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世界市场的地位

作者：Tony Smith 衣阿华州立大学政治系

        三卷《资本论》构成了一部非常复杂的著作，其中包括了一系列非常不同的主题。从第一卷开始，马克思运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简单的、抽象的社会形式，之后又逐步运用了更为复杂或具体的规定，对资本的本质规定进行了系统的多层次论述，这些论述提供了一个一致的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许多基本结构还需要在马克思第三卷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考察。至少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和危机等方面，马克思计划再用几卷继续他的分析（Marx，1973，227，264）。 

本文主要是论述以下两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恰恰将世界市场这个范畴作为他理论体系的顶点？在这种范畴中所涉及的社会形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但在阐述这些问题以前，对方法论进行陈述是必要的。

《资本论》的起点是一个既定的总体，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体系中的不同层次的范畴都是对理解这个总体的一种尝试。早期的分析难以圆满地定义自身再生产的整体，然而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试图在思维中再现确实能进行自身再生产的生产方式。这种考察给我们提供了向另一层次的范畴逼近的可能，即用一种更复杂、更具体的方式去理解同一个总体。系统的、辩证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既包含了一种“推”、也包含了一种“拉”的运动，尽管这两种运动最终难以区分。特定层次的范畴有其自身的缺陷，即特定层次的抽象不能充分地阐释既定整体的自身再生产，从而将理论“推”向了下一个阶段。在既定整体没有完全被理解以前，理论上的内在逻辑绝不终止系统的多层次论述，必然要求将理论“拉”向它的终点(Marx，1973:，100-01；Smith，1990，Chapters，I、II)。

分析世界市场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最直接途径就是详细地考察国家形式，从而在这个理论层次上，分析资本自身再生产为何不能被充分地阐明。这种不充分随即为转向对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分析提供了理由。一种更易理解的途径就是尝试展现世界市场这个范畴像国家形式一样，在《资本论》的任何一个重要理论的层次中都是隐含的。由此可知，将既定整体隐含的本质规定展现出来的必然性，为“世界市场”这个范畴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本文致力于第二种更易理解的途径。我将按照以下两个问题对马克思理论体系进程中的主要阶段进行整理：每个理论层次如何将世界市场作为资本的最高社会形式？每个理论层次中包含最高社会形式的哪些本质特征？

第一卷中最初的规定我们十分幸运，马克思自己已经明确指出世界市场在第一卷最开始所研究的结构和过程中是隐含的。在讨论他的观点以前，我们需要对最初的规定做一个简洁明了的小结。

对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最简单的、最抽象的描述就是一个普遍的商品交换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商品形式的劳动必须被私下接受，并通过成功地销售生产出的商品来证实其社会需求。任何特定的具体劳动都必须证明是一种社会的消耗，只有“社会必要劳动”可以使商品具有“价值”。因此，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与它的具体运用存在着概念上的差别，从而可以被称为“抽象劳动”。特殊形式的具体劳动可以通过时间单位来衡量，但无论是抽象劳动还是他所创造的价值，都不可以通过一个秒表或任何具体的测量形式来衡量。所以，一个社会客观的价值衡量标准就成为了普遍化商品交换的先决条件。而货币就是这样一个标准。马克思用这种方式建立了将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连接起来的系统必然性(Murray，1993，Campbell，1993)。

一旦货币作为价值形式被明确地引入，任何试图将普遍化的商品交换理解为为满足人类需要而设立的体系的尝试都将被放弃。货币增殖的必要——货币产生货币成为了这个体系的主导性原则，人类的需要只有与这个要求相匹配时候才有可能被满足。所以，将货币形式与资本形式联系起来成为了体系上的必要，即M-C-M’。换言之，另一种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总体来理解的具体和复杂的方法就是，将它理解为一种在商品交换的任何一个时期结束时所积累的货币总量超过该时期开始时的投入总量的体系。“价值”现在成为了一种立足于个体商品和社会之上的社会力量，并用自己的规则支配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生命的货币又是如何产生货币的呢？任何完善的资本理论都应当解释这种资本的神秘性。马克思则以明确指出先前隐性的事情为开端：即劳动力在普遍化商品交换的社会中本身就是一种商品。马克思假设货币工资足够去购买雇佣劳动者进行自身再生产所需要的商品。一旦劳动力被资本购买，雇佣劳动者就不得不生产超过其以工资形式获得的价值的经济价值。资本形式因此被解释为雇佣劳动者的以剩余价值这种历史的、特殊的形式存在的剩余劳动。像马克思强烈坚持的那样，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剥削的社会关系。普遍化的商品循环和价值形式的异化力量，都通过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在社会总资本的层次上被再生产出来。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题目。马克思将“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置于辩证体系的顶点的原因是否暗含在理论的最初阶段呢？他的答案是明确而肯定的：这些最初的决定因素只存在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社会形式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循环才可以自己完成，情况才可以被预测，资本的系统再生产的最终必要条件才可以存在。简单的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隐性因素才可以变为显性因素：

如果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只表现在国民的剩余产品中，那么，为了价值而增加价值，从而榨取剩余劳动，就会受到国民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局限性或狭隘范围的限制。但是只有对外贸易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因为对外贸易使剩余产品中包含的劳动作为社会劳动发展起来，这种劳动表现在无限系列的不同的使用价值上，并且在实际上使抽象财富有了意义。……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必要劳动的劳动的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Marx，1971，253)[①]

这段十分有趣的文章展现了四个相互联系的主题。这些主题都以一个论点为基础，即第一卷最开始所讨论的普遍化的商品交换的体系事实上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体系，这是由一个不受限制的价值增值的动力所决定。

1、商品形式中，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如果商品交换普遍化了，那么使用价值也必定普遍化了。对某类特定形式使用价值的各种交换限制，从价值形式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合理的，不论这类使用价值本身是一类特定形式的使用价值还是一类在特定区域内生产的使用价值。价值形式包括一种突破所有限制的内在动力，还包括一种将所有产品转换为商品的内在动力。以及一种使商品交换逾越一切既定地域限制的内在动力。

