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挑战学者精英——析人话、鬼话、牲口话，随机变话！

我的一个老乡，曾和我说过，现在有些人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话。当时我就将他一军，问：那如果人鬼同时见了呢？他不假思索地说，那就说牲口话。我问此话怎讲？他说，对人说人话，人当然懂而且满意，对鬼说鬼话，鬼也当然懂而且也满意。可是要想让人鬼同时都满意，那就说人鬼都不懂的或模棱两可的牲口话，就都不得罪了么！噢！原来如此！看来劳动人民的辨证语言真精辟呀！　　

我细想，现在的一些所谓“学者精英”们，不就是这样吗？最近我看到《老干部参考》2011年第23期的《百家论坛》栏目里转载了《决策资讯》的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应当是道德建设》一文后，论坛说客似乎很仁义道德的，但细看其文，发现此文既说人话，也说鬼话，尤其会说牲口话。　　

此文开头说，从“广州发生了女童被碾压两次路人无视的事件，笔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应当定位在道德建设上”。看这句话说的多么有人情味呀！多么符合中国人的道德心理呀！但是，在论述《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道德成本》时，就变味儿了。先是说“对于中国发展成果可能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边沿的国家在30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和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硬实力’的飞跃”。看，这就说开鬼话了。　　

为什么是鬼话呢？因为要巴结鬼，为鬼而听，还要达到蒙蔽人的目的。不妨我们按剥蒜头的办法，先掰开蒜头，再一瓣儿一瓣儿地剥掉蒜皮的办法逐句来分析。　　

之所以“对于中国发展成果可能没有人会怀疑”，作者是采用对比法来阐述的：这就是先指出“一个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边沿的国家”，即是指文革时期了，再强调“在30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和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事实”，两者一比较就证明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硬实力’的飞跃”了。　　

既然如此，那么我也采用对比法来析辩了。那么，我们来看文革时期，即“一个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边沿的国家”一说。经历过中国现代史的人应该知道，此论调是按照那个存有阴谋而报复毛主席的野心家之口吻来鹦鹉学舌的。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时代的中国经济，是在苏美等国际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经济。如果说文革时的国家在“崩溃边沿”，也就是说是贫穷到和软弱到快坍塌的地步了。那么要问，又为什么当时的这个国家，站在“崩溃边沿”上能把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苏联，因为一块几平方公里的珍宝岛，打得服服帖帖呢？又为什么把印度也能赶回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呢？又为什么我们已经到“崩溃边沿”上了，而美国也好，日本也好，这些世界一流的强国，却巴结着要和我们友好呢？既然到了“崩溃边沿”上了，那在当时已经达到世界最尖端科学的“两弹一星”是怎么造出来的？大庆油田是谁开发的？还不要忘记了，正是在“崩溃边沿”年代，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不是也说过么：“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他这里说得“犯过错误”主要是指文革时期的“崩溃边沿”了。那既然犯了“崩溃边沿”的错误，怎么还会“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呢？今天的学者或精英们，怎么总以昨非今是、父劣子优的背叛方式来否定自家历史呢？这些不孝儿孙们，怎么老是否定祖宗的基业呢？这不就是鬼话吗？　　

而“在30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和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硬实力’的飞跃发展”。这句话，里面是既说人话，又藏鬼话。何此谓呢？　　

此所谓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不就是说那个GTP吗？是的，按GDP总量来说，这确实是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了，但按人均却在百名以后了。那么凭什么发展起来的呢？不就是一凭出卖资源，二凭泡沫房地产吗？一凭出卖国土资源，把我们后代子孙用于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物质基础如矿藏等以最低价格卖给了外国，换取回了外汇。但这外汇，不是有相当数额用于购买美日国债券而储备到了美日等国库了吗？我们广大出力出汗并付出生命的工人农民及其知识分子，并没有感觉到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的实惠呀！因为当今的中国广大底层民众，失业者遍地，买不起房而蜗居者皆是，念不起书而失学者见惯，生活维艰而被迫卖淫者风行。几年来，有多少打工者，辛苦一年，拿不到最低的劳动报酬，因此自杀的有之，逼得没办法行窃的有之，等等。所以老百姓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和“最大外汇储备”的实惠呀！富国者乃藏富于民也，民不惠富，那些GDP的经济体系和汇储有何意义呢？戴旭等爱国学者们早就指出过，历史事实证明，GDP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弱，如在我国宋朝末期和清朝末期，都是当时世界GDP最富足的国家，清朝当时的GDP就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是绝对的世界第一，但这两个时期的中国，却被远远不能和它相比的外国给打败并几乎灭国。而在解放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GDP就低的可怜的很呀，但却在此时期的抗美援朝中，把个世界GDP第一的美国不是打得老老实实地龟缩了吗？所以国内好多学者说，现在的这个GDP是狗的屁！　　

