之有节。”早在白居易时代，他就认识到“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之不胜期间，则物必暴殄而财乏用矣。”圣雄甘地也说过：“自然界能满足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人的贪欲。”由自然经济产生出来的是乐天知命的心态，而由这种心态产生出来的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东方的智者认为，只有自然经济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可以给人带来安定，只有适度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只能是缓慢的发展，只有适度发展才符合人性和自然，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具有天然的抗拒。

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侵略，东方社会自身不会发展出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为东方社会内部不具备这样的机理，也没有这样的需要，东方社会将继续遵循自然经济取向和精神取向缓慢演进，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安排生产和生活，因为这更符合东方人的习性。

东方的方式是适应自然和顺应社会，而不是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东方价值认为，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方式是顺从而不是改造。这难道不是更理想的人类发展模式么？那种纠缠于“为什么东方社会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之类的讨论，完全是用西方的价值观来看中国，显得既狭隘又自卑。东方人失去自觉已经太久，人们已习惯了用西方的眼光来看世界，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西方，然后又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自己。

东方文明的所谓“保守性”和“封闭性”，对西方价值扩张是一种强大的制约。正是由于东方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对立，正是由于东方广大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才大大地推迟和减缓了现代化的影响，否则，今天的人类和整个生物圈可能还不止是这样。中国在1949年以后到1978年对外开放，有30年处于封闭和停滞状态，而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到1991年，也有43年始终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但即使这样，也仅仅使全球范围的现代性灾难的出现推迟了几十年，全球化已经使中国、印度以及所有传统社会都被迫卷入进来。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新兴国家的崛起，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扩大普及，成为世界潮流，在这种前提下来谈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节能减排等等，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时髦和一种权宜之计。所有那些一时一地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与正在全人类和整个生物圈中蔓延的祸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人类面临的各种的灾难，是西方文明的扩张和过度开发的结果，天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祸造成的。西方文明已经打破了整个人类的自然进程，摧毁了人类迄今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传统，造成了人类历史在短短几百年中的突变。现代化正在把人驯化为机器，除了物欲，人正在丧失其灵性、生机和本质。

用什么来约束市场和科技的盲目发展？用什么来抑制如此众多人口日益膨胀的物欲？在现代范式内是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无论是基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还是基于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的社会主义都无能为力，因为两者在追求经济和科技发展上已越来越相似。

西方的逻辑告诉我们，现代化带来的灾难只能依靠进一步发展科技和强化市场职能来解决（如新自由主义）；而东方的逻辑则是，人类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以西方主导的价值取向（以物质追求和个人发展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不改变西方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占据更大空间的生活方式），一切努力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面临的各种灾难只会日益加深。

（四、）东方价值与现代宗教

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正在消亡，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诉求，不如说只是一种文化和政治诉求，它成了一种社会激励和动员手段，一种文化归属和政治利益的认同标志，与这些传统宗教初衷和功能已基本无关。而与此同时，今天全世界不同种族、民族、国家、文化的人们以及那些曾经有过宗教信仰的人们，都已经悄悄地皈依或者改宗，共同信奉一个以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新“三位一体”包含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其中每一项都是助长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发展的。新“三位一体”不仅成了当今的世界宗教，也成了当今世界的共同意识形态，共同的价值标准。现代性与节制、现代性与责任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和阶级斗争同西方的世俗化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都是代表的西方价值。市场之于功利主义，自由民主之于个人主义，科学技术之于唯物主义有着自然的逻辑关联，当世界上多数精英和权威人士都接受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剩下的一切纷争和对抗都只限于技术和方法的层面了。

西方的所谓理性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不应该发展到今天这么多人口，因为大自然提供的一切是无法供养如此众多人口的；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对市场有所限制，因为市场是没有良心的，市场的本性就是投机取巧和唯利是图；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对科技有所约束，因为科技是没有灵魂的，它不知道会带来的后果，更无法保证只用于人类的福祉，科技的本性是无限创新和盲目发展；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至少从现在起就应该彻底改变现有的生存的方式了，因为除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现代性的破坏，但今天不要说没有出现任何现代生存方式的改变，甚至看不到任何这种发展减缓的迹象；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抛弃可能毁灭人类延续的现代价值，而代之以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主导的精神取向和自然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西方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理性的作用和影响只能达到某个或某些学科、专业、领域、行业，它完全不同于东方那种天然的整体关照和生命体悟，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和有限理性导致了西方文化追求各个学科、专业、领域、行业无限发展的极端主义倾向。人性中的许多邪恶是由市场引发的，科技虽然不直接引发邪恶，但它与市场结盟可以助长和放大邪恶。科技和市场的具体原理和具体实践是不可否认的，但它们的本质精神和整体方向却让人深感怀疑和担忧。