2、普遍化的商品交换的体系也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劳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劳动的内在的社会性由商品生产后的销售决定其是否可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者间的社会关系由他们所生产的商品调节。以这种方式调节的社会关系有多广泛呢？说商品交换的地域限制在价值形式下是完全随意的且必定被克服，就等于说商品交换所调节的社会关系的限制也是完全随意的且必定被克服的。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将一切生产转变为必须随后证明其为社会所必要的私下承认的劳动的内在动力。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突破一切地域限制的结构趋势。在价值形式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

3、在社会生产的价值形式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真正的抽象事物”。商品具有其内在的抽象因素，即与生产者所拥有的具体使用价值相对应的交换价值。同时，劳动也具有其内在的抽象因素，即与它的能或不能被证实为社会消耗的具体运用相比的劳动的社会必要性。而且，这些抽象因素对于普遍化商品交换的绝对向心性意味着我们找不到价值的具体的社会客观衡量标准。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既不能被任何具体商品拥有的具体使用价值（“有用性”）衡量，也不能被具体劳动的劳动时间所衡量。价值的唯一社会客观衡量标准必须本身也是一种真正的抽象事物，即货币。货币形式的范围是什么呢？交换价值的抽象性表明相应的商品交换规模是世界市场。抽象劳动的抽象性表明相关的社会劳动部门（私下承认的）也应当是世界市场。所以价值的客观的社会衡量标准也应在相应的范围内起作用。由于各种不同的货币存在于一个更加有限的范围内，价值形式必定会产生一种世界货币，各种不同的货币必定最终与这种世界货币相联系。

4、马克思在上面段落中提到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指的是一种劳资关系。这表明“资本一般”内部的劳资对抗是一种必定作用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的对抗。在《资本论》的开头所提到的社会总资本无疑就是世界市场范围内的社会总资本，而对世界经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最终解释事实上是对作为总体的世界经济内雇佣劳动的剥削。

这四点说明：自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最开始，资本的基本体制就是世界市场。在这点没有明确的情况下，系统的分析就不可能继续。这四点也说明了世界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本质规定。利用上述马克思的段落作为基础，考察马克思理论的随后的研究过程、阐明马克思的理论如何预设资本的最终体制是世界市场以及潜在地阐述这种社会形式的本质规定将成为可能。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我希望先简短的说明一下上述的段落如何展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规范评价的复杂性。对马克思来说，资本的盛行也许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制度化的最严重的异化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一个本体论的逆反发生了。“价值”成为了一种立足在商品和劳动者之上的社会力量，使社会生活成为“价值增值”的动力的异化力量。但另一方面，资本的盛行同时带来了至今为止人类意义最深刻的解放。人类的需要被解放，即潜在的使用价值更宽泛了，逾越了需要的习惯性限制，即使是通过一种被有限歪曲的方式。集体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能力，作为总体被从习惯性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即使个体劳动者经历了一种能力的侵蚀(Marx，1976，469)。人类共同体的概念也在原则上被从传统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在这些客观的社会关系中，世界市场联结成一体，成为斯多葛派和坎特派学者仅仅作为伦理要求的世界范围内认同的物质基础，尽管这种联系采取了一种具体化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从《资本论》第一句话开始就暗含着无产者的国际主义。

无论对于新需求、新能力和新认同的极端追求采用了怎样限制和扭曲的方式，价值形式的解放性与它可怕的异化至少同样是事实。价值形式跨地域的统治、人类需求和能力的解放、以及超越一切限制的认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第一卷中随后的规定

剩余价值率

资本的秘密就是榨取剩余劳动，以及资本以剩余价值形式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在对资本的本质规定的系统论述中，在“剥削”这个范畴之后最为复杂和具体的本质规定就是对于作为劳资关系必要特征的剩余价值率的斗争。这种斗争的一个首要特点必须与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定义有关。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条件下，劳动力价值越低，花在制造等于工人工资的价值的时间就越短，那么投入到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劳动时间就越长。所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第二个特点应是资本通过延长工作日试图提高剩余价值率和劳动者对工作日延长进行抵抗的必然趋势。当这种抵抗成功的时候——甚至不成功，在一个工作日内仅仅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剩余劳动的既定事实——资本会试图引进强化劳动过程的技术或组织创新。此时对资本的对抗也是资本的一种内在特征。全部三种阶级斗争形式都潜在地以决定剩余价值率的世界市场为最终阶段。

马克思强调劳动力的价值必然含有一定的“历史和道德”的因素。世界市场在这种因素的决定上起了一个主要作用。世界市场为可以替代目前工人消费品的低成本商品的进口提供了可能。这也就使从长期角度降低劳动力价值成为可能，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价值增值”的动力保证了这些可能性的必定会实现。新农作物（尤其是糖类）从“新”世界到“旧”世界的疯狂涌入证明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历史开端，这种动力是如何起作用的。对于谷物法的争论说明了在李嘉图时代这种因素的重要性。而廉价消费品的进口对于美国工资增长停滞的贡献为我们提供了当代的例证。

       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绝不仅仅是工人及其家庭所消费商品的成本。在特定地域和时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对于资本试图延长劳动时间以及通过技术或组织创新重组劳动过程来讲，这种力量对比同样是关键性的。

我认为马克思在这个理论层次上有三个基本观点。首先，阶级斗争是资本形式的必然特征。其次，当“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为加强”[②]时，特定的斗争有可能获得胜利(Marx，1976，409)。但是，第三，只要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时，资本拥有更强大的武器，这样，雇佣劳动获得的任何收益都存在着限制和不稳定的必然趋势。这里我们所考虑的主要武器是资本拆资和资本外逃，后者则直指世界市场。

       当雇佣劳动者排除一些偶然因素，通过挤压利润、限制劳动时间、以及抵抗减弱他们对生产过程控制程度的组织技术创新，成功的再定义劳动力价值时，资本拥有者的首要选择是资本拆资。由于缺乏生存资料，雇佣劳动者很快就会发现，作为继续被雇佣的代价，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些他们的所得。资本拆资会打断资本积累的过程，所以从资本的角度讲，它不如资本外逃更令人满意。资本外逃就是：为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力量对比协调到一个更利于前者的状况，投资从一个地区移动到另一个地区的过程。转移投资的名义上的威胁，使资本的拥有者和控制者实行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挑拨、离间部门内部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以保持或提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原则上，分而治之策略包括以国外直接投资形式存在的跨领域资本流动。所以在生产领域关于劳资对抗的讨论又使我们理解了世界市场的本质规定：“资本一般”与“雇佣劳动一般”跨越地域界限的利益对抗。

