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红楼梦与清初民族斗争
红楼梦因何伟大
朱光东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把红楼梦看做中华民族的骄傲，可见对红楼梦评价之高。但是，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 鲁迅 先生这样说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排满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蔡元培。他指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对于蔡元培的排满说，刘梦溪这样论述道：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 蔡 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 蔡 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至少，《红楼梦》里有反满思想，是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的。[1]
但是，人们往往把民族主义理解为狭隘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人们认为，如果把红楼梦理解为一部民族主义作品，将降低其思想意义和价值。因此，在研究红楼梦民族主义之前，有必要对民族主义作一简单的了解和评价。
列宁指出：“抽象地提出一般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2]
也就是说，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非正义的，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正义的。“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3]“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4]
在清代，满洲是压迫民族，而汉族及其他民族是被压迫民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是完全正义的、进步的。
毛泽东在致何干之的信中就说道：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5]
这充分肯定了反清斗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陈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学术界将清军入关及其所进行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他指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6]。
张玉兴在《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也指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7]。
何龄修在《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一书序言中也说道：
“当时最明显、突出的事实是：一，清朝皇室先世从明初开始就是东北卫所武官，他们所代表的满族（女真人）就是明朝臣民，中国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二，他们崛起于东北一隅白山黑水之间，自努尔哈赤反明自立，开始隐没与明朝的传统关系，称明为“仇国”[8]，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还称明为“中国”，自称“我国家”[9]，顺治也强调满洲与明“本为敌国”[10]，甚至雍正仍坚持明为“中国”，自居为“外国之入承大统者”，相互间 “则邻国耳”[11]；三，明末农民起义激烈，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建立政府，与明朝争夺统治权，力图取而代之，但国家并没有分裂，不存在由谁统一的问题，如果说有分裂，就是后金（清）自立为国；四，清兵入关，实行屠城、掳掠、剃发、易服、圈地、缉逃等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官民猛烈反抗；五，清兵入关后满族才真正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清兵入关是以征服者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实行屠杀、掳掠、人身奴役等政策，是非正义的。尤其严重的是，自称建国，自己抹杀作为国内民族、明朝边疆武臣的地位。把这些政治表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不削弱清兵入关作为国内民族斗争的意义，使性质向着国家间斗争倾斜、转化。这个问题很尖锐，不能睁着眼睛不顾，装作不知道。……有些议论，将清人进行的战争誉为‘轮流坐庄’，甚至抬为‘统一战争’，显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是不但完全蔑视明人正义，也完全无视清人立场的自说自话。”[12]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江泽民撰写《序言》、杨义、邓绍基主编的《古今文学名篇》这样评价抗清英雄夏完淳：“明亡后所作的诗文，饱含爱国激情和英雄豪情，慷慨悲壮。”[13]
对顾炎武的评价是：“顾炎武则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反清斗争，坚决不仕清廷。……心存恢复故国之志，始终坚持民族气节。”[14]
该书还歌颂了岳飞、张元幹、陆游、辛弃疾、陈亮、文天祥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这说明岳飞、陆游、文天祥、顾炎武、夏完淳等是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代表，他们反抗异族压迫的行为和思想是爱国主义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
因此，如果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那么她就是一部延续了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承认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历史地位，而是使之与岳飞、陆游等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刘梦溪也这样说道：
明清易代，“甲申之变”继之以“乙酉之变”，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掳掠，势如破竹，但同时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州城县府的命官和守将，常常是坚持到最后，宁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杀），也不向强敌投降。而在南都倾覆之后，仍有志士仁人通过各种方式从事抗清活动。……我曾说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转捩点，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发苏与张扬的历史时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发的文化之冲突更加悲壮惨烈。可是到了清中叶，特别是到了文字狱盛行的雍正与干隆统治时期，华夏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事实上已经耗磨得差不多了。《红楼梦》的大可贵处，就在于他的作者不顾密布的文网，用特殊的文学表现手法，重新与清初的思想潮流作一有力的呼应。[15]
刘梦溪还指出：“总之《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的一个绝大的题目，至为重要，作为红学的一桩公案，历来为研究者所注意，对此一问题的探讨，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16]
本书是探讨红楼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尝试。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很多问题也还在探索当中，认识很肤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盼方家、读者指正。
（本文是拙著《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1]《百年红学说索隐》。刘梦溪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354a8010009bg.html）。
[2]《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1页
[3]《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页。
[4]《列宁全集》第20卷，第11页。
[5]《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引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人民领袖毛泽东>>著作选登>>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6]陈梧桐：《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 1998年6月20日 《学术动态》版。转引自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一文。见中华文史网·清史研究·专题研究·清史研究综述栏目（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QSYJZS/ 12/08/2004 /6734.html）。
[7]张玉兴：《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转引自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一文。见中华文史网·清史研究·专题研究·清史研究综述栏目（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QSYJZS/ 12/08/2004 /6734.html）。