那么，我们再看作者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硬实力’的飞跃”这句鬼话吧！硬实力，不就是“硬道理”那句谎言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作者是在说国家有实力了。那么这“硬实力”究竟硬在何处呢？请看我们30年来的国家实力情况。我们避开国内不要说，就说对外吧！新闻报道，电视演示，我的国防力量是如何如何的飞快发展和有成效，可是我们的国土领海却被人家一块儿一块儿地霸占或切割走了。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稳定国际环境，竟然把我国在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时期）沙俄强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台湾）的东北领土，老老实实地借划界之故而划归给俄罗斯了。这块国土，在斯大林时期就想利用中苏友好的契机划归他们的，但毛主席婉言拒绝，在赫鲁晓夫时期，不是不想划界，是毛主席不会答应的。因为列宁曾经说过，要把那些强占中国的土地归还给中国；而毛主席等领导人也准备在国家经济实力强盛起来后，再拿回来。那时我们就那么穷弱，却敢于顶住世界一流强国苏联的无礼要求。而改革开放有“硬实力”了，我们的执政者，在没有取得全国人民同意情况下，不声不响地划给俄国了，到现在也没有公布此划界。倒是把那个芝麻大的黑匣子岛的分割问题大势喧嚣了一阵子呀！这就是我们30年来的“硬实力”飞跃发展；自此以后就引起了诺骨牌反应，据说印度又重新强占了麦克马红线以北的我国领土；日本就强占了我国的钓鱼岛及琉球岛屿；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联手强占并开发了我国的西沙和南沙诸岛，等等被人凌辱的丧土失地现象，我们的“硬实力”究竟硬在那儿了呢？怎么连30年前“一个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边沿的国家”时期都不如呢？这不是鬼话，难道是人话？　　

由是，作者说得“对于中国发展成果可能没有人会怀疑”这句话，不是可能没有人会怀疑，而是肯定怀疑，怀疑者众。所以说是鬼话。　　

下面作者就要设法论述“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道德成本”了，作者总论说，“无论是政府、企业、社会还是国民对于发展经济投入的热情，资源的成本都是空前的，．．．．，中国在变强大，人民在变富裕，但是人们对社会的不安全感却有所上升，道德滑坡的议论日趋常态化”。这段话，前面“资源的成本都是空前的”算是人话吧！但后面确是鬼话了。试想一想，既然“中国在变强大”，那为什么就不能保护人民的安全呢？而且这种不安全感在上升呢？既然“人民在变富裕”了，怎么富裕了为什么倒不安全了呢？是人民富裕了就心里不安呢？还是人民富裕了就想作乱？如此说，国家愈强大，人民愈富裕，就必然会产生“不安全感”了，如此说，一旦实现了全民小康，那就更有“不安全感”了，要是到了共产主义，中国人不是就要都得精神病吗？这不是鬼话，难道是人话吗？　　