       分化资本的对立面的措施促进了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资本的异化力量。劳动就是这种对立面，随着第一卷所分析的规定的展开，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雇佣劳动产生了分化。不同地区生产力水平会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劳动力价值的“历史和道德”因素方面有所不同(Marx，1968，16-17)。阻止劳动力价值的“历史和道德”因素不断提高的斗争不会在任何地方都成功，同样，反对延长劳动时间、阻止剥夺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的组织技术创新的斗争也不会在任何地方都获得成功。在国际工人阶级内，即使不考虑分化的更为具体的来源如民族主义、宗教、种族、人种和性别，分化的趋势也是非常强烈。

       尽管如此，这里所讲的马克思理论初期阶段的复杂的标准范围与整个《资本论》是相同的。在理论体系发展的每一阶段潜在地将世界市场作为价值异化力量的最终结构的同时，世界市场也是人类需要、能力、超越习惯性限制的认同的发展基础。每一阶段也潜在地将无产者的国际主义作为对这种异化力量的政治反应的最终结构，甚至完全承认国际工人阶级内的分化趋势。在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现阶段，他明确指出世界市场中一部分斗争的成功是如何鼓励其他地区的斗争的。同时，世界范围内工人认同的客观物质基础在目前层次上的考察得到强化。世界市场不仅仅是将工人在某些方面结合到一起，并在其他方面将它们分开；工人们也被创造分化的力量结合到一起。世界市场中的雇佣劳动不仅仅通过商品交换连接到一起，也通过资本外逃建立起客观的联系；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地域上分割的工人通过同时遭受同一种力量的控制而联系起来。因此，工人跨地域联合的趋势与资本试图分化他们的趋势同样是资本形式所固有的。在特定环境中，哪种形式占据统治地位是一种偶然事件。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第一卷最终的主要论题是积累过程。在理论的这个层次上所引进的最重要的范畴是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系统趋势。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进行，必然使单个资本运行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本地企业为本地市场进行生产应当让位于区域性的企业为区域性的市场生产，随即演变成国内企业为国内市场生产。此时这种趋势仍不会停止，这样领先企业在其领先领域内会为全球市场进行生产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在某些领域内领先的相关的少数个体公司的联合采取合并、并购和内部增长等形式发生。这个过程同样不会因为在国民经济范围内出现了联合的大企业而突然停止。在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进程中，一种跨边界合并和并购的趋势在随时间增长，这也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

注意到积聚和集中化过程并不只形成一种企业纵向一体化的趋势，《资本论》第一卷结论部分中潜在地引入了另一种世界市场的本质规定。当企业从其他资本处购进生产资料时，他们的成本是c+v+s；但当他们自己制造生产资料时，在其他一切条件都不变时，成本降至c+v。(Marx，1963，140，220)。由低成本导致的高利润确实鼓励了纵向一体化。但从另一方面讲，纵向一体化企业的生产链条中的部门越多，资本循环时间就越长。这说明我们可以找到一点，这点之后，进一步纵向一体化的所得不能补偿由此导致的资本循环时间的延长。此时的资本积累会导致生产过程的纵向非一体化。

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受到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的阻碍。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Marx，1976，776-77；以及1976，591；Harvey，1999；Smith，2000a，Chapter5)。[③]

从我们的角度讲，纵向非一体化的最重要形式是向分包商外购其生产的某些投入品。

纵向一体化的趋势表明，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企业运行的地域规模会扩大，并通过大量的跨边界合并和并购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纵向非一体化趋势也将世界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纵向非一体化就是一个将生产链条分解为不同部分，并分派给不同企业的过程。资本增殖的绝对要求表明，一旦核心企业通过从外国供应商那里外购生产链条的一部分来更快的积累资本，实现这种跨边界的分包安排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积累过程不单单是资本流动。也包括劳动力的流动。劳资关系毫不受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劳动力市场的销售以及生产中劳动过程的组织的限制。这些关系被嵌入于随着资本积累和需求的周期性波动而形成劳动力产业后备军的过程中。在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些劳动流动的最终结构由世界市场提供。在资本积累被限制的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未被雇佣的劳动力贮备，其中很大一部分最后会移民到积累过程更加迅速的地区。第一卷中马克思关于19世纪爱尔兰移民的讨论，就是这种积累过程的一个典型事例(Marx，1976，854ff.)。这些跨边界的劳动力流动会加剧劳动力内部的分化，也会克服这种分化。理论又一次无法推断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哪种趋势会更强。

以上分析结束了我们对这种方式的研究，在这种方式中，《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层次既潜在地包括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顶点的世界市场这个范畴，也潜在地包括这种社会形式下规定。现在是时候考虑剩下的两卷《资本论》是如何扩展我们对于那本未能问世的关于世界市场的书的理解了。

第二卷

资本循环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第二卷中的材料可以被分为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马克思反击反对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观点的一部分。在M-C-P-C’-M’的过程中，花在劳动过程以外的循环时间与劳动过程对于资本积累是同样重要的。难道这就说明了与马克思剥削理论相反的循环过程也创造价值吗？对于这种观点的回应，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以外的循环成本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这种扣除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积累。降低循环时间减少这些成本使得剩余价值的积累增加。但这并不表明花在劳动过程以外循环过程的时间本身可以产生剩余价值。

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减少周转时间和循环成本的系统的创新趋势与在劳动过程中直接增加剩余价值率的创新的应用趋势同样是资本形式固有的。交通和交往技术经常和显著的提高必定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因为正是这些技术性的变化减少了周转时间和循环成本。交通和交往技术进步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循环的进程就越快。所以资本主义有一种压缩时间的趋势。但这些技术进步也将资本循环的有效实现范围扩展了。所以资本主义同样具有一种压缩空间的趋势(Harvey，1999)。