[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何注。
[9] 《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何注。
[10]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六，顺治十一年九月己丑。——何注。
[11] 《大义觉迷录》卷一，载《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何注。
[12]《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杨海英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第一版。转引自国史探微网·新书选介（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c02/744.html）。
[13]杨义、邓绍基主编：《古今文学名篇》，第41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4]杨义、邓绍基主编：《古今文学名篇》，第42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5]《百年红学说索隐》。刘梦溪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354a8010009bg.html）。
[16]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83页。中国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
红楼梦对“康乾盛世”的揭露
朱光东
笔者在《红楼梦与清初民族斗争管见》[1][①]一文中指出：为了缓和中原人民的反抗，泯灭中原人民的民族意识，清统治者搬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天命观，把清朝皇帝说成上天“锡佑”的好皇帝，把清朝说成是“太平盛世”，掩盖满洲贵族实行民族压迫的事实，以论证清贵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和合理性，强调臣民应遵守“君臣之义”，“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
因此，康乾时期是不是“盛世”，关系到清朝政权的稳定，关系到反清斗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红楼梦把清代称为“末世”，是对所谓“盛世”的揭露。所谓“大旨谈情”，不过是幌子而已。
那么康乾时期是不是“盛世”？红楼梦作者把当时称为“末世”是不是出于民族偏见？为此，我们需要了解一点真实的历史。
其实，康乾时期根本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四海穷困的时期。
一、民不聊生
进步思想家唐甄在《潜书·存言篇》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穷困如是，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了。”
康熙自己也承认：“生民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
康熙年间，江西道监察御史高尔位奏道：“近畿小民，······青黄不接之时，鬻妻卖子，一家二、三口，顷刻东西，父不能顾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夫辇毂之地尚然如此，其它各省更可知矣。”
乾隆时期，有人这样记录河南佃农的状况：“除完交地主租息之外，余存无几，仅堪糊口，最为贫苦。······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
可见贫困是当时普遍现象。而连年不断的严重饥荒就是普遍贫困最有力的证明。据《清史稿·志十九·灾异五》记载，康雍乾时期，几乎年年闹饥荒，而且危害极其严重。以下是该书对造成大量人民死亡灾荒的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
雍正“九年春，肥城大饥，死者相枕藉”。
乾隆“十三年春，曲阜、宁阳、济宁、日照、沂水饥。夏，福山、栖霞、文登、荣成饥，栖霞尤甚，鬻男女。十四年春，安丘、诸城、黄县大饥，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十五年秋，广信饥。十六年春，福山、栖霞饥，民多饿死。”
“四十三年，全蜀大饥，立人市鬻子女”。
“五十年春，宜城、光化、随州、枝江大饥，人食树皮。夏，章丘、邹平、临邑、东阿、肥城饥。秋，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饥，父子相食。五十一年春，山东各府、州、县大饥，人相食。”
“五十七年，唐山、宁津、武强、平乡饥，民多饿毙。”
以上引用的只是出现“人相食”、“民多饿毙”惨剧的例子。而《清史稿》的编撰者多为清朝遗老或遗少，他们对于清朝的黑暗和腐败，是加予掩饰的。如1877－1878年，在山西、河南等北方五省，发生了“丁戊奇荒”，受灾面积百余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在1.6亿到2亿左右，死亡1000多万人。据《万国公报》报道，灾区“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为人食”。最后“饥殍载途，白骨盈野”。而对于这场“古所仅见”的“大祲奇灾”，《清史稿·志十九·灾异五》仅记载道：
“光绪……三年，高陵大饥，饿毙男妇三千馀人；靖远、平凉、泾州、灵台、礼县、文县、合水大饥。四年，唐县等四十州县饥，庄浪、阶州、成县、灵州、巩昌、秦州各属饥。六年秋，邢台饥。七年，通州等州县饥。”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清朝的灾荒比《清史稿》记载的要严重得多。
也许有人会说：古代生产力低下，发生灾荒和死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据《明史·卷三十·志第六》记载，从洪武至景泰近九十年的时间里，就没有“人相食”现象。这与明初的富足和朝廷重视赈灾是分不开的。朱元璋规定，各地发生灾情，地方官不报告，处死刑。同时，也与朝廷“蓄储有余”分不开的。洪武二十九年，户部尚书报告：“二仓蓄积既多，岁久红腐”。《明史·卷七十八 志第五十四》“食货志二赋役”记载：“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可见明初社会之富足，远胜于康乾时期。
因此，康乾时期发生的“人相食，死者枕藉”的严重后果，不是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而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贵族阶级的沉重剥削、人民的绝对贫困。正如 孙中山 先生指出的：“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腐败。据《清史稿》记载：
康熙六年，……赐履上疏几万言，略谓：“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杂项浮於正额。一旦水旱频仍，蠲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然非独守令之过也，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朝廷方责守令以廉，而上官实纵之以贪；方授守令以养民之职，而上官实课以厉民之行。”
张研、牛贯杰在《清史十五讲》中写道：
“康熙中期以后，官吏贪污舞弊之风愈演愈烈。 “由于政纪松弛，缺少监督，从直省到州县，官员挪移、侵欠钱粮习以为常。五十二年（1713）康熙述及赋税征收，指出只有浙江巡抚张鹏翮、山西巡抚马齐全完七年钱粮，其余各省均亏欠未完。……这些亏欠的钱粮，绝大多数是官欠，也就是被各级官员挪移、贪污了。”[2][②] 政治腐败贯穿康乾时期，而且越演越烈。乾隆四十六年（1781），发生甘肃捐监冒赈案，侵吞白银上千万两，涉及总督及全省全部州县官。这样的贪污大案层出不穷。“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甚多”[3][③]。 因此，虽然清代州县也建有储粮备荒赈灾的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置社仓，但由于各级官吏腐败，贪污钱粮，在灾荒时就出现无粮可赈、有粮不赈的情况。 乾隆则是腐败的总头子。“如史家所言：‘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都督，都督索之州县。’”[4][④] 对于地方官吏的腐败，乾隆极力包庇。乾隆五十五年，尹壮图上疏请停“议罪银”。疏中说“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甚多”[5][⑤]。乾隆也知道这是事实，但为了包庇贪官污吏，竟然通知地方贪官转移、毁灭证据，然后以污蔑罪将尹革职留任。以致“满朝文武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惟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他非所闻。”[6][⑥] 由于乾隆本身就是腐败官吏的总后台，和珅才能横行几十年，吏治腐败越演越烈。由于朝廷极端腐败，最后落在百姓头上的，就是沉重的苛捐杂税。各级官僚贪污库银库粮，不顾人民死活，就造成了灾年“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二）、土地高度集中。康乾时期，土地已经非常紧张。“按照当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粮食亩产粮，维持一个人的最低生活，约需耕地4亩，而到乾隆年间，人均耕地面积已低于这个数据”，只有3亩。“这样，仅从人均占有耕地这个标准来看，全国至少也有1/3的人口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7][⑦]
由于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实行了野蛮的掠夺——圈地。圈地的时间持续了四十余年，圈地地亩多达17万倾以上，约占当时全国耕地面积500余万顷的三十分之一。由于满洲贵族实行土地掠夺，清代从一开始土地就高度集中。顾炎武在《日知录》记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康熙在1704年也承认：“田亩多归缙绅之家，……约计小民有恒产者，十之三、四耳。”
郑板桥有诗云：“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地租也很高，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地方高达百分之七、八十。[8][⑧]土地高度集中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人民贫困是必然的。由于人民极端贫困，抵御灾害能力极低，在灾荒之年，就发生灾民大量死亡的惨剧。
