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营企业的一条血路

温州，是全国最早发展个体经济的地区之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温州开始了民营经济的探索之路。当时的个体经营户，可以从国有银行获取大量贷款。笔者没有获得公开资料，据当地人士传言，拿少量自有资金从事个体经营，能够得到数倍的银行贷款支持。

温州也是最早出现走私贸易的地区之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市场商品紧缺时期，温州与广州、石狮等地一样，在短时期内，市面大量充斥了我国稀有的走私电子表、走私相机、走私香烟等各类半公开半地下的进口商品走私经济，市场顿时火爆了。于是温州地区也在全国率先出现了万元户、十万元户、千万元户等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率先富裕起来的温州商人，尽管腰缠万贯的不在少数，却并没有按期如数归还国有银行的大量贷款。逼使国有银行在温州经济红火之时，对“无法”偿还贷款的温州富商，纷纷采取雇人保护的无奈措施，这在当时，确是一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风景线。然而新中国的银行，由于贷款不能收回，也就形成了早期呆坏账。

随着走私业的日益红火和温州商人迅速富裕，温州地区的地下赌博、地下色情等“服务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据笔者回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普通中国人对单价120元的“上海”牌手表望洋兴叹之时，温州已经出现赌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赌局，而传闻中已经有了上千万的赌博赢家。这一时期，温州商人积攒起了第一桶金。

温州商人的第二桶金，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兴办实业开始的，这才是传统意义的原始资本积累。温州商人的兴办实业，是从 “纸皮鞋”一类的生产作坊开始的，由于这类商品投资少、成本低、见效快，加上中国民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从而迅速获得了市场份额，其发展速度令人咋舌。

尽管低端低质低价产品冲击市场，民怨不断，但却进一步刺激了个体实业的全方位广泛发展，形成了“三低”产品以量取胜的“繁荣”景象，民营经济伴随开放进程不断壮大起来了，而假冒伪劣的严重泛滥，也曾一度使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国营老企业和集体新经济的有限市场受到挤压，计划经济体系开始萎缩，勤劳致富和诚实劳动的价值观不断动摇，表明公与私的基础正在转换。

 根本上讲，民营经济的“三低产品”排斥品牌观念，在声誉和市场恶化时，可以迅速更换品牌、改头换面重新来过，甚至可以把地区声誉和商品品牌全面混淆和掩盖起来，使商品形象变幻莫测，但民营经济的原始积累却实实在在形成了。由于实业的根基不牢，这种资本积累，部分用来重新塑形，部分用来四处游走，于是地下钱庄逐步兴起，资源和商品炒作日新月异。

温州商人的快速积累，吸引了个体经济全面跟进，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把部分国有企业带入变换品牌的泥淖中。由于个性经济的灵活性往往表现为企业可以随生随死，能够置生死于度外，经营风险越来越大，使国有银行不敢涉足。在民营经济的更大群体催化下，先富者的地下钱庄就应运而生，根据经济景气程度和银行利率水平，最早的地下钱庄，大约都是二分到四分利的风险放货，即年利率为24%至48%。

在国际市场和宏观经济影响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东南农村的地下债务问题十分严重，有相当比例的靠地下钱庄放货的个体经营者，实际是为高利货者无偿打工，因债务危机纷纷陷入破产境地，与贫困地区农民外出打工相对而行，长期外出创业，形成了另一番的背井离乡态势。温州商人的原始积累，在经受一轮实业挫折后，逐步向异地采矿等基础业和公交私营等服务业渗透。

当传统商品的炒作之风兴盛后，温州商人迅速转向房地产等大市场领域，并且促使部分先行者的资本增殖更加迅猛，于是地下钱庄有了新一轮的商机，私人放货达到了至少六分甚至八九分的月利率，相当于年利率至少72%，有的高达100%以上。无论是周期较长的实体经济，还是短平快的资本市场，一旦与100%的高利货联系起来，则资金链必然要断，而且肯定不会维持太久。

面对温州商人上万亿的资金冲击，市场必然会起波澜。而在当今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种产业，能够从100%年利率的资金链上逃脱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