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卷对第一卷中隐含的世界市场的规定进行了补充。资本首先最关注的就是“价值增值”。第一卷中隐含的世界市场的规定，如商品跨边界流动、本地通货的兑换、外国直接投资、跨边界合并兼并和分包安排，这些全都涉及到循环成本。当这些成本足够高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和投资流动可能阻碍“价值增值”。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活动就不会继续。尽管如此，马克思从《资本论》的最开始就坚持认为世界市场是隐含的。我们现在可以更好的理解这是为什么了。资本形式包括一种通过交往和交通技术创新，使这些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必要的系统趋势。

此时，我想插入关于世界市场其他特征一个偏离主题的分析。我认为它是隐含在上述分析《资本论》的世界市场的规定之中。世界市场的两个一般模式或理想类型是可以被区分的。第一种可以被称为“国家间的”模式，这种模式下的生产发生在国家之内（包括外国企业的生产，或分包给外国企业的生产），这些生产中有一部分会被出口到国外市场。第二种模式可以被说成“跨国界的”或“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其显著特征是M-C-P-C’-M’循环（以及在第二卷中以这种方式讨论的与其交织的P-P和C’-C’循环）中的每一阶段都包括跨领域的流动，不仅是先前投资M和最终的C’-M’阶段。特别要说明的是，第二种模式包括商品投入的购买和生产链条的跨国界扩展。两种世界市场的类型都与《资本论》中讨论的社会形式相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特定环境下内世界市场的特定类型，不管在何种理论体系范围内，完全取决于偶然因素吗？

在我看来一个更强烈的断言是可能的：在资本形式下，降低循环成本和周转时间的不可遏制的动力表明了一种世界市场的跨国界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显露的系统趋势。交往和交通技术越降低循环成本、越缩短周转时间，跨国界生产的趋势就越强烈。下面我们将看到，世界市场跨国界形式的这种系统趋势在后面《资本论》的理论层次的分析中进一步强化了。

社会总资本情况下的再生产

第二卷的另一个主要论题是对简单和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这些图式同时表明了两点。第一，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下，通过投资资本流动和将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生产联系起来，社会总资本可进行自身再生产。第二，协调再生产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以至于资本主义发展无论如何也没有体现出静态或动态均衡（“均衡的增长”）的趋势。这两点都与这篇论文有关。

从迄今为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立即得出结论：在第二卷第三部分所讨论的社会总资本的系统再生产必定是世界市场范围内的再生产。这篇论文开篇所引用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的段落表明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购买，但这种购买并不局限于国内经济所生产的商品。境外直接投资、跨边界合并和并购、跨边界分包全都涉及投资资本向第一、二部类的的流动，这种流动并不局限于国内经济。从第一部类跨边界购买原料和固定资本就是代表性的例证。

随着资本积聚和集中化的过程，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任何地区的原料都不可能完全满足当地的生产。从而使社会总资本条件下的再生产包含了一种跨边界购买原料的必然趋势(Marx，1968，437)。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还表明领先部门的领先企业日益面临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如果包含更多先进技术的固定资本在世界市场的某一地区被发展，在同一方面竞争的其他地区资本就会处在一个不利的竞争地位。它们就必须试图迎头赶上，而其中一种追赶方式就是从已应用先进技术的地区购买固定资本。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总资本情况下的再生产具有一种技术转移的系统趋势，这种转移至少是在具有经济资源的地区之间。

在第二卷第三部分的抽象层次上，使社会总资本得以再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的价值流动潜在地包括投资资本和商品的跨边界流动。从系统的辩证的角度来看，隐性的东西必须被显性化，所以我们可以再一次断言，系统地阐述资本形式的本质规定在导出“世界市场”这个范畴之前不可能完成。

第三卷

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如同第二卷，马克思在第三卷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证明，使我们更接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和复杂的规定，并不会使我们抛弃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的批评者正确地强调了雇佣更多工人的产业部门，与其他部门相比并没有获得更高的利润率，但对于雇佣劳动的剥削却是利润的唯一来源。他们还质疑马克思：是否可以通过他自己的利润来源于对产业部门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这一论点，来解释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利润以及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地租。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对这两个反对意见作了回应。

马克思对于第一个批评观点的回应出现在第三卷的开头，此时社会总资本被分散到拥有不同资本价值构成（投入到购买各种产品，即“不变资本”中的货币资本总额，与投入到购买劳动力，即“可变资本”中的货币资本总额的不同比率）的不同部门。他指出，如果商品交换按照成本价格加上既定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C+V+S)来进行，不同部门就会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假设总投资和剥削率都相等）。资本价值构成相对高的部门的利润率较低，反之亦然。资本转移和资本之间的竞争，形成了一种不同部门间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资本投资会从低利润率的部门流出，并流入高利润率部门。竞争压力随之在前一部门中减小，在后一部门中增大，从而形成一种前者利润率增加，后者减小的趋势。这表明在目前抽象层次上，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会在生产价格P=(C+V)(1+R)出售，其中“R”是既定时期各部门平均化的利润率。这些生产价格是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具体波动的状态取决于当时的供求情况。同样在这种抽象层次上，利润会与投入资本的多少成比例。这就会使人觉得资本投入本身可以生产剩余价值。虽然此时利润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的联系在此分析基础上更加难懂，但这种联系依然存在。生产价格是既定时期内剩余价值进行（逻辑性）再分配的结果；此时总利润等与总剩余价值(Mosely，1993b)。

随着分析进行到第三卷中更复杂和具体的商业和金融资本，资本拜物主义达到了最高形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所有者显然获得了他们投资的回报。这种结果显然与利润来自对产业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相矛盾。金融资本的M-M’循环所产生的利润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利润看似只可以从资本本身增长，好像脱离了生产过程资本本身也可以生产价值。土地所有者收取的地租也提出了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这好像毫无疑问的证明了土地本身也能生产经济价值。对马克思而言，商业和金融资本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地租，也来源于一个产业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引起的、对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的（逻辑）过程。

马克思的观点与对世界市场本质规定的预期之间的联系直接与理论早期阶段的考察一脉相承。如果商品具有跨边界生产和交换的系统趋势，投资资本也具有跨边界流动的趋势，第三卷中讨论的生产价格立刻会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形成：