人们把康乾时期看做“盛世”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人口的增长。其实，单纯用人口增长来证明所谓的“盛世”，是很片面的。清末不是什么“盛世”，但到1910年，全国人口达到43600万，比乾隆四十一年的31150万还多出1.2亿多人口。如果用人口来衡量是否“盛世”，那么清末也是“盛世”了。显然这是很荒谬的。
人们往往把康乾时期人口增长的原因归功于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仁政”。这夸大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历史作用。因为清代虽然实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但差徭并没有减轻。据史料记载，在所谓的康乾“盛世”刚刚开始之时，“私派浮于国税，差徭倍于丁粮”，“生民乏食，物价腾贵”。[9][⑨]“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杂项浮於正额。”可见人民的负担并没有“永不加赋”而减轻。
同时，农民的生活状况，不仅取决于赋税，还取决于拥有土地的多寡。前面已经指出，当时“田亩多归缙绅之家，……约计小民有恒产者，十之三、四耳。”而土地集中造成“自耕农破产，流民增加，佃农队伍受流民挤压，田主‘铲佃增租’，佃农随之破产”。
因此，在农民失去土地、“差徭倍于丁粮”的情况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对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当时人民生活依然极端贫困的原因。
二、复辟奴隶制
努尔哈赤是在统一女真诸部落之后建立后金政权的。也就是说，在后金建立之前，女真社会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当部落联盟发展为国家时，对外掠夺奴隶就成了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恩格斯指出：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10][⑩]“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11][11]
朱诚如在《明清史散论》[12][12]中记述道：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明天启5年)，努尔哈赤用暴力手段杀了大批汉人，所剩汉人或降为奴仆，或编入田庄。……田庄遍布辽东各地，几乎所有辽民，皆被编为庄丁，成为后金汗和贝勒的奴仆。”
“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民户中的‘有粮的人’(即富人)是首先被编人八旗的，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即使开始被纳入八旗，后来也被逐出或杀掉。……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的没有粮的汉人，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也都作了女真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包衣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女真族社会的最低层。”
到1619年，上至努尔哈赤，下至八旗士兵，“皆有奴婢、庄园。奴婢耕作，以输其主”。这些大小奴隶主，专靠剥削奴隶为生。
满洲贵族入关，也把奴隶制带到中原。朝廷用国家法律来推行和维护奴隶制。雍正五年规定：
“凡汉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并雍正五年以前白契所买及投靠养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仍造册报官存案。其婢女招配，并投靠及所买奴仆，俱写立文契，报明本地方官铃盖印信，如有事犯，验明官册印契照例治罪。……”
满洲贵族在中原地区推行奴隶制度，使各民族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人民被迫为奴的过程，也是一部血泪史。当时有人这样描写人民被掳为奴时的惨景：
“西风古道黄埃起，队队行装逐鞭弭。好男好女是谁家，何处驱来若羊豕？乡音呕哑不成语，龆龀悲啼孩稚喜。车儿载入营中去，从此爷娘千万里。”
“爷娘妻子驱为奴，死生何处收骨肉？”
另一部分是农民被迫“投充”为奴。据记载，在三次圈占中，被迫“投充”为奴的人数在五万人左右。
再一部分是买来的。奴婢买卖，是官府保护的。奴婢的买卖催生了政府承认并抽税的从事人口买卖的“人市”，奴隶象牲口一样在市场上被公开出卖。“一人之价，不过十余两银云”。
由于奴隶制是历史的倒退，人民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因此，人民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终清一代，奴婢大量逃亡的问题一直存在。顺治三年多尔衮谕兵部：“止此数月之间，逃人已数万”。九年，内阁大学士魏裔介为此专门奏报说：“各旗所报逃人几无虚日”。康熙十二年（1672年），某御史说道：“臣思今日之为害，莫如逃人矣。”以致防止奴婢逃亡成了清廷“第一要务”。
为了镇压奴婢的逃亡，清统治者制定出一整套残酷镇压奴婢逃亡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总称为《逃人律》。《逃人律》充分表明，清代的奴隶是完全意义上的、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与中原地区的农奴有着本质的差别。直到宣统元年,才宣布废除奴隶制：“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未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概以雇工人论”。可见奴隶制贯穿清朝始终。
以上事实说明，康乾时期不是什么“盛世”，而是四海穷困、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红楼梦把当时称为“末世”，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红楼梦从各个方面深刻揭露了所谓的“盛世”谎言。
一、 对土地高度集中和贵族穷奢极欲的揭露。
宁国府有八、个九庄子。荣国府有八个庄子，但面积比宁国府大几倍（第53回）。宁国府地租庄子“钱粮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来往”。（第88回）按此推算，荣国府的每年钱粮出入过百万。而从康熙年间起，清廷的年财政收入为4000多万两，乾隆年间的库存银，一般也只有七、八千万两。乾隆十年，“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奉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可见国家的财富都落到大官僚大地主手里了。乾隆年间和珅的家产是朝廷国库十几年的收入，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姥姥说：二十两“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那么宁府五十万两的年收入，就够25000个家庭过一年。按一家四口算，可以够10万人过一年。加上荣国府的收入，贾府一年收入就够二、三十万人过一年！
象贾府这样的大官僚地主，决不是个别现象。如康熙中期，大官僚徐乾学在昆山一县便占田千余顷，合十万亩。按当时江浙地区每亩水稻产量四石计算，每年总产量在四十万石左右。按五成的地租算，每年也有二十万石收入。按每石一两银计算，收入也在二十多万，与宁国府差不多。因此红楼梦里的贾府，是当时大官僚地主的典型。
巨大的财富使清代官僚贵族生活极其奢侈。“缙绅之家一宴菜肴数十种……一道猪脯要杀十几头猪，一味羊唇要宰数百只羊。” “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逼得杀三四峰骆驼。”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六年，熊赐履上疏几万言。熊赐履在疏中说：“风俗极其僣滥，而礼制因之日坏也。今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糜终岁之粮，舆隶被贵介之服，倡优拟命妇之饰，习为固然。夫风俗奢、礼制坏，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也。”
而乾隆更是奢侈腐化的代表。南巡、修圆明园、避暑山庄，劳民伤财，糜费极大。仅圆明园，所费以亿万计。
乾隆南巡，官员、商人将南巡办差费用部分转嫁到百姓身上，修建行宫、御道、游玩景点，拆毁了许多房庐屋舍，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使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以至朝中也不乏反对之人。到了晚年，乾隆不得不承认对：“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做无益害有益。”
乾隆的奢侈糜费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不容置疑的。正如当时民谣说的：“避暑山庄真避暑，人民还在热河中。”
红楼梦通过反映贾府的奢靡来反映当时官僚贵族阶级的奢靡。贾府建大观园，丈量土地是三里半（第16回）。这三里半应该是直径，约合三平方公里。为迎接元春省亲，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花烛彩灯，就花了五万两银子（16回），相当于2000多个贫困家庭一年的费用。而建大观园共花了多少钱，难以想象。
贾府一席宴花费是多少呢？由湘云做东的宴席，是很节俭的了。刘姥姥算一算，也费二十两，“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第39回）
贾母过生日，要花几千两银子（第七十二回）。贾珍为秦可卿办的丧事，停灵四十九天，共请307名和尚道士做斋事，合算起来，就有15043人天。
元春在省亲时看到新建的大观园，一再说太奢华了，并告诫以后“万不可如此奢华糜费”了。脂批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省亲”与“南巡”是连码事，怎么“借省亲事写南巡”呢？“省亲”与“南巡”唯一相同的是排场和奢靡。因此“借省亲事写南巡”的意思是借省亲的奢靡来抨击南巡的奢靡。书中写到：
赵嬷嬷道：“嗳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庚辰侧批：又要瞒人。】把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甲戌侧批：又截得好。“忙”字妙！上文“说起来”必未完，粗心看去则说疑团，殊不知正传神处。】 …….