作者小结说：“道德滑坡的议论日趋常态化”。这是一句标准的牲口话。为什么呢？那我们就来看看一切一切的不安全感吧：首先是劳动群体没有生产资料故而也就没有生存安全感；大学生付出倾家荡产的学费，毕业后却面临着难能就业的不安全感；一些女性，迫于生存而逼良为娼的不安全感；为了维权而向政府投诉或上访必然要招来陷害或杀身之祸的不安全感；一个普通女人随时很可能被官员诱奸或强奸的不安全感；打工仔辛苦一年，很可能拿不到最低限度的劳酬的不安全感；不一定何时何地何人因开发而遭致强行拆迁的不安全感；黑社会到处盛兴的不安全感，等等，至于那些被小偷拧门撬锁或在马路上被抢包之类，已经是太些小琐事了。其实，“道德滑坡的议论日趋常态化”问题，主要是对这个充满不公平现象的社会极度不满了，已经到了对这个社会产生心理和情绪对抗的地步了。作者此处不说人话，而说牲口话了。　　

以下是作者就从三个方面来分述“道德成本”了。　　

作者首先指出：“　邓小平　先生提出了不争论，发展经济为工作核心的判断是无可厚非的，实践证明这样一个一边倒的时期对于快速积累物质基础是必要的”。这句话，先不必说邓提出的不争论对不对，仅就“一边倒的”论调，最起码是完全地否定了邓小平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和“两个文明”的理论了，如是还要什么实践证明的必要呢？这种根本不懂辩证法的前后矛盾的糊涂话，又是牲口话了。为了装人样，接着就批评社会了：“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也没有理由继续支付这个模式背后的巨大道德成本了，否侧我们将要最终付出巨大的物质成本”。这基本算是说人话吧！但也是一句糊涂人话。因为作者的结论仅是：“否侧我们将要最终付出巨大的物质成本”。在作者的思维里仅仅是个“物质成本”，所以虽然是人话，却是一句蠢猪式的人话。邓小平不是看出来了么：如此下去，“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这不就是造成社会动乱的政治后果吗？怎么仅仅是“物质成本”呢？就这种认识水平，还敢在国人面前摇唇鼓舌的，不丢人现眼吗？　　

第二，是说社会转型的冲击。作者认为中国人对转型认同是单一化的，“而这种单一认同的360度转型对于社会的价值观体系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们不能责怪全社会都‘向钱看’的倾向，因为这是社会对于每个成员价值衡量的基本标准，在短时间内要实现经济价值就很可能同道德产生矛盾，（所以）牺牲道德标准追求经济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从这个观点看，作者本身就是一个缺乏政治品德的赖皮。因为此处是人话、鬼话和牲口话交替着说了。　　

首先看“社会的巨大转型”冲击。把工厂里的工人赶出去（叫下岗），把工厂等设备归于私人（叫承包），即由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型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作者说得“360度转型”。因为原本共产党创建得是人人有事做，且人人有饭吃的公有制。360度转型了，原工人群体脱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这单一公有经济体系，只能给私人（资本家）打工了，所以这些依赖公有制生存的群体必然要对抗不得已为私人资本打工的转型制度，这就是作者上面说得：“这种单一认同的360度转型对于社会的价值观体系的冲击是巨大的”原因了，只是作者不愿说或不能说明白，所以就是鬼话了。但是，社会既然转型了，作为私有制度的发展，必然是也只能是：垄断生产资料的私有企业主，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即作者说得“向钱看”，由于资本的属性决定，就设法尽量降低成本，雇佣廉价劳动力，榨取高额利润。如是，低劣产品和虐待劳工这双胞胎就同时出现了。如是，社会制度也就以企业主（资本家）在“向钱看”时，会巧妙地创造财富，这样的价值就高，而对于受雇于私有企业的劳工来说，只有规规矩矩、服服帖帖地为私有制服役，那样的价值才能得到认可。这就是作者赞许的“我们不能责怪全社会都‘向钱看’的倾向，因为这是社会对于每个成员价值衡量的基本标准”的说辞了。如是就在当今全社会给人们洗脑灌输的“普世价值观”几乎让中国人都领受了，所以此时的牲口话很适用的。作者并肯定“在短时间内要实现经济价值就很可能同道德产生矛盾”。这么说，作者也能知道道德是何物，只是不愿意说人话，而说牲口话了。只不过强调在“短时间内”而已。这个时间有多短，30多年了。既然“在短时间内要实现经济价值就很可能同道德产生矛盾”，也就是说“不能责怪全社会都‘向钱看’的倾向”，那怎么在结论时，“牺牲道德标准追求经济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也是必然的呢？因为作者既要维护违背道德的社会利益集团，又要装腔作势批评社会以获取民心，两面为好，就只好说牲口话了。　　