产业资本家面对着世界市场；因此，他要把自己的生产费用不仅同国内的市场价格相比较，而且同整个世界市场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同时必须经常这样做(Marx，1971，470)[④]。

剩余价值在产业和非产业资本之间再分配的（逻辑）过程必定也发生在这个范围内，此时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也包括商业和金融资本的流动。

马克思在第三卷对于任何既定时期内剩余价值再分配的讨论建立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次上。第三卷中考虑的另外三个题目建立在一个更加具体和复杂的理论层次上，尽管这不总是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像教科书一样明了。但它们是通过创新、过度积累的危机以及金融危机获得超额利润的动力。这三个主题对于系统地理解“世界市场”这个社会形式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创新获得的超额利润

马克思通过个别资本实施创新形成生产价格的同时获得了超额利润来对这种动力进行了讨论，此时假设一个给定的“R”（利润率）适用于一切产业资本部门(Marx，1981，Chapter10)。但这种讨论揭示了一种比生产价格更具体和复杂的理论层次，即利润率在部门内和部门之间的变化(Walker，1988；Smith，2001)。我想第三卷中通过创新获得超额利润的动力的阐释，意味着关于世界市场运行的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既不均衡发展的系统趋势。

研究和发展过程显然是产生获得超额利润的过程和产品创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Smith，1997)。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先进的R&D使资本处于获得这种形式的超额利润的最有利地位。同样也处于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最有利地位，在这个循环中，他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可以使得R&D继续，从而为更多超额利润的获得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相反，最初没有获得先进的R&D能力的资本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由此引发的不能引入重大创新导致他们不能获得超额利润，从而限制他们在随后的阶段参与提高R&D的能力，这些最终限制了未来的创新和获利机会。

这种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市场存在哪些含义呢？可以最有效地获得先进的R&D的资本一般聚集在全球经济的富有地区，而没有这种能力的资本则聚集在较贫困的地区。前者在保持前面提到的良性循环上有很大优势，而后者则在避免恶性循环上有很多困难。所以通过技术创新获得超额利润的动力也会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系统地再生产出不均衡的发展(Marx，1981，344-5)。

世界市场的其他许多因素强化了这种不均衡发展的趋势，包括由在贫困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引起的利润流失，跨国公司对其内部商品“交换”的“价格”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富裕地区的资本离间贫困地区分包单位的能力。这些都是上面提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边界分包的更为复杂和具体的方面。其他因素还包括一些在这里没有涉及的理论层次。地方杰出企业渴望逃避通货风险和/或保护腐败果实的资本外逃，以及贫困地区陷入“债务陷阱”的趋势都预示了这种状况。与进一步探索这些话题相比，我更愿意转向过度积累危机。

过度积累危机

在第三卷的第三部分马克思提出了所谓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马克思在其不同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危机的各种不同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至少在这个关键性的著作中，固定资本的过度积累是主要的解释变量；利润率趋于下降是因为C/V的增长率快于S/V的增长率。在短周期和中周期的下降阶段，这个规律开始发挥作用的同时，我认为它也潜在地适用于更长期资本积累的低迷时期。

这种规律的批评者抱怨说，马克思没有为理性的行为人以降低利润的方式进行资本投资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忽略了部门之间的差别，这种抱怨显然是正确的。但个别资本必定会通过创新来追求超额利润。随之形成的部门之间固定资本的异质性和差异使我们可以弥补马克思理论上的缺陷(Reuten，1991)。

简而言之，资本之间竞争必定会导致比行业中现有的企业和工厂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新企业和新工厂进入。这些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现有的企业和工厂并不会自动地退出(Brenner，1998)。由于他们的固定资本成本已经“沉没”，他们可能会乐于接受流动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他们也可能已经与供应商和消费者建立了稳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任何时间内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新建立起来（因为十分昂贵）。他们的管理和劳动力也许具有行业特定的技能。他们也许获得了政府对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或转移投资后不可移动到其他部门的R&D。这些考虑的结果是相当多的企业难以退出，以避免表现为过度生产能力的资本和利润率下降的过度积累的危机。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讲，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足以弥补固定资本的投资，导致了在更长历史范围内利润率的下降(Smith，2000b)。

马克思在第三卷中是在一个相对抽象的理论层次上来讨论这种趋势的。但这也适用于世界市场这个具体的、复杂的层次。罗伯特·布伦纳提供了大量经验证据来证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影响世界全球经济的低增长率主要是由全球经济中领先部门的过度生产能力引起的(Brenner，1998)。

当过度积累的危机爆发时，固定资本的以前投资必定会贬值。此时整个体系在试图将贬值的成本转移到其他地方而不断波动。资本的各个单位、系统和地区都试图将贬值成本转移到其他资本所在的单位、系统和地区。作为总体的资本则尽可能地将尽量多的成本通过提高失业率、降低工资、恶化工作条件等手段转移到雇佣劳动上(Brenner，1998；Smith，2000a，Chapter5)。随着资本积聚和集中化的进程，过度积累和资本贬值必定会在更大的规模内出现。全球混乱和普遍化的经济不安全越来越成为正常的状态。

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第三卷中关于金融资本的观点十分零碎和粗糙。已经提出一个主要的主题：在任何给定时期，金融资本从剩余价值的（逻辑）再分配中获利，这是世界市场框架内必定发生的过程。至少存在着一个最宽泛的理论轮廓（至少存在着一系列形式化的事实）将金融部门和过度积累危机联系起来。

金融资本集中了一部分可以流向新工厂、企业以及在长期内预期获得剩余价值的一些部门的投资基金(Marx，1981，567)。像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世界市场内金融资本的流动会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的少数地点集中，随即也进行了跨边界的分配。通过信用货币和虚拟资本，基金可由暂时闲置利润、折旧基金及金融部门的风险储备组成(Bellofiore，1989)。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Marx，1981，572；参见1971，122)[⑤]。