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庚辰侧批：应前“葫芦案”。】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甲戌侧批：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嗳哟哟，【庚辰侧批：口气如闻。】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庚辰侧批：点正题正文。】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庚辰侧批：极力一写，非夸也，可想而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庚辰侧批：真有是事，经过见过。】凤姐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庚辰侧批：对证。】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甲戌侧批：是不忘本之言。】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甲戌侧批：最要紧语。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语者吾未尝见。】
在这段描写里，“把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银子成了土泥”，
“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虚热闹”，等等，无非是抨击南巡之劳民伤财和统治者的穷奢极欲。
在写贾珍大操大办秦可卿丧事中间，作者借宝玉之口插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抨击贵族奢侈之意毋庸置疑。
二、对人民苦难和奴隶制度的揭露。“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民膏”。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剥削阶级的穷奢极欲，必然导致农民破产，民不聊生，人民“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嘲顽石诗”中的“白骨如山”，就是对当时社会黑暗现实的真实反映。
由于直接描写人民的贫困，有悖于所谓的“盛世”，会招致朝廷的封杀，因此作者对人民的苦难着墨不多，而更多地通过贵族的奢侈从侧面来反映人民的贫困。贵族的奢华和人民的贫困，就象“风月宝鉴”的两面，一面是佳人，一面是白骨。一面是奢华糜费，一面是白骨如山。作者在极力渲染贵族生活的奢华时，又用寥寥几笔描绘人民的苦难，使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刘姥姥进贾府乞讨就是这一表现手法的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对于作者描写人民苦难的寥寥数笔，绝不能忽视。它们正是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反映人民的苦难，揭露清代的黑暗。
刘姥姥是为数不多的属于大观园以外的人物。她是因家里没吃的“忍耻”到贾府乞讨的。她的女婿务农，女儿做杂活，非病非残，亦非游手好闲之辈，为什么沦到乞讨的地步？原因无非是无土地，地租高。所以刘姥姥一家是作者塑造的贫困农民的典型。
第四十一回的回目是“怡红院劫遇母蝗虫”。林黛玉把刘姥姥比作母蝗虫，看似作践、戏弄刘姥姥。其实这里大有深意。因为作者同情人民的苦难，因此不会讥笑到贾府乞讨的刘姥姥。在第四十二回，作者借薛宝钗之口说道：“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明确指出“母蝗虫”是“春秋笔法”。那么“母蝗虫”有何深意呢？
原来，古代闹饥荒，饥民大量逃荒，犹如铺天盖地的蝗虫，故有“饥民如蝗”的比喻。到贾府乞讨的刘姥姥，正是饥民的一员。作者把刘姥姥比作“母蝗虫”， 用的是春秋笔法，揭露的是当时“饥民如蝗”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谴责一席宴吃掉农民几年粮的饕餮之徒。所以蒙本在此侧批道：“触目惊心，请自思量。”“饥民如蝗”，所以“触目惊心”。否则为什么“触目惊心”就不好理解了。
第六十一回写道：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
贵族阶级“肥鸡大鸭”吃腻了，而人民却是连草根都吃光。这正是“民皆饥乏，草根木皮，掘剥几尽。……羸老孤幼，继踵而死。僵尸草泽，骸骨相枕籍”的真实反映。
推行奴隶制，是清代最黑暗的一面。因此，红楼梦把对清代奴婢制度的控诉作为主要内容。“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悲”的故事，也就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悲剧命运。脂批就把大观园称作“葬花冢”。蒙双行夹批：“至此方完大观园工程公案，观者则为大观园费尽精神，余则为若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塚。”（第18回）
“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这是对清兵掠民为奴的描写,与“车儿载入营中去，从此爷娘千万里”、“爷娘妻子驱为奴，死生何处收骨肉”的情景完全一致。
可见作品是通过大观园里的奴婢悲剧来反映天下女子悲剧的。荣府一家，上上下下三、四百丁，绝大部分是奴婢。贾宝玉身边有多少奴婢，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又愿意卖男鬻女？如袭人就是因家里“没饭吃”时卖身为奴的，而且卖的还是死契，不能赎身的。因此贾府“僮仆成林”就是当时贵族家庭的缩影，而在贵族家庭“僮仆成林”的背后，就是千千万万农民的破产和走投无路。
第六十回写道：
春燕笑道：“妈，你若安分守己，在这屋里长久了，自有许多的好处。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将来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 都要回 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说，喜的忙问：“这话果真？”春燕道：“谁可扯这谎做什么？”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绝。
清代奴婢的生死、能不能赎身，完全掌握在奴隶主手里。作者的寥寥几笔，一方面反映了奴婢身不由己的命运，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摆脱奴婢身份的强烈愿望。
鸳鸯说：“家生女儿怎么样？‘牛不吃水强按头’？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娘不成？”（四十六回）
我们把鸳鸯的话与朝廷的规定进行对照：“凡汉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并雍正五年以前白契所买及投靠养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
可见红楼梦的批判锋芒是直指清廷所推行的奴隶制的。
第61回王熙凤说：“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这反映了奴婢的非人遭遇。
第三十六回写道：
“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龄官还说：‘那雀儿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太叫大夫来瞧，不说替我细问问，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偏生我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病。’”
这反映了奴婢象鸟一样，远离父母，病了也没人管没人理的悲惨命运。
这些奴婢无依无靠，除了做奴婢，别无生路。英莲、晴雯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晴雯被逐之后，病困无助而死。
由于朝廷禁养优伶，贾府要遣发十二个女孩子。但愿回去的仅四五人。书中写道：“将十二个女孩子叫来面问，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也有说父母虽有，他只以卖我们为事，这一去还被他卖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卖的；也有说无人可投的；也有说恋恩不舍的。所愿去者止四五人。”（五十八回）
大半女孩子或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回，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悲惨状况。最后芳官等三个女孩子被逐，无依无靠，只能出家，了此一生。
晴雯、鸳鸯被迫害致死，孙绍祖把“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第80回），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清代奴婢制度》这样写道：“有些奴主不但肆意敲剥和役使奴婢，还在人身和人格上尽情侮辱和迫害他们。这些奴主视奴婢的性命如草芥，将奴婢的妻女作为玩物。任情纵欲，随便杀戮奸污，把自己的满足建立在广大奴婢的深重灾难之上。”而进行反抗的奴婢，绝大多数被“清王朝援引奴婢殴杀主人的法律杀害了，或被斩或被绞或被凌迟，奴婢们豁出自己的生命作了最大的牺牲。”[13][13]所以作者描写奴婢的悲惨命运，矛头直指清王朝的奴隶制度。
书中还说：“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比”。
在奴隶制之下，人不是人而是物。反对奴隶制就是把奴隶变成人。任何提升人的尊严和地位的思想，都是对奴隶制的否定。因此，红楼梦把奴隶制下地位最低、命运最悲惨的女性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她们的悲惨命运发出呐喊，是对清代野蛮的奴婢制度的控诉。红楼梦的女权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反映。
什么是盛世？红楼梦作者给出一个标准，那就是“盛世无饥馁”（第十七至十八回）。而草根吃光，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又如何能称为“盛世”呢？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揭露清代盛世谎言的作品。
三、对政治腐败的揭露。康雍乾时期是政治十分腐败的时期。但是，清统治者是不承认的，也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微词。以致“满朝文武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惟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他非所闻。”[14][14]
这种极端专制的统治，“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龚自珍称之为“戮心”。“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15][15]的国家栋梁、民族脊梁被“戮”而殆尽。
而红楼梦作者不屈服于清统治者的淫威，揭露清朝政治的黑暗腐败。全书没有一个清官，只有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贪官。从打死人象没事一样的薛蟠，到王熙凤弄权铁槛寺；从贾雨村乱判“葫芦案”，到弄得石呆子家破人亡，；从贾珍为贾蓉买官，到太监向贾琏索贿（第72回），无不是对吏治腐败的揭露。而第99回贾政做官的经历，则是对吏治腐败最全面、最直接、最具体的揭露。
