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石头“大跃进”研究汇编

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一辨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主义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一辨，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共研。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　　　　　　

   大跃进一词并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没有跃进一词,这一点将随后再谈。那么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对中国的发展是如何设想的呢？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方面刮起米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显然，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预言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那么，党如何适应这个形势呢？毛泽东提出了下列主要的指导思想：　　　　　　

　 　　　　　

1.1中国存在两种前途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在肃反中所犯的严重扩大化错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　　1956年6月28日　　，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严重骚动。同年10月，匈牙利发生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潜藏着的社会矛盾一下子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底和1957年春，我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双百”方针提出后，思想界在鸣放中出现了混乱，有人要收，有人要放。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社会主义的前途如何，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面前，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回答的呢？　　　　　　

一方面，毛泽东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在1956～1957年在党内外的许多会上反复申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要求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解释太少。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他认为，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毛主席在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指出：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问题。这是主要矛盾，毫无疑问。过去是反帝反封建，已经解决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在农村中是改造小资产阶级，中心问题是以合作化解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专门讲了关于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批评了无矛盾论。他说：“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应对干部和群众进行辩证唯物论教育的内容：“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的回答，历史已经证明，一九五七年当时在中国所有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中，只有毛泽东清醒地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两种前途问题。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记者问：生活在此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主席：我自己也无从知道，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外一点，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从长远看来，将来的一代应该比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结果。　　　　　　

   可以说，直至毛泽东逝世，关于中国革命存在两种前途的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2不断革命论　　　　　　

     “不间断地进行革命”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写于 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明确提出来的。马克思当时针对特定的德国及其比较落后的经济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在 1848年失败了革命中，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出了它普遍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保守性，而人们又预料另一场席卷欧洲的革命动乱将迫在眉睫，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逐步形成了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无法依靠资产阶级实现其民主主义任务的国家里，当所谓的国际革命形势日益成熟时，尚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产阶级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决不能允许胆怯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进程半途而废，无产阶级将被迫取得在政治的支配地位，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立即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对此说道：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失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385、392页］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页◎第375页]　　　　　　

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指出：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125页◎第481页]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土地革命，一九五○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了。　　　　　　

  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还有技术革命。　　　　　　

1—4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1、2，3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找[照]桐庐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卞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自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1958年1月29日　，毛泽东进一步陈述了他关于不断革命的看法，毛泽东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毛泽东指出：这里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转变时期中。我们的人民公社要在若干年内，实现从基本队所有制到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而且还要进一步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实现了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　　　　

  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328页）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在我国来说，大约至少要一、二亿吨钢吧。今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显然，毛泽东提出的新的任务是：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鼓一把劲，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提出的新的任务没有要求提高各项指标。　　　　　　

　 　　　　　

1.3限止资产阶级法权，人民拥护，以促进生产高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开会那天，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　　　　

    毛泽东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配。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2月18日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他说：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1.4改进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做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问题呢?这同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毛泽东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竞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　　　　　　

 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　　　　　　

正是在南宁，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毛泽东指出：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　　　　　　

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1.5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更多的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现在看起来，恐怕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我们的宪法上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只要不违背中央的政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而情况需要，工作需要，地方也可以订些章程，订些条例。在这方面，宪法并没有约束。　　　　

  重工业要发展，轻工业要发展，就要有市场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巩固中央的领导，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天天给省、市的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是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些都应当改变，都要商量出调整的办法。　　　　

  中央的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作主。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盲目下命令。在这方面，我们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　　　　

  先同地方商量，在商量好了以后再下命令。　　　　

  我们要统一，也要有特殊。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必须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为高岗那种闹独立王国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省、市对中央部门有不少意见，要提出来。地、县、区、乡对省市也会有不少意见，省市也要注意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得太死。　　　　

  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　　　　

  中央准许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不能叫作“闹独立性”。　　　　

  总之，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力，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有利，把地方的权力缩的很小，恐怕是不那么有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也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大家好好研究讨论。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　　十月九日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改进商业管理体制、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这三个规定，决定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　　　　　　

　1958年2月18日　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关于毛泽东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　　　　　　

   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　　　　　　

    应当指出，这里涉及了供产销平衡；全面规划，但不夠具体，对中央和地方的协调也未作规定，也许毛泽东认为这种协调是常规的工作关系，应当由一线自行决定和工作，这就让一线人物有了随心所欲的权利。　　　　　　

　 　　　　　

显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是1958年的一个重要工作的特点和产生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虽然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许多条涉及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各地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成绩，仍然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一点将在随后分析。　　　　　

　 　　　　　

毛泽东提出的五条指导思想，　　

一是，要把中国革命两种前途的问题始终作为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革命两种前途是: 或者继续革命，向着共产主义发展。或者否定革命，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二是，新的任务是：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鼓一把劲，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三是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　　　　　　

四是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思想工作和政治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竞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　　　　　　

五是应当更多的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力，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利。　　　　　　

以上毛泽东提出的五条指导思想有错吗？没有!这些是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至今仍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人们认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二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主义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二辨，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2.1大跃进的基本思想: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到1956年底，新中国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个体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据统计，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为11782．9万户，占总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为10742．1万户，占总农户数的87．8％，参加初级社的为1014．7万户，占总农数的8．5％(转引自苏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农户都参加了以土地公有为特征的高级社了。但到1956年时生产力的状况变化不大，尤其是在农村，农业生产的劳动资料主要是人力、畜力，是镰刀、锄头和铁锨等手工工具；靠个体劳动；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十几亿亩耕地。1955年冬至1956年春，农村就出现过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至于单个的生产社、地区所出现的农田水利建设的事例就更多了。由于反冒进，农田水利建设一度消沉下来了。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将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愿望和客观要求，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在毛泽东头脑中的反映罢了!这样认识思想、政治的性质和作用，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也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根据将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愿望和客观要求，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没有执政，大家看不起我们。现在我们执政了，水平也提高了，大家看得起我们。外国同志很尊重我们的党。过去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不会打球，不会游泳，连月亮都不好，有辫子，有小脚，鲁莽得很等等。认为一切都不行。现在我们翻身了。但单有党不行，党是核心，必须要有群众，要依靠群众。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是非党员干的，譬如梅兰芳，周××都不是党员。我就不会唱戏，在座的同志也许有会唱的。因此要好好团结全党和非党员。团结工作中还有许多毛病，要搞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外要团结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全世界各国。团结全国、全党、全世界一切积极因素。为什么呢？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应该说是伟大吧？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党是伟大的，革命是伟大的，国家是伟大的，建设是伟大的。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点理由的。那时蒋介石只有几万吨钢，而我们现在就有四百多万吨钢，第二个五年计划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在十一年以后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变为世界上几个强国之一。世界上年产二千万吨以上的国家是不多的。不仅如此，再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可以超过美国，而且应该超过美国，否则，我们六亿人口干什么呢？美国在六十年以前也只有四百万吨钢，我们现在有四百五十万吨，比美国落后。如果我们几十年赶不上，就要杀掉一批人，要开除地球籍。否则，我们就对不起世界各国，对世界的贡献不大。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说：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国人民具有伟大的抱负，要将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毛泽东的这些活在当时说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声。获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赞同。毛泽东的这些活也与他后来对大跃进的阐释是完全一致的。　　　　

　 　　　

2.2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 一九五七年十 一月二日 清晨 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  　　

　19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题目是《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中，又说：“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 毛泽东重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 毛泽东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写信指出：重看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薄一波说：…周总理　1957年6月23日　在人大的那一篇报告。报告中有两段话，批评了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同时肯定了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实际上，周总理使用‘跃进’一词比《人民日报》社论早140天。　5月26日　，彭真同志又把周总理的这篇报告送给毛主席，并在上面写道：‘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周总理在当夜也给毛主席写信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45――646页）]　　　　

显然，跃进一词发明权不是毛泽东。　　　　

　 　　　

2.3大跃进的口号在全国叫响　　　　

    　　　　　

    那么在全国推出大跃进的是谁呢？　　　　

    李银桥　韩桂馨(《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54页）认为：“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颐年堂接待罗马尼亚客人。客人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颐年堂出来，向菊香书屋走去，他们边走边聊。　　　　　　

　 　周恩来：‘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的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毛泽东：‘噢，大——跃——进？’　　　　　　

　 　周恩来：‘是的。《人民日报》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毛泽东：‘嗯，这个题目好，拿来给我看看。’　　　　　　

　 　周恩来找来报纸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这个提法很好。’随即拿起笔在上面作了批语：‘提法很好。’　　　　　　

　 　周恩来回到住所，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周恩来为了落实大跃进的具体实施方案，曾经招集谭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谈，拟定文件上报中央获得通过。大跃进就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甄石：《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乌有之乡网2008—12—6）　　　　

      这一说法[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似乎也欠妥。请看下列1958年的人代会——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期间的事实：　　　　

     　　二月一日　　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起干劲，力争上游!》、《高产区能再跃进，低产区也能跃进》、《发动群众打破陈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等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体现出跃进的精神，也还照顾到实际可能性。计划提出：基本建设总投资一百四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六百八十八亿三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工业总产值六百四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二。　　　　

  《人民日报》1 9 5 8 /0 2 /0 2 第1 版报道：新华社１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副委员长，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　　　　

   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今天的大会上作了关于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１９５８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二、１９５８年国家预算的安排；三、１９５８年财政制度的改进；四、反保守，反浪费，用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来保证实现１９５８年的国家预算。　　　　

  李先念说，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是良好的，国家财政收支计划的超额完成，不但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建设计划的完成，而且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他说，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证明，在一切财政经济工作中，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的伟大作用，必须充分地认识劳动人民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革命积极性的伟大作用。充分地认识到这些作用，就会使我们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保持充分的信心、坚定性和革命的干劲。　　　　

   李先念说，１９５８年的国家预算，是一个反对保守倾向、积极挖掘潜力、收入和支出增长比较快的预算，是一个贯彻整风精神、坚决反对浪费和坚决紧缩非生产性支出的预算，是一个积极增加生产性支出、积极发展基本建设和大力支援农业的预算。　　　　

  李先念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对于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有利的。东风显著地压倒了西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日趋壮大，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日趋壮大，主张国际和平的力量日趋壮大，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则日益陷于混乱和被动。很明显，我们建成社会主义越早，我们对于世界和平也就贡献得越多。　　　　

  李先念充满信心地说，估计到一切有利的形势，１９５８年的国家预算不仅有可能按计划完成，而且只要我们积极努力，还有可能超额完成。　　　　

  李先念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勤俭建国的重大意义。他说，节约不仅是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而且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的意义，不但在于积累建设资金，而且在于移风易俗，养成全国人民的优良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质。　　　　