正是由于人在根本上是缺乏理性的，人类要走出现代化困境，避免灾难，就不能依靠理性，只能依从一种强大的、天然的、内在的、有节制的文化价值的引导，西方的所谓理性是靠不住的。伟大的东方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整体功能上更有益于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身心的和谐。人类的希望在于，是否最终能够从西方价值转向东方价值上来，从西方的工具理性转向东方的道德理性上来。东方的泛神论和因果轮回观念应该成为未来世界的信仰基础，因为它最具包容和威慑，最接近自然和神。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有关各种文明的争论，包括对现代文化、对自身文化、对其他文化的评价，都是以西方文化为衡量标准的，而不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参照的。人类要想摆脱技术统治和市场垄断，就必须超越西方价值，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重建世界价值，重建国际秩序，重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五、）儒学价值的当代意义

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是排他的，儒学则是一种宽容、温和、完满的人生的哲学，一种建立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世俗的、内在的、人性的、有节制的、可操作的价值系统。在东方文化中，伊斯兰文化比较缺乏包容；印度文化境界至高无上，但对一般百姓较难实践，而种姓制度，又缺乏平等；惟有儒家文化平易近人，合乎情理，宽厚包容。中庸之道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

同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崇尚道德，西方文化崇尚力量；儒家文化崇尚智慧，西方文化崇尚知识；儒家文化崇尚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崇尚征服自然；儒家文化是家庭本位，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儒家的最高价值是中庸和谐，西方的最高价值是进步发展。

中国没有制度性宗教，但中国人的灵魂却能得到安顿，因为中国人过的是一种世俗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世俗生活使中国人安静随和，从容不迫，得过且过，安贫乐道；心灵生活使中国人在伦理道德上有所依归，在艺术修养上有所寄托，通过静观、冥想、坐忘、玄览、感应而得道。

在中华文化三大精神支柱儒、道、释中，儒学一直处于核心位置，但它们相互补充，和而不同，都注重天人合一。儒家侧重于人与人和，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注重人的现实精神；道家侧重于人与天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的自然精神；释家则重于人与己和，强调人与自己身心的和谐，注重人的终极精神。儒家鼓励人进取，道家给失败者以安慰，佛家教人完全放下。儒、道、释共同铸就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使一切生活困苦和社会矛盾得以协调缓解。

儒家文化珍惜生命，肯定生命价值和现世价值，虽然儒家把利欲看成社会混乱的根源，但她不排斥物质，也不排斥性欲。儒家文化是有节制的文化，她知足常乐；儒家文化是欢愉的文化，它没有原罪的压抑，也没有地狱的恐惧，整个人生被视为一个自然圆满的过程；儒家文化是利他和充满责任感的文化，仁、义、礼、智、信都是强调对人的责任；儒家文化是厚道包容的文化，而她的“和而不同”，表明她有足够的自信。儒家的意义世界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世界，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体现了对家人、族群和国家的责任感。

儒家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本是和谐的，人和社会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应该是和谐的，理性必须服从天启。人的价值暗合的是自然的价值，社会的法则暗合的是自然的节律。（时之春夏秋冬，月之阴晴圆缺，海之潮涨潮落，草木之荣枯，动物和人之生死等等。）儒家的最高价值是中庸和谐，她与西方极端主义思想是完全对立的。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中国人生活的常态是乐天知命，而不是追逐财富和张扬个性；中国社会的理想是均富和安定，而不是发展和创新。传统社会的“耕读”思想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很好概括。“耕为本务，诗礼传家”，一直是中国人的理想生活。“君子不器”，人们把财富只看成是保持人的尊严，完善自身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人们追求的生活是舒适但不必豪华，俭朴而富有情趣。科举制度使人人机会均等。比财富更值得夸耀的是家庭美满、道德修养、人格魅力、琴棋书画、生活知识（中医、养生、风水、花鸟虫鱼等等）。这种清淡平和，闲适散漫的生活，难道不是更符合人的自然天性吗？这样的生活境界，如今我们只能从上世纪生活过来的一些老先生身上看到，他们是伟大传统最后的承载者。在这个忙忙碌碌，芸芸众生的时代，他们的人格、气质、风范、仪态，尤其是那种厚道、谦和、从容、安详和质朴常常令人不胜感慨。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字迹中都能透露出这样的情绪。