第三，作者说：“在社会转型期，那些所谓的‘时代宠儿’中既有通过辛苦劳动获得新的社会地位的人群，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钻了法律制度的空子的‘成功人士’，而他们本身并没有为道德成本买单，．．．．．．事实是现在中国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正在为这些多年积累下来的道德成本买单”。这一段话，猛看像人话，剥开皮细看正是牲口话。　　

首先看，“通过辛苦劳动获得新的社会地位的人群”。作者当然不会说明这个人群有多大，又占有多少社会财富，更不能说明这种“辛苦劳动”是以什么方式取得的，是以掌控生产资料来剥夺他人的剩余价值获取的呢，还是凭借权利去贪污受贿获取的呢？还是凭按平等的按劳分配获得的呢？　　

至于“有相当一部分人钻了法律制度的空子的‘成功人士’”这句话好像在批评这些人“他们本身并没有为道德成本买单”的罪责，但辨证地看，这正是在袒护这个社会制度的法律不公平性呀！为什么如此说呢？细想一想，如果这个执政者夸耀的法律体系是严格的和公平的，那怎么会让那些攫取90%社会财富的极少数人，30多年来愈来愈容易去钻法律空子呢？怎么广大出卖劳动力的群体就不能有法律空子可钻呢？如果人人都能平等地钻空子，那还分谁买单不买单呢？同时，既然说法律制度本身就有空子可钻，那只能说明法律制度是有意识地留有空子让那些同气相求的人来钻的么!比较法是最好的鉴别法，在法制很不健全的毛泽东时代，怎么就很难钻法律空子呢？而在改革开放的法律相对完善的“社会转型期”却给留下法律空子专让一些人去钻，这符合社会发展常规和情理吗？这种“发展成果”能不让人们产生矛盾怀疑吗？　　

再看“事实是现在中国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正在为这些多年积累下来的道德成本买单”这一结论吧。你看，既然“多年积累下来的道德成本”是“中国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买得单，没有谁钻空子不去买单的，那么不是很公平的吗？那还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区别呢？这不是在否定前边的“相当一部分人钻了法律制度的空子的‘成功人士’”的说法吗？所以，这一整段概念模糊混淆是非的论述就全是牲口话了。　　

作者最后要论述造成道德滑坡的责任谁来承担和如何推进道德良好化了。这就是《道德建设要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这一专题了。按照作者的意思，道德滑坡是由两个方面承担责任的，一是“必须承认政府有一定责任”；二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责任”。“如果把什么都推给政府的倾向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有害的”。我们看作者是怎么来为政府辩护而指责每个社会成员的呢？请看下面的论述。　　

“首先，必须承认政府有一定的责任。政府虽然一直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推进，但在实践中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建设的绝对倾向不可否认，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对于破坏道德的惩罚力度不够，但是，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这种一边倒模式是当时特殊情况下最优化的选择，我们不能当事后孔明发历史马后炮。而且事实上政府一直在主导道德建设的推进，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从来没有中断过，只是效果没有设想的那样好”。这一段话是为政府辩解责任的全文了。只要稍懂逻辑、懂哲学、懂文法人一看便会判断，这一长串话说得是前后矛盾，概念笼统，是算人话，还是鬼话，抑或牲口话，不妨做一分解便知。　　

（一），从作者的说法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是党规国法步调一致的政府，因为中央“一直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推进”，并且“一直在主导道德建设的推进，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是效果没有设想的那样好”。为什么没有设想的那么好呢？因为是“在实践中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建设的绝对倾向不可否认，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对于破坏道德的惩罚力度不够”。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和中央分庭抗礼，犹如周朝末期的诸侯对抗中央，所以“只是效果没有设想的那样好”。如是就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了！如是此论就暴露出了当今中国政治局面不统一的现实状况。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是政府本身存在违背政治道德和政治责任的原因，那政府不承担道德滑坡责任，让谁来承担？　　