  李先念最后要求全国人民继续鼓起革命干劲，反对保守思想，反对浪费现象，进一步展开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来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生产建设高潮。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社论中提出了大跃进一词。　　　　

社论指出：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波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然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０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且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指示胜利地开展了生气蓬勃的全民整风运动。在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现在，继续深入的整风运动正为全国人民带来热火朝天的生产大跃进和各方面工作中空前未有的新气象。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情况相比，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里蓬勃上升的社会主义正气已经压倒了一度猖獗的资本主义邪气，全国人民都在用乘风破浪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兼程迈进。…在这一年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对我们极其有利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和平的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隆旺盛。（热烈鼓掌）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无限光明的前景。这正是我们奋发有为的大好时光。（热烈鼓掌）让我们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团结，鼓足革命干劲，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争取更伟大、更辉煌的胜利。　　　　

   《人民日报》1　　958 /02 /12　　 第1 版刊发报道：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胜利闭幕。11日下午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刘少奇、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同时刊登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及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社论：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社论）。　　　　

   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及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指出：大会认为，全国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和各事业单位，都应当适应目前的新形势，根据本次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讨论，制定本部门、本地方、本企业和本事业单位的增产节约计划，使国家预算和国家计划同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成为群众的自觉的行动。全国各族人民应当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为争取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实现而奋斗，为争取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和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创立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奋斗。　　　　

   社论指出：　苏联以不到十五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将近半个世纪的路程，苏联的工业在四十年间增长三十倍，这就是我们的榜样。我国在解放后短短的八年间，工业增长了六点七倍，农业增长了５０％以上。这已经是一种相当迅速的发展。但是这个速度对于我国人民的需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们要在今后几年内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就是说，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有的速度。我们全国人民必须鼓起干劲，用更高的速度向前跃进。　　　　

    为了实现这个跃进，我们应当特别抓紧前三年。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三年看头年，我们必须千万百计地努力争取我国国民经济在今年内打一个大胜仗。　　　　

      现在１９５８年才过去四十天，但是全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创造出了很多令人兴奋鼓舞的“奇迹”。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很多代表的发言就向我们报道了这些“奇迹”，这些报道虽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已经完全足以表明，我们民族的前途真正是大有希望。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走在运动前面的，不少的是困难较多、较大的地区、部门和单位。例如，安徽省和河北省所受的水灾威胁是很大的，这是当地农业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的困难。但是，这两个省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之下，变困难条件为有利条件。前者在去冬今春完成兴修十六亿多土方的农田水利工程，扩大灌溉面积将近七百万亩，改善灌溉面积和治理洼地面积各一千多万亩，最近又提出了再修八亿土方的英雄口号。河北省在去冬今春兴修农田水利建投运动中，仅仅新增加的灌溉面积，即有二干一百多万亩。在工业战线上也有很多动人的例子。北京市暖气材料厂“快马追先进”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工厂同天津钢厂比较，前者是用从国外进口的最新式的电炉炼钢，后者则用工人拿旧的钢材铆焊起来的陈旧的电炉炼钢；但是，前者生产的铸钢件的成本却比后者高３０％以上。过去，北京暖气材料厂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认力他们工厂指标落后的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可是，经过整风运动和生产高潮的推动，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学习了天津钢厂的先进经验之后，每吨铸钢件的生产成本就由七百四十元降低到五百六十元，并且大大地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这样，在铸钢件售价降低三分之一的条件下，今年全厂的利润计划还将比上一年增长７０％。这些事实使人们特别充满信心：既然条件比较困难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尚且能够如此大步地向前猛进，那么，全国范围的大跃进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障碍呢？出席这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正在陆续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希望所有的代表同志们能把充满在这次大会上的革命干劲带到全国各个角落去，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和各个单位的工作都无例外地大大向前推动一步。　　　　

  大跃进的号角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而出，并公开以”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 的形式在全国吹响！这说明大跃进是全国人民的心声，而决不是毛泽东心血来潮之作。　　　　

   显然，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相信，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要从城市工业化开始，为建立一个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而这种物质前提是解放前失败的资本主义未能提供的。到 1956年，毛泽东主义者开始认为，社会主义者为走这条工业化道路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官僚主义的成长和官僚机构的常规化，产生了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特权阶层，现代化中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不断退化和仪式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果似乎使中国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才能实现。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主义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这也是当时多数领导同志的共识，我们看到李１９５８年２月１日先念在其报告中曾指出：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的伟大作用，必须充分地认识劳动人民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革命积极性的伟大作用。充分地认识到这些作用，就会使我们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保持充分的信心、坚定性和革命的干劲。”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０日讲话指出：在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现在，继续深入的整风运动正为全国人民带来热火朝天的生产大跃进和各方面工作中空前未有的新气象。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情况相比，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里蓬勃上升的社会主义正气已经压倒了一度猖獗的资本主义邪气，全国人民都在用乘风破浪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兼程迈进。　　　　

   1９５８年２月１2日”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的社论指出：现在１９５８年才过去四十天，但是全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创造出了很多令人兴奋鼓舞的“奇迹”。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很多代表的发言就向我们报道了这些“奇迹”，这些报道虽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已经完全足以表明，我们民族的前途真正是大有希望。大跃进开始在全国叫响。　　　　

2.4 毛泽东顺应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对大跃进的口号加以肯定和阐述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回忆说：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才有”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说法。显然，毛泽东只是大跃进在全国已经叫响, 他顺应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而加以肯定的。　　　　

    一九六○年一月九日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毛泽东总结说：　　　　

    人类历史一百来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你没有东西，人家怎么能够相信呢？要人家糊里糊涂相信我们，这是不能设想的。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　　　　

    要长期保持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这一套两条腿走路中间，工农业的比例关系是最主要的。　　　　

     后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阐述，他归纳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转引“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2.5大跃进的硕果　　　　

    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指出: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一九五八年的决策有关。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毛泽东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他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一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要搞海军。萧劲光〔2〕同志，你不是要搞点海军嘛，那时就有希望了。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军委像这样的会一年要开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一年开一次。大家把道理讲通，心情愉快，有共同的方向。方向很明确，不是糊里糊涂。萧劲光同志我给你打保票，现在不行，搞海军没有钢铁，所以你还等一下子，不用那么忙，但有希望。我们总是有希望的就是了。干十五年，有很大的希望。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你就没有钢嘛。一无粮，二无钢，三无机器。有钢什么东西都可以搞，轮船可以搞，军舰也可以搞，铁路也可以搞，空军也可以搞，陆军装备也大为不同。要为此而奋斗。全党团结起来，全军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他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这些思想对我国工农业以及国防工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大跃进运动发端于农田水利建设，由于具备物质条件，因而成效也较大。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从事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从二、三千万上升到高峰时的一亿人，在我国建设史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仅北京市就建成了十三陵和怀柔两座大水库。十三陵水库工程量是180万土方，按照当时正常的施工方法要三年以上时间才能完工。由于先后集中了四十万人参加劳动，仅仅用了160天就胜利地建成了。怀柔水库控制流域面积达五百四十平方公里，蓄水一亿方，能浇地一百万亩，总工程量土、石方二百零九万立方(参看《薄一波副总理在怀柔水库落成典礼大会上的讲话》《北京日报》　1958年7月21日　)。天津市完成了‘咸淡分家、清浊分流’工程。天津的水源河道是海河，而海河又是一条潮汐河道，每天两次涨、落潮。当上游来水不足时，海水就趁潮上溯，进入市区，造成咸淡水不分；海河又是一条排水河道，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往海河里排放。由于咸淡水不分，清浊合流造成水质很差，严重时自来水供应困难，有的工厂因水质恶劣被迫停工，郊区水稻秧苗有的因咸水致死等等。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建成了海河闸，改建了污水管网，基本实现了‘咸淡分家、清浊分流’，使海河的水质得到改善。施工高峰时，在工地上义务劳动的人数曾达到10万人，工程投资8000万，为天津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市政建设总投资的1．3倍，工程规模是历史上空前的(参看《天津志》第六卷重点工程)。这一工程的胜利完成对天津市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全国各地的水利建设成就很多，有修水库的，有引水上山的，有洼地改造的，有整个流域治理的等等，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当时的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有个发言，标题就是《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是说截止到　1958年1月31日　，四个月实现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我国四千年积累的灌溉面积的一半(参看《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五号第64～65页)。人们只要深入农村调查就会知道，大跃进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和深远。我国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以五十年代为起点的农田基本建设的大跃进，六十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继续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估计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农业成就时指出：“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 第301——302）　　　　

　 　　　

    原江苏省的省委书记许家屯，《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发言》说：“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省农田水利常年失修，淮、沂、沭、泗等河经常泛滥成灾，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望天收’的状态--------二十八年中，我们一共投入90多亿个工日，搬动二百一十多亿土石方，开挖7万多公里河道，建成1177座水库，筑起2802座闸坝，培修17000多公里堤防，建成了124万多个涵管、田间节制闸等小型配套建筑物。”（《人民日报》　　1978年7月31日　　）江苏省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分不开的。山东省也是我国农业发展比较发达的省份。原省委书记白如冰说：“建国以来到1977年底，全省共开挖治理大中型河流三千多条；建成大中型水库175座，小型水库5053座，蓄水能力120亿方；共建大小排灌站22039座；建设万亩以上灌溉区692处；打机井45万眼，全省现有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达6400多万亩，占58%；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达3969万亩，占36%。”（《人民日报》　　1978年8月5日　　）这些数字对不熟悉农业生产的人来说，可能形成不了什么概念。仅就江苏省二十八年投入90多亿工日说，按每个劳动力每年劳动300天计算，相当于江苏省二十八年，每年投入100多万劳动力，专门从事农田基本建设，这是多么伟大功工程啊！能说这不是大跃进吗？！　　　　

　 　　　

 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薄一波同志也承认大跃进运动取得重大成就，他指出：“1958年由于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大干苦干，加上年景也好，核实后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比上年增长2．5％。棉花产量为3938万担，比上年增长20．1％，钢产量(剔除土钢)800万吨左右，比上年增长49．1％。在钢铁生产的推动下，一些基础工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1957年比较，煤产量由1．31亿吨猛增加到2．7亿吨，发电量从193亿度猛增加到275亿度，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从2．8万台猛增加到8万台。”(《回顾》第709、710页)“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中，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加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纱锭占25．9％”(《晚年》第125页)等等。　　　　