一旦发生过度积累，生产过剩部门的投资率会明显下降。大量投资资本再次形成，并寻找未来具有高增长潜力的部门(deBrunhoff，1978，47)。当这种部门被找到后，整个世界市场的的金融资本就会流向那里。如果这种流动足够多，就会形成一种资本资产膨胀的后果(Toporowski，1999，2)。对于未来收益的预期就成为次要目标，购买金融资产以随后卖出这些资产而获利为目的(Marx，1981，615-6，742)。资本资产的以前（帐面）所得作为购买更多的资本资产的借款抵押，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从而使资本资产膨胀得更加迅速(Guttmann，1994，303-04)。但是，在这种投机泡沫形成的过程中，金融资产在本质上仍然是对未来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当不断增长的价格并不能被未来的利润所补偿变得十分明了时，投机的泡沫就会破灭，金融危机随之发生。在第三卷中不多的几处，马克思讨论金融资本时，明确指出《资本论》中的本质规定潜在地就是世界市场的规定。他在那里描述的金融危机显然影响着作为总体的世界市场，并不局限于地理边界范围内如英格兰或任何特定国家的经济。

过度积累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趋势的相互联系，表明积聚和集中化对前者的影响也扩展到后者。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贷款和虚拟资本的贬值会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发生。个别资本和地区资本会试图将贬值损失转移到其他资本上。最重要的，资本试图将尽量多的损失转移到雇用劳动力和他们的团体上。全球混乱和普遍化的经济不安全逐渐蔓延到了整个世界市场。

阶级

第三卷，甚至整个《资本论》，都伴随着一些关于“阶级”这个范畴的简单观点(Mattick，即将出版)。如果《资本论》第一卷开篇讨论的商品流动是潜在地跨边界的，如果所有形式的货币都与世界货币相联系，如果作为资本形式核心的社会关系在世界市场上展现出来，必定会影响我们对“阶级”的理解。如果生产链条、合并和并购、分包都跨边界延伸，并被交往和交通技术必然的进步趋势所延长，也会影响我们对“阶级”的理解。如果社会总资本情况下的再生产必定会通过商品和投资跨边界流动发生，当部门内或部门间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将不同国家的企业联系起来，也必定会影响我们对“阶级”的理解。最终，如果世界市场范围内不均衡发展、过度积累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系统趋势是资本形式的必要规定，也不会对我们关于“阶级”的理解毫无影响。从所有这些资本的规定中可得出相同的结论：《资本论》最后关于阶级的讨论表明了跨国界阶级的形成趋势。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劳动者阶级都会在世界市场的层次上被客观定义。

当然这些趋势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各个时期下并不都被同样的展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它们是潜伏着的。毫无疑问，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化过程必须在跨国阶级形成的必然趋势以前进行，这是一个显然还没有结束的的历史过程。这并不表明各阶级都同时可以意识到他们客观的跨国界认同。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组织、领导层以及意识形态都可以极大的促进或阻碍从“自在的”（跨国界）阶级向“自为的”（跨国界）阶级的变化(Robinson & Harris，2000)。尽管如此，一旦我们理解了马克思在三卷伟大著作中考察的社会形式如何潜在地将世界市场作为资本社会形式的顶点后，我们就不能将跨国界的阶级认同的形成仅仅作为一个偶然的过程。这种认同的产生具有一种必然的结构性趋势，是完整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所固有的趋势。

国家形式

试图展示世界市场隐含在马克思理论体系庞大的写作计划中涉及到的部分是一会事。但显示出在未完成部分中——即在关于国家的那一卷中什么是隐含的则是另一会事。但这一卷中可能涉及的内容我们可以建立在两个相对不容置疑的假设上。第一，任何完善地关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必须探讨国家在促进资本积累再生产中的作用。第二，任何关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探讨国家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每个主题的考察都有利于我们理解为何“世界市场”是马克思辩证的资本理论体系中的顶点，促进我们对这种社会形式规定的理解。

迄今为止在这篇论文中，我已考察了《资本论》中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主要层次，并试图表明世界市场隐含在每个阶段。以下对国家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的分析和这种分析对我们理解世界市场的含义将会不断采用这个方法论原则。我会再次简要的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各个层次的主要阶段回顾一遍。但前提是国家形式已潜在地作用于理论的各个层次。随后我将表明，在体系的各个层次的每个阶段，国家的隐含作用都必定与世界市场相联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被定义为一个普遍化的商品交换体系。像霍布斯和洛克所说的，国家促进资本积累的最基本方式是制定和保护作为普遍化商品交换必要前提的商品的财产权。由于在普遍化的商品交换中跨边界流动必定不断出现，国家对财产权的承认和保护不可能被限制在本地财产拥有者之间。国家的司法机构调节着世界市场中的商品流动。

       如果普遍化的商品交换包括跨边界的商品流动，如果货币是这些商品价值的唯一客观的社会衡量标准，各国通货间就必须产生联系。这就意味着一切地方货币形式必须最终被其与世界货币的关系定义。甚至自由主义者也承认世界市场需要国家（特别是他们的中央银行）之间制定“适当的”的货币协定，这种货币协定涉及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各国通货与世界货币形式之间的关系。各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调节着世界市场范围内的货币流动。

劳资关系是资本形式的本质的社会关系。劳工立法总是潜在地包含在这种关系中，涉及从劳动的组织到对工作条件管理的规则。由于劳资关系最终潜在地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发挥影响，关于这种关系的国家立法必须达到这种广度。限制或鼓励国外投资的国家政策显然对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对劳动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的能力起关键性的作用。另一个相关例子是在出口加工地区，通过立法否定工人拥有经济中其它地区工人获得的法定权利，或国家政策在这些地区事实上并没有执行法律上的劳工权利（后者在当代全球经济中可能更加重要）。政府准许或限制进口的决策也会影响劳动关系，只要外国竞争者排挤掉本地生产者，这种决策会产生大量失业。简言之，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国家劳工政策，调节着世界市场中对可变资本投资的流动和世界市场范围内生产的各个地区冲突力量的均衡。

第一卷结束部分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考察阐明了一种资本积聚和集中化的必然趋势。这个过程要求公司法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而逐步扩大。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发展，司法机构表述和定期修改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特征，如何解释公司法人的定义和可被或不被承认的企业间相互作用方式就是两个这样的例子。我曾在前面说过，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积聚和集中化的动力会提高跨边界直接投资、分包、合并和并购以及生产链的水平。所有这些趋势都要求国家扩大相对外国资本的公司法人权利。最后，积累过程也必定与劳动跨边界流动相联系。国家的移民法、失业和福利政策等等显然调节着这些流动。