（二），从作者的说法看，既然政府“一直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推进”，并且也“一直在主导道德建设的推进，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地方政府“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对于破坏道德的惩罚力度不够，但是，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这种一边倒模式是当时特殊情况下最优化的选择”。从作者的说法来判断，中央政府的“ 一边倒模式是当时特殊情况下最优化的选择”，而“一直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推进”，和“一直在主导道德建设的推进，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是“最优化的选择”了，因为两者是只能对立而不能统一的，所以才产生地方政府“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对于破坏道德的惩罚力度不够”的整个社会道德滑坡的结果。看，这说明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作者的话就是人话了，那政府不承担道德滑坡责任，让谁来承担？如果这不是事实的话，那作者就在说鬼话了。　　

第二，“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责任”。为什么呢？作者指出：因为“在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参与者，建设者，不是旁观者，不是看客”。“在整个过程中，对于道德成本的讨论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关注，特别是知识界的努力不足。每个社会成员都很忙，忙得无暇顾及难道不是原因之一吗？对于政府提出的道德建设目标，社会成员是不是真的对待了呢？”噢！这作者可是高见呀！　　

我完全赞成作者说得“在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参与者，建设者，不是旁观者，不是看客”这句话。这是一句最正确无漏的人话，正因为“中国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参与者，建设者，不是旁观者，不是看客”，所以对于道德滑坡的原因是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也最有发言权的。但是，我认为这社会成员起码应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专门制造不道德或不遵守道德原则的那部分人，如相当一部分官员、企业主和执法者，另一部分人是被控制在私人生产资料下出卖劳力的或下层社会群体。前一部分人最多站人口5%，而后一部分人起码占95%。不过这两部分人确实都参与了整个社会活动，不是旁观者，不是看客。至于谁是真正付出血汗的建设者，是谁创造了整个社会财富的建设者，作者在此含糊过去了。因为此作者要维护即得利益集团，还要掩盖这社会关系中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斗争关系，所以就把“参与者，建设者，不是旁观者，不是看客”笼统地混在一起说最能迷糊人的。因为这样就把社会道德滑坡的责任都平均分配了，显得多公平呀！至于说“特别是知识界的努力不足”就是一句应付大众的鬼话了。为什么我如此说呢？因为“特别是知识界的”精英们，都积极努力上阵了呀！如中央高参经济学家

厉以宁的“中国没有穷人，只有待富人”和“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理论、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的茅于轼，骂毛主席没有人性、中央　党校　教授王长江的“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理论、中共高级党校副校长　李　君如的《美国文化现象值得研究》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有意制造在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政治谣言之理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吴敬琏《不改革国有经济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如果说“知识界的努力不足”的话，也对，因为这些人努力不够，就是至今还没有把这个社会的道德百分之百地搞垮，让“两个文明建设”、“三个代表”、“八荣八耻”撤底落空。所以作者在此又说鬼话了。　　

至于“每个社会成员都很忙，忙得无暇顾”，“对于政府提出的道德建设目标，社会成员是不是真的对待了呢？”，这假装糊涂的问话难道算人话吗？　　

最后结论说：“如果说以往的道德建设还停留在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层面的话，当前的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已经逐渐形成”。．．．．这就是“每个社会公民都应自主地培养‘道德自信’和‘道德自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不是遥远的未来了”。看作者够多滑头，前面刚刚说过“特别是知识界的努力不足”，这里却在强调“以往的道德建设还停留在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层面”这一醒目的自相矛盾，如是就必然会有“当前的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已经逐渐形成”的局面。这就要求“每个社会公民都应自主地培养‘道德自信’和‘道德自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不是遥远的未来了”。是这样简单容易吗？请看如下的现实存在和发展：　　

第一宗，官员强奸民女自改革开放以来是“蔚然成风”：如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人民政府官员邓贵大、黄德智等人，因欲强奸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而被邓玉娇出于正当防卫意外刺死、刺伤的类似以往案件，就不再例举了。仅就今年2011年新近我偶然看到的几例举出：　2011年11月08日　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女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　2011年12月02日　温州永嘉县大若岩镇政府官员涉嫌强奸未成年坐台女一案；2011年12月06信阳市政府老促会办公室主任伍自权因涉嫌强奸罪被刑拘。请看，如作者此类的那些学者精英们，如今的官员及其执法人员们，如此兽性狂热，怎么能对道德自信，自觉呢？　　