    在社会关系方面，大跃进运动使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亿万劳动群众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地奋发劳动。按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77、178页)。他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态度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319页)。这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奴隶有根本的区别。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劳动者不过是生产要素的一种，与工具、设备、厂房同属一类。只强调劳动者要服从管理，遵守规章制度，不强调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只强调罚款、奖励，不讲调动劳动群众主人翁责任感，只讲少数人管理，不讲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等等，实际上是西方经济理论的运用。大跃进运动开创了与西方经济理论根本不同的原则。如果说过去强调了农村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那么1958年则开创了全国范围的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先河。上自毛主席、周总理，下至一般干部都到十三陵水库等地参加过劳动，当时北京所有高校的在校学生几乎都轮流到水库工地劳动过。大跃进所开创的原则：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自觉地为社会劳动，为集体劳动，征服、改造大自然。这种原则不仅在大跃进期间而且在以后的生产建设中，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得到了发扬、贯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原则，而是用商品买卖的原则，就不可能买来大庆油田、成昆铁路、虎头山的梯田和林县的红旗渠等等，也不可能买来两弹一星等高科技产品。　　　　

(注：若干陈述摘自《天人古今》1988年第6期 （原署名田跃进）)　　　　

若干史实可参见：晒一晒大跃进的成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6/159573.html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然而，对这些历史事实，主流媒体是瞎子，他们看不见，他们大肆宣扬“大跃进”运动是极“左”路线的运动。例如百度百科称：“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更是极尽污蔑之能事。　　　　

     　　　　

    与某些人相比，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评价要客观得多，他说：人们通常认为，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毛泽东晚年为了无谓地探求社会主义精神的乌托邦而忽视了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一个趋向工业化的时代。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评论家们发表的关于毛泽东时代经济遗产的著述主要谈及其“还合理”和“还平衡”性，而不是其经济特点，尽管如此，也还是提到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 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 90倍。从 1950—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 13.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 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 11.3％。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30％增加到 72％，这反映了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从 1952年（这一年工业产值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到 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从 130万吨增加到 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 6600万吨增加到 44800万吨；发电量从 43亿度增加到 1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于零发展到 8400万吨。化肥产量从 20万吨增加到 280万吨；水泥产量由 290万吨增加到 4930万吨。到 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到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 6年后，又于 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力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在 70年代中期，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从 1952年的 300万人增加到 1800万人。此外，在农村建立小规模工业企业的政策使得 2800万农民（来自农村的 3亿劳动力之中）变成了公社或大队工厂工人，尽管这些工厂的生产技术还非常原始。并且，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科技知识分子。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 1949年可怜的 5万人（到 1952年为 42.5万人）增加到 1966年的 250万人，到 1979年又增加到 500万人，其中的 99％以上都是 1949年后增加的。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 “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 6 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在 1952—1978年的 25年时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 4倍，从 1952年的 600亿元增加到 1978年的 3000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从 1949年的 100（1952年为 160）增加到 1957年的 217，1978年则达到 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 20年中，即使把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考虑在内，从 1957—197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还是翻了一番多。　　　　

    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记录仍然是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的时代记录。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国家中，这三个国家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历史范例。在 1880—1914年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 10年的增长 33％（人均 17％）。日本在 1978—1929年间每 10年速度为 43％（人均 28％）。苏联在 1928—1958年间每 10年的增长速度为 54％（人均 44％）。而在毛泽东主义时代的中国，从 1952—1972年，每 10年的增长率高达 64.50％（人均 34％）。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 “蜗牛速度”向前发展。当然，若与同一时期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效益相比较，则另当别论。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除了苏联在 50年代提供的有限的援助（到 60年代中期中国便迅速全部偿还了这笔费用及其利息），毛泽东主义的工业化是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 70年代末期前，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对它怀有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在实际上的闭关自守的条件下，中国不得不奉得一度被奉为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尽管现在来谈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已不那么时兴，但历史事实是毛泽东主义政权使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一些进步，而这些进步是在不利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下取得的，　　　　

在经济学家的计算中，有一些因素是很难用数字来衡量的，而这些因素对衡量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又至关重要。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泽东时代，教育机构和受教育机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大量的文盲转变成为有文化的人，并且建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比较普遍的医疗卫生系统。在毛泽东统治的 25年时间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 1倍——从 1949年前的 35岁延长到 70年代中期的 65岁。这些统计材料表明，共产党革命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上和社会上的利益。　　　　

    莫里斯·迈斯纳还指出：伟大的英国历史学业家 E.H.卡尔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①［注：转引自由塔里克 ·阿里主编：《斯大林主义遗产》，英格兰，1984年，第 9页。］　　　　

卡尔的话不仅适用于苏联，也适用于中国。.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肯定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何评价）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取得了社会成就和人类成就的时期。　　　　

不管人们怎样大胆地定义“现代化”这一十分模糊的概念，在毛泽东主义时代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都不可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毕竟不是以废除私有制为标志。不过，仅仅在 1949年共产党革命胜利后的几年时间里，恰恰是消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构成了中国社会重要的基本特征。到 1956年，城市经济残余的私有部门实现了国有化，农业经济实行了集体化。如果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 “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那么中国早在毛泽东时代初期就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了。　　　　

中国在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实行工业化。而工业化无疑才是现代化概念的本质。但是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发展是在国家的指导和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工业化进程在最初并没有单纯地被看作是目的本身，而是被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是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物质前提。虽然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都是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实行了工业化的政策，但是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在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方面都搞得比苏联更加有声有色。毛泽东不同于列宁、斯大林及其继承人，他不愿意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单纯寄希望于经济和技术的物质力量本身的发展。毛泽东要求经济发展应伴随着（实际上是以此为前提）对社会关系和群众思想的“不断的”和“持续的”革命改造进程。毛泽东告诫说，在建设马克思主义规定的物质前提的过程中，必须创造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毛泽东否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将会自动地保证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这种苏联的正统观点，他坚持认为，现在就必须使现代经济发展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的目的相一致。毛泽东主义的设想是，新社会以新人的出现为前提，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与建立社会主义技术经济基础同样重要。因此，毛泽东主义认为，不能单纯地用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还要看它是否缩小了“三大差别”，是否朝着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目标发展，即向着最终消灭长期存在着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方向发展。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给诗刊的第二封信,毛泽东说：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　　　　

   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坚定地说：“大跃进就是好，有人说大跃进不好，十三陵水库，人民大会堂就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大跃进就没有大会堂。让那些右派来看看，究竟是不是大跃进！”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中说：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洛夫，斯大林、李大剑、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年不理它了。一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効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较低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层、下层两下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阶级说的。我们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　　　　

　 　　　

事实上，1958年前后建了大量大工程、大工厂、大水库（包括向香港的供水），创建了许多学校，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主流。大跃进的巨大成就不容诋毁,这些巨大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巨大威力,同时也应看到,出现的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很严重的,问题主要出在农业方面,因为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和高指标的失误政策给农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一线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毛主席在二线怎么着急，他们不听呀，今推明，明推后，这是有据可查的）。当时的直接领导人就一心想着急于捞政迹,为接班做铺垫,结果搞砸了,赶紧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大跃进的主流成绩被掩盖，支流缺点被炒翻了天，党的历史被歪曲。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某些人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泽东时代，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些善良的人们以为是要总结历史经验，也为他们的宣传所蒙骗，而我们应当明白，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他们抹杀的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伎俩完全得逞之时，也就是尚存的共产党彻底跨台之时。　　　　

历史表明：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者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为其一劳永逸地建立他们梦想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所造的誉论。人民群众应当起来，“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为爭取自身的解放而努力奋斗！　　　　

    最后，作为结尾，我建议再学一下毛泽东五十年多前写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中说：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活，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五——一九○七的俄国革命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这三件是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2010/8/26　　　　　　

　 　　　

请参见：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 一辩大跃进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侯悟宇收集的大跃进时期的建设成绩　　　　

http://news.qq.com/a/20090820/002339.htm　　　　

ymq550123 :晒一晒大跃进的成就　　

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爭及其实质——三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三辨，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　　

3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爭及其实质　　　　

  　　　　

3.1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的五个标准　　　　

　 　　　

     一九五八年八月在修改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于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时毛泽东加了一段话：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中曾提到这段话中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时。批语说：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 并说：“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　　　　

3.2刘的五条标准及口红式共产主义　　　　

   虽然毛泽东在决议中写上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五个条件，但许多人只记得一条，物质。　　　　

一九五八年9月刘xx到河南视察，他用他的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五个条件，来代替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所规定的五个条件。　9月24日　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他提出了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xx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分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刘xx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制度，要比较稳妥的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五个条件, 刘xx主要讲的是物质条件。他回避了消灭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对内无产阶级专政职能消失的任务。这样一种唯物质决定的观点后来在九评中被称为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　　　　

    象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一个调子，有人也更为明显地唱起了口红式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11月4日晚　, D向遵义地委负责同志说：“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吗？不知道吧？啊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北京、贵阳有的，你们这儿也有。什么电视机啦、冰箱啦，每家都有。至于高跟皮鞋、口红，旗袍之类的，更不在话下了。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讲到这里，环顾周围，听众仍默不作声。他把话题一转，“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大家一时不敢回答，他就接着说：“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其次要数做饭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将来高根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的愿穿皮鞋，有的愿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该享受的应该享受。现在穷，问题还不大，富起来了就要求多样性。”　　　　

在当时，这种口红式共产主义在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心目中盛行。典型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谭震林更生动地表达他们的理想: 　　　　

那么，共产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饭都有肉、鸡、鱼和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玖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尼绒和羊毛制服……，狐皮服也会增多，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的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住房方面，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一四，通讯方面，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往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到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总之，共产主义含义是;食物、衣服、房子、学院和体育活动，这些意味着共产主义交通、文化娱乐、科学和体育活动，这些意味着共产主义。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作者评论道，这就是典型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大跃进期间，谭确实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事业心强”的人。但在大跃进以后，毛也不得不指出:　　　　

  谭老板，你那儿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镇一点。[　　1959年7月23日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3.3毛泽东对他们的批判和揭露　　　　

    　　　　

针对这些论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毛泽东说：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xx、邓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　　　　

今年到现在　十一月十七日　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北戴河会议讲…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　　　　

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　　　　

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xx“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xx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xx、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毛泽东对刘xx鼓吹“穷过渡”还批评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xx　7月14日　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按：此指刘xx、邓xx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xx——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1l　一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3.4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　　　　

　　3.4.1　　马克思、列宁谈官僚机构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官僚政治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弊端，是与社会主义完全不相容的。　　　　