由于当时吏治的腐败，从直省到州县，官员挪移、侵欠钱粮习以为常，所以作者写贾政一开始就“查盘各属州县粮米仓库”。贾政对“外省州县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这些弊端，虽也听见别人讲究，却未尝身亲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与幕宾商议出示严禁，并谕以一经查出，必定详参揭报。”
结果怎么样呢？“那些长随也道：‘你们爷们到底还没花什么本钱来的。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想来跟这个主儿是不能捞本儿的了。明儿我们齐打伙儿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齐，都来告假。”
“隔一天拜客，里头吩咐伺侯，外头答应了。停了一会子，打点已经三下了，大堂上没有人接鼓。好容易叫个人来打了鼓，贾政踱出暖阁，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贾政也不查问，在墀下上了轿，等轿夫又等了好一回。来齐了，抬出衙门，那个炮只响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号筒。贾政便也生气说：‘往常还好，怎么今儿不齐集至此。’抬头看那执事，却是搀前落后，勉强拜客回来，便传误班的要打，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的，有的说是号衣当了误的，又有的说是三天没吃饭抬不动。贾政生气，打了一两个也就罢了。隔一天，管厨房的上来要钱，贾政带来银两付了。”
由于贾政要查“各属州县粮米仓库”，结果连衙役都指挥不了。因为他们也是花前买来的差事，要捞回本钱。贾政要做清官，首先就得罪了衙役。
第二件事是送礼。“现在打听节度衙门这几天有生日，别的府道老爷都上千上万的送了，我们到底送多少呢？”别的贪官都是搜刮民脂民膏，一可自肥，二可送礼。贾政想做清官，哪来的钱送礼呢？不送钱这官又怎能做下去呢？李十儿一针见血地指出：“京里离这里很远，凡百的事都是节度奏闻。他说好便好，说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经迟了。”“老爷极圣明的人，没看见旧年犯事的几位老爷吗?这几位都与老爷相好，老爷常说是个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里!现有几位亲戚，老爷向来说他们不好的，如今升的升，迁的迁。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爷要知道，民也要顾，官也要顾。若是依着老爷不准州县得一个大钱，外头这些差使谁办。”
最后“贾政被李十儿一番言语，说得心无主见，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说着,便踱了进去”，向现实低头了。
“李十儿便自己做起威福，钩连内外一气的哄着贾政办事，反觉得事事周到，件件随心。所以贾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几处揭报，上司见贾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们耳目最长，见得如此，得便用言规谏，无奈贾政不信。也有辞去的，也有与贾政相好在内维持的。于是漕务事毕，尚无陨越。”
尽管贾政没有亲手贪污受贿，但他放任属下贪污受贿；他能继续做他的官，是由于他手下的人替他受贿，然后送礼。他完全是“猫鼠同眠”了。贾政的做官经历说明：清官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要么做贪官，要么不做官。贾政查“各属州县粮米仓库”的过程，也真实反映了各级官吏腐败、贪污钱粮的历史事实，解释了在灾荒时官府无粮可赈、有粮不赈以致造成“人相食”惨剧的政治原因。
到一0二回，贾政被参了。书中写道：
贾琏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来便说:“才到吏部打听，果然二叔被参。题本上去，亏得皇上的恩典，没有交部，便下旨意，说是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本应革职，姑念初膺外任，不谙吏治，被属员蒙蔽，着降三级，加恩仍以工部员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
这是不是朝廷“反腐败”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参他的正是那个招权纳贿的节度使，全社会千千万万象节度使这样的贪官污吏依然官运亨通。节度使为什么参贾政呢？原因无非有三：一是贾政在黑暗的官场是个异类、呆子、不谙“为官之道”，不会行贿受贿。靠家奴在外面胡来，闹出事来怎么办？二是比贾政会巴结、钻营的其他贪官把他的位置给“谋了”。三是元妃已死，贾府失去靠山。所以贾政被参是个个案，不能说是朝廷“反腐败”。
联系尹壮图上疏请停“议罪银”，被乾隆革职留任后不久辞官的事例，我们就可以知道红楼梦对现实的揭露完全是“实录其事”，半句不虚。贾政为官经历的这段描写，不正说明康乾时期是“暴敛横征之世”吗？不正是龚春台所言“鞑虏政以贿成，官以金卖，致政治紊乱，民生涂炭”的最好注解吗？不正是对所谓“盛世”的深刻揭露吗？
这段描写同时也说明，后四十回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根本不可能出自高鹗这样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之手，也不可能出自其他不明真相的续书者之手。
红楼梦从顽石入世起，到出世止。作者写到：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
所谓“红尘中荣华富贵”，无非是说，听说社会进入“盛世”了，所以顽石也想去看一看，“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贾宝玉在最初梦游太虚幻境时看到天下女子的薄命簿册，并未理解。因为他满脑子的荣华富贵，不理解天下女子的悲剧命运和社会的黑暗。但到故事最后，书中写到：
“宝玉只道是问别人,又怕被人追赶,只得踉跄而逃。正走时,只见一人手提宝剑迎面拦住说:‘那里走!’唬得宝玉惊慌无措,仗着胆抬头一看却不是别人,就是尤三姐。宝玉见了,略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么你也来逼起我来了。’那人道:‘你们兄弟没有一个好人,败人名节,破人婚姻。今儿你到这里,是不饶你的了!’宝玉听去话头不好,正自着急,只听后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拦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侯已久,今儿见了,必定要一剑斩断你的尘缘。’”
到了这时，贾宝玉才理解十二钗判词的意义，理解天下女子的悲剧，认清了所谓的“盛世”是建立在人民“白骨如山”之上的。他的梦幻破灭了，觉醒了。他终于抛弃幻想，与贵族家庭决裂，与清王朝决裂。作品通过主人公的觉醒，完成了对所谓“盛世”的揭露、批判和否定。
在故事的最后，薛宝钗与贾宝玉关于出家有过一段交锋。书中写到：
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更不成话，伯夷叔齐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许多难处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当此圣世，咱们世受国恩，祖父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你方才所说，自己想一想是与不是。”
在这里，两人辩论的不是佛道，而是政治。宝玉说：“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薛宝钗说现在是“圣世”，没有效仿“夷齐”的理由。 夷、齐是逸民的代表。《清史稿·遗逸列传》所云：“太史公《伯夷列传》，忧愤悲叹，百世下犹想见其人。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既不能行其志，不得已乃遁西山，歌《采薇》，痛心疾首，岂果自甘饿死哉？清初，……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迄于国亡已数十年，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今为遗逸传，凡明末遗臣如李清等，逸士如李孔昭等，分著于篇，虽寥寥数十人，皆大节凛然，足风后世者也。”
顾炎武在1674年作诗云：“彩笔夏枯湘水竹，清风春尽首阳薇。”晚清的 颜 君猷论屈大均：“顽民不颂周家圣，手掬寒泉吊首阳。”可见“夷齐”是反清志士效法的榜样。
贾宝玉“自比夷齐”，说明他出家不是由于看破红尘，而是象顾炎武等反清志士一样，坚持民族立场，不与清廷合作。而宝钗则说现在是“圣世”，不应该再坚持民族立场。但贾宝玉坚持要出家，说明他不接受薛宝钗关于“圣世”的观点。这样，红楼梦全书揭露清代黑暗，完成对清廷的否定，最后主人公与清廷决裂，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理解这一结构，对于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载《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一书，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有增删。欢迎惠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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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 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三期。
[2][②]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49页。
[3][③]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28页。
[4][④]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25页
[5][⑤]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28页。
[6][⑥]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28页。
[7][⑦]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第192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3。
[8][⑧]转引自韦庆远等著：《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32页。
[9][⑨]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52页。
[10][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7页。
[11][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12][12]朱诚如《明清史散论》，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引文转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华文史网·清史研究·专题研究·前清史研究·朱诚如：清入关前对辽东汉区统治探微》（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QQS/03/16/2005/5989.html）。
[13][13]韦庆远等著：《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62-163页。
[14][14]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28页。
[15][15]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30页。
红楼梦与清初民族斗争管见
朱光东