在第二卷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再生产图式中所考察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必定发生在世界市场的层次上。两大部类内部或之间的商品和投资的跨边界流动，在资本循环的不同时期要求国家发挥作用。国家政策可以鼓励或阻碍这些流动，从而降低或阻碍资本简单或扩大再生产的难度。

通过技术创新获取超额利润的动力在第三卷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理论抽象的一定层次上，这种动力为生产价格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在更具体和复杂的层次上它是世界市场不均衡发展的理论起点。在世界经济的条件好的区域中，国家在建立和保持一个创新和超额利润的良性循环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Kantor，1995)。在条件差的区域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在避免低创新和低利润的恶性循环的努力中成为关键性因素(Wade，1990)。这两类国家计划都涉及到国家资助的教育和训练、基础设施和研究的国家基金、正式和非正式的国家、企业、劳动精英之间网络关系的形成、对经济增长特别重要的特殊项目上的国家/企业的合作安排，从而“裙带资本主义”是世界市场的必然特征，尽管这体现在很广泛的形式上。

追求超额利润的动力也是第三卷中略述的过度积累和金融危机理论的重建起点，随着资本积聚和集中化的发展，危机日益在世界市场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对于此类危机的处理，以及使危机处理建立在国际范围内的尝试。由于一直缺乏拥有创造信用货币力量的国际货币机构，提高世界经济流动性的责任最终落到了各民族政府身上。一些国家还保留着国家干预，以减少特定参与者的损失威胁全球市场的能力，例如阿兰•；格林斯潘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解救机构。进一步说，投资者继续要求国家通过将损失转移到工人、失业者、年老者等身上，来“社会化”全球经济下滑的损失。社会化这些成本的一个方式就是国家接管私人债务，就像最近日本和韩国政府在亚洲经济危机之后所作的那样。

最后，《资本论》以马克思对“阶级”这个范畴的简要评论结束。所以有理由说跨国界的阶级认同的趋势内生于资本形式中。国家在跨国界的“自在的”阶级演变（或不演变）成跨国界的“自为的”阶级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政府为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商提供了关键性的制度基础，以分享跨边界的阶级利益，讨论促进这些利益的政策建议，解决那些选择和执行政策中的冲突。

这些考察证明了以下结论：尽管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跨边界的流动在增长，但不代表世界市场具有形成一个同质经济区域的内在趋势。资本积累的特殊前提必须由特定的国家提供。世界市场不仅以资本单位的多样性为特征，也同样以国家的多样性为特征。就像资本的多样性并不仅仅是资本的简单集合，而是一种拥有自己财产的体系一样，国家也被嵌入一个具有不可简化的规定的国家体系之中。

从国家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到国家嵌入国家体系中的理论转变，可以发现上述每一种政府活动的形式都必定产生一种国家之间合作和冲突的潜力。世界市场中商品流动的经常性、对货币汇率的管理、对无国界投资者和公司授予的法定权利、治理移入劳动力跨边界流动的原则、从境外获得所需要的原材料等等，都时常需要国家之间的协商。这些协商可能达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协定，也可能在面临被未解决的冲突所中断。具有自身理解水平的国家间体系会从各国之间偶然和复杂的合作和冲突方式中显露出来。一些世界市场的系统特征可以从各种不同的偶然性中被辨别出来。

       首先，世界市场必定隶属于“全球治理体制”，尽管为体制可能存在的缺陷和不一致性所困扰。换句话说，资本形式要求a)世界市场内跨边界商品、货币、劳动力以及投资资本流动所遵循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及b)试图表达、修订和执行这些规定的组织。现今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贸易组织显然就是这类组织的例子。像以前一样，制定和保护全球体制的组织也由特定国家的部门来组织。美国财政部也许是当代全球治理体制的核心力量，就像早期的英国财政部那样。

其次，国家体系内国家权力的积聚和集中化趋势与资本积聚和集中化的趋势一样。就像经济中的主要部门被少数企业所支配，国家体系也会形成一种强国和弱国相互依赖的等级制度。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强国会成为创新和超额利润良性循环的一部分，即为发挥有效作用的国家机构的发展提供资金的循环。弱国被嵌入一个不能为这种相当有效的国家能力的发展提供物质前提的恶性循环之中。强国建立和保护世界市场中的全球治理机制。

国家间冲突的持续存在必定加强特殊的军事部门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这就会出现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即通过军事干预解决政府间冲突。军事行动的威胁甚至存在于没有采用军事力量的时期(马克思，1976，915ff.；Chomsky，1996)。在国家间协商的过程中，在建立、维持军事机构或潜在地威胁采用军事干预上，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有同等的能力。其中国家之间的强弱区别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特征。

第三，在强国的周期循环中，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有成为强国的机会。资本主义扩张的每一次长波都有各自具有高速发展率的部门，这些部门的领先企业会被一个具有强大军事能力的、日益兴起的霸权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和资助。在阿瑞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中霸权力量兴起的著作中，经济扩张的新阶段开始于一个庞大支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支出从狭义地计算收益和损耗来看也可能是正确的。国家声誉和军事战略（“领土逻辑”）为对基础建设、研究和发展等的资助和投资提供了动力，且远远超过按“资本逻辑”认为是正确的收益(Marx，1976，919)。在资本主义历史中，霸权地区因此通过国家的能力的有效运用赢得了他们的霸权地位。他还展示长波扩张阶段的消失与对霸权国家在国家间体系中地位的下降相互作用。当既定区域的获利机会最终开始下降时，金融资本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向其他地区流动，最终国家的霸权地位(Arrighi，1994)。

最后，强国和弱国之间的等级制度以及在国家体系中霸权的上升和下降，在世界市场内通过一些深刻的方式以资本循环形式影响价值的流动。特别是，不均衡发展、过度积累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趋势都被大大地加强了。