儒家学说充满生命情怀、生命气象和生命智慧，她教人如何过一种平淡而有情趣的生活。林语堂先生说：“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明显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和和谐的社会关系。”整个中国社会的支持系统是家庭，而整个价值的支持系统是伦理道德，而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西方的女权主义和个性主义，都是与家庭的相抵触的。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社会一切制度的基石，儒家的政治主张是重德轻法，教化胜于管理，“养民”胜于“权利平衡”。梁漱溟先生认为，“旧日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第一不是靠教会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国家的法律——或者只可说是靠道德习惯”。靠的是自律而不是他律，靠的是内在约束（道德、廉耻），而不是外在约束（法律、宗教）。

“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礼教比法制重要，责任比权力重要，人际关系比个人主义重要，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当代中国儒学》刘宗贤、蔡德贵主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263页）

儒家强调的是一种和谐的等级秩序，和谐的等级秩序符合自然有序的原则，它使社会保持稳定和高尚，而现代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导致社会和文化的贫庸和堕落。和谐的等级秩序既包括社会的等级（对家庭、家族、乡里、国家地位的认同），也包括内心的等级（社会对尊卑贵贱的认同）。儒家精神与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三个方面（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都是对立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秩序是对现代商业和科技文化的内在制约。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靠的是“内圣外王”的思想，即内在的伦理道德和外在的社会等级，而不是靠宗教和法律。

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吸收能力，同时又具有顽强的方向性。著名教育家蒋梦麟指出，“中国人凭籍容忍的美德，对于无法吸收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巧妙的应付办法，这就是先吸收一部分，让余留的部分与本国产物和平共存。因此亿万人口中一部分就接纳了外国的思想文化，成为佛教徒、回教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处，互不干扰。”中国文化的宽厚包容来自于内在的强大和自信。东亚的崛起，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也可以理解为东方价值对西方价值的遏制。儒家经典是对整个东亚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倾向和行为规范的概括和指导，大多数东亚人都具有儒家思想而不自知。

儒家深厚而坚固的价值体系决定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其间虽有兵荒马乱，改朝换代，但社会的基本价值未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身心的关系在总体上是和谐的，所有的保守主义都是具有节制的价值，我们没有理由轻视一切传统。早在上世纪初，辜鸿铭就说过，“洋人决不会因为我们歌曲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世界并不是越现代越好，人也并非越现代越有智慧。现代人肯定更聪明，但不能说现代人更富于智慧。人类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如何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余英时认为，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共同发展起来的是，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制的功利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这不仅给传统社会带来巨大冲突，也正在引起西方自己的深切反省。

西方企图把这一套带有致命缺陷的价值作为世界的普世价值，反映了西方的傲慢，西方的傲慢在于他们缺乏对其他文明的了解，缺乏对西方价值给其他文化和整个人类带来破坏的认识，而这些灾难最终也会殃及到他们自身。至于像鲁迅、胡适这样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人，如果看到今天现代化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困惑，也许会改变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杀之路。”但是，这要看用什么来统一，如果统一到西方价值上去，将无异于加速人类的毁灭；如果统一到“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世界，可能推迟人类毁灭；只有统一到以东方文化主导的世界，人类才有希望，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价值从总体上讲是放纵的，东方价值从总体上讲是有节制的。

未来人类社会的主导价值应该融合一切人类价值，以“中庸”、“和合”的思想作为通约分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乐见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崛起，儒家文化负有为人类的生存探路的使命。中国的崛起只会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而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这是由中国文化的基因决定的，中国文化的基因是内敛而柔静的，是有节制的。中国在过去几千年里对周围乃至整个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同化，这说明了这种价值的历史合理性。