马克思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提出了造成官僚国家独立性历史环境的三种类型。第一种历史环境是，所有的社会阶级都非常软弱和不发达。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在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中十分普遍，前殖民地时的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印度，专制国家的官僚机构是以凝固不变、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村社为基础的。①［注：参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在较小的程度上，沙皇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的封建贵族和近代资产阶级都十分软弱无力，无能执掌国家政权，因此，专制的官僚机构便居于统治地位。第二种（十分不同的）有利于官僚机构独立的历史是两个同样强大的社会阶级维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例如在西欧的许多国家里，当趋于腐败但还十分强大的封建贵族与新产生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斗争时，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正是把世纪和 18世　纪的　君主专制制度的权力及其相对独立性与其官僚机构归结为这种阶级斗争的对峙。第三种历史环境是经济上相对比较先进的社会的情况。马克思指出，在 1848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个体农民这一庞大阶级的存在为拿破仑三世所统治的官僚国家的权力及其独立性提供了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法国，“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了行政力支配社会”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693页。］　　　　

   马克思一直确信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十分乐观的预言：“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时候，公社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273页］诚然，马克思并不完全清楚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官僚机构存在和复活的可能性问题。在对 1880年巴黎公社的分析中，他强调工人阶级应当摧毁、而不是简单地接管“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僧侣和法官”的必要性。他称赞巴黎公社采取的反官僚措施，并把这些措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为了恢复社会的政治权力，要把生产者在劳动机构而不是社会机构中组织起来，使这种机构同时兼有行政和立法的职能。行使社会所必需的行政职能的将不再是社会任命的官吏，而是纯粹的劳动者（或为他们所承认的代表），他们由群众选举产生，直接对群众负责，群众随时可以撤换他们。此外，从事公务的人只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的薪金，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或特权。②［注：以上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这就是马克思为解决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问题提出的对策。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很少谈及这个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下面这个令人鼓舞的假定之上的：社会阶级差别的废除必然伴随着国家和官僚机构的废除。　　　　

在俄国革命后不到 5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和专制化。在病榻上，列宁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不久，列宁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在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全面官僚化了。　　　　

　　3.4.2　　大跃进官僚们强有反抗　　　　

1949年的中国苦于完全不存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设想的、能够保证由劳动群众而不是新的官僚机构统治新社会的那些历史条件：成熟的工人阶级，比较发达的经济，新形式的普遍民主所赖以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以及国际革命的进程和精神。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虽然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这些限制因素本身也受到了限制，但是在 1955—1960年间，这些因素又开始发挥作用。 1955年，毛泽东撇开党的官僚机构的领导人，绕过了新国家的官僚机构，以战争年代的精神发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双百运动对根深蒂固的官僚既得利益的特权和独立性构成了明显的威胁，特别是当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注：参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我们必须消灭官僚主义”时①。［注：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 2月 2　7日）。］这种威胁就更加明显。大跃进运动具有深刻的反官僚主义倾向，因而遭到官僚主义的强有力的反抗。　　　　

    大跃进期间这些官僚主义者信口开河的事比比皆是, 　　1958年8月6日　　，刘xx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xx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　1958年9月1日　《人民日报》）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xx、邓xx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xx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1958年8月，刘xx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刘xx和邓xx审定的，　1958年9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虚假新闻充斥报纸，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高产卫星列表。仅　1958年8月1日　到　9月5日　止，《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13] ：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　，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　，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　，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　，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　，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　，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　，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　，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　，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应当指出报刊直接管理者为刘邓。作为总书记，邓xx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　　1958年7月30日　　毛泽东推荐发表一文章向一线领导(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写信，说：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毛泽东推荐发表一文章还要写信给他们。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这些“卫星”该由谁负责呜？以下一些事实足以证明是刘xx们的功德！　　　　

   　　1958年7月14日　　—18日，刘xx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xx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　　1958年8月4日　　《人民日报》）

　　1958年8月，刘xx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8月27日　　《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　　至11日，刘xx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　　《人民日报》）刘xx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xx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9日　　到28日，刘xx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11月, D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带着蔑视的神情讽刺道，“你们这些人哪，太没上进心了。拿绥阳县的麻来说。那能每亩就产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县委书记们为之膛目结舌。接着，他换了一付满有信心的神气，冒充内行说道：“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你们石头缝缝里还种包谷，合不来，合不来，统统不要。你们现在有五百万亩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万亩。咱们每亩要产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种地了。”　　

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那些说毛泽东鼓吹浮夸风不知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的人，应该还记得《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　　1957年9月20日　　—　　10月9日　　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　　1958年5月5日　　一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还指出：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　　　　

    对于刘xx一些人，5月通过的《纲要》，8月当是记忆犹新吧，他们明知《纲要》要求黄河以北12年后亩产达到400斤，而他们却在两个月后　　8月6日　　，弄出一个典型县——黄河以北的徐水县，要求亩产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岂不太离谱了。刘xx一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做的是什么？这正好说明，这些官僚是以这种形式反对和破坏大跃进的。[注：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认为：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xx、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xx、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　　

　　3.4.3　　毛泽东此时在关注重心在国际问题　　

　1958年　7月13日　　伊拉克发生政变，亲西方的费萨尔国王被推翻，国际形势骤然出现危机。西方的反应是迅速向亲西方的另一些阿拉伯国家派遣部队，以防止发生类似的政变。　7月15日　，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美国军队进入黎巴嫩。　7月17日　，英国军队到达约旦。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一九五八年7月,毛泽东开始着重关注国际问题，中东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从　七月十五日　到十八日连续四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在认真分析中东事件和国际动向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　　　　

   七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作出明确指示。　　　　

　七月二十日　，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军准备问题。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　，他写信给彭德怀、黄克诚，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①（①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手稿，　1958年7月27日　。）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期间，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　　　　

当年受命指挥金门炮战的叶飞回忆道：　　　　

    “二十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一见到主席，我先汇报了炮击的准备情况。彭老总、林彪参加了，少奇、总理没有在，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也在。地图是摊在地毯上的。主席听我汇报时，精力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别的没有说，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那个时候，国民党军中的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我说：那是打得到的。听我这样一说，主席又考虑了十多分钟没有说话。后来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说：避免不了。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给我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第二天继续开会。这个时候，主席下决心了，说：那好，照计划打。并要我在北戴河指挥。”②（②访问叶飞谈话记录，　　1984年7月22日　　。）　　　　

   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另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九万五千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他还说：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②（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4、76、77页。）　　　　

   　　九月四日　　，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人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声明重申：“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①（①　　1958年9月5日　　《人民日报》。）　　　　

   　　九月五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着重分析炮击金门以来的国际形势。在讲话里，他提出了著名的“绞索政策”，说：“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毛泽东说：“我们并不要登那个什么金门、马祖。你登它干什么?它的工事相当坚固。就是吓它一下。但是，金门、马祖并不是一定不打，一有机会，我们就机钻上去，相机而行。”　　　　

　　3.4.4　　毛泽东调查和痛批官僚主义者　　

   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作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克服它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始终不懈！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　　，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吴冷西、田家英，去刘xx视察过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弄清楚刘xx是怎样做的，以便有效的纠正刘xx一些人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笔者注）。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　　

    　　1958年11月22日　　，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吴冷西：《忆毛主席》）]，吴泠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否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第四，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xx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3.5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1962年 1月, 毛泽东指出党的干部缺乏对“民主集中制”的正确的理解，其表现是：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他警告说，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但是毛泽东担心的不是这样的反动阶级或资产阶级会重新获得国家政权，他担是的是党的状况：“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③［注：毛泽东 　1962年 1月 3　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他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注：毛泽东 　1962年 1月 3　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了新形式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发展。周恩来在赞扬了过去两年的经济成就后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中，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是强大而有力量的，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他们。同时，在社会上，在党政机关、经济组织和文教部门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剥削分子，总是要从上级领导机关中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剥削分子总是结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　　　　

谁是 “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很显然，周恩来所说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那些为所有制所划分出来的人，而是指在现在的 “社会主义”制度中享有经济特权、社会声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他们不是凭借财产、而是凭借地位和收入而享有特权。　　　　

 周恩来的报告暗示（也可以说是判断）说，这种弊端的本质就是“新的剥削分子”产生于“党政机关”。这无疑是说，党政官僚机构本身即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源和场所。　　　　

1965年，毛泽东开始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工农群众的压迫者。他提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毛泽东 1965年 1月 29日在一份蹲点报告上的批示。］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把官僚阶层划分为一个社会阶级，但毛泽东却不然，他认为，官僚主义者构成了新的剥削阶级（或至少他认为，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和国家工作人员正在变成这种“新阶级”的成员），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官僚主义者阶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义语，而官僚主义统治也即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或至少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根源。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毛泽东日益强烈地坚持说，在中国社会里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斗争，必须重视开展“阶级斗争”。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对抗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关头。毫无疑问，毛泽东主义的这些看法部分是基于当时苏联的严重倒退的现实，因而毛泽东认为实行“修正主义”政策就意味着向“资本主义”倒退。但是毛泽东当时担心的主要是中国国内的具体现实。毛泽东认为，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的，党的领导人中相当一个多数选择使用的手段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他们存在将使中国向“资本主义倒退”。　　　　

　 　　　

这就是从大跃进至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所观察和认识到的历史现实。历史已经证实毛泽东的认识的正确性，正如他所说的：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一月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　　　　

　 　　　

3.6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的爭论实质　　　　

　 　　　

多年后（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毛泽东还提及刘xx们口红式共产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５〕，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xx〔６〕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７〕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指出他们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从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到口红式共产主义, 他们的理论手法是十分相似的。都是假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他不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以美国为蓝本的。他把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高到国策的地位。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常常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一旦实现了这种“共产主义”，“不用我来号召，你们就会走向共产主义”。　　　　

口红式共产主义则演变为农村单干论、资本家入党论、市场论等等，他们搞的难道不是口红式“美国生活方式”吗？　　　　

从口红式共产主义到官僚主义者阶级, 以及六二年出现的单干风和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历史昭示了中国将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斗爭，到“美国生活方式”的确立，结局已为人们所见，尽管反复已经出现，但” 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 这就是历史给人们的教训！　　　　

列宁在嘲笑老修正主义政党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的时候说过：“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 一切假招牌总有一定会被剥去，前苏联的解体已经剥去了许多人的伪装，仍然在伪装的人们有一天也必定会卸去他的外套，还其本来面目。　　　　

　 　　　

　　2010/08/27　　　　　　

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彰显历史——四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三辨，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　　　　

3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爭及其实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433.html　　　　

　 　　　

4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彰显历史　　　　

　 　　　

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邓小平这番述说，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原来是非是被颠倒了的，历史是被篡改了的。。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还清白于毛泽东。那么，让我们看一下农业问题上的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看清事实，看清事实真相，看清本质吧。　　　　

　 　　　

4.1吴冷西说：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　　　　

吴冷西同志写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中指出：毛主席在　1958年4月1日　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河南的吴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大体上每隔一天开半天会，其余的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