[摘要]：红楼梦全面反映了清初的民族斗争，即：应仕与反应仕、尊理学与反理学、“末世”与“盛世”、华夷有别与华夷无别的斗争。作品通过塑造鄙视功名的主人公形象，歌颂了不仕清的民族气节；通过反映劳动人民和广大妇女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以理杀人”的本质和清朝的黑暗，批判了封建纲常思想，戳穿了清统治者的“盛世”谎言，打碎了反清的思想枷锁，宣传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抗思想。后四十回的民族主义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作品思想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
[关键词]：红楼梦 反应仕 反理学 末世 华夷之辨
一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品，而不是一部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作品。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关系是一种阶级关系，一种压迫、歧视和不平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 (p.270)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2] (p.4)因此，既然作品反对阶级压迫、主张自由平等，那么它也应该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因此，反抗民族压迫，应该是红楼梦民主主义的应有之义。
那么作品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了解清初的民族斗争。
清贵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受到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的激烈反抗。为了巩固其统治，除了军事镇压以外，清朝统治者在清初还在政治上、思想上采取了一些列措施。而民族主义者与清统治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形成了清初的民族斗争。而红楼梦反映了这场斗争，是这一斗争的产物。
一、应仕与反应仕
清初，清统治者“采鄂尔泰奏议，取士复用八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时八股之废且数年矣。满大学士鄂尔泰奏复之有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等语）”。[3] (p.38－39)
可见科举是清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维护其民族统治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国策。因此，应仕与反应仕，就成为清初民族斗争的重要内容。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是坚决不仕清的。如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吕留良等都坚决拒绝应仕。顾炎武累拒应仕，说：“绳刀俱在，勿速我死”。[2] (p. 26)表达了绝不仕清的民族立场。他痛斥那些投降清朝贵族的人是“狐鼠”[2] (p. 31)，“是阉然媚于世者”[2] (p.32)，是民族败类。他还作《精卫》一诗，表达了矢志不移的救亡复国抱负和决心。而红楼梦塑造的鄙视功名的贾宝玉，正是一个坚持不应仕的民族主义者形象。
首先，从作者暗示来看。贾宝玉和他的知己林黛玉的前世今生的名字、住所，都与红色有关，如“怡红公子”、“怡红快绿”（“怡红院”）、“赤瑕宫”、“绛洞公子”、“绛珠仙子”等等。而红色在当时有映射“朱明”的意义，是犯禁的。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下，作者犯朝廷的禁忌，冒杀头的风险，把主人公与红色联系起来，是有深意的。
据书中描写，“怡红快绿”的意思是“蕉棠两植”，“红”指海棠，“绿”指“蕉”。但把“红”理解为海棠，则无法解释“千红一窟”和“悼红轩”的含义。因此“红”是另有含义的。
如果我们把“红”理解为暗指明朝，引申为民族主义，“绿”暗指清朝，问题就明白了。因为“绿”可读成“虏”音，意又与“青”相近。而“快”与“脍”同音，“脍”指把鱼、肉切成薄片。因此，“红”映射“朱明”，“绿”映射满族贵族。“快绿”即“脍虏”。而“悼红”就是吊明之亡；“千红一窟”就是对广大汉族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属于“揭清之失”。
而玉（石）代表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书中林黛玉就说：“至坚者玉”。因此，红色和石头代表了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所以作者暗示，贾宝玉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拒绝走仕途经济道路，是不仕清的民族主义立场。
其次，从贾宝玉鄙视功名的的思想基础来看。把热心功名者称为“禄蠹”和“国贼禄鬼”，是他鄙视功名的的思想基础。斥把热心功名者称为“禄蠹”和“国贼禄鬼”，显然与顾炎武斥仕清者为“狐鼠”是一个意思。
第三，从作者交代贾宝玉出家原因来看。后四十回一直被看作续书，但是，它交代了宝玉出家的原因，与前八十回贾宝玉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一致的。作者写道：
宝玉点头笑道:“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 更不成话……。”（第118回）
“夷齐”是古代不忘故国的代表人物。而贾宝玉“自比夷齐”，并强调“不失其亦子之心”，以“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来明志。很显然，宝玉出家不是什么“悟仙缘”或看破红尘，而是一种不忘故国的反清清立场。
在贾宝玉出家以后，作者写道：“圣上”听了贾宝玉的事情后，旨意说，“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便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
“不敢受圣朝的爵位”，即不受清朝的爵位。这暗示贾宝玉不做官是因为不仕清的民族主义立场。
“离尘歌”暗示了贾宝玉离家出走后的志向。《山海经·大荒北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4] (p. 226)。不咸山即今长白山，肃慎氏即满族人的祖先，“大荒山”是满族人的发祥地。因此“归彼大荒”即“归彼满洲”。“离尘歌”表达了与顾炎武《精卫》一诗相同的救亡复国抱负和决心。
作品里描写贾宝玉出家及披着的大红猩猩毡的斗篷的情景也有象征意义。这一行为，与当时反清人士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如为了反抗“剃头令”，傅山当了道士，并着红色衣服以明志。吕留良等一大批反清人士都以出家来对抗“剃头令”。所以说贾宝玉的出家行为与傅山等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
可见后四十回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很难想象，象“自比夷齐”、“不敢受圣朝的爵位”这样的话会出自热心功名的高鹗之手。因此把后四十回看作续书的观点值得重新审视。
二、尊理学与反理学
清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尊理学。面对激烈的民族抵抗，清统治者在清初就尊孔，把儒家的纲常思想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到康熙时期，把程朱理学抬出来，奉为官方哲学，以维护其统治。康熙十六年亲自编定《四书解义序》。康熙称朱熹“立亿万世一定之规”[5] (p. 316)，于五十一年下令朱熹配享孔庙。[2] (p.101)雍正七年，程济世因“注释大学诽谤程朱”[3] (p. 73)而受到惩处。
理学对于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在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雍正时期，发生了吕留良案。吕留良案是由吕留良的华夷之辨思想引发的。雍正为此颁布《大义觉迷录》，利用理学的纲常思想，反驳华夷之辨思想，以泯灭人民的民族意识。他在《大义觉迷录》说道：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绥服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6] (p.3)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 怀无 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6] (p.8)
可见清统治者是利用所谓的“臣民之道”、“君臣居五伦之首”的封建礼教思想、“君臣之义”来反驳华夷有别论。因此要反清，就必然要批判否定程朱理学，否定“君臣之义”，揭露皇权的罪恶本质。所以，反理学与尊理学，就成了民族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反清的思想家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进行批判，从而形成了清初民主主义高潮。
为了打破封建纲常思想的束缚，清初反清思想家首先批判、否定程朱理学的“君臣之义”。如黄宗羲在《原君》中揭露了皇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罪恶本质，作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并用孟子的思想否定“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纲常思想。他指出：
“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7] (p.228)
唐甄在《室语》中揭露了皇权的罪恶本质。他指出，“杀一人而取其布匹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文章历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屠城的暴行，矛头直指制造“嘉定屠城”、“扬州十日”惨剧的满族贵族，论证了“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结论，并且表达了“吾不忍为之臣也”[7]( p.315)的反抗思想。
而另一些思想家则直接从民族立场出发，否定“君臣之义”。如顾炎武指出：“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2] (p.32)；王夫之提出：“不以一 时之 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2] (p.72)。这说明清初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清初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联系，还反映在清初民主思想家批判程朱理学空谈误国。早在宋代，与朱熹同时的主战派思想家陈亮和叶适，为了实现抗金中兴的目标，就对空谈心性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陈亮批判了程朱理学“低头拱手以谈性命”[5] (p.318)，对民族危机麻木不仁的学风。叶适也指出：程朱理学偷窃佛教的学说，教人轻视事功，是中国遭受外族侵略，“使中国胥为夷狄，安存转为沦亡而不能救”[8] (p.288)的重要原因。