伟大的儒家传统虽然在近代遭到了重创，但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虽丧失了他祖先的俊伟精神，而千年之濡染浸淫，无论如何还有一点不同处。”儒家文化的伟大复兴将有深远的意义，对大陆内部来讲，可以用儒家思想来整合社会；对海峡两岸来讲，可以用儒家思想作为统一两岸的思想基础；对全球华人来讲，可以用儒家思想来凝聚人心。正如《甲申文化宣言》中写道的那样：“华夏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

中国的崛起将使中国必须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为了国家利益和人类的利益，中国也必须大规模地、和平友善地向世界传播儒家文化价值，使之与大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相匹配。除了利用国家力量和各种现代化手段对外宣传外，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民间和社会资源来扩大对外宣传，在这方面，广大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资源，他们是最好的文化载体和文化使者，他们对自己文化和祖国有一种天然的忠诚，可以在价值传播上发挥积极作用。此外，通过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体育教练、农业技术人员、中医医疗人员和汉语教学自愿者，不仅可以为受派国带去实际帮助，增进普通中国人民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为中国赢得国际声誉，消除潜在的国际威胁，扩大国际发展空间，而且是最好的东方价值和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

（六、）东方价值与人类未来

地球不只是西方人的地球，地球也不只是现代人的地球，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有权力批判导致整个生态圈走向毁灭的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各种现代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生态的危机、以及基于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危机的扩大和加深必将迎来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人类和整个生物圈已不堪承受现代范式的发展，在人和自然的终极意义上东方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

西方价值已成了人类的危险之源，身为西方人的汤因比认为，西方文化对整个人类来说，“在物质上是个灾难，在道德上是一种罪恶”。从一种广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来看，各种传统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包括所谓的“恐怖主义”，在本质上都是对现代性不同形式的反抗。今天被西方支配的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重要的是舆论，包括西方人民在内的所有民族国家的人民对各种传统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的感受和认识都是来自西方舆论，试问，我们中有谁读过一篇那些国家人民真实处境、真实感受和真实想法的报道吗？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不断遭受各种混乱、屈辱和欺凌的原因时，往往将其归罪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以及那些在自己国家的代理，他们为各自心目中的自尊、公平和正义而抗争。世界舆论的附和，以及民族国家的人民对西方一致的仰慕，对彼此的轻视和对自身的轻视，除了证明西方舆论的成功外，更加深了这个世界的不幸。

世界上各种伟大的传统都在遭遇西方现代文化的共同挑战，为了摆脱西方的奴役，今天，东方国家在发展现代化方面被迫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必要的，但是，将经济和科技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和人生的全部是违背东方价值的。在取得世界的话语权之前，东方国家只能按照现行规则，大力发展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外交，才能在现代范式上赶上西方，从根本上取得与西方在各个层面上平等对话的权利，进而才能在观念上影响世界，重建一个以东方价值为核心价值，吸收其他有益价值的新的世界秩序，主导人类发展。

科技不会向无限创新让步，市场不会向无限扩张让步，现代范式不会向灾难让步，人类要想摆脱困境，必须重建人类价值，重建世界秩序：第一，改变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第二，改变现有的分配方式；第三，重新确立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不以物质满足的统计数据为主要依据，而以内心感受和幸福指数为主要依据；第四，将人从物质生产和消费中引向各种精神生活中去。

人类的延续将依靠东方价值，而东方价值能否最终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价值将取决于两点：第一，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能否、何时能够在现代范式上超过西方；第二，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保持极其宝贵的东方价值。这是一个东方的悖论：东方的崛起必须效仿西方的现代范式，而效仿西方的现代范式又可能使东方丧失自身价值，陷入现代化困境。东方国家一旦失去东方价值，不仅使东方国家无法最终摆脱受支配和奴役的地位，而会使人类失去拯救价值。东方国家在近代社会一直在进行着艰难的制度选择，每一次选择都与其文化价值相关，但在节节败退中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价值。如何能使东方在发展现代化中保持平衡，不会丧失东方价值将考验伟大的东方智慧。