　　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毛主席又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主席说，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较为密切的意见。接着，毛主席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后来新华社编印了毛主席写的新闻和评论的文集。）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在北戴河会上，也没有就此做出决定。看来这是因为形势变化太大太快所致。）　　　　

　 　　　

南宁会议是一个劲反“右倾”的，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4.2农业问题上的一张时间表　　　　

　1958年三月九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　　　　

1958年三月二十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　　　　

1958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的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大社可以办一些加工厂，最后由乡办，或几个乡联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工矿。　　　　

　1958年四月六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　　　　

　1958年四月一日　至六日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毛泽东说：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1958年五月十七日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　　　　

人民日报六月所放小麦卫星：　　　　

　1958年　6月8日　　，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1958年　6月9日　　，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1958年　6月11日　　，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1958年　6月12日　　，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1958年　6月15日　　，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1958年　6月16日　　，湖北谷城，4353斤；
　1958年　6月18日　　，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1958年　6月21日　　，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1958年　6月23日　　，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1958年　6月30日　　，河北安国，5103斤；　　

　1958年七月三日　毛泽东写下了“介绍一封信”一文，他说：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　　　　

1958年七月 三日毛泽东向一线领导(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写信，说：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八大二次会议会议之后，刘少奇们则主观唯心的提出他们的万斤说。　　　　

人民日报　7月12日　，河南西平，小麦7320斤；　　

人民日报　7月12日　，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早稻3275斤；　　

　7月18日　，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　，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　，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1958年7月14日　—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　1958年8月4日　《人民日报》　　　　

1958.07.23，《人民日报》社论, 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说：湖北省襄阳专区，就是全省有名的低产区，去年夏季大丰收，产量由一般年景的五、六亿斤激增至十四亿三千万斤，今年更翻了一番，达到三十亿斤以上。全区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也由去年的一百五十四斤跃增到三百斤以上。河南省偃师县是小麦高产县，小麦产量逐年增加，1956年达到单产二百六十二点四斤，1957年因灾也产二百二十八斤。今年，这个县曾有不少人认为小麦在这样高的产量基础上，再要有大的增产是不可能的，没有想到全县平均产量竟达到了五百七十多斤。究竟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我国的农业增产潜力有多大？看来现在谁也不敢下断语了。　　　　

　1958年八月一日　在红旗第5期,陶铸发表” 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他说：在粮食增产的速度问题上,几年来，在广东，党内外是有过爭论的。有人论为，粮食增产不可能快，充其量每年只能增产百分之十，…主要是受着天时地利的自然条件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人们今天还无法改变的。…他们说: 粮食增产速度已经是“不得了’了，党提出增食增产再加快速度的要求，是’ 主观主义’的。他说： 历史事实和科学研究征明，自然界的蕴藏力是广漠无垠、无穷无尽的。应该说，今年的粮食增产还只是在水稻增产的途程上跨出第一步。我以为广东粮食增产的目标，如果今年能够达到一千二百斤，那么，只要是需要的话, 到一九六二年就可以达到亩产粮食三千斤或者更多一点。
     他说：社会需要来有计划地而不是盲目地发展工业和农业各种产品的生产。如果按照社会需要的增长，而要求实现这样的高产指标，就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高产的各种条件。此如广东今年早稻在初步搞好水、土、肥的农田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实行了密植，已有亩产二千多斤的。今年晚稻一定会有更高的产量出砚。今后只要再进一步贯彻么密植为中心的多项技术改革，如合理排灌、合理施肥、深翻深耕、选用良种、培育壮秧、’早播早插，’并突行鼓严格的，田间管理，保征早稻每亩生长六十万穗以上，晚稻八十万穗以上，全年水稻亩产量即可提高到七千至八千斤，加上冬季粮食作物，全年即可达到一万斤。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了“粮食增产有限论”者对自然的认识是极为贫乏，他们的论断才是主观主义的。　　

人民日报
　7月31日　，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　，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　，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　，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　，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　，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8月6日　，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几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　1958年9月1日　《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3日　，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08.13《人民日报》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介绍: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了。这是今年我国农业生产上又一件大喜事。我们热烈地向发射早稻、花生高产量“卫星”的同志们祝贺。　　　　

去年，我国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单季稻是二千四百多斤。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社所创造的纪录，比去年增长十四倍以上。去年我国花生亩产的最高纪录是一千五百多斤，南安县所创造的最高纪录，比去年增长了六倍。这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高速度的增产，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　　　　

这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刘西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介绍: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做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即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　　　　

　1958年9月10日　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　《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　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报》）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4/143954.html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少奇、邓小平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　1958年9月10日　—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人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县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　1958年9月18日　《人民日报》）　　　　

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　9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都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　1958年10月17日　《人民日报》）　　

邓小平。邓在大跃进中言词虽不多，但却惊人，5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说，粮食增产20、30%是右倾保守，要增产100%才对，并鼓励东北要快点搞城市人民公社，最好是一个城市一个公社。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九月初，毛泽东又南下考察，“在郑州，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和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后，他感到他们一片叫好声中，就是没有反映问题。他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一连问了几遍，还是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毛泽东要找工作团的普通工作人员来开会，再问问情况。”　　　　　　

工作团是中央机关下放锻炼的干部。这些干部“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家还是一片叫好声。”“毛泽东似乎对这一片叫好声不满足。他盯住了坐在身边不远处的胡秀云，决定单刀直入：‘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听后又说：“你是不是吹牛？大锅菜炒出来的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这时，胡秀云才说了真话：“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400斤，早晨就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而且都不吭声。毛泽东转过头，拿眼去看河南省委的干部们，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说：“你们到底是在放卫星还是在放大炮？”　　　　　　

谁也没有回答，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参看吴晓梅、刘蓬著《毛泽东走出红墙》179――181页）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1958年11月, D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带着蔑视的神情讽刺道，“你们这些人哪，太没上进心了。拿绥阳县的麻来说。那能每亩就产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县委书记们为之膛目结舌。接着，他换了一付满有信心的神气，冒充内行说道：“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你们石头缝缝里还种包谷，合不来，合不来，统统不要。你们现在有五百万亩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万亩。咱们每亩要产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种地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笔者注）。　　

　58年11月6日　，D接替吴芝圃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规定，1972年钢产量要达到4亿吨，按人口平均超过英国。这个纲要的浮夸风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4.3 二个相反的调查结果　　　　

　　4.3.1　　刘少奇们的调查　　　　

[　　1958年7月14日　　—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　　1958年8月4日　　《人民日报》）　　

我们看看中央办公厅的调查报告：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刘西瑞   《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７日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刘少奇特派员?)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做，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做。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像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８０％。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账，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要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６．６％，田间管理占１０．８％，收获入仓占１２％，而运肥、施肥就要占６４％，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２０％—３０％。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厉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做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做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即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４５％，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９０％，８０％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寿张县是　1958年7月14日　—18日刘少奇视察过的地方，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之人也许就是刘少奇之行之人，他们之结论是：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　　　　

　　4.3.2　　毛泽东组织的调查　　

　1958年10月26日　上午，毛主席秘书通知我(吴冷西)，说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谈话。毛主席派吴冷西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　　

毛主席说，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按：指毛主席自己写的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登在　10月1日　报纸上）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按：后来派陈伯达到遂平调查，因为陈已去过寿张了）。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门照本本上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主席从　11月2日起　主持郑州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和15年至20年规划纲要草案(新40条)。前一个文件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评他急于过渡，讳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重新写。后一文件提出1972年要生产2亿吨钢，毛主席指出这个草案缺乏根据，吴冷西回忆：毛主席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按：指15年－20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毛主席说，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等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　2万公里　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　2万公里　，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针对陈伯达鼓吹一个县一个公社[陈伯达同志插话：一个县一个公社优越性比较大：（1）统一调配劳动力；（2）统一财政收入；（3）统一产品分配；（4）统一发工资（不同的管理区），在二三年内，工资水平不一定要强求拉平。生产发展可拉平，现在保持一定差别有好处；（5）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各级的积极性。管理还可以分四级；（6）服从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和上缴利润的计划。一县一社和一县数社相比较：①统一调配劳动力，联社也可以，但是联社不易统一供给……。], 毛泽东说：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不要立条件论。　　　　

针对陈伯达鼓吹一个县一个公社可说是有全民所有制[陈伯达同志接着说：②联社各分社自负盈亏，但联社也可抽一部分公社积累；③统一调拨商品，一县一社好办，一县数社就难办；④统一财政收支，一县一社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可说是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但在一个省的范围内还不能那样说。], 毛泽东说：鞍钢一个工人拿八百元，一个工人劳动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了七千二百元原料，生产成本，还有一万零八百元，这就是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叫消费，即八百元工资；另一部分为国家作公共积累。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陈伯达们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　　　　

三十六条，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济），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中国工人穷惯了，工作起来很努力，又有干部下放，打成一片，干十二小时，叫他们回去都不走。农民炼铁炼钢以后说，工人老大哥可不简单。农民太穷，工资太少，现在拿的多了不好。每人（按全部人口）平均五元是少数。　　　　

针对刘少奇农民是老大哥的论调，毛主席指出：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针对他们穷过渡的论调。（×××：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责问道：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　2万公里　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　2万公里　，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11月22日　毛主席说，成都会议是五年　二万公里　，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　二万公里　，刘少奇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
. 毛主席问我们，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谈到这里，毛主席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1l　一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二个调查两种结论和看法，使人们看清了是哪些人头脑发昏!在毛泽东逝世后，那些大搞浮夸风的人，为浮夸风喝彩的人，竟把浮夸风说成大跃进，大跃进说成浮夸风，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这岂不是戏弄历史，戏弄人民！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而决不是其他什么人！真理就是真理，撒谎的人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4.5 为什么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是刘少奇等人。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花去了8个月（1958．8月—1959．4月）的时间，适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场面多么感人！　　　　

     他们说： 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显然是要说：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彭德怀的意见书显然并不是针对犯“左”倾错误的刘少奇等人。如果是他们想纠刘少奇们之错，他们为什么8个月（1958．8月—1959．4月）不发言。　　　　

　 　　　

试问，大跃进运动能否定吗？大跃进的辉煌成就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61856）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至今仍发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大跃进运动中我们伟大民族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难道不应该颂扬，而必须否定吗？！人民公社运动能否定吗？否定了集体化道路中国农民应该走什么道路呢？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自力更生，还是依靠洋人？抹杀了上述两方面的界限，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呢？坚持马列主义；肯定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才是马列主义的根本主场。历史己经证明：走资派始终以此为突被口，从而为他们的复案复辟开辟道路。　　　　

　 　　　

对此，后来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后说：“你看他们配合得多么密切，彭德怀要翻案，刘少奇、邓小平就支持他们。这个吴晗呀，完全是书生气观点，根本不知道彭德怀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他们完全是一种思想上的共鸣嘛。”　　　　