清初反清思想家批判程朱理学，同样因为它空谈误国。他们认为，程朱理学空谈心性，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如颜元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 [2] (p.81)程朱教人闭目修养，“斥佛老之虚无而终蹈虚无” [2] (p.81)， “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2] (p.81)是亡国亡天下的罪魁祸首。
顾炎武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中也说：
“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9] (p.502)
这一思想与陈亮、颜元的思想如出一辙。他与黄宗羲提出的“经世致用”、“明道救世”的思想，是对空谈误国的程朱理学的批评和否定，是民族主义的反映。
可见围绕程朱理学的斗争，实质是拥清和反清的民族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黄宗羲晚年于出处大节未能坚持早年原则，其哲学思想也由早期的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这也说明，清朝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红楼梦是一部公认的把理学批驳得体无完肤的作品。贾宝玉说，除四书外，别的书都应该“焚了”。他平生厌恶八股之道，而八股的标准答案就是朱子理学。可见他要焚的书，是朱子理学的书，而不是农、医、史、诗的书。作品还通过反映劳动人民的悲剧，揭露封建礼教“以理杀人”的罪恶本质。因此说作品是一部反理学、反礼教的书。作品的反理学思想，与清初的反清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红楼梦创作时期，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用“臣民之道”等封建纲常思想来反驳华夷之辨思想。因此，红楼梦的反理学思想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意义。
在作品第2回，作者借冷子兴之口，把皇帝与优伶并列，称他们是“易地则同之人”。也就是说，皇帝与优伶都是常人，并不是什么“天子”。那么皇位又是如何来的呢？作者用“成则王侯败则贼”来结束冷子兴与贾雨村的这段对话。也就是说，皇位是抢来的，皇帝是贼。这是对雍正“‘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6]（p.3）的封建神学思想的批判和否定。
书中的“群芳髓”一词，明显脱胎于黄宗羲在《原君》中关于皇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思想。元春的悲剧，是对皇权的揭露和批判。作品第十六回写道：
贾琏道：“……在儿女思想父母，是分所应当。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女儿，竟不能见，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锢，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
这段话好像是为皇帝歌功颂德，实际是抨击皇帝“大伤天和”。元春把皇宫称作“不得见人得去处”，说道：
“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
因此元春这个悲剧形象是对皇权的批判。
脂批说：“借省亲事写南巡”。一般的研究也就把“写南巡”理解为曹家“接驾”，而不去理解“借省亲写南巡”的真实用意。其实“借省亲事写南巡”是对皇帝南巡的抨击。
康熙、乾隆南巡，地方官员、商人将南巡办差费用部分转嫁到百姓身上，修建行宫、御道、游玩景点，拆毁了许多房庐屋舍，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使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以至朝中也不乏反对之人。直到晚年，乾隆对此才有所悔过。百余年间十二次大规模南巡，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不容置疑的。“康乾盛世”也从乾隆后期开始走下坡路。
作者“借省亲事写南巡”，正是要抨击南巡劳民伤财。作者在书中用“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堆山塞海”、“罪过可惜”、“虚热闹”等语来评价康熙、乾隆南巡，说明“借省亲事写南巡”的真正用意不是要显示贾府之荣耀，而是谴责和抨击南巡劳民伤财。
此外，林黛玉把“圣上亲赐”的念珠“掷而不取”，还骂皇帝是“臭男人”；鸳鸯大骂“宝天王”、“宝皇帝”。这些思想，与黄宗羲、唐甄对皇帝强盗本质的揭露是一样的，体现了对清朝皇帝的极其憎恨之情和强烈的反清倾向，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一口号，则表达了坚定的反清决心和大无畏精神。
可见红楼梦对封建礼教和皇权的批判，与清初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一脉相承，是作品民族主义立场的反映。
三、“末世”与“盛世”
一般认为，作品把当时社会称为“末世”，是因为作者已经预感到封建社会即将灭亡。人们得出这样的看法，主要是由于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但是，从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事实，并不能得出红楼梦诞生时期，人们已经预感到封建社会即将灭亡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 (p. 255)
所以，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个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也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会过渡到资本主义，但时间要慢得多。因此，根据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就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在红楼梦诞生的时代就已经强大到足以让人们产生中国封建社会即将灭亡的预感，是缺乏充分依据的。
从历史上看，在同时代或稍后时期的思想家身上，也找不到任何关于新社会的朦胧的预感。如比作品诞生稍早的进步思想家颜元，主张复井田。井田制是古代一种土地国有制的思想，是古代人们对土地平均分配的一种幻想，是对地主阶级土地兼并的一种反抗。因此与新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作品诞生一百年之后，那时中国已经面临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但龚自珍也只是能提出回到“三代”去的复古口号。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红楼梦时代是否足以让作者产生封建社会即将灭亡的预感，是要打个大问号的。
从作品本身来看，作品没有任何有关新社会及市民阶级（工、商业者）生活的描写，贾府破败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抄家）。从作品看不到任何新社会的影子。
因此，把所谓“末世”理解为封建社会的末期是牵强的。要正确理解“末世”的含义，必须联系当时民族斗争的背景。
中国封建神学的天命观，一方面把皇帝看作至高无上的“天子”，另一方面也要求统治者讲“仁义”。“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有德”之君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因此一切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把封建纲常思想说成“天理”，同时把自己说成“有德”之君，把自己的统治时期说成“盛世”，以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这两方面对于维护封建统治，麻痹人民的反抗思想，都是不可或缺的。如雍正说：
“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
“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6] (p.5)
“况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6] (p.7)
可见承认不承认清朝是“盛世”，是关系到清朝政权稳固的重要问题。清统治者把清朝皇帝说成上天“锡佑”的好皇帝，把清朝说成是“太平盛世”，以论证清贵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和合理性，强调臣民应遵守“君臣之义”，“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而对于“诋毁”清朝的人，则进行残酷迫害。如胡中藻因“‘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3] (p.100)而受到迫害。
而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清朝是不能接受的，因而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末世”、乱世。如孔尚任说，他创作《桃化扇》的目的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10] (p.89)。唐甄也说：“末世学者不纯” [10] (p.89)。明遗民毛先舒在《与洪昇书》中也说：“末世风气险薄”[10] (p.89)。据《大义觉迷录》载：
“而逆徒严鸿逵等，……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6] (p.4)
可见反清人士认为，清朝不是什么“盛世”，而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末世”。把清朝称为“末世”，实质是民族立场的反映。围绕“盛世”与“末世”的斗争，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红楼梦的“末世”一词，理解为封建社会的末期，因为那是的人们还没有社会形态的观念，不可能知道封建社会将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所以联系时代背景，红楼梦的“末世”思想，以及对清朝的黑暗腐败进行的全面、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不是指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末期，而是反映了作者对清朝的否定态度，是对清统治者所谓“盛世”谎言的批驳，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映。
四、华夷无别论与华夷有别论
前面已经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是不平等的，民族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不平。这种敌对关系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消失。因此，列宁指出：“反对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11] (p.19)
清统治者一方面实行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又用“华夷无别论”来掩盖民族压迫的事实，企图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缓和民族反抗。如雍正说：
“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