为了迎接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互相鼓励和互相支持，将不仅有利于东方国家的人民，也将是人类的大幸。中国不仅需要加强与印度和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外，更应该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一种广泛的价值联盟，在价值上相互鼓励和支持。东方国家在应对各种现代化挑战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还肩负着一个崇高伟大的责任，这就是为人类保存拯救价值。

从西方价值产生出来的发展创新、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现代价值正在把人类引向绝路，西方许多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人士对人类前途提出了各种希望，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重建一种世界宗教，二是建立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世界的统一只能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世界性宗教，二是世界性政府。但问题是：

第一，西方学者提出的“世界宗教”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世界宗教，而基督教是一种一神教，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属性和排他性，科学已经彻底摧毁了各种的传统宗教的本质，今天，用什么来恢复它的神圣和威严？

第二，所谓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只是希望找出一种技术适度、规模较小、可循环、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来代替现在这种高科技、高效率、大规模、不可循环、不可持续的现代经济模式，这些模式包括“零增长”、“有机增长”和“全球均衡”等等，它们类似人类曾经有过的“手工时代”和中国的“耕读文化”。“手工时代”采用的是英国学者E.F.舒马赫在《小是美好的》中提倡的“中间技术”和“小规模”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需求而不是为积累；“耕读文化”是精神取向，适度发展，循环经济，精神与物质的均衡发展。但是，今天我们从哪里去获得这种转变的动力和价值支撑？整个世界已经被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瓜分完毕，如何能使他们放弃既得利益？

第三，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从哪里来，是依据实力还是依据价值？总之，西方学者的这些设想最终脱离不了西方价值和现代范式的局限。

任何缺乏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价值都是危险的，也是乏味的。重建价值就是要重建人类秩序，包括重建人的内心秩序和整个社会秩序，在新的秩序基础上重新确立各种社会契约，包括伦理契约，政治契约，文化契约和环境契约等等。

东方价值中最具人类意义和终极意义的思想包括:因果轮回，泛神论，天人合一，家族本位，大同世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均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这些思想可以作为未来宗教的信仰基础和未来世界权威的价值源泉，因为，第一，它抛弃了传统宗教的排它性和神秘色彩，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第二，它既具有极大的震慑力量，又跟现代生态思想一致；第三，它涵盖了人性的普遍本质，超越了种族和文化差异，其权威来自人类的共同利益。现代人造宗教——巴哈伊教虽具备了上述特征，但它缺乏像因果报应、三世轮回、泛神思像这样一些内在、神圣、强大的震骇力量。一种以东方价值为主体，结合其它文化价值优秀部分的新的人类价值将会作为未来人类价值的基本方向。

中国能够在中东地区长期与各个彼此敌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表现出极高的政治和外交智慧；中国与各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均衡发展，完全改变了过去的被动局面，整个世界的重心正在东移；但中国的整个国际关系和全球战略缺乏平衡，表现在过分侧重于西方，与广大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仅限于道义上和政治上，缺乏实质和深入的联系。例如，社会上充斥的是各种形式的西方文化，根本找不到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思想理论、哲学著作、电影、音乐、舞蹈等等。随着全球化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由资源和市场形成的国家利益正在把中国带向世界各地，中国需要一种均衡的、全方位的全球视野和大战略来配合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多极世界的形成，否则，很容易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这不仅将损害国家的现实利益，也有悖于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在这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印度和越南的关系亟待提升。中国与印度拥有最伟大的智慧和传统，在价值上最接近，都具有一种天生的内敛而不是扩张的基因，在近代都有受西方入侵的共同遭遇，在今天都面临现代化的共同挑战（如西方国家在粮食、资源、能源、环境污染方面的责难），在未来都会遇到相似的抉择，都负有影响人类走向的使命。目前的中印关系不仅缺乏深度和实质内容，更缺乏世界战略和终极价值考虑。目前，中印两国像一所精英学校、精英班上的两个最优秀的同学，他们都很杰出，但彼此又都很清高。占世界人口35%以上的中印两国的不和，将使双方耗费额外的精力来牵制和防范对方，其结果只会给西方增加砝码，被西方利用，这将是东方的悲哀和两个伟大民族的不幸。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将考验两个伟大文化传人的智慧和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