　 　　　

毛泽东说：“今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暴露了党内的严重问题。别看彭德怀倒了，但是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毛泽东说：“搞政治就必须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就拿我来说，我是随时作好下台的准备的。一个是被帝国主义里应外合把我们共产党的政权集体搞垮，我们成为俘虏；另一个就是被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赶下台，像彭德怀一类人…，就要同这类修正主义分子和国内外、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出路。”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话时，再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还有《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第二天，毛泽东又和康生、彭真谈话。毛泽东又说：“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毛泽东在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中说：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活，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五——一九○七的俄国革命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　　　　

　 　　　

　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说：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点。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说：伴随着 1958年的…热情和期望一同出现的（并非全无联系）还有关于经济发展的独特的毛泽东主义理论，按照当时具体的中国社会经济现实来看，这种甚至具有严格经济根据的理论的出现既非不合逻辑也非荒唐。人们普遍承认中国需要 “技术革命”，但问题在于，在不产生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的前提下（一句话，在不允许享有特权的技术知识阶层发展的前提下），如何才能迅速地掌握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掌握。　　　　

　 　　　

大跃进时期的若干思路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这些思路包括：现代世界经济落后的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城市化的速度比工业化快得多。从资金密集的项目全部转移到劳力密集型的项目——即从重工业转到相对来说需要的投资较少且要求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农业、轻工业和中小规模的工业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和农村中的失业问题。“两条腿走路”的新工业方针设想以本地技术与本地资源为基础，同时迅速发展国内大规模的现代经济部门与中小型工业。因为中小型工业是采取劳力密集型方式经营，所以人们认为它们不会影响到重工业的投资比例。　　　　

毛泽东号召中国发展独立的自己的技术，这是旧的民族自尊心与新的经济考虑相结合的反映。这个号召预示了大跃进时代的主旋律之一——“自力更生”的原则。在经过了大跃进之后，自力更生成为人民共和国各项方针和实践的基石。　　　　

毛泽东提出了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的联系，他说，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　　　　

中国将要在技术上自力更生，不依赖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民也将要在技术上自力更生，不依赖于技术知识阶层。技术发展被当成了一场群众运动，大跃进期间集会上叫得最响的口号之一便是：群众必须自己掌握文化与科学。　　　　

促进轻工业为农民的消费生产廉价的商品，这会极大地提高农民增加农业产量的积极性，农业产量的增加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家为重工业发展积累足够资金的根本前提。　　　　

充分使用地方资源和劳力要求将权力分散到地方有关部门，只有人民群众在自己的组织中真正参加了经济规划经济决策，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同步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中国的人力，通过建立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适当的思想指导，就能在一场全面征服自然的战斗中发挥和发动至今尚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的中国人力资源。　　　　

     毛泽东在进行社会关系的革命变革时的指导原则是“趁热打铁”。现存的秩序 ——因而也就是拖延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前进 ——无异于停滞和倒退。　　　　

　 　　　

     在毛泽东看来，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及意识形态目标与迅速发展物质生产力的目标是密切关联的，而前者则被认为是后者发展的前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正是在大跃进时代，出现了明确否定斯大林主义正统观念的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认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与经济的迅速发展相结合就能自动地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相反，毛泽东则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共产主义未来的实现就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中官民不平等等因素，培养提高人的觉悟，才能避免资本主义方向，最终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　　　　

　 　　　

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彰显历史!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将永放光芒，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任何污蔑毛泽东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真理在毛泽东一边，人民在毛泽东一边，反对毛泽东的人们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一切加在毛泽东头上的不齿之词终将烟消云散，人民翻身之时，也就是毛泽东思想重新发扬光大之时。　　　　

历史表明：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者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为其一劳永逸地建立他们梦想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所造的誉论。人民群众应当起来，“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人民群众应当为爭取自身的解放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　

　　　　

　 　　　

　　2010/9/4　　　　　　

人民公社的产生及其是非曲直——五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五辩[并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34周年]，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　　　　

3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爭及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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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彰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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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民公社的产生及其是非曲直——五辩大跃进　　　　

　 　　　

　 　　　

5.1人民公社的产生的历史基础　　　　

　　5.1.1　　《论十大关系》对农业发展的设想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毛泽东的调查，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毛泽东说：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大家没有异议。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并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没有犯过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错误。他们片面地着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生活品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轻工业和农业都是比较注重的。我们市场上的货物比较充足，同有的国家在革命以后的市场情况不同。我们的生活品，说十分够也不那么够，但是我们有相当丰富的民生日用商品，并且价格是很稳定的，人民币是稳定的。这并不是说，现在没有问题了。也还是有问题的，就是对于轻工业，对于农业，比过去要更加注意，就是适当地调整一下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要在工农业总投资中适当地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你究竟想发展重工业还是不想？或者想得厉害一些，还是想得差一点？你如果是不想，那就打击轻工业，打击农业；你如果想得差一点，也可以对轻工业少投一些资，对农业少投一些资；你如果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就要注意发展农业，使得生活品更多些，积累就会更多些，几年之后，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也就会更多些。所以这是一个真想、假想的问题。　　　　

在农业问题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农业集体化了，搞得不好也还是不能增产，农业机械化了，搞得不好，也同样不能增产。有的国家的农业，不能增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有问题，在税收上使农民的负担很重，在价格上农产品很便宜，工业品很贵。我们在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同时，得把农业摆到一定的位置上，实行正确的农业税收政策和正确的工农业品价格政策。　　　　

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那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那一年的日子就好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5.1.2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提出　　　　

   就如何发展农业问题，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这个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56年1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估计到今后十年中，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中共中央注，　　1957年10月25日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或《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在全国农业发展上提出的重心是粮食和棉花——粮食：“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　　
棉花：“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　　　
　5.1.3　　反“冒进”要反掉的第一项就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反“冒进”要反掉的第一项就是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就是反掉指标：400,500,800斤。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第二个五年计划）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惜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　五十米　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　　
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毛自已评论南宁和随后的成都会议时说:  我们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如果没有南宁会议，就不会形成这条总路线。　　
关于反冒进，1967.04.06, 周恩来与国家计委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说：一九五六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还有陈云、薄一波，我也有责任。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薄一波就没有很好检讨。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一九五六年第一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的，刘少奇同意的送给主席看，主席没有看，刘少奇就拿来发表了。　　
1968.02.02, 周恩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代表的讲话说：毛主席早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上就说了，他说他希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付的代价，希望要能够比民主革命阶段所付代价少一点，时间短一点。当时，我不能理解主席那句话，我曾经问过主席，我说是不是指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他说不是，那是小问题。　　　

　　5.1.4　　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就有闹退社和分社的。所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合作社的巩固大概需要五年时间。就在毛泽东讲话后的一天，即　　2月28日　　，刘少奇在听取河南省新乡地委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时说：大社办多了。普遍办大社有问题。他认为：生产单位、分配单位、经营单位小一点，每个人都看得见，谁做活好坏也看得见。这与生产力是手工生产相适合。社太大了对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办太大的社，群众看不到，就是生产关系跑在生产力前边了。他又说，根本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把生产关系调整一下，社太大不完全适合生产力。　　　　

     　　1957年9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其中说到：由于目前农业生产的种种特点，又由于目前农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还不高，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的要求，适当分小。指示认为，社的规模一般应当以百户以上村为单位，实行一村一社，生产队的规模，以二十户左右为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确定了之后，应当宣布在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指示总结了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提出了一套适合现有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管理制度，如：“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普遍推广“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实行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等。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兴修水利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在这过程中出现打破社界、乡界、以至县界的协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考虑到以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将小社有计划地并为大社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意见》（　　1958年3月20日　　成都会议通过，　　4月8日　　政治局会议批准）。意见说：“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以上摘自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当时兴修水利已成为农村的一项中心工作，1957.12.15《人民日报》社论【大兴水利必须依靠群众】中指出：大型工程技术性强，需钱多，群众自己难于举办，只好依靠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好不好呢？当然很好。解放以来国家大量投资治理大江大河，许多中型工程各地也都在举办。正因为大、中型工程需要靠国家投资，所以只能由中央和地方根据必要和可能的条件，统一筹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兴修。而且，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群众性的小型水利工程，决不是少数大、中型工程可以代替得了的。比如，北方平原地带需要多打井；山区地形复杂，水利工程的形式就应该多种多样；南方的丘陵地带需要修水库，也需要挖塘、筑坝，等等。光靠少数的大、中型工程，怎么能解决全部水利问题？小型水利工程的特点是花钱少、收效快，每乡、每社都可以兴修。五亿农民同时动手兴修小型水利，其效果当然比集中兴修的少数大型水利工程快得多，大得多。　　

　5.1.5　　同保守倾向作斗争，实现生产大跃进　　
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号召同保守倾向作斗争，各社论提出实现生产大跃进。　　
　　1957-10-27　　  《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中指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昨天公布了。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它给我国五亿农民指出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规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方法。我们相信，这个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一定会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引起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的新高涨。　　
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十二年内，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把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提高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把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提高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皮棉），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实现这些目标，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的面貌将焕然一新。　　
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既有现代化工业又有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强国。近几年来，我们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建设现代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是绝对必要的。不这样作，就不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可是，为了更迅速、更顺利地发展工业，在目前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毛主席指示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推动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根据两年来情况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把去年1月份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加以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作为领导全国五亿以上的农民在今后十年内积极奋斗的指针，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要实现四十条纲要，没有一股劲，不经常同保守倾向作斗争，是不行的。”去年和今年的经验，说明这种论断完全正确。　　
    1957.11.13《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指出：我们党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热烈的欢迎，鼓舞起广大农民更大的生产热情。　　
       1956年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不论北方和南方，到处都有高额增产的先进事例。总计1956年全国有二十九个县、市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生产指标，即纲要中规定的1967年的生产指标。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就有七个千斤县。北方贫瘠地区的甘肃定西县在1956年增产的粮食达到了1953年的三倍。今年有更多的县、市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1967年的生产指标。如河北今年有三千一百零四个社达到了四百斤，有一百九十八个社达到了五百斤以上，有九十一个社达到了六百斤以上，有六十八个社达到了八百斤以上，有十一个社达到了千斤以上。又如湖北红安县土质瘠薄，生产条件不好，今年每亩平均产粮也达到八百三十四斤，比1952年增长了一倍以上。　　
1957.12.28《人民日报》社论【丰收再丰收，跃进再跃进】指出：能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呢？这是摆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农业干部和农民群众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进展，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粮食总产量和棉花总产量都胜利地完成了计划。但是，同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较，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还是落后了一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前三年，我们主要依靠小农经济进行农业生产，增产速度不能不是缓慢的；在后二年，小农经济虽然基本上变成了合作经济，可是因为时间还短，经验还少，原有的生产条件还来不及进行重大的改变，所以增产速度还受到不少限制。今后呢？情况就会大不相同。97％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从事集体经营的经验；经过全民整风和整社、整党之后，大部分农业社更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两年中间，大部分农业社也已经积累了较过去为多的生产资金，有了一些基本建设。国家对于农业的支援，特别是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也日益增加。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化学肥料、农药械和农业机器将比过去增加很多。这些都是农业增产的新的有利条件。　　
古语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干的是革命的事业，对于我们来说，最最需要的是革命的乐观主义，是“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我们要改造人类社会，改造大自然，同时也要改造我们自己。没有革命的志气，什么事也做不成。革命的建设的事业，就是要变革现实世界，而旧事物总要顽强地以惰性反对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因此，在变革的过程中，右倾保守思想是经常存在的，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同它进行斗争。必须不断地、经常地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才能胜利前进，才能实现生产大跃进。当然，在贯彻执行任何增产措施的时候，都必须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而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先进的新生的事物之所以有巨大的生命力，正因为它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意志；新事物只有让广大群众认识了它的优越性，它才能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斗争中，要以达到“四、五、八”指标为中心，争取农业生产的全面高涨。每个地区的领导者都应该认真总结当地的典型经验，广泛传播；都要发动群众向光荣的先行者看齐，虚心学习外地的经验。每个地区，都要用革命的精神，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开展农业生产建设运动。是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了，不要再迟疑了，拿出全副力量向前跃进！　 　　　