第二宗，转型以来创出的高考作弊案，愈来愈多。我初步网络查询了一下，近年来有50多起，如2001年山东荷泽曹县一中80考生涉嫌替考案；2004年河南濮阳县三中再次发生大规模舞弊事件，七名老师组成舞弊团伙；2008年松原市查处的高考舞弊案件立案24件，处分39人，其中处级干部2人，科级干部4人，监考教师27人，警察3人；2008年 6月，甘肃天水查出高考作弊；2009年2月，浙江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共接到省内杭州、金华、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报告的7起高考作弊事件。请看，如作者此类的那些学者精英们，如此地区广泛，参与人员甚众，并旷日持久的高考舞弊，怎么就对道德不自信，不自觉呢？　　

第三宗，因为强拆，引起官民对抗。我初步查阅网络，就近几年的就有60多起，仅就今年2011年选举几例如下：2011年11月广东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村民因不满土地出让约四百村民聚集市政府上访；2011年03月长春市朝阳区刘淑香（女，48岁），因拒绝违法强拆被活埋；2011年10月，驻吉林市某部队中士班长杨帆家中因遭到强拆，一气之下带领其他三名战士，携带95式自动步枪一支子弹795发出逃欲报复强拆者，而遭武警击毙；2011年上半年从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获悉，发生的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57人，其中副省级1人，市厅级4人，县处级20人，乡科级及以下32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1人。请看，如作者此类的那些学者精英们，如此强权野蛮拆迁的事件，那些执法者，怎么就对道德就不自信，不自觉呢？　　

第四宗，暴力犯罪在增长。　2010年02月26日　中国新闻网报道，中国暴力犯罪近十年来首次增长。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中国犯罪数量打破了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态势，出现大幅增长。其中，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等案件大量增加。请看，如作者此类的那些学者精英们，如此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等案件大量增加，那些犯罪者们，怎么就对道德不自信，不自觉呢？　　

第五宗，官员腐败呈上升趋势，而查处率却很低。　2010年01月08日　成都日报报道：2009年，高官密集落马，记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2009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2010年01月07日　 中国新闻网报道，2009年1-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办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案件，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37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64人。　2010年01月10日　 重庆晨报报，近30年我国外逃官员达40人，人均卷走1亿元。　　

有一学者胡星斗在博客上公布，计算出中国的腐败黑数，即没有被查出的腐败金额占99%，即实际的查处率只有1%，仅以2007年为限计算的：　　
　　 世界平均的腐败额占GDP的3%，假如中国是世界的平均腐败程度，那么，应查出的腐败金额为7000—8000亿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05年查出的腐败金额，仅为74亿元，约占应查出的1%，所以说腐败黑数为99%。　　
　　 还有另外一个算法，2006年中国查出的商业贿赂为37亿元，2005年查出的官员腐败74亿，两者有重合之处，因为，在中国商业贿赂往往与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有关;就算两者不重合，官员腐败加商业贿赂，总共111亿元，而学者计算，中国2004年权力寻租13800亿元，查出的仍然不到1%。　　

请看，如作者此类的那些学者精英们，中国腐败的官员们，肯定都是共产党员，怎么就对维护道德不自信，不自觉呢？　　

好了，够了。如果把中国30多年来道德滑坡——生活道德、经济道德、学说道德和政治道德等道德滑坡都总结例举出来，恐怕一个　1000G　的硬盘都容纳不下呀！如此客观存在，又如此现实发展，只是产生和呈现在转型接轨的30多年来，在“崩溃边沿”时代怎么就没有呢？这就是学者精英们“当前的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已经逐渐形成”的乐观理论了。这种颠倒事实、逻辑混乱的谬论，不是鬼话就是牲口话。如此我这个草民农夫都鄙视这些学者精英们！　　

（注：老朽本人确实是个种地的草民农夫）　　

                              　2011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