而反清的思想家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华夷之辩思想，反对投降异族。如顾炎武认为：“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如果投降异族，就是民族的罪人。
因此，华夷有别论与华夷无别论的斗争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而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
（一）、“中华之患”
在第六十三回，有宝玉这样一段话：
“……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在这里，作者称契丹人和匈奴人自古就是中华之患。这明显是站在中原汉民族的立场上。作者说“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实际是谴责一切入侵中原的少数民族，包括金人、满人。作践小番是抒发一种民族仇恨。
而“大舜之正裔”是反驳雍正的华夷无别论。因为雍正用“舜为东夷之人”来说明华夷无别。他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但“东夷之人”最先与炎、黄部落融合，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因此自古以来，尧、舜就是华夏民族祖先的代表，是华夏民族的骄傲和象征。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中“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12] (p.321)的诗句就是例证。
可见只有汉族才是真正的“大舜之正裔”。既然汉族是“正裔”，那么满族就是非“正裔”。这正是朝廷禁止的“华夷有别论”。
（二）、“割腥啖膻”
作者在第38回螃蟹咏之后写道：“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可见红楼梦的诗词，绝非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是贵族青年的玩弄辞藻，而是有深刻寓意的。那么分量很大的“芦雪广即景联句”，其思想内容是什么呢？
“芦雪广即景联句”因吃鹿肉而起。该回回目叫“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表面上看，“腥膻”是指鹿肉，其实是有寓意的。因为北方少数民族是游牧民族，食物以牛、羊等腥膻动物为主，故古代以“腥膻”喻之。
如陈亮在《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一词中写道：“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
张元干在《水调歌头》中也写道：“戎虏乱中夏，星历一周天。干戈未定，悲咤河洛尚腥膻。”[13]（p.1401）
“腥膻”都是指金兵。而金人正是满人之祖先。
朱元璋在告北方官员、人民的檄文中也用“膻腥”喻“胡虏”。他说：“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14] (p.128－129)
可见红楼梦中的“腥膻”暗指满族贵族无疑。而“鹿”与“虏”同音，故“腥膻”与“鹿”都是暗指满族贵族。“割腥啖膻”表达了与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相同的思想内容，是红楼梦民族主义思想的铁证。
而“芦雪广即景联句”正是一首抒发亡国悲痛的诗。联句用满天大雪和北风形容入侵的清兵，用大雪中的酷寒形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夜北风紧，开门雪尚飘”形容清兵入侵。
古代多用“北风”、“北人”来形容北方少数民族。如虞集《挽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12](p.360)
南宋汪元量的《钱塘歌》：“西塞山前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 南人垂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15]（p. 1392）
颜元：“宋人苟安日久，闻北风而战栗”。[9] (p.345)
元代的张鸣善《落梅风·咏雪》则把元朝统治者比如为“冻杀吴民” [12] (p.375)的雪，用雪来形容元朝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
在清朝也有这样的例子。如在胡中藻案中，胡诗中的“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3](p.101)等句，被扣以南北分提，別有用心之罪。
因此作品用北风和雪形容清兵入侵是没有疑问的。
“赐裘怜抚戍，加絮念征徭。”描写的是战争场面。
“鳌愁坤轴陷，龙斗阵云销”是暗指抗清斗争失败，国家沦陷。“龙斗”形容大规模战争。“坤轴陷”与“女娲补天”出自同一典故，意即“天崩地解”。
“天崩地陷”在古代经常被用来形容亡国。如张元干在《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中写道：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12]（p.294）
“昆仑倾砥柱”即是“天崩地解”之意。颜元也这样说道：
“宋人苟安日久，闻北风而战栗……遂群以苟安颓废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榰柱乾坤者为小人。”[9] (p.345——356)
“柱乾坤”即补天之意。
而清初爱国思想家黄宗羲直接把明朝灭亡比如为“天崩地解”[2] (p.13)。《清史稿》也载道：“天命既定，遗臣逸士，…尤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16] (p.62) “回天”与“补天”同义。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红楼梦作者是把明朝灭亡比喻为“天崩地解”，“补天”就是指挽救民族危亡。“芦雪广即景联句”中的“坤轴陷”即暗指抗清斗争失败，国家沦陷。
“苇蓑犹泊钓，林斧不闻樵”等句是借柳宗元《江雪》所描写的酷寒死寂景象来形容清兵烧杀掳掠后的惨象。查继佐在《国寿录》中写道：清兵陷嘉兴时，“城中被屠，郭外数十里无人迹至者”。[17] (p.119)朱彝尊的“夏墓荡”一诗，描写了夏墓荡在清兵烧杀虏掠数月后，仍然是“飞遍芦花不见人”[17] (p.119)的惨景。上述两句诗的含义与他们的描写相同。因此说“芦雪广即景联句”是一首反清诗。
（三）、对清朝不承认的态度
作者说：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是不是说“朝代年纪”不重要呢？不是。前面已经指出，“大荒山”是满族人的发祥地。因此，“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中的“演大荒”是指演绎清朝的故事。所以故事的“朝代年纪”并非不重要，只是作者不愿直说而已。
在第十一回、十七、十八回出现清初洪升的《长生殿》里的节目，则明白地告诉人们作品的“朝代年纪”。可见作者并不惧怕人们知道作品的朝代年纪。那为什么又不直称清朝呢？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对清朝的不承认态度。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清朝是不能接受的，而称其名则意味着承认。如吕留良称清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就是不称清朝国号。对此雍正极为愤怒。所以说红楼梦用“大荒”来暗示清朝，是避免称清朝之名，是不承认清朝的体现。
（四）、“万里安能制夷狄”
作者在“五美吟”中的“明妃”一诗的后面，引用了欧阳修的诗句：“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这是作者对“明妃”和“青冢怀古”两首诗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两首诗与欧阳修的诗一样，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抨击昏聩无能、不能“制夷狄”的封建统治者，抒发对统治者昏庸误国的愤慨。
纵观中国历史，造成中原王朝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统治者的昏聩无能、骄奢淫逸却是共同的。因此，爱国人士在民族危亡时总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者。如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12] (p.312)
因此，红楼梦的“明妃”、“青冢怀古”以及怀古诗中的“广陵怀古”、“马嵬怀古”等诗词都是通过抨击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来抒发爱国感情的。
（五）、“马援自是功劳大”
“国难思良将”。每逢民族危亡时刻，爱国人士一方面抨击统治者的腐败亡国，另一方面缅怀和呼唤英雄，寄托民族解放的愿望。如辛弃疾《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12] (p.319)的诗句，感叹时无可以抵御外侮的英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则是颂扬刘裕北伐的功绩。赵孟頫《岳鄂王墓》和朱彝尊的《岳忠武王墓》是怀念民族英雄岳飞。可见在民族危亡时刻，人们总是怀念那些抵御外侮的英雄。
红楼梦的“交趾怀古”，很显然是缅怀稳定边疆的英雄马援的功绩。马援西击羌族，南征交趾，北逐凶奴，功勋卓著。通过缅怀马援，抒发的是对英雄的追思之情。
作者把岳飞坟前之松与孔子庙前之桧并列，而秦桧被称为应劫而生的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臧否，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综上所述，红楼梦不仅是一部反对封建礼教，反对阶级压迫的民主主义作品，还是一部继承了我国古代以陆游、岳飞、文天祥等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作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思想的极端敏感性，作者只能“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用“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方法来表现。如果我们因为作品的反清思想表现得极其隐晦而忽略它、把作品的伪装当作作品的真实思想，专注于作品的“大旨谈情”方面，甚至把作品变成宫廷秘史，那就误入歧途，永远不能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
【参考文献】
[1]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选集》第一卷。[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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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左步青选编：《康雍乾三帝评议》。[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出版。
[17]《中华活页文选》（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本文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3期。现已收录进拙著《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一书，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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