　5.2公社这个名词的提出　　　　

　　5.2.1　　刘少奇提出公社这个名词　　　　

   薄一波说：“少奇同志　　1958年11月7日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一段回忆……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搞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著）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731－733页）　　　　　

    许全兴说：“　　1958年6月14日　　，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中写的。……刘少奇把办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庭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的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　　6月30日　　，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开始办工厂、商业、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　　7月5日　　　，他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7月19日　　　，他在天津的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商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7月14日　　　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视察。视察时讲了什么，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在北京、天津讲的差不多。报到中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等等。刘少奇以上的这些讲话，无疑会对省市的干部发生作用。刘少奇对办‘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大公社很热心。”　　　　　　

（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第157－158页）　　　　

　　5.2.2　　陈伯达在文章中首先使用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见于文字是陈伯达首先使用的，一九五八年7月1日出版的在红旗第3期, 陈伯达发表” 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 一文, 他说：合作社采取的做法，大体有如下所列:其第一条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7月16日在红旗第4期, 陈伯达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 一文，他说：“全国解放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总结这类新经验，而当全国的土地改革结束…逐步地和大量地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土地入股、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从而打破了原来一些同志认为没有农业机械化盆很难实现农业大规模合作化的老观念。”　　　　

他引述的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句话后面还有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注：陈伯达没有说明毛主席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说的。有一种可能是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的。]　　　　

　 　　　

5.3建立人民公社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决策　　　　

毛泽东在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说：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　　　　

　1958年8月7日　，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等人汇报。史向生说，他们参观浙江诸暨县农场以后，给各省试办的公社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后来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1958年8月17日　—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除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外，还讨论了在农村建立公社问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六条：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是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为合适。有的地方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产左右。对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提倡。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三）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四）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提倡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问题。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所有制在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分配制度也还是“按劳取酬”。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

　　10月末，公社化高潮在全国形成。原有74万余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1．2亿余户，占农户总数的99％，平均28．5个农业社并成一个公社，平均三个乡一个公社，有的则是一个县一个公社。　　　　

    应当指出：什么样的大人物凭着个人的主观意志，一声号令，能把亿万人民轰起来围着他的指挥捧打转转呢？恐怕神仙也做不到。在神话传说中谁也找不到这种人（神）的影子。只有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决策，只有这种决策被一次一次地证实能够为人民造福，从而取得人民的无比信赖的政党和领袖们才能做到把人民的积极性最充分地调动起来，只有这种高度自觉才会众志成城，才会形成无敌的力量。　　　　

[以上摘自《还清白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加的一段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强调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并提出转变的标准。他说: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　　　　

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企业，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由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　　　　

毛泽东列数了人民公社的特点：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　　　　

     一九五八年9月16日在红旗第8期,吴芝圃发表“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一文，他也指出在毛泽东支持之前农村中已经出现这种社，他说：“  河南在今年春季就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纷纷自动合并的现象，到麦收时已由原有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三万多个。当时河南各级党委也有重点地试验建立几千户以上的大社，如遂平县的琅蚜山卫星社，就是在今年四月间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成为一个九于三百六十九户的大社的。”　　　　

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中指出：列宁说。“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顺利地发展。（450－451页）说得好。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俄国的苏维埃是群众创造的。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群众创造的。　　　　

　 　　　

5.4刘等人的言行　　　　

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刘少奇们提出了一系列观点。　　　　

刘少奇说吃饭不要钱农民是老大哥，他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83日) 提出：农村中办公社，是一次不小的革命。要准备实行粮食供给制，干部和公社社员一样，这也是革命。乡干部拿国家的钱，一个月几十块，下放干部拿八、九十；而农民吃饭以外，只拿七、八块；这样，你不革命，农民就要革你的命。乡干部要改，县干部也要改，地方的干部改了，部队干部也要改。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要革命就要革的彻底，革命不彻底，　　　　

他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4日　) 提出：现在我们就要向农民看齐。标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还是农民？恐怕标兵还在农民那个地方。　　　　

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7日　) 提出：现在这个标兵恐怕不能这样，现在恐怕农民就是标兵，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　　　　

他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　1958年10月8日　) 提出：很奇怪，在中国，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因为粮食多了，可以随便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刘少奇提倡消灭小商小贩消灭商品，他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4日　) 提出：小商小贩是否多了一点，社会上不需要这么多的小商小贩小店铺子。以前是照顾性质的，已经照顾了这么多年，还嫌不够，还要反对我们，这就不对了。应该和他们讲清楚道理，分析形势，说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转到生产单位去。以后一个地方有一两个商店就够了，要那么多铺子干什么？现在要趁这个劳动力紧张的机会，组织这些小商小贩快快转业。　　　　

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7日　) 说：农村已经组织了公社，公社化了。而且，我经过这三个省，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实行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这么一种分配制度。　　　　

他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　1958年10月8日　) 说：一些具体问题，譬如自留地等如何处理，现在各地都在讨论，一致决定取消。牲畜、山林的处理问题，也在讨论，各地的具体办法不同。鸡、猪有的地方还让社员养，但只是少量的，主要的是由公社来养。目的是进一步增加公有部分，缩小以致最后消灭私有部分。　　　　

银行的工作人员交给公社管理，由公社发工资，公社可以叫他们去种地，可以调派他们。商业也如此。把资金交给公社，但不准他们动用。　　　　

　 　　　

刘少奇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　1958年10月8日　) 说：我们想，开始从粮食起各取所需，其次是衣服，然后再及其他。过几年，糖每年生产七百万吨或一千万吨，那时糖也可以各取所需了。明年预计养七亿头猪，每人平均一头多，那就可以各取所需了。　　　　

粮食明年计划达到每人平均1,500一2,000斤。如果达到8,000斤，就超过了美国。美国每人平均1，900斤。这样就吃不完了，猪也吃不完了。在这个基础上，粮食和猪都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现在正在讨论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实行供给制的问题。粮食供给制今年年底在乡村实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实行。　　　　

粮食和肉都够吃了，并且实行了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就可以大大缩短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甚至四小时工作制。　　　　

我们想，实行六小时工作时，所有的工人都要去学习。除了六小时工作以外，剩下的时间不能都用去跳舞和进电影院吆，要学习。　　　　

我们中央决定在十五年内普及大学教育。没有大学教育，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在工人中正在推行多面手运动，一个人不限于一种技术。农民去工厂，掌握工业技术，工人去农村，学种地。加快消灭社会劳动分工的区别。使劳动者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逐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农村盖几千个大工厂，每个县办两三个，使农民入工厂，消灭城乡间的差别。　　　　

这些差别消灭下去，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产品很丰富，那时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了。　　　　

刘少奇等人审定的，　1958年9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强调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说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称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说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　8月29日　，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5.5毛泽东对刘等人的批驳　　　　

　　5.5.1　　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　　　　

   刘少奇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4日　　) “你们调农民来炼钢铁，一个省都有几百万，一个基地也有好几万，他们来了就集中在一起，没有工资，也不带家属，搭个棚子睡在炉子旁边，干得很带劲。我看，倒是这种工人进步些，他们头脑里的共产主义思想还多些，我想，能不能反过来，把他们当作正式工人呢？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劳动制度来呢？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以后新建的工厂，就和现在炼铁一样，由公社里调人出来。现在搭个棚？一声号召，就可以动员几万人、几十万人上山开矿炼铁，条件那末坏，生活那末艰苦，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干起来了。我们开个纺织厂，把房子宿舍都盖好了，要公社调几千、几万个小姑娘来作工，吃饭不要钱，基本菜不要钱，和在农村的公社里一样，生活不降低，还能学技术，你说他们肯不肯来？我就不相信她们不肯来。”
   “你们想过没有？农民吃饭不要钱，乡干部怎么办？常熟白茆乡的乡党委书记一月拿五十三块钱，在干部食堂吃饭，他的老婆是社员，在社员食堂吃饭，这就不太合情理，我说夫妻俩个还是要在一块吃饭嘛。农民吃饭不要钱，拿供给制，乡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的干部一直到中央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我看我们不改就站不稳，五亿多农民就会起来革我们的命。我们与其让大家革我们，不如我们先自觉地来革。
现在我们就要向农民看齐。标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还是农民？恐怕标兵还在农民那个地方。”
    　　1958年10月8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很奇怪，在中国，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毛泽东责问:
   “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5.5.2　　过渡要不要划线？ “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 还是穷过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即使经过郑州和武昌二次会议毛泽东的说服教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 在武昌会议上刘少奇等还要坚持穷过渡。刘少奇说什么：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毛泽东责问: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刘少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毛泽东责问: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5.5.3　　 实行粮食供给制，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 还是吃穷的饭，
　1958年10月8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因为粮食多了，可以随便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 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责问: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
5.5.4坚持价值法则, 还是要生产队之间贫富拉平
      刘少奇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4日　) 说：“现在我们就要向农民看齐。标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还是农民？恐怕标兵还在农民那个地方。农民作标兵，各县各地都要按当地农民的标准，有些地方搞得好的就多拿些，搞得差的少拿些。不但在省与省之间，各县之间，各公社之间都可能有些差别，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差的太多了也不好，富裕的地方要拉平，差的地方要提高，能保持合理的差别就好。"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划作用，不起调节生产作用，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建设时期作（为）经济核算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共产）主义。
5.5.5社会主义商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还是搞土高炉不要算成本，新的工厂中的劳动制度，劳动是不要钱的
    刘少奇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3日　) "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
    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7日　) "这回我出来到处跑了一下，经过河北、河南，到江苏。在江苏乡下跑了一下，城市里看了一下，沿途也看了一些东西。总起来说，大约这样，农业生产的信心是十足的，各个地方对于明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的农业生产，信心是十足的。　　　　