不均衡发展

世界市场内商品跨边界流动不一定会自动趋向均衡。一些国家出现贸易赤字，一些国家就产生贸易盈余。若赤字国制定紧缩性政策，盈余国增加公共支出并提高工资，均衡就有可能实现。于是赤字国进口减少，盈余国家刺激国内消费则会让他们增加进口减少出口。盈余国家劳资关系的逻辑必定会阻碍这种系统的调整。国内工业可以以高工资会减少利润为借口来阻止膨胀性政策。盈余国的政治精英则更希望积累外汇储备来平衡盈余，因为这会提高盈余国政府在国家间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这些储备随后可以贷款给赤字国。

一旦债务国可以利用全球信用市场，这种不均衡的情况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世界市场内不均衡发展的结构趋势在四个方面被加强。首先，产生了持续不断的从债务国到债权国的资本逆向流动。其次，债务国的负担远比系统地应对国家贸易赤字和盈余所产生的不均衡的负担大得多。债务国易受因低利率和再分配性质的社会政策而发生的资本外流的攻击。所以不论政治体制情况如何，利率会倾向于提高，经济紧缩方案也会更加严格。第三，偿还资本进口的需要导致债务国越来越集中于出口品的生产。由于上述因素，这些出口多是不包含产品或过程创新的工业和农业产品。由于越来越多的债务国家出口这类商品，世界市场价格会停滞或下降，从而强化了不平等交换的趋势。第四，当产生不均衡的时间持续很长之后，如果过度负债和过度盈余间的不对称突然以危机形式爆发，会强迫弱小的债务国进行残酷的调整(Guttmann，439-40)。

赤字国承受调整损失的总体趋势有一个例外：当一个霸权国家政府陷入赤字时，一般说来，该国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避免这种损失。这就引出了作为世界市场另一个本质规定——“铸币税”的概念。在《资本论》一开始，我们就已说过，所有货币必须最终被其与世界货币的关系定义。从国家间体系的角度，考虑世界市场的本质规定，可以使我们更具体的理解这个论点。

什么是世界货币？商品货币在一个既定时期内是否被社会承认，资本主义具有一种信用货币和纸币越来越集中的总体趋势。在作为国家间体系基本特征之一的国家等级制度给定的条件下，不是所有形式的纸币都同样具有成为世界货币的机会。霸权国家的通货在世界市场中居于一种特权地位；这种通货事实上成为世界市场上主要的世界货币形式。结果是霸权国家必定在世界市场上享有某些特权。一方面，它不会面临着其他国家在创造信用货币能力上的限制。另一方面，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可以为大量贸易赤字提供资金而不必承担其通货价值贬值的损失。这些特权取决于外国行为人出于国际支付和投资的目的而对世界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储备通货的需要和期望。只要霸权国家不断地获得信用，即只要贷款不断被新的贷款扩大，贸易赤字也越来越大，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世界产出被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国内市场所消费。保持这种状态的唯一成本是新贷款的利息费用。从伦理角度讲，这种状况肯定存在着一些非常不合理的事情。世界经济中最贫困地区制度化的节俭必定与最富有地区最富有部门的过度消费主义相联系，这些富有的地区同时恰恰也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债务人。

过度积累和金融危机

铸币税不仅恶化了世界市场内不均衡发展的系统趋势。这个因素也使我们用一种更加具体和复杂的方式重新思考世界市场过度积累和金融危机的趋势。霸权国享有不断扩大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与境外资本的流入相结合，使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的领先部门中内生的过度生产能力继续发展，并远远超过原有水平。世界市场的这个系统特征与现今经济史的相关性可以表述为：

由于自身通货具有类似世界货币的垄断地位，[美国]是唯一具有控制外部赤字能力而不受拥有外汇储备数量多少的限制的国家。因此，与我们的货币不具有世界货币垄断地位相比，我们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执行更为刺激性政策、避免衰退性的政策调整(Guttmann，1994，114-15)。

作为直接结果，世界市场内固定资本过度积累的系统趋势被极大地恶化了。世界市场内资本过度积累越多，随之而来的资本贬值就越残酷(Brenner，1998)。

关于金融危机，最先要考虑的是上述情况的“一般”状态：

作为[世界市场内]关键货币的发行者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之间存在着矛盾。前者的地位取决于保持一个稳定的通货，但后者则助长了低汇率(Guttmann，1994，xx)。

       在世界市场范围内作用的价值规律——甚至霸权国家也在它的制约之下——的一种作用方式是强迫霸权国家也徘徊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之间。日益增加的通货投机和外汇市场的不稳定性成了“一般”状态，因为国际投资者为了寻求更多的获利机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套期保值”以避免通货风险。

如果霸权国家仍然具有实现未来超额利润的创新能力，世界市场内的金融流动就会变的更复杂。情况是否如此还不一定。若确实如此，如何实现这种情况需要一系列的必要条件。作为铸币税收益的过度信用货币创造和资本流入会全面地加剧上述资本资产膨胀。金融资本的流入会以一种自我保持的动力，强化了新的创新部门虚拟资本的价值不断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与这些部门中未来利润的任何合理评估无关。这种情况下，铸币税导致的资本资产价格投机泡沫远远超过不存在铸币税条件下的投机泡沫。铸币税的收益推迟了清算的到来。但迟早，固定资本的积累会超过可用未来利润（未来生产的剩余价值）补偿的固定资本是显然的。在此之前产生的不均衡越大，随之而来的社会混乱就越厉害，无论是特殊的霸权国还是作为总体的世界市场都是如此。世界通货的大规模流动可能在此时发生，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瘫痪。这些考察表明，极端新自由主义者在宣传“国家死亡”时是多么错误，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也犯有同样的错误。国家形式嵌入世界市场这个系统的总体。即使国家体系中的霸权国也无法避免治理世界市场的价值规律的作用。(Smith，即将出版)。

根据我们对世界市场——马克思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规定中安排的最终范畴——的考察，现在是作出实际结论的时候了。简单地说就是：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部根本的矛盾和社会对抗。进一步解除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管制、民族主义的复兴、“国际金融的新结构”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社会民主政体的企图都不可能扭转事态本身。只有一个与资本形式的革命性决裂，才能实现这个世界性的历史任务。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式的系统辩证法的顶点所宣称的。