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我在沿路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炼铁，看到成千成万的人去炼铁。江苏省有三百多万人炼铁。成几百万人去炼铁，有的开炉，有的炼铁，有的搞运输，有的砸石头，这些事情。我看到这种情形，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些人都是从农村调去的，大多数是从农村调去的，城市也去了一些，工厂、学校的也去了一些，劳动是不要钱的，并且还带饭去。在农业社记工分，或者叫包饭吃，基本工资加奖励这么一种工资制度。一个地方集中几万人，一个省几百万人，一个专区十几万人。江苏省有多少工人？(江渭清：产业工人有×万。)产业工人有×万，但是炼铁的有三百万，那个大呢？是三百万大，还是那×万产业工人大。人那个多？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我们炼铁炼钢以来就开始创造了一种新的工厂中的劳动制度，看到这么一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抓住这种新的现象，来研究一下，讨论一下，是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的萌芽，开始创造，这是群众创造的，公社里面，农村里面创造的。…就是要长期搞的嘛，不是临时搞的嘛。现在有临时性，将来会要变成长期性。如果变成长期性，他们的吃饭、工资这些东西要加以改进的，稍许加以改进就行了。也是跟着农民走，根据农民那种吃饭不要钱，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就可以了。
    既然三百万炼铁工人可以这样做，别的工人就不可以这样做？你还要办别的工厂。比如江苏，你还要开纺纱厂，还要开什么机械厂，开什么发电厂，开什么其他的厂，三百万人他可以上山去炼铁，搭起棚子他可以做，情绪很高，我在那里看到的也不扯皮，不打架，也不扯待遇，也不扯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伙食太差，这一切都不扯。那么，是不是开纺纱厂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从农村里，比如我这里要两千工人，请你们那两个县调两千工人到我们这个纺纱厂来工作，有没有人来呢？来了就扯皮打架？就闹事？我看不会的。那么机械厂是不是也可以来呢？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开始萌芽了一种新的劳动工资制度，需要我们加以研究，而且以后加以贯彻执行。那么对于老厂我们现在暂时不变更，照老办法。老厂、老人暂时维持现状，暂时维持原来制度的现状，而新厂、新人就实行新的劳动工资制度。这种劳动工资制度根据何来？根据是从三百万炼钢炼铁工人那里来，加以改进。…     　　　　

 　　1958年10月8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工厂是八小时工作制，但工人们自己工作不是八小时，甚至是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礼拜天不休息，也不要工钱。目前有××万人在为钢铁而奋战：开矿、运输、建炉子、炼铁。他们不要钱，自带粮食。大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市民，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没有星期天，没有地方睡，搭个棚子。这是什么？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在劳动调配中，要注意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劳动力的调配，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运输）的比例，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劳动分配要合理，组织要适宜。…　　　　

5.6五七指示和社会实践所得的结论　　　　

　　5.6.1　　五七指示　　　　

     人民公社如何发展，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中指出：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5.6.2　　毛泽东想到了社办企业　　　　

     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总之，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1987年6月12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8、239页　　　　

乡镇企业，也即社办企业，毛泽东早就想到了，而且，指出：不完成“两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不能废除商品交换。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毛泽东坚持人民公社，公社工业化的一个历史成果。　诸　君请看毛泽东下列讲话：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告诉我们：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香肠、果木、毛皮，现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张德生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你是否干？不认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不行？要马上打破脑袋。
      公社办工业比斯大林胆大。会不会搞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有政权，依靠贫农、下中农，有党，有县委，有成千成万的党员，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　　　　

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我们完全有了。试问为什么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所有制的工具？为了五亿农民，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娱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过程。　　　　

    　　　　

   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中指出：消灭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要解决就要生产大发展，中国有五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十三，平均每人有两千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引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　　　　

不完成“两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不能废除商品交换。　　　　

毛泽东这些伟大的思想对于那些侏儒是对牛弹琴，他们一概不知，以为乡镇企业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突然冒出来的。　　　　

　　5.6.3　　南街村等实践了毛泽东人民公社和公社工业化的设想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东临京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920户，3400多口人，6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它在近三十年来产值增长2100倍（超过“深圳速度”了），年产值16个亿，它的人均收入是中国农村平均收入的3.2倍，利税是所在县财政收入的1/3；村民的生活一点不比城里差，是“都市里的村庄”。　　　　

改革开放，1981年，全国实行联产责任制，南街村的一切财产都分家到户。村里搞承包，结果也不太不理想。因为南街村靠近县城，村民做小买卖的很多，无暇搞农业生产，农田撂荒；原来的面粉厂、机砖厂承包给了个人，他们欠着村里的承包款不交，村集体没有收入来源，村公共事业没人管，村民意见挺大。此时人心散了，粮食也减产了，问题也多了。1985年，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把承包出去的企业收归集体，还把村民撂荒的土地由集体统一耕种。南街村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了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现有农田一千畝，从耕种到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年畝产达　九百公斤　。
    南街村依靠当地粮食资源，围绕农业办工业，围绕龙头企业上配套项目，大搞粮食深加工，深化农业产业化，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组建了国家大型一档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为了进一步加快集体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南街村本着“巩固老产业、丰富新产品、开发新产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不断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着力开发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医药、化工、旅游、工艺品等行业，不断取得经济发展的新突破。吸收外来务工人员一万三千余人。
    南街村实行的是“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们免费享受水、电、气、面粉、节假日食品、购物券、住房、上学、医疗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上无后顾之忧，全体村民居住在30多栋配备齐全的花园式的现代化公寓里，人人安居乐业、家家生活幸福。按照内方外圆的方针，外来务工人员按能力实行工资制，最高年薪达四十余万，充分发挥各类人员的积极性。

    南街村大办公益事业，相继建起了一系列公益设施。街道宽阔平坦，道旁绿树成荫，路灯彩灯交相辉映，厂房住宅鳞次栉比。成立了艺术团、军乐队、盘鼓队、门球队，建起了文化园、图书馆、档案馆、医院、康寿乐园等。同时，大办教育事业，投巨资建起了现代化、高标准的幼儿园、中小学和高中，还办起了报社、广播站和电视台。
    南街村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科学发展，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了凝聚力，营造了浓厚的集体主义氛围。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　　　　

南街村三千余人，吸收外来务工人员一万三千余人。机械化农业用工已经很少，解决了农民转化为工人的问题，消化了当地农民多余劳动力。　　　　

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　　　　

南街村人民和党支部以及仍坚持集体所有制人们实践了毛泽东的思想，取得了明显进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将永放光芒，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任何污蔑毛泽东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真理在毛泽东一边，人民在毛泽东一边，反对毛泽东的人们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一切加在毛泽东头上的不齿之词终将烟消云散，人民翻身之时，也就是毛泽东思想重新发扬光大之时。　　　　

历史表明：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者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为其一劳永逸地建立他们梦想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所造的誉论。人民群众应当起来，“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人民群众应当为爭取自身的解放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　

　　　　

　　2010/9/8　　　　　　

新四十条的浮沉向人们昭示什么？——六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六辩[并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34周年]，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　　

3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爭及其实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433.html　　

4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彰显历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9/177296.html　　

5人民公社的产生及其是非曲直——五辩大跃进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9/178439.html 　　

　 　

6新四十条的浮沉向人们昭示什么？　　

　 　

6.1新四十条的来由　　

    十　　一月二日　　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他们准备个文件。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十　　一月四日　　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十　　一月六日　　、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D、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D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6.2“第一次郑州会议”前的D　　　　

    一九五八年11月4日晚, DXP向遵义地委负责同志说：“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吗？不知道吧？啊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北京、贵阳有的，你们这儿也有。什么电视机啦、冰箱啦，每家都有。至于高跟皮鞋、口红，旗袍之类的，更不在话下了。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讲到这里，环顾周围，听众仍默不作声。他把话题一转，“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大家一时不敢回答，他就接着说：“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其次要数做饭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将来高根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的愿穿皮鞋，有的愿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该享受的应该享受。现在穷，问题还不大，富起来了就要求多样性。”
在DXP心目中共产主义就是这种口红式的。　　　　

    DXP在召集了遵义附近几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座谈，大刮其“五风”。他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带着蔑视的神情讽刺道，“你们这些人哪，太没上进心了。拿绥阳县的麻来说。那能每亩就产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县委书记们为之膛目结舌。接着，他换了一付满有信心的神气，冒充内行说道：“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你们石头缝缝里还种包谷，合不来，合不来，统统不要。你们现在有五百万亩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万亩。咱们每亩要产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种地了。”　　

他兴致勃勃来到郑州，新四十条在他手中出笼了。　　

6.3 毛泽东对新四十条的批判和叫停　　　　

新四十条在工业、农业方面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　　　　

对新四十条，毛泽东在　一九五八年十　一月九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说: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资产阶级可让他当社员，但还戴资产阶级帽子（帽子不摘）。社员分两类，一是工农社员，一是资本家社员。　　

三十六条，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铜、铝过去未指挥到，今后要转移力量去搞。　　

四十条，一堆观点，不满意。七个观点谁也不看。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两种性质的矛盾，两种不同的辩论。一种是对右派，一种是人民之间的，是说服。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还是慢些好。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辫子。企图蒙混过关，以《四十条》草案为据。　　

毛泽东还指出：“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斯大林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学习熟练地应用这个经济法则，不能说过去八年，我们是完全正确地进行计划生产的，是完全反映经济法则的要求的，当然成绩还是有的，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大区、各省、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光是计委。有可能计划好，但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要变成现实，就必须研究，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制定出完全反映法则的计划。你（富春）要注意哟！小土群一吨铁十吨煤，是不是一个法则呢？洋的只要1:1.7，1:2。这就有法则问题。一吨钢要百分之二的铜铝。　　

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济），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　　

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　　

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商品也是公社所有的。只顾商品换商品，此外的联系，农庄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说: 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　　

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　十一月十七日　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　　

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　　

毛泽东还指出：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　　

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L××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L××：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P×：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1971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时指出：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历史使我们认识到：他们确实企图以极左口号——